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然同过去的现实主义有所不同。但儿子的身上总还流着父母的血液，它们之间还有相同之处。
其实，恩格斯也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预言过。他认为将来要来完成的文学是“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三者之完美的融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
在没有大工业和无产阶级还没有产生以前，在人类历史的动力没有为马克思所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没有确立以前，人们是很难自觉地意识到历史内容的；因之，也很难主动地掌握现实的客观法则，并产生能预见未来面貌的深刻的巨大的思想。因为，在过去社会中，“人们总是这样来创造历史的：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自觉抱定的目的，而这众多的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意向及其对外界发生的各种影响总结起来，便是历史。”每个人有自己的意志和欲望。“意志是由欲望或思考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欲望或思考的发动力，往往是性质极不一样的。这一部分可能是外界的对象，另一部分可能是理想性的动机，如功名心、‘为真理正义服务的热忱’、个人的憎恶，以至各种纯粹个人性的癖好”。但是，“在历史领域内起作用的许多个别意向所引起的后果大都不是所期望的，而是完全另一种的、往往是恰恰跟所期望者相反的”(以上引文均见《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所以，在过去社会里，人们如果能够从外界的对象给予人的影响来描写人，能够从个人的憎恶、癖好、热忱以及其他理想性的动机来描写人，那也能或深或浅地反映出现实的真实面貌，但很少能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从“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来描写人和人的生活，从而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诗人真实地反映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社会生活面貌，但诗人却还抱着“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他并不意识到“历史内容”——这个封建制度的剥削本质。但我们的杜甫，毕竟还是中国文学史上数一数二的现实主义的大诗人哩。“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不同于过去的现实主义的，也是为过去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不能企及的。
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总是从进步的历史时代和广大的人民生活中汲取其源泉的。所以，现实主义的作品总是具有深厚的人道主义和丰富的人民性的。没落的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自然有他们的文学，但不可能创造现实主义的文学。而且他们的文学，一定会随着他们的阶级的消灭而消灭的。因为他们反动了，“反”历史的“动”，也就脱离了历史现实的内容了。在这里，说现实主义本身有什么阶级性，就不大妥当；但说现实主义的作品有一定的阶级内容，那自然是可以的；不过这也是从作品的客观的社会作用来说的。这里的阶级内容或阶级性是指作品中反映了每一历史时代新兴阶级的进步的要求和利益，反映了被压迫的人民的要求和利益，但这也不一定同作家的主观企图、作家的世界观完全相一致的。
列宁的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那是在无产阶级已经自觉地负担起改造世界的历史任务的时代提出的。这个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已转为帝国主义的时代，而帝国主义的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已作为历史舞台的主人而出现了。无产阶级要把文学从对钱袋的依赖的可悲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使它随同自己一同登上真正人类的历史舞台，为千百万的劳动人民服务。并且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去召集创造历史的主人的队伍，要根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去描写劳动人民的过去、现在的生活和斗争的经验，来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高成就，指出人类无限光明的前途。这一切，列宁管它叫做“自由的文学”。因为它是自觉地而又真实地反映现实的历史内容的。在这里，列宁是把党性作为作家的自觉的阶级思想和阶级观点而提出的，是作为作家用它来对待现实、研究现实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提出的。但这远非过去现实主义作家所具有的品质。对过去现实主义作家而说，“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那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典型形象的“人”来说，也不是仅仅具有阶级性而已。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人，那么，人有他人类的共同性，还有他阶级的特殊性。从阶级社会来看人，那么，人有他阶级的共同性，还有他个人的特殊性。而我们是处在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时代里，任何人的性格里总有阶级的烙印，即阶级的特性，所谓人类的共同性，正如恩格斯所说是少得很可怜的了。然而，每一个人所具有的性格还是“阶级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我们的文学也必须强调为阶级斗争服务。那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但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最终目的，正是为的要消灭阶级斗争。艺术的最大使命是要把人类的灵魂从阶级束缚中解放出来：“穷困而又充满忧虑的人是不能够理解最好的戏剧的：珠宝商人仅只看到货币价值，而看不见珠宝底美和特性。”这就是因为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束缚了他们审美的感觉。“因此，为了把人的感觉加以人化，以及创造与之适应的人的意义以求理解人的本质的一切丰富性与自然的一切丰富性，那就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人的本质加以对象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使人在这对象化的艺术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一切，从阶级的解放中解放了自己的灵魂和精神世界，并且从而发展作为真正人类的优美品质——共产主义的精神品质。
我们是为了爱，才学会憎恨的。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为无产阶级事业而献身的阶级战士，都有对爱情的追求，对美好事物的喜爱、生的欢乐，死的厌恶、自由的热爱、幸福的期望……而这种个人的愿望和要求是和人类的共同的愿望和要求相通的。为了阶级事业，战士是可以舍弃这一切的愿望和要求，甚至贡献出
自己的生命，但正是战士要把这些愿望和要求成为人类所共有，他才献身于阶级事业的。无产阶级的战士是要把阶级社会改造成为能够共同享有幸福、自由、爱情的真正人类的社会而战斗的。高尔基说，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社会：“当着个人转向工人群众的时候，他这样做也不是为了群众利益，而是希望工人群众在毁灭了资本主义之后保证他有着思想自由、行动自由。”而社会主义的社会，正是保证“每个公民都享有发展自己的能力、天资、才能的广大自由”的。所以他要求个人：“要忠实地对待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英勇的工作，”要劳动群众明白：“他们的劳动仅只为着自己”(《苏联的文学》)——通过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英勇工作，为自己创造更广阔发展的前途。人是这样地转向于无产阶级事业，而无产阶级事业又是这样地来保证个人的广大自由的。仅仅概括了人的阶级特征，而没有个人的独特的东西——这些个人的独特的东西，正是通向于人类的共同愿望的实现的·那还是不能创造典型的。
说“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的表现的基本范围”，这固然不能解释过去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中的典型形象之所由产生，而且也会局限了创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典型的广阔而自由的道路。因为这就等于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只要表现了他的自觉的阶级性就行了，那还是把典型规定为仅仅反映社会力量的本质，并和社会力量相一致的这一定义的引申罢了，这样的说法，又怎么能不叫人们去创造那灰色的暗淡无光的公式化的人物形象，来符合这个原则的指示呢?
那么，怎样来理解党性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典型的关系才是正确的呢?我以为，党性既然是自觉的阶级规定性，那就是属于艺术典型的创造者作家本身的事。无产阶级的党性，也就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首先以这个世界观为指导，来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群众，一切阶级，一切社会，然后才进入于艺术创造过程。而当作家进入于艺术创造过程的时候，那就必须依照现实主义的方法，艺术地和形象地来进行概括人民、群众、阶级和社会等等特征；这才能使作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品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总是通过人物的生动的和丰富的活动(情节）的展开，通过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刻画而显示出来的。这样，无产阶级的党性乃是作家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是作为对待现实的看法，作为研究现实的方法而使用的武器，而不是作为艺术典型的直接表现的东西。党性可以作为摄取现实的“镜头”，艺术家可以借它来正确地反映现实，真实地创造典型。但党性却不等于现实，也不能直接地表现为典型。这正同照相机的镜头不能作为艺术摄影的底片而表现出来一样。党性不通过现实生活的对象化，不通过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与个性化，就没有现实主义的艺术，也没有现实主义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