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援中统军统鏖战急
复兴社和CC 派的矛盾越演越烈，已经数次闹到蒋介石面前。这让当时在抗日战争中已经几面受敌的蒋介石更感忧心。为了保存实力，一致对敌，1935 年初，蒋介石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局内设三个处：一处是党务处，由徐恩曾任处长，人手基本上是过去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的全部人马；二处是军警处，处长戴笠，下属自然就是原“复兴社”
特务处的原班人马；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主管邮电检查业务，处长暂时由局本部少将级秘书丁默邨兼任。
名义上衙门是统一了，但是三处之间却仍然保持着互相争斗，互不往来，就连办公地点也是各自为政。陈立夫统帅的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条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道署路132 号，二处地址还在南京鸡鹅巷53 号，三处设在山西路。这样的机构设置也挑明了戴笠和陈立夫之间依然不共戴天。
陈立夫以为自己当了局长，就可以控制戴笠了，孰料二处从处长到手下的小特务，见到CC 系的人还是怒目而视，不屑一顾，他心里不由得就有些不受用了。而且虽然特务处的经费由军委会发放，但是戴笠遇到问题，还是都跳过陈立夫直接去向蒋介石请示报告。这样光拿钱不办事的举动也让陈立夫感到不舒服。
一次在蒋介石办公室门口，陈立夫巧遇戴笠去汇报情况、领取经费，他故意当着蒋介石随从人员的面拦住戴笠，傲慢地问：“戴处长，这么长时间了，怎么都不见你向我汇报一下工作啊？”
戴笠心里痛骂，面上却恭敬地说道：“我怎么敢总是用一些小事去打扰局长。不知局长叫我有什么吩咐？”
陈立夫很鄙夷地说：“你们二处也该改改工作方法了。动不动就是绑架杀人那一套，像土匪流氓一样。说出去，我们局还怎么立足？”
戴笠听出陈立夫是有意给自己难堪，也就不再和他假装客气。他夹枪带棒地说：“我们二处也是有‘技术人员’的。像是杨杏佛、史量才这样的人，不也是因为你们的‘技术人员’工作没做好，才由我们的‘技术人员’出面解决的吗？我手下都是些出生入死的弟兄，也是校长赞扬过的青年。局长不是想要否定校长的意见吧？”
陈立夫一听戴笠搬出了蒋介石来压他，气得是呼呼的。他看周围的蒋家军们都在盯着他，看他如何回答。于是只好咽下这口闷气，转身就走。
吃了一次闷亏后，陈立夫更加明目张胆地偏袒一处，为徐恩曾撑腰，打压二处。因为一处的政治地位高于二处，所以很多便宜都让一处占去。戴笠虽然凭着蒋介石的宠爱和下三滥的手段扳回几局，但也都是各有损伤。因此，对三处的争斗就意味着决胜之争了。
三处主要工作是邮电检查。这始于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后，主要目的是从邮电通讯中发现线索，追查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监视他们的思想动态和主要活动，为反共活动做好准备。
鉴于反共的重要性，蒋介石同意将原来秘密进行的邮电检查公开化，于是各大城市的邮电局都挂上了邮电检查所的招牌，由三处主管。处长丁默邨只是一个挂名，实际工作都由各地的相关人员负责。但是在实际中，各个城市的邮电检查所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主要都是CC 派的特务，戴笠的手下只有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也只是没有实权的副所长。因此如果在搜查中真的发现一些有用的情报，邮电检查所会先呈报给陈立夫，然后才是丁默邨。而等戴笠赶到丁默邨那里收集资料时，一处已经抢先报送给蒋介石，换取他的信任和赞许了。反复几次，蒋介石开始责备戴笠总是送一些“过时的消息”来，要他多跟一处学习，这让戴笠是百口莫辩，气愤难耐。
戴笠也曾找到过邮电检查所的负责人员，要他们多打听，多夺权。可是那些没有实权的“副所长”都是一问三不知，气得戴笠把他们大骂一通。自从成立衙门以来，戴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尝受过这样的窝囊气？他决定一定要想办法把CC 派赶出邮电检查所。
正在这时，戴笠侥幸地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陈立夫于死地的机会，向蒋告了一状。由此揭开了他反击CC 派，夺取邮电检查所的序幕。
1935 年11 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重新选举领导人。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蒋介石肯定会连任主席，争取票数，也就是为了彰显个人的影响力大，号召力强，获得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陈立夫资历老，权位高，他的CC 派也是势力甚众，自然在候选名单上，很多人会填上他的名字。戴笠没有进入候选人的名列，但是他很清楚整个投票的操作流程，于是暗暗向二处人员下达了一个指令。
无记名投票结束后，紧接着进行的是当场唱票。蒋介石因处理公务不在现场，呼声第二高的陈立夫便显得十分悠闲。听着他的名字被一遍遍地念出来，陈立夫一开始还很得意，翘着脚，喝着茶，不断地举起手示意现场欢呼的CC 系成员安静。可是随着唱票的进行，他的神色变得有些紧张了。许多现场的年轻人不懂得为什么他获得的票数越多，他头上冒出的汗珠也越多。
可是陈立夫却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断掏出手帕擦汗，整个人像绷紧的皮筋一样绷在椅子上，伺机待发。
唱票结束，陈立夫赫然比蒋介石还多了四票。戴笠手下的人开始起哄，煽动CC 系的人鼓掌欢呼。场面十分热烈的时候，陈立夫却像弹簧一样弹到了主席台前，一挥手擦掉了黑板上自己名字背后的一个“正”字，这样他就比蒋介石少了一票。公开地作弊之后，陈立夫板着脸回到座位上一言不发，像是知道一场厄运即将袭来。
“什么？那个陈立夫竟然在我背后使这套把戏？”
听了戴笠添油加醋的报告，蒋介石一掌拍在桌子上骂道：“反了天了，他真以为世道变了，要骑到我脖子上去了！”
“那些CC 派的人看到陈立夫票数最多，还全部都站起来欢呼，喊什么陈局长万岁，跟随领袖的领导什么的。简直是没有把校长放在眼里。”戴笠继续煽风点火，把蒋介石的一腔怒火扇得越烧越旺。
“来人，立刻把陈立夫扣留起来！”
蒋介石这个命令一下，那边陈立夫早有准备。他马上躲入天目山“养病”，然后托了许多与蒋亲近的“重臣”向蒋说话。可是蒋介石对待威胁到他地位的人员向来是心狠手辣，不留情面。迫不得已，陈立夫只得使用了最后一招，请他的叔叔陈其美的妻子前去说情。
恩师太太求见，蒋介石想拒绝都不行。陈夫人是哭着进门的，蒋介石看她那样子，也只好先请入座，再奉茶，好生安慰。
陈夫人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中正你也知道，我跟英士（陈其美的字）的独生子已经不在了。立夫和果夫就是我俩的儿啊。他们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
这几句话说得蒋介石是哑口无言。到了这个份上，蒋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须对陈立夫的权力和嚣张的气焰加以抑制。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CC 系特工的力量。
2援权高震主宝座摇
蒋介石下令把三处划归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管，无形中就把邮检处从陈立夫手下挪到了中立的位置。
戴笠手下的人搞反共差一点，可是挑拨离间、打小报告的本事却是无人能敌。他们收集了CC 系安插在各地方邮检所的工作人员的大量情报，向蒋介石不断揭露CC 系控制邮检处的黑幕。在蒋介石的允许下，戴笠系统的特务不断伺机反扑。争夺邮检处的各级领导权。终于在不久以后，蒋介石下令把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黄埔一期生刘瑶担任处长。戴笠自此更是扬眉吐气地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CC 系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去。
曾经利用邮检所把戴笠死死踩在脚下的徐恩曾，不得已几次找戴笠进行交涉，请他公事公办，把情报送到局本部。可是戴笠却摆出从前一处对二处的态度，一味卖“牛皮糖”，敷衍搪塞。
戴笠处处与CC 系为敌，使CC 系感到如鲠在喉，咽不进，吐不掉。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在天目山休养的CC 系头子陈立夫耳中。听到手下的抱怨，陈立夫安慰他们，并让他们忍耐，告诉说：“蒋介石的一贯手法就是要使手下的几个派别互相掣肘，以利于其掌握运用，防止形成尾大不掉，权重震主。所以如果某一方占了上方，也会被蒋介石打压下去。所以不如维持面前这个局面，不要和戴笠的人公然作对。”
CC 系的特务们很不服气地对陈立夫说：“可是戴笠手下不就是一群流氓出身的人，他们有什么资格爬到我们头上？”陈立夫悠闲地叼着烟卷，看着报纸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陈立夫放下报纸抬起头说：“所以领袖不会让某一方爬到另一方头上，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同时你们也要做到擦亮招子，兼听兼看，懂得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
听到陈立夫的指示，CC 系的人逐步退出了对邮检所的争夺。
中统、军统之间的相互咬斗，竟发展到自相残杀的境地，一方面固然是两统积怨太深，愈演愈烈的结果，不打不足以摆平；另一方面则是蒋介石自实行特务统治以来，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有着十分复杂的政治背景。其中一条主要原因就是蒋介石在依靠特务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同时，也使特务势力乘机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反过来又威胁到了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到抗战中期，中统、军统的势力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特务势力的不断壮大，使徐恩曾、戴笠等特务头子的政治野心不断滋生和膨胀，并提出了要与自己实力相称的要求。徐恩曾之所以后来不守本份，不安本位，一门心思地想在官场上有所作为，成为内阁官僚，就是因为他手中握有十万中统特工。相比而言，在抗战期间，军统的势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中统之上，所以戴笠的野心比徐恩曾更加狂妄。他不仅企图依靠特务势力在国民党高层中结党营私，攀附权贵，而且还想利用军统和美国海军情报部门进行特工技术合作的机会，企图挟美国人以自重，向蒋介石谋取国民党海军总司令的宝座。
徐、戴特务势力的过度发展和他们的自身政治野心使蒋介石大为头痛和担忧。他深感中统、军统的力量都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难以放心的程度，如果不及时加以抑制，就会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与此同时，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使蒋介石本人在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地位都空前提高，在国内外、党内外的统治地位也都更加稳固。此时对特务势力依靠性的减弱与徐恩曾、戴笠大权在握、阳奉阴违、作威作福之间的矛盾愈显突出。此时，特务势力的张狂反而异化成了巩固蒋家王朝统治地位的一种障碍，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尽快予以解决。
正在此时，从抗战中期以后，蒋介石悄悄地发动了一次对“两统”特务势力的围剿运动，以便对以徐恩曾、戴笠为代表的中统、军统特务势力进行抑制。这场削弱特务势力的“秘密围剿”，一方面将戴笠的军统势力放在了打击的首要位置，初步达到了蒋介石的预期目的；另一方面则加剧了中统、军统之间的咬斗，使中统的势力也有所削弱，“两统”之间可以相互印制，也有助于蒋介石对两大特务组织分而治之，进行严密控制。在蒋介石不动声色的运作中，徐思曾和戴笠都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政治压力，深恐自己成为这次“秘密围剿”的牺牲品，最终落得一个狡免死，猎狗烹的下场。
徐、戴的这种惶恐不安和惴惴心态，主要是由于他们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已经受到严重的威胁，正变得日趋狭小。为了达到固位图存、邀宠自保的目的，徐恩曾和戴笠都开始绞尽脑汁地运筹谋划，一方面力图使自己所主管的特务活动能有所振作，做出令蒋介石满意的成绩，以取得蒋的谅解而不至于被抛弃；另一方面，则是“两统”之间都增强了打击对方的力度，都希望能一举将对方打翻在地，形成在特工势力中独领**、一花独放的局面，以加强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用一句古语来说，就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样一来，“两统”相互仇视和咬斗的大战，不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来，蒋介石这次打击的对象，是以戴笠为首要目标，徐恩曾为第二目标。蒋介石所采取的许多严厉措施，莫不是针对戴笠的军统势力，中统在初期只是陪衬而已。此时，如果徐恩曾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应对得法，收缩战线，养精蓄锐，完全可以借蒋介石之手，趁机将戴笠打翻在地，从而彻底解除军统势力对中统的威胁，达到巩固自己权位的目的。然而，徐恩曾的利令智昏使他根本不能看清当时的严峻形势，因而没有能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放过了戴笠和军统势力，反而为了从政学系手中夺取经济部这块肥肉，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实力强大的政学系，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而戴笠采取了十分狡猾的应变策略，先是韬光养晦，收编战线援重塑形象，努力转移蒋介石的视线，极力地将蒋介石对特务势力的厌恶感和防备之心，用偷梁换柱、瞒天过海的方法，悄悄地转移到徐恩曾及中统身上，形成徐、戴位置互换的局面，使徐恩曾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蒋介石要打击的第一目标。这样，形势逆转，不但使徐在与戴的斗争中明显处于下风，而且戴笠最终借助蒋介石之手，把徐恩曾赶下了中统老板的宝座，击败了中统势力；戴笠自己也乘势突破了蒋介石的围剿，摆脱了被蒋清洗和唾弃的命运。于是，军统势力重新得以膨胀，且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直到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似乎才如梦方醒，幡然省悟，不得不第二次对戴笠和军统势力发起清算运动，这就使得戴笠比徐恩曾多得意了一年多的时间。
3援血斗终成替罪羊
1944 年，日军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战役———豫湘桂战役。在河南，国民党守军汤伯恩所率40 万大军被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领的15 万精兵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一月之间，丢失大小城池38座，丧失兵力5万余人，河南全面陷于敌人手中。蒋介石也急红了眼，背着手在客厅里急步走来走去，命令手下特务当即召集特务机关头子到重庆上清寺官邸参加甲种汇报。会上，蒋介石向出席者们询问关于山东、河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及中共武装部队情况。由于徐几年来一直忙于“猎官”，对中统的活动疏于过问，没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而且这次汇报事发紧急，事前来不及作充分准备。
所以，当蒋介石脸色阴沉地问道：“可均，你来说说看。”徐恩曾只有支支吾吾，胡编乱造一番，浮光掠影，文不对题，肤浅空洞。蒋介石听得面色愈加难看，有的问题蒋介石一再追问，弄得徐竟然张口结舌，无法自圆其说，十分狼狈。气得老蒋青筋暴跳，严厉斥责其站在一旁，听戴笠及其他人员的汇报。戴笠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口若悬河般讲起来，条理清晰，分析深入得体，讲了一大套，一听便知是下了一番深功夫的。蒋介石的脸色这才慢慢缓和过来。二人对比如此鲜明，也难怪徐恩曾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越来越轻了。
在蒋介石看来，军统的强项是策反汪伪汗奸集团的主要人物并开展中美情报合作活动，在这两方面的确都有上佳表现。而国际问题研究所在它的主攻方向———判断苏德、日美战争等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方面，也都有不俗的成果。与此相比，中统在其发挥主导作用的反共方面毫无建树，总不见什么成绩，在这方面，甚至还不如军统和国际问题研究所做得好。因此，在这次官邸汇报结束之前，蒋介石训斥徐恩曾一番，责令他：“集中精力抓好反共活动，做出点儿成绩来！”
如果说蒋介石此时还对徐恩曾抱有一线希望，但这一线希望很快会落空了，很快就让他大失所望。徐恩曾竟然发展到连国民党内部反蒋分子的情报也做不来，简直成了废物一个。1944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一夜之间竟贴了一幅“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反动”标语，使蒋介石闻之大为震怒。他认为中央党部历来是CC 系的大本营，戒备向来森严，绝不会是共产党分子所为，定是“党国”内部有人对自己不满。他命令徐恩曾彻底清查此事，也算是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接到命令，徐不敢怠慢，派出各个领域的特务，内查外调，使出浑身解数，想法改善一下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
无奈是人在背运的时候，喝口凉水也塞牙，徐恩曾下了一番功夫，最终还是一无所获。蒋介石几次追逼其结果，徐恩曾总是无法呈交。气得蒋介石指着徐恩曾的鼻子大骂： “娘希匹！在我们的心腹重地，出现这样的事，既未能事先加以防范，事后又不能查出究竟，实在有失职守！”
徐恩曾屡次遭到蒋介石的申斥，倒也不想破罐子破摔，就这样下去。
为了表示他有所振作，重新恢复中统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徐恩曾提出了一整套“中兴”措施。诸如把原先每天工作时间从8 小时改为10 小时，还提出了“争取时间，追求效果”、“一人一事，事事有人管，处处无闲人”
等口号和目标。在实行后的最初几天，徐恩曾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每天准时在早6 时到达局本部，上班后先到各办公室巡视一番，然后才回到局长办公室，或处理文件，或召集会议研究问题。一时间，中统在他的带领下上上下下风气为之一振，很有些弃旧图新的味道。在徐老板的号召下，每个人都力图重新振作起来，做出点儿成绩让蒋介石欢心。
可是“中兴”了不到一个星期，徐恩曾自己先有些支持不住了。清晨6时，正是拥美高卧、睡意正浓的时候，他敌不过美色与倦意，一星期之后，6 时已过，局本部各处室再也见不到徐老板的身影了。上行下效，既然局长都做不到了，大小特务也就跟着不再辛辛苦苦地坚持下去。本来就觉得8 小时已经够用，增加两个小时便感到无事可做，无非是在一起喝茶、聊天，看报纸。不满一个月的时间，中统又完令恢复了老样子。
到后来，人们才知道，徐恩曾这一次不过耍了一个花招而已，做个样子，目的是把“中统已有一番起色”的风声传给蒋介石，使蒋对他的观感和视听有改变即可。不料，徐的如意算盘又被朱家骅和郭紫峻给搅和了。原来，这一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虎头蛇尾的官样文章，暗中早已由郭紫峻汇报给朱家烨，再由朱家骅汇报给蒋介石。结果，适得其反，弄巧成拙，蒋介石对徐恩曾的观感更是坏得不能再坏了。很快，他的矛头便从军统转向了中统，当戴笠坐飞机到处奔波逃避蒋介石的指责时，徐恩曾正一步步走向自己给自己挖的深坑。
因为越来越不甘心在“二陈”的压制下得不到进一步的势力扩展，徐恩曾便寻找朝中大权在握的得势者以及有能力提携自己的人物，最终认定非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莫属。吴是著名的国民党“说客”，历史上的宁汉合流，东北张学良易帜、入关成蒋，国民党宁、粤、沪三方合作等重大事件，都是由吴在幕后担任重要的策划人物。蒋介石为了酬谢吴的“说功”，先后任命他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要职。1941 年2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决定由吴铁城接替叶楚伧的中央秘书长一职。吴铁城看准徐恩曾是中统的铁腕人物，认为只要能把他收为己用，也就等于抓住了中统。
吴铁城自从做了中央秘书长，中央党部的经费分配大权开始转到他的手里，自然在徐身上花钱是不用说的。而且吴铁城还非常了解徐恩曾的心理：像徐这样在国民党政坛沉浮了这么多年的政客，如何钻营做官早成了他的本能和最大愿望。只有在做官方面给他一点实惠，才能真正地把他争取过来，让他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工作。当然吴也深知，徐恩曾是陈氏兄弟的人，要把他推上去，不拉上陈氏兄弟是不行的。不然CC 系会攻击吴是在挖他们的墙脚，蒋介石也会由此对吴的居心产生猜忌。于是，吴铁城请出陈果夫一起保荐，以加强特务活动为名，签请蒋介石批准由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政务次长。
但是徐恩曾为了谋官，却企图绕过陈氏兄弟这一关，单独走吴铁城的捷径，这在陈氏兄弟的眼里，自然被视为是一种“异数”。所以当徐恩曾陷入被黜的困境时，陈氏兄弟不但不肯出手相助，反而在背后暗中掣肘，使得徐孤军奋战，这就为徐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