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4年，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出版了一本名为《对自然的解释》的哲思杂谈。在这本杂谈集中他声称，数学在科学界的优越地位已无可争辩了。数学，他断言，已经到达了一种高度完美，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了——从此以后数学会停滞不前。
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科学革命时刻。在我看来，时代精神都倾向于道德学、纯文学、博物学和实验物理学，我几乎敢断定，百年内欧洲再也找不出三位大几何学家。这门科学将止于贝尔努利、欧拉、莫佩尔蒂以及达朗贝尔。他们会树立起赫拉克勒斯之柱。〈7〉我们不会再超越这一里程碑了。[24]
狄德罗是启蒙运动哲学的伟大代表人物之一。作为《百科全书》的主编，他站在他那个时代所有伟大思想运动的中心。没有人比他对科学思想的普遍发展有着更清晰的认知，也没有人比他更敏锐地感知到十八世纪的所有趋势。狄德罗格外有个性且令人格外钦佩的就是，身为启蒙运动所有理想的代表人物，他反而开始质疑这些理想的绝对权力。他期待着一种新形式科学的崛起：一种特点更具体的科学，它所基于的是对事实的观察而非对普遍原理的假定。
狄德罗认为，我们高估了我们的逻辑和理性方法。我们知道如何对已知事实进行对比、组织并将它们系统化，但我们还没有开发出那些有可能使我们发现未知事实的方法。我们活在一种错觉中，认为人若不知道如何计算自己的财产，那他就比那些压根没有财产的人好不到哪去。但时机已近，我们会克服这种偏见，然后就会登顶自然科学史上的一个新巅峰。狄德罗的预言实现了吗？十九世纪的科学理念发展证实了他的观点了吗？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一点上他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他预言数学思想会处于停滞状态，十八世纪伟大的数学家们已经竖起赫拉克勒斯之柱，这一点已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相对于十八世纪的伟大人物榜单，我们现在必须还要加上高斯、黎曼、魏尔施特拉斯、普安卡雷的名字。在十九世纪科学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迎来了新的数学理念和概念的胜利前进。
尽管如此，狄德罗的预言的确含有某种真理的成分，因为十九世纪知识结构的创新就在于数学思想在科学等级中所处的地位发生的变化—— 一股新的力量开始出现了：生物学思想超越了数学思想。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仍然有些像赫尔巴特那样的形而上学家，或像费希纳那样的心理学家，怀抱着创立一种数学心理学的希望。但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和数学心理学相关的计划迅速消失了。自那以后，人类学哲学的真正特点看起来被彻底地确立了。在无数次徒劳的尝试之后，关于人的哲学终于站稳了脚跟。我们没必要再沉浸在无根据的思辨之中，因为我们的任务不是寻找关于人的本性或本质的一般定义，而仅仅是搜集一般进化论提供给我们的包罗万象的经验事实。
这就是十九世纪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信念。但对于一般理念史以及哲学思想的发展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进化的经验事实，而是对这些事实作出的理论解释。毫不含糊地说，这种理论解释不是由经验证据本身决定的，而是由具有明确的形而上学性质的特定基本原则决定的。虽然进化论的这种形而上学式性质很少被承认，但却是个潜在的驱动力。从一般哲学意义上来说，进化论绝非是新兴成就。它曾被经典地表达在了亚里士多德的心理学以及他对有机生命的一般看法中。亚里士多德进化思想与近代进化思想最独特而又根本的区别在于，亚里士多德给出的是一个形式的解释，而近代思想家则试图作出一种质料的解释。〈8〉亚里士多德确信，为了理解自然的总设计，理解生命的起源，对低级形式做出的解释，必须要比照高级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他把灵魂定义为“具有生命潜力的自然机体的最初实现”，他对有机生命所做的设想和解释，是从人类生命的角度出发的。人类生命的目的论特征被投射在自然现象的整个领域上。而在近代理论里，这种顺序被颠倒过来了。亚里士多德的终极因被描述为“无知的避难所”（asylum ignorantiae）。达尔文著作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把近代思想从这个终极因的幻象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只根据质料因去理解有机自然界的结构，否则我们根本就不能理解它。但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中，质料因是“偶然”原因。亚里士多德强调，用这种偶然原因来理解生命现象是不可能的。近代理论接受了这一挑战。在历代无数次徒劳的尝试后，近代思想家认为他们已确定成功地将有机生命解释为纯属偶然的产物。发生在每种有机生命上的偶然变化，足以解释那驱使我们从原生动物中最简单生命形式到最高级、最复杂生命形式的渐进演化。虽然达尔文对自己的哲学观点通常是非常谨慎的，但我们还是可以在他那儿找到这种观点的最显著表达。他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结尾中写道：
不仅各种家养物种，即使在同一大纲中最不同的属和目，例如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和鱼类，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而且我们需承认，这些生命形式之间的千差万别，主要源于简单变异性。在这种观点下来考虑这个问题，足以使人瞠目结舌。但倘若我们这样去仔细回想一下，我们就不会那么吃惊了：自然界存在着几乎无限数量的生物，它们在几乎无限长的时间流逝过程中，往往使自己的整个组织结构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可塑性，并且在极其复杂的生活条件下，在任何方面都是有利的每个细微的结构修改都已经被保存了下来，而同时，在任何方面都是有害的每个细微的结构改变都被严格地摧毁了。长期积累的有利变异，将毫无疑问地导致结构的多样化，能巧妙地适应各种目的，并有着极佳的协调性，就像我们在周围的动植物中看到的那样。因此，我把选择说成是至高力量，无论它是被人类用于家养品种的培育上，还是被自然用于物种的繁衍生息上……若一位建筑师准备在不切割石头的情况下，建起一栋广厦，在悬崖底部的碎块中选出楔形石做其拱门，长条石为门楣，平板石当房顶；我们会赞叹他的技巧，并认为他有着至高力量。现在，碎石块虽然对建筑师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同他建起的这栋广厦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变异与有机物修改了的后代最终获得的美妙结构之间的关系。[25]
但是，另一步且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步，必须要在真正的人类学哲学能够发展之前先迈出去。进化论消除了不同有机生命形式之间的武断界限。自然界不存在分类的物种，只有一种连续无中断的生命脉。但我们能否用同样的原则看待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人类文化世界是否像有机世界一样，是由各种偶然变化构成的？——难道它不具有一种确切的、不可否认的目的论结构吗？〈9〉因此顺理成章地，一个新任务摆在了以一般进化论为出发点的哲学家面前。他们必须要证明，文化世界，即人类文明的世界，可被还原为几个一般原因。它们像适用于物理现象一样，适用于所谓的精神现象，这就是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Taine）在其《艺术哲学》及《英语文学史》中提出来的新型文化哲学。丹纳说：
这和任何地方一样，我们只有一个机械原理问题；总效果就是结果，这完全取决于形成原因的程度和方向……虽然精神科学和物理科学的标记系统是不同的，但在这两个领域中，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由力量、程度以及方向构成，我们可以说，在这两个领域中，其最终结果都是由同一种方式产生的。[26]
正是必然律这个铁圈，圈住了我们的生理生活和文化生活。人的感受、偏好、观念、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创造，都打不破这个魔圈。我们也许认为人是高级物种，他创造哲学和诗歌的原理，与春蚕吐丝或蜜蜂筑巢使用的方法，毫无二致。在其著作《现代法国的起源》的序言中，丹纳说，他会像研究“昆虫蜕变”一样，来将法国的变化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来研究。
但此处却冒出来另一个问题：我们能满足于仅以经验方法去算出我们在人类本性中发现的各种迥异驱力吗？要得出一个真正的科学洞见，这些驱力必须要加以分类并被系统化。显然它们并不属于同一级别。我们必须假设它们具有同一种明确结构，并且我们的心理学及文化理论的首个要务之一就是发现这种结构。在人类生活复杂的运行中，我们必须要发现那个调动了人类思想及意志之整套运行机制的隐秘推动力。所有这些理论的主要目标就是去证明人类本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但若我们考量这些理论旨在给出的解释，人类本性的统一性则显得极其可疑。每位哲学家都认为，他发现了人类本性的主动力和主官能，就像丹纳所说的要点（l'idée ma?tresse）。但对于这个主官能的特点，所有的解释都大相径庭且互相矛盾。每个思想家都给出了一幅自己所描绘的关于人类本性的图画。这些哲学家都是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他们会向我们展示事实，可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但是他们对这些经验证据的解释，从一开始就含有一个武断假定，并且随着理论的发展，这种武断变得越发明显并呈现出更加精细繁复的性质。尼采赞扬了权力意志，弗洛伊德强调了性本能，而马克思则推崇经济本能。每种理论都成了普罗克拉斯蒂（Procustes）的铁床，根据这张床的尺寸来对经验事实进行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解释，以便符合预设的模式。〈10〉
归因于这个发展，我们近代的人论失去了其思想中心。我们得到的是思想无序主义状态。即使是在历代，有关人论的观点及理论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但至少那时还有一个总方向，有一个一切百家争鸣都会赖以为依据的参考坐标。形而上学、神学、数学以及生物学，都相继在人论这个任务上承担了思想导航的功能，并规定了研究线路。当这样一个能引导各方努力的中心力量不复存在时，人论这个问题的真正危机就显现出来了。尽管这个问题的至关重要性依然存在于知识与探究领域的各个不同分科中，但人们可以诉诸的公认权威却已经**然无存。神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民族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各抒己见，纷纷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要整合统一所有学科的主张和观点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专门领域之内也不存在被普遍接受的科学原则。个人因素大行其道，著书立说者的个人禀性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七情六欲人皆有之（Trahit sua quemque voluptas），每个书写者似乎最终都受其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和评价所驱使。
毫无疑问，理念上的这种对立主义不仅是个严峻的理论问题，而且对我们的伦理及文化生活的全部内容来说，也是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在当下哲学思想中，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是首先意识到并指出了这一危险的人之一。舍勒说道：
在人类知识的其他任何时期，人对其自身的认识都不曾像当今时代那样变得越发困难。我们有科学人类学、哲学人类学以及神学人类学，但它们对彼此一无所知。因此，我们不再拥有一个清晰一致的有关人的理念。从事人类研究的专门科学种类越来越多，非但没有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反而把这个概念搞成了一团乱麻。[27]
这就是近现代哲学的奇怪现状。和从前相比，我们在有关人类本性的知识来源方面所处的位置更有利，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所积累的资料已然汗牛充栋，且还在继续增加。我们用来观察和实验的技术工具日新月异，我们的分析也变得更尖锐更有洞察力。然而，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一种掌握和组织这份资源的方法。与我们自己现在所持有的丰富资源相比，过去的材料可能看起来很贫乏。但我们资源上的富足，不一定就是思想上的富足。除非我们成功找到阿里阿德涅之线〈11〉来引导我们走出这座迷宫，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洞察人类文化的一般特征，我们就会迷失于这些在概念上似乎缺乏一致性的、海量碎片式的资料中。
〈1〉在后文中，我将不再对人类哲学的历史发展做出概述。我会仅挑出几个典型阶段，以便阐明总的思想脉络。关于人的哲学的历史仍然亟待研究。形而上学史、自然哲学史、伦理与科学思想史都已经得到了详实的研究，可在人类哲学史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上个世纪就越来越清晰地被人们意识到了。威廉·狄尔泰（William Dilthey）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无论狄尔泰的著作多么丰富且具有启发性，却仍然还不够完整。狄尔泰的学生贝恩哈特·格勒图森（Bernhard Groethuysen）对人类哲学的一般发展做出了精彩的描述，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描述还没涉及我们近代时期这一最后最关键的一步，就停下了。
〈2〉Demon最早在希腊宗教里，指的是万物都具有的神性“genius”，就像守护神，与生俱来，人死即灭。后来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将基督教里的“soul”和“genius”画等号，它具有理性力量，而且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具备的，但他否认人能够正确使用自己的理性，认为如果没有神的引导，人只听从自己的守护神的声音，那这个守护神就成了人内心的恶魔。——译者注
〈3〉原文为Ο κóσμsο áλλοiωσs ? βιοs υπóλμψσιs，第4卷，第3段。在我所参考的所有英译本中，在我看来，“affirmation”（观心证道）或“judgement”（判断）这两个词比“opinion”（看法）一词更贴切地表达了马可·奥勒留的思想。Opinion （即柏拉图的δóζα）有着变化和不确定的成分，而马可·奥勒留并没有这个意思。至于与úπóμψιs同义的词有μρíυιs、μρíμα和 δι?μριοιs，可参见第3卷，第2段；第6卷，第52段；第8卷，第28、47段。
〈4〉根据帕氏的观点，几何学精神是指以几何学为代表的逻辑推论方式，而与之相对的敏感或微妙性精神，则是指心灵的直觉或敏感。简而言之即理性逻辑和心灵逻辑，前者适用于科学，而后者适用于信仰。理性自有其局限性，因为它的推理证明不了超出理性范围的事。在认识神的过程中，逻辑推理是没有用处的，人需要的是一种“极其细致又十分明晰的感觉”，它在一瞬间突然感悟到了“整个的事物”。引自吴廷玉：《大学生人文修养》。——译者注
〈5〉认识你自己：相传是刻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传统上对这句话的阐释是劝人要有自知，明白人只是人，并非神。作为终极的道德和宗教法则，认识自己则意味着人要知晓自己和神的关系以及自身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而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就在于实现最高的善。——译者注
〈6〉“实在”是一个哲学概念，广义的“实在”指实际存在与可能存在的东西。但不同的哲学家对实在以及如何认识到实在却有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解释。比如柏拉图就认为，理念世界是真实实在的，不仅具有普遍性而且还是我们的有限感官经验认识不到的；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我们常识意义上的世界就是实在的，并且可被人的理性认识到。在本书中，卡西尔采用的是康德的实在观，即世界本质上是我们通过自己的概念构建的，无论是自然和知识的世界，还是行动、道德和信念的世界，这两个世界都是同等“真实”实在和理性的。——译者注
〈7〉古希腊神话中大力神赫拉克勒斯（Hercules）出行的最西点，寓意为已知世界的尽头。自此之外，再无一物。——译者注
〈8〉质料（matter）与形式（form）是亚里士多德用以说明事物构成和变化的两个哲学范畴。亚里士多德在其质料形式说中提出，一切事物都由质料和形式构成，质料是事物生成变化的基质，是仅仅具有可能性或潜在性的原料，而形式构成事物的本质。质料必须要获得一定的形式，其可能性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形式既是质料追求的目的也是使质料变化的动力，它决定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最终实现的感性外观和样貌，而事物就是形式与质料的统一。在其《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生物的形式，是生命的活力和本质，而有机体是质料。植物只有司营养和繁殖的灵魂，动物另有司感觉的灵魂，而人类除了这两种灵魂外，还有一种理性的灵魂。灵魂的性质决定了有机体的结构和机能，并赋予有机体行为完善性和合目的性，因此对于古代生物学家亚里士多德来说，生命现象就是灵魂与有机体的统一，亦即形式与质料的统一。而在人类生命的进化过程中，灵魂（形式）起着决定性作用。——译者注
〈9〉目的论（Teleology）致力于探讨事物产生的目的、本源和其归宿，认为自然界本身就具有目的性。哲学自然论者认为人有眼睛所以有视力，因此形式决定功能，而某东西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自然而然地实现并完善自己这个目的。但目的论者认为人有眼睛是因为人需要视觉，因此是功能决定形式。就人类文化现象而言，它的存在也一定具有目的论的结构。——译者注
〈10〉普罗克拉斯蒂，希腊文“拉长者”。希腊神话中一强盗，开黑店，内设铁床。旅客投宿时，根据床的尺寸，将身高者截短，身矮者则强行拉长，使与床的长短相等。而由于他秘密设置两张长度不同的床，所以没人能因身高恰好与床相等而幸免。他的床就被引申为“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的说辞。——译者注
〈11〉希腊神话中英雄忒修斯在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的帮助下，用她的线团破解了无人能走出的迷宫，杀死了怪物弥诺陶洛斯。阿里阿德涅之线（a clue of Ariadne）后来被比喻为走出迷宫的方法和途径，解决复杂问题的线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