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饭饱足，众人便坐到花园里看戏。那日选的是一出娃娃戏《哪吒闹海》。筱丹凤没有角，也不愿在台前露面，便一个人在幕后坐了，透过布帘子悄悄地看热闹。黑压压的人群里，她一眼就认出了那张脸，心便咚地跳了起来，仿佛一屋都听得见。
那人虽是老了些，也发福了些，神情做派却大体如故。只是不穿长袍，改穿了洋装西服。身边坐着一个极是年轻的妇人，也是美发盛妆，却跟小城的穿着打扮略有不同。里边穿了一件桃红绣花缎子旗袍，外边却罩了一件月白洋装外套。左手无名指上，戴了一个绿豆大小的钻石戒指，灯照上去，冷冷地晃着眼。
妇人膝盖上坐了一个白白净净的男孩，也是洋派穿着，一套蓝白相间的海魂衫，一顶缝着金矛的海魂帽，飘带长长地垂到肩上。不肯静静地坐，身子扭股糖似的扭过来别过去，不让他妈抱。他妈剥开一粒糖，喂到他嘴里，抿了两口，“呸”的一声吐了。又剥了一粒，这回不吐在地上，却一把抓出来，抹在他妈的外套上。抹完了，便惊天动地地哭了起来。众人见怪不怪，依旧吃茶看戏嗑瓜子。便有一个老妈子急颠颠地跑过来，抱了，又摇又拍千哄万哄的，方渐渐安静下来。
这边台上戏演得正是热闹。绍兴戏本是文戏，演不出那刀枪对打的架势，只得在戏景上狠下功夫。那哪吒风风火火地进了水晶宫，迎头遇到一帮虾兵蟹将。祝英那晚跑龙套，演的是蜻子王，背上绑了两扇比人还高些的大纸板，权当是蜻子壳。通场并无几句台词，却得一直陪站。站也不是安静的站法，却是要时时舞动那两扇大壳，做出游水状。
一场下来回到后台，卸下纸壳，一件贴身布褂早已湿得滴水。有人拿了一个包子给她，才咬了几口，便坐在地上背靠着柱子睡了过去，头歪在膝盖上，颊上细细地流了一线口水。
筱丹凤站在边上，看着台上台下的两个孩子。台下的那一个，抱着怕化了，行路怕摔了，娇娇嫩嫩的犹如掌上珠，心尖肉；台上的这一个，却如乡间野草，任人踩践，自生自灭。两人原本同出一脉，如同山巅源头之水，本是同样高洁，却因流过了不同的途程，便有了南辕北辙的区分。一股依旧洁净如昔，一股却已是遍身泥尘的污流了。如此想着，心里不免有些酸楚，拿了一件披风给祝英盖上，眼中便默默地流下泪来。
演完了戏，崔家的孙少爷少奶便上台来派赏钱，众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份。筱丹凤等了一夜，等的就是这一刻，心里自然暗暗地攒了几句该说的话。等人到了跟前，刚问了一声：“崔先生别来可好？”嗓音便已喑喑哑哑地碎成了千片万片。四眸相对，那边愣了一愣，却无语，匆匆地走了过去，竟同路人。筱丹凤身子抖得如同风中絮，回到家来，躺到**，手竟然还是颤颤的，解不开衣扣。
第二天早上戏班里排戏——那阵子排的是《红楼二尤》，筱丹凤演的是那个软弱无能凭人摆布的尤二姐。众人都到齐了，左等右等却不见筱丹凤。名角架子大些也是常有的事，师傅便着人去敲门。敲了几个来回也没人应门。便破门进去，只见筱丹凤锦衣盛妆地躺在**。师傅一眼就看见筱丹凤穿的是尤二姐的戏装，便知大事不好。
筱丹凤学的是尤二姐，吞的不是金，却是鸦片。立时送到了医院，当时还剩了游丝似的一口气。看见师傅带了祝英站在边上，眼睛便微微地眨了一眨。师傅狠命按着祝英的头，让叫“娘”。祝英心里害怕，又不知底里，不肯叫。后来实在被师傅逼不过，只得勉强叫了一声，筱丹凤却早已闭了眼。
走出医院，师傅请祝英到温州酒家吃了一顿饭。师傅叫了满满一桌的菜，自己并不吃，只看着祝英吃。祝英吃得一边打嗝一边放屁几乎站不起身。
回家的路上师傅才轻言慢语地对祝英说了她的身世。
祝英一路都很安静，没有插嘴也没有问话，仿佛在听一个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故事。师傅见祝英这副样子，反而有些惊惶起来，便塞给祝英几个银圆。祝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拿了揣起来，竟也没谢师傅。
出殡那日，师傅让祝英穿了孝服，戴了麻巾，按孝女的身份为筱丹凤捧灵牌。祝英按照师傅的吩咐，走几步磕一个头，喊一声“娘”。那一声“娘”带了长长的、颤颤的一个尾调，虽有几分凄惶，眼中却一直无泪。
祝英和筱丹凤之间的恩恩怨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后人从一鳞半爪的传言中延伸扩充出来的想象，而延伸扩充的部分滚过冗长厚实的岁月积尘，渐渐变得比事实本身庞大了许多倍。而在那个秋日的早上，十岁的祝英窸窸窣窣地踩着遍地落叶，捧着筱丹凤的灵牌走过萧瑟的长街时，心里其实只有一种挥斥不去的陌生感。
即使在葬礼上，祝英闭上眼睛就已经想不起筱丹凤的音容笑貌了。在她们极其有限的交往中，永久地留在她记忆中的，似乎只是额角那块扇子落下的疤痕。
江信初从会议室走出来，看见秘书举着电话筒在走廊上喊：“江专员，你爱人电话！”江信初接起来，就听见许春月在那头说：“藻溪的人明天要来。”
自从江信初在温州做了官，老家乡下便不断有亲戚到城里找他。有来城里办事在他家歇脚的，有到城里医院看病求他找医生的，也有想替自己在城里谋个职位的。起初江信初念着乡里乡亲的情分，虽不插手帮忙谋事，却都热情在家接待着。后来实在不堪重负，便一律推给许春月，自己不再过问。
这回听见乡下又来人，就不耐烦起来：“说好了这事你管的，找招待所让他们住下就是了。”谁知许春月叹了一口气，说：“这回来的是那个你让他老实点的人。”江信初这才明白原来是岳丈，就很是吃惊——他同岳丈家平素往来极少。便问来干什么。许春月的声音就有些喑哑起来：“病了很久了，也没和我们说。这回肝腹水，拖不得了，才来找我们。看完病就走，住不了几天的。”江信初沉吟半晌，才说：“你找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刘院长给看看。”
许春月的父亲和伯父兄弟两个，都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拥有的田产亩数，当属乡里的首富。
兄弟两人幼年丧父，老大自小接管家族田产，没读过多少书，也极少出门。老二，也就是许春月的父亲，却是在县城念过书的。识得字看得懂报纸，多少也知道除了藻溪之外，世上还是另有天地的。
老二生得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对两个儿子看得散淡，却独独怜惜女儿春月。平日不怎么**女儿针线女红持家之道，却一心培植春月读书。在乡里念完初小高小，又送到平阳县城去念初中。
藻溪乡里有一个大姓一个小姓。大姓是许，小姓是章，都是可以从厚厚的族谱里找到悠远历史的老家族。而江信初家却是从安徽逃荒来的，是没根没底的外乡人。江家靠租种许家的几亩田产度日。江信初的母亲有顽疾，常年在镇上看病抓药，江家的租子便常常交不上来。
江家虽然底子薄，江信初却是藻溪乡里除了许春月之外的第二个中学生。江信初之所以能在县城上学，是因为他有一个在矾矿里当矿工的哥哥，每月将薪水寄了一半给家里，发誓要让弟弟读书上学，将来出人头地。
许家的独生女儿在县城读书，许家思女心切，便时时要女儿回来小住一两日。从平阳县城到藻溪，水路也要几小时。因着年代不太平，许家老爷和太太便很不放心让春月一人上路。只得央求江信初一路陪伴许春月回来，再一路陪伴回去。许家老爷的交换条件是很慷慨的——减免江家一半的租子。
于是外乡人的穷小子江信初，就时时地陪伴着藻溪首富的千金许春月，在风和日丽的江面上来来往往地乘船旅行——当然他很快就发现了其间的无穷乐趣。
江家的小子在学校里顿顿吃的都是碎虾皮泡饭，最多加两叶腌酸菜。只有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是他娘带病做的，舍不得穿。日日提着鞋子走路上学，到了教室挑个后排的位置坐下，将脚揩净了，才穿进鞋里。
江家的小子虽然穷，却不是一无所有，没有人敢小看他——江家的小子是块读书的料，门门第一，年年状元。
江信初不只是书读得好，戏也演得出色。学校里有个学生话剧团，排练《棠棣之花》《虎符》《屈原》，都是他当的男主角。别看江信初在台下寡言少语，嗓门儿甚低，到了台上就变了个人。哀婉也好，激昂也罢，从眉端到指尖，处处生情，遍体是戏。便有好些个女同学，温温软软地化在他的眼神里。
许家的春月也是其中之一。
许春月作为另一个角色走进江信初的视野，是在他们合演《屈原》的时候——在那之前她只是他东家的女儿。那晚他饰演的三闾大夫在清风皓月中轻吟《橘颂》，她饰演的女弟子婵娟在旁为他焚香研墨。他偶一回头，意外地发现了她眼里盈盈欲滴的泪。他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两潭清泉，没有波澜，甚至没有涟漪，洁静如镜，钦羡爱慕明明白白地写在了上边。他无法不被这样的景致所震撼。可是这种震撼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他深知自己的位置。对于遥远不可及的事物，他向来缺乏一种持久追寻的动力和耐心。
况且江信初是几年前就定了亲的。女方叫许杏妹，虽然只比许春月大两三岁，论辈分应该是许春月的堂姑。许杏妹的爹娘在藻溪乡里开着一家巴掌大的南货店。女方无论是姿色还是家道其实都属平平。江家看中许杏妹，是想攀一个大姓，以后在藻溪也有个靠山，省得遭人欺负。许家愿意将女儿嫁给外姓人，是因为看上了江家小儿子的聪明过人，指望着将来兴许能有个出息。
转眼数年过去，江信初许杏妹都到了尴尬年纪。每逢学校放寒暑假，许杏妹在街上见到回乡来的江信初，头一低，脸一红，脚底生风地走过了，额角脑勺却都是眼睛，早把人一点不漏地审视过了一遍。许杏妹突然发觉江信初已经长成了一个与藻溪的街景格格不入的后生仔。
许杏妹时常去堂侄女许春月那里玩。两人一个看书，一个纳鞋底，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些闲话。对话绕过千山万水，自然还是要转到学堂的事情上来。她问的正好也是她乐于回答的。问的那个人有心，说的那个人也有心，却都装作了无意的样子。两人相对坐着，旁敲侧击地谈论着一个和她们的生活都已经产生了关系的男人。许杏妹听堂侄女讲起江信初在学堂里的种种不同凡响的作为，便认定自己的这个郎君是迟早要成大事的人，将来岂止是一个藻溪乡，怕是一整个温州城，都装不下一个江信初呢。
许杏妹就是怀着这样的念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着江信初成个人物归来。乡姑许杏妹对江信初的这份期望，在不太久的未来，竟然变成了现实。只是许杏妹当年完全没有想到，这个现实里并不包括她自己。
江信初从来没有把这桩亲事放在心里过。那个叫许杏妹的女人，只是单调刻板的藻溪乡景中的一个片段，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所以那年当他决定跟哥哥出走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想到应该和许杏妹道一声别。在他人生的那个阶段，他的心里正被一些别的更为重要的事情装得满满的，完全没有空间承载诸如结婚生子一类的琐事。
即使是当他和许春月在一起的时候。
他陪许春月回乡，船似剪刀，剪开一匹江水，两岸尽是浓浓淡淡的景致。他不看她，也不看景致，他只埋头看书。说是埋头看书，其实在他视野的余光里，他还是瞥见她的头发被江风吹成丝丝缕缕的散云。那散云在他的眼角撩过来，飞过去，书里的字就被搅得很是杂乱了起来。
他离她近近地坐着，闻得见她衣袖上皂角的清香。可他又觉得离她那样的遥远。他和她中间隔着一整个嘈杂无章的世界。这个世界说大也很大，说小也很小。他若想迈，狠狠一步就迈过去了。他若不想迈，便一生一世也走不到头。偏偏在那个时候，他不想迈这金贵无比的一步。
于是他就只能长久地沉默着。
有一天，他们在船上碰到了一对逃荒的母女。他和她们聊起天来，才知道她们是从他的老家皖南农村来的。他乡遇故人，他们就有了一些共通的话题。关于乡情，关于年成，关于世道。她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一直没有插嘴。到船靠岸的时候，她突然从兜里摸出一个手巾包，打开来，是银圆。她挑了一个留起来，剩下的，都放在女孩的手心。母女两个自然千恩万谢了一番。
临下船，她又回头，将包里剩的那一块也掏出来，一并给了人。他蹙了蹙眉头，说：“买水的钱也不留一个。”他的语气有些蛮横粗鲁——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地对她说过话。她吃了一惊，却渐渐地体会出了其中隐约的嘉许和关切。便轻轻地笑了一笑，说：“我不穷得一文不名，怎么能攀得上你？”
他听了，心里突然就动了一动。那晚回到藻溪，躺到家里那张吱扭作响的竹**，翻来覆去地想了一夜，突然就明白了，世上的路原本是可以有多种走法的。比方说他和许春月中间的那条路，如果他走半程，她也走半程，他们在中间的某个地带相会，也许他就不会走得那么遥远艰难了。
江信初中学毕业后，就被在矾山当矿工的哥哥接走了。临行前，来辞别许春月。许春月问他是不是要跟哥哥去矾矿。他起先点头，后来又摇头。逼不过了，才说：“将来你总会知道的。你在藻溪等我——世道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极是坚定，丝毫没有同她商量的余地。她却偏偏喜欢他这样的霸道——她明白这大概就是私订终身的意思了。
江家兄弟走后，一直没有音讯。关于江家兄弟的去向，藻溪的人有诸多的传说。有的说他们一路乞讨去了陕北的延安，入了共产党。有人说他们当了绿林好汉，在嘉陵江一带打家劫舍。也有人说他们投奔了三五支队，成了大名鼎鼎的刘英的左右手。有好事人将这各样的传说讲给许春月听，许春月听了，微微一笑，并不作声。
许春月中学毕业后回到藻溪，家里已经等着一队说媒提亲的族亲。起先许春月推说自己年纪小，想在爹娘身边多住几年。许家老爷听了心软，便也听之任之地拖了些时日。转眼春月到了二十岁，在藻溪这么个小乡里，也就算个待字闺中的老姑娘了。许家老爷着急起来，便要逼着女儿定亲。春月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当着媒人的面“咚”的一声就剁去了一截指头，血流如注。
从此家中无人敢再提婚嫁之事。
江信初回到藻溪，是五年以后的事了。那日正在正月尾上，租子收过了，正月酒也都摆完了。许家老爷太太和下人们，正在院子里懒洋洋地晒太阳话家常。江信初大摇大摆地走进院门，许家的那头黄狗扑过来吠了几口，便矮下身子，在江信初的脚边呜呜咽咽地摇起了尾巴。许家的狗虽然老了，却依然记得旧事旧人。
许春月正在房里看书，听见狗吠，探出头来，手里的书就“咚”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江信初径直走进许春月的房间，半靠在门上，轻轻地对许家的千金小姐说：“你收拾收拾，我们就走。”语气熟稔得仿佛是一个陪媳妇走娘家的小女婿。几年不见，江家的小子变了一些。很是黑瘦结实，两眼如炬，照得一屋熠熠生辉。许春月慌慌地翻箱倒柜找随身的衣物，手脚颤颤发软。许家老爷跟了过来，却被江信初堵在了门外。江信初的声音不高也不硬，却密实得插不进一根针：
“你老实一点，世道要变了。”
许家的老爷是识字断文的，家里也订了各样的报纸，虽然守在藻溪这么个小地方，外边的时局，他倒是清楚的。这会儿看见江信初腰里鼓鼓囊囊地仿佛别了家伙，又多少风闻了江家兄弟这些年在外边的行迹，心知这事是拦阻不得的。便只有在门外一味地搓手叹气。
许春月提了箱子，走出门来。许家老爷使了个眼色，下人张妈就追出去，将一个沉沉的叮当作响的手巾包，硬塞进许春月的箱子里。张妈仗着是从小奶大春月的，就大胆说了一句：“世道再怎么变，他也是生你养你的爹。”春月不说话，眼圈却渐渐红了上来。一颗泪珠在眼角聚了许久，一直到走过了街尽头的那棵老槐树，才凉凉地滚了下来。
六年以后江信初带许春月再次回到藻溪，江家父母的坟上已经长过几茬苦艾草了。领他们上坟的是许杏妹。
那天许杏妹正在南货铺里盘货，乡长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温州城里来了个大领导，是江家的小儿子。许杏妹一听，手里的乌枣就哆哆嗦嗦地滚了一地。还来不及换下身上的那件旧布褂，江信初就已经走进了店里。
江信初看到的是一个鬓发泛灰、驼背弓腰的半老妇人，尽管那一年许杏妹才三十多岁。江信初叫了一声“姐”，便倾金山倒玉柱地跪倒在青砖地上，给许杏妹磕了一个头。许春月站在一边，突然成了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江信初的世界里有一些部分，是她永远也走不进去的。她只能在门外徘徊，听着他在里边困顿挣扎，呻吟号哭，却爱莫能助。
她知道江信初的这个头是替他常年生病却老有所终的母亲磕的，是替他中风瘫痪八年才干干净净地离开世界的父亲磕的，是替他出师未捷战死沙场的哥哥磕的，是替他留下两个孩子改嫁他乡的嫂子磕的，是替他已经长大成人的两个侄子磕的。
许杏妹跌跌撞撞慌慌张张地扶起了江信初，只看见他满头满脸都是尘土和眼泪。他把脸俯在她的手上，感到了她掌心在颤抖，粗糙的温情如潮水顷刻将他淹没。从她的掌心，他读懂了岁月孤独和忍耐的意义。这是一双母亲的手。对一个他本该称作姑的女人，他叫了一声“姐”。这个“姐”字超越了辈分的紊乱，抚平了多少沟壑坎坷，摆正了多少委屈不平。
那日江信初从许杏妹的南货铺里走出来，阳光灿烂，遍野苍翠，天下太平。
江信初在藻溪只住了一天，不住乡政府的招待所，却住在江家的老宅里。在这期间，他和许春月去了一趟许春月的娘家。许家的田产已经分光散尽，一家人挤在从前下人住的一间旧屋里。许家当年地契上写的全是老大的名字，所以土改时老大的成分是地主，老二却因年轻时在县城念过书而糊里糊涂不伦不类地评上了一个学生成分。当然这里边也不全是糊里糊涂，乡里人多多少少是看了地委江专员的面子。
这一点江信初心里是明白的，所以他在去许家省亲时，带上了藻溪乡政府的负责人。他坐在许家土改时侥幸存留下来的唯一一张梨木太师椅上，呵呵地清过了嗓子之后，就对泰山大人说：“记得乡政府对你的宽大，好好改造。”
看见许家老爷那张曾经威震四方如今却诚惶诚恐的脸，江信初感慨万分。历史的河流不过翻了小小一个浪花，就已经将他父亲当年十分有限的想象力推到了极致。当年他父亲的梦想是让儿子攀上一门家道略微殷实些的许姓亲家，然而今天他不仅娶了许氏家族首富的千金，而且竟敢坐在许家最贵重的一张椅子上，让许家老爷站着听他说话。真可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
只是可惜父亲没有活到这一天。
在那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江信初再也没有回过藻溪。不仅江信初不回去，连许春月也极少回去。许家老爷逃过了土改这一场大劫，深知完全是因为姑爷的缘故。姑爷在，他就在。姑爷倒，他就倒。如果想让自己不倒，唯一的办法就是保持姑爷不倒。识字断文懂得天下兴衰之道的许家老爷，明白自己是不能给姑爷惹任何麻烦的，所以就主动和女儿疏了往来。
正因为岳父是深明道理的，江信初才无法拒绝岳父来城里看病的要求。许春月电话里的声音很是犹疑温婉，可是在犹疑温婉底下却藏着隐隐一丝不可违逆的固执。这一丝固执大得刚好让江信初警觉，却又不够让江信初生气。许春月需要在江信初面前坚持维护的东西很少。为了追寻江信初，她已经割舍了拖在她身后的那片巨大的影子。但是她依旧无法像江信初那样轻快地跟上时代的步伐。后来她才意识到：那片影子其实是隐藏在她那个与生俱来的姓氏上的。她有一个沉重的姓。这个姓是她无论如何努力也涂抹不去的。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已经习惯了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没有家世的女人，忙忙碌碌地被时代的潮流拥载着，去投奔一个不是很清晰的远大目标。直到父亲生病的消息传来，她才突然想起了当年她上平阳中学读书，父亲在岸上跟着她的船跑，灰蓝色的布褂子被风吹得鼓鼓扬扬的样子，她的眼睛便潮润了。她想在江信初面前维持的，就是这一丁点关于少女时代的记忆。江信初知道他是不能违逆这样微弱的一个要求的。
江信初下班回家的时候，才想起来应该请食堂的王师傅再物色一个临时保姆——原来的那个保姆回家探亲去了，一时半刻还回不来。岳父来了，虽然只住几天，也是需要人照顾的。
走近院门的时候他老远就听见了一片笑声和水声。院子里有两个女人，高卷着衣袖裤腿站在两个大木盆里洗衣服。手和脚都没有闲着。脚浸在肥皂水里踩着被单，白花花的泡沫淹至脚脖。手在桶里撩着水，泼过来洒过去，两人的前襟后背都湿了一大片，夕阳里两个身子便很是黄黄暖暖凹凸有致了起来。
院子里的那棵槐树和桑树之间拉了一条长长的绳子，上面晾了一串大大小小的布片，有被单床罩衬衫外套袜子，也有他的内衣**。
那两个女人，矮一点的是他的老婆许春月，高壮一些的是越剧团的女演员竹影。
竹影早已从扫盲班毕业，许春月也早已调回到文化局分管行政。两人虽然不再是师生了，却成了朋友。竹影身边没有亲人，许春月也和娘家疏了往来，到了周末节假日，许春月就邀了竹影到家里来吃饭。竹影来了，也不闲着，总爱拆拆洗洗，缝缝补补，帮许春月整理家务。
两人玩了一会儿水，笑得岔了气，都抽出脚来，蹲到地上捂着肚子喘气。歇过了，竹影就问许春月：“你和江专员怎么不生个孩子？”许春月收起笑，叹了一口气：“他忙，我也忙。”竹影听了又“哧”地笑了起来：“忙？谁不忙？毛主席还忙呢，也不耽误生孩子。你快生，生了我帮你养。”许春月就“呸”了一口，说：“黄花闺女家整天讲生不生孩子的，也不害臊。”竹影捏起拳头擂了许春月一下，说：“我害什么臊？我什么戏没演过？你们男男女女的事，我早就懂了。”
说话间偶一回头看见了站在门口的江信初，脸便陡地涨了个通红，顿了顿脚，说：“不同你说了。”便甩手跑进了屋里。
江信初就来帮许春月拧床单。
两人把床单从水里拎出来，许春月抓一头，江信初抓一头。许春月往左拧，江信初往右拧，床单就成了很是细瘦的一条。中间却鼓出一个大大的水包，怎么都不肯瘪下去。
许春月就喊竹影出来帮忙。
喊了一声，没出来。又喊了一声，还是没出来。江信初就嘿嘿地笑了起来，说：“出来吧，我又不会吃了你。”
竹影才慢吞吞地出来了，脸上依旧红扑扑的。走过来，狠狠地在水包上砸了一拳，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春月姐怕你，我可不怕。你不吃我，我说不定还吃了你呢。”
江信初听了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他其实是有点喜欢这个从来也没有把他当成地委专员的年轻唱戏女人的。
许春月是在一九五七年秋季的某一天失踪的。
失踪前，她买了几张汤圆票，请办公室里的同事吃汤圆。众人有些吃惊，问有什么喜事，许春月含笑不语。
回到家来，说头痛，便早早地上了床。江信初早上起来，她已经走了——保姆说开会去了。那阵子他们单位早早晚晚都在开会，内容当然是关于那场后来成了现代史重要研究题材的大运动。她天天离家很早，回来很晚。他并没有在意。
他自己一人坐下来吃早餐，桌子上放着她吃剩下来的半碗稀饭和一小碟酱瓜。他夹起一根酱瓜，上面仿佛还带着她的齿痕。那便是她留给他的最后印迹。许多次他想起她来，这根酱瓜竟成了他的安慰——至少她不是饿着肚子上路的。
后来回想起来，她的失踪并非突然发生，其实事先已经有了许多昭著的迹象的。
她失踪的前两天，突然提出要回藻溪一趟，替父母亲上坟。他理所当然地以为她指的是他的父母。他很多年没回去了，她替他回去，他就没有反对。
回来时，他问她是否见过许杏妹了，她说她把一年的生活费都交给她了。他有些吃惊，问为什么不照常一月一月地寄呢？她笑笑，说省得麻烦。他就没有深究。
后来才听说，许春月那趟回去，就去了两个地方，一处是她父母的坟地——她的父母都是在那几年相继去世的，另一处就是她家的旧宅。她并没有进门，只在门前的那条小溪旁边坐了很久——他和她年少的时候曾在那里度过许多个炎热的暑天。他久已习惯了许春月把他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他甚至已经忘记藻溪也是她的家、她的根。那次她回藻溪，其实是为了辞别她的爹娘和她久远的少女记忆的。
她从藻溪回来的那天夜里，他起来上厕所，突然发觉她泥塑木雕似的坐在床头。月光漏过窗棂格，照得她的双眸荧荧发亮，如同死鱼眼睛。他推了推她，她便躺下了。后来她抬起身来，轻轻地叫了声“信仔”——那是他的小名，她很多年没有这么叫过他了。他太困了，迷迷糊糊地答应了一声，就睡着了。她没有再开口。那几年她常常失眠，他并不太放在心上。
他没有放在心上的事情太多了。他想到这些就会揪心揪肺地疼。她把那样的迹象明目张胆地掼在了他的眼前，她期待着他帮她捡拾起心的碎片，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替她补心的人。可是他没有。他如此迟钝地忽略了她一次又一次的呼求。他对偌大一个温州城里发生的事情都了如指掌，然而他对发生在他的小家里的事情却如此麻木不仁。他只知道她是一个勇敢坚强的女人，一个敢剁指抗婚、敢跟分别五年几乎陌生了的男人离家出走过生死难卜日子的女人，他却不知道她也是一个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女人——脆弱得竟然经不起组织上的一次谈话。
在很长的时间里，他都在想象着她是在和他开一个狭促的玩笑。过一阵子她就会厌倦了她的玩笑，从某一个藏身之地钻出来，给他一个特大的惊喜。他甚至设想了他们见面时的情景。他会紧紧地拥搂着她，把她拥搂得几乎无法喘息，然后对她说：“别再这样吓唬我了，我老了，经不起了。”
有时他下班回家，把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他的手会突然犹疑颤抖起来。他多么希望他手里的钥匙是多余的——从前许春月总是比他早下班，只要她在家，门就不会上锁。
有一天，他在机关开完会回家，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整个城市早已慵懒地歇息在暖黄色的街灯里，他却要独自回到一个暗淡无光的家中。自从许春月失踪以后，他嫌和保姆独居一处不方便，就把保姆也辞退了。琐碎的家务事，他能干的就自己干。干不了的，就请秘书李猛子帮忙。
那晚当他走过警卫岗亭，拐入通往宿舍区的那条弯道时，他突然看见了他家窗口的灯光。刹那间，他的胸腔里似乎有无数颗心一起高悬在半空，又同时猛地跌落下来，狂野地、毫无章节地跳动起来，几乎将他的身体撕成碎片。
他跌跌撞撞地推开家门，一眼就看见厨房里站着一个女人。
女人围了一条花围裙，背朝着他在炒菜。饭桌上已经摆了三五个菜，荤的素的都有。平时洗菜的小竹箩里，盛了几只极大的清煮海蟹。顶上的那一只，已经掀了盖，露出满肚油汪汪的蟹黄。小钢精锅里，温了一壶米酒。女人正在炒鸡蛋，葱花在锅里热烈地喧腾着，满屋都是浓郁的油香。他的肚子就很是响亮地喧叫了起来。
女人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来，甚是熟稔地吩咐他：“洗洗手，饭就熟了。”他回话时竟有几分结巴：“你，你是怎么进来的？”女人嫣然一笑：“你怎么忘了，春月姐给过我钥匙的。”
他们就坐下来吃饭。女人替他斟了酒，又把蟹黄夹到他的碗里。他问女人最近剧团里排什么戏，她说是《小保管上任》。他问她在没在里边演出，她说她演的是小保管的妈，唱段不多，却场场都得露面。两人便都无话，默默地喝酒。
喝了约有两三盏，就都隐隐地有了些醉意。醉眼里看女人，女人比先前清减了些，头发长了，留成了两条半短不长的辫子。颧骨高高的，盖了浅浅一层的酒红，英武里略带了些媚意。他突然觉得女人其实还是蛮中看的。
女人放下酒杯，问他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茫然地摇了摇头。她说今天是春月姐的忌日。女人的那个“忌”字像一根棍子，猛地在他心上戳了个洞，酒意便凶狠地毫无顾忌地从那个洞眼里痛楚地涌了上来。
他一把将手里的杯子摔了，对女人嚷了起来：
“一个浙江省多少个县，每一个县公安局都找过了，没有人看见过她。”
他把“尸体”两个字，小心翼翼地咽了回去。
女人无话，起身帮他收拾了桌上地上的玻璃碎碴儿。半晌，才叹了一口气，说：“春月姐枉和你相好了这么些年，你竟不知道她的心。她选择了这么个方法，就是不想让人找到她。只要找不到她人，就没人能说她是自杀的。只要没人能说她是自杀的，她就连累不到你。”
他听了，愣了一愣，把事情前前后后地想过了一遍，就有些想明白了。心里只是空，无边无际的、填也填不满的那种空。便伏到桌子上，呜呜地哭了起来。
女人并不劝，只是将他搂到怀中，用自己的手指一下一下地梳理着他的头发。女人在梳理的过程里，发现男人已经有了许多白发。
一九五九年春天，温州地委专员江信初和越剧团女演员竹影登记结婚。
那年新郎官三十九岁，新娘二十五岁。
在先后长达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阴差阳错，江信初的两任妻子都没有生育过。多年之后当竹影几乎过了生育年龄，对怀孕不再抱希望的时候，江氏夫妻就抱养了一个女孩，并给女孩起名江涓涓。
关于这个女孩的身世和她的成长过程，那将会是另一个章节里的另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