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天还没亮，知青们都还在睡梦中，只听见村中传来一阵阵“哐、哐、哐”的响声。
楚叶披上衣服，顺着门缝往外看，外面的天是灰蒙蒙的，静悄悄的没一个人影。她穿好衣服就到厨房去点火烧水，待她洗漱完毕，侯副队长就站在院子里喊：“知青社员们，上工了。”
知青们这才一个个懒洋洋地走出窑洞。熊建良说：“咋这么早就上工啊！”
侯副队长说：“不早了，天马上就要大亮了，有的社员这会已经都到地里了。”
侯副队长叫知青们把水桶、扁担、铁锨，还有洗脸盆都带上。他们走了约有一里多路，来到了小河边，这时已有社员们在河沟里挑水上坡。
侯副队长叫知青们把水桶、脸盆都装满水，说：“今天，我们给梯田上的苞谷地浇水。”
白平鸽说：“咋能这样浇地呢？这不把人累死啦！”
侯副队长说：“咱这是山区，打不成机井，就是有了机井，咱又买不起抽水泵。几十年了，咱一直就是这么干的。干吧，苞谷正是灌浆时节，苞谷缺了水，就长得瘦小，就会影响产量。”
知青们只有一副水桶，侯副队长就叫知青们用脸盆端水上梯田浇地。
石志坚把两个水桶灌满了水，用扁担挑起了水桶，可是他的双腿刚一迈开，前后的两个水桶就开始晃悠摆动，脚步也像个醉汉一样左右摇摆，掌握不住平衡。
侯副队长说：“把腰挺直，眼朝前看，两手放松，脚踏实在。”
石志坚的双手紧抓着扁担的前半部，弓着背，身子晃悠悠的小心翼翼的往前行走着，走了约有50多米。石志坚放下了担子，揉着肩膀说：“不行、不行，累死我了。”
熊建良看见社员们挑担子的动作是各式各样，有的人是一只手扶扁担，有的人是两只手扶扁担，还有的人是两只手都没扶扁担。有的人是右肩挑担子，有的人是左肩挑担子。扁担在社员们的肩上有的是竖着的，有的是横着的。男社员们会挑担子，女社员们也会挑担子。水桶在社员们的肩上，随着轻快的脚步上下微微抖动，桶里的水似莲花波动，却不外溢，动作十分优美。
熊建良说：“我个子大，让我来试试。”
他弯腰挑起了水桶，迈开大步就往前走。
侯副队长说：“步子不能太大，大了走不稳，水容易晃出来。”
他挑担子的动作跟石志坚一样也是颤颤悠悠，滑稽可笑。在上一处梯田时，坡度变陡，前面的水桶碰到了地面。他想把扁担的前头往上抬一点，这时，由于重心的变动，扁担随之往后滑动了一下，重心和平衡都没掌握好，扁担从他的肩上滑落了下来，两桶水都翻倒在地。
侯副队长走过来说：“挑担子走上坡路，跟走平路的动作是不一样的，上坡时的担子在肩上最好能横着挑，也可以把前面的水桶往怀里拉，缩短它的垂直长度。别着急，慢慢来，时间还长着呢。”
接着他又说：“我看你们就别挑水了，你们两人一组抬水吧。”
要浇的这一块梯田有十亩多，苞谷长的不到两米，苞谷棒已开始吐穗，紫红色的穗丝，鲜嫩的垂着，苞谷顶上的黄蕊一簇一簇的，微风吹来，飘飘洒洒。
侯副队长说：“一盆水浇四颗苞谷苗，省点水。”
一位社员把挑来的水倒在知青们的脸盆里，知青们就端着水盆，钻进了苞谷地给苞谷苗浇水。这种完全靠人力蜻蜓点水似的给庄稼浇水的方法，既费时又费力，而且效率很低。知青们端着水盆不停地穿梭在苞谷地里。横斜逸出的苞谷叶子像小刀子似的，扫过知青们的手上、脸上，划出了许多红印子，正在扬花的花粉又洒落在知青们的头上、肩上、脖子里，又蜇又痒的很不舒服。
收工的路上，石志坚问侯副队长，“你叫啥名字，有多大了？”
侯副队长说：“我叫侯桃生，桃花开的时候出生的，今年二十四岁，咱村就俺一家姓侯，祖辈是从甘肃逃荒过来的，社员都叫我侯娃。”
白平鸽问：“你娃多大了？”
“我还没结婚呢。”
高红燕问：“有对象了吗？”
侯副队长说：“亲戚给说了一个，是东洼村的，已经见了一面。”
楚叶问：“人长得漂亮吗？
侯副队长说：“咱庄户人家，不讲究人的长相，只要能下地干活，会生娃娃就行。”
武满刚问：“那农村娶亲要彩礼吗？”
侯副队长说：“要，人家把女娃养那么大也不容易。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男方家条件再不好，也要给姑娘家扯几件像样的衣服，给老丈人买两盒点心，提两瓶酒。这不，我爸正为这彩礼的事发愁呢。现在就等着队上年底分红，再把家里养的鸡，还有攒下的鸡蛋都卖了，凑上几个钱，简简单单的把婚事办了。”
石志坚问：“那你准备啥时间办呢？”
侯副队长说：“想在过年时办了。那时是农闲，亲戚朋友来的人多，再一个正好把准备过年的年货都能用上，这时办事能省好多钱，不用专门再为结婚准备了。”
熊建良看着侯副队长挺直的腰板，行走稳健有力，说话铿锵洪亮。问他：“你是不是当过兵？”
侯副队长说：“在青藏线上当了四年的工程兵，是个班长。”
武满刚说：“当兵不是三年服役期吗？”
侯副队长说：“当时工期紧，任务重，我要求延期复员，部队生活虽然很艰苦，但能吃饱肚子，平时还能吃上肉。”
楚叶问：“你是党员吗？”
“是，是当兵第三年入的党。”
知青们都不由地赞扬着：“哇，真了不起！”
到了侯副队长家时，他妈已把饭做好，早饭跟其他社员家一样，也是一碗苞谷糁，几个热腾腾的苞谷面馍，一碟腌酸菜。
晌午饭是干饭，每人一大碗燃面，白平鸽在往碗里调酱油醋时，发现碗里咋有一些苞谷糁子。就问侯副队长：“这面条里为啥要放一些苞谷糁？”
侯副队长说：“哦！不好意思。这是农民们养成的生活习惯，因为穷，粮食不够吃，农民们吃完饭都不洗碗洗锅。因为，碗和锅上多少还残留着一些饭渣子，洗碗，洗锅就会把上面沾的粮食都浪费掉了。尤其是晌午饭，面条吃完后，锅里剩下的面汤，那是晚上喝汤的饭。”
“原来是这样啊，那多不卫生啊！”高红燕惊讶着说。
“那有什么办法呢，谁叫咱穷嘛，这里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因为吃不饱，每顿饭吃完后，还要舔碗，那舔过的碗比洗过碗都干净。即不浪费粮食，还节约了用水。”侯副队长风趣的在说。
“啊！这么说，我们这几天吃饭的碗，都是农民们用嘴舔过的？”白平鸽惊讶着说。
侯副队长说：“可以这样说。”
“哎呀呀，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不是瞎胡闹吗！”高红燕放下了手中的碗。
石志坚站起来说：“这是一种贫穷养成的陋习，这是一种落后的无奈现象，这种陋习一定要改变，这种现象一定得改变！”
侯副队长摹仿着苏联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瓦西里的口吻说：“是的、是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知青们都哈哈的大笑了起来。没想到，侯副队长还是个幽默之人，真不愧是当过兵的人，见多识广，语直言快，还泼辣能干。
侯娃是家中老二，哥哥成家后已单另过，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家里的经济条件看着跟李队长家差不多，也是三间茅草房，养了一群鸡。这里的农户都不养猪、养狗。因为，人的肚子饿得整天都吃不饱，哪还有多余的东西养牲畜。
吃过饭后，侯副队长对知青们说：“稍微歇一会，就去地里上工吧。”
再上工时，女知青们的头上包上了纱巾，穿上了长袖衣裳，男知青们头上都带上了黄军帽。女知青们头上漂亮的彩色纱巾在绿色的苞谷地里格外的亮眼，让地里年轻的女社员们看得是非常的羡慕，时不时地停下脚步侧目观看。
他们浇完一块梯田后，又步入另一块梯田，梯田是越上越高，挑水的路是越走越远，路上的石子是越来越多。知青们端着水盆，弯着腰，穿梭在苞谷地里。他们才十六、七岁，以前根本就没干过农活，干到下午时，一个个都累的是气喘嘘嘘，脚上的鞋也都是泥糊糊的，走起路来都感到沉重费力。
侯副队长说：“你们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别着急，慢慢来，这活干完还早着呢。这座山上的梯田干完了，还有另一座山上的梯田，只要天不下雨，这浇地的活就要一直干下去。”
他们干到第十天时，越往高走，梯田的面积是越来越小。而且是东一块西一块的零零散散，呈不规则形状互不连接，苞谷苗点状凌乱的生长着，而且地里的碎石块很多，还间杂着许多杂草。
路越往上走，岩石越来越大，树木越来越密，浇地的活是越来越缓慢费力。他们端着水盆浇地时，还要留神脚下的石头，稍不留神就会被石块绊倒，弄得是水洒了，身上也是一身泥浆。
突然，白平鸽在喊：“快看，那有瀑布。”
知青们循声望去，只见对面的群山中，茂密的树林里掩藏着一股清澈的流水。
楚叶看着瀑布说：“那水好美啊，清亮清亮的，像一条洁白的玉带。”
武满刚说：“还像一股山神的眼泪，所以山林才那么的清新妩媚，婀娜多姿。”
高红燕说：“这么高的山，还能见到水。”
侯副队长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石志坚望着顺山而下的流水说：“用那水来浇地多好啊，白白的让它流走，太可惜了。”
侯副队长说：“那水离这还远着呢，而且中间还隔着一个大深沟。”
石志坚说：“想办法把水引过来，为我所用。”
侯副队长说：“那太难了，就算能把水引过来，咱也没钱买水泥、钢材建水渠。咱这山区，靠天吃饭，是几辈子传下来的，改不了。”
熊建良说：“不是有句老话说，战天斗地，愚公移山嘛。”
侯副队长说：“有那种精神当然好，但是没有钱啥事都办不成啊！”
傍晚，收工的路上，楚叶说：“侯队长，我们明天想休息一天，洗洗脏衣服。再一个从明天起，我们自己就要开灶了，我们都还不会做饭，得试着学一下。”
侯副队长说：“行，我回去跟李队长说一下。”
在路上，熊建良砍了几根树枝，说：“拿回去栽到院子里，晾衣服、晒被子。”
知青们看到有的社员水桶里装着一些从地里挖的野菜，有的社员扁担上挑着一些柴火。社员们的脚上都没穿鞋，脚上都是泥糊糊的，身上穿的衣裳都落满了补丁，他们都说着笑着走在回家的土路上。
暮色已朦胧，群山亦朦胧，知青们的脑袋困倦的也在朦胧。朦胧的山村，朦胧的生活，让知青们朦胧的头脑此刻清醒的只有一个念想，那就是：快点回家歇息，那才是最幸福、最朦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