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兄弟上乡校以后，不但有了大名，还有了表字：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两个孩子在母亲讲的故事中慢慢成长。如果说二伯伯、卓钺、刘皇后的故事是立志、励志的基石，这种明理式教育解决了孩子们为什么学、为谁学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就应该解决他们提高学习效率、持续性动力的问题。程夫人和苏洵虽然都不是教育专家，但他们对于巧教的实践，可以说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程夫人肯定没有学过儿童心理学，但她明白，儿童有一种逆反心理。于是她对苏轼和苏辙说，你们晚上读书切莫读太久。那时照明一般用油灯，用蜡烛都比较少。于是程夫人规定每天晚上只能读半个时辰的书，限定了油灯用油。而苏轼和苏辙却屡屡偷偷违背这条“禁令”。他们往往央求乳娘悄悄地给灯添油。其实程夫人与乳娘早就沟通好了，开头不答应，须得孩子们软磨硬泡才勉强答应。程夫人也假作不知。这样，苏轼和苏辙每天晚上可以多读一个时辰的书。一天多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长此以往累积起来就非常惊人了。一个月就要多读好多卷书。这种“饥饿式教育”反而让苏轼兄弟俩乐此不疲地想方设法多读书，每天都得以“饱餐”好书。
为了让孩子们保持读书的积极性，苏洵和程夫人可以说是办法用尽。一次，苏轼兄弟俩发现，父亲似乎偷偷在读一本书。因为他在书房读书的时候总是很谨慎，一旦他听见苏轼兄弟俩的脚步声，便把书掩起来，不让他们看到书名。这种神神秘秘的样子让兄弟俩十分奇怪。
苏轼对苏辙说：“同叔啊，我觉得，父亲一定在偷看什么好书，而且不愿意让我们看到。”
“嗯，就是，而且他肯定不想让我们读！”苏辙也很有同感。
怎样才知道父亲在读什么书，并且把书拿出来读呢？
小兄弟俩抠破头皮，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那天，兄弟俩估摸父亲读书差不多要结束了，便一边一个躲在书房门口，时不时悄悄地瞅瞅，看父亲读完书最后把书放在哪里。终于，苏洵读完了，似乎小心翼翼地把书合上，背对门口往书橱里放书。两颗小脑袋从门口露出来，伸长脖子看父亲把书放在了最里面书橱最上面一格的最右边。兄弟俩暗喜，悄悄地跑走了。他们估计父亲离开书房以后，又悄悄地溜进去，找父亲放的书。怕父亲来看到，苏轼让苏辙在门口放哨，自己进书房去找。书橱最上面一格有点高，苏轼搬来椅子放在书橱前，爬上去，激动地找到最右边的书：哇，原来是《华阳国志》！这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志，是东晋常璩写的，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涉及公元4 世纪前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的历史、地理。人物从古蜀国最早的蜀王蚕丛，一直写到西晋时蜀中的成汉王朝李特、李雄等。这书共有好多册，都在一块儿放着。苏轼略翻了首卷上的目录，觉得这些历史、地理和人物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历代蜀王的故事，对他来说更是如磁石吸铁一般。苏轼大喜过望，先取了第一册下来，轻轻地把椅子复归原位。苏轼把书藏在怀里，苏辙在门口接着：“拿到了没？”
“拿到了，果然是好书，《华阳国志》！快走，回房给你看！”
兄弟俩一溜小跑回到房间，苏轼慢慢地从怀里把书顺出来，递给苏辙：“小心点，莫把书弄皱了！”
“知道，哥！”苏辙也是一脸兴奋地翻着书，仿佛找到了宝藏般高兴。
于是兄弟俩商定，这书一人读一晚，早上还回去，下午再偷偷拿出来。因为他们怕父亲知道了挨骂。
其实，兄弟俩当时并不知道，这是父亲激发他们读书好奇心的计谋，这也叫欲擒故纵法。正是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兄弟俩“偷”读了父亲好多书，增长了许多历史、地理、文学知识。
如果说这种方法是利用儿童心理暗中鼓励孩子们读书，那么公开明确地支持孩子抄书，就是一种激励了。
苏轼在读《汉书》时，觉得有些史实不好记。他想起了二伯伯抄书的故事。他决心也把《汉书》给抄下来，通过抄书背诵那些故事。可抄一部书需要花费很多纸墨，他得跟母亲禀告。他心里有些忐忑，不知母亲会否同意，因为母亲一直要求节俭。
这天晚饭后，苏轼有些忸怩地对母亲说道：“娘，我想把《汉书》抄下来，可需要费很多纸墨，不知娘同意孩儿这样做不？”
“这很好啊，抄书既能背书，又能练字，花点纸墨是应该的，娘有什么不同意的？不过轼儿可得认真抄哦，抄完了娘帮你装订起来，做成一个像模像样的手抄本！”程夫人高兴地说。
苏轼见母亲如此支持，心中大悦。从此，苏轼除了上乡校、阅读，便是抄书了。他照着书上的颜体字一笔不苟地认真书写，天天不辍。这《汉书》共100 篇，七十多万字，苏轼一天抄书3000 字，抄完《汉书》足足花了差不多九个月时间。按一页600 字计算，共抄了1200 多页！后来母亲替他装订起来，做了封皮，题上书名，这套手抄《汉书》共有15 册之多。
苏轼抄完《汉书》后，只觉得书中那些人物、史实，就像在脑子里生了根似的。此外，他的小楷也是突飞猛进，无论是结构还是笔力，工整还是速度，都大大进步。
看着母亲为他装订的手抄本《汉书》，苏轼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深深体会到抄书的乐趣和收获。这种看似很笨的办法，其实不失为聪明之举。
在教育孩子上，苏洵堪称程夫人的最佳搭档。他本来擅长写议论雄辩之文，对史实、人物好发表评论，而且结合现实，提出自己的见解、建议。于是他特别重视教苏轼兄弟俩作文，就某一史实或某一人物进行评说。这种文章作多了，便可以举一反三，对任何事物进行评论，思想就会特别敏锐，思路也会特别清晰，分析便能入木三分。
对孩子们写得好的文章，苏洵不仅用红笔把好的地方圈出来，还让他们用好纸抄出来，精心裱过，挂在房间里以示表彰奖励。苏轼便有《夏侯太初论》《却鼠刀铭》等诗文荣获此等奖赏，苏辙也有文章“上榜”。看到自己写的诗文可以“上墙”，兄弟俩心里别说有多自豪了，他们作文、写诗的劲头更大了。
程夫人和苏洵夫妇显然并不懂得什么“赏识教育”，但他们知道孩子需要正面鼓励，这样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才会越来越高，研究学问的兴趣才能越来越浓。这种做法暗合了现代的“赏识教育法”。
不仅如此，苏洵还注意朝中流行的作文作诗风格，并及时敞开胸怀吸收、学习。不像那些保守的文人，只知道抱残守缺，一成不变，食古不化，文风老掉牙，还在自我欣赏。当时朝中欧阳修倡导文风改革，以先秦两汉优秀文章和唐代韩愈的散文为宗，为文通达平易，清新自然，直抒胸臆，反对古奥别扭的“太学体”。欧阳修清新的文章天下传抄，风靡文坛。这个新文学运动也影响到了益州。
苏洵欣喜不已，对欧阳修如匕如枪的《朋党论》，优美隽永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不但自己学习效仿，也教苏轼兄弟学习模仿，并反复练习。后来苏轼兄弟上京参加部试时文章得到欧阳修的赏识，与他们学习欧阳修的文风有相当大的关系。成名后的苏轼还手书了《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刻石成碑，留传至今。所以后世有人认为，苏洵是宋代“高考押题第一人”。不管这种评价是否确切，但在写作诗文上敢于创新，敢于追逐新的潮流，而且敢于让儿子实践，是苏洵了不起的认识和决断。
为了使苏轼兄弟俩知识融会贯通，程夫人和苏洵有意识地让孩子们全面学习。苏轼兄弟在乡校主要学习了儒家学说；后来在州学又学到了道家学说；游学时的一个老师又是得道高僧，自然又研习了佛学。至于诸子百家，兄弟俩更是学而不厌。另外，吟诗填词、书法作画也是他们的必修课。于是，到兄弟俩成年时，他们已然成了小“杂家”。父子三人的这种知识结构，使得他们不但文学出众，而且学术理论扎实，为他们日后形成各种学派、学问综合而成的“西蜀学派”，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为全面式教育。
在孩子们全面学习的同时，苏洵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游历的经验。他一直认为，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同样重要。不过，他同程夫人商量的结果，是选择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让孩子们跟一个名师学习。这种学习是研习式的，提高式的，广博式的，开阔式的，讨论式的，把以前学到的知识运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这天，苏洵跟夫人商量让孩子去哪里游学比较合适。
程夫人说：“我们老家青神程家嘴就出了一个名师呀，此人姓王名方，是个乡贡进士，可以说是满腹经纶。他曾在嘉州书院任教，眼下回到中岩书院任主讲。这个中岩书院就在中岩寺旁边，那里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最适合读书。这王方的家与我们程家只隔着一座瑞草桥，可以说是资格的邻居呢！恰好中岩书院就在程家嘴对岸半山上，渡过岷江上去走不了多久。听说这王方跟朝中欧阳修和梅尧臣关系都很好，时常有书信来往。”
苏洵听了不由大喜：“那太好了，孩子们在那里不仅可以游学，还可以常去外婆家看看。”
“是呀，我也这样想！”程夫人也高兴地说，“我以前听父亲说过，他跟王方很熟，我们派人给父亲送个信，请他老人家跟王方先生打个招呼就行了。”
“好，我这就去办妥。”苏洵便自去安排。
没几天，程老爷子派人送来回信，一切落实，只待苏轼兄弟俩前去就读。
这时苏轼已经17 岁，苏辙15 岁，正是青春年少，对未来充满憧憬幻想的年龄；也是情窦初开，春情勃发的年龄。二人听父母说要送他们去中岩书院游学，不由心花怒放。一种放飞的感觉，一种渴望的感觉，一种脱缰的感觉，一种自由生长的感觉油然而生。作为孩子，无论家庭有多么温暖、舒适、安逸，他终究要走出去，走向属于自己的未知的广阔天地。
要去中岩书院，自然要先去外婆家。程夫人为两个孩子亲自收拾好换洗衣裳；兄弟俩自己收拾好书箱和文房四宝。苏洵夫妇及兄弟俩一家四口，还有任采莲、杨金婵两个乳娘及书童曾林，浩浩****的一行人租了一条船，顺岷江而下，直往程家嘴而去。此时又值金秋时节，一路上江风浩**，十分宜人，江水如练，水波不兴。初始岷江在平原上缓缓流淌，轻歌曼舞；渐渐进入丘陵地带，两岸山丘逶迤，绵延起伏；进入青神境内，快到程家嘴时，只见江左岸山峰耸峙，层峦叠嶂，山寺红墙若隐若现。江右岸却是一片平坝，水田如镜，竹林环抱着一个又一个村落。此时已近黄昏，村落里升起一缕缕炊烟，远远便闻得到柴草燃烧的味道。这种味道给人带来温暖而刺激的感觉，让人仿佛能闻到饭菜的香味，让人的肚子情不自禁地发出咕咕的声音。
船过思蒙河口，程家嘴进入众人眼帘。站在船头的苏轼和苏辙欢呼起来：“外婆家到了！外婆家到了！”
不一会儿，船靠在了程家嘴码头，早有程家管家带领两个壮实的仆人前来迎接，拿上苏轼兄弟的行李、苏家给外婆家准备的礼物等在前面引路。一行人走了大约一里多路，走过瑞草桥，拐弯就到了程家。程老太太在几个侍女的陪伴下已经在大门口等着。
苏轼兄弟几年没见外婆了，立马上前围在外婆身边问好请安。程老太太见这两个外孙差不多长成大人了，心里欢喜得紧，眼泪花都开放出来了。苏洵夫妇也上前来给老人家行礼请安，然后一大拨人欢欢喜喜往屋里去。那程文应老爷子端坐在堂屋里，苏洵夫妇和苏轼兄弟又上前与老爷子行了大礼。
寒暄已毕，管家说晚饭已经备齐，请大家到饭厅用膳。一家人围坐在八仙桌旁，桌上丰盛的菜肴冒着腾腾热气，其中就有苏轼兄弟最喜欢的酸辣肘子，是外婆亲手做的拿手菜。这个菜要用整个的猪肘子，洗净码少许盐，放一些香料在肘子上，上笼以旺火蒸得糯。再用老姜去皮捣茸，加盐、香醋、香葱花调成一碗汁儿，淋在热腾腾的肘子上。吃的时候用筷子直接扒开，融合着汁水，酸辣鲜香糯，美味无比。而且口感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那个时候没有辣椒，这个辣是老姜的辣。苏轼两兄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在外婆家更是毫不客气，差不多把一个肘子吃了大半。两人在这秋天也吃得额头冒汗。一大家人看到苏轼兄弟俩这吃相，也是忍俊不禁。那程老太太心里更是乐开了花。
苏轼仔细地问了外婆肘子的做法，暗暗记在心里。后来中了进士，到了外地做官，在思念外婆、自己也馋了的时候，便会如法炮制，做一个酸辣肘子过过瘾。开封人喜欢吃羊肉，比较少吃猪肉，因此猪肉特别便宜。苏轼在京城做官时，除了自己常吃，也常用酸辣肘子来招待客人。
这个菜成本低，块头大，显得十分隆重，而且味道独特。
结果苏家这个酸辣肘子大受欢迎，声名远播。后来人们干脆称之为东坡肘子。直到现代，东坡肘子仍然是眉山甚至四川的一道名菜。
在外婆家玩了两天，苏洵夫妇又送苏轼兄弟俩前往中岩书院，拜见了山长兼主讲王方，将兄弟二人托付给他。
王方见苏轼兄弟聪明伶俐，博学多才，自然非常欢喜。得天下英才而教之，自古以来便是老师们的共同心愿，王方作为一方大儒，更是如此。
苏洵夫妇和两个乳娘自回眉山。书童曾林留下来照顾苏轼兄弟的起居。中岩书院的学生大都是预备部试的生员，个个胸怀锦绣，才华横溢。苏轼兄弟在此虚心学习，收获颇丰。王方更多是讲当朝杰出人物的诗文，让他们窥得山外之山、天外之天，更重要的是能跟上当今潮流。晏殊、范仲淹、欧阳修、苏子美、梅尧臣等当代大家的诗文，让苏轼兄弟崇拜不已。尤其是王方讲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从文章内容到幕后故事，着实深入、高妙，让人回味无穷。
王方是这样讲的《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王方说道：“这《岳阳楼记》乃是范仲淹为好兄弟兼铁哥们儿滕子京写的‘功劳簿’，甚至可以说是翻案文章。
因为滕是被一贬再贬才到的岳州。”
这个观点一抛出，便让学生们瞪大了眼睛，还有的人轻轻吃惊地“啊”了出来。因为倘若不是老师点穿，他们根本不会从这个方面去思考。于是，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听下去。
那么，滕子京在被贬谪到岳州任知州之前，到底蒙受了怎样的冤屈和打击呢？
王方讲道，在被贬岳州任职之前，滕子京已经由范仲淹举荐，担任范调任中央后留下的天章阁待制、环庆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一职，还兼任庆州知州。这是个从四品的官职，位高权重，可以说是封疆大吏、一路诸侯了。
然而，在庆历三年（1043）九月，滕子京的上司，陕西四路都部署郑戬上表弹劾滕在担任泾州知州时侵吞、挪用公款，要求查实后严办。此时正是大宋在当今圣上亲自主导下，在范仲淹领衔下，“庆历新政”各项改革措施稳步推进之时。有人要求查办坚决拥护新政的滕子京，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弹劾的事由缘起一年前的一场庆功宴。庆历二年（1042）九月，滕子京临危不惧，率领泾州城军民，浴血抗击西夏大军的进攻。幸而范仲淹的1.5 万强大援军及时赶到，共同夹击城下西夏军，最终取得泾州保卫战的胜利。为了鼓舞士气，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滕子京决定挪用一部分军费，举行一场庆功宴和一场祭奠阵亡者的法会。
庆功宴和法会都举办得很成功，作为长官的范仲淹和韩琦当时也参加了，泾州军民、上级领导都很满意。挪用的军费也不多，只有3000 贯。而且后来滕子京在离任时，也用自己的钱补上了。
收到郑戬举报，对新政派甚为不满的御史中丞王拱辰立马派监察御史梁坚任特使，前往调查。很快便确定了滕子京三条罪名：第一条是未建大功却大搞庆功宴，并贱买百姓牛、驴；第二条是庆功宴赏赐不公，将士赏赐少，艺人赏赐多；第三条是经手的经费有数万贯下落不明，挪用16 万贯军费放高利贷，贪污了全部利息。
这几条可以说基本上是子虚乌有。其中有一条贱买百姓牛、驴也是颠倒黑白。本来泾州百姓因为打败了西夏军保全了身家性命，卖牛、驴不愿意收钱，而滕子京执意要给，最后百姓是少收了一些，但绝不是低价强买。
范仲淹听到这个调查结论不由大惊。他作为滕子京当时的上司，了解滕举办庆功宴的整个过程，也了解滕的作为。于是，范向皇帝上书，为滕申诉，对三条所谓罪状一一驳斥，并以自己的官帽担保滕子京。
皇帝反复权衡得失之后，各打五十大板：免去滕子京环庆路都部署之职，将其调任凤翔代理知府；再派太常博士前往调查，务求查清真相。滕子京这次调动算是平调，也还基本公正。
被派去再次调查的太常博士叫燕度，此人与御史中丞王拱辰关系很铁，自然秉承王的意思，非要把滕的“案子”弄成如山铁案。而滕自己的一个愤怒之举，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第一次调查后被解除了军职，只担任文官，滕子京并无怨言，而且大大松了一口气。可这次听说太常博士又要来调查，简直就是没完没了，滕子京觉得自己真是天下第一冤！千思万想想不通，便一个人喝起了闷酒。有道是，酒入愁肠愁更愁，滕子京闷中生愁，愁里生怒，趁着醉意把所有账本付之一炬。
可滕子京这冲天一怒却烧出了天大麻烦，仅凭“销毁证据，欺君罔上”这一条就够他掉几次脑袋了。暴跳如雷的钦差燕度把滕子京立马拘押起来，让他老实交代低头认罪。比铁还硬的滕子京当然是徐庶进曹营——整死不开口。燕度又先后抓了包括狄青、种世衡这样的名将在内的众多官员来严加审问，试图从别处扒出铁证。但那些官员都不愿昧着良心对滕子京落井下石，燕度费尽心机竟一无所获。后来御史中丞王拱辰授意燕抓住滕烧毁账簿一事做文章。燕度果然向皇上汇报：滕做贼心虚，焚烧账簿，毁灭证据，抗拒调查，属于欺君，应该严惩。
范仲淹再次为滕子京辩护，最后甚至以辞职来要求对滕子京从宽处理。
皇帝又一次陷入两难，一边是整个监察系统，一边是新政领袖，手心手背都是肉啊！他到底该听谁的？
最后还是当时的枢密使杜衍一言定乾坤：从改革大局出发，为了维护新政，应该轻判滕子京。
最后的决定是，将滕子京调任虢州知州，保持原待遇不变。
可王拱辰仍然不依不饶，他一定要让新政派付出最沉重的代价！他坚决要求面见皇上，最后硬是把滕子京从四品的天章阁待制官帽闹掉，滕被赶到岳州任知州，成了从六品小官。
这一最终决定，说明反对新政一派已占据了上风。
又过了几个月，范仲淹和欧阳修相继外放，宣告“庆历新政”彻底下课。滕子京只是新政派里率先落马的“烈士”
而已。
不过，滕子京也算斗士一个。尽管贬谪岳州，落魄江湖，他依然直面惨淡的人生，还要奋力一搏，争取咸鱼翻身。他一到岳州，便宣布要做三件民生大事：兴建学校、重修岳阳楼、构筑偃虹堤，不到两年时间里，这三项惠民生、兴文化的工程都异常漂亮地干成了。于是，他请托范仲淹和欧阳修分别作文以记之。
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为啥子大名鼎鼎、官职比滕高得多的范仲淹和欧阳修要接受滕子京的请托，为他专门写文章，宣扬他的政绩呢？
实际上，从私人关系讲，范与滕是铁哥们儿。他们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的同科进士，范长滕一岁，滕将范尊为兄长，两人感情好得来可以同锅吃饭、同床睡觉。从官场上讲，范是滕的老长官，范曾经几次举荐滕担任要职，在滕受到弹劾时，又冒险用自己的官帽为滕担保。他们还是生死战友。滕子京在任泾州知州时，西夏李元昊大军侵犯泾州，滕组织全城百姓坚守城池，顽强抗战。是当时的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派遣一万五千兵马火速驰援，才两面夹击，打败西夏军，取得泾州保卫战的最后胜利。从政治大局讲，滕子京坚决支持范仲淹领衔的“庆历新政”改革。正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要打击改革，阻止改革，才弹劾滕子京，以达到挖改革派墙脚的目的。
因此，为滕子京的政绩叫好、鼓掌，既是为滕子京翻案、昭雪，也是为改革派正名、呐喊。而且，范仲淹也是为自己的贬谪申诉：自己同古之仁人一样，同滕子京一样，忠君，忧国，爱民，以天下为己任，以奉献为快乐，虽身处江湖之远，但依然渴望为君为国为民做更多的贡献。
欧阳修虽然个人与滕子京没有太多私交，但作为“庆历新政”时同一战壕的生死战友，荣辱与共，当然必须拔刀相助，竭力鼓呼。而且滕子京作为范仲淹的兄弟，自然也是自己的兄弟。性格耿介不阿，做事一往无前的欧阳修，绝对会不遗余力地为滕子京杀开一条血路，登上胜利的高地。
所以，对于范仲淹和欧阳修而言，为滕子京在岳州的政绩写文章、唱赞歌是义不容辞。
《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九月。当时的范仲淹虽然已经被贬任邓州知州，但他作为“庆历新政”改革派的领袖，原参知政事（副宰相），政坛明星，官场“网红”，其政治影响依然巨大。他的文章也是天下共仰，独步一时，为众多官员和士子所崇拜和倾慕。连皇帝也钦佩不已。否则，皇帝也不会在庆历三年（1043）以范仲淹的十条上疏为改革蓝本，让范仲淹领衔“庆历新政”了。他的《岳阳楼记》一出来，滕子京派人广为传抄散发是绝对的。而且那时东京开封除了朝廷的官方邸报外，早就有民间小报了。像范仲淹这样的文章必定在邸报和民间小报上刊登，洛阳纸贵，传遍大宋。
欧阳修为滕子京作的文章题为《偃虹堤记》，此时欧阳修虽然已经贬任滁州知州，也就是他写《醉翁亭记》那个时候，但其名声与影响依然是国家级的。因此，他写的文章也必定传抄天下。
范、欧二人的大作想必皇上都读了，而且估计反复读了。两人在文章里对滕子京的评价真是太高了。你看，范仲淹说他有古仁者之风，被贬了官，到地方不但不消沉，不放浪，不怨天，不尤人，反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政绩显著，百废俱兴；而欧阳修说他志大才高，名闻当世，曾经在抗敌保国的危难之际，为大宋立下汗马功劳，而在蒙受冤屈、壮志未酬、贬任一州时，又把全部心思放在建设惠民工程上，终于一展宏图，建树巨大。你说，像滕子京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不讲求名利地位的好干部、爱民官不提拔、不重用，岂能说得过去？岂不冷了整个大宋好官良吏的心？所以，在范、欧的文章传抄天下几个月后的庆历七年（1047），睿智的皇帝就把滕子京先调任徽州知州，再调到苏州任知州。仅仅两步，便跨进“天堂”大门，并荣任“天堂总管”。不过，可惜好人命不长，滕子京当年便病逝于苏州任上，年仅57 岁。
王方最后总结道，看来我们得万分感谢滕子京。虽然他恭请范、欧二人写文章为自己扬名，颇有借名人抬高自己、炒作自个儿政绩之嫌。但如果不是他拜托范仲淹用那如椽之笔书写胸襟与风流，便不可能留下《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奇文，也不可能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绝世名句。至于欧阳修那篇《偃虹堤记》，虽然当时有炒作政绩的功效，为滕子京翻身出了把力，但相对流传没那么广，无关乎他的名声与地位。
王方对《岳阳楼记》的解读可谓深刻至极，不但让学生们读懂了文章，领略了文采与思想，更是让他们了解到文章背后的政治斗争、朝廷派系、个人恩怨。范仲淹的忠君、忧国、爱民情怀更是让苏轼兄弟赞而叹之，他们从此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在这里，苏轼结识了王方的女儿王弗，并且一见钟情。王弗比苏轼小一岁，长得秀丽端庄，身材婀娜。在父亲的教导下，自幼颇有文才，可以说是才貌双全。苏轼把这一想法告诉了父母，得到了双亲的首肯。后来，经双方家长确认，提亲，至和元年（1054）年底，苏轼把王弗娶进了苏家，王弗成了他第一任妻子。而苏辙则在稍晚一点把史家的表姐史云迎进了门。两对小夫妻基本上都是像现代人一样，两情相悦，然后再由家长提亲。因此，他们感情甚笃，恩爱十分，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现代人讲究先立业后成家，而古代人基本上是先成家后立业。因为当时的风气是早婚，婚事都是由家里操办，根本不用子女操心，年轻一代没有结婚的经济负担。苏轼大喜时18 岁，而苏辙成亲时只有16 岁。他们一边在家过着甜蜜的新婚生活，一边准备州试和省试，享受“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