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 碑

雨站在南方的雨丝中。

雨手里撑着的是一把红雨伞还是一把黑雨伞说不清,但无所谓,甚至连有没有雨伞都无关紧要。雨要是从天上哪怕是斜着往下落,都可能把他的裤脚打湿了。但雨丝很轻,横着飘,它们一丝一丝织到人的衣服里边去。雨的衣服不是湿漉漉的,是潮乎乎的。他穿的是纯毛料的衣服,每一根细毛上都挑着一粒小水珠,他感到衣服变厚了,显沉了。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南方人,自从雨给我讲了他在一个阴雨连绵的黄昏,在西湖南山公墓寻找中国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先生墓时的感觉,我就感到特别真切,雨也一丝丝织入我的衣服,使我感受到他在那种时刻的迷惘和失落。

横在雨的面前的是满山遍野的碑林墓群,排列得井然有序,红白两色的花圈点缀其间。他一个人在墓碑群中转来转去,山上山下都跑遍了,竟然找不到先生的长眠之地。

黄宾虹先生的一位亲人说过,先生生前只有一个朋友——傅雷;先生死后也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雨。

这话自然暗示了先生生前死后的寂寞,同时着着实实抬举了雨了。

想起这句话,又找不到先生的墓,雨感到十分惶惑。他本以为不要任何人带路,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找到先生的墓。他自我感觉良好,也许,也许他对先生理解太皮毛。

事后,雨细细地回想,其实他有三次从先生的墓边走过,但都疏忽了。

雨只能自责:不懂得先生。墓碑上有潘天寿先生的篆书“画家黄宾虹先生之墓”九个大字,还有一个雕像,这是很有特征的。

我问雨:“先生的墓碑是汉白玉的,还是花岗石的?潘天寿先生的题字是描金还是描红的?先生的雕像是铜像还是石像?”

雨没有回答我。

画坛原先曾有“南黄北齐”之称。先生1955年3月25日卒于杭州西湖,可直到1991年才由雨给他编辑了一册精品集。难怪说先生死后也只有一个朋友雨。

雨告诉我,他们只印2000册,结果迅速销售一空,他们挣了十几万。雨这个“他们”说得极含糊。有很多“他们”,有的“他们”冷落先生,到头来自己被冷落;有的“他们”不懂先生的价值,却用先生发了财。

雨愤怒疾书:中国画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艺术,有着光辉的历史,继承者代代相传,烟火不灭,但卓然有成者代不数人。到了科学极度发达的现代,中国画得到极大发展,谁是佼佼者自有公论,但“著名者”难以胜数,其热闹与黄宾虹先生当年之冷落局面恰成反照,令人喜耶,悲耶?

头上**雨,脚下泥泞,更加上天色将晚,雨丝渐密,雨望着林立碑石,惆怅若失。

我和雨算是楼上楼下,我在此楼住家,他在此楼编辑,我不坐班,他可是坐班,也就是说,我不出去,他又来得多,这样我们常常见面,但我并不认识雨,不知道哪一位是雨。

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眼睛又涩又疼,我感觉我的眼睛在变坏,每当密密麻麻的黑色的铅字刺痛我的眼睛时,我便上到12层台阶上面的图书馆去翻阅画册,读画是我的另一种享受。我的眼睛在色彩中忘掉了疼痛。

于是在图书馆跟别人说起黄宾虹,说起他死后的唯一的朋友,说起雨。

“哪位是雨,是不是50多岁?”我先选定了一个目标。

“不,也就40多岁,他长得黑。”显然图书馆的老张和我说的是同一个人。妙就妙在一个“黑”字上,只一个“黑”字就把一个人概括了。

老张又说:“长脸,长鼻子,长头发。头发不厚,薄。眼睛挺大,有点坑进去,双眼皮。”后来说得多了,但都没那个“黑”字好。

我不知道哪一位是雨,却先看了他的画,听说他是搞油画的,但我没看到他画的油画,却看到他画的水墨山水画,他刚好编了黄宾虹先生的山水画精品集,兴之所至,一挥而就。看画中笔墨,颇得先生神韵。他和图书馆的老张是好朋友,就把画挂在老张办公室里供人评说,过些时日,还又换一张。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向小刘——老张的属下,借了一册《精品集》,回家细细品味。她读我的书,我借她的画册,这算等价交换了。什么都在绕圈圈,看了画册,我又去读雨在《精品集》后边写的密密麻麻的文字,再次让文字刺痛我的眼睛。一抬头,它们飘浮在眼际,一片黑的云,翻出密密麻麻的白点,如一片碑林,我再次感受到雨在西湖南山公墓暮雨中的难堪境地。

我虽然眼睛疼痛,却又一遍遍咀嚼,他的这一段“黑”论。

黄宾虹先生的山水画创作,色调浓黑,浑厚深沉。他的许多作品黑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在中国画史上是没有的,或者说是少见的。因此他赢得了理解者的称赞,也遭到不理解他的人的否定或讥讽,赞扬者与批评者的不同观点,却集中在一个“黑”字上。

中国画离不开墨。墨的用量、薄厚决定画的浓淡、深浅。历史前贤以这块黑色的墨,对祖国秀丽山川作了淋漓尽致的描绘表现,充分发挥了墨的表现力,给后人留下大批艺术珍宝,光辉灿烂,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

黄宾虹先生在总结前人用笔用墨的基础上,加之自己数十年笔墨耕耘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五笔(平、圆、留、重、变)、七墨(浓墨法、淡墨法、破墨法、积墨法、泼墨法、焦墨法、宿墨法)。黄宾虹先生认为:“七种墨法齐用于画,谓之法备;次之,须用五种;至少要用三种;不满三种,不成其画。”

在黄宾虹先生看来,这是衡量一幅山水画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他的山水画创作,七种墨法齐用,层层积墨,遍遍点染,达数十遍之多,甚至过去之作在赠人前,仍在他认为不足处加笔,墨层丰厚至无以复加,画面浓黑几不类物象。但如前所述,远观则墨无墨气景物灿然,如他的《白岳纪游》《万松烟霭》《九子山》等,特别在深黑的局部,更显出光辉照人,尤见功夫。

黄宾虹先生在他《九十杂述》中说:“墨为黑色,故呼之为墨黑。用之得当,变黑为亮,称之为亮墨。”他的画明明色调浓黑,硬是给人以亮的感觉。

在黄宾虹先生许多“黑到家”的作品中,观者都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更显示出他的功力所至匠心独到之处,也是他对浑厚华滋这一最高美学观点在创作中的独特表现。

黄宾虹先生非常善用积墨。他说:“我用积墨,意在墨中求层次,表现山川深然之气。”他的山水画创作,层层积叠,层层加深,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墨不碍墨,色不碍色,色中有色,浓墨中见深厚,深沉中蕴藏着黑色神奇的变幻,非常警人心魄,引人入胜,耐人寻味。他把积墨的应用和表现,可谓发挥到了极限,这是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积墨法的关键是“积”,积需胆量,更需有高深的学养。

中国有句俗话说:“艺高人胆大。”黄宾虹先生往往在画中之浓密处,再积染一层墨,或者是以极浓密处,再积染一层墨,或者是以极浓宿墨,使之变黑为“亮”,置于死地而后生,此绝非大功力不可为。当有人以“如拓碑”,似“乌金纸”来讽喻他的山水画黑时,黄宾虹先生对此以“非人家不能,恐我的功力未到之故”作答,展示了他雍容大度的大家胸怀,而径直前行。

……

“黄宾虹先生的墓碑应该是黑色的。”我说。

雨听后愣了愣,笑了。

我说:“你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关于‘黑’写得很透,这是专业性很强的文章,不好读,可我读了觉得挺有味儿。我把你那段写黄宾虹作画‘黑到家’的文字整段抄下来。”

雨很谦虚,他说写得不好。

我说:“也有不好的地方,譬如,潘天寿的篆书‘画家黄宾虹先生之墓’九个大字,你用‘赫然’一词不大准确。找不到先生的墓,就说明它不赫然。还有,既然先生在长时间里被冷落,那就不应该因为墓前有一个花圈就说‘生前自不求闻达的黄宾虹先生,死后倒是不会寂寞的’。当然,我这是吹毛求疵了。鲁迅先生写《药》,在瑜的墓上添了一个花圈,那不过是给人心里一点安慰。”

雨是老实人,他点了点头。

雨孤独地站在南山公墓的雨丝中,进退两难。

突然,一块黑不溜秋的墓碑引起雨的注意。注意,不是因为潘天寿先生的篆书“画家黄宾虹先生之墓”九个字赫然在目。它引起雨的注意,是因为它一直没引起雨的注意。其实是怕留有遗漏的缺憾,雨才以补漏的心情走向那块墓碑。碑石残旧,而且苔痕斑驳,它们也掩盖了潘天寿的篆书,叫它们不能“赫然”。雨走到跟前,才看到那块残缺而且还带着断痕的墓碑上潘天寿先生的题字。

当时惊喜的是发现了先生的墓,寻来不易,故有“惊喜”二字。其实见了残碑,心里是悲凉的。在这里只能是悲喜交集。

暮雨潇潇,雨不胜感慨。

但感叹的不应该是那一只花圈,感叹的是那一块残碑。先生的雕像已经不知去向。墓碑是后来不知哪一路来的神仙抡起大锤砸倒的,断成三截。应该感激的是后来的修墓人,他没有为大师立一块新碑,而是把断碑接上,瞻仰者看到的就不仅是一块墓碑了。

雨坐在黄宾虹先生的墓前,直到天色入黑。

一天,来了个友人,我正看《精品集》,请他也看看。

他说,他不懂画,看不出什么来。

我试着请他把喜欢的挑出来。

他原就表明自己是外行,挑得比较随意,事后,我知道他并没看底下的文字,他挑出来的恰好全为局部图。这里原因当然不止一点,他不喜欢传统山水画的布局——山都有顶,顶上还有天。还有一点,局部放大,才能看出层次比较丰富。但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他把每一幅中最黑的局部都给挑出来了,这又说明黄宾虹先生“黑到家”的魅力。

吁——

我细细地琢磨,在过去几十年里,很多艺术家遭受劫难,而黄宾虹恰恰是幸免了。

墓碑被砸,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齐白石一直比较辉煌,连他的墓也不能幸免,黄宾虹先生的墓碑的命运也就不足奇了。这么说,雨在南山公墓看到的那只花圈,不能说明黄宾虹先生的不寂寞,那么残碑断碑也就不能说明黄宾虹先生被冷落的原因。

黄宾虹先生死于1955年,也就是说1957年、1959年、1963年、1966年,等等,那个畸形的年代中的一场场政治风浪已经伤不了先生一根毫毛。1955年死,享年92岁,还有一个颇为隆重的葬礼,黄宾虹先生算是寿终正寝了。1957年、1959年、1963年、1966年,随大溜石碑被砸,虽有人耿耿于怀,但讨伐并没有成声势。一代大师,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被人遗忘了。

雨编辑的《精品集》一出,马上销售一空,抢购者谁?多是一批中青年画家,他们是识货的,他们全在黄宾虹先生的作品前被折服了。为什么偏偏此时被折服,以前的几十年呢?一代大师被一代画家忘记了。

一代大师几乎销声匿迹几十年。

雨停了,或者是雨手中的那把伞,不管它是红雨伞还是黑雨伞,起了作用,雨这会儿没有直接飘到雨的脸上。

西边天际,乌云被撕开一个口子,缺口处的云霞被烧红了,霞光染红了先生墓碑的残缺和断裂的地方,使它带上一丝血痕。雨在茫然若失中,一下子找到了黄宾虹先生的墓碑,却找不到先生的雕像,但他的寻找到达了终点。

雨看到那轮落日,很大,很圆,很红,但它已经不能浮在空中,而是无力地坐在地上。它开始变软,变得非常沉重,雨的这种感觉产生于那轮落日的越来越不成形,终于像水银一样浸到这片历尽沧桑的土地里去了。他看到了土地在黑色中的厚重感。

南黄北齐

有两把椅子,我坐一把,另一把上坐着谁?是圻?是飙?是李老十?天冷,他那部黑森森的大胡子又留起来了。有一天,我在图书馆前边12级台阶上遇到搞美术理论的亭。我惊异于他的肚子,裤腰大概得有3尺多。他刚洗完澡,正往台阶上走,肚子一颤一颤的。我笑笑:“小毛梳得不错。”他的脖子有点儿转不过来:“怎么能这么说呢?头发能叫毛?”话这玩意儿,最怕深究。于是,哈哈,哈哈。圻、飙、李老十,他们三位都是搞美术的。圻是齐白石的前孙女婿。飙是美编。李老十是青年画家,我的朋友。圻,五六十岁。飙,四五十岁,50吧。李老十,也是30大几了。老的不留胡子,小的留胡子。人说,留胡子容易谢顶。头发、胡子都是毛,长在下边了,上边就没有。还好,李老十还没遭到这样的报应。找两把椅子,我坐一把,另一个人坐另一把,我们就可以开始对话。但有时不在我家,应是另两把椅子。这无关紧要。反正,我们就这样开始对话。

我早就说过,我是个寻找者,不是行家。我的知识结构的缺陷使我一次次萌生好奇心,并为自己的发现惊讶不已。那一天,我坐在椅子上,面对那把空着的椅子,突然有一个奇怪的发现。我发现中国国画界两位最杰出的大师——齐白石和黄宾虹同龄。我推算得头头是道。齐白石死于1958年,他活了97岁,有2岁是他自己瞒天过海多加的,应是95岁。黄宾虹死于1955年,他活了92岁。齐白石比他多活3年,多了3岁。所以他们是同龄。

圻坐在另一把椅子上。他作了更正:齐白石死于1957年。

圻说,齐白石属猪,他夫人比他大1岁,属狗。齐白石的儿子属猪,儿媳妇比他儿子大1岁,属狗。圻属猪,齐白石的孙女比圻小11岁,也属狗。我服了,圻是权威。齐白石、他儿子,还有孙女婿属猪,还有,都画虾。我看过齐白石画的虾。我看过他儿子画的虾,我看过圻画的虾,都是祖传的齐家虾。

我说,圻比他岳父的虾画得好。

圻说,他的前妻最近也这么说,她说她父亲画的是虾肉,圻画的是虾壳。我去图书馆查。

齐白石(1864.1—1957.9),原名纯芝,字渭青,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别号借山吟馆主者,白石山人,寄萍堂上老人等(湖南湘潭人)。

黄宾虹(1865.1—1955.3),名质,字朴存,亦作朴人、朴丞、朴岑,劈岑、劈琴,又字予向,自署滨虹散人,虹若、虹叟、黄山山人,中年更号宾虹(原籍安徽歙县,生于浙江金华)。

我的头头是道的推算错了。但如果不算得那么精确,也没错。齐白石、黄宾虹两个人几乎同时生,同时死,都活到90多岁,还同样是大器晚成。现在又被相提并论,成为中国画最杰出的两位大师。这简直可以说是天造地设了。

但有一天,面对着那把空椅子,我的脑子又转过来想,发现两个人竟又天差地别。

既是同一时代,又成就相当。为什么一位名声赫赫,而另一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可以说是鲜为人知?鲜为人知也许是说重了,但几十年里,除画界,知道黄宾虹的的确不多。

齐白石1952年曾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创作巨幅花鸟画《百花与和平鸽》。1953年文化和旅游部授予其“人民杰出艺术家”荣誉称号。1955年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荣誉状。1956年获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

朋友坐在那把椅子上,我们一块儿给他们列表比较。

一个籍贯在湖南湘潭; 一个祖籍安徽歙县, 生于浙江金华。

一个在京城;一个在地方。

一个出身农民;一个出身书香门第。

一个画瓜果鱼虫;一个画名山大川。

飙说,齐白石画万年青(祖国万岁),画和平鸽,这都比较讨好,黄宾虹没有这一类的作品。

李老十说,他结识的一些人也很起作用,陈师曾、徐悲鸿都极力举荐他,他们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

圻说,周总理还以2000元的高价,收购齐白石的一幅画,这自然也抬高了齐白石。

李老十说,黄宾虹也许是清高,也许是不善交游,齐白石就不一样。他给毛泽东画过鹰,给蒋介石也画过鹰。

圻说,齐白石晚年在画界享有殊荣,也有人不服。陈半丁就说他没有古法,齐白石让自己的儿子拜陈半丁作老师。

李老十说:“我更喜欢齐白石,他的每幅画都有味,亲切,关键是他的贫民意识。”而黄宾虹的画学术性太强,所以能看懂的人毕竟少,现在也仍然只有圈子里的人认同。

圻说,齐白石的画是从泥娃娃、年画里边脱胎出来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上海黄宾虹画集的责编秋,他没坐在我的另一把椅子上。

他说,他更喜欢黄宾虹,黄宾虹的画有看头。他说,黄宾虹生前多次说过,他的画得过30至50年,才能为世人所认识。今年是他辞世38周年。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拥有了两位大师。

这是我面对着那把不断空下的椅子想到的。

只剩一个是丧失一切的开始。

容许两个是拥有一切的开始。

虎 碑

一个画家喜欢一种动物,精心地画一种动物,这不足奇。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李可染画牛,吴作人画熊猫,黄胄画驴,张善子奇的是画老虎。别人画温顺的,吃草的,他画吃肉的,还是如此凶猛的山大王。古人画虎,额头上都有个“王”字。一是老虎额头上的斑痕像王字,也没准儿王字就从这演变而来;二是承认老虎可以占山为王。

画什么,观察什么,甚至养什么都不足为奇。齐白石就养虾,清水一碗足矣。画老虎、观察老虎也不足奇,古已有之。五代时画家厉归真就带着干粮画具到森林里边去看老虎,他在大树上搭棚住下。猫是老虎的老师,知道老虎的本性,它留一手,没有教它爬树。厉归真白天踏踏实实地在树上睡觉。等到夕阳西下时,爬起来观察出来活动的老虎群。那时老虎可真不少,不像现在成了稀有动物。那时是英雄死虎,现在是英雄活虎。厉归真还弄到一张虎皮,披着它描摹老虎的动作。清朝的画家丘天民在深山盖茅屋,也是为了观察老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入深山,焉知老虎真面目。张善子奇的是养活老虎。猎人养虎以威慑他家周围的野兽,可当老虎反过来威胁他的家人时,他就只有两样选择,要么把老虎杀死,要么等老虎来伤害自己的家人。这则寓言故事告诉人们,老虎是养不得的。张善子偏要养。养老虎,每天得让它吃几斤牛肉。为了保持它的虎性,每星期还得饿它一天,再让它吃一回活物——活鸡、活兔子。张善子养老虎,还不止一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托人从日本买了一只小虎;30年代初,又从贵州接回友人赠送的一只小虎。有人用四个字描写张善子:“浓髯长袍”。“浓髯”二字绘其形象,“长袍”二字述其穿着。浓髯长袍的画师榻上睡,黑黄斑斓的老虎榻下眠。这已经构成一幅惊心动魄的图画。此情此景,目击者无不心惊,张善子却怡然自得。正是:

视以善心无异类,

愿推仁术问苍生。

张善子为什么爱画虎?他说,为了提倡尚武精神。寻其足迹,他是四川最早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曾任独立后的蜀军第一师第二旅少将旅长。画虎也许跟他青壮年时的戎马生涯有关。1922年,张善子画了一幅虎图,标1200元高价出售。

美术作品比一切艺术更容易成为商品,价码高往往反过来说明画的价值。这也许是张善子当时标高价的原因。但事与愿违,这事使他付出很高的代价。有人说不是虎,是猫,于是张善子落下一个“张猫”的绰号。祸福自然不能绝对,它也激励了张善子,老虎非画好不可。1923年,他在阆中锦屏山画了两块单线白描的虎碑。

《上山虎》上题一首诗:

眈眈虎视遍西东,

瓜豆山河在眼中。

狮睡至今犹未醒,

将来谁是主人翁。

《下山虎》上题一首诗:

天地英雄气,

只在此山中。

循环不可测,

林暗草惊风。

画下刻八个字:一钱不值,万金不卖。

由1200元到“一钱不值,万金不卖”,是一种颠倒,一种醒悟。艺术一旦专一就容易深入,受厉归真、丘天民的启发,张善子竟然养虎画虎了,于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杨云史写诗赞扬他的虎画:

画虎先从养虎看,

张髯意态托毫端,

点睛掷笔纸飞去,

月黑风高草木寒。

陈立夫则誉张善子、张大千兄弟俩:“画笔冠时。”张善子自号“虎痴”,被人称为“虎公”,又称“张老虎”。

1922年到1934年,中间隔了12年,在北平展出他的一幅丈二巨幅《黄山神虎》,因是养虎画虎,自己就非常有底气,自信甚至自豪。

石涛画松能画皮,

渐江画山能画骨。

两师黄山住半生,

未见当年此神物。

这件“非卖品”,后来却被人以2000块银圆的高价买走,此事轰动当年画坛,这也给12年前的失败画个句号,同是张善子,异在养虎也。

老实说,这段往事还不足以吸引我这样的寻找者。剥去它的斑斓外壳,它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师长们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的耳朵都长了茧子,值得驻足流连的就一个“虎”字。

小时候,老听老人们说虎,说明老人们的时代是颇多虎患的。有一个人清晨下地,到井边洗手。那是水田中间的井,水面几乎与地面齐高,井面伸出一块踏脚石。那人就蹲在那石板上洗手,不料来了一只老虎。老虎并不是奔他来的,老虎是到井边来饮水的。那人吓坏了,手中只有一把锄头。又想起老虎胆小,这么厉害的家伙不给它加一个胆小的性格就太可怕了。

天地万物都有一个规矩,铜身铁骨也得留下三寸软肉。那人急中生智,拿锄头往那石板上一磕,“当”的一声,把老虎给吓跑了。老说老虎,便怕老虎,乡里人说,老虎身上总骑一个鬼,那就是它上回吃掉的那个人。他成了鬼就得找一个替身,于是便骑在虎背上,给老虎带路。小孩子听了,身子都得缩小一圈,似乎处处有老虎潜行。后来家乡修水库,经常有爆破声。大人们说,没有老虎了,老虎都给吓跑了,都跑到深山里去了。这深山有多深呢?后来真正看到老虎,它们已经在动物园里,成了笼中物了。原来竟是这般的“深入浅出”。

看了老虎,我不能不为它的雄性美所吸引。老虎的矫健身姿、老虎的斑斓皮毛确实叫所有的兽类都略逊一筹。老虎是造物主的一件杰作。有的动物就奇丑。老鼠甚至叫人恶心,你看它那条尾巴。猪的尾巴也跟老鼠尾巴差不多,只是粗一点救了它,它勾起人的食欲,人们竟然拿它下酒。什么都有个反面。

张善子从一开始就不是为画虎而画虎,所以他画虎讽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1930年,张善子画了《十二钗图》:无聊南廓索读西厢,慨世局之沧桑,学曼倩之善谑,公牛哀七日之变,封使君一旦成形,人兽何分,庄谐杂引,本如来三十二变相,图僧儒十二金钗,借实甫之艳词,为山君之注脚,抑或识者,谓我非乎?

有一题《张善子先生趣闻》,介绍他这组虎画:一虎雄踞狂啸,雄猛异常,题字“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一虎潜行注目,似将袭击什么,题曰:“蹑着步儿行。”一白虎褐斑,顾盼自雄,题着:“可喜娘的庞儿浅淡妆,穿一身缟素衣裳。”一虎怒目回顾,似欲恶斗,题曰:“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

据说他的画在当时很是轰动,有口皆碑。但关于张善子的成就,还是让专家去评说。如果他因养虎画虎而成名,成为画虎大师,这便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李可染说,如果齐白石只活60岁,那世人将不知道齐白石。张善子却只活到58岁,他是一个早逝的画师,而且是为救国奔波辛劳而死,所以叫人感叹不已。

张善子养的名叫“虎儿”的小老虎,死于日寇侵略的战火中。

应该说,我的寻找只能从这儿开始,也许这么写已经离题,但我也只能这样写了。

诗人说,每个心灵都是一个宇宙,每块墓碑底下都埋着一整部世界史。

是一个什么样的宇宙,是一部什么样的世界史?不管政治家、史学家怎样精辟雄辩地告诉你,历史是这样的,每个人仍然热心探寻最具体最有血有肉的真实历史,所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宇宙,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部世界史。历史的颠倒再颠倒的矛盾就这样构成了。历史的颠倒近易远难,历史的再颠倒近难远易。中国人说成者为王败者为贼,说的就是历史颠倒的近易和再颠倒的近难。每一个心灵都是一个宇宙,每块墓碑底下都埋着一整部世界史,说明政治家统一思想的荒诞和不可能,也就是历史的颠倒的远难(长久不了)和再颠倒的远易。这样,我们才没有跌到不可知论的泥坑里边去,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才有一条大家基本认同的脉络。

我这个寻找者,就是热心于把更多更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事实,编排到属于我的这一部世界史中。丰富是一种寻找方法,删减是另一种寻找方法。我以第一种方式作为自己寻找的基础。于是,张善子,在浩浩历史长河里并不是杰出人物,却自然地在我的世界史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虎儿”在战火中死去了。

张善子的虎画却在战火中诞生了。

这位浓髯长袍的画师把二丈长一丈宽的白布挂在墙上,开始创作他的《怒吼吧,中国》。

战火在身边燃烧,张善子从武汉又撤到宜昌,但创作没有中断。即将完稿时,全城空袭警报,别人都躲进了防空洞,张善子正飞毫作画,画笔已经收不住,便在爆炸声中完成了此画。

一位国民党飞行员看张善子作画,为张善子作画的精神所感染,恨不得马上飞上天空去歼灭敌机。

巨大的画面上,28只猛虎,象征在日军入侵的战火中惊醒的中国28个省,正扑向一轮落日,落日象征好景不长的日寇。

上边是16字题词:

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山河,势吞小丑!

1938年,“八一三”周年纪念,张善子又画《中国怒吼了》,画一只雄狮,4只巨足踩踏在富士山上,山不能支,正在崩颓下去。下边又录了一首诗: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谁说中华民族懦弱?

请看抗日烽火,

照耀着整个地球。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我们已团结一致,

万众奋起,步伐整齐,

不收复失地誓不休。

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

“八一三”浴血搏战,

爱国健儿,奋勇直前,

杀得敌人惊破胆!

1938年,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张善子带着他和张大千的180多件作品到欧美举办画展,同时作抗日宣传。他们演讲、募捐、义卖,为中国筹集抗日“子弹”,共筹集100多万美元,其中个人义卖得款10多万元,全部汇款回国,支援抗日大业。

这位“虎痴”,在欧美义卖的画多是虎画,相信有不少张善子的虎画散失在欧美各国。

张善子1940年9月回国,因积劳成疾,10月即辞世于重庆歌乐山。

山城痛悼画师,也颇为隆重,并有张治中将军的挽联:载誉他邦,

画苑千秋正气谱;

宣劳为国,

艺人一代大风堂。

但是历史的长河浩浩****,这位浓髯长袍的虎画画师消失于史书的字里行间。

我想,应该给张善子立一座碑 ,960万平方公里应该有他一块立碑之地。

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上转。现在北京的高楼多了,绿地也多了,就是城市雕塑少得可怜。无疑很多纪念碑上的浮雕是有特色的,但毛主席纪念堂前后的雕塑却极为概念化,农展馆前边的雕塑倒是有一点时代特色,而体育馆周围的雕塑后来多被砸毁。于是,复兴门立交桥桥头的两座雕塑便引起我的兴趣。它们是近年随着高层建筑随着立交桥而出现在绿地中间的。于是,我注意到那座汉白玉的和平雕像。显然,那位象征和平的裸臂赤脚、披发长裙的微笑少女,比纪念堂前边的雕塑人物更自然更有人情味,和平鸽也点缀得更有情趣更活泼,雕塑家们也倾注了更真实更热烈的情感。我扶车驻足凝视,久了却有些别扭,也许是我狭隘的民族心理,使我的内心产生一种绞痛。和平雕像不只一座,它有两座。一座在日本,一座在北京。或者说,它只是原作的一座复制品,它的原作在日本。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现在并没有在中国立一座忏悔台,而我们中国的雕塑家却要到广岛去为日本立一座和平雕像。难道历史就是这样不记前仇吗?这叫张善子的虎画怎么想呢?它们站在那个历史背景上,永远怒吼,至今没有改变姿态。

当然,张善子是有座纪念碑,但它在美国。张善子在美国为抗日募捐时,多次成为罗斯福总统的贵宾。张善子为报答美国对中国抗日的支持,向罗斯福赠送《中国怒吼了》的虎画,罗斯福总统视为珍品,把它挂在白宫林肯像的边上。时光流逝,这幅画却至今还挂在那里。

我寻找张善子,是因为我听到它穿透历史,跨越四万里途程的吼声。

中国墨的奇迹

20世纪,中国墨再现奇迹。

墨分五色,活色生香。

似乎是一次群英会,每一位国画大师都选择画一两样动物,百遍千遍地画,全都淋漓尽致,惟妙惟肖,登峰造极。

齐白石画虾,画蟹。

徐悲鸿画马。

张大千画猿。

李可染画牛。

李苦禅画鹰。

吴作人画熊猫,画天鹅。

黄胄画驴。

黄永玉画白鹤。

……

一说齐白石就想到他的虾,一说徐悲鸿就想到他的马,一说吴作人就想到他的熊猫,以至特殊年代人们把黄胄贬称为“驴贩子”。

他们都师法自然。齐白石在画案上置一碗清水养几只溪虾,有时还用笔头去逗它们。徐悲鸿在画室里摆一副马骨架。

他到草原上画马,画过的速写稿不下千幅。张善子养老虎,榻上榻下同眠。刘继卣到动物园画写生,回家时记得带画,而把一块儿去的孩子忘掉了。后来,人们批判黄胄,让他去赶驴车,却正中他下怀。当然,也有艰难时节,黄永玉画猫头鹰“睁一眼闭一眼”被定为“黑画”。

首先取得突破的是齐白石。那一年,齐白石已经年过花甲,却壮心不已,进行衰年变法。

齐白石下了大决心:“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又说:“余昨在黄镜人处,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然之趣,决心从今天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

从60岁至80岁的20年中,齐白石笔下的虾一直在变,节逐渐减少,后腿也逐渐减少,由10对变为8对、6对、5对。

这位长髯老者用焦墨画虾头,画出头部的坚硬感,用淡墨画虾身,画透明虾壳里边虾肉软硬得当的感觉。虾身并不生硬地接在虾头上,而是形断意连,节与节之间也是若断若连,配合节的起伏增加其动感。

终于有一天,他突然在虾的头胸部原来的淡墨中加了一笔浓墨,这是神来之笔,它前无古人。齐白石这一笔不但加重了虾的分量,并且衬托出虾躯干的透明,于是有了真正的齐白石的虾。不敢说古人画的虾是泥做的,但因为加这一笔浓墨所产生的突变,齐白石的虾可称作是水做的了。

眼睛由两个黑点变成两个横笔,这是由于齐白石观察白虾游动,抓住了它两眼横着支开的特点。

6根虾须尤其讲究,如他的学生娄师白所说,要纤细,飘游,软中有硬,一触即动。

80岁以后,齐白石的虾炉火纯青,在一组虾里,让人看出每一只都有自己的个性。

一只虾不过寥寥数笔,却要把中国画用笔的疾、缓、顿、挫,用墨的浓、淡、干、湿,全都融合其中,齐白石的用心何其苦也。他的虾成了中国画中的精品。

齐白石说:“余之画虾已经数变,初只略似,一变毕真,再变色分深淡,此三变也。”又说:“余画虾数十年,始得其神。”

徐悲鸿画马,和齐白石有异曲同工之妙。

徐悲鸿说,我国古人画马多为工笔写真,而且大都是宫廷府厩中豢养的膘肥性驯的马。他的马则是水墨写意。他说,他喜欢马的形态,并借助形体表现马的精神特征,抒发自己的感情、追求和信仰……他画的马大都是瘦骨嶙峋、奔放不羁的野马。

蔡元培用杜甫的诗来称赞徐悲鸿的马:一洗万古凡马空。

苏联骑兵元帅布琼尼说徐悲鸿是世界上的一支神笔。

李可染把自己的画室叫“师牛堂”。他说:“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事人而安不居功……”中国人对牛有一种特殊感情。鲁迅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郭沫若称牛为“国兽”。他说牛“活也牺牲,死也牺牲,死活为人民”。

黄胄说驴:“其形偃蹇,其质戆憨,不耍笑奴颜,哪能长舌呢喃,引吭啸傲人间,粗粝不厌,高栖不攀,坎坷其途,任重道远。”又说:“历经人间不平路,不向人间诉不平。”

黄胄笔下的毛驴可以和齐白石的虾相媲美,中国收藏也有自己的特色,汤小铭、陈衍宁访黄胄,牵走两头驴。

毕加索称赞齐白石的中国墨:一条线就让人看到水。

吴作人只用几块浓墨, 几线淡墨, 就把熊猫画得憨态可掬。

大师们的动物画因风格独特各自占了位。齐白石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其实学齐白石,虾画得再好也是齐家虾。当然,徐悲鸿之后,也还有刘勃舒的马、贾浩义的马。毛泽东引用过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段时间里,画牛成为一种风气,很多画家都企图进行超越。一天,我到石虎画室,看到他画的牧童和牛,上边题了几个字“皆为孺子牛,谁做牵牛人?”我很喜欢,这幅画成了我的收藏。韩美林的动物画也自成一体。韩美林送我一幅《患难小友》(小狗)。王为政送我一幅《小熊猫》。齐白石画鸡,徐悲鸿画鸡,娄师白画鸡,黄胄画鸡,石齐画鸡,王子武画鸡,李老十画鸡。我有2幅李老十的鸡,上有题词“久傍人居失本性,踏破樊笼再入山”。鸡,没被人独占。大家参与,也造成画坛星汉灿烂。

中国国画大师的动物画成为20世纪一线瑰丽的风景。

有趣的是,中国国画家笔下的动物画得到邮票设计师的青睐,多种作品入选,黄永玉的猴票成了宝,家喻户晓。齐白石的一组画、徐悲鸿的马、吴作人的熊猫等邮票现在也都是珍品。韩美林是多种邮票的设计者。

中国连环画的黄金时代

起始于1979年,截止于1985年,我把这段时间称为中国连环画的黄金时代。五六十年代,连环画也有过它的辉煌,而这一回是经历了长期压抑后的一次不寻常的迸发。那时一批优秀的连环画争先恐后地冒了出来,多是中青年画家的作品,新作者、新内容、新形式,而且比较集中地发表在《连环画报》,发行达113万份,在一次全国美术评奖中,连环画获得的奖牌占四分之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些朋友回想那段日子总感到惋惜,这也许是我现在想起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吧。1979年,《连环画报》想找一个会点儿文字也懂点儿画的编辑,经一位农民画家推荐,他们在郊区办美术班时认识,那个人对美术和文学一样狂热。那个人就到《连环画报》报到了,那个人就是我。我在《连环画报》当编辑到1987年。从1979到1985,可以说是直接参与,我和这个时期的中国连环画休戚与共。

《连环画报》1979年第8期发表陈宜明、刘宇廉、李斌的连环画《枫》。大风大浪过后又获全国美展金奖,成了这个黄金时代开始的标志。机遇就选择了1979年,一批连环画作品同时应运而生。《连环画报》1979年第1期发表白敬周的《最后一课》;第2期发表姚有信的《伤逝》;第3期发表陈宜明、刘宇廉、李斌的《伤痕》。这头三脚就让人刮目相看。《最后一课》《伤逝》已经是非常精美的连环画,但《枫》才产生轰动效应,它是现实题材,直接触动读者的神经。无疑《枫》比也是现实题材的《伤痕》更完美更成熟,角度更新。有意思的是同年出现的一幅优秀的油画作品《1969年×月×日雪》,这不能说仅仅是巧合。画家表现的正好是读者渴望的。《最后一课》没能成为标志性开端,却又以它的厚实使这个开端的整体更令人信服。当然,我们还会想到早几年陈衍宁、汤小铭的《无产阶级的歌》和陈衍宁的《一件小事》,就已经在艺术形式上告别过去,好像在等待内容上的突破,终于等到了1979年的《枫》,但也可以说这一批创新的连环画把中国连环画引向属于它的年代——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