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治敌术为中心，提出了军争“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总体原则，重点论述两军争利、争胜的问题，如何趋利避害，争取先机，以掌握作战的主动权。
◎巧“兜圈子”，以迂为直
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孙子兵法·军争篇》
争夺先机制胜条件之所以如此困难，就在于要通过迂回遥远、曲折的途径，达到径直、捷近、容易的目的，化不利为有利。
精读
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间接路线战略》一书中指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目的地的最短途径。所谓间接路线，即避开敌人所期待的进攻路线或目标，在攻击发起之前，首先使人丧失平衡。这一论点，可谓是对“以迂为直”所作的注解。
孙子议论迂直问题时，指出：“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意思是，争取先机之利最困难的地方，是要把迂回的弯路变为直路，要把不利变为有利。所以用迂回绕道的佯动，并用小利引诱敌人，这样就能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所要争夺的要地，这就是懂得以迂为直的方法了。
孙子不仅揭示“军争”“以迂为直”的谋略，而且指出运用“以迂为直”谋略的方法是“迂其途而诱之以利”，结果是“后人发，先人至”，达到“军争”的积极效果。
特别是实践中，敌我双方必然是坚固正面防御，千方百计阻止对方正面进攻。因此，任何军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常须作迂回运动，在敌人的思维判断中造成“折射”幻觉，而不能直来直去地行动，使对方一眼察觉你的虚实企图。目标在东而先向西，欲要进而先退，这是“以迂为直”在空间上的表现。为尽快击败来攻的强敌而采取持久战略，欲取先予，欲得先失，这是“以迂为直”在时间上的表现。敌方的“腰部”和“臀部”，是最敏感的。无论进攻或防御，用威胁敌人的侧翼和后方的办法，迫敌退却，比用正面冲击的办法把敌人赶出已占领的阵地要容易得多。迂回其侧后，也就成了军事统帅选择目标和路线的着眼点。
总而言之，战争机器的链条是互相协同而又互相制约的，精明的将领善于从广泛的联系中，寻求制胜之策。换言之，将领要在战场上创造奇迹，其决策思维切忌“直线运动”和“惯性运动”，不能只从当前的战利考虑对策，而要善于从相反中求相成。
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这些难题能否顺利解决关键取决于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有时候这些难题让人头疼，进退两难。但是，解决这类问题并不是没有办法，首先要分清对象，然后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绕道而行的策略，力求用巧妙的方式圆满解决。
为了一笔欠款，刘英去了某厂十余次也没个结果。她感到用常规的办法是不行了，于是，她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她选择了该厂财务科的副科长小于为突破口。因为她了解到这个小伙子是该厂厂长的外甥。
于是，刘英来到该厂财务科把小于叫了出来。小于为难地说：“大姐，你的事我实在帮不了忙。”
刘英笑着说：“我今天可不是来要欠款的，更不是找你帮忙，我是给你帮忙来的。”
“你给我帮什么忙?”小于不解地问。“给你介绍对象呀。”一句话说得小于的脸微微发红。
刘英接着说：“别不好意思，我已经打听了，你还没有女朋友。正巧我昨天去姑妈家，我有一表妹也没有对象。我表妹长得没说的，也是大学毕业，和你挺般配的。我已经给你们约好了，今天晚上你们在光明电影院见面，这是电影票，可别去晚了，谈恋爱男同志主动一点。”
第二天，刘英一下班就迫不及待地给表妹打了个电话，从表妹的语气中感到两人“有戏”，她长出了一口气，要回欠款“有门”了。
从此以后，她不再去要欠款了，而是把精力放到了其他几个欠款的厂家。半年后，刘英家里来了两位稀客，是小于和她的表妹。表妹告诉她自己和小于快要结婚了，小于也告诉刘英，他们厂最近回来几笔货款，够还她们厂的欠款了，明天就可以办理还款手续。
在宗吾看来，小于夫妇是刘英要债活动中关键的一着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她自始至终也没有向他们提一句帮忙要债的话，高明的她知道，一‘此时无声胜有声”，她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开口让对方帮忙。由此可见，对于一件从正常渠道人手比登天还难的事，如果善于采取“迂回”方法，结果可能迎刃而解。
迂，是曲折、绕弯的意思，它与“直”的意义相对。“迂”与“直”、“患”与“利”、“退”与“进”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上，迂——绕远，这意味着花费的时间多；直——近，这意味着花费的时间要少。但是，军事对抗的双方都在绞尽脑汁地破坏对方计划的实现，如果一味地求“直”图“快”，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在某种情况下，表面上看来，走的是迂回曲折的道路，而实际上却为更直接、更有效、更迅速地获取成功创造了条件。
案例
魏景元三年、蜀汉景耀五年(公元262)冬，早就想篡魏的司马昭为树立威望，欲在人心归向之下，使自己达到禅代的目的。因此，急于建功于国外，首先想攻打内政不修、边防不严的蜀汉。当时魏廷众臣皆以为不可，唯独司隶校尉钟会赞成伐蜀，并提出名为伐吴实为伐蜀的“声东击西”之策。司马昭大喜，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统率12万大军，自斜谷、骆谷、子午谷三道并进，分头进入汉中，同时命征西将军邓艾进攻沓中(今甘肃舟曲县以西岷县以南)，命雍州刺史诸葛绪进攻武街(今甘肃武都县西南)与阴平(今甘肃文县)，作为助攻。
魏景元四年，蜀汉炎兴元年(公元263)八月，钟会所率的魏军主力从洛阳出发，司马昭亲自送行，并誓师灭蜀。九月，钟会军行至长安，然后分兵自子午谷、骆谷、斜谷南进汉中。诸葛绪和邓艾两军，亦按原计划进行。
蜀汉后主刘禅得知魏军来攻，急忙派廖化率军往沓中接应姜维，派张翼、董厥率军加强阳平关(今陕西沔县西)的防御，命汉中蜀军凭险固守。九月，邓艾自狄道南进，派天水太守王颀率1万人直趋沓中进攻姜维，命陇西太守牵弘和金城太守杨欣各率5000人助攻，自己则率主力继后。姜维在沓中见邓艾军到来，又听说钟会进军汉中，立刻引兵东撤，在泓川口(今甘肃西固县西)遭到邓艾军追击。这时，诸葛绪所率魏军自祁山攻占武都等地，已趋逼阴平，截断姜维的归路。姜维被迫从孔函谷(今甘肃武都县孔函水入白龙江处)前往武街，以吸引诸葛绪军队，然后又回师阴平。姜维在此遇到前来增援的廖化，方知刘禅已另遣张翼和董厥驰援阳平关，于是命廖化在阴平抵御诸葛绪和邓艾的进攻，自率主力往阳平关迎击钟会。
钟会的大军进入汉中后，正在猛攻乐城、汉城和阳平关三处。鉴于蜀军皆坚守城池不战，乃命前将军李辅率1万人攻乐城，将军荀恺率万人攻汉城，自率诸军越过二城猛攻阳平关。蜀汉阳平关守将蒋舒在强敌面前动摇叛变，引导魏军前锋胡烈部袭陷阳平关，使钟会获得这里的大量库藏积谷。姜维正自阴平来援，忽闻阳平关失守，张翼、董厥之军自朝天岭南退，与廖化同退白水关(今四川昭化县北)，并收拢张翼和董厥的部队，然后前往剑阁布防。钟会赶至剑阁，发布魏帝讨蜀檄文，企图招降姜维，姜维拒不肯降，而且守险以待。因此，魏蜀双方主力，遂在剑阁形成对峙。
当钟会率军到达时，姜维已坚守关口，凭其险阻堵住十余万魏军的前进。钟会数次强攻均未奏效，形成两军对峙。一个月后，魏粮草不继，钟会深恐发生不测，准备撤军。在阴平的邓艾得知钟会准备退军，急忙向司马昭上书：敌军已遭挫折，我们应乘胜进军，并提出偷度阴平，出奇制胜的方案。邓艾在书中说：“可秘遣一支精锐从阴平小道直趋涪县(今四川绵阳东)，那里距成都仅300余里，可出奇兵袭击腹心，出其不意。驻在剑阁的姜维军必定回救涪县，则钟会军可与我并肩前进了。”于是带兵走阴平小道。这条道路为打柴和猎人所走，只有像猴子似的攀援、跳跃，才能通过。这年十月，邓艾命儿子邓忠率一支精兵为先头部队，提前出发。邓忠率先头部队，一律轻装，不穿铁甲，各执斧凿，进入阴平小道，爬山越岭，披荆斩棘，在前面开路。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随后，邓艾率本部人马，各带干粮绳索，穿行在巅崖峻谷之中。部队行进十分困难，每日只能前行二三十里。邓艾率魏军在阴平小道中艰难地行走了20余日，行程700余里。这天，行至摩天岭下，山路陡峭，马匹无法前进，邓艾遂弃马步行上岭。上岭后，邓艾命令大家先把军械用绳索吊上崖去。然后，邓艾用毡毯裹着身子，带头从陡壁上滚下山去。众将士有毡毯的也学着裹身子滚下崖去，没有毡毯的将士，有的用绳索束在腰上，有的攀着树木藤条，一个接着一个慢慢地攀下崖去。
江油的守将马邈，见魏兵从天而降，惊恐不已，竟不战而降。从江油到成都，只有涪县和绵竹两个关口。蜀后主刘禅闻邓艾率魏军抄小路夺取江油城，十分吃惊，急忙诏令先丞相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军从成都出发阻击魏军。蜀军前锋进驻涪县后，诸葛瞻下令停止前进，准备紧守涪县。部将黄崇几次向诸葛瞻建议：“我军应迅速前进，占领有利地形，据险防守，如果让魏军到达平原地区，我们就无险可守了。”诸葛瞻犹豫不决，没有采纳黄崇的意见，准备在平原地区与邓艾决战。魏军在江油集结后，迅速向涪县挺进，在涪县击败了蜀军的前锋部队，占领了涪县。诸葛瞻只得退守绵竹。邓艾派人送信劝诸葛瞻投降。诸葛瞻大怒，杀了魏军信使，在绵竹城外列阵等待魏军决战。邓艾派儿子邓忠从右，部将师纂从左，从两翼向蜀军发起攻击。诸葛瞻与儿子诸葛尚率军分头迎击，打退了魏军的进攻。邓忠、师纂败下阵后向邓艾说：“蜀军不可战胜！”邓艾大怒斥责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为什么说不能战胜!”并下令将其斩首。诸部将求情得以幸免，邓艾令其再战。二人重又率军向蜀军发起攻击，邓艾亦率军参战。蜀军败阵，被杀伤无数，诸葛瞻及其子诸葛尚、黄崇均战死，蜀军余部弃城而逃。邓艾占领了绵竹，闻姜维已从剑阁南下救援，便令迅速向成都进军。
蜀军从绵竹败下阵来，已溃不成军，向成都逃去，老百姓听说魏军已进入平原，纷纷向山野躲藏。蜀后主刘禅闻报诸葛瞻战死，魏军已占领绵竹，惊慌不已，忙召集群臣商议。众臣意见不一，刘禅犹豫再三，最终决定降魏，遣侍中张绍等人捧着皇帝的玉玺去向邓艾求降，并派太仆蒋显传诏，令姜维向魏军投降。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十一月，刘禅带领太子和群臣60余人，到成都北门外的邓艾大营投降。至此，经历了43年的蜀汉灭亡。
◎兵不厌诈，攻其不备
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
——《孙子兵法·军争篇》
作战争胜，首先要以诡诈之术隐蔽自己的用兵意图，从而立稳脚跟；其次，完全根据利害关系而决定自己的行动；然后根据情况需要，把分散和集中兵力的战略战术作为变化使用部队的作战基本手段。
精读
兵不厌诈是历代兵家所惯用的一种用兵谋略。在《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篇》中，孙子已明确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论点。孙子不但不排斥它，反而一口气介绍了十二种运用诡道的战法，人们习惯地称之为“诡道十二法”。
“诡道十二法”的前四法是：能打却装作不能打(“能而示之不能”)、要用兵却装作不用兵(“用而示之不用”)、要向近处用兵却故意装作要向远处用兵(“近而示之远”)、要向远处用兵却故意装作要向近处用兵(“远而示之近”)，这是公开采用欺骗和伪装的手法，造成一种假象，麻痹敌人，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
“诡道十二法”的后八法是针对八种不同的敌情而采取的不同迎敌之法，即：引诱贪利的敌人，攻击混乱的敌人，防备力量充实的敌人，避开强大的敌人，激怒易怒的敌人，逗引骄傲的敌人，疲困休整好的敌人，离间内部团结的敌人——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诈”字!
诈——欺骗，这只是一种手段，欺骗敌人，给敌人一种假象，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使自己能从容地“攻其不备”，“出奇制胜”。
美国大财阀洛克菲勒在密沙比发现了蕴藏丰富的铁矿，但他同时又发现这块土地早已有了主人——他们是梅里特兄弟，德国人。洛克菲勒恨自己来晚了一步，只好耐心地等待时机。
当经济危机席卷全美国时，市面银根紧缩，梅里特兄弟一筹莫展。有一天，梅里特兄弟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本地牧师劳埃德。梅里特兄弟热情款待了客人，并与客人友好地交谈起来。言谈中，梅里特兄弟谈到了现实的窘困，劳埃德关切地说：“不就是资金不足吗?我有一个朋友很有钱，看在我的面上，也许，他会帮助你们的。”梅里特兄弟喜出望外，立刻恳请劳埃德助一臂之力。劳埃德一口应允下来。
过了几天后，劳埃德回复梅里特兄弟，说他的朋友答应帮忙，请梅里特兄弟立一张字据以为凭证。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梅里特兄弟想也没想，就按照劳埃德的口述写了一张字据：“今有梅里特兄弟借到考尔贷款42万整，利息3厘，空口无凭，特立此为证。”写完后，梅里特兄弟又念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在字据上签了字。
半年后的一天，劳埃德突然来到梅里特兄弟家中，对兄弟二人说：“我的朋友洛克菲勒来了一个电报，要求马上索回那笔贷款。”听到这话，梅里特兄弟慌了，因为那笔巨款早已被他们用到矿产上去了，根本无法立即偿还。于是，兄弟两人被迫走上法庭。
梅里特兄弟的英语不是很熟练，对美国的法律也知道得有限。劳埃德的律师在法庭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借据上写得十分明确，是考尔贷款。依据美国法律，考尔贷款是贷款人可以随时追回的贷款，借款人要么立即偿还，要么宣布破产。”
在借款之时，梅里特兄弟只想到要付利息，做梦也没想到“考尔”会有这么多的含义。兄弟俩恍然大悟；是劳埃德把他们领入了洛克菲勒设下的陷阱。但是，为时已晚，梅里特兄弟只好含泪宣布破产，把苦心经营的矿产全部卖给洛克菲勒，作价52万元。这样，洛克菲勒用超低价就买下了可创造出数不尽财富的密沙比大铁矿。
“诈术”就是用虚假的言行掩盖事实的真相。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生活中，对付小人我们常常需要运用“诈术”，否则，难以揭示其本来面目。不过，为人处世应把握好“诈”的度，太过，则是小人之举了。
案例
陈友谅占据江州后，他一直把朱元璋视为心腹之患，于是率所有兵力顺流而下，攻打朱元璋，元顺帝正二十年攻占采石(今安徽省马鞍山市长江东岸)和太平(今安徽当涂)，自立为帝，国号为汉。紧接着，陈友谅又率领“江海鳌”、“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等巨舰，进逼应天(今江苏南京)。
此时，大兵压境，朱元璋的部下将士都有些紧张。因为陈友谅的水军是朱元璋的十倍，又善于水上作战。有些人竟主张撤退或投降。朱元璋听取了刘基的建议，决定诱敌深入，打伏击战。
于是，朱元璋把康茂才召来，让他写一封诈降信给陈友谅。原来这康茂才是元朝的降将，原是陈友谅的老友，朱元璋认为他是诈降的最佳人选。
康茂才欣然答应，他说：“陈友谅不讲信义，杀了我的同乡好友徐寿辉，我正要报此大仇……”于是修书一封，信上这样写道：“建议兵分三路进攻应天，茂才所部把守应天城外江东桥，愿为内应，打开城门，直捣帅府，活捉朱元璋……”康茂才派一名陈友谅熟识的老仆去送信，临行之际，康茂才再三叮嘱，以防露出破绽。
读了康茂才的信，陈友谅心中非常高兴，他想，自己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谅他康茂才也不敢诈降。但他还是反复盘问老仆人，老仆应对如流，言辞恳切，陈友谅深信不疑。他当即对老仆人说：“我马上分兵三路取应天，到时以‘老康’为暗号，但不知茂才所守之桥是木桥还是石桥?”老仆回答道：“是木桥。”
第二天，陈友谅就整顿大军，水陆并进。他亲率数百艘战船顺江而下，前哨到大胜港时，遭朱元璋手下将领阻击，无法登岸，又见新河航道狭窄，于是下令直奔江东桥，以便和康茂才里应外合。船到江东桥，陈友谅见是一座石桥，心中起疑。原来，朱元璋为了防备康茂才的假投降变成真投降，已于当天夜里把木桥改造成石桥了。
陈友谅急忙命令部下高喊“老康”，喊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答应。陈友谅知道中计了，急令陈友仁率水军冲向龙湾。几百艘战船聚集于龙湾水面，陈友谅下令一万精兵登陆修筑工事，企图水陆并进，强攻应天城。
这时，只见卢龙山顶上黄旗挥动，战鼓齐鸣，朱元璋的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分别从左右杀来，修筑工事的一万精兵顿时被冲得大乱。尽管陈友谅大声呼喝，仍然制止不住，败军逃到江边，蜂拥登船。陈友谅急令开船，哪料想正是江水退潮之际，近百条战船全部搁浅，徐达与常遇春乘势上船追杀，陈友谅溃不成军，只好跳进小船逃跑了。
这样，朱元璋巧施诈降之计，诱敌深入，打败了十倍于自己的敌人，从此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争得了战争的主动权。
◎从心里上征服对方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孙子兵法·军争篇》
所以，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以打击它的士气；对于敌人的将领，可以动摇他的决心。
精读
古人所说的“心”，泛指人的思想、意志、品德、情感、决心等等。战争的指挥者是“将”，动摇了“将”的决心，使其作出错误的决定，战争的胜负就可想而知了。
如何才能动摇“将”的决心呢?
张预在为《十一家注孙子》中作注道：“心者，将之所立也。夫治乱勇怯，皆主于心。故善制敌者，挠之而使乱，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惧，故彼之心谋可以夺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决心，是将军所赖以指挥战争的支柱。军队的整治、混乱、威勇、怯弱，都取决于将军的决心。善于降服敌人的军队统帅，用计谋阻挠敌人的计划实施，使敌军混乱；激怒敌人，使敌人丧失理智；胁迫敌人，使敌人畏惧。所以，敌军将领的决心是可以动摇的。
动摇敌将的决心是为了彻底消灭敌军或者征服敌军。韩信所设的四面楚歌就是想从心理上瓦解楚军的防御能力，也就是说，给楚军制造一种心理劣势，削弱他们的战斗力，让楚军无心恋战，从而达到夺气攻心的打击效果。
夺气攻心这种从心理上的瓦解远胜于武力上的威慑，更容易达到兵家所言的“胜于易胜”的效果。
兵战中，“夺心”有妙计；为人处事中，“夺心”亦有良方。首先，欲夺其心，必须掌握对方心理的变化；其次“对症下药”，采取相应的措施。
战国时期，赵惠王刚死，孝成王继位，由他母亲赵太后执政。就在这多事之秋，秦国派出大军攻打赵国，赵国接连丢掉三座城池。万分危机之时，赵太后派使臣去齐国求助。齐王回话说，兵可以出，但必须以惠文王，即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做人质。赵太后听说要以自己的小儿子做人质，脸色顿时变了，立刻拒绝了齐国的要求。
秦国见齐国按兵不动，更加猖狂，赵国危在旦夕。众大臣焦急万分，纷纷出面劝说赵太后让长安君去做人质，赵太后越听越生气，说：“谁要再提让我儿子去做人质，我就往他脸上吐吐沫!”
众大臣退到一旁，不再说话。沉默了好久，老臣触龙慢慢地走了上来。赵太后心想，这又是一个来劝说的，她的火直往上蹿：“好吧，可别怪我不客气！”赵太后一脸怒容，目光逼人，昂首立在那儿。
触龙走到赵太后面前，歉疚地说：“老臣的脚有毛病，走不快，常常自我原谅，不知太后身体可好吧?”赵太后见触龙不是来劝说自己让儿子去齐国做人质的，便回答说：“我是以车代步的。”触龙又问：“太后的饮食如何?”太后说：“我每天只吃粥。”触龙说：“我的食欲很不好，每天勉强行走，一天走三四里路，食量稍稍有所增加，因此对身体有好处。”太后道：“我是做不到了。”两人谈到这里，赵太后的怒气渐渐少了。触龙见太后面色好转，渐渐地把话题扯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希望在自己死前，请太后给自己年仅15岁的儿子在宫廷中安排一个卫士的职务。赵太后吃了一惊，问：“男人也痛爱他们的儿子吗?”触龙笑道：“那当然，也许比女人痛爱她们的儿子更加厉害呢。”赵太后感到很有趣，气也消了，怒也没了，只顾和触龙推心置腹地交换起意见来。
触龙见时机已到，语重心长地对赵太后说：“我们做父母的，哪个不爱儿子。太后疼爱长安君，封给他好地，给他贵重的用品，这都应该。同时，我们也应该让他为国立功。否则，一旦太后有不测，长安君寸功没有，怎么能在赵国安身呢?”
一句话说到赵太后心上。赵太后恍然大悟，说：“你说得对啊，长安君就交给你了，你想把他派到哪里去就派到哪里去吧!”
触龙立刻派使者将长安君送到齐国，齐国见赵国讲信用，马上发兵增援赵国。秦国见状，只好撤兵，赵国的危险解除了。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矛盾问题如果直接交锋，往往难以解决。避开难以解决的主要矛盾，而施以较为委婉的方式，抓住对方的心理，反而出人意料地把事情解决了。
案例
秦末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后，项羽、刘邦为了争夺天下，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战争，垓下之战是双方最后的关键之战。
项羽、刘邦同为楚地(今江苏北部)人，同时从苏北起兵，一称楚王，一称沛公，但两人性格迥异：项羽勇猛过人，耿直自大；刘邦老谋深算，善于用人。公元前205年，楚汉两军对峙于荥阳、成皋(今河南省内)一带，项羽自恃强大，而刘邦在正面亲率大军主力坚守荥阳、成皋一线，与项羽周旋；在后方，命萧何镇守关中，做好保障；在北方，命大将韩信逐个歼灭黄河以北的分散势力，从侧后对项羽形成包围之势；在南方，争取九江王英布背楚归汉；在敌人内部，巧用离间计，分化项羽身边的人。
就这样，经过三年的成皋之战，项羽听信谗言，众叛亲离，就连对他一向忠心耿耿的范增也被他赶出军营。而刘邦由弱转强，后方巩固，士兵情绪高昂。特别是北方的韩信凭借个人的军事才能，一路过关斩将，像一把锐利的尖刀直插楚军的腹地，并占领了项羽的老家下相(今江苏宿迁)。
公元前202年，刘邦用计，表面上与项羽谈判，楚汉两军以鸿沟(古代运河，在今河南境内)为界，订立和约罢战休兵。于是，项羽东撤，刘邦西退。但刘邦退兵是假，而追击才是真。他和他的谋士们都认为：楚军东撤之时正是向项羽发起攻击的最佳时机，于是暗中约韩信和彭越一齐向楚军发起最后的围击。刘邦率大军追赶项羽至固陵(今河南淮阳)，但韩、彭二人仍按兵不动，刘邦大发雷霆。
项羽被刘邦的背信弃义之举气得暴跳如雷，他骂道：“好呀，你刘邦一次次不讲信用，昨天刚说罢兵，今天就来攻我，我要惩罚你这个小人。”他亲率大军向汉军猛冲过来。项羽有万夫不挡之勇，汉军一看到项羽的大旗在1*9风中飒飒做响，转头就跑，汉军大败，刘邦只好就地组织防守。
失败的刘邦对韩信不听指挥非常气愤，张良献计说：“破楚军非韩信不可，他按兵不动的原因是没有被封为王。”一句话解开了刘邦心中的疙瘩。原来前一段时间，刘邦给身边许多将领又封地又封侯，而忘记了在前线的韩、彭两员主将。刘邦立即给韩、彭加封王位。不久，两人均来会师，刘邦还当面向韩信道歉，并把所有的军队交予韩信指挥。
韩信重新调整部署，决定围歼项羽。项羽看到汉军从四面八方围来，遂率部退向他的都城彭城(今江苏徐州)。大军行至垓下(今安徽灵璧县)，探马来报说：“楚王，大事不好，彭城已为韩信所占。”项羽大惊，只好在垓下就地扎寨。韩信趁机指挥汉军把垓下围得水泄不通。
九月的夜晚，寒气袭人，月色凄冷，项羽和官兵坚守在寨内，夜不能寐。这时，突然从周围的小山上传来一阵阵悲箫伴奏下的楚地歌声：
“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天高水涸兮寒雁悲怆!最苦守边兮日夜彷徨，披坚执锐兮孤立沙岗。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守空房……当此永夜兮追思反省，及早散楚兮免死他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面楚歌”。
楚军听到这熟悉的如泣如诉的旋律，个个泪流满面，以为楚地尽失，项羽军中的战斗力**然无存。项羽决心趁早突围。他向跟随他的江东子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其言切切可想而知，楚军在一片哭声中拿起武器，向汉军冲去。项羽带头杀出一条血路，直奔乌江而去。
到达乌江，项羽收拢残兵，身边仅存800人。乌江太守早已备船等候，劝项羽立即上船，并说：“江东地盘虽小，但地也千里，人口10万，还可以卷土重来，请大王快快上船，汉军将至。”
项羽尽可能让他的八百子弟上船，他望着悠悠的江水，想到起兵时，有10万江东人相随，而如今只有身边这些伤兵败将，又想到在鸿门宴上放过刘邦，自己不听范增的劝说，一错再错，真是后悔莫及。他对天长啸：
“难道这是天要亡我吗?!纵然江东父老还要我项羽，我也无脸再见他们了。”他突然拔剑自刎，一代豪杰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一曲楚歌击败了项羽，汉王朝也由此开始了。
◎以忍为上，蓄势而发
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孙子兵法·军争篇》
以我方部队接近战场，做好充分准备，等待和对付远道而来的敌军；以我方休整安逸的部队，从容等待和对付征途劳累疲乏的敌军；以粮足饱食的我方部队，等待和对付缺粮饥饿的敌军。这是能够掌握和控制敌军战斗力、以我有力之军对乏力之敌军的将帅，所采用的再一治敌基本方法。
精读
“劳逸之道”就是以逸待劳，用准备胜疲惫。做事一定要占主动，抢占“战地”，才能以逸待劳。《孙子兵法》讲的“待敌”，就是在自家的地盘上，或在自家的势力范围内准备充分，从容迎敌。“待”字有期待的意思，准备已充足，就怕敌人不来。待敌者胸有成竹，胜算较大，怕敌者心存侥幸，认为敌人“可能”不会来，一个“可能”就会让团队松懈，结果往往是遭到灭顶之灾。
竞争与博弈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做事切不可有侥幸心理，要知道该来的一定会来。如果能把自己调整到“待敌”状态，那就比较有把握了，可以较为轻松取胜。反之，如果是“怯敌”即“趋战”，就会很难打。“趋战”就是被敌人牵引仓促应战，那样非常危险，往往会面临失败。
以逸待劳并不是一味的等待，而是要做到适时出击，只有适时出击，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周亚夫在平定七王之乱时，以逸待劳，很好地把握了出击时机，待吴楚联军兵疲粮尽时，果断出击，一举破敌。选择出击时机，一是要选择在敌远来乍到，兵力疲惫，情况不明，立足未稳时。二是首先进行防御，待敌达到其进攻顶点，战斗力消耗到一定程度时，再突然出击。在实施出击时，一定要果断、坚决，给敌以巨大打击，摧毁其战斗意志，从而一举歼敌。
“忍”是众多有志之士的人生哲学。古语有，男子汉大丈夫，能伸能屈，能刚能柔，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一个人如果千苦可吃，万难可赴，能忍住岁月的考验，那么即使不是英雄也会忍成英雄的。
韩信能够忍**之辱，最后成为诸侯。但是，能够以忍求生，图谋大业的人还应该算是越王勾践。
他自己非常明白，目前的情况只有忍辱，才有可能日后东山再起，如果不忍，不要说东山再起，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勾践做越王的时候，吴王阖间来攻，勾践打败了阉间，吴王夫差继位。为了替父报仇，他丝毫没有懈怠，经过两年的准备，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伯的副将，倾国内全部精兵，打败越国，勾践走投无路，后来走伯的门路达成了议和。
议和的条件是，勾践和他的妻子到吴国来做奴仆，随行的还有大夫范蠡。吴王夫差让勾践夫妇到自己的父亲吴王阉间的坟旁，为自己养马。那是一座破烂的石屋，冬天如冰窟，夏天似蒸笼，勾践夫妇和大夫范蠡一直在这里生活了3年。除了每天一身土，两手粪以外，夫差出门坐车时，勾践还得在前面为他拉马。每当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就会有人嘁嘁喳喳地讥笑：“看，那个牵马的就是越国国王!”
勾践由一国之君变成奴仆，忍了，到为人养马倍受奴役，忍了，勾践最能够忍的一点就是尝吴王的粪便。吴王病了，勾践为表忠心，在伯的引导下，去探视吴王，正赶上吴王大便，待吴王出恭后，勾践尝了尝吴王的粪便后，便恭喜吴王，说他的病不久将会痊愈。这件事在吴王放留勾践的态度上起了决定性作用。或许是勾践真的懂得医道，察言观色能看出吴王的病快好了；或许是勾践有意恭维吴王；或许是上天垂青勾践，总之，吴王的病真的好了，勾践此时已彻底取得了吴王的信任，吴王见勾践真的顺从自己就把他放了。
勾践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忍辱的确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们不排除勾践是想尽一切办法回国，就其这种行为的确让人自叹不如。纵观这一时期勾践的忍，是极其恭顺的忍。而他之所以会强忍着这所有的一切屈辱，为的就是日后的崛起。勾践的性格高明之处就在这里，面对一切屈辱，从容自若，因为他自己非常明白，目前的情况只有忍辱，才有可能日后东山再起，如果不忍，不要说东山再起，恐怕连命都保不住。这似乎与中国传统的大英雄，大丈夫有些相背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丈夫誓可杀不可辱”这些都是那些宁死不屈、誓死不降的英雄们的赞语，这些固然让人赞叹。但中国还有一句教人处世的俗语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位顶天立地的西楚王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深思，乌江岸边，乌江亭长热情的招呼他：“江东虽小，足可够大王称王称霸，日后也能干一番大事业。”而项羽是个宁折不弯的汉子，哪肯过江呢?自刎身亡。也许项羽过江后楚汉相争会是另一番结果，也许他能一统天下，虽然这些都是也许，但我们不能否认项羽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可有些时候也的确需要这些英雄人物忍一忍，然后设法再重新崛起。
坚韧不拔，忍辱负重，其结果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勾践坚韧能忍是为了灭吴兴越，忍到一定程度总有爆发的一天，如果一味的忍下去，则是性格懦弱的表现，勾践终于忍到该向吴国发难的时候了。结果正如勾践所愿，一战便把吴军杀得大败，这次卑躬屈膝的不再是越王勾践了，而是吴王夫差。夫差也想像当年勾践向自己称臣为奴一样，打算投降勾践，勾践很可怜夫差，想答应夫差的请求，但被范蠡劝住了，最终吴国灭亡了，吴王夫差自杀身亡，当时中原的几个大诸侯国，都处于低潮，不少小国投降了勾践，于是勾践俨然成了最后一代春秋霸主。勾践终于一吐胸中二十多年的压抑。坚韧不屈的性格，忍辱负重的精神造就了春秋末代霸主。
从晋文公和勾践的称霸之路来看，虽然经历不同，但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坚韧，能挺住困难，晋文公流亡19年，倍受磨难，勾践为人奴仆3年，他们都忍住了，挺住了，所以也成功了，看来坚韧不屈的性格所打造的命运是辉煌的。
在一个强手如林的世界里，忍是一种韧性的战斗，是一种糊涂的做人策略，是战胜人生危难和险恶的有力武器。凡能忍者，必定志向远大。凡志向远大者，必定能够识大体、顾大局。而忍就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表现。综观历史，能成非常之事的人都懂得忍的意义。
案例
周亚夫在昌邑之战中，仅仅经过三个月的作战，即将七王之乱的叛军主力吴楚联军一举击败，以逸待劳是取胜的重要因素。以逸待劳有利于己方战斗力的发挥，并能限制敌战斗力的发挥。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病死，由太子刘启继位，这就是汉景帝。此时，随着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的繁衍增多，诸同姓王的势力也在不断膨胀，遂成“尾大不掉”之势。
汉景帝对诸同姓王的专横不法早就十分痛恨。他继位不久就与御史晁错商议削弱、打击诸同姓王的对策。晁错建议通过追究各同姓王的罪过的方法，削夺他们的封地。公元前154年，楚王刘戊因在为太后守丧期间**，被削去东海郡、薛郡；赵王因有罪也被削去六县。经过商议后，汉景帝下诏削夺吴王的会稽、蒙章二郡。
汉景帝的削藩，激起了众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和恐慌，吴王刘濞忍耐不住，纠合各诸侯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这就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七王之乱。参与叛乱的主要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印、淄川王刘章、济南王刘辟光、胶东王刘雄渠、赵王刘遂共七个诸侯及其军队。
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哥哥刘仲之子，在汉高祖平定英布后被封为吴王。在汉惠帝、吕后统治时期，刘濞利用吴国境内的铜山，招收天下的亡命之徒采矿炼铜，铸造铜钱。同时，他又利用这些人到吴境内的海边煮盐。铸钱煮盐在当时只能由中央皇权控制。结果，吴钱流行天下，吴盐销行天下，吴国变得越来越富饶。吴王利用雄厚的财力，大肆收买民心，甚至取消了百姓的赋税。这样经过30年，吴王深得吴地民心。
吴王刘濞在作战准备完毕后，即于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起兵之后，吴王刘濞按照自己的计划，率领30多万吴兵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准备进攻梁地，以解除西进的后顾之忧。同时，派出一批间谍刺探关中军情。
刘濞率吴、楚联军进攻梁国，攻破棘壁(今河南睢县东南)，杀数万人，继续西进。梁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同胞兄弟，原封淮阳王，汉文帝时期原梁王刘揖死后无子，因贾谊的建议将刘武改封为梁王，并扩大其封地，以防范其他诸侯王的反叛。贾谊与汉文帝布置的这步妙棋，现在果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梁王率军在梁都睢阳与吴、楚联军进行拼死抵抗。吴、楚叛军从此陷于梁地无法脱身。
刘濞发动七王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师长安。汉景帝听信奸臣爰盎的花言巧语，认为吴、楚等国反叛，皆由晁错鼓吹削夺诸侯封地所致，于是斩了晁错，令爰盎与七国讲合，但刘濞却拒不接受。在讲合不成的情况下，他想起汉文帝临终前戒谕他的一句话：如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于是拜周亚夫为太尉，率36将往击吴、楚；才，将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使屯荥阳，以监视齐、楚之兵。
周亚夫是个熟知韬略的将军，以治军严谨而著称。他受命任平叛的主将后，根据吴、楚叛军的特点制定了一个暂时放弃部分梁国土地，诱使吴楚叛军深入，乘机断其粮道，待其军疲粮尽后再大举出击的作战方案。随后，周亚夫率兵离开长安，准备前往荥阳与诸将会师。行至霸上，赵涉向周亚夫建议：“吴王肯定要在骰黾之间设置间谍伏兵，用兵贵在神速秘密，将军何不从这里向右进军，走蓝田，出武关，抵雒阳，时间不过差一二日，便司直接进入荥阳的武库，而后作战。诸侯发现将军到达，一定以为将军从天而降。”周亚夫采纳了赵涉的建议，改变行程，果然平安到达荥阳。他高兴地说：“七国反叛，没想到我率大军如此安全到达这里。如今我控制了荥阳，荥阳以东就没什么危险了。”
周亚夫至荥阳与诸将会师后，将荥阳交给大将军窦婴镇守，自己亲率汉军主力东进，准备迎击叛军主力吴楚联军。根据原计划，周亚夫没有引兵奔赴东南去救援正遭吴楚联军进攻的梁国，而是折向东北，驻军昌邑(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深沟高垒，固守不出，以控制吴、楚西进，准备待吴楚联军兵力疲惫后再进行攻击。另派弓高侯韩颓当率轻骑出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泗水入淮之口，又名清口)，迂回至吴楚联军的背后，切断叛军的粮道，为最后击败吴楚联军奠定基础。
吴楚联军加紧攻梁，梁王刘武多次派人至昌邑向周亚夫求救。但周亚夫坚持“以梁委吴”、疲惫叛军的计策，没有赴援。刘武又派人到长安求汉景帝命周亚夫出兵救援，周亚夫依据军法的“将住兵在外，便宜有守”的规定，仍坚壁不出。刘武于是亲自率兵坚守睢阳，而命中大夫韩安国及张羽为将军，“张羽力战，安国持重”，接连击败叛军。刘濞见吴、楚联军难以攻克雒阳，想找汉军主力决战，便转而向周亚夫军所在下邑(今安徽砀山东)相遇，但周亚夫仍然坚壁不出。此时吴楚联军已锐气尽失，且粮道被阻，粮绝卒饥。刘濞先派部分兵力对汉军壁垒的东南角发动佯攻，企图吸引汉军的注意力，然后再以主力奔袭西北角。周亚夫识破吴楚联军计谋，下令加强西北角的防御，粉碎了叛军的攻势。吴楚联军饥饿不堪，纷纷叛逃，刘濞不得不引兵退走。
公元前154年2月，周亚夫见叛军不胜而退，认为决战时机已到，亲自率兵追击。吴楚联军只顾后退，背对汉军，被杀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刘濞见联军大败，丢下大部人马，只率数千人乘夜南窜。吴、楚士卒或降于周亚夫，或降于梁王，顷刻瓦解。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
刘濞狼狈向东南败逃，企图依附东越(在今浙江境内)以自保。只过了1个多月，东越王便将刘濞骗出军营杀死，割下他的头颅送交汉廷。吴楚起兵叛乱，历时3个月，至此被彻底平定。
◎“击败”并不等于“击垮”
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
——《孙子兵法·军争篇》
敌人有计划地整队退回本国营地时，不可去迎头阻击和拦截；包围敌人时要故意留下缺口，通常采用围三缺一之法，故意示生路以动摇敌人；敌军已战至绝境时，我军不要再逼得太紧，不能急于靠近穷寇，可暂缓追击，防敌拚死挣扎，以避免我军不必要的伤亡。
精读
孙子说，对急于回国撤退的敌军不要阻拦，对被围困的敌军必须留有溃逃的缺口，对处于绝境的敌军不要过分逼迫他。倘若围死，不给出路，敌人无路可走，便会困兽犹斗，就会拼命反击求生。
得理不饶人，让对方走投无路，有可能激起对方“求生”的意志，而既然是“求生”，就有可能是“不择手段”，这对你自己将造成伤害，好比老鼠关在房间内，不让其逃出，老鼠为了求生，将咬坏你家中的器物。放他一条生路，他“逃命”要紧，便不会对你造成伤害。
知退——不是每个人性格中的必然因素，只有大智者才能悟到做到。换句话说，知退是一个人严谨性格的表现。每个人的智慧、经验、价值观、生活背景都不相同，因此与人相处，争斗难免——不管是利益上的争斗或是是非的争斗。而这种争斗，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尤其明显。
很多人一旦陷身于争斗的漩涡，便不由自主地焦躁起来，一方面为了面子，另一方面为了利益，因此一旦得“理”，便不饶人，非逼得对方鸣金收兵或竖白旗投降不可。然而“得理不饶人”虽然让你吹着胜利的号角，但这却也是下次争斗的前奏；“战败”的对方失去了面子和利益，他当然要“讨”回来。
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中，我们为了能够战胜对手，获取利益，会充分利用自己固有的优势，集中力量把对手击溃。但是在对手没有丝毫还手之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给对方留一条生存之路。也许这种在他人不利的情况下，不落井下石的友善行为，在将来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现在的企业越来越多，同行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下，惟有击败对手才能取得胜利。但“击败”并不等于“击垮”，给竞争对手留有生存的空间，适可而止，才是最终的赢家。
天津有一条主干线，车水马龙，人流络绎不绝，十字相交处有一条不起眼的小马路，那年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发展第三产业，临街盖了一溜房子，沈强抢先进驻做起了酒楼生意，且规模较大。不少人纷纷跟进，一时间小马路上餐馆林立，自发形成了“饭馆一条街”。各家招牌、布幔、灯箱各异，招来了不少主干线上往来的人流，生意普遍说得过去。渐渐的不少人慕名而来，经营上沈强的酒楼稍占上风。
这种共同繁荣的局面没维持太久，挑起事端的是沈强。既然客流量相对恒定，大家心照不宣地竞争，可沈强就要“消灭”对手。
像沈强这家高档次的酒楼，哪个菜系的菜肴都有“借”来的。有人来酒楼说某某饭店某菜受欢迎，这好办，让大厨去要盘菜一看一吃，第二天照猫画虎一炒，招牌都写好了“本酒楼隆重推出特色菜肴”。
沈强十分留心地将小马路各家餐馆拿手菜列了明细，他是大厨出身这难不住他，略加改良，照单“克隆”推出。抢了别人不少生意，酒楼更火了。
老百姓图实惠，价格上有优势。他采购原料精打细算，别的餐馆在市场上买牛羊肉，价格贵而且质量无保证，他从屠户那里直接进，因为量大，所以总有优惠。别的餐馆都在市场上进河鱼，他的酒楼自有十位八位钓鱼迷来送鱼，进货比别人便宜一半。在小马路上他的菜肴价格最低，店堂最大，外装饰灯光最抢眼，总是爆棚，这人也怪，越热闹越凑热闹。
顾客买单，他另有一招，培训服务员报价时必须暗中加一块钱，然后再告顾客零头那几毛钱抹了，比如说39.80元，报40.80元，“您给40元凑个整，老顾客了，8毛抹了”，这种雕虫小技，往往讨顾客欢喜，还真没碰上有人找来说这里有猫腻。
在沈强的挤兑下，小马路上其他餐馆生意都不好做，但还是上一些座，微利维持。沈强的酒楼火，他们的餐馆不温不凉，小马路上因为饭店多才人流不断，沈强是“君”，他们是“臣”，沈强赚钱多，他们赚钱少但毕竟赚钱，大家共同培养着小马路这个餐饮市场，都是受益一方。沈强还在不断地采用各种方法排挤竞争对手，让他们无利可图。伴随着街道办事处向上提高房屋租金的消息出台，终于部分餐馆从小马路消失了。望着新开张的花店、租书店、电脑房，沈强心里充满胜利者的喜悦。
福倚祸兮，餐馆少了，“饭馆一条街”渐渐变味了，专门来溜街吃饭的日渐冷清，沈强的酒楼上座率较以前不但没增加反而下降了。更让他尴尬的是相邻两家饭店，一家改成了加工铝合金门窗的企业，整天电锯轰鸣，另一家转让给了一家寿衣店，晚上卖寿衣的灯箱在主干线上都能一眼看到。酒楼四周这种环境，试问那位食客还有登楼就餐的雅兴？沈强真后悔……
聪明的人，做人不会只进不退，关键时候，宁肯后退一步，给对方留些余地。像沈强，如果他给对手留一些余地的话，最后也不会让他的酒楼生意如此冷淡，而是门庭若市，高坐满堂。
《菜根谈》中指出，“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的，减三分让人尝。此是涉世一极安乐法。”这句话旨在说明谦让的美德。凡事让步，表面上看好像是吃亏，但事实上由此获得的必然比失去的多。给对方留有余地就是给自己留退路。记住：“得饶人处且饶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案例
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隋唐时期两国友好关系有很大发展。至元代，由于忽必烈东侵日本，两国关系受到影响，但民间的交往一直未尝中断。及至元末明初，日本内部分为南朝和北朝，经历50多年的战乱。当时日本国王良怀(日史籍作怀艮即怀良亲王)不时入寇山东温台等地，而一些日本溃兵、败将以及失去生产手段的浪人流亡到中国海域的海岛上，与中国境内的海寇、奸商勾结，不断侵扰和掠夺中国沿海地区。明廷称之为“倭寇”。中国江浙闽一带，元末群雄张士诚、方国珍、陈国定不少旧部于败亡之后啸聚海岛，专以劫掠为生，也很容易被倭寇所利用。明初严禁沿海居民出海。后来海禁渐弛，海外贸易有所发展，遂有奸商通倭走私，地方官吏与之沆瀣一气，亦使倭患滋甚。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时代，由于海禁得力，倭寇很难得逞。明中叶以后，沿海防务逐渐空虚，许多海禁卫所严重缺员，甚至完全丧失作战能力。至明嘉靖年间，为抵御俺答对京师的威胁，明廷将明军主力部署在北京及长城一线，东南沿海兵力愈发薄弱，倭寇乘机前来试探，屡屡得逞，自然肆无忌惮，更加大规模地入侵，以致酿成起于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迄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前后历时20年的明抵御倭寇入侵之战。
明朝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镇守辽东的总兵官刘荣(初冒父名为江，后改名荣)，因鉴于倭寇屡次侵扰海上，濒海郡邑多被害，请于金线岛西北望海埚筑城堡，设烽堠，严阵以待。望海埚地处辽东半岛的顶端，可驻军1000余人，是倭寇入侵必经之处。这年六月了望哨兵报告：“东南海面发现火光。”刘荣急引兵赴埚上，果然有倭寇2000余人乘20余船来到望海埚下，登岸鱼贯而进。刘荣命令一部分兵力埋伏山下，派精兵潜至倭寇停船之处，断其归路，并约定一见信号，奋力合击。待倭寇进入包围圈，明军发出信号，将倭寇围住，首尾合击。倭寇不知明军已有准备，顿时大乱，死伤甚多。残敌奔逃至望海埚下的樱桃园空堡。明军再次包围了樱桃园。将士要求冲进堡内剿杀，刘荣认为不可。他解释说：“如冲杀进堡，这些亡命之徒必然拼死顽抗，我方将士会遭受重大伤亡……”刘荣下令：在堡西留一缺口，诱其奔逃，然后两翼夹击。果然，敌寇见有一条生路，立即争相逃命。明军伏兵从山路两侧夹攻，居高临下，大败倭寇，斩首700余，生俘800余人。望海埚之战，是明初防倭最大的一次胜利。在祝捷会上，刘荣对诸将深入阐述了“穷寇勿迫”的道理，诸将都非常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