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也知道自己谋生条件之不足。

她写信给夏志清先生说：“我并不光是为了没有学位而心虚，不幸教书不仅是书的事，还有对人的方面，像我即使得上几个博士衔也没用。”

张爱玲还说：“我找点小事做，城乡不计。”

姿态已经放得很低。

通过夏先生等朋友的一番运筹，1969年，张爱玲找到了一份虽然不一定适合她性情与兴趣，但待遇十分优渥的工作：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具体研究课题是解释中共政治术语。她的顶头上司是中国文学教授陈世骧。

陈教授是夏志清教授的旧识，出身北京大学，早在1949年前就落户美国，在加州大学的中国研究圈享有“元老”的地位。他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他著作不多，无博士学位，但人脉极广，很“吃得开”。

20世纪50年代末，夏公的哥哥夏济安在美做“交换学者”，期满后决定不回台湾。他当时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名教授，到了美国，没有博士学位的他，也曾历尽艰辛。

陈世骧在伯克利的“中心”为夏济安先生找到避难所。

在“中心”的研究工作，就是以大陆报刊或参考数据中新出现的名词术语为基础，然后就此引申、解码。夏济安接了这份差事，为稻粱谋，结结实实地写了好几篇“解码”文章。

1965年2月23日，夏济安在伯克利中风逝世后，庄信正博士补上了空缺。庄信正谋到新的职位后，推荐了张爱玲。

陈世骧教授亲自给张爱玲发函，请她担任高级研究员。

张爱玲从波士顿回到阔别十年的旧金山。

再回旧金山，孤单一人，身边已经没有了赖雅。

此番，张爱玲接受的研究任务是，研究“中共‘文革’术语”，进行意义解析。

尽管在迈阿密和波士顿，张爱玲因为不懂人情世故，过得并不愉快，但到了旧金山，张爱玲照样我行我素。

她不按时去上班，往往黄昏才去研究中心。

同事下班了，她一个人在办公室熬夜。同事们难得见到她，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做什么，只能在幽暗的走廊里，匆匆一瞥。

离群索居已经成了她的标签。

一次，陈世骧在家中宴请张爱玲，特地请了几位晚辈学生陪同。

张爱玲是座上宾，一如既往地沉默。

为免除静默的尴尬，陈夫人特地过来陪坐，她也只偶尔应一声。无论是听人讲话，还是自己说话，一概免去眼神、免去面部表情——一具肉身的雕塑。

她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以后，任陈氏夫妇怎么邀请，张爱玲均婉言拒绝。

助手陈少聪，每隔几个星期，将一沓做好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

为了体恤她的习惯，陈少聪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张爱玲到达之际，陈少聪便避开，去图书室或找人聊天，直到确定张爱玲已经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张爱玲感冒，请了假。

陈少聪打电话问候，又跑去药房配了几服埃及草药给她送去。为了不打扰，摁了几下门铃，把药包放在门口就走了。

几天后，张爱玲来上班了，什么话也没说。陈少聪却发现，桌上有一张感谢卡，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

她和她只是隔着一扇挡板，却如隔着一道河，水从中间流过。

她在“中心”的工作，是研究中国“文革”的新名词。

偏偏那两年情形特殊，新名词不多。

张爱玲只好写了篇文章讲“文革”定义的改变，追溯到报刊背景的改变，最后附了两页名词。

这篇报告，陈世骧给了“中心”几位英文学者阅读，都说看不懂。

张爱玲拿回去通篇改写后，陈教授仍说不懂。

据夏志清回忆，陈世骧看到她递交的研究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

两人因此起了争执。

以下张、陈一段对话，深刻表达了张爱玲的性格。

原文转述。

第一人称为张爱玲——

我笑着说：“加上提纲、结论，一句话读八遍还不懂，我简直不能相信。”

他（陈教授）生了气说：“那是说我不懂咯？”

我说：“我是说我不能想象你不懂。”

他这才笑着说：“你不知道，一句话说八遍，反而把人绕胡涂了。”

我说：“要是找人看，我觉得还是找Johnson（主任），因为（中心）就这一个专家。”

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我就是专家！”

我说：“我不过是看过Johnson写的关于‘文革’的东西，没看过Service写的，也没听他说过。”

陈世骧沉默了一会儿，草草结束了谈话。

不久，张爱玲收到了解聘的通知书。

这就是著名的“词语事件”。

天才降落在尘世是危险的。

张爱玲的社交能力始终处于幼稚状态。

夏志清教授说：“假如世骧并无恶意地叫爱玲去编一本glossary，她多看报刊之后，发现了那年的‘名词荒’，大可征求他的同意去改写一个题目的。只要她同世骧、美真兄嫂保持友善关系，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的，何况只是一个题目？……但世骧专治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学理论，张爱玲的作品可能未加细读。作为一个主管人，他只看到她行为之怪僻，而不能用欣赏她的文学天才和成就去包涵她的失礼和失职。在世骧看来，她来中心两年，并未在行动上对他表示一点感激和敬爱；在研究中共词语这方面，也可能从未向他请教过，只一人在瞎摸！最后写的报告，他也看不懂，glossary只有两页，还要语言顶撞！迁怒之下，陈教授把她‘解雇’了。世骧对爱玲不满意，曾在我面前表示过。”

“中心”里的主管和研究员都真是中国通。

张爱玲的一举一动，极受注意。

她日里不上班，早已遭人物议。一旦解雇，消息传遍美国，对她极为不利，好像大作家连一篇学术报告都不会写。

这是张爱玲“在美国奋斗十六年遭受的最大打击”。

她的天分，别人是看不见的。

造物主让她成为天才，也让她在人世间受苦。

母亲说：“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字字诛心！

4月，张爱玲接到了书面通知：她的工作到6月底结束。张爱玲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局。她执意要完成委托的论文。岂料1971年5月23日，陈世骧心脏病猝死，文章交付的对象消失了，张爱玲失去了证明自己的机会。妆容尽毁。

张爱玲执拗，一直保存着论文，希望能够有人读到它们，并给出公道的评价。

论文分为《“文革”的结束》《知青下放》等部分。

1992年2月25日， 张爱玲在讨论遗嘱的信函里表示：“还有钱剩下……用在我的作品上，例如请高手译。没出版的出版，如关于林彪的一篇英文的，虽然已是明日黄花。”

这些论文能否出版，是文学遗产继承人宋以朗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