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7年，我在香港《华商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叫做《文艺的宽容》。有人看了，据说很不以为然。那时，我新从国外回来，不明白国内文艺界的情况）发表了不妥当的意见，是免不了的。还因为那时我的兴趣并不在文艺，“不以为然”也只听人这么说，既没见到批评的东西，自己也不注意这件事。今年，文化艺术界大家都纷纷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刚刚又碰到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有些刊物要我写些文章，我就记起了这个题目，但文章本身的意思却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以为，鲁迅先生对文艺是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的，如果它对社会还有点用处。大家知道，鲁迅先生对于青年是很爱护的。他常常鼓励青年：不要怕幼稚，幼稚是成长的开始。他同青年们办刊物，写文章，他也为青年们看稿子，出集子，都非常热情。他看到青年们被欺侮，总要出来说话。例如1933年，北京大学招考，刘复，这个“五四”运动时一名健将，也是个考官，他有次写了些打油诗，在《论语》上发表。他嘲笑那些投考学生写了错字：把“昌明”写作了“倡明”，“留学生”写作了“流学生”。鲁迅先生看了就写文章说：“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看来是很气愤的。这里，很看得出：对幼芽的宽容正所以加强对残虐者作战的力量的。在文艺战线上，鲁迅先生的宽容态度也大都是如此。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他讲了话。那就是在《二心集》里那篇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其中有一段，他讲到“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他很慨叹当时的有些人把写作品当作“敲门砖”，“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气或大名气，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大概是同年的七八月间吧，左翼作家联盟开过第二次大会。这次开会是在银行公会。茅盾先生新从日本回来，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记得鲁迅先生也说过几句话，大意是希望大家大胆地写些东西出来。伟大的作品一时产生不出，不伟大的作品还得有。批评家标准提得太高，作家就不敢下笔了，那是不对的。文学界总还得有东西。历史不好让它脱节，伟大是从历史继续中出现的。讲到作家对批评家的关系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那篇文章里同样的话：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
其实，那时左翼作家写不出作品来，是有种种原因的。提倡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但自己对无产者的生活并不熟稔。那时，《红旗报》上虽然也很提倡工农通讯，并且还帮助作家下工厂，胡也频就是其中的一个。可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一天天厉害了，深入工厂还是有不少困难的。这样，工农群众就同作家隔起了一道高墙，弄得作家们“心高于天，命薄如纸”，写不出。但并不是其他熟稔的题材就没有，正像鲁迅先生回答Y和T的信中所指出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大时代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还是有人熟稔的；可是很少有人写。这原因又在哪里呢?我记得，那时内部有一种流行的批评，叫做“作品主义”。这批评是否见之于文章，我记不得了。可是这个批评，的确是落向蒋光慈的头上过的。有些左联的领导人，对作家最紧迫的要求，就是走上街头去示威游行。三八节到了，五一节到了，或是其他什么日子，作家就得跑上大马路或什么马路去。有的身上还夹带着传单，在人行道上拥挤着走。等到一个人从里弄里窜出来，在马路中心放一个爆仗，于是就有人领着喊口号，散传单，游行队伍就组成起来，从大马路游行到四马路，有时还能游行到法租界。到了巡捕房出动红色警车，或被冲散，或抓去几个人，那才“胜利结束”。蒋光慈大概很不以这做法为然吧，认为革命作家最重要的是拿出作品来，这样做，除送些人给巡捕房，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就被批评为“作品主义”了。这自然就会影响其他作家的：“行动”第一，“作品”且慢，东西也就拿不出来了。鲁迅先生知不知道那种批评，我不能妄猜。可是，当时我听到鲁迅先生劝人多写些，我是想到这个“作品主义”的批评的。自然，要作家多参加一些实际行动总是好的。但作家要多写些东西，就成为“作品主义”，那是只好搁笔了。所以，作家写不出东西，怪文艺批评家批评得太厉害了，那也不对，更厉害的批评，却是在生活上有些人对于文艺的特殊看法。“作品主义”终究还是个好听的名词，而现在却有“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这是在批评界以外的批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