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编辑部来信，说《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吗?》这篇短文，颇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生活中是确实有公式化现象存在，如开会时的公式化发言，工作时的公式化方法等等，作家描写时究竟如何才能摆脱掉?”
是的，从总的看来，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但个别的、局部的生活现象，确然是有公式化的。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碰到，而自己有时还不免是公式化生活的创造者。这正如在我们国家里，总的说来，是非常之自由的，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不但已有了免于饥饿的自由，而且具备了积极发挥创造性的自由，但像我们颇多旧社会积习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少一些自由，先来改造一下。改造大概不是很愉快的事。约束些，或者删除些发挥坏习惯的自由，却是准备了发展好本领的自由的。在生活中出现个别的局部的公式化现象也是有的；那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生活规律的表现，是应该改正的，也可以改正的。可是，正因为生活中有这些公式化现象存在，就需要作家了。作家是以对生活的敏感见称的。作家发现了它，就可以描写它，揭露它，讽刺它来改正它，为什么要“退避三舍”，不敢接近它，触动它，而力求“摆脱掉”呢?作为作家来说，正是要用他的笔来改造生活的。这里，不必多举例子，只要提起马雅可夫斯基就够了。在苏维埃社会建立的初期，他就用他的笔，狠狠地讽刺过官僚主义，讽刺过开会忙，讽刺过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可惜，我们介绍马雅可夫斯基，忽略了这方面的诗篇。
如果以为：我们的生活是公式化的，所以我们的作品也就不得不公式化了。问题的那样提法，那是由于对文艺创作理解的错误。他们把文艺作品反映现实，理解为照抄现实，把文艺作品的创造者，看作是现实的“文抄公”——还说不上是照相师呢。大概，在他们看来，现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你把它“反映”到作品里来，既不许损伤它，又不许增添它，就连它头上有几根白发，也得一根不少的描画下来，否则，就会“失之于真”了。这真是客观得很为可观的客观主义。
作家写作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那是肯定的。但作家是有思想的人，有憎也有爱，对现实生活总有他自己的看法。作家反映现实，不可能不通过他的感情，他的思想。这里，对现实就有作家自己的取舍。正像蜂，采的是花，酿的是蜜。应该说，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伟大的思想家的素质的人，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鲁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客观得很可观的客观主义者，一定是思想上的懒汉。
近来，文艺界有一种论调：仿佛我国目前缺少好作品，或者说没有伟大作品，那是由于作家没有艺术地来认识现实，或者说没有用形象思维来认识现实。而所以造成这个原因的，那又是批评家的过错。“艺术地认识现实”“形象思维地认识现实”的事，大概会有的吧。但照我粗笨的想法：要写革命文学，还得首先是个革命人，这话是鲁迅先生说过的。所以，作家的第一重要的事，就得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实践。因之作家怕首先还是像普通人一样地生活在现实里，也首先还是像普通人一样地去认识现实的。这就得有像毛主席说的人类的认识过程。除了作家比普通人更多一些历史知识、生活知识和文艺修养外，在生活方面，怕没有什么特殊可言的。如果在现实生活里，作家首先把自己看作个特殊的人，戴上“作家的纱帽”，摆出“作家的面相”，挂起“作家的眼镜”，换上“作家的头脑”；于是拂袖而起，走向现实面前，唱声诺道：“老夫来认识你了。”那时，现实有灵，也就拔腿飞跑了。
如果说，我们目前作品还是不够成熟的，或者说，在思想性和艺术表现力的一致方面，还没有赶上鲁迅先生所达到的成就，那原因之一，怕是把文艺上的现实主义，理解做客观主义，把反映现实的理论，理解为照抄现实吧。因之，写出作品来，既缺少思想的迫人力，也没有艺术的感染力。而艺术的感染力则是以作家的思想的迫人力为基础的。这里，就要求作家有那足以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世界观。
试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例吧。在这一不到六千字的短篇里，很少什么事迹，只让我们看到一个为封建礼教和地主家庭生活迫害得发疯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看出了封建社会吃人制度，怀着无比的憎恨，发出了呼救的声音。他被关在一个房间里，由长工陈老五看管着。如此而已。但我们从作品的第一个字读到最末的一个字，就感觉到有千钧重的东西压在我们心里，简直透不过气来，真的也要像作品中那个狂人一样，力竭声嘶的大喊出来：“救救孩子！”
可是鲁迅写这作品的用意，还是和写其他作品一样：“意思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是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所以他“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的。他在这篇《狂人日记》里，其实是借取狂人的形象，来说出自己对封建社会吃人制度的看法。他把封建社会的历史，看作是“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满本只写着两个字‘吃人’。”他把封建社会里人和人的关系看作是“吃人的是我的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他把封建社会这个巨人的形象看作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他终于对这社会喊出了“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他终于希望“真的人类”出现：“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一切，同他《灯下漫笔》里所说的思想是同一的。在《灯下漫笔》里，他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鲁迅就是以这一种对封建社会的看法，这一种思想为中心，来创造出这个觉醒了的、但不容于社会习俗而被看作为狂人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的。
.可是鲁迅是怎样形成这一思想的呢?他是从章太炎先生表彰戴东原的宋儒理学杀人的思想时，得到启发的，之后，他又从中国的历史记载上，看到了不少食人烹肉的纪事、食肉寝皮的卫道理论，和他从中国社会上，看到了那象徐锡麟被捕，挖出心肝煮吃的事实，像那秋瑾被杀，刽子手沾血出卖人血馒头的事实等等而形成的。
但要把这种从广泛的历史事实上和现实生活中得来的感受和看法，写成一篇艺术作品，总得在当前生活上看到过足以发表这一看法或意思的事迹，和足以刻画出这种精神状态的模特儿——人物(一个，或许多个）。这篇狂人日记，也是有些事迹和模特儿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作者曾有过这样的记载：
这人乃是鲁迅的表兄弟，我们姑且称他为刘四，向在西北游历，忽然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可是没有用。他告诉鲁迅他们怎样的追迹他，住在西河沿客栈里，听见楼上的客深夜橐橐行走，知道是他们的埋伏，赶紧要求换房间，一进去就听到隔壁什么喃喃的声音，原来也是他们的人，在暗示给他知道，已经到处布置好，他再也插翅难逃了。鲁迅留他住在会馆，清早就来敲门，问他为什么这样早，答说今天要去杀了，怎么不早起来，突然出惊，面无人色。据说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这是常人临死也没有的。鲁迅给他找妥人护送回乡，这病后来就好了。
从这一背景材料，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所塑造的狂人的某些精神状态，是取之于这个实有的狂人的。但也只取一端，加以改造过了；并且不依照他的事迹，另行生发，使这狂人禁闭在封建家庭里，并且因为他“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引起百家姓中占第一位的赵贵翁的仇视，而被视为疯子了。从此出发，鲁迅就借狂人来揭露出他所看到封建社会的吃人制度。这样，鲁迅笔下的狂人，就远离那个怀疑同事谋害的幕僚的形象了。由此可见，现实主义作家鲁迅，是决不照抄现实的，而照抄现实，那是思想懒汉的客观主义者之所为的。
也许有人以为：《狂人日记》不能算是鲁迅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最上乘的，正如《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作者所说，“这是打倒礼教的一篇宣传文字，文艺与学术问题都是次要的事。”但我们知道，鲁迅自己却对这篇小说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这小说，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是颇激动一部分读者的心。比之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更为“忧愤深广”的。而对我们来说，它是现实主义新文学的第一面旗帜。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就是从《狂人日记》豁开眼界来的，就是从狂人的忧愤中敢于正面地去看旧社会的现实的。所以就是在今天拿起它来看，依然是不免感慨系之的。而且从创作方法方面来说，鲁迅的其他作品，也是用和这篇同样的方法创造出来的。这只要我们利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这一书的背景材料，来研究鲁迅的每一篇小说，就可以得到证明的。
但为了纠正我们创作上那种客观得很可观的客观主义倾向，我想，抄节两段鲁迅的有关创作方法的言论，还是有用的。虽然，这些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以为还可以真正的熟知一下：
其一曰：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儿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其二曰：那《出关》，其实是我对于老子思想的批评，结末的关尹喜的几句话，是作者的本意。这种“大而无当”的思想家，是不中用的，我对于他并无同情，描写上加以漫画化，将他送出关去。
其三曰：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露，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露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吧。
而这也就是艺术取材于现实生活，但又高出于现实生活的说法吧！现实主义决不同于客观主义。照抄现实是决不能真正反映现实的。如果某些生活本身是公式化的，那正须用我们的艺术去改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