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掉工作，很受伤。
她不甘心。
她用行动掩埋失败和痛苦。
她出手了。
1971年6月10日，张爱玲写信给夏志清，交代“词语事件”的前因后果后，道：“但无论怎样不让它影响情绪，健康很受影响，预备找水晶来。”
水晶是幸运的，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正好在张爱玲难挨的时刻，准备人生掉头的时候出现了。
就这样，他见到了张爱玲。
通过水晶的笔，世人再次见到了张爱玲。
她很痩。尤其是两条胳臂，“清晖玉臂寒”。她的脸庞很大，保持了胡兰成所写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满溢着颤抖的灵魂，像是《魂归离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
她一天只吃半个英国蛋糕。以前喜欢吃鱼，因为怕血管硬化，遵医嘱连鱼也不吃了。于是成了如今最时尚的骨感女子。
她微仰着脸，穿着高领青莲色旗袍，斜插着身子坐在沙发上，头发是“五凤翻飞”的式样。
知道水晶订婚了，她预备了一份礼物：一瓶8盎司的香奈尔五号香水。她偏爱这个牌子。
她殷勤问水晶要不要喝点酒，是喜欢味美思，还是波旁酒，因为一个人家里，总得预备一点酒，她说。
水晶说不会喝酒，她便去开了一罐可口可乐。
她也还是不会做家务，开一个罐头，很费力的样子，令人担心会扎破了手。
因为是在家里，话题很是散漫。
她说，她还有一个笔名，叫梁京。梁山伯的梁，京城的京。
《十八春》在初次问世的时候，便是用这个笔名发表的。那时，那样的历史氛围里，她用沦陷期的盛名“张爱玲”，已无法发表作品了。
她喜欢看章回小说，她的小说，跳过五四文化，接续传统白话小说《红楼梦》《金瓶梅》。
她看《歇浦潮》是在童年。
“圆光”这一段，似是顺着下意识滑进《怨女》书中去的，写《怨女》时，手边并没有《歇浦潮》作参考。她还记得书中写得最好的是贾少奶、贾琢渠、倪俊人的姨太太无双。
她起身，走到厨房里，替自己泡了一杯速溶咖啡。她用茶匙搅动着，搅得很慢。又替水晶端了一杯来。她说一向喜欢喝茶，不过在美国买不到好茶叶，只有改喝咖啡。
从《歇浦潮》，谈到了《海上花列传》。
她道：像《红楼梦》有头没有尾，《海上花列传》中间烂掉一块，都算是缺点。
遇见对的人，她很健谈。
早年的东西，她都不大记得了，离开上海的时候，不敢带出来。《半生缘》最近重印过一次，记忆还算新；《倾城之恋》并没有觉察到“神话结构”这一点。她是反**的，追求平淡和自然。
她每篇小说的意象，安排得好，和整个故事的结构、人物都有关系，有时是嘲弄，有时是一种暗示性的“道德批判”，很少有人能够将意象的功效，发挥得像她这般精妙的。
《第一炉香》里，薇龙的姑妈梁太太一出场的时候，面纱上爬着一粒绿宝石蜘蛛，后来薇龙进入宅第后，“一抬头望见钢琴上面，有一棵仙人掌，……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芯子”。
园游会过后，薇龙陪同姑妈一同进餐，因为彼此找到了新的男朋友，心里欢喜，嘴里说不出来，两人同时割切着冷牛舌——这牛舌头像唐人绝句里的“鹦鹉前头不敢言”，产生了极深的嘲弄意趣。
闻水晶如是说，她道，我的作品要是能出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你这些评论就像脂批。
水晶受到鼓励，当真批点起来。
张爱玲闻言，满心欢喜，笑出声来。笑声软糯，是小女孩的那种笑声，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经活过了半个世纪。
随即谈到了《红玫瑰与白玫瑰》。
《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谓的documentaries，红玫瑰表面上像个“坏”女人，其实很忠厚，作者对她非常同情；而佟振保却是个道道地地的伪君子。佟振保是个保守性的人物。他深爱着红玫瑰，但他不敢同她结婚，在现实与利害的双重压力下，娶了白玫瑰。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这样瞻顾的，结果害了三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写完了这篇故事，觉得很对不住佟振保和白玫瑰，这两人她都见过，而红玫瑰只是听见过。没有道德制裁。都是人情世故的不得已。
当她已经喝完第四杯咖啡的时候，话题转到五四以来的作家。
喜欢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这样好的一个文体家。
老舍还是短篇精彩。
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种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因为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
关于作品留传的问题，她感到非常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扰，现在困扰是越来越深了。
她想要写的东西太多太多。
“又譬如美国人的事情，我也想写的”。
“我写的东西，总得酝酿上一二十年”。
譬如《色，戒》。
写作的时候，是非常高兴的，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她用嘹亮铿锵的音调，说出“狂喜”两字。
这次会面，持续了7个小时。她说的，像这样的谈话，十年大概只能一次！又说朋友间会面，有时终生只得一次。
水晶捧着张爱玲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和香奈儿五号香水，下得楼来，站在街边，已是凌晨。仰面，看着张爱玲公寓的小阳台，看着窗内黄晕晕的灯光，一时间，他觉得张爱玲如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藏到柳荫深处，夏天正午的蝉声，……吱……吱……吱，栖高声自远。
那一年，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诗人聂鲁达。
聂鲁达有诗云：
“旅人自问，是不是浪费了光阴，行至更远处，却又回到起点悲叹，耗掉一份故我，再度告别，再次启程。”
一夜，就是一个世纪。
这次采访，是张爱玲自编自导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五十一年来，面对外界，她第一次如此酣畅淋漓自我告白，让渡隐私；她成功地担任了自己的新闻发言官——
修正美国梦。
回归传统，回归母语写作。
2014年9月2日中午，我经过张爱玲在布什街的旧居，乘坐BART红线，去旧金山湾区，继水晶之后，拜访这个物理空间，张爱玲个人历史的拐点。
地址是从哈佛大学档案馆获得的。
加州柏克莱杜伦街2025，307公寓。
绿灰色的建筑，下午四点钟的阳光。
小小的庭院，一洼碎石，几棵绿色植物，一盏老旧的吊灯。
狭窄的电梯。
上得三楼。
307室。
门口一块擦脚垫。
悄无声息。这是张爱玲喜欢的氛围。
轻叩房门，没有声息。
我倚在门上，拍照留存。
慈禧太后不愿意拍照，害怕灵魂被摄走。
我希冀张爱玲的灵魂能够进入我的相机。
电梯门开了，一位中年男士走过来，疑惑地看着我。
我说明来意，他惊讶道：“我就住在307室。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位女士，不过总有什么人知道的。”
我问：“可以进去看看吗？”
他道：“当然可以。”
他开了门，喃喃道：“抱歉，屋子很凌乱，请不要介意。”
没有会客区。越过门厅，便是卧室。
落地窗，面朝杜兰街。
窗外，一个大工地，正在盖新的建筑。
床的周围，一排书架，书太多，彼此挤在一起，唯恐落下来。手工制品与厨房的杯碟参差错落地搁置在架子上，似乎主人从来不曾使用过。
墙上一张画报，是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背景是旧金山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tore）——垮掉的一代的发源地、大本营，“反叛文化”的路标，在如今多元文化和信息的冲击下，依然傲然屹立。
“City Lights Bookstore”位于美国旧金山北海滩，中国城和意大利区的交界处，是张爱玲和赖雅经常散步买食物的地方。如今，依旧有中年人站在城市之光书店的玻璃窗前，凝视着《在路上》的封面，缅怀曾经**的青春。
空间逼仄，也不便让座，我们就站在这张海报前。
他叫Michael Ryder，在附近医院工作。张爱玲居住在这里的时候，他才刚刚出生。
他爱文学，爱电影，看过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只是不知道这是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改编的。
对我，特地从中国跑来此地寻访一位在美国默默无闻的已故女作家，他十分惊讶。
他说，他愿意在方便的时候为我做一些搜寻工作，譬如当年张爱玲的邻居状况，当年的房租情况。
离开杜兰公寓，沿着别墅区，步行去圣保罗大街（San Pablo Ave）。
1969年7月20日下午，张爱玲抱着一架小电视机，在圣保罗大街上跌跌撞撞，满脸茫然。恰巧她的上司陈世骧开车路过，停车问：“你在这里？”
张爱玲抱歉地嗫嚅道：“刚买了电视机准备看登月转播，可是找不到汽车站了。”
2014年9月3日下午，我在寒风里，走了十二个街区，跟踪张爱玲一路来到这里。站在圣保罗大街的路牌下，我对张爱玲说：
“我从上海到旧金山，一万多公里，远山远水来看你，因为你曾来过。”
无论我，无论张爱玲。我们都回不去了。
晚上，回到酒店，读张爱玲的《私语》：
“年初一我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我起来看他们迎新年，谁知他们怕我熬夜辛苦了让我多睡一会，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我在**哭了又哭，不肯起来……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是的，我也没有赶上。
张爱玲云：
“每次想起茫茫人海中，
我们很可能错过认识的机会——太危险了。
命运安排多好。”
风继续吹。
有轨电车一班又一班，叮叮当当，不紧不慢，穿梭在起伏的坡道上；没有车水马龙市井人声，隔壁张爱玲，如何睡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