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重点阐述了将帅不良素质“五危论”，战区不利地形“五地论”，战场特殊情况下的“五利论”。将帅只有通晓“九变”，善于应变，才能正确把握治军基本原则。
◎战道必胜，君命不受
君命有所不受。
——《孙子兵法·九变篇》
对于最高统帅的命令虽然应该绝对服从，但在特殊情况下有时却不能机械地执行。
精读
孙武在本篇论述将帅指挥作战应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处置问题，不要机械死板而招致失败，并对将帅提出了要求。
孙武强调，将帅处置问题时必须做到：首先，考虑问题要兼顾有利和有害两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要想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到有利的因素。其次，要根据不同的斗争目标，采取不同的斗争手段。第三，要立足在充分准备、使敌人不可攻破的基础上，不能存侥幸心理。第四，要克服偏激的性情，全面、慎重、冷静地考虑问题。只有做到了以上这些，方能“得地之利、得人之”。孙武认为，将帅要从实际出发处置问题才能战胜敌人，所以对于国君的违背实际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因此，他大胆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名言。
孙武认为，即使是国君，也有职责范围，对将帅授权以后，就不得干涉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将帅也不能瞎指挥，更不能专横跋扈，一意孤行，自认为被赋予至高无上、无可制衡的权力，或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而不惜破坏一切规矩和法度，从而扰乱自己，使国家蒙受巨大灾难。
在战场上，将帅最大、是最高领导，“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所谓“势险”、“节短”，将帅只有抓住有利战机，及时采取战略、战术，方能致敌以打击，“不战而屈人之兵”，实现“安国全军”的目的。
而要抓住有利战机，统帅权就必须独立完整，将帅必须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主动权。将帅受命于君王，然而战场上风云变幻，总有与原来战略目的、战术设计不同之处，君王的指令，总赶不上“变化”的速度。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君命有所不受”，是将帅进行指挥的一项重要原则。机械地执行君王指令而不考虑战场形势，只能导致错失良机、军队失败的结果。这也是对将帅素质的要求。因为根据实际情况而做出变通，有足够的智慧、清醒的头脑便可完成；而对君王的命令做出取舍遵违的判断，在智慧之外，还需要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中国古代兵学家们很早就提出来的一个军事理论命题。这是因为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如果前敌将领的一举一动都要按照远在千里之外的国君的要求，而不能机动处置的话，是很难打胜仗的。
孙武提出“君命有所不受”，是根据古代交通、通讯落后，君主不可能随时掌握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为了胜利，随着战局发展变化，不能“以不变应万变”的办法去执行君主的命令而说的。事物、事态是变化的，我们应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僵化固守成命，一成不变。这一点在汉简佚文《四变》中作“君令有所不行”就更明确，它是以“四变”为条件来说的，不是无条件的。有违背“四变”原则的，才不执行；对“君命”不是一概“不行”，只是“有所”不行，应当正确理解。
将帅指挥作战，是受命于君的；将帅征战的目的是安国辅君。因此，对君主负责是将帅的职责。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将帅受命之后。不能时时拘谨地机械固守成命，应根据战场实际状况有所权变；对君主的正确命令要坚决执行，对君主的错误命令，要敢于“违抗”，要善于权变，善于视情况变化而行动。
在战场上，国家元首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因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如果君命不适于战机，战场指挥官为争取决定性的胜利，为利国利民，可随机应变而独断处置。
所以，君命不受的前提是为了争取有利战机。将领能通晓情况，而趋利避害，通变运用，导战争于胜利之途，才是真正知兵，才能用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条军事行动指导原则，在历史上成全过多少英雄，也曾使多少不识时务，对全局不了解、自作聪明、自行其事的，或为他人所妒嫉而为上级不赏识的人送命。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尤其是竞争决策过程中，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做到“将在自专”，其前提是领导者应当“用人不疑”。如果对所用的人这也不放心，那也信不过，“将在自专”自然就成了一句空话。
从实际出发，只要行动合乎一定标准，就最有效地实现预期的目标，就不必先经上司批准而后采取行动。尤其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上，机会转瞬即失，更应该随时抓住机会，适时处理。
在古代，“利于君”，也就是对国家有利的，将帅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而自行处理；在现代，企业经营者的任务是“利于公司”，对公司有利的，必须随机处置，见义而行，君命不受。
为了实现某项目标，上级在布置任务的同时，可能同时给你下达若干指示或指令，而这些指示、指令又属于实现该目标的具体方式、方法。在执行执行上级指示、指令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假如你所选择的方案或者你将采用的方法，较上级指示、指令更有利于目标的实现，这时你应该向上级报告你的方案、方法。如果事情紧急，必要时你可以考虑“先斩后奏”、或“边斩边奏”，自行其是。
案例
汉武帝时期，汉朝政府开辟河西四郡，隔绝了西羌与匈奴之间的通道，并驱逐西羌各部，不让他们在湟中地区居住。汉宣帝即位后，羌人通过汉使上报朝廷，希望北渡湟水，迁到没有田地的地方去放牧。汉宣帝听说后，询问赵充国对此事的看法，赵充国说：“羌人之所以容易控制，是因为各部都有自己的首领，所以总是互相攻击，没有形成统一之势。匈奴多次引诱羌人，企图与羌人共同进攻张掖、酒泉地区，然后让羌人在此居住。近年来，匈奴西部地区受到乌孙的困扰，我怀疑他们会派遣使者与羌人部落联系。恐怕西羌事变还会发展，并不只限于目前的局面。他们还会和其他部族再次联合，我们应提前作好准备。”一个多月后，羌人首领果然派使者到匈奴去借兵，企图进攻鄯善、敦煌，阻碍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
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宣帝派辛武贤、许延寿率军与赵充国部会合，大举进攻羌人。这时，羌人在赵充国的安抚下，已有一万多人归附。赵充国的奏章尚未发出，就接到朝廷攻打羌人的诏令。赵充国不主张用兵，而是派步兵在当地屯垦戍卫，等待反叛的羌人自行败亡。有人劝说赵充国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赵充国却认为，实施屯戍政策不仅可以解决羌人的叛乱问题，而且可以起到抚慰四方蛮夷的作用。赵充国的儿子害怕其父抗命，便让门客去劝赵充国，说：“如果一旦违背了皇上意图，派御史前来问罪，将军不能自保，又怎能保证国家的安全?”赵充国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多次上书汉宣帝，重申自己的观点。他说：“对付羌人，智取较容易，武力镇压难度就大，所以我认为全力进攻不是上策!我建议：撤除骑兵，留步兵一万人，分别屯驻在要害地区，一面武装戒备，一面耕田积粮，恩威并行。这样可以节省大笔开支，并且可以维持士卒的费用。留兵屯田足可平定西域。”汉宣帝将其奏折交给大臣讨论，得到大臣们的赞同，于是汉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奖赏了他。
◎临事适变，不拘泥于常规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孙子兵法·九变篇》
作为将帅，能够精通“九变”之术，即以上各种非常规作战方式的机变灵活运用，按照变化中的情况，采取相应措施，以获得各种地利，才可谓是懂得了如何用兵作战。将帅如果不精通以上各种非常规作战方式的机变灵活运用，不懂得依情况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处理，纵然他们能了解地形，却也并不知道怎样利用地形才会更加有利。将帅统兵打仗，如果不知道各种非常规作战方式的机变灵活运用，虽然能简单粗浅地了解以上五种临机应变的权宜之计，即所谓“五利”，但仍不能完全发挥军队应有的战斗力。
精读
九变，“九是数目极多的意思，‘九变’是说：用兵的方法应当极尽变化之能事。”(王皙注“今译”)循成法而战，无异按谱而弈，谱不能尽弈之变，法不可尽战之奇。战术方法是固定的，而应变是无穷的。术为法，变为谋。置身战场，能临机应变，方为用谋取胜之本。将帅的指挥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应变力上。而应变力，则是主观思维的一种快速反应能力。变，“不拘常法，临事适变，从宜而行之谓也。”(张预注)多变，即根据战况变化，灵活机动变换战术以致胜之意。而战况的变化，与战区的地形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研究地形，根据地形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以正确指挥军队。
兵法中讲究不拘泥于常规，要根据主客观的条件随机应变，纸上谈兵、死板僵化是不可能打胜仗的，只能被动挨打。没有常法、善于出奇才是兵法运用的最高境界。
九变，即多变。军队在外作战，地形复杂，战况多变，若不能临机应变，因时因地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相应对策，只能遭致失败。经商之道也是如此。
广州新光花园酒店刚开始营业时，困难重重。由于地处居民区，地址狭小，无停车场，人往车来，拥挤不堪，尘土飞扬，人声嘈杂。因此，街道多次警告：不得影响居民休息；公安人员多次上门指出：门外停车违反交通规则；环保部门也提出：限期解决污染问题。“新光”面临四面楚歌，在万分困难之下，认识到自己与社区的关系处理得好否，直接影响企业的生死存亡。社区好比是土壤、水份和阳光，企业则是树。若社区不接纳，培植没有土壤，企业这棵树就会枯萎，因此企业要让社区认识、理解，从而取得支持和帮助，让企业成为共同的事业。
因此，“新光”采取“衢地合交”的对策。变“上门告状”“兴师问罪”为自己上门“负荆请罪”，请四周居民和街道、治安、环卫人员和记者座谈，开展联欢和联防等活动，征求他们对酒家发展及存在问题的意见；对于社区的活动，酒家主动参加，努力为之分忧。而对于上门求助的人，经理总是认真接待，有钱钱打发，无钱话友谊，以取得对方的谅解、支持与信赖。比如，提供治安联防基金，出资整治街道；在市内，主要集中投资于新闻及其他有意义的公益事业，为广州电视台免费提供“大众娱乐城”活动场地，免费提供茶水和点心。在更大范围主要以支持社会公益事业为主，如向全国县市长赠书，免费提供《公关小姐》电视剧座谈讨论会场地，支持公共事业发展等。这些做法使“新光”有安全的环境，从而扩大了服务范围，树立起“新光”为消费者服务的形象，立足于长远和人们建立了感情，有了道义投资，“新光”推出新措施就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新光”运用“衢地合交”的谋略得益匪浅。
中国有句古话：“伸缩进退变化，圣人之道也。”所以，大凡一个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必定是一个善于驾驭时势的人。
别出心裁，就是想出不同一般的好主意。别人做的，自己做；别人没有做的，自己抢先做；别人不敢做的，自己敢做，敢于争天下。
就营销学来说，营销者面临着相同的顾客群，特别是处于同一市同一地域的商场，市场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营销者就必须设计出与竞争对手不同的销售方法，用最佳的经销手段争取顾客。别出心裁的要求，就是营销者要开动脑筋，想尽一切办法，想出特别的主意，出奇不意地使营销达到以奇制胜的目的。
案例
1161年，金兵占领了中国北部的大片地区，还不断挥兵南侵，完颜亮分兵数万围攻海州。这时，正锚泊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东南)的南宋李宝舰队得知这一消息，指挥军队登陆支援，大败金军。随后，李宝率领舰队继续北上。十月下旬，舰队驶抵石臼山(今山东日照附近)，获得可靠情报，得知金舰队正停泊于唐岛(又名陈家岛，在今山东灵山卫附近)。距离石臼山只有三十多里。得知这一情报后，宋军手下意见不一。裨将曹洋请求出战，知朐山县高敞却认为敌众我寡，不能出战，应当趁金人尚未发觉宋军舰队的行动赶紧避开。曹洋据理力争，说：“彼虽众，皆不谙海道。且降人云女真在船中惟匍匐而睡，略不能动，虽众何为?况我深入至此，前逆大敌，欲退，其可得乎?”他认为金兵不谙海道，以为两军距离尚远，未做临战准备；金军虽数倍于宋军，但上下离心，不习水战，兵士因晕船多在舱中昏睡。应当乘其不备，抢先发起进攻。李宝也认为应当趁“金人未觉”，趁机给予其狠狠的打击。于是，他决定采取先发制人，出其不意，通过突袭的方法以弱小的舰队战胜强大的敌人。当天夜里，李宝就决定率领舰队迅速向唐岛进发。
到了十月二十七日清晨，风向转为南风，南宋军队乘风向前疾驶，士气高昂。金军不习惯海上风浪，都睡在船舱里，当李宝舰队迫近敌舰时，金人尚未发觉。李宝马上命令舰队全面出击。刹那间“鼓声震**，海波腾跃”。金军遭到突袭，惊慌失措，仓猝应战，舰只挤成一堆。李宝先以部分战船切断金军退路，随即命前锋船队借助风势，以火箭等火器，向金军船队猛攻。由于金军船帆是用油布做成，见火即燃，霎时间金军舰队烟焰冲天，几百艘战舰一下子陷入火海之中。一些幸免火箭攻击的敌舰，仍想负隅顽抗。李宝指挥舰队插入敌阵命令士兵跳上敌舰，与金兵展开激烈的搏斗。这时，金军舰队上的汉族水兵，纷纷倒戈起义。金军仅有数十艘战船向北逃遁。宋军乘风追杀百余里，金军除苏保衡等逃走外，其余几乎全军覆没。李宝以三千水军，全歼了兵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金人的庞大舰队，粉碎了金从海上侵袭南宋都城临安的战略计划。
◎利中有害，害中有利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孙子兵法·九变篇》
因此，聪明的将帅在考虑问题、谋划作战方案时，必须全面考虑到利害两个方面的因素和后果。在不利情况下能看到有利的方面，作战任务就可顺利完成；在有利的情况下能看到不利的方面，祸患才可解除。
解读
战场千变万化，“九变”不可能包括作战中所有临机应变的可行之法。因此，孙子对于正确处理战争中的利害得失，提出非常重要而带普遍性的指导原则：“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主张临利思害，临害思利，以此指导战争，趋利避害。即是说，“智者虑事，虽处利地，必思所以害；虽处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变之谓也。”(张预注)
研究战争，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战争中的攻守、进退、分合、行止，一切得失胜败，都普遍地存在于整个战争过程之中。战场上一举一动，莫不与利害息息相关，利害关系显得特别尖锐和突出。作为一个将帅，要实施正确的指挥，在战斗行动中就必须善于权衡利弊，随时从利害两个方面考虑问题。只见利不见害，就会麻痹大意，轻举妄动；只见害不见利，就会丧失信心，消极气馁。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杂于利害，利中有害，害中有利。智者要害中见利，利中见害，透过现象看本质，要考虑利和害孰大。
然而，利与害不仅互相渗杂，而且往往互相转化，但转化是要有适当条件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里所谓的“亡地”“死地”，不是绝对的。按孙子的解释，就是“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陷之死地”乃是大患，然而“陷之死地”却能因“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的客观形势，唤起刀众奋力死战的决心，因而转败为胜，转死为生，转患为利。
同时，利害转化，还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实战中常有如此的情况：在敌人来势汹汹、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利害的转折点，往往就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作战中的利和害，都是客观存在，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只能采取老实的科学态度。战争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我欲加害于敌，不能忘记敌亦欲取利于我。只想贪便宜，难免上当吃亏。
《孙子兵法》中所提及的“利”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敌我交战中利害的利，如：有利的战机，形势对我有利，我就与之交锋；对我不利，我就不交锋(《九地篇》：“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一种是军需运输耗资得失的利，如：打消耗战，“日费千金，举十万师”(《火攻篇》)。
孙子一面告诫战场上的统帅们：敌人以“饵兵”引诱我们，不要去理睬它(“饵兵勿食”)，一面又启迪战场上的指挥员：对于贪利的敌人，要用小利去引诱他(“利而诱之”)。
因此，要使所施之“利”、所设之“饵”被敌人吞下，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孙子要求将帅对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优势与弱点、利与害等等都应全面了解。所谓全知，并非事无大小都要知道。用市场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了解优势、弱点、机会、威胁；从思维方法来说，就是全面性和综合性。而且还要求将帅根据目前的形势，着眼大局，而不是贪眼前的小便宜。
但常规也会有变化，比如说，本该经过的路径并非就一定要走，有时可以不走；可以打败的敌军并非就一定要打，有时可以不打；能够攻取的城池并非就一定要攻，有时可以不攻；本该争夺的要地并非就一定要争，有时可以不争；本该接受的君令并非全都要执行，有时可以不执行。这就是“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所以，聪明人考虑问题，总是兼顾到事物的利害两个方面。遇到害，就会想到其中的利，往最好处努力，这样，事情才可能继续见到利；又要研究其中所含的害，从最坏处着想，这样，隐患才可能消除。
案例
晋国与公元前659年夏天兴兵攻伐虢国。伐虢必须经过虞国，如果虞国不让晋国的军队过境，晋国就束手无策。大臣荀息对晋献公说：“虞国的国君虞公是个鼠目寸光的小人，见钱眼开，大王只要把我们的国宝送给虞公，他一定肯答应借我们一条路，让我们通过虞国。”
所谓的“国宝”是指晋国马厩中原产于屈地的千里马和国库中原产于垂棘的璧。晋献公最珍爱这两件奇物，对荀息说：“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宝物啊!再说，虞国有宫之奇这样的贤臣在，他们怎么会蠢到借路给我们这种地步呢?”
“我们把千里马和璧送给虞公，不过是把千里马从这个马厩牵到那个马厩中，把璧从这个仓库放到那个仓库中，这些马厩和仓库早晚都是您的啊!宫之奇这个人足智多谋，但他不敢犯上强谏，虞公绝不会听从他的劝告。”荀息道。
于是，晋献公接受了荀息的建议，派人把千里马和璧送给虞公，虞公果然不听从宫之奇的劝告，借路给晋国。晋军经虞国到达虢国，攻占了虢国的都城，虢国迁都到上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拼力死战，晋军知难而退，回到晋国。
公元前655年，晋国聚集精兵良将，再次向虞国借路攻伐虢国。官之奇劝说虞公道：“虢虞两国相互依存，虢国灭亡了，虞国也就日薄西山了。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说的正是虢虞两国今天的形势。试想，车都不存在了，辅(车轮中连接车毂和轮圈的一条条直棍儿)还能有吗?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觉得寒冷。请大王三思而行。”
虞公厉声道：“晋国和我是同宗(同为姬姓)，决不会害我！”再次拒绝了宫之奇的劝告，借路给了晋国。
宫之奇见事情无法挽回，他急忙回到家中，对众人说：“晋国此次出兵，势在灭虢，回国途中，一定不会放过我们虞国，大家逃命去吧！”于是，带领族人逃离了虞国。
同年8月，晋军大兵经虞国进入虢国，迅速攻克虢国的上阳，灭亡了虢国。凯旋归来，途中，晋军趁虞公毫无防备之机，一举灭亡了虞国，虞公成了晋军的俘虏，千里马和美璧也都重新回到了晋献公手中。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孙子兵法·九变篇》
用兵的基本准则是“有恃无恐”：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敢来攻打，而是要依赖于自己的充分准备，预有胜敌方案，不怕敌人来进攻；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是要依赖于自己具有敌人无法攻破的实力，使敌人不敢来进攻。
精读
战争是智和勇的搏击，一次小的疏忽失误就有可能导致兵败身亡，甚至国破家亡的恶果，因此，孙子谆谆地告诫军队的统帅：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的“不来”、“不攻”上面，而要把胜利奠定在己方的充分准备，使敌人无懈可击、无机可乘的基础上。
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在商战中也有广泛的运用。商家想要在某一行业中获得绝对优势，就必须面对瞬息万变的商情与众多的对手，掌握行业的发展态势，占得先机，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在世界汽车行业中，每80辆轿车中就有一辆是“本田”牌。然而使本田公司首先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功从而扬名天下的，还是本田摩托车。在汽车工业界，本田技术研究工业公司在日本国内排名第三，但在摩托车工业界，本田技术研究工业公司不仅在国内是龙头老大，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1991年，本田技术研究工业公司的摩托车产量为130多万辆，印有“HONDA”标志的摩托车飞驰在世界各地。
早在70年代初，正当本田牌摩托车在美国市场上畅销走红时，总经理本田宗一郎却突然提出了“东南亚经营战略”，倡议开发东南亚市场。
当时，摩托车激烈角逐的战场是欧美市场，东南亚则因经济刚刚起步，摩托车还是人们敬而远之的高档消费品。公司总部的大部分人对本田宗一郎的倡议迷惑不解。
这个战略是本田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拿出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向人们解释：“美国经济即将进入新一轮衰退，只盯住美国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便会损失惨重。而东南亚经济已经开始起飞，按一般计划，人均年产值2000美元，摩托车市场就能形成。只有未雨绸缪，才能处乱不惊。”
大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美国经济果然急转直下，许多企业的大量产品滞销，几十万辆本田摩托车也压在库里。然而天赐良机，与此同时，东南亚市场上摩托车却开始走俏。本田立即根据当地的条件对库存产品进行改装后销往东南亚。
由于本田公司已经提前一年实行旨在创品牌、提高知名度的经营战略，所以产品投入市场后如鱼得水，这一年，和许多亏损企业相比，本田公司非但未损失分毫，而且创出了销售量的最高纪录。总结了这一经验，从此，本田公司形成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经营策略。每当一种产品或一个市场达到**，他们就开始着手研究开发新一代产品和开拓新市场，从而使本田公司在危机来临时总有新的出路。
古人云：“无事如有事，时提防，可以弥意外之变；有事如无事，时镇定，可以消局中之危。”所以，为人处世也应未雨绸缪，切忌临渴掘井。
案例
三国时期，关羽用大水淹没了魏将于禁、庞德的7000人马，乘胜进攻曹仁把守的樊城。曹操得到报告后非常吃惊，谋士司马懿献计道：“孙权与刘备是明合暗不合，他早就想夺取荆州，只是没有机会。如果我们许诺把江南的土地让给他，再让他出兵攻击关羽的后方，樊城之危即可不战自解。”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派使者致函孙权，孙权贪利忘义，果然派大将陆逊、吕蒙偷袭关羽后方。
荆州位于魏、蜀、吴三国之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南北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赤壁大战后，曹操、刘备、孙权各自占有荆州的一部分，其中刘备占有荆州的大部分，孙权出于联合刘备共同抗击曹操的需要，还把南部借给了刘备，因此，荆州实际上是在刘备的控制之下。刘备入川后，荆州交由大将关羽镇守。
当时，关羽远征樊城，对后方的东吴本来是有所防备的。但东吴守将吕蒙为了麻痹关羽，故意借治病为名退回京都建业，而让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将军陆逊接替自己。实际上，陆逊是个文武双全的年轻军事奖励，他到任后，立即派使者带着他的亲笔信和一份厚礼去见关羽。陆逊在信中对关羽大加吹捧，对自己百倍贬损，并再三致意关羽多加关照，蜀、吴两家永世和好。关羽读完书信后，认为陆逊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书呆子，收下礼品，放声大笑，随后下令，把防范东吴的军队全部征调到樊城前线去了。
当关羽攻取樊城胜利在望时，忽然得报孙权偷袭自己的后方，并且已攻取了公安、江陵等地，关羽慌忙撤军，企图回师江陵。但吕蒙老奸巨猾，他攻占公安、江陵等地后，对蜀军家属加倍关照。蜀军将士得知家属平安，一个个都离关羽而去，投降了东吴。关羽回天乏力，败走麦城，被吕蒙设计斩杀，荆州从此落入东吴手中。
这样，一代名将关羽因麻痹大意，疏于防范，而导致兵败、地失、身亡，其教训是无比惨痛的。
◎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
——《孙子兵法·九变篇》
所以说，将帅有五种致命的弱点：坚持死拼硬打，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临阵畏缩，贪生怕死，则可能被俘；性情暴躁易怒，可能受敌轻侮而失去理智；过分洁身自好，珍惜声名，可能会被羞辱引发冲动；由于爱护民众，受不了敌方的扰民行动而不能采取相应的对敌行动。
精读
在战争中，作为三军统帅，他的一个命令，一个行动，不仅关系到全军将士的生死，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百姓的存亡，因此，孙子极力主张将帅要有良好的个性修养，要有大将风度，要冷静沉稳，不急不躁，处变不惊，从容对敌。也就是说，临危更要冷处理，这充分体现了孙子的“慎战”思想。
古代的将帅们深知自己肩负使命的重大，为了克服自己脾气暴躁的弱点，专门制做了“制怒”、“忍”等各种匾额，或者挂在正屋中，或者放在案头上，时时警告自己，提醒自己。战争的胜败系于将帅，企业的兴衰系于领导。一个喜怒于色、缺乏良好个性修养的领导是导致一个企业经营失败的最大潜在危险。
被人称为台湾“经营之神”的塑胶大王王永庆，他出身贫寒，靠当米店小老板起家，积累了一笔财产。50年代，台湾政府意图发展塑胶工业，并派懂化学工业的企业家何义出国考察。何义考察回国后，认为在台湾生产塑胶，根本无法与日本竞争，悄然隐去。此时，王永庆对塑胶还一窍不通，但他认为台湾岛各地都有烧碱生产厂家，可为塑胶粉的生产提供丰富的氯气资源，而且，塑胶市场前景不可估量。
后来，王永庆排除各方干扰，与人合作，创建了台湾第一家塑胶公司。王永庆的塑胶公司以月产100吨的速度投入批量生产，但台湾的月需求量只有20吨，产品大量积压。股东们担心自己的投入会白白抛入大海里，相继要求退股。王永庆狠狠心，倾尽家产，购下所有产权，独家经营。他的对策是：增加产量，降低成本和售价，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客户。
但是，市场上的日本产塑胶粉价格很便宜，质量也不比他的差，所以，王永庆的产品始终在仓库里堆积如山。“难道真的像何义预言的那样，只有死路一条?”王永庆被逼上了绝路，他也曾想把产品运出去，但台湾不过是一个孤岛，远程运输，昂贵的费用就掏不起。看来，出路还只能在台湾岛上。
于是，王永庆决定“再建一个塑胶加工厂!”换句话说，就是：我就是市场。他把塑胶“卖”给自己的塑胶加工厂，然后出售塑胶成品。
王永庆的惊人之举得到了台湾有识之士的支持，他很快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创建了一座规模可观的塑胶加工厂，并更新了塑胶厂的设备。
当塑胶加工厂投产后，两厂互补的生产优势立即大放异彩。王永庆独占了台湾的塑胶市场，无人可与他匹敌。受此启发，王永庆发现塑胶业与木材业结合，市场更为广阔，于是他又先后建立了“新茂木业有限公司”、“台湾化学纤维有限公司”，开始生产新颖、别致、利润大的特种工业品。1973年，世界性石油危机中断了台塑基础原料的供应时，王永庆果断地在海外投资建成全球最大的轻油裂解厂，使自己的台塑集团再不为基础原料的供应而担心。
面对着事业中的“转变”，当你因为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是沉着冷静，越挫越勇，还是自乱阵脚，望而却步，这是一个人能否成就大业的分水岭。
王永庆在事业低潮期表现出的胆识与气魄，使他成为名震海内外的台湾“塑胶大王”。正是处变不惊、从容应对的良好素质，才使他立于今天的不败之地。
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对自己不利的突发事件。变乱临头，惊慌失措，绝对不是改变乱局应有的态度。面对变乱，首先要镇定下来，接受这种局面，然后再想办法扭转它。
临变有制，通达权变，这是大智之人才能为之的事情。很多人不知随机应变，不知如何面对眼前的变故，所以会受到变故的打击。临变不慌，机智应变，才是应对变故的良策。
案例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五出祁山前联合东吴同时攻魏。孙权派荆州牧陆逊和大将军诸葛瑾率水军向襄阳进攻，自己亲率10万大军进至合肥南边的巢湖口。魏明帝曹睿一面派兵迎击西蜀的军队，一面率大军突袭巢湖口，射杀吴军大将孙泰，击溃吴军。
诸葛瑾在途中听说孙权已经退兵，急忙派人给陆逊送去信件，建议陆逊退兵。使者很快返回，告诉诸葛瑾：陆逊正在与部将下围棋，读完信后，只把信件放在一边，又继续下棋去了。诸葛瑾又问陆逊部队的情况，属下回答说：陆逊的士兵们都在两岸忙着种豆种菜，对魏军的逼近并不在意。
听属下这么说，诸葛瑾很不放心，便亲自坐船去见陆逊，对陆逊说：“如今主公已经撤军，魏军必然全力以赴地来进攻我们，将军不知有何妙计?”
陆逊答道；“如今魏军占有绝对优势，又是携大胜之威，我军出战，绝难取胜，自然只有撤退一条路可走了。”
“既然要撤，为何还按兵不动?”诸葛瑾道。
陆逊回答说：“敌强我弱，我军一退，敌人势必掩杀过来，那种混乱局面，不是我、你能控制了的。我的想法是这样……”陆逊屏退左右，悄声说出了一条计策，诸葛瑾听后，赞叹不已。
这样，诸葛瑾的顾虑解除了，便辞别陆逊回归本营。诸葛瑾走后，陆逊从容地命令军队离船上岸，向襄阳进发，并大肆宣扬：不攻下襄阳，誓不回兵。
听说陆逊已弃船上岸，向襄阳开来，魏军统帅立刻调集人马，准备在襄阳城外迎战吴军。一些将领对陆逊是否真的进攻提出质疑，但魏军统帅早已接到密探的报告，说陆逊的部队在两岸种豆种莱，毫无撤退之意，魏军因而统一了认识，全力备战，以给陆逊毁灭性的打击。
果然，陆逊率大队人马向襄阳挺进。但是，行至中途，陆逊突然下令停止前进，并改后队为前队，疾速向诸葛瑾的水军驻地撤退。诸葛瑾离开陆逊回到水军大营后，早已把撤退的船只准备妥当，陆逊的将士一登上船，一艘艘战船就满载将士们扬帆驶返江东。
魏军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陆逊的影子，当他们发觉上当，挥师急追时，陆逊全部人马已平安撤走，魏军追到江边，只好望“江”兴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