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时间过得真快也真慢。到奥运会结束时，大村外欠了十一万，这还不算他的工资和节省下来的生活费，总共加起来，他说有十五万。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幸亏大村家里还不知道这件事。公司也以为北京方面一切如常，每月按时打过来经费，使他不致停摆。

二〇一六年九月，我搬到了朝阳金盏乡皮村一家公益机构做义工。大都市的理想生活已告破灭，而公益是我喜欢的。每天面对的同事和来往人群，每天的工作和生活内容，是我曾经无数次经历和面对过的，对我来说，无非是换了种形式回来。只有需要洗澡、洗衣服时，我才回到2027号。

某一天，刚起床，接到大村电话，要我赶快过去，有急事。推开门，屋里昏黑一片，大村整个人陷在沙发里。我问怎么了，问了几声，没有回答，最后他回答一句：“活不成了。”

大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我赶快去买了泡面，吃过三包泡面后，他举着身份证，要我为他拍照片。我知道他要网贷，那时候还不知道网贷的陷阱有多深，再者，除了网贷，也实在无计可施了，欠三朋四友不少钱，总要让人家也活命吧。我不知道他给网贷公司留了我的电话号码，把我作为紧急联系人，到现在这些公司还经常打电话过来，有要起诉的，有要抓人的，有要把我列入黑名单的，让我苦笑无计。

如果有所谓的最深记忆，大村在靠近三里屯一家医院的那晚留给我的记忆，无疑是最深的一次。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八日，天气有些寒冷。北风终于推开燕山的阻隔，在华北大地上浩**。朝阳区的任何一条街道上，梧桐们都落光了叶子，一排排银杏树像镀了金箔一样，一阵风吹过，纷飞的金黄落满一地。北京的初冬也是金黄的，不仅仅是外表，它的内里也是。

大村是深夜犯病的，肾结石。我赶到医院时，在等候区的塑料椅子上，他已被汗水浸透了毛衣，豆大的汗粒接二连三地从脸上的毛孔里涌出来。他双眼紧闭，头发蓬乱，像一个溺水的人。我翻遍口袋，还剩下不到三百元，他身上只有十七块钱，而B超检查费要二百七十元。我一遍遍和窗口值班大夫沟通，企图有一个心肠温软的人能答应医后付款。我拿出我们两张身份证做抵押保证，但没有什么用。

医生告诉我们，没有钱，可以等，这个病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等过去。他说这很明显是肾结石，两块石头在某个地方卡住了，只要它们在运动中错开了，或者排下来了，疼就过去了。

大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或者说好运气已被他用光了。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因肾结石引发疼痛了，仅当年就发作过两次。这一夜，一阵又一阵急涛大浪似的疼痛几乎要将他碾碎，他在地上疼得打滚儿，有一阵差点儿休克过去。打遍了求助电话，天快亮时，他的公司终于打来了一万元钱，为他进行了手术。

大村总共网贷了多少钱，欠了外面多少钱，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谜。我无力帮他，也无力去揭开这个谜底，加上这一次手术费用，肯定不是小数。

几天后，我离开北京换了工作，大村唯有三十六计走为上，选择了跑路。

世界是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无数的事物与命运最终又回到了原点。我离开北京那天，天空劈头盖脸飞下一场大雪，仿佛是对我初踏上这座巨无霸城市时那场雪的呼应。

几天之后，大村也回到了他江阴的乡村老家，开始了另一场翻山越岭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