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固然也有“彻底”论者的批评家，正象鲁迅先生在《“彻底”的底子》里所说的，“……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彻底改革不可！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到哪里去了。谁来‘彻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然而文艺家又是不‘彻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彻底’的好的文艺。”但因之说批评家就把好作品骂走了，那也不一定的。真的是好作品，是怎么骂也要在别人的眼里活下来的。因为，我们的读者不是“阿斗”，还是有眼光的。“不过”正也象鲁迅先生所说，“如果有人吵闹，有人漫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他于是象一个落难小生，纵使并无作品，也能从看客赢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泪。”这倒真的成为“批评批评，世间多少作家，借汝之骂以存”了。现在，“百家争鸣”以后，从前很多写批评的人不见了，“失踪”了；而批评“批评的”批评家出现了。仿佛过去几年我们没有太多的好作品，全是批评家的责任。这是颇为吃不消的罪名，批评家只好失踪了事。
有作家总还得有批评家。作家是社会的批评家，批评家是“社会批评家”的批评家，本来是相互唱对台戏的。既然是唱对台戏，那就不在于骂倒别人，而在于各自唱得好戏。至于批评家有一定“标准”，那是理所当然的。鲁迅先生说：“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唯美的
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那就才是怪汉子呢?……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这里所谓圈子，也就是标准。批评家可以有各自的标准，但批评家的标准不一定就是作家的清规戒律。批评家不是法官，一下笔判几年徒刑，就非去坐几年的牢不可的。批评家说：我的标准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并不是就等于叫作家光去写政治，不要艺术。作家的写作过程，可能同批评家看作品到写批评的过程刚刚相反，作家总是首先对生活有所感受，之后看出它意义，之后来写作。在写作时却是贯彻意义于其所感受的形象里的。这该是有艺术而后有政治。如果因为批评家强调政治，而作家就放弃艺术，那就是说明这作家还不是个独立的作家。
但为了繁荣创作，批评的标准的确须要放得宽点。宽到怎样程度呢，要看实际需要情况。我们虽然在建设社会主义，但终究是个贫乏的国家。解放后世界名著出得不多，古典名著也整理得不多。过去的“商务”和“中华”出了不少的丛书之类，虽然不免有些滥，但还可在其中选择较好的东西，多多重印一下，这也是继承遗产的一个办法。而我们有些人对过去世界名著的介绍工作和有些古典文学的整理工作，抱有一概否定的态度，仿佛什么都得“重起炉灶”，这是不对的。今天创作界是活跃的，但坚实的作品究竟还不够多。我们的电影界还须重新记起巴金的《家》《春》《秋》的三部曲，虽然是对名著的留念，但也可以看出当前足以吸 引观众而可改编为电影的大作品不很多吧。在这读者急需有东西的情况下，批评家的标准就得放宽，鲁迅先生希望批评家的有三点，即“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我以为这第三点很重要。鲁迅先生把这点叫做“吃烂苹果”的批评法，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因为没有，还是“救一救急吧”。
说到没有，那对我们是太多了。《文艺报》要批评朱光潜的美学观点，可是我们的批评家是不是读过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的美学著作呢?我自己见闻很疏，也不知道这些人的著作从前有译出过没有，而今天则未见其出版，那么，批评家要来挖朱光潜的美学的根，就不可能的，而又不能不批判，只好搬运几句教条了。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美是客观存在的——真的吗?美学的问题仅仅说明美是客观存在就够了吗?——如此等等。可是我们能专门责怪批评家的教条主义吗?我们确实还缺少供批评家的研究的书，沙滩上是搭不起大屋子来的，勉强搭起来了，大风一刮来，也就吹倒。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书来说吧，鲁迅先生在的时候，倒出过一套丛书，我们从此也知道些普列哈诺夫、卢那卡尔斯基、梅林等等的文艺思想。可是现在呢，据说，那些东西都是从日文重译的，而且译得不好。而我们是新中国，新中国就得有新译本，新译本就是“一劳永逸”的定本。过去的东西算什么，一脚踢开就是了。于是就“没有”，而且安于“没有”，在心里却还以为“很有”的。这对能看外文的先生们，自然没有什么，反正我自己总知道，但像我们这样不懂外文的，实在有点慌。鲁迅先生说：“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桂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绝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绝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和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而作家们出集子的情况，也是大致如此。正像鲁迅先生所说：“那些了不得的作家，严谨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删存一个或者三四个字，刻之泰山顶上，‘传之其人’，那当然随他自己的便。”但是，“如果多少和社会有些关系的文字，我以为是都应该集印的，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废料，所谓‘榛梏弗剪’，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
自然，为青年读者着想，不妨选精取粹，聊尝一脔。正如翻译，为工农大众着想，还须改编。但为了解历史真实，便于作家的吸收与创造，那就不能不显出全貌。鲁迅先生说：“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
总之，对文艺上，采取宽容的方针，就是为的要从无到有，从有到繁荣。只有有了量的发展，才能有质的提高，一步登天的事是没有的。其最后目的，自然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