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书记搞的第一次下岗，首先是对一些辅助性岗位进行了整合，与生产无关的科室全部去掉，比如工厂的教育科就是最先解散的科室。文革前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韩卫忠科长，就成了首批下岗人员。下岗以后干什么呢？已经50多岁了，只有去扫大街、做警卫，他又觉得没面子，太丢人。由于他的英语水平非常高，就有同事鼓动他办一个英语学习班，教授小学生们学习英语，韩科长说：“那肯定不行。因为纱厂工人对自己子女的文化程度的要求不是非常的迫切”。
韩卫忠在纱厂的子弟学校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些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当时，这些纺织工人的家长是非常护“犊子”的，他们认为孩子学习好不好是次要的，只要能在纱厂上班当工人，孩子的前途就由国家来保障了。子弟学校的老师也是非常难当，对这些孩子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不能高声训斥。因为职工家长经常领着孩子，到校长那里去控告老师虐待学生。
毛毛和利利是双胞胎男孩，在七八岁的时候长得非常漂亮，全厂的职工都非常喜欢这两个模样相同的孩子，家长更是对他们宠爱有加。他们的母亲就经常和孩子的班主任吵架，不让班主任训斥自己的两个调皮的孩子。后来这两个孩子胆大包天，做出了一些想不到的大事。
子弟学校的旁边是土产公司开的百货商店。商店里发现近几天有小偷光顾商店，偷走了一些钱物，就报警了。公安局的侦查员到商场里检查了一番，发现门窗各处都没有撬动的痕迹，就怀疑是内部职工所为，营业员之间也互相猜忌。过了一段时间商场里再次被盗，公安局又来现场调查，还是没有发现问题。三番五次地丢东西而无法破案，简直成了当时的新闻。最后一个老店员经过了详细的分析，发现丢失的东西大部分为儿童用具、儿童食品，怀疑可能是孩子干的，但是又找不到线索，还是无法破案。老店员就逐渐地盯上了常来店里玩耍的毛毛和利利。终于，他发现是毛毛和利利所为。
当时土产公司的商店是集体所有制，分为上午班和下午班。早上开门以后，上午班的营业员就把店门上一把大锁打开，放在柜台的里面。下午来上班的营业员，下班时，用上午班打开的大锁，把大门锁好。第二天，上午班的营业员再用钥匙开门。毛毛和利利就买了一把同样的大锁。由于营业员们都很喜欢这两个双胞胎的小男孩，任他们在柜台里窜来窜去的捉迷藏，趁叔叔阿姨不注意，把新买的大锁偷偷换掉早已打开的店门大锁。下班的时候，营业员也不在意，就把毛毛、利利买的锁，锁在了大门上。等到晚上，毛毛、利利就用新锁钥匙打开商店的大门，拿走自己喜欢的东西和部分零钱。那个时候也不敢多拿，拿多了怕家长发现。然后，再把商店里原先的锁锁在店门上。于是，就出现了公安局无法破解的盗窃案。
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后，那位职工也不舍得责怪自己的孩子，依然觉得自己的孩子挺聪明，连公安局的伯伯都没有破案。据说，毛毛和利利在成年以后又犯了罪，被判了刑。
在当时的情况下，韩卫忠觉得自己不可能举办英语学习班，那样绝对不会有人来学英语的。因为纱厂的职工认为学习成绩优劣无所谓，不影响孩子在纱厂就业。在工厂上班不需要那么高的文化水平，不让孩子吃苦。
韩科长的父亲已经70多岁了，解放前在天津卖过大饼，烙得一手好饼，就鼓励当时已经55岁的韩卫忠科长到厂门口做大饼。当时的下岗职工都是这样，在工厂上班没有多少积蓄，人际关系也是纱厂的小圈子，不可能有多少资金出去投资做大的生意。下岗后都是作一些烙饼、炸油条、嘣爆米花等等的小生意。现在这些人也都老了，没有一个人像当初电视剧宣传的那样，下海就能开上汽车。
烙大饼是一个非常艰苦和劳累的生意，韩卫忠科长，每天早晨3点钟就要起床和面、生火，然后6点钟准时来到厂门口开始烙大饼，6点半，上早班的工人有没吃早饭的，就来购买他的大饼，好在都是熟人，大多数都是当年经他培训的职工，他的生意非常红火。这样卖了几年大饼，也到退休年龄了。由于冬天过早起床干活，关节严重冻伤，冬天里腿疼得无法忍受，退休以后就再也没有卖过大饼。
第一次下岗的职工年龄偏大，当地的一些私有纺织企业不愿再招收这些人去上班。很多人只有拿着每月170元的下岗生活补贴，坐在宿舍楼下打扑克，一直熬过七八年，才到正式退休的年龄。
在搞了第一次下岗以后，党委华书记的老伴儿就经常受到下岗职工的白眼，甚至是骂骂咧咧。他们的家是住在纱厂宿舍2楼，天黑以后，经常有小石子儿敲打他家的窗户玻璃，这让他的老伴感到非常的不安。不久就搬离了纱厂，回到了县委大院去居住。党委的华书记是县里调来的干部，感到这次下岗运动对他的威望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向县委请求调回县里，工厂的工作匆匆忙忙地交给了已经四十几岁的副厂长齐福星。当时工厂迅速减员，年龄偏大的中层领导内退的内退，调走的调走。因为齐福星是改革开放以后厂里招收的唯一大学生，比较受重视，由主管后勤基建逐渐地转为主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这次由华书记推荐，当上了厂长。
齐福星当年在C街上属于最穷困的家庭。他当厂长的时候，正值农村的改革已经完成。土地都分给个人，变成了私有制。当时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更多的人致富。有些人变成了私企的老板。国家的号召用心良苦，但真正能够带动穷人致富的私企老板，少之又少。
齐福星工作目标完全变了，从方方面面都能看出他的聚财计划。他的岳父是从纱厂的运输队退休的，在县里的运输公司也有很多熟人，尤其是一个叫李俊峰的司机和他特别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李俊峰就购买了重型卡车跑运输，发了一些小财。他的岳父就和李俊峰合作开办了一个煤炭加工厂，负责纱厂的煤炭运输工作。所谓的煤炭加工厂，就是租用了一个学校的操场，往大同矿生产的优质煤中掺杂大量的煤矸石，再拉入纱厂的锅炉房。
由于生产的需要，纱厂里有6台锅炉，其中3台6吨卧式锅炉，每天要烧掉72吨优质的大同煤，按当时的价格，每吨300元计算，加上运费，每年要消耗700万元的煤炭款。自从使用了这些煤炭以后，锅炉房就产生了大量的煤渣。原先只有一名推渣工就能完成的工作，现在增加了6名推渣工，还是来不及把煤渣完全推走。当时就有人把这一情况反映到了王书记那里，王书记和齐福星厂长一块儿到锅炉房去查看情况。王书记对生产是外行，齐福星厂长推说是因为煤炭燃烧不充分引起的，搪塞了过去。但是，这时候纱厂的资金，已经周转非常困难，只有借助国家的大量贷款来发放职工的工资。但是每到煤炭款结算的时候，齐福星的岳父就会亲自出马，不管资金有多么困难，总能够全额支付煤炭购买费用。
自从华书记调回县里以后，齐福星书记、厂长一人兼，大权独揽。虽然不能把国家利益直接装进兜里，但是，企业和职工的福利成为他手中掌控的一个个大西瓜，随时可以抛出去，换回芝麻大小的私人利益，装进兜里。尽管他没有得到煤炭掺杂使假的最大利益。但不久，齐福星在C街贫困的家里，也盖起了高大显眼的二层住宅楼，并且为考入大学的女儿，在上海购买了住房。
在改革开放以前，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老领导们都是在公有制的体制下过渡而来。大公无私是老领导们的主体思想。况且毛主席讲过的，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他们的头脑中影响比较深刻，总不至于为了贪图那点蝇头小利，成为人民的罪犯吧。企业改制的初期，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规范的管理制度，国有企业的资金都流向了私有企业。为纱厂盖房的、运煤的，很多都变成了私有企业的老板。齐福星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庭的荣耀变成了自己的头等大事。齐福星内弟的妻子也在纱厂工作，工作的过程中，与别的职工发生了推搡。齐福星便把内弟妻子送到了H县医院里住了下来。找到了车间的中层领导，非要让他们强行扣除推搡内弟妻子的工人的工资。
陈洪刚是和建平一块儿进厂的知青，他非常爱学习，高中时期成绩突出，当年，就是陈洪刚在宿舍中提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争论话题。七六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就被分配在财务科。经过艰苦努力的自学，他熟练地掌握了财务科的各种技能，并掌握了计算机编程技巧，为县财政局编写过财务软件，县财政局还聘任他为财务讲师，为全县的财务人员讲课。财务人员都反映他的财务课程讲得好，通俗易懂。尤其是在讲解财务审计的过程中，对于财务报表中敏感的部位都讲得非常透彻。他本人也是H县财务和审计工作的权威，纱厂的财务工作在历次财务审计中，都是县财务工作的典范。
纱厂的财务科是个较大的科室，有七八位会计在里面工作，普通工人很难得知财务方面的信息，更不可能像农村的村两委那样，进行财务公开。只有在每年的职代会上，有一个财务工作报告，笼统地向职工报告一下大致的情况。在九八年的纱厂职工代表大会上，陈洪刚做了财务工作报告，提出：为了应对企业资金周转困难，要节约资金，严把原料的进口关，尤其是燃煤的进口关。
上午财务工作报告刚刚念完，中午在财务科的办公室，就遭到了齐福星厂长的训斥，并且威胁说：“陈洪刚，财务科长你不想干了吗？”陈洪刚默默地低着头，没有言语。心里想如果我不干财务科长，你恐怕早就进了监狱。
就这样，仅两年时间，运煤炭的李俊峰家里开办了H县第38家私人纺织厂。但纱厂的贷款，已经达到了2亿元，资金周转非常困难，面临破产。
虽然各个科室都在裁剪人员，厂团委却没有变动。因为，范成江走了以后，团委就剩下一个宣传委员，再减就没人了。这段时间，团委的宣传委员又要调回淄博原籍。建平便被调入纱厂团委上班，变成了工代干的宣传委员。那个时候，厂团委非常正规，每周都要出一份油印的报纸，叫做《纱厂青年》。建平的父亲干过中学老师，祖传的写字漂亮，建平受父亲影响，从小注意字体的间架结构，也写得一手好字。这次，调他到厂团委编辑小报，并且公布了建平是团委宣传委员，以工代干。
建平的文笔也是非常好，五六千字的小报，两三天就能组稿、编辑完毕。小报稿件都是工人们自己写的，很受青年职工欢迎。又加上建平字写得好看，蜡版也刻得好，只需小半天的时间，建平就能刻出两张非常规整的蜡版，然后就开始油印小报，发放到各个车间的团支部。由于建平生性是一个自视清高的人，字写得好，又加上文章也好，他的办公桌抽屉上用非常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了一行字：“走路不问人，读书不求解”。建平只管出好自己的小报，对周围领导之间的事情丝毫不关心，人们都说他非常的清高，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自从范成江挂职离开纱厂团委以后，厂团委的工作总是维持现状，不像范成江在的时候，半年召开一次团员代表大会，表彰先进。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开团代会，县团委就一直催促纱厂，赶快召开团代会。建平也知道，开团代会是一个费心劳神的工作，又要写报告，又要印材料，还要组织人员往会议室里抬桌子、搬凳子，所以一直拖着没开。但经不住县团委反复地催促，就把要开团代会的事情向王书记作了汇报。王书记觉得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要，两年不开团代会，纱厂团委的工作咋能算先进呢？马上就命令建平抓紧时间召开团代会。
当时的团代会也是非常正规的，建平费劲劳神地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起草了厂团委工作报告，选举团委委员的报告，又写了团费的收支情况报告，就把这些报告的草稿，拿给王书记看，王书记看了以后非常满意，说：“很好啊！”
王书记把建平送走以后，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团代会是非常正规的会议，团委的工作报告是要团委书记宣读，可范成江挂职以后还没有选出团委书记，这个位置一直是个空缺。建平调入团委，属于宣传委员，显然是不适合宣读工作报告的，怎么办呢？就在团代会将要召开的前5天，王书记想起了一个主意，让党委秘书起草了一个文件，忽然宣布47岁的工会副主席——赵文英，担任团委书记，好让她宣读工作报告。赵文英在建厂初期担任过纱厂的团委书记，后来历任了车间主任、工会副主席等职，虽然曾经做过团委书记，但毕竟已经十多年没有接触这项工作了，很多青年团员根本就不认识她，这一个仓促决定激起了团员青年的一片哗然。
经过几天的准备工作，将油印好的文件装袋，书写好了各种表彰先进的奖状，并且钉进了镜框。各个团支部也都推选了参加厂团代会的代表，桌子、凳子摆置好以后，第二天就要召开团代会了。建平为了感谢大家几天来业余时间的付出，在自己的家里炒了几样小菜，买了几捆啤酒，让各车间帮忙的团支部书记到自己家里去吃饭。吃饭的时候，前纺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就提出了问题。他说：“厂党委忽然宣布赵文英任团委书记，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一来，她不熟悉团委的工作，二来她的年龄也太大了，三也堵住了我们团员青年进步的道路。我们对这个事情非常有意见。”
建平赶紧说：“有意见，也要保留，既然是党委的决定，就有它的道理。”
前纺车间的团支部书记说：“那不行，明天我们就要把她选下去。”
建平一听，吓了一跳：“那可不得了，那不是对抗党委的决定吗？可不能那样。”
“建平，你别管啦！看明天的吧！”
纱厂的团代会是非常正规的，每次都要投票选举团委委员，选举过程需要差额推选，这就意味着，总有一位候选人要落选的。
第二天，200余人的团员代表大会召开了。首先，由刚上任的团委书记宣读建平写的团委工作报告。赵文英从小家里的生活条件不好。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没有钱为她购买字典，导致她没有查字典的习惯，念文章的时候容易出错，读成白字。比如，“赡养”她读作“瞻养”； “陌生”她读“百生”； “阐述”她读“单(shán)述”。在宣读建平写的近2万字的团委工作报告时，也出现了五六处读错字，引得台下的团员代表一片哗然。这个时候的团员代表大部分是文革以后上的初中，文化水平比原先有了很大提高。
各项会议议程按照预先设想进行完毕以后，便开始了选举团委委员的程序，现场唱票，最后公布了选举结果，正好把赵文英差选了下去。既然团委委员都不能当选，还怎么担当团委书记呢？面对这样的结果，党委王书记非常生气，感觉这些年轻人搞了鬼，故意和党委对抗。
几天以后，王书记拿着厂党委的红头文件，走进了团委办公室，对建平说：“你看看你们这些小青年，搞的是什么事？简直是抹黑厂党委的组织工作。”把文件向桌子上“啪”的一拍，“咣”的一声带上了厂团委的门儿。在办公室的走廊上，王书记用胶东话嘟哝着：“玩了一辈子鹰，最后让鹰鹐瞎了眼。”气呼呼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建平拿起桌上的红头文件，看到上面写着：经厂党委研究决定，肖建平担任厂团委副书记，主持团委工作。为了这个事惹得王书记生了一肚子气，建平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儿。
半年以后，县委组织部又到纱厂里来抽调挂职干部。王书记就让建平去乡镇挂职了。从此以后纱厂再也没有开过团代会。团委的工作就成了摆设，各车间团支部的工作也是放任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