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援染指经济未如愿
徐恩曾要谋官，要打天下，向政界高层发展，除了以吴铁城作为政治靠山外，自然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当时，“内阁”各部和“封疆”之职，大都被政学系分子把持，使CC 系和黄埔系分子颇为不满。无论是CC 还是黄埔，要想成为“内阁大臣”和“封疆大吏”就必定会与政学系为敌。换句话说，只有打下去一个政学系分子，才能上来一个CC 系分子或黄埔系分子。
徐恩曾也不外。当时，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中，有两个政学系盘据的部门成为徐觊觎的重要目标，一是交通部，一是经济部。徐恩曾已经当了交通部政务次长，由次扶正，顺理成章而且较有希望。但徐恩曾认为交通部部长张嘉璈是北方财阀的领袖人物，也是一位声誉显著的老银行家。他既有外国势力作背景，也有政界大员做后台，又有财阀集团支持，朝野两方面的关系都已盘根错节，未必容易对付。况且，珍珠港事件后，所有的出海口及重要的交通干线几乎丢失殆尽，仅剩下滇缅公路这一黄金通道，还被一些权势人物所控制。所谓的交通部门成了一个空壳子和冷衙门。但经济部的情形恰好相反。
蒋介石在检阅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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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由原先的实业部、资源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建设委员会等机构合并而成，主管业务庞杂，除了财政之外，其它经济方面的工作也都囊括其中，其职能几乎相当于战前的半个行政院了，经济权力之大，令人垂涎欲滴。可偏偏这么一个为各方瞩目的经济部长竟为地质学家翁文灏所得。据徐恩曾所知，翁文灏固然也算是一个政学系分子，但是能当上这样一个大官，不是因为他会钻营或者在治国安邦方面有多大本领，而是赶的机会好罢了。“九·一八”事变后，翁文灏与蒋介石见过一次面，他的学识、见解、风度以及浙籍出身都给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介石为了改善国民政府被党棍、官僚、政客把持的形象，点缀一下所谓的民主政治，便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学者从政”运动，于是翁被选中，出任万人瞩目的行政院秘书长。徐恩曾自认为凭自己中统头子的身份，把他搞下台不成问题。
问题是，徐恩曾自己对经济之道不用说并不比翁文灏能高明到哪去，就是连许多起码的经济知识也还没有能搞懂。不过，他自信有比翁高明的地方，那便是由自己集中一批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智囊团，或亲自登门求教，聆听教诲；或下帖宴请，终日酒食伺候；或开会研究，一个个高谈阔论。最后，在总结这些人的发言的基础上，徐恩曾针对当时令蒋介石最为头痛的经济与物价问题，让中统的“经济专家”赵毓麟起草了《稳定经济的紧急措施》及《加强管理物价的方案》两份文件，集中表达和阐明了他对稳定及改善经济的看法。
为对付翁文灏，徐恩曾所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泼脏水。他密令潜藏在经济部的特务加强对经济部活动的监测，以寻找能够发难的突破口。
诸如：经济部有无重大的贪污案件，是否有潜伏的中共地下党与进步人士等。密令一下，在经济部的特务闻风而动，想方设法捕风捉影，滋生事端。
翁文灏早就听说徐恩曾有夺取经济部的企图，但没想到他竟然采取如此卑劣的手段。他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歪，干脆大闹一场，弄个水落石出，免得给人落下话柄。于是他就怒气冲冲地到蒋介石那里告状去了。蒋介石对于这位内阁中具有清廉耿介声望的老学者还是比较尊重的，了解了事实之后，把徐恩曾找来大骂一顿，弄得他灰头土脸，卸甲丢盔。
两管封了一管，徐恩曾只好死抱着《稳定经济的紧急措施》和《加强管理物价的方案》两块敲门砖，想用它们敲开经济部的大门，没想到门没敲开，反而砸了自己的脚。
原来政学系首脑人物吴鼎昌看到他的方案之后，了解了他的居心和野心，便有意在蒋介石面前拆他的台，大肆渲染这两份方案有多么不切实际。
他还故意对蒋介石说：“委座，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徐可均懂得什么经济之道。这两篇文章无非是他找了一伙人，东拼西凑出来的一个非驴非马、不伦不类的东西，无非是向您蒋先生‘猎官’的工具罢了。”这“猎官”两字可非同小可，简直就是对徐恩曾进行攻讦的雪上加霜、画龙点睛之笔，也无疑戳在了蒋介石的痛处。因为吴鼎昌素来知道蒋的个性：高傲自负、最恨部属自作聪明地愚弄他。现在，徐恩曾为了获取经济部长的宝座，竟然通过找人炮制所谓“经济方案”来向他“猎官”，不啻触犯了蒋的大忌。经过吴的一番挑拨，蒋介石觉得如梦方醒，原以为徐果真有什么挽救党国经济的灵丹妙药，不料竞被蒙在鼓里。多亏自己找吴鼎昌垂询，否则中了徐恩曾的诡计，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从这以后，徐恩曾开始走起了背运。不但经济部长的宝座与他彻底无缘，而且连已经到手的交通部政务次长、中统局副局长的宝座也坐不稳当了。相反，翁文灏不但没有被徐逼下台，其经济部长的职位反而更加稳如泰山。九个月以后，翁兼任中美合作组建的战时生产局局长，全面主持战时军需生产。半年以后，他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经济部长，成为风云一时的国民党要人。而吴鼎昌在这时也被调任国民党政府文官长，成为参与谋划与决策“党国”大计的核心幕僚。就在两人仕途春风得意的时候，徐恩曾的背运达到了顶点，而且与翁、吴的好运相对应：1945 年1 月18 日，吴鼎昌进入中枢，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文官长，几乎是在同一天，徐恩曾被蒋介石免去本兼各职；1945 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翁文灏当选为中央执委，第五届中央执委徐恩曾被扫地出门。
徐“猎官”未成后，蒋介石对他本已形成的恶感不断增加，认为他不务正业，放弃对反共情报的领导，使中统工作长期不见起色。这导致其政治行情一路下调。
2援伪钞案发老蒋怒
1938 年I0 月，武汉三镇即将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机关滞留在武汉的大批人员及重要物资急着运往重庆。由于战事迫近，时间紧张，运输工具缺乏，使运输工作十分紧张繁忙。当时中国银行还有一批巨额钞票没有运走，只好临时征用一辆大卡车。在行至湖北某地时，由于听说日军将至，加上汽车燃油即将耗尽，驾驶员和押送人员为了活命，顾不得将钞票烧掉，稍作外表伪装隐藏后，便弃车徒步潜逃。事后相关人员自感事关重大，便向中国银行汇报说，途中因汽车备油耗尽，车辆无法继续行驶，按紧急情况下的处理办法，已将钞票全部焚毁。当时，前方战事正紧，无法进行检察，这种情况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中国银行就信以为真，认为只要钞票没有落到日本人手中，也就由它去了。于是，银行便把该车所载钞票的票号报请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予以注销，并通知了各分支银行。其时，在运钞人员弃车之后尾随而至的并不是日军，而是中统湖北省调查室的特务。他们发现这辆无主的运钞车后，便立即封存起来，然后向重庆局本部报告。当徐恩曾接到报告后，见钱眼开的他喜上眉梢，立即下令中统湖北省调查室对此车钞票严加保护，等到时机成熟，派专人押运回重庆局本部处理。徐恩曾一心想独吞这笔巨额资金，贪心和私心使得他丧失理智，一念之差终于铸成大错。
1943 年，徐恩曾又惦记起这笔巨款来，便让中统湖北省调查室的特务秘密押送至重庆。当车走到重庆三斗坪检查站时，被军统的检查人员拦下来。他们一看车上满载钞票，就起了怀疑，严加检查、盘问，并向负责押送的特务索要手续单。中统特务支支吾吾，神情紧张。军统人员便将人车一起扣留，禀报上级处理。
戴笠得到报告后，精神也为之一振。他立即派人将钞票送中国银行检验。中国银行很快得出结论：这批巨额钞票确系中国银行发行，不是伪造，但这批钞票的票号，早在抗战初期就已全部注销作废，从而鉴定这批钞票为假钞。听到这个结论，戴笠欣喜若狂，当即以“中统局偷运假钞案”为题亲自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统特务私运假钞、扰乱国家金融秩序、破坏抗战大局、影响很坏等等。蒋介石阅罢报告，一看人赃俱获，又有中国银行的旁证材料，怒火中烧，当即批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将押运人员判处死刑，以正法纪。
徐恩曾只好请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出面从中斡旋，“二陈”在中央党部召开的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总理纪念周活动结束后，硬着头皮向蒋介石陈述了假钞案的具体经过与事实真相。蒋介石同意从轻处分，并由军法处紧急通知刑场，暂停实行腰斩。没过多久，那个押钞员被减了刑，后来又被保释出狱。
本来假钞案已经弄得徐恩曾十分尴尬被动，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起伪钞案再次将徐恩曾逼入绝境。如果说假钞案的性质只是徐个人敛财、在一定程度上破坏金融的话，那么伪钞案则是坑害国家、戕害人民、伤天害理的无耻勾当。
抗战中期以后，大后方经济凋敝，日用品奇缺，造成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但在东南沿海各省，特别是国统区与沦陷区接壤的皖南、浙西一带，通过蒋、日、伪之间进行物资交换活动，形成了一种畸形“繁荣”景象。在这种情况下，为进一步缓解大后方日用品奇缺状况，经国民党行政院国家总动员会议通过，并经蒋介石允许，决定借助中军统的特务力量，直接运往大后方销售。由于这项活动有巨额利润可图，中军统都非常积极。军统在浙江淳安成立了通济公司，中统则在安徽屯溪场口成立了利通公司。从重庆运出桐油、水银等物资，到东南沿海换回棉纱、布匹、文具、纸张、五金交电等日用品。
为了便于在上海地区开展业务，中统利通公司便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安源公司，任务主要是替利通公司在上海组织抢购敌伪物资。无论利通公司的中统特务怎样使劲，生意也做不过军统的通济公司。但是穷极思变，在上海的安源公司老板程士范无意中也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
原来，抗战爆发后，在国民党中央银行撤离上海时，将印刷10 元法币的铜版运到香港中华书局保存。香港沦陷后，铜板被日本特务机关得到，再次运到上海，大量仿制十元面值的法币。因程土范与上海日本特务机关的渊上等人素有来往，于是渊上主动找上门来，提出以1 元伪储币兑40 元赝品新法币的优惠比价，请程帮助推销。程士范看到有如此大的赚头，也没有多想，便以安源办事处的名义，拿出5 万元伪储币，一下子购买了200 万元赝品新法币。可是等到他拿到这批伪钞后，才发现这种钞票在上海不能流通。
为了能将这笔钱尽快出手并获取利润，程只好通过安源办事处主任高子文密电重庆朱家骅，请示能否将这批伪币运回重庆，用以收购老百姓的桐油和水银等。他认为这样做一样可以“一本万利”。电报发回重庆局本部后，被徐恩曾抢先拿到。他觉得这样一笔赚钱的买卖，与其让朱过问，还不如自己直接做了。于是，他直接密电上海安源办事处高子文，指定了运钞时间、路线、地点，让高子文密运重庆交徐恩曾处理。本来，这件事徐做得十分机密，除了几个直接参与办理此事的特务外，在中统局中也只有顾建中、郭紫峻等核心人物才了解一些情况。
但郭紫峻为了搞垮徐恩曾，把持中统局的大权，竟然不惜向军统出卖这样的绝密情报。一天，他在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家闲谈时，故意将此事泄露出去。戴笠怎么会善罢甘休？他派人在浙江设点守候，待偷运赝品新法币的商船一到就拿获，共计截获了新法币193 万元。
此事在中军统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徐恩曾恳请陈果夫出面，找到蒋介石并没有直接谈“伪钞案”一事，而是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两统”内讧的问题，其意图是使蒋以为伪钞案是两统内讧的结果。在各个党国高级干部怀着自身难保的担忧四处奔忙下，蒋介石批示将程士范、高子文等四人判处死刑，而对徐恩曾额外开恩“应加处分一节，不交军法之行总监部裁处”，对他算是相当照顾了。
戴笠看到总监部出的结果后大为不满，认为如此判刑是蒙蔽领袖。他穷追不舍，想要借此机会把徐恩曾彻底打翻在地。于是戴笠又弄出了一个“王书青走私案”。这个走私案是长期以来戴笠备下的一个杀手锏，将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的徐恩曾狠狠又踹了一脚。到了这一步，蒋介石即使有利用徐恩曾抑制戴笠的心理，也被徐恩曾的烂泥扶不上墙弄得失去了兴趣和信心。这也就注定了徐恩曾被黜下台的命运。
3援满盘输被蒋撤官
到1944 年下半年，在种种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徐恩曾已经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他的垮台，已成命中定数，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945 年1 月，山城重庆春寒料峭，国民党政坛也在面临抗战胜利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这时候，蒋介石一方面开始把目光转向解决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同时在高层人事上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为5 月5 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做准备。1 月9 日，徐恩曾的政敌，战时生产局长翁文灏兼任以管理“增产”军需品为主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主任，进一步得到了中美高层的信任；1 月18 日，徐的“克星”吴鼎昌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文官长，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核心智囊人物；1 月23 日，国民党政府下令由俞飞鹏接替曾养甫为交通部长，沈怡继徐恩曾出任交通邮政务次长，徐恩曾正式被逐出政府机构。仅过一天徐恩曾头上的中统局副局长也被拿掉，落了个“免去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下场，其实对曾养甫、徐恩曾（包括免去朱家骅兼任的中统局局长职务） 等人的免职，可以看作是蒋介石追究他们在交通部利通公司伪钞案中负有渎职责任的继续。只是曾养甫虽属免职，是因身体长期有病，免职后很快就赴美治疗；朱家骅被免去兼职，更是因为他已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与中央党部系统的中统局长风马牛不相及，属情理与意料之中。可以说，即使没有这样一个渎职罪，曾、朱二人的本兼职也要被免，至于徐恩曾就不一样了，他不仅没有能够像曾、朱二人那样先提出辞职而后被免职，能够找个台阶自己下，反而在蒋介石下达手令时，还十分绝情地加上“永不录用”四个字，那意思就是告诉徐恩曾：“从此以后，你就死了做官的那份心吧。”
免去徐恩曾的本兼各职，可以说是蒋介石自创建国民党各大系统的特务组织以来，第一次解除一位特务头子的职务。他也怕徐恩曾为此狗急跳墙，临死咬一口，发生什么意外，于是就派唐纵去了解一下徐的情绪和想法。唐纵回来报告说：“与可均泛论时局得失中，彼之情绪尚平淡，并无懊丧之情。”蒋介石听到唐纵的报告后，不再有所顾虑，正式下达了免职的手令。
随即，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命令叶秀峰立即接任中统局局长一职。1 月25 日上午，蒋介石在上清寺官邸主持甲种汇报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军统头子戴笠、宪兵头子张镇、缉私警察头子宣铁吾、军令部二厅代表郑介民等。除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芃生因病请假外，国民党各情报系统的头子基本上都出席了。此外，在一般情况下并不出席这种高级情报会议的几个二流角色，如军统局的代理主任秘书毛人风、中统局副局长顾建中和郭紫峻等，这一次也破例被特许通知出席。就在这次会议上，叶秀峰以中统局局长身份，第一次在国民党最高情报系统负责人会议上公开亮相，并请各位“多加关照”。徐恩曾也是第一次没有在这类会议上露面。一个在国民党特工领域中纵横驰骋了15 年之久的著名特务头子，从这一天起在国民党情报系统中彻底消失了。
徐恩曾在被革职的初期，的确像唐纵说的那样，情绪还算稳定，并且内心深处也还有一个幻想，那就是希望蒋介石所说的“永不录用”，只是一时的气话，事情或许还会有转机。与此同时，使他心里感觉不太痛苦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这个时候的徐恩曾虽没有了实际职务，但还算不上是“光棍”一条，头上毕竟还保留了两个虚衔：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个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理事会副会长。1945年春，经过徐的活动，也出于吴铁城对他的怜悯，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权派遣徐恩曾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赴贵阳视察，借此机会散散心，并出席了贵州省党部的总理纪念周。徐还在会上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即席讲话。
在贵州风光了一圈，的确减轻了一些内心的烦躁与痛苦。可哪里知道，徐恩曾在贵阳的一举一动早已被军统特务掌握得一清二楚，并立即就此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便以“徐恩曾用中央党部名义在外招摇撞骗”为题，做了一篇大文章，呈送给蒋介石。蒋看了这份材料，怒不可遏，当即把吴铁城找去申斥一番，命吴马上将徐恩曾召回，并且声色俱厉地交代：“现在应该让他好好地反省一下，不是去到外面搞什么个人宣传的时候。你记住，今后不许徐恩曾再作任何政治活动。”吴铁城好心好意为徐争取了一次机会，没想到代他受过，弄了个灰头土脸。从这以后，自然不想再为徐两肋插刀，火中取栗了。徐恩曾得知蒋介石对此事的反应后，也渐渐感到事情不妙。但由于他对蒋的心理估计过低，自我仍感觉良好，因此企图东山再起的幻想始终没有完全破灭，现在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国民党的六全大会上。1945 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大礼堂召开，徐恩曾以前任中央执委的身份，满怀信心地参加了会议，并且心里盘算着剩一个中央执委的虚衔，估计蒋先生不会把它再拿走了。结果这一次又大大出乎徐恩曾的预料。
到5月19 日选举的这一天，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正式向代表大会递交了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共计480 名。并且规定：只许划去其中20 人，其余460 人均为新当选的六届中央执、监委员。这被划去的20 人中的倒霉者中，偏偏就有徐恩曾。特别令徐不能容忍和意想不到的是，在他被彻底扫地出门的同时，吃掉其空额的竟是中共叛徒张国焘。天底下的事往往就是这样。与共产党浴血奋斗了15 年之久，最后的下场竟不如一个中共叛徒张国焘吃香。蒋介石的刻薄寡恩，让人仔细想想真有点不寒而栗的感觉。至此，徐恩曾这才意识到虽有15 年的反共功劳，但并不能以此平息蒋介石的震怒。蒋对自己所采取的手段，已经到了翻脸无情、斩尽杀绝的境地。
其实，他真的该为自已感到欣慰。因为在他下台后仅一年多的时间，他的死对头戴笠就死于非命，暴尸荒野。从此，徐恩曾心有不甘的远离了国民党的政治圈，这个罪恶昭彰的中统特务头子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1985年，徐恩曾病死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