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词语事件”，张爱玲再度失业。
她是如何离开旧金山的，人们不得而知。
她是隐身人，向来不辞而别。
1972年5月，张爱玲托庄信正帮她租房，这一次，她搬到了洛杉矶。
2014年9月，我到达洛杉矶，租住在星光大道边上，一个粉蓝色的小酒店，当年玛丽莲·梦露还是一个小角色的时候，经常下榻的酒店。
1962年5月19日，梦露在麦迪逊公园广场上为约翰·肯尼迪总统演唱生日歌时，张爱玲用英文发表了访台记事《重回前方》。
是晚，一弯月亮高高地悬挂在酒店不远处的好莱坞山上，清如水，明如镜，仲秋的遥远的梦，仿佛听见张爱玲的声音从1944年的民国渺渺地飘过来：
“书再版的时候换了炎樱的封面，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嘁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炎樱只打了草稿。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生命也是这样的吧——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所以西洋有这句话：‘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这样的屈服，不像我的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原载于1944年9月上海杂志社出版《传奇》再版本）
第二天清晨，在酒店里吃了面包圈和煮鸡蛋，握着酒店经理为我打印出来的地址，去寻找张爱玲的遗迹。
气温高达38摄氏度，走在光芒四射的加州阳光下，体内的水分很快地蒸发。
几番问路，在一个坡道上，兑现了这个地址：
1825.N.Kingsley Drive，Hollywood，Apt.305，CA
90027
底楼，一个西班牙风格的公共客厅，镂花窗格下，一圈提花布料沙发。
赭红木质楼梯，指示着张爱玲的方向。
不愿径直上楼，拖延着这个迟到的遇见。
把沙发移到305信箱旁，等待张爱玲下楼来取件。
在洛杉矶，她依赖信箱与世界联系。
落地窗外，种有棕榈树的院落，鸟儿啾啾，拖着细巧的身影，在方格地砖上寻觅午餐。
一位先生，穿一件亚麻衬衣，他过来，小心地问：“你是在找张爱玲？”
我立时从沙发上跳起来：“您认识张爱玲？”
他道：“我见过张爱玲。我就住在张爱玲隔壁。前些天，有香港电视台的人来此拍摄张爱玲，我看你像中国人，所以猜想，你也是在找张爱玲。”
他叫戴维，他把我让进了他的公寓。
一房一厅，阳台上，可以看见好莱坞山，国会唱片公司。
戴维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栋公寓，在张爱玲居住的时代，算是高级的酒店式公寓了。好莱坞许多著名编剧、导演都曾在这里留下过生命的印记。我曾经也是好莱坞的编剧。”
迫不及待地问张爱玲。
戴维说：“她不会主动与人打招呼，也很少出门，经常穿宽松的棉布袍子，蓝色的最多。”
戴维道，那时他是英俊青年，不会对一位中年妇女多加注意。现在，来找张爱玲的人多了，他也开始研究张爱玲，邮购了张爱玲的英文小说，也看了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他正在学中文，不过进展很慢，因为他得了癌症。
他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口，并拍照留念。
根据记载，张爱玲在这栋公寓，只接待过庄信正夫妇。
1974年6月末，庄信正将离开洛杉矶，张爱玲得知消息后，邀请他们来公寓喝茶。
晚七点四十五分，庄信正夫妇到达。管理员听说是拜访张爱玲的，十分高兴，她热心地告诉庄信正，张爱玲出去了，并且一再说，希望有人经常来看望这位中国女子。也许，在管理员看来，张爱玲实在太孤单了。
庄信正夫妇坐在我坐的沙发上，每隔十分钟，去按一次门铃。
八点四十分左右，张爱玲应声开门。她很惊讶地看着门外站着的庄信正夫妇。她以为她约的是第二天。
她忙不迭地把年轻的夫妇让进客厅，手忙脚乱地泡咖啡，舀冰淇淋。
一番张罗以后，她拿出了家族照相本，给年轻夫妇看。后来，这本脱了线的照相本，成就了张爱玲的最后一本书《对照记》。
宾主相谈甚欢，一直到凌晨三点多。
张爱玲为了感谢庄信正，送他一枚钱币，是王莽时代的古董，其中一面已被岁月磨平了。
庄信正以为太贵重，坚决不受。
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庄信正买了一本相簿，请公寓管理员转交给张爱玲，然后开车离开了洛杉矶。
这是庄信正与张爱玲的最后一面。
这栋公寓，是张爱玲在美国四十年最重要的文学场域。
1973年8月16日，张爱玲第一次在信中提到自己的疾病，因为长期失眠，她不得不大量服用安眠药，从而产生副作用，比如耳鸣之类。
她一直很忙。
所忙，自然还是写作。
她以一种还债的心情写作。她自己欠下的债。
于她，唯一的道路，便是文字抵达之路。
1976年春，她写完了18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初稿；出版了《红楼梦魇》《色，戒》《惘然记》《浮花浪蕊》《相见欢》《“五四”遗事》《张看》及《海上花列传》汉语评注翻译；《半生缘》《倾城之恋》被搬上荧屏；发表了一系列散文随笔，稿费超过了此前梁实秋保持的最高纪录，创出了天价。
张爱玲完成了转身——重归中文文坛。
1987年，美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发表了长篇小说《喜福会》。
小说讲述19世纪50年代移民旧金山的四代中国女性家庭的故事。第一代华裔女性，带着在战争中的伤害以及旧中国的记忆来到美国，由于不懂英文，面对不同的文化无所适从，被边缘化，只能在女儿面前坚持着某些传统，发出微弱的声音。
她们的女儿，第二代华裔女性，出生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她们的美国梦就是希望确定自己的美国身份，中国文化、中国家庭模式被默认为别人的文化。“如果你展示一张脸，就必须牺牲另一张脸。”在美国人眼中，华裔美国人是他者，而在中国人眼中，她们也是他者，她们的身份在两种文化的双重边缘下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作家谭恩美自认是夹在两个世界中间的女性。
作者渴望在中西方文化中寻求自我的整合，以确立自洽的族裔文化身份。作者采用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结构加心理学的四季理论，并加入大量中国文化中的族规、卜卦、图腾、巫术、崇拜、妻妾成群等图景，契合了西方对古老东方神秘的想象，也契合了美国人的信仰和价值观。
作品甫一出版即畅销，连续八个月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旋即被改编成电影，影响深远。
而在张爱玲看来，无论赛珍珠、韩素音还是谭恩美，她们作品中的文化是“伪造”的，她们脉脉含情描述的中国社会，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是虚假的陶渊明式的神话。张爱玲始终以未被驯化的边缘人的姿态，跳出西方的魔障，执着书写着中国社会的人性。她决绝地想要打破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幻象，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的今天的中国。
而西方读者，需要的是林语堂笔下的无伤大雅的诙谐幽默，是赛珍珠的对中国人的二元书写，是韩素音精致动人漂亮的人物，是谭恩美的中国神话结构和传奇色彩。
英美出版社给《粉泪》的退稿信大意是：所有人物都令人反感，我们曾经出版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肮脏的、卑劣的。
张爱玲在给夏志清的信里说：“我一向有个感觉，对东方特别喜爱的人，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正是我想拆穿的。”
张爱玲与英语语境的隔膜，成为她书写的困境。
在生存与书写的流亡语境中，张爱玲始终保持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张爱玲的中国，张爱玲的上海，在英语世界，永远地沉到了大西洋海底。
被英语世界拒绝后，张爱玲用漫长的时间重新认识了母语写作的意义。她不再纠缠，抽身，回归中文，回归中国传统。
至此，她完成了她流亡文学的数学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