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2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号召大家读书，下发了苏联政治经济学读本。张闻天在读过这本书后有了更深的感触，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许多问题需要总结。他在与彭德怀、周小舟、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同志的接触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并表示要在会上发言。

7 月14 日，正当张闻天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并在会上发言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意见。

7 月16 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在政治局常委会中提出“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会议气氛骤然紧张，会议内容迅速由纠“左”向反右逆转。随着各小组展开讨论，对彭德怀的批评和非难迅速升级，形势越来越险恶，所有人都感到，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然而张闻天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写下8000 字发言稿，打算在7 月21 日发言中支持彭德怀的观点。7 月20 日晚上，就在张闻天为第二天发言做准备时，电话铃接二连三地响起来。第一个电话，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打来的，他问：

“闻天，明天你要发言吗？”

“是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有些问题就不要讲了，上面有不同看法。”

不久，了解内情的胡乔木也打来电话：“闻天啊，少说为妙啊！”

对于同志们的关心，张闻天表示感谢，但却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因为只有毛泽东才能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否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直言“犯上”。

7月21 日，在一片屏息凝听中，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华东组作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讲话，讲话涉及了13 个问题，深刻剖析了1958 年“大跃进”的错误，并分析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作风问题。

这确实是一篇剖析“大跃进”错误的权威发言，其理论高度，当时在党内无与伦比。当时参加会议的李锐说：张闻天“有经济理论的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

7月23 日上午，庐山会议临时通知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毛泽东在一开始就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基本内容要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的性质。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

最后，毛泽东说：“有屎拉出来，就舒服了。”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逐条驳斥，从反“左”到反右，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整篇讲话犹如千钧雷霆猛劈下来，而其中鲜明的针对性令张闻天惊愕不已，继而困惑不已。会后，他对秘书肖扬说：“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说话？”

随后，张闻天来到“美庐”院外，请求晋见毛泽东，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但张闻天很快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讲到：“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大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

“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

“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

8月2 日，庐山会议由政治局扩大会议改为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毛泽东讲话称：反“左”必出右，现在不是不反“左”，而是反右。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是“不能改”的。毛泽东点名批评张闻天，并再次提起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的错误路线问题，他说：“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随后，张闻天被称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副帅”，在各种形式的批评会上接受批判。

8 月16 日，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张闻天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成员”两顶帽子，撤销了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调离了从事8年多的外交岗位，彭德怀等人也被调离原来的工作岗位。

8 月18 日，张闻天离开庐山。下山之前，他给毛泽东去信，承认错误，信中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

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读过这封信后，当即令人印发给所有与会者，已经离开庐山的同志，则用航空发送。但事情并没有因为张闻天的承认错误而结束，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又断言：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于是，外事系统对张闻天展开猛烈的批判斗争，并进行专案审查，内容早已完全脱离庐山发言的是非，不仅翻历史老账，而且追查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更是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这对位居高位多年胸怀坦**为党兢兢业业工作不计个人得失的张闻天来说，无疑是巨大的侮辱，他伤心地对妻子刘英说：

“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冤枉！”

张闻天意志坚强，刘英从未见他流过泪，但在这件事情上，她多次见到丈夫流下悲伤的眼泪。

张闻天上庐山前刚刚作过一个小手术，身体尚未恢复元气。在接二连三的批斗中，身体每况愈下，10 月初，张闻天血压猛增，前列腺肥大症加剧，尿中毒威胁着他的生命。他被送进医院，于10 月20 日做了手术。

由于手术很成功，张闻天病愈后随即出院。此时他已停止工作，但他对刘英说：“我不能闲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

1960 年元旦，张闻天给毛泽东写信，希望组织能够给他一份工作，没有得到回复。张闻天不死心，又接连写了几次信，都石沉大海。张闻天只好找到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研究国际问题吧，那是你的本行，你熟悉。”

张闻天听后欢欣鼓舞，又找到刘少奇征求意见，刘少奇则说：“国际问题，外交战线，你还是暂时回避的好。还是搞经济吧。”

张闻天知道这是因为他“里通外国”的谣言尚未澄清，确实不宜搞外交，于是按照刘少奇的建议，找到时任经委主任的李富春。李富春听明张闻天的来意，高兴地说：

“好！欢迎你来，我们这儿正需要你这样既懂经济又有理论的人。”

然而，就在张闻天在家中焦急等待任命时，突然收到李富春的来信，李富春在信中无可奈何地表示：经请示未被批准。

经过再三请求，1960 年11 月，张闻天终于获得了一份工作：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既是“特约”，自然就用不着他研究什么，不过给他一个领工资的地方而已。但张闻天却对这个无职无权的工作极为重视，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