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许世友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学习。

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黄昏,抗大的全体学员被紧急召集到大操场上。校长林彪站在讲台上,悲痛地告诉大家:“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和祁连山的苦战中失败了,军长董振堂、孙玉清,军政委陈海松等壮烈牺牲,部队损失2万余人……”

噩耗传来,抗大的学员们怎么也接受不了,文件还没传达完,会场上已经是哭声一片。尤其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一个个都哭得成了泪人。林彪试图要大家安静下来,可是会场上就是安静不下来,会议不得不在哭声中结束。

作为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的许世友听到西路军全军覆没,更是悲伤不已,他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他悲伤得连鞋也没脱,就和衣上床,以被蒙头,又是恸哭。炊事员把饭菜热了几次又端来,许世友却视而不见。战友王建安、陈赓红着眼睛来劝说许世友,他还是绝食了一天。

西路军以2万人的伤亡终告失败,许多人要求中央追究责任,结果使长征路上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最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延安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召开声讨张国焘的会议,要肃清张国焘的错误。

一天,吃罢早饭之后,抗大的学员们便集合列队来到了广场,大家席地盘腿而坐。因为这天要召开“张国焘斗争会”。这些革命青年显得激动、亢奋,他们坐在还有些潮湿的地面上,但个个精神抖擞。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几乎全部到场,毛泽东和张国焘也在其中。延安地区的不少群众组织也派代表列席旁听。

会议开始,毛泽东首先讲了话。他说:“中央作出对张国焘同志错误路线的批判,是一次极为生动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同志们要拥护中央决定,积极参加学习讨论,并敢于揭发批判张国焘同志的错误。达到触及思想、触及灵魂的目的。”

接着,毛泽东特别强调了一个原则:“批判张国焘同志,要把他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别开来,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功劳和贡献不容抹煞。”

许世友听着毛泽东的讲话,觉得讲得很有道理,而且原则性很强。他坐在台下,心里有了点底。

大会结束后,开始分小组批判。

第二天上午,在抗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些人又把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扯在一起,上批张国焘,下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讲些不利于团结的难听话。许世友听着听着,再也坐不住了,如鲠在喉,涌上喉咙的话不说就会把他憋死。

结果,他“呼”地一声站了起来,发言说:“……怎么能说张国焘是逃跑主义呢?打不过敌人了,换个地方再打嘛,怎么叫逃跑呢?四方面军撤到川陕,部队不是发展了?这样的逃跑,有什么不好?”

“噢,还有第二个张国焘。你许世友竟敢为张国焘辩解,真是典型的托洛茨基。”一个学员立即站起来反驳许世友。

“日你娘的,老子说了几句话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尽放狗屁!”许世友忍不住骂起来了。

这一骂,惹出乱子来。有人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于是,批斗张国焘的会转成批许世友的会。

一时,“打倒许世友!”“打倒张国焘!”的口号声铺天盖地,气得许世友心血潮涌,暴跳如雷。他指着那位年轻的学员怒吼道:“呸!你小子胆敢骂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闹革命的时候,你还在你娘的肚子里,我反对中央,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

许世友突然说不下去了,只觉得天地旋转,他双手捂住沉闷的胸口,口中喷出一股殷红的鲜血……许世友气病了,他住进了医院。

抗大的批斗会一天比一天开得频繁,斗争趋向白热化,大有你死我活之势。一潭清水给搅浑了。

许世友躺在病**,心如海潮翻滚。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战友、老下级,纷纷到医院探望许世友,来一个哭一个,而且还带来了传说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的消息。许世友更惊了,心想自己也是张国焘手下的军级干部,不可能没有事,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枪决了,死得也太冤枉了。许世友思前想后,在医院里苦闷到了极点。

他在病**想了3天,最后终于有了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他要到四川去找刘子才,到那里去“打游击”。

当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泪流满面地来看望许世友时,许世友开门见山地说:“你们就知道哭,眼泪顶屁用,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

大家睁大了眼睛:“走?到哪里?”

“回四川找刘子才,他们还有1000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许世友说着说着,显得激动起来,“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还要缴枪,我们到四川去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走的就走,不愿走的也不要告诉中央。”

结果,经过秘密串连,愿走者越来越多。

到第3天时,延安有2个营职干部、20多个团职干部、6个师职干部、5个军职干部愿意走。这时,许世友计划准备步行7天7夜,通过陕北,到达汉中会合刘子才。并且他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他嫌他们吃不得苦,都要骑马。大家商量好后,许世友做了出走计划,画好了路线图,最后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然后,准备4月3日夜10时出发。

4月3日,准备出走的学员不动声色地整理行装,采购食品。这时许世友也悄悄地从医院回到抗大,安排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提前携枪出城,准备夜间在北门外接应。

不料,王建安在当天的上午变得惶惶不安。他觉得,许世友的行为太过火了,中央说张国焘的问题仍然是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要用暴力?王建安思前想后,觉得这样做非常危险,决定不跟许世友走。

在上午10点钟左右,许世友碰到了王建安。许世友关切地问:“准备得怎么样啦?”

王建安扯了一个谎:“许军长,你们走吧,我突然感到身上不舒服,有病,怕是走不了。”

许世友一听王建安打退堂鼓,顿时就急了:“娘的,临阵脱逃,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否则,我就采取强制措施,你别说我许世友对不起朋友。”

王建安感到左右为难,经过仔细思考,不得已悄悄地找到队里的党支部书记谢富治,报告了许世友将要出走的密谋。

谢富治马上把许世友将要出走的事报告给了校党总支书记邓富连。邓富连听到报告,也是一惊,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把情况报告给抗大的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莫文骅不敢怠慢,直接去找校领导。得知校长林彪在毛泽东处开会,他立即穿过一条街,来到毛泽东居住的凤凰山脚下的石窑洞里,详细向林彪报告了情况。

随即,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迅速布置人员,把抗大学员队的教室和宿舍包围了起来。结果,各队把参与密谋的人一一点名叫了出来,由保卫人员用粗麻绳捆起来押走,一共捆绑了30多个人,包括王建安。

许世友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此时,他看到房前屋后站满了保卫人员,知道有人“叛变告密”。大祸临头时,他目不斜视地走出宿舍,在离捆绑他的人约5步远的地方站定:“你们来啊,上来绑吧!”说完,冷笑了一声。

两位健壮的保卫人员走到许世友身边,一边一个,像抓其他人一样,熟练地抓住许世友的双手,使劲往后拧,许世友佯作不动,气归丹田,轻轻运气,霎时,双手一揽,将两个保卫人员相对一碰头,继而双手一压,将他们摁倒在地。

保卫人员知道这位“武以奇名,奇以武威”的少林将军不同别人,不禁有些寒战。许世友傲慢地将双手反剪背后:“来绑吧!”霎时间,8个经过严格训练的保卫战士一齐上前,许世友不再反抗,先是双手被扣,继而被绑。绑起来后,许世友见谁骂谁,于是,有关人员决定给他加上手铐脚镣。

随后,邓富连带人又到许世友的宿舍搜查,发现他的枕头下面放着两支子弹上膛的手枪。邓富连伸了一下舌头说:“好险啊,许世友要是把枪带在身上,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