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言之隐”

发表了《关于删改》，心里不免“愀然”。自己也是当编辑的，虽然不必抱阿Q主义，讳言头上的“癞”，但一定要扒开头发，扬言于众：“我这里有个癞疤！”也未必算是勇敢，问题是怎样使自己身上不再长癞疮，最为要着。

在过去，不少作家是当编辑起家的，而现在则是很少作家愿意当编辑。时易势移，编辑就常常“挨”到作家的“骂”：“改稿”“压稿”和“稿费”——所谓“三稿”问题的不满，全部集中到出版社编辑身上，甚至义愤之余，有人在作协座谈会上，竟声言要开除某出版社与核定稿费有关的某编辑的会籍了。编辑也就这样成为众矢之的。噫嘘哦！编辑之难，确也难于上青天了。

自然，我们也绝不推诿责任。任意删改作家的文章，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但做编辑的处境之难，决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

真所谓有“难言之隐”。

有人说，“百家争鸣”能否开展，其中的一个大关，就在于出版社的编辑。但他们不知道编辑要过的关更多。就我所知道的某出版社来说，编辑有三关：第一个是“批评关”。一本书出来了，一受到社会批评，责任就落在编辑身上。读者看到批评，不管是否自己真的读过那书没有，于是写信来纷纷斥责，第二个来了“读者关”。可是这两个“关”，还是容易过的。“冤有头，债有主”，书是作家写的，对编辑来说，最多不过是犯了“失察”之“罪”，解释一番也就罢了。但接着而来的还有“检讨关”。有错误应该“检讨”，但有时对错误的意见还不一致，或者是社会的批评并不完全正确，而硬要“检讨”，“检讨”之后，又复石沉大海。这就难乎其做编辑了。

前些时候，看到《人民日报》一篇介绍苏联《共产党人》杂志的评论《重视普列哈诺夫的哲学遗产》的文章摘要。最后一段说：“书评作者又指出，书中的某些缺点是应由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负责。出版局把福米娜的著作一直拖了五年才出版，在这当中这本书遭到了许多批评，事实上就是硬要作者接受当时广为流行的错误见解。”这段话不免叫人哑然失笑。见解虽然错误，却是“广为流行的”，可见责任还不在出版局的编辑。世上只有名教授、名记者，却还很少看到名编辑；编辑而不为“广为流行”的见解所淹没，是很难的。什么原因呢?三关难过。而所谓三关者，事实上也是“广为流行”的某种“社会风气”而已也。

为了响应“百家争鸣”，必须明辨责任。我以为，编辑应负的是政治责任，除此而外，文责概由作家自负。如此，则三关破，而编辑也不至于被看作是“百家争鸣”的拦路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