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地到来的时候，赵树理的《三里湾》的出版，是深合时宜的；同时，对我国创作界来说，也是一桩难得的收获。
《三里湾》的作者赵树理是以善于描写农民生活为我们所熟知的。《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这些作品，早已为我们的读书界所广泛传诵。《小二黑结婚》还经常作为我们广播和地方戏的题材。这也可见；我国人民是热爱我们作家的作品的。
在赵树理的作品里都洋溢着作者对农民的热爱。作者的感情和农民的感情融成一片。他非常熟稔农民的生活，理解农民的喜爱。他并不较量作家这个光荣的称号；他只愿怎样为农民写些通俗的书，使农民爱看和爱听。他善于利用中国民间文艺的传统形式，在故事的递嬗和人物的对话中来传达人物的性格和思想。他比较少用环境的描写、肖像的刻画和心理的描写来创造人物。因为，这在他看来，在今天还不能为农民所接受。但正因为这样，他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好像中国的水墨画似的描绘出形象的精神的一面。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还是比较有生气的，能使人记起的。
过去赵树理的作品，主要是描写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这有两个方面：反对封建地主的剥削和欺凌，象《李有才板话》；反对封建社会的腐朽习俗和不自由的婚姻制度，象《小二黑结婚》。自然，还有描写阎锡山这个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农民受苦生活的故事，像《李家庄的变迁》。但不论怎样，“反封建”总是赵树理作品的基本主题。因之，在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大都是这样的：老年的一代，经受了生活的苦重压迫，懂得了一些生活的道理，不甘附恶，但又为习俗所俘虏，权势所迫胁，只能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他们的哲学是“熬过出头的日子”，等别人来解放自己。他们是仁厚的、善良的。青年的一代，则显出倔强与“调皮”，敢于按照自己的愿望，进行曲折的斗争。他们之间，有的还极为泼辣，藐视“权威”和习俗，敢作敢为，显示出了劳动人民的好品质。象《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二妞，象《李有才板话》里的小顺，《小二黑结婚》里的小二黑和小芹。这是赵树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但还另有一种农民的形象：机智而幽默，受到压迫和欺凌，还是泰然处之，乐观得很。生活指示他真理：看清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并且善于概括村中所发生的事件，编造快板，臧否人物，用来团结自己，反抗敌人，这就是《李有才板话》里的李有才。可是不论他们怎样正直，富有正义感，懂得生活的真理，他们真的起来反抗，却总是在共产党政权建立之后。看来，他们的反抗，大都是出于他们的阶级本能，还没有达到阶级自觉的高度。这也许由于赵树理沉浸在农民的自然感情里，没有给予应有的提高的缘故。
《三里湾》在描写农民的自觉精神方面，看来是前进一步了。其中，突出的人物已经粗具工人阶级性格的萌芽。它所展示的农村生活面貌和农民的性格，较之赵树理过去的作品是有些不同了。
《三里湾》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中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小说。据作者自己说，它取材于太行山区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试验地区。这还是在一九五一年春天。到了一九五二年，作者又亲自去那里参加了并社、扩社的工作。至一九五三年冬天，作者开始写这本小说，一九五五年春才完成。而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几十万个，成为农村社会主义**到来的形势了。这就使《三里湾》这本小说，虽然以作者当时所体验的生活材料为基础，却也赋予它以一定的远景的瞻望和“理想”的因素。
从《三里湾》的整个艺术构成来看，作者是下过一番构思工夫的。作品沿着秋收、扩社到计划开渠这样一个线索进行。但作者所着重描写的则是家庭生活的矛盾和婚姻事件的变化。全书大致可以分做这样四个段落，除《从棋杆院说起》一节，综述了三里湾的老解放区的概括的面貌外，首先作者着重描写了两个家庭的生活的对比情况，这就是以党支部书记兼副社长王金生为中心的“万宝全”的家庭生活和还想死守住封建习俗和个体经济基础的马多寿的家庭生活。其间还穿插上一个党员袁天成家庭的两个落后人物(他的老婆“能不够”和女儿袁小俊）的描写，接着，进入于秋收的正面描写。一方面暴露出多留“自留地”的社员袁天成的秋收的困难，另一方面又揭发了身为村长、党员，但不愿搞合作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范登高赶买卖的“秘密”。再次，作者插上了一大段县里派来的何科长的检查工作的描写，把三里湾作了个综合的“鸟瞰”，展示了三里湾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前途，归结到计划开渠的必要。最后，作者展开了在三里湾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的斗争：从党内对范登高和袁天成的斗争起，到马多寿家庭生活的分裂，三对青年男女婚姻事件的变化。这样，三里湾的最后一个顽固的堡垒被攻破了，开渠计划也就得以实现了。人们的生活和相互间的关系，围绕着合作社的发展而变得和谐和合理了。故事的整个进程是比较自然的，也富有生活气息的。因而也能够“引人入胜”，使读者一口气读完。
《三里湾》描写的全面性和故事的完整性，并赋予远景的规划和瞻望，这是这篇小说的一个成就。
其次，《三里湾》的成就还在于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而带来的农村生活面貌变化的刻画。这变化首先反映在家庭生活上，其次也反映在青年男女的婚姻问题上。反映在家庭生活上的是“以社为家，没有二心”的新的家庭生活的建立，和一心想抵抗合作社，死守个体经济残余的旧的家庭生活的破灭。这里就有很高的真实性。谁都知道：中国的小农经济是以家长制的封建家庭生活作为保证的。家长的权威、迷信的习俗、家庭间相互的倾轧，正是小农经济私有制在家庭生活中的反映。所以像马多寿的那样家庭生活的破裂就成为合作社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必然引起封建家庭生活的改造，这是生活的本质方面。作者以家庭生活的变化为背景来写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抓住事物的本质方面的。这不仅使作品中的生活面貌丰富而多彩，而且也使各个人物的精神世界之间的个体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矛盾反映得更为深刻些。
在家庭生活的变化中，作者还特别强调了党和团的作用。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范登高，一方面受到党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受到青年团员女儿灵芝的指责和抵抗。想死守封建堡垒的马多寿家，一方面受到军属和青年团员陈菊英要求分家的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青年团员马有翼的揭露和闹“革命”。以党和团的力量组织起来的适应于合作社发展的农村社会关系就成为改造家庭生活关系的动力了。这就难怪马多寿的老婆“常有理”总是责怪自己儿子不听爸妈的话，而听“小爸小妈”的话。青年团的组织在她的眼中就成了“小爸小妈”了。
在男女婚姻事件上，人们的恋爱观点也有了显著的改变：范灵芝自以为是个农村知识分子，只有马有翼才配得上爱她。但一看到马有翼的窝囊行为，王玉生的高贵的劳动人民的品质，她就转变了念头，敢于向玉生提出自己的愿望。玉梅也只有在马有翼决心实行家庭革命而愿意参加合作社时才答应有翼的要求。袁小俊，这个受母亲“能不够”的唆使而和玉生离婚的女人，也只有自己参加了劳动以后，才能与满喜相结合。共同劳动成为青年男女的结合基础。这又是农村中新出现的生活面貌，反映了在农业生产的改变中也改变了青年们的思想观点。
再次，《三里湾》的成就还在于几个人物的精神面貌的刻画上。据作者自己说：“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的确，在《三里湾》中的袁天成老婆“能不够”和马多寿老婆“常有理”这些落后的形象，是写得生动的，可笑的，作者讽刺的笔调常常应用在这些人身上，使人感到轻快。但新人物中，象敢作敢为的农村知识分子范灵芝，象热心公共事业、爱代人抱不平而又喜好劳动的王满喜，象屈服于封建权威、软弱窝囊但依然敢于“革命”的另一个农村知识分子马有翼，都还写得传神的。但较之作者过去的作品，在《三里湾》里出现的另外一些人物则是具有更新的精神面貌的，这就是王宝全、王金生和王玉生这三个人物。作者曾借着袁天成老婆“能不够”的话，侧面刻画了这三个人物的精神面貌。
……玉生他们那一大家人，心都不知道是怎么长着的；金生是个大包单，专门在村里包揽些多余的事——像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呀，开水渠呀，在别人本来都可以只当个开心话儿说说算拉倒的，一加上个他，就放不下了。玉生更是个“家懒外头勤”，每天试验这个、发明那个，又当着个民兵班长，每逢收夏、收秋、过年、过节就在外边住宿，根本不是个管家的人。老万宝全是个老娃娃头，除不管教着孩子们过自己的日子，反勾引着孩子们弄那些没要紧的闲事。
作者也的确用这样的精神面貌来创造这三个人物的形象，虽然这种精神面貌已不同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私有观点极强烈的农民的精神面貌，也不同于民主革命时期那些翻身农民的精神面貌。但较之“能不够”“常有理”这些旧一代人物，就要逊色了；他们的个性是不够完整的，仿佛还没有直立起来似的。自然，他们
的性格的主线还是分明的：“万宝全”是当过长工，而又是木工、铁工、泥瓦工……什么都能来一手的农村手艺工人。这确是我国每一个农村中总有那么一二个人的出色人物。他是农村工人阶级。王玉生继承了这个传统，进一步钻研工具的技术创造。“能不够”说他“家懒外头勤”，实际上，他确是全心全意浸沉于社的公共事业中，到了忘我的地步。在他为了要和小俊离婚，走到村政府去时，一经别人指出洗场碳任务没有完成，他就马上回心转意去赶工作任务，对自己私事不再有所计较。也许有人以为王玉生的形象多少带些“理想性质”，恐怕正是这种“理想性质”，才反映出农村工人阶级的性格的成长过程。这是个新型的人物，将会在我们的农村中大量出现的。作为党支部书记和副社长的王金生的形象，具有另外一种工人阶级性格的特征：他善于发现问题，也善于按照事实的发展考虑问题，解决问题。作者在《奇怪的笔记》的叙述中就比较生动地写出了这个人物的关心全面的忘我精神，这是小私有者农民性格新的突变。他还善于处理党内的关系和党群的关系。他对范登高的教育与斗争，虽然显得软弱了点，但他对陈菊英分家的处理和“刀把上”地的争取，却能实事求是地采取解决办法。这是一个虽然文化很低但懂得政治、善于处理工作关系和人的关系的农村党的领导干部的较为生动的形象。而这三个人物正是具有工人阶级的理性和自觉精神的形象，是在赵树理过去作品中所很少出现的新人物。这正也反映了今日的农村改造已不同于土地改革时期，而是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这个基本的特点。
正如作者所说，他没有写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今天的农村改造，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建立、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同时，也就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深化。我们在《三里湾》里还感觉不到这一种斗争的气息。但也许由于《三里湾》是取材于一个老解放区和中国的富农经济本来就不发达这两个原因，所以这一阶级斗争就没有像肖洛霍夫在他那《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所展开的那样的激烈。同时，从目前我国农民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合作社的飞跃发展的事实上看来，也说明我国农村的富农的抵抗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显然已为形势所迫，处于“自动缴械”的地位。因之，作者所认为《三里湾》中的一个缺点，也许正是我国农村某一特定区域里的生活面貌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