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援思想武器最锋利
经过长期“摸索”，反共起家的徐恩曾反共的韬略还是越来越“高明”
了，他因此一次次得到陈氏兄弟和老蒋的嘉奖。这里对他的反共伎俩做一简单介绍。
特务头子徐恩曾最初对付“共产党”的手段是一味地逮捕、关押、屠杀，推行过程中他发现这种高压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便与喽罗们一起研究出一套比较系统的劝降、诱叛、“自首”的感化政策。他非常注重通过特工训练班的方式，坚决地将这套“方针政策”贯彻到大批中、下层特务中去，形成一个“以组织对组织”的坚实基础，从而达到“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目的。
在一次“智囊团”会议上，他对手下这拨“共产党问题专家”说：“咱们在实行自首政策的过程中，要提倡软着陆，也就是说一旦在基层发现了一名中共嫌疑对象后，不要立即逮捕他，而是把他作为说服教育的对象，派出咱们的人给他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他们彻底挽救过来，能拉一条鱼过来，可比一刀杀之要高明得多……我建议在兄弟们中间开展说服共党分子的竞赛活动，谁说服的人多，就奖励谁，就提拔谁。”很明显，那些担任劝降、说服任务的特务，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水平———不但要有反革命的理论，而且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等理论，也要有相当了解。徐恩曾为此不遗余力地举办特工训练班，大力推进小组学习生活，以提高特务们的反共水平。
不过徐恩曾的这一手对我党广大干部尤其中上层干部往往就变得绵软无力了。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区以上的干部参加党组织的时间比较长，理论文化水平较高，政治意志也比较坚定。徐恩曾他们三脚猫似的小伎俩自然就失去了威力。对此，徐恩曾还是那一套手段，那就是“杀、杀、杀”。
一段时期后，徐恩曾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一次他多喝了几杯法国葡萄酒，开车（他喜欢自己开车，而且车技还挺高） 来到主子陈氏兄弟的官邸，兴冲冲地汇报工作，大谈自己的反共心得：“对付共产党，我的经验是不可操之过急，不急于破坏，为的是最终能够扩大破坏面———有时候非不取也，时机不成熟也。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中共组织一锅端……”
对于那些被逮捕的中共人士，特工总部则主要将其送往“反省院”。
按国民党的统治体制，反省院隶属于司法院，受当地高等法院的管制。
刚成立的时候，因司法人员的反共“水平”太差，“工作效率”太低，徐恩曾很不满意。他觉得反省院应交给反共权威特工总部来直接控制。于是他打出反共招牌，请求上级让党务调查科插手反省院。他的请求还真得到了视共产党为眼中钉的国民党上级组织的批准。这么说吧，从1932 年开始，反省院在形式上固然仍归属高等法院，而实际上已经改由徐恩曾的特工总部领导。徐恩曾还专门在南京丁家桥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内设立了一个科，专门主管反省院的业务，科长王剑虹、干事万大铉等都是反共老手。反省院的人员也做了大换血，除少数被吸收为特工总部的特务仍继续工作外，原来人员大都被挤走，由特务来顶替。改头换面一番之后，反省院的工作步入了一个“新阶段”，院内建立了一整套进行政治欺骗的制度和办法。
反省院所标榜的政治训练中心有三：一以所谓的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三以被歪曲的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对于被抓来接受“反省”的共产党员，特务们一贯的诱骗方法是：强调以政治欺骗和污蔑代替谩骂，倡导所谓的儒教思想，攻击社会生义制度的普遍性原理。他们往往摆出一副客观公允的口吻说，“共产主义是不错，但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现状，若实现共产主义，不乱才怪呢！”他们还把青年人参加革命说是职业问题，用以掩盖社会问题的实质，等等。学习材料主要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等。上课由训育员负责，进行所谓的精神讲话，精神讲话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课程，多由反省院聘请一些反动报刊的主笔编辑，或者所谓的社会名流学者，以及国民党党部委员等。
反省院规定，对于所有的“反省人”的“反省”，以六个月为一期，每六个月举行一次考试。试题多为《对苏联的认识》、《中苏关系》、《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比较》、《自觉觉人说》之类。考试不及格的留级，继续“反省”半年。训育员时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在押的人说：“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枪毙！”意在促使在押的人尽快接受反动派的灌输。如果被认为考试及格，就发给一张“准予自新”的证明书，释放出去。对于这些被释放出去的所谓“自新人”，特务们有一条规定，就是必须接受当地中统特务机关三年的管制。在此三年期间，必须参加所谓“自新人员训练小组”，小组会每星期举行一次，汇报各个人本周内所到过的地方、接触的人、所做的事、所发现的问题，等等。中统还经常派人对这些人秘密监视，如果被认为有继续进行共产党活动的嫌疑，就随时可以重新关押监禁；如果未经中统特务的许可而自由离开原规定的地区，定要受到严厉处罚；如果本人找不回来，此人的家人亲属要受到牵连，以致被关押起来，迫令其找回这个“自新人”。
徐恩曾对反省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除了本人亲自前往视察外，还规定各反省院都要定期向他做工作报告。像首都反省院实际上是当时特工总部的一个单位，院长廖家楠经常参加特工总部的工作汇报。该院设有专为中统特务关押革命人士的特别监狱，并配有各种残酷的刑具，如电刑等，以备威逼利诱之用。
一系列反共“功绩”，使得徐恩曾一时“声名鹊起”。这么说吧，在1928年至1937 年的10 年间，中统始终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处理中共问题的权威机关，徐恩曾也被誉为国民党内所谓的“共产党问题专家”。
2援破坏中共惹民愤
1936 年，徐恩曾指示江西建立一个总的特务机构“特种工作委员会”，作为中统在江西的分支机构，协助反共。
“特工委”成立后不久，即在江西逮捕了一批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随后徐恩曾利用这一重要线索，捣毁了中共南方工委，致使南方工委主要领导廖承志等被捕。成功破坏中共南方工委，成了徐恩曾在战时跟中共斗争的最大“成绩”。
中共南方工委事件始于1940 年冬天。当时中共南昌市委被破获，狡猾的敌人以此为契机，设计了一个巨大的陷阱。
徐恩曾授意手下，在江西组织了多次秘密大搜捕，以切断中共江西地下党与其上级中共南方工委的所有联系。与此同时，江西的特务利用他们已掌握的密码同南方工委重新取得了联系。
江西台的特务们为了骗得南方工委的信任，故意编造了一些假情报作搪塞。南方工委的负责人对这些情报进行了分析，未找到什么破绽。
可正在形势对特务们非常有利时，江西的特务头子之间为如何展开下一步工作出现了重大分歧。以中统新任赣室主任章志仁（原主任冯琦已改任特工委主任）为一派，认为现在掌握的南方工委情报已不算少，在南方工委将信将疑之际应立即摧毁南方工委，否则夜长梦多，一旦南方工委发现事情有诈，到手的鱼必会脱钩而去。与此意见截然相左的，是以冯琦为首的“特工委”，这一派则认为现在对南方工委下手为时尚早，应该继续深入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两派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互不相认，官司最后打到徐恩曾那里。
重庆国府路78号，中统局本部。
蒋介石在大会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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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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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警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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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是晚上10 点左右，中统局本部的二楼会议室内仍是灯光通明。
徐恩曾此时正和自己的谋士们讨论针对中共南方工委的下一步计划。
只听一个声音讲到：“生米既已做成熟饭，干嘛不掀锅，迟了可就是前功尽弃。现在了解的情况已差不多，该出手就得出手，至少先抓出南方工委的电台再说！”讲话调门很高的是徐恩曾的心腹干将、局本部第三组组长谢永存。
听了谢水存的发言，王思诚站了起来，依旧是那副文绉绉的知识分子样，他向上推了推眼镜，讲起话来有条不紊：“永存兄的意思我有些不敢苟同，如果依永存兄所言现在下手，当然会小有斩获，可我们要是暂时忍耐一下，争取获得更大的情报，那时再下手恐怕就不是一两部电台的事了，说不定还会抓到共产党的大头目。这前后相比，可是小巫见大巫了。以我之见，目前尚不宜打草惊蛇，提早坏了好事，看准形势相机而动也未尝不可。”
今晚参加徐恩曾谋士大聚会的全部是中统的最核心骨干，讨论的结果竟然和江西方面十分相似，也是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王思诚、张国栋明确表示同意冯琦的意见，暂缓对南方工委下手，而谢永存、张思茂则明确表示支持章志仁的建议，看来最后的结果还要徐恩曾拍板。
徐恩曾边听手下的意见，心里也在边琢磨着。两派意见可说是各有利弊，不好用谁对谁错来下结论。从他本心讲，他当然希望抓住的共产党越多越好，可这又得冒一定风险，万一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就太不划算了，他也一时没了主意，低头沉思起来。
众特务们见局座搜肠刮肚、凝思苦想的痛苦样，就都停止了议论，会场上一时静了下来。
大约过了几分钟，徐恩曾抬起头来，看了看在座的几个人，开口说道：“诸位最近听到过别人怎么议论我们吗？”
王思诚、谢永存等人面面相觑，摇了摇头，他们一时猜不透徐恩曾究竟要想说什么。
“现在有人背后议论我们中统局全是一群光拿钱不干事的笨蛋，还说什么老将廉颇，该让贤了。恨不得把我们一脚踢开，让他们来管中统。不是我徐恩曾今天说大话，中统虽小五脏俱全，哪一个零件坏了都别想运转得灵，谁要是想管，就让他来试试！”
特务们一听，敢情局座这些日子在外面受了些闲气，心里窝了火没处发泄。小个子张国栋十分机灵，一听徐恩曾话里有话，赶快接口说道：“国栋前些日子也曾听得些闲言碎语，很是难听，所以我刚才同意思诚的意见，就是想把事情做得大些，休让别人小瞧了咱们。”
徐恩曾看了看张国栋，点点头以示同意，“人活一口气，树争一张皮，恒心常在，机会难得，现在大鱼还未上钩，贸然动手还觉早了一些，我的意见是再等等看，可以让江西方面继续与中共南方工委联系，有情报再向我汇报。”徐恩曾仍坚持了他最初的意见。
众人见老板已拍板定案，谁也没再做争论。会后徐恩曾还拟订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一是电告江西务必严密封锁消息，做到动手前滴水不漏；二是要统一江西的意见，任命庄祖方暂负全责，以免章、冯二人发生龉龊。
在徐恩曾的授意下，庄祖方作出了一个颇阴险而又大胆的决定，他通过江西台向南方工委发去讯号，希望南方工委派干部到江西“视察工作”。
庄祖方认为此举可以让南方工委消除对江西方面的怀疑，进一步接近南方工委的中心组织。
南方工委领导人方方正准备派人去江西探个究竟，所以他接到电报未及多想，就决定委派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亲赴江西。按照地下工作惯例，郭潜先给省委书记谢育才发出一封带暗语的信件，定于5月份在曲江与他见面。
信到了特务手里，庄祖方一时搞不懂信的含义，只得把谢育才夫妇和未满月的小孩从监狱里放出来，软禁在一处逼问信的暗语。
谢育才见信后大惊，知道郭潜要来事态严重。他和妻子趁看守疏忽抛下自己的孩子逃了出来，万分火急地迅速通知南方工委领导。可是为时已晚，南方工委遭到严重破坏。
5 月30 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廖承志在广东、湖南交界的乐昌县被捕。
面对形势的继续恶化，周恩来又致电广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尹林平，指示南方工委所属地区，除日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统区党组织的活动一律暂停，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要全部转移，其余干部也应暂时隐蔽，一切以安全为第一，坚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同时命令方方迅速撤回重庆。
此后，南方局作出“南委领导取消，工作停止”的决定，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工作至此全部结束。
徐恩曾在破坏中共南方工委后，得到蒋介石的赞扬，蒋并颁发大笔奖金以示鼓励。徐恩曾后来在中统内部的庆功会上自吹自擂，说中共南方工委事件是他继顾顺章案之后反共生涯中的又一大“杰作”。
3援伎穷又思放谣言
国民党中统喜欢并注重造谣活动，也是由来已久、“有着光荣传统的”。
当初在上海《申报》上谎登《伍豪等脱离共党声明》姑且不再说了。战前在上海的时候，他们还办了一家“谣言公司”———《社会新闻》杂志社，由中统特务丁默邨、李士群、唐惠民“三条汉子”挑大梁主干，可没多久，就在社会各界的一片“嘘”声中收摊了。徐恩曾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他决定重打锣鼓另开张，搞出个名堂来。到了汉口以后，他亲自创办了一份《大汉晚报》，派手下干将梁辅丞、王思诚、张国栋等“担纲主演”，这是1938年4月的事了。
为掩盖其本来嘴脸，徐恩曾命令这些办报的特务全部使用化名，梁辅丞任总编辑，王思诚做发行人，张国栋及情报科的骨干特务充任编辑记者。经费来源名义上由中统特务私人集资合股兴办，但实际上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给予津贴加上徐恩曾从中统经费中拨给一定的补助费。创办该报的宗旨，当然还是继续兜售原来的那一套以反共为目的的谣言诽语。
至于新闻来源吗，好办，抄录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即可。为了增加真实感和独家采写的份量，每天都不忘煞有介事地安插上“本报专电”数条，上面用“详尽的事实‘报道’八路军游而不击、运而不战”等种种“令人发指”的作为，“以此说明”共产党发动人民战争，主要是“扩充实力，借势坐大”等等。其实这些所谓的“本报专电”，都是由特工总部所属各特务室发来的不尽详实的情报，由梁辅丞改头换面，添油加醋拼凑而成。
这份报纸刚办的时候，一般老百姓不明真相，认为其确实有独到之处，也就掏几枚铜板买一份看看，一时间销路还挺不错。可办着办着，读者就觉得不对劲儿，“怎么每天都是这些事儿？有的相互之间还有抵触？”读者的胃口被破坏了，销量随之下降。梁辅丞一看这样哪行，还得想辙，几个人一琢磨，就在报上署上“本报明日有重大新闻发表，希望读者注意”之类的新闻预告。其实呢，预告的消息，头一天就已经捏造好了，等到第二天作为头条新闻刊登出来就是了。这种小花招，欺骗读者于一时还可以，时间长了，狐狸的尾巴就露出来了，读者越来越不买账了，报纸的销路至此一蹶不振。
到当年9 月份，这家报纸就无法维持生存了，10 月份，借着国民党政府西撤之机，徐恩曾决定趁势收篷，关门大吉。好在这个时候早已经没有人要看该报了，无声无息地结束后，居然也没引起什么社会反响，甚至连国民党内部也没注意。以致于中央宣传部每月依旧发“津贴”，梁辅丞问徐恩曾是不是把这份津贴给退回去，徐恩曾把眼睛一瞪：“做这样的傻事干嘛！上既予之，我便取之，咱们的反共大业需要票子越多越好！”他老人家这么一装聋作哑，中央宣传部的津贴竟一直给到1938 年底。
到了重庆，徐恩曾虽不敢明目张胆地开办像《社会新闻、《大汉晚报》这样拙劣的“造谣公司”，但他不甘心，还在瞅机会“找共产党的茬”，编造更“高水平”的谣言，乱一乱共产党的阵脚。其时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徐恩曾一个中统局长之所以敢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不用说，是得到“上面”默许的。他也是把准了老蒋的脉搏。
徐恩曾觉得这样造谣还不过瘾，1941 年，他又指示在中统局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委员会”，以手下的第一号“反共专家”王思诚为主任委员，专门从事这一类的“心理作战”活动。“南方工委事件”发生后，徐恩曾“大胆”启用中共叛徒郭潜为该委员会的书记，主持“分化瓦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开始郭潜真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让我当分化瓦解委员会书记，这么看得起我，徐老板真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有气魄！就凭这一点我也得好好干，更何况这也是我立功的好机会，得让他们看看我郭某人虽然胆子小了点，脑子还是满有两下子的！”
他铆足了劲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缺德“事业”中去了。他琢磨着先来个“开门红”，熬了几天几夜，终于炮制出一条“特大新闻”：“中国共产党内分裂出一个非常委员会！”宣传说“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非常委员会宣言”等，说得似乎鼻子眼睛乱动，可仔细一琢磨，却又并非那么天衣无缝。
他把自己的“杰作”诚惶诚恐地呈报给徐老板。—徐恩曾一开始对这个过去的中共干部比对别的叛徒高看一眼，心想这家伙的谣言也许水平会比别人的高吧。于是就大张旗鼓地分派一批中统特务到重庆、贵阳、昆明、成都、西安及陕甘宁边区周围去放谣，在中统内部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一段时间过去了，徐恩曾又派一帮特务前去“收谣”，结果发现，共产党那边对此毫无反映，社会上对这些“特大消息”也很不敏感。徐恩曾不禁有些失望：
“看来郭潜这厮肚子里也没什么玩艺……唉，叛徒毕竟是叛徒，他以中共高干之身，而能够甘心在我手下卖力，证明囊中货色不过尔尔！”
此后，郭潜又“殚精竭虑”地“创作”了《新红楼》、《某某传奇》等两部谣言大书，广为散发，但效果仍如第一次一样“令人失望”，只让徐恩曾越发看他不起了。
中统炮制谣言最鼎盛的时期，是在1944 年。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东广大地区建立了许多敌后根据地，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人民群众中也建立了很高的威望。与此相反，日军从湖南进占广西、贵州，国统区内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人民生活愈加困难，老百姓怨声载道。国内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蒋介石急了，徐恩曾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中统特务们的谣言，哗众取宠于一时，终因与事实相悖，要不了多久就“寿终正寝”了，耳朵被谣言磨出茧子来的人们，对其自然是愈来愈反感，以致于有人再说什么“中共怎样怎样了……”有的人就会把耳朵掩起来，直喊“耳朵疼”，收谣的特务情绪免不了大受影响，久而久之，积极性也就降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