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仍能清晰地记住这个集体所有的人的名字。编辑部主任陈惠冠，副主任闫大方，美编组长费声福，文编组长吴兆修，美编关景宇、童介眉、焦长春，还有年轻的吴棣。文编董庆东、杨恩、张友元、杨春峰，加上我和后来因熟悉中国古典文学又调入的徐娟，还有车俊、吴锦男。后来还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李琼，又来了一个张满红。全体成员热爱《连环画报》，每次新一期的连环画出来，便全都兴高采烈地下楼搬画报。我家有这个时期《连环画报》完整的合订本，至今翻开来仍然感觉那画页上留着当年的**。还有，这个编辑部所有的人都爱花，养了几十盆的花，这些盆花的蓬勃生机仿佛也象征了这个不寻常时期，一直到1985年。生活是清苦的，我们准时上下班，中午吃食堂，剩菜用开水一冲当汤，却仍然活得有滋有味。陈惠冠敬业，闫大方厚道，费声福乐天，吴兆修执着。
我们的刊物以美术为主，文字为辅，像吴兆修那样比较要强的人，也心甘情愿为他人作嫁衣。很值得注意的是，美编吴棣年轻有为，他和这批崭露头角的青年连环画家为同龄人，共鸣合拍，他是这个特定时期不可或缺的人物，是从《枫》开始的一系列代表性作品的责编，他也正好干到1985年。个人爱好可能也很重要，我很快就和他们找到共同的语言。
1980年，《连环画报》稍显沉稳，也出了一些好作品。第5期有韩书力的《猎人占布的故事》，第6期有陈衍宁的《夕鹤》，第10期有陈衍宁、汤小铭的《复仇》。可喜的是这一年著名的老连环画家贺友直宝刀不老，还换了一把刷子，第1期就推出他的新作《白光》。这一年的代表性作品应该是白敬周的《草原上的小路》。这部作品显示中国连环画依然关注生活现实，跟《枫》一样是**之作。它也更加确立了白敬周在这个时期中国连环画领域的地位，和《枫》的作者们成为代表性画家。记得那时所有的人都不太富裕，除个别年纪大点的，多数人到中年，工资只有几十元。当时，美术出版社有点小福利，星期天可以给印刷厂折页子，挣点儿小钱以补贴生活。无一例外地，每个人都用竹子做了几个小刮片，那是折页子的专用工具。星期六，《连环画报》所有的人都排队领页子。画连环画和改编连环画脚本可以挣稿费，美编很少在自己的画报上发表作品，避嫌。脚本，其实出去约未必比文编自己改编好，但也都出去约。《连环画报》的人显得有点死心眼儿，但却支撑着，使画报一直有一个向心力。我还记得那时车俊张罗着凑了点儿钱，给我们的孩子买了几件小衣服。我还记得编辑部的几位女同胞，其实她们比我并没有大那么多，却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叫她们奶奶，她们就喜欢卖那么点儿老。她们是车俊、焦长春、吴兆修、徐娟，还有硬凑上的吴锦男。
1981年，《连环画报》势头更好。第4期发表戴敦邦的《黛玉葬花》，第8期发表高小华的《风筝飘带》。更重要的是又一位代表性的青年连环画家登场了，这就是尤劲东。第2期发表他的《法尼娜·法尼尼》，到第10期又发表他的《人到中年》。
连环画再次热烈地拥抱生活，再次产生轰动效应。这可以说是继1979年《枫》和《最后一课》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金钱使一些人反目，贫穷有时却使人心灵接近。我那时没有自己的住房，大衣柜搁在我岳母家，很不方便，编辑部借了一辆三轮车，帮我去把它拉过来，暂存在出版社的仓库里。衣柜是由编辑部主任陈惠冠领着一班子人去拉的，从美术出版社到阜成门外，又从阜成门外到美术出版社。去20多里，来20多里。
1982年，为了扩大《连环画报》的容纳量，同时也转发各地优秀的连环画。第5期发表王怀琪的《红旗谱》，第7期发表赵奇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第10期发表韩书力的《邦锦美朵》，第11期发表许勇、顾莲塘、赵奇的《嘎达梅林》。这批连环画都有较大的影响。他们壮大了中国连环画的画家阵容。
当然，办一个画报也不容易，尤其在那样的年代，我们也有过思想困惑。给刘少奇平反，我去约艾青写一首诗，想配在封面画上。艾青是个大诗人，当时身体又不太好，求他给《连环画报》写稿不容易。好在我从上中学就喜欢艾青的诗，我从老家到北京上大学就带一本书，那就是《艾青诗选》，这本书当时在书店是买不到的。我会背诵他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还喜欢他的：“智慧的人类伫立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那时艾青的眼睛正闹毛病，他于是从闹毛病的眼睛找到了灵感，很快我就拿到诗稿。可是，领导看了不敢用，又让我去退稿，弄得我好难堪。艾青很大度，由此还跟我有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艾青的那首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尽管胆子有点儿小，但《连环画报》依然在前进。
1983年，是《连环画报》和年轻的中国连环画家们走向成熟的时期，手法丰富，艺术老到，思想内容也更加沉实。第3期发表俞晓夫的《一个儿子》，第4期发表魏小明的《一个女人的刚毅》，第6期发表李全武、徐勇民的《月牙儿》和高云的《罗伦赶考》，全是精品。好作品不是零零星星的，到1983年，可以说是蜂拥而至，《连环画报》也用连载的方式推出一批有分量的作品，如高燕的《贵妇还乡》、辛明的《那五》、潘蘅生的《周游世界》。许勇、顾莲塘、陈苏平的《高山下的花环》是一期发出去的，已经达到70幅。一些连环画家的名字也开始引人注目，如叶毓山、庞邦本等。
我绝不夸张，我和我的《连环画报》的同仁，都全身心地献给中国的连环画事业。有一回，发稿篇目排好了，马上要发稿，头条稿子突然来不了，闫大方“咕嚓”坐在椅子上半天起不来。吴兆修爱嚷嚷是出了名的，为了稿件的事，我们每星期都得听她在楼道里嚷嚷几回。我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又喜欢美术，这还贴边。董庆东，人大经济系，没接触过美术。可是，他比我还投入，竟然埋头苦干，写出一本连环画研究的书来。
1984年，我们还是关心现实题材。第1期和第2期用连载的方式，隆重推出聂鸥、孙为民的《人生》。第6期至第7期发表魏小明的《黑骏马》，也是精品。第5期发表何多苓的《雪雁》，又是面目一新，让人折服。到这个时候，好作品已经呈群峰竞秀之势。蓦然回首，我们前边已经推出几个高峰？如数家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述说从1979年以来的所有的优秀作品。
既然我在文章开头就煞有介事地说到我是怎么来的《连环画报》，那我究竟在《连环画报》干了些什么？我是文编，我就是尽可能地把各种打响的中短篇小说推荐给《连环画报》，当然，得是合适的。《连环画报》是月刊，几乎每期都有我推荐的作品，究竟有多少，我已经说不清，当时责编没有署名，有些连是不是我责编的我也记不清了。现在留在我身边的就是这一时期的每年的合订本，还有一本全国评奖的获奖证书，吴兆修获脚本奖，我是责编奖。但我不遗憾，这是我生命中非常充实的一段日子。据说，张承志对《连环画报》发表的由《黑骏马》改编的连环画很喜欢，这我也就很高兴。最近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建国50周年连环画精品，也选中了《黑骏马》，不知道张承志知道不知道？还有就是我在《连环画报》过了过画画和设计的瘾，画面不足为外人道，设计封面是没事找乐。
《连环画报》的装帧设计是焦长春，我有时没事了就给她出馊主意，现在再看那几个封画，还觉得其乐无穷。
终于到了敏感的1985年。1985年，中国连环画仍旧是高峰，没有丝毫下滑的迹象，我们的遗憾也恰好在这一点上。
《连环画报》这一年第3期同期发表曹辉的《青鱼》和俞晓夫的《和平鸽》，还是一档精品。假若这时有谁说要消灭《连环画报》，我们会全体出动和他拼命，可惜没有。我在一册中国油画选里，看到俞晓夫的油画《我轻轻地敲门》，又看了后边的作者简介，说俞晓夫的代表作叫《毕加索·孩子·鸽子》，我又看了一下，我笑了。我母亲用一个箱子保存我小学到中学的课本，后来，我回家，母亲问我这些书还有没有用，我说没用了，但母亲依然留着。有一次我回家时产生了好奇心，我就去翻那只箱子，翻到一本旧语文课本，里边有一篇《和平鸽》，我说不清为什么，就把它带回北京。这么说这个世界是非常微妙可爱的。我祝福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现在翻看《连环画报》，翻到了杨克山的《小鼓手》，尤其是看封底放大的那一幅，真是爱不释手。杨克山的水粉画是一绝，可惜他的连环画并没有引起轰动，选题都不太理想。我曾想帮他物色一个好的，可惜错过了1985年。我至今不认识他。
1985年以后当然还有好连环画，如《中国连环画》发表的何多苓的《带阁楼的房子》，如《连环画报》发表的赵奇的《呵，长城》、尤劲东的《母亲的回忆》、常松的《老人与海》、李勇和刘德润的《怎么办》、梁占岩和纪京宁的《老井》，等等。但1985年却已经预示了这个黄金时代的尾声。这个终结并没有引起关注，中国连环画还正处在一个波峰上，让一部分人误以为中国连环画的真正高峰正在到来。当然，文学会失去轰动效应，连环画也会失去轰动效应，但1985年的变动中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使这种结局提前了。
1985年，《连环画报》发生了分家的事件，重新合并是在十几年后，自然，这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整体的。我无意评判这件事和它前前后后的谁是谁非，不过，在这里我要讲一件小事。我在前边已经提及，《连环画报》编辑部的同仁爱花，好像也就在1984年，吴锦男的一盆旱伞长到齐胸高，整盆碧绿碧绿、蓬蓬勃勃，人见人爱。1985年春天，花也一样的好，但就在一个月里全部枯死。要知道，《连环画报》，我当年的同事们，他们对中国的连环画事业爱得有多深。
中国人的脸
我要写中国人的脸，源于看到苏联画家画的简单平板的中国人的脸和一个时期里中国画家自己画的“斗士”脸和“模范”脸，苏联画家可能是太生疏，而中国画家甚至认为“斗士”脸和“模范”脸是一种艺术上的升华，却明显地有一种距离感，不太像，不经看，缺乏亲切感，缺少血肉感，缺少个性。《霍乱时期的爱情》里，外国人把留一条辫子的中国人当成怪物，看到那样的电影镜头，心里很别扭。
我曾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那里时不时处理一些时间长了的画册，我看到一批批人物造型，正在逐一死去。
中国人的脸被真正表现出来丰富起来活了起来，那些真诚的执着的中国画家功不可没。
从最熟悉的人开始，画家画画家，吴作人画《齐白石》，画家从本真的人开始，以那件虾青色长袍让整个画面显得厚重沉稳，细节上突出表现他的眼神、嘴神、手神，一时传为美谈。画家艾中信的评说是一篇最佳导读，右手指捏笔的姿态（手神）和隐藏在银髭下作吮笔状的嘴神，实不下于凝神而思的传神阿堵。
大概过了二三十年，两幅画家的肖像画对我产生巨大的冲击，我从心里喊出来，这是中国人的脸。一幅是王子武的《齐白石》，一幅是杨之光的《石鲁》。有一种说法：20世纪中国画的主要成就，山水居首位，花鸟次之，人物画排在最后。
其实，20世纪国画人物创作有着最多的突破。王子武的《齐白石》是西画技法和中国笔墨大胆成功的结合。画中，齐白石双目炯炯有神，脸上仍有焕发生命的红光，看着这张脸，可以感觉到血液在流动。《八十七神仙卷》这样的画固然经典，但人物的脸部造型是概念化的，突破是艺术的灵魂，没有永远的权威。王子武的《齐白石》，令我想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更重要的是，一个睿智的老人，不仅是颐养天年，而且他的艺术和生命同寿。背景的一点红是齐白石97岁时画的牡丹，是他生命的注释。如果外国人问我，中国最趋完美的老人是什么样的？我首选这《齐白石》。杨之光的《石鲁》，一头乱发，髭胡参差，牙齿残缺，一只眼睛有点睁不开，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但是，那表情不是痛苦，不是怨恨，不是愤怒，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努力想睁大的那只眼睛直视前方。把一个历史时期浓缩在这样一张有血有肉的脸上，一个弱者，却有“以卵击石”的勇气。从《齐白石》《石鲁》两幅画中，看到这样的脸，你感觉到他们是活生生的，可以触摸的，这是值得你尊重的生命。外国人面对它，也得刮目相看。有三千年文明的这一张脸，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
《齐白石》帽子和大袍那两块衬托雪白须眉的凝重的浓墨，《石鲁》乱发的一笔狂草，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墨的奇迹。
于是，罗中立的《父亲》适得其时地出现了。它像领袖头像那么大，被摆在中国美术馆原来挂领袖画像的地方，是一幅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十几年前在《惊心阅读》中写了这样的话：“中国美术馆举办二十世纪中国油画展，再一次站在罗中立《父亲》的前边。皱纹，泥污，汗水。深藏在里边的一双善良的小眼睛。老人斑，苦命痣，扇风耳，只剩一个牙。手指头，缠着的纱布，洇出的血痕，夹在纱布里的一个谷粒。一只锔过的蓝花瓷碗，半碗茶水。《父亲》依旧，我们却老了二十岁。”我们赞美长满老茧的双手，《父亲》让我们读到它的痛，读醒变成死肉的麻木。我接着写：“《父亲》不是一时的牢骚一时的愤懑，《父亲》是长期积郁后的一声呐喊。呐喊的是画家罗中立，而画中的父亲，他只是带着一股韧劲，一种承受力与忍耐力。勤劳，使劳作和受苦，成了一种本能。《父亲》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控诉不是一种直白的揭露，他同时是一个民族不灭的精神的凝聚。”
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命美感，中国人也懂得爱。我的同乡诗人蔡其矫在极左年代就喊出：青春万岁，爱情万岁，少女万岁。极左年代，直接赞美生命美是不行的。于是，那个曾经把“革命”两个字绣在衣服胸口上的春兰，给了画家想象的空间。读者甚至不允许作家写她变坏，《红旗谱》的作者梁斌只好尊重读者。黄胄1960年的《春兰》在那样的年代悄悄露面。
那眼神，那微笑。也许因她的前史，带着速写特色的、笔墨线条流畅的黑衣美女，让人爱不释手。画家心有灵犀，于是有了很多《春兰》，《春兰》从插图而成了独立的人物肖像。我们后来就有了一些让人过目不忘的中国人的脸。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王沂东的红衣《新娘》系列。女人一生最漂亮的时候就是当新娘子的日子。
我喜欢读画，尤其喜欢在一张有内涵的中国人的肖像前边驻足品味。
一个世纪的等待
读 文
他的名字首先出现在一个长途电话里边，但具体的是哪三个字我并没有记住。我那执着于文学理论编辑工作，而由“南蛮子”变成“东北汉子”的朋友林建法接连打了好几个长途，硬是把我拽进一个以往还十分陌生的领域——陶艺。他知道我写了一个自称为小说，一半被人承认，一半被改称为散文的毛边系列《寻找大师》，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寻寻他。一开始，我不无矜持，我有我自己的寻找尺度，更何况我寻找的并不是大师本身，我的寻找，其实是源于一个痛苦的出发点，于是，我在旷阔的天地间，踽踽独行。林建法并不罢休，并把一个叫马晓丽的女作家写的文章推荐给我，在整个《寻找大师》系列中，只有这一回是受命于人。
他一开始是以文字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的，而在文字中，他是戴着王冠向我走来的。对了，我这时记住他的名字——邢良坤。马晓丽的文章题目叫《陶王》。台湾地区权威性陶艺专业杂志称他为“天下第一陶”。中国当代陶艺评论权威李砚祖为他写了《当惊世界殊》，认为他的出现将改写中国陶艺史，中国因他而在陶艺领域超越日本，在世界上独占鳌头。而从不收藏1894年以后的近现代陶艺作品的故宫博物院，破例收藏了他的11件作品。我不得不睁大眼睛，极力想从马晓丽这里看清他。
邢良坤如同一块粗制陶坯般突兀地立于世人面前，没上釉彩，未事雕琢。一副装卸工般粗壮的身板，一个刺猬般的杂乱无章从不梳理的寸头，一张找不到一点艺术气质的面孔。只有那双不大的眼睛有如点了珍珠釉一般，不时闪烁出睿智的灵光。
他的整个造型古朴、简洁，充溢着泥坯那粗粝坚实的质感。远远望去，仿佛笼罩在一种远古的神韵之中。带着旷远的隆隆轰鸣，展示着高更那个千古之谜的古老命题：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到哪里去？
我当然相信女作家细腻准确的笔力，后来，我从南方直飞大连，也证明这一点。不一样的是，我并不是从他不大的眼睛里看到他睿智的灵光，而是从他粗粝坚实的身板上感到他包藏着一种什么。我们闽南人叫“草包金”。邢良坤的粗糙里边包藏着一种金贵的东西。我只感觉他有一种非常人所具有的创造力。后来，这一点也得到证实，他那些别人无法模仿的作品可以陈列成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大连正为他建造一座博物馆。
还有一个日本专家来看过他。专家说，用十个日本的陶艺家，干一辈子也做不出邢良坤这几年这么多的作品。他的作品源源不断。我对他还有一种感觉，当然这一点也被女作家马晓丽注意到了，但马晓丽写到这里时，她的嘴角飘起了一丝微笑，这是属于女性的，尤其是漂亮而有身份的女性的微笑。她犹豫一下，就把笔收住了。但我还是要把这点写下来，他爱陶艺更爱美人。我不是为了增添一点佐料，而是它，将成为我的寻找的一个出发点。
我不得不借助马晓丽。马晓丽在荆棘丛中劈出一条路来，叫我可以**，在风景最佳处，她却冷峻地告诉我：这是终点。但我还是受到马晓丽文字的**，因为马晓丽为我们画出了一条神奇的邢良坤曲线。
1955年9月24日，邢良坤出生在山东文登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这个已经有了五个子女的家庭事先似乎并没有增添成员的意愿。家境极其贫寒，现有的几张嘴已经使父母难以应付，“添丁”对于这个家庭便只能是有忧无喜了。然而，不管愿意与否，父母还是在混混沌沌之中制造了这个生命。母亲没为这个孕育着的生命多吃过一口东西，也没为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少干一点活。出生时，邢良坤只有二斤半重，像一个抽抽巴巴的小耗子，遭到了所有人的鄙弃。
没有人当他是个活物，所以，听到父亲毫不犹豫地说出“扔到猪圈去吧”之后竟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异议。若不是父亲没抽完那袋烟，若不是二姐经过炕头时无意中瞥了他一眼，这个世界是断然不会留存这条性命了。
“哎，他还有气！”二姐惊讶地看着他。在他死一般寂静的脸上，一丝襁褓上的棉纱随着他微弱的呼吸在轻轻地摇曳。
再麻木的人也对杀生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既然还有口气， 等两天再扔也不迟。” 父亲不情愿地说。
于是，他便赢得了两天的生存权利。
两天中，没有人特殊地关照过这个柔弱的生灵。
甚至连他的母亲也没有。母亲没有奶，又有太多的事要去做，根本无暇顾及他。只有姐姐忙里偷闲，偶尔往他的嘴里灌上几滴小米糊糊。
谁也没有想到，这短短的两天竟然造就出了一个强悍的生命。两天以后，邢良坤忽然睁开双眼，目光炯炯地打量着眼前这个陌生的世界。良久，他突如其来地爆发出一阵石破天惊的啼哭。
我是一个闽南人，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也算个北京人，我无论如何接受不了“扔到猪圈去吧”这句话，我不知道女作家马晓丽是怎么把这山东佬的话接过来的。但我在抵触中却把这句话深深地烙在记忆里。邢良坤在这里拐了一个弯。
良子是24岁的那个中午……那是一个很活泼的中午。他攥着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到的工资……鬼使神差般地把他领到那个热闹的旧货摊前。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似乎与他有着千年万载前缘的、必将对他今后产生重要影响的物件——碗。
这是一个淡绿色的日本花形碗。一见之下，良子便觉心中悠然一动。他轻轻地捧起这个造型奇特的碗，眯起眼睛惊奇地打量起来。阳光下绿莹莹的釉彩反射出悦目的光泽，像一对幽幽的眼睛与良子深深地对视着。
良子毫不犹豫地掏出钱，把这个碗买下了。
后来我才知道，碗对于一个陶艺家是这般重要，它在最简单中显示它的最不简单。哪怕是一个最复杂的瓶，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也只有一个面。而这简单的碗却一点儿也不能回避我们的目光，它里里外外都要经得起我们的挑剔。我要说一句话：昨天我不知道碗。我惊讶于邢良坤的碗。他仿佛得到神示，他的碗是最没有世俗痕迹的，是十足的艺术创作。为了我的寻找，我真真是鸡蛋里边挑骨头，但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碗无懈可击。邢良坤在这里又拐了一个弯。
一个日本人闯进了他的小屋。连这个日本人自己也不会想到，他的到来将造就一个中国最大的日本陶瓷收藏家和鉴赏家。
……良子发现他对自己最得意的那几件水光溜滑的陶瓷品似乎丝毫不感兴趣，却一眼看上了一个粗巴巴极不起眼的旧碗，出了一个令良子百思不解的高价。他不无保留地告诉面前这个满脸惊讶的中国小伙子，只有这件是“陶艺”，而那些都只不过是些“厨房用具”。
这个日本人有点儿像民间故事里边出现的“智者”。邢良坤再拐一个弯。
纯系偶然，良子一位搞摄影的朋友为陶瓷厂拍照，约良子同行……没想到一站到陶泥面前，良子被定住了。他呆呆地面对那对处于原始形态的散发着浓郁历史气息的泥坯……他抓起一块泥随意捏了几下。
鬼使神差般地，良子的手中出现一个精巧的泥碗。
“咦，这是日本茶道碗！”一个碰巧在场的陶艺专家惊讶地说：“这是陶艺！”良子……不由自主地随之重复了一句：“陶艺！”就在这两个字脱口而出的同时，良子的思维完全清晰并骤然定型了。他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会有那种莫名的冲动，他突然懂得了自己其实一直在苦苦地寻找着走入陶艺领域的契机。现在，这个契机终于来了。
假如不拐这个弯，就没有邢良坤。
三个月后，良子的窑炉里源源不断地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日本仿古茶道碗。有圆的、方的、高脚的。有奈良时期的、镰仓时期的、江户时期的。有木米窑的、带山窑的、乾山窑的。
……
促使良子突然改变轨迹的直接动因，是著名画家张家瑞先生的一句话。当时，张家瑞先生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良子的仿古陶。在大加赞赏之后，张家瑞先生沉吟了一会儿，用真诚的目光注视着良子，一字一顿地说：“但是，我想告诉你，烧这种东西，你永远不会有出息！”
“听君一席肺腑语，胜我十年萤雪功。”邢良坤这个弯一拐，他就看到在东方地平线上铺展着的万道曙光。柳青在《创业史》中有一句精辟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的就那么几步，特别是在他年轻的时候。”邢良坤的幸运是，每当关键的时刻，都有人给他指路，而每拐一个弯都准确无误地把他引向他的人生的辉煌。而马晓丽聪敏地捕捉到这条曲线上每一个出色的拐弯点，并让它们闪出异彩。但人生有两种拐弯，一种是别人引导你拐弯，另一种却是你自己感悟，自己拐弯。邢良坤以他身上所包藏着的无穷的创造力，继续延伸他的人生曲线。
长久以来，陶艺界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是乾隆年间曾有一件陶艺珍品“活心瓶”。
……
陶艺造型难就难在一个“活”字上。历来陶艺作品都是“死”多“活”少，“死”易“活”难。因为“活”需要极灵妙的构思，极精巧的手法。因此，历代匠人都对这个“活”字梦寐以求但又望而却步。良子却不然，他偏要拿这个“活”字做文章。他大咧咧地由着性子扯开喉咙嚷嚷：“玩就要玩个绝活儿！干就得干个举世无双！”
……
良子只顾奔窑了，翻墙时，一个不留神脚下突然踩空，整个人从墙上跌落下来。良子只觉得右脚一阵阵钻心的疼痛，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
在冥冥之中主宰众生的上苍大概是个性情极其乖戾的老人。他从不让你轻易得到任何一样东西。你若真心想要，他便**你、折磨你……他捉弄你、嘲笑你，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便会补偿你……说不清是因为良子摔伤了上苍才把成功赐予他，还是因为良子成功了上苍便有意把他摔伤。反正，就是在这个夜晚，良子那件稀世珍品“十层转心瓶”诞生了。
……
相传，弟生二烧窑常不及兄生一，百思不得其解，心下便憋闷而遂生怨气。一日，生二趁夜色转至生一的窑前，只见“哥窑”内又刚刚烧出一窑上好的瓷器。生二嫉恨不过，趁生一不备之时，悄悄地往窑里撒了一泡尿……第二日，忽闻风传，说“哥窑”在神力相助之下又出彩了。生二好生诧异……生一告诉生二，昨夜天神显灵庇佑“哥窑”烧出了一种极美丽的新瓷——“冰裂纹”。
……
很快，良子便在平面开片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立体开片。良子的立体开片以裂纹凸现为主要特征，不仅可以在浅釉上开深纹，还可以在深釉上开浅纹，也就是说可以在任何一种釉上开任意色泽的纹。
不仅如此，良子还能够控制纹路的变化，随心所欲地让那些纹路或纵或横，或疏或密，或圆或斜，或粗或细……
读了《陶王》，我知道林建法为我出了一道什么样的难题，而马晓丽淋漓尽致的《陶王》已经把我搁浅了。
1994年，邢良坤在美术馆办展览。有一个人看了他的展览，找到他对他说，你应该去找李砚祖，他是这方面的权威，只要他肯定你，你就站住了。邢良坤指着边上一个小老头问那个人，你认识他吗？那人说不认识。那小老头就是李砚祖。头一天的晚上，李砚祖在天津看新闻，知道了这个陶艺展览，当夜驱车回北京。邢良坤是一个很有灵气的艺术家，同时，他是一个幸运的艺术家。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仿佛从天而降，总有一个智者为他引道，为他指点迷津，为他铺设道路。而很多艺术家，我说的是很多同样有才情的艺术家，却被有些人有意无意地困在半路上。中华大国，人才济济，有多少千里马无缘见伯乐。
还是先回头理一理我的困难境地。我进不得退不得，前有狼后有虎，前有马晓丽后有林建法。我多次重新翻阅《陶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期望马晓丽能给我留下一点可能。一天夜里，我终于从马晓丽的行文中抓到两句话。这两句话一经让我抓住，就像阳电和阴电相触，立即闪出生命的火花。
第一部分第7自然段：
1994年10月25日，《邢良坤陶艺作品展》在中国美术界的圣殿——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
第一部分第11自然段：
……从不收藏1894年以后近现代陶瓷作品的故宫博物院……破例收藏邢良坤的11件陶艺作品。
我从**跳了起来，抓起电话，告诉林建法：“1894年至1994年，整整100年。这是整整100年的等待，这是一个世纪的等待。”于是，这便成了本文的题目：一个世纪的等待。一个被称为CHINA（陶瓷）的国家，整整等待了一个世纪，它终于等到了一个叫邢良坤的人，并由这个邢良坤来谱写这部CHINA的新篇章。
读 陶
我从厦门直飞大连，我已经不能摆脱邢良坤的**。但我一到他的住处就一头扎进他作品的陈列室，要不是还有陪同我的林建法，还有新结识的一位年轻摄影家张涛，我真要一个人泡在里边不出来了。我心里很明白，由于马晓丽，一个最常规的过程被省略了。我只想对他的作品一件一件细细地品味。我极端专注，既不问邢良坤什么，也不发任何议论。我总是半天半天地在里边看，在里边转。只在吃饭的时候和他们应酬应酬说说话，有意无意地回避那些最实质的问题。我的样子仿佛有点假深沉，因为同时有中央电视台和大连电视台两位女编导，带着她们的摄像，她们也想问我应该选取什么样的角度，而我一般是笑而不答。弄得林建法两只眼睛里全是问号，从里边反射出一种高深莫测的东西。
邢良坤的碗，不带重样的。邢良坤的树叶，不带重样的。
邢良坤的瓶，不带重样的。这就够我看的了。
邢良坤虽然被马晓丽称为东北大汉，但他比我那个细高的老乡林建法还矮半头，再加上长得块壮头足，并不显得高。把他比矮下去的，还有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个时装模特，1.76米以上的个儿，差不多1.80米。女模特的细腰长腿，让邢良坤显出一种敦实的感觉来。
邢良坤忙邢良坤的，我看我的，仿佛此行和这个长得粗粗壮壮的东北汉子无关。我的目标只是那一室陶瓷作品。于是，我也仿佛旁若无人。最能接受我的这种状态的偏偏是这个一直在等待我的邢良坤，仿佛心有灵犀，他就等待一个只看不说的人。我不重复任何人说的话。
我唯一的一次提问，不是问邢良坤，而是问他的妻子。我问她，现在邢良坤最满意的是哪些作品。我仿佛是明知故问，而且知道那个答案意味着什么。而他的妻子并不知道我问她的背后是什么意图。她像回答别人一样回答我。她说，他最满意的是刚做出来的这几件作品。她指给我看，是几件怪兽和女人体。
我不说话并不是故作神秘，其实，它来源于我的第一个感觉。我一进入他的作品陈列室，我就为他的创造力和巨大的成功，以及他可能陷入的不可自拔的失败震惊了。他的成功的作品我还没有真正读懂它，他的失败的作品他还不可能真正地承认它。面对动**大海的波峰浪谷，我只有沉默了。
陶王。天下第一陶。我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关于他的成功，很多专家都说了很多内行的话，我不能班门弄斧。他的失败，竟没有人提及，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
后来我知道，一开始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肯定他；另一种是否定他。后来，有了权威的肯定，又有故宫博物院的破例收藏，于是，邢良坤站住了。
我已经说过，我被他惊人的创造力和巨大的成功所震撼，但我想成为肯定他的人的一个例外。也许这是一种好奇心的驱使，我想知道另外一些人是怎样否定他的。可是行色匆匆，而且我处在对他一致崇拜的氛围中，我正在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
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首先读懂他的成功。但我却因发现了自己身上所萌发的世故而难为情。
我应该感谢大连电视台那位女编导，对不起，隔了这么长时间，我一时记不起她的名字。但有一点，我现在记起来了。
当时，摄影家张涛对我说：“你注意没有？她挺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后来，他先想起来了，她是个演员。她是电视剧《四世同堂》中招娣的扮演者。噢，像她。我现在记住的就是这些。那天，那位女编导也有雅兴，坐邢良坤边上跟他一块儿在捏一个笔筒，弄得两手泥。我听到他们俩在吹牛。女编导说，我在家里捏饺子，每一个折子都不差样。邢良坤也跟着吹，原先我办饭店，我揉的馒头不出一个折子。我舒了口气，就在那一瞬间，我的心里好轻松。
假如，你不用双手去捏泥巴，你就不可能懂得陶，你就不可能懂得邢良坤。
我、林建法、张涛，我们去捏泥活。
我捏一个**，像一个小山。再捏两个光屁股小孩，在往上面攀爬。但我总掌握不好，只要稍微干一干，那两个小破孩就往下掉。粘了几回，老也粘不好。
我决定再捏一个瓶子。那瓶子是个变形女人体，坐着，两腿弯弯的在前面支着。大屁股，细腰，两个奶子翘翘的。两只胳膊是两个瓶耳，一高一低。长脖，那是瓶颈。顶上是瓶口。
我胡想胡捏，几个在里面帮邢良坤做碗的女孩，看着看着就乐。她们老来帮我的忙，想方设法让那两个小破孩别从那奶子上掉下来。
第二天，邢良坤把我们那些烘干的作品放到炉子里面去烧。我们自己的作品在1000多度的炉子里，我们的心里也热了起来，我们在等待着它们。停火以后 ，温度渐渐下降。终于，邢良坤打开炉门让我们看，里边还有几百度，不能靠太近。我看到所有的泥活在高温下像铁活一样，红得透亮，假如有一块铁在里边，你将分不出哪是铁哪是陶，我们都全神贯注地望着那些通体红亮的陶，一时鸦雀无声。就在这个时候，仿佛从天上传来一阵奇妙的仙乐。一开始似有似无，渐渐地变得清晰，才发现它是从炉门送出来的，这是陶在冷却中弹奏的音乐。我第一次听到它，轻轻的，脆脆的，有一种美妙无比的节奏。我激动起来了。我对邢良坤说，我听到了，我听到了陶的音乐。
邢良坤说，一开始，还以为是风铃的声音。很快地，我就分辨出来了，这是陶所独有的。
后来，我们去看了他的另一个陈列室。这回让我兴奋起来的，不是他的碗，不是他的瓶，不是他的树叶，而是他的几件人体作品。
记得在他家的陈列室里，有谁给我说过这么一句，有一位画家，现在记不住他的名字了，他对邢良坤说，多做碗和瓶，少做人体。这位画家含蓄地说出邢良坤的强项和弱项。
我在他家的陈列室里看到的那些怪兽人体，无论是黑眼睛红嘴唇的东方女人，还是金发碧眼的洋女人，除了有意夸张**以外，邢良坤受到世俗的**，极力地模仿真人。这个从民间走出来的艺术家，他的碗、他的瓶、他的树叶，并没有受民间工艺的束缚，而是充满着艺术家的朴拙大气。而他的人体作品，应该说是邢良坤并不具备应有的写实功夫，所以，他的那些怪兽血盆大口里的**就是邢良坤的缺陷的放大。这就是我在他的陈列室时，同时被他的才华横溢的深厚素质和对雕虫小技的洋洋得意所震惊的原因。
邢良坤已经被人戴上王冠了，而为王画像是最困难的。记得有一个幽默故事，有一个独眼国王请画家为他画像。第一个画家真实地画他的独眼，被杀掉了。第二个画家美化他，不画独眼，也被杀掉了。第一个被认为是丑化他，第二个被认为是美化他。第三个画家画他举枪瞄准，独有这个画家得到国王的赏识。既然我看到邢良坤的两面，我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有人给我出主意，你就先肯定他的优点，再轻描淡写地说说他的缺点。如果这样，那我就不是那个自称寻找者的许谋清了。我不当第三个画家，我也不当第二个画家，现在我又得到一个机会，使我摆脱了第一个画家的命运。因为我找到了一种真正意义的邢良坤人体。林建法在电话里曾告我，邢良坤最近做了一批**肥臀，可以给莫言的小说作插图。这就是我看到的那一批怪兽和**。如果，仅此而已，那么，那一位劝他多做碗和瓶，少做人体的画家的那一句话就是及时而有意义的。但我却同时感到少了点什么。譬如说，他的十层转心瓶，当然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前无古人。但是，这里边更多的是技艺。如果往这里一直走下去，那么邢良坤从本质来说，还停留在匠的范畴里面。我期望的是他成为一位真正杰出的造型艺术家。我热心的不是他烧陶的特殊技法，我追求的是他借助这种特殊技法的造型艺术。人体给邢良坤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那位画家让邢良坤抓住强项，回避弱项，而我却希望邢良坤能去攻克他的弱项。那位画家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发现了邢良坤无法逾越的缺陷。我想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绕过去看到了邢良坤缺陷的背面，或者说，我发现了邢良坤缺陷的价值。
这时我多少觉得马晓丽的曲线很可能把我们引向迷途，顺着马晓丽的曲线，我们很容易把邢良坤当作上帝的宠儿，把邢良坤所受的挫折都当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上帝只给他两斤半，但上帝慢慢地磨炼他，意在把他造就为一个艺术大师，因为他在每一个苦难的背后都有一个良好的转折。但到现在，我感觉我错了。我顺着马晓丽的曲线，滑向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陶王。
人创造了碗，创造了瓶，但是，上帝创造了人。人是上帝的杰作。
现在我们重读邢良坤的怪兽**，请你把眼光聚集在那**的脸上，你就会发现邢良坤面对上帝的杰作是那样的难堪、局促、惶恐、狼狈，甚至平庸。面对陶泥，他那充满灵性的十个手指头在这个时刻什么感觉也抓不住，只能亦步亦趋地模仿上帝，而且是笨拙的模仿。所以他创造出来的造型连上帝也难为情。
邢良坤无法和上帝沟通，上帝在创造他这个粗糙的身坯时，并没有给他注入灵性。上帝注入他的身体的只是血液，一股万头攒动的血液，使他浑身充满了力气，至于他将来会闹腾出什么来，上帝并不在意。
那位画家正是针对这一点，给邢良坤画了转向的路标。
而现在，我发现了邢良坤的人体，一种充满成功希望的人体。这个外表粗悍行为桀骜不驯的人，他创造了另一种人体。
我注意的是他的瓶形人体、鱼形人体、残缺人体。那个墨绿色的瓶形人体，里边仿佛胀满了力量，两个巨大的**再也不是凭空悬挂在胸脯上，收束的腰仿佛也是这种力量的结果，臀部和腹部的重新隆起和胸腰构成一种有力量的节奏感。两个胳膊变形为一大一小，一上一下，成为陶瓶两侧的瓶耳。脖颈就是瓶颈，省略头部，只有瓶口。而那个鱼形人体身子往后仰，省略双臂，正面看我们只看到一截躯干，胸脯、**、腰、腹、两腿分开，头往后边仰过去，长脖，一个非人非鱼的头部，张着口，而两条腿也往后变成两只手，一只手抓住一条鱼，正往自己的嘴里送。从头到躯干到腿到手，几乎构成一个圆圈。这个鱼形人体是白色的，只有嘴角流淌下一道鲜红。那是血的象征。
面对变形人体，面对这样的泥坯，邢良坤的十个手指头恢复了他的灵性。整个作品到处体现着邢良坤的灵感和冲动。他的变形人体，带着邢良坤生命的色彩。如果把它打破，它们会流出邢良坤的血。
只有在这个时候，邢良坤报复了上帝，他以上帝给予的创造力的血液和并非上帝给予的灵性创造自己的人体，他叫上帝难堪。我发现正因为他不是上帝的宠儿，他吃了豹子胆，向上帝挑战了。所以本质上，邢良坤是一个异端。
现在，我只能暂时沉默了。
这时，我想起人们送给邢良坤的那顶王冠。我想，有时戴上王冠就是画上句号。邢良坤的人体创作，应该说才刚刚开始。我想把他的那顶王冠摘下来，把它搁到巉岩之巅，对这位身上带着上帝给他的疯狂血液和魔鬼给他的奇思异想的人，重新给他一个起点，让他继续攀爬。
每幅杰作都有草稿
有一个搞哲学的朋友，我称他哲学家，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有哲理价值。他在某城面壁10年，终有所悟。他自己决定，出来后应该找的第一个人是我，就跑到我挂职的晋江市去。我感觉很荣幸。他问我：“你怎么给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沿海城市下定义？”我想了想说，就像一个农民，衣服给人扒光了，他捂着羞处，见边上有一些五颜六色的衣物，就随便抓一件来套在自己身上。我们的想法碰撞出火花，他很高兴，接着问我，这些城市在21世纪将是怎样的呢？我听懂他的话外音。他接着问我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让我回答的，结论已经有了，就是现在一批刚刚由农村变成的城市的致命弱点。晋江有大医院吗？晋江有体育场吗？晋江有公园吗？晋江有大图书馆吗？晋江有大剧院吗？我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有。有。有。有。有。哲学家沉默了。我说，晋江还有机场，排在全国第41位。晋江还有高尔夫球场。哲学家走后，一天天感到惶恐的是我。新加坡城市规划大师刘太格对我们的城市建设提出三点批评：一是向商业屈服；二是向外商屈服；三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城市规划的最高境界：一是惜墨如金，有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二是泼墨如水，要留出一片片绿地。我们的城市马上要面临二度改造。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是，每幅杰作都有草稿，都要经过修改。21世纪不会拒绝20世纪的这笔遗产，但21世纪首先要摆脱的是20世纪留下的沉重。
无缘之缘，不凡之凡
无缘之缘
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我结识了几位大诗人。
给刘少奇平反的那一年，我是《连环画报》编辑。那时，主编决定那一期的封面登刘少奇的画像，再配一首诗，想请艾青写，我是文编，就派我去找艾青约稿。艾青也刚回北京，住在一家宾馆，我在那里找到了他。我把约稿意图说了，艾青没有马上答应我。我说，我到北京上大学，只带一本书，就是《艾青诗选》。我能背诵他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智慧的人站在水边，于是产生了桥。”艾青终于同意给我诗稿。那时他的一只眼睛闹毛病，他就从这里写起。诗稿拿回来，主编却含糊了，不敢用，又让我去退稿。艾青并不太在意，还和我长谈，让我受益匪浅，受到诗的启蒙——“蚕吐丝没想到吐出一条丝绸之路。”艾青的那首诗后来发在《人民日报》。
在认识艾青之前，先认识了张志民，先从一册《朗诵诗选》里喜欢了《小姑的亲事》，再认识他本人。那时我是一个业余作者，他是《北京文学》的主编。几次听他谈文学。他对我有好感，给我指点迷津，告诉怎么选择就职单位。那时，我对社会的认识还很浅，没有听懂他的话，误失良机。后来，我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北总布胡同，又调到《中国作家》编辑部，住家没变。他住小羊宜宾胡同，又成邻居，他是《诗刊》主编。我死心眼写小说，几次去访他，他也送我书。
我住北总布胡同，有一位白发女同事徐竞辞住雅宝路。她收藏贝壳，我到她家去看贝壳，事过多年，我才知道她是故乡大诗人蔡其矫的爱人。我在北京没有见过蔡其矫。我在晋江认识的蔡其矫。晋江有晋江诗群，我不会写诗，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晋江诗人曾阅和蔡其矫私交甚笃，作《蔡其矫年谱》，我几次见蔡其矫都是和曾阅一起。我很喜欢蔡其矫的《祈求》《波浪》，曾参加在晋江召开的蔡其矫研讨会。
我的长篇小说《世纪预言》开首有篇《致读者》：但丁被称为旧时代的最后一个诗人和新时代的第一个诗人。您是幸运的，因为您现在也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一脚在昨天，一脚已经伸向明天。您听到来自两边的声音，一边是晚钟，一边是晨钟。但丁在《神曲》里边，有一个人在引导他往前走，他是古诗人维吉尔。现在也有一个人引导您走进这部生活故事。但很遗憾，他已经被生活撕裂成两半，撕裂成许谋清和我，自己争论不休，这无疑让您莫衷一是。道路自然是有些崎岖，那就请您拿自己的眼睛看，并带着自己的脑袋……
生活画卷并不色彩单调，诗人“维吉尔”还是出现了。我们两度丢失诗歌，一个是极左年代，灵魂进了牢笼；一个是这刚刚富起来的年代，金钱太耀眼了，诗歌在边缘浪漫。这里，久穷乍富，物欲横流，百万婚宴、百万寿宴、百万舞象宴、百万周岁宴风靡一时。但晋江真的是太幸运，这土地孕育的诗人举着订盟的酒杯，向我们走来，他在极左年代的**短诗，在长空吟唱：太阳万岁！月亮万岁！星辰万岁！少女万岁！爱情和青春万岁！
这就是诗人蔡其矫，祖籍晋江。
当然，正在数钱和豪饮的晋江人没有看到他，但他在这土地上留下了闪光的脚印。
我在晋江挂职体验生活，创作精神受他的引导。
我在2006年见他最后一面，他在一册留言簿上给我写了几个字：“谋清老友：同乡你永远关心家乡 谢谢！ 蔡其矫 二○○六、五、十四、晋江”。这是我在晋江挂职期间得到的最高褒奖。
诗是所有的文字中最真诚的倾吐，凡大诗人都是至真至诚的人。
人的一生要遇到一位能说心里话的人不容易，而这个人是诗人，还是大诗人，更不容易。我遇到多位，这三位是备受尊敬的老诗人，全是我的良师益友。可惜，我基本上都只是和他们擦肩而过。
人生旅程中，是什么叫我们一次一次地回望？我们不断捡回那些不经意丢失的宝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