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帕斯卡的例子中得到的就是,在近代开端之际,老问题仍然还是个十足的难题,甚至在笛卡尔的《方法论》问世之后,近代思想依然在和同样的难题作斗争。它被两个完全不相容的解答所分裂。但与此同时一个缓慢的思想发展开始出现了,由此一来“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发生了转变,可以说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这里最重要的事与其说是新事实的发现,不如说是新的思想工具的发现。这时候,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首次进入了争辩场。现在探索的是建立在经验观察和一般逻辑原则之上的一般人论。这种新的科学精神的首个前提就是,破除迄今为止将人类世界与自然的其余部分隔开的一切界限。为了理解人类现象的秩序,我们需首先研究宇宙秩序。这个宇宙秩序现在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新的宇宙学,即哥白尼著作中提出的日心说体系,是新人类学唯一可靠的科学基础。

无论是古典的形而上学还是中世纪的宗教和神学,都不足以胜任这个任务。然而不管它们的方法和目标有多么不同,它们的学说主体都基于一个共同本原。它们都视宇宙为一种等级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人类处于最高位阶。在斯多葛派哲学和基督教神学里,人被描述为宇宙的终极实现。这两个学说都深信,有一种普世天道主宰着世界以及人类命运。这个观念是斯多葛派和基督教思想的基本预设之一。[18]而这一切忽然受到了新人类学的质疑,人自称是宇宙中心的主张失去了其基础。人被置于一个无限空间中,在那里,他的存在逐渐变得越来越渺小,似乎是个形单影只正在消失的点。他周围是无声的宇宙,是一个对他的宗教情感及最深沉的道德要求缄默不语的世界。

人们对这个新世界观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否认的,这是怀疑和恐惧的反应,是可以理解且实属必然的,甚至最伟大的思想家也免不了会有这样的感受。帕斯卡曾说:“这个无限宇宙的永恒沉默令我惊恐。”[19]哥白尼体系成了发展于十六世纪的哲学不可知论以及怀疑论的最有力工具之一。蒙田在对人类理性的批判中援引了古希腊怀疑论体系一切众所周知的传统论据,但他增添了一个新武器。在他的手中,这个新武器显示出最强的威力以及至关重要的意义。能羞辱我们又能打碎人类理性之傲慢的,莫过于一个不偏不倚的物质宇宙观。在其《为雷蒙德·塞朋德辩护》一节中有一段著名的话:

让人用其理性力量来使我明白,他认为自己具有优于其他生灵的这些优越性,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谁令他相信,苍穹那令人钦佩的运行,高高笼罩在他头上的日月星辰的永恒之光,浩瀚大海奇妙而令人生畏的汹涌起伏,应当为他的需要及便利而存在,并且千百年来继续为他存在下去。还能想象出比这更荒谬可笑的事吗?这个悲惨的可怜虫,连成为自己的主人都做不到,可又易受一切现象的侵袭,居然称自己是世界之主、之帝,他连其一角都不能认识,更别提统领整个世界了。[20]

人总是以为他生活在其中的小圈子就是世界中心,总爱把他独有的私人生活当作世界标准。但他必须摒弃这自命不凡的标榜,摒弃这种井底之蛙的思维和判断方式。

村里的葡萄藤遭霜冻了,教区牧师马上就断定:神向全人类发火了……看看我们的这些内战,谁不会呐喊,天理都乱套了,审判日迫在眉睫!……然而无论是谁,若能在想象中呈现出,就像画里那样,我们大自然母亲的伟大形象,描绘出她全部的庄严和光辉;无论是谁,若能自她面容上认识到如此普遍而又如此恒定的万千气象;无论是谁,若能在那个图景里观察他自己,然而不要只盯着他自己,而是看看整个自然王国,和这整个自然王国相比,他的存在还没那最小的笔触大,那么人自己就能依照对万物的真实评估及其宏伟而珍视它们。[21]

蒙田的一席话给我们提供了近代人论后续发展的全部线索。近代哲学和近代科学必须要接受这一席话里所包含的挑战。它们必须要证明,新宇宙论并非削弱或阻碍了人类理性的力量,而是会认可并证实这种力量。这就是十六及十七世纪形而上学体系共同努力的任务。这些体系的道路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它们致力于将新宇宙论表面上的诅咒,转化为一种福祉。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是首位踏上这条路的思想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条路成了所有近代形而上学的路。布鲁诺哲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他这里“无限”这个词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在希腊古典思想里,无限是个否定概念:无限就是无边际或不确定的,没有边界或没有形式,因此它是人类理性所不能理解的,因为生活在形式领域的人类理性除了形式之外什么也不能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有限(peiros)与无限(apeiron)被柏拉图在《斐利布斯篇》中宣称为两个必然互相对立的本原。而在布鲁诺的学说里,无限不再单纯意指消极的或对人之能力的否定。相反,它意指实在(reality)〈6〉那无法估量、取之不尽的丰富性,以及人类智慧那不受限制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鲁诺理解并诠释了哥白尼学说。布鲁诺认为,哥白尼学说是人类走向自我解放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人不再像囚徒一样生活在世界上,被圈在一个有限的物质宇宙的狭窄围城里。他可以穿越云霄,突破伪形而上学和伪宇宙论所设立的一切有关天球的假想边界。[22]无限的宇宙不对人类理性设限;相反,它是对人类理性的重大激励。人类智慧根据无限的宇宙来衡量自身的力量,从而意识到了自身的无限性。

在布鲁诺的著作中,这一切都是以诗意的而非科学的语言来进行阐述的。近代科学的新世界,即关于自然的数学理论,对布鲁诺来说仍是陌生的。因此,他不可能为自己的理念找出其逻辑结论。而经由十七世纪所有形而上学家及科学家的集体努力,哥白尼体系的发现带来的思想危机才得以攻克。每位伟大的思想家,如伽利略、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在解决这个思想危机中都有其独特贡献。伽利略断言,人类在数学领域可达到一切可能知识的顶峰——这种知识并不亚于那神圣智慧的知识。当然那神圣智慧所知道并持有的数学真理,在数量上要比我们所掌握的数学真理多得简直不计其数,但就客观确定性而言,人类智慧所知的真理虽然不多,可人类对它们的认识,正如神对它们的认识一样完美。[23]

笛卡尔首先提出了他的普遍怀疑论,这种普遍怀疑似乎要把人限制在他的意识范围内,无法走出这个魔圈——没有任何通向实在的途径。但即使在这里,“无限”这一理念也变成了唯一可推翻普遍怀疑的工具。仅凭借“无限”这个理念,我们就能证明神的真实存在性,并以间接方式证明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性。莱布尼茨将这个形而上学证明与一个新的科学证明结合起来。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数学思想工具:无穷小微积分学。通过这种微积分的法则,物理宇宙变得可以被理解,自然规律被认为不过是普遍理性法则的特例。而斯宾诺莎则开创性地在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人类心灵的这种数学理论中,迈出了决定性的最后一步。斯宾诺莎构建了一种新的伦理学,关于信仰和情感的理论,道德世界的一种数学理论。他坚信,仅靠这种理论我们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建立一个“人的哲学”、一个人类学哲学的目标,它没有纯粹以人类为中心体系的错误和偏见。这就是主题,主旋律,它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十七世纪所有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之中。它是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性解答。数学理性是人与宇宙之间的纽带,它使我们得以自由地在这两者之间穿行,得以真正理解宇宙和道德秩序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