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对“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所给出的这第一个答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总是个经典答案。苏格拉底的问题和苏格拉底的方法永不会被遗忘或消失。通过柏拉图思想的媒介，它在人类文明的全部未来发展中留下了其烙印。〈1〉要使我们确信古代哲学的深刻统一性和完整连贯性，也许最可靠最简便的方式，就是将古希腊哲学的初级阶段和希腊-罗马文化晚期最崇高的作品之一相比较。这部作品就是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所写的《沉思录》。乍看起来这样的比较也许显得武断，因为奥勒留不是一位原创思想家，也没有遵循严格的逻辑方法。他自己还感谢诸神，在他投身于哲学时没有成为哲学的著述者或三段论问题的解决者。[5]但苏格拉底和奥勒留都坚信，为了发现人的真正本性或本质，我们首先必须要除去人的一切外在附属特征。
凡不能使人成为人的，都不能称为人应有的。它们不能被声称是作为人应该有的；人的本性并不承诺拥有它们；它们不是那种本性的圆满完善。因此那些东西既不是人为之活着的目标，也不会有助人实现人应该追求的完美，即善。而且，如果任何这些东西降落到了人身上，那么人也无需蔑视或反对它们，……但确实，一个人越能让自己了无牵挂，……以平常心去舍掉这些及其他这样的身外之物，那他就越善。[6]
凡是人自外部世界获得的都是虚的和空的。人的本质不取决于外部环境，而只取决于他赋予自己的价值。财富、地位、社会名望，甚至健康或才华——这一切都变得没有高低贵贱之别（adiaphoron）。唯一重要的是灵魂的倾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而且这个内在本原不可能被扰乱。“那不会使一个人自身变得更糟糕的东西，既无法使他的生活变得更糟糕，同时也无法从外部或内部伤害到它。”[7]
因此在斯多葛主义那里，自审的要求就和在苏格拉底的构想中一样，是人的特权和基本职责。[8]但这个职责现在是从一个更宽泛意义上被理解的；它不但具有道德背景还具有普世的形而上学背景。“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并且这样反复审问自己：我和我身上那被称为主宰一切的理性部分是什么关系？”[9]与自我、与自己的守护神（Demon）〈2〉和谐相处的人，也会与宇宙和谐相处；因为天道和人道不是别的，就是一种共同本原的不同表达和表现而已。人，通过确信，在宇宙和自我的这种和谐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自我，而不是宇宙这个外部世界，就证明了其内在固有的批判能力，即评判和辨识的能力。一旦这个自我具备了其内在形式，这个形式就是不可改变且不会被扰乱的。“球体一旦形成，就永远是圆而真实的。”[10]这可谓是古希腊哲学的最终定论——这个定论再次包含并说明了其最初被构想时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判断精神，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间、真实和幻象之间、善和恶之间所做出的批判性辨识精神。人生本身富于变化且跌宕无常，但生命的真正价值应当从一个不会变动的永恒秩序中去寻找。这种秩序不在我们的感官世界里，只有借助我们的判断力，我们才能领悟这种秩序。判断力是人的核心力量，是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因为判断是唯一一件人完全依靠自身的事，它是自由、自主、自足的。[11]马可·奥勒留说：
莫分心，莫渴求，做自己的主人，像个人、有人性的人，像个公民、凡人那样看待生活。……拂乱灵魂的不是事物本身，因为它们是外在的、无动于衷的，而困扰我们的皆来自我们自身的判断。我们看见的万事万物瞬息万变，皆如昙花一现；莫忘过眼云烟有几多。宇宙：流动不居；人生：观心证道。〈3〉
斯多葛派这个关于人的概念最宝贵之处在于，它令人深深地感到，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以及人在道德上是独立于自然的。在斯多葛派哲学家的思想里，这两个信念互不冲突，它们相互关联。人认识到自己与宇宙的和谐平衡，并且他知道这种平衡一定不会被任何外力扰乱——这就是斯多葛派“心神泰然”（ataraxia）的双重特色。斯多葛派这一理论被证明是古代文化最强大的形成力量之一，但它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崭新且全然未知的力量，与这个新力量的冲突撼动了人类古典理想的根基。但是，斯多葛派人论和基督教人论并无对彼此虎视眈眈的必要。在理念史里它们的作用并行不悖，并且我们常发现它们和同一位思想家息息相关。尽管如此，在某一点上，基督教观点和斯多葛派观点之间被证明是不可调和的。被坚定维护的人之绝对独立性，在斯多葛派理论中被视为人的根本美德，但在基督教理论中则被视为人的原恶和原罪。只要人在这个原罪上执迷不悟，则永无救赎之道。这两种互相冲突的观念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在近代开端之际，即文艺复兴时代以及十七世纪中期，我们依然还能感觉到这个斗争的激烈程度。[12]
在这里我们可洞察到人类学哲学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像其他哲学探究分支一样，这种哲学不是关于一般理念的缓慢而持续的发展。甚至在逻辑哲学、形而上学及自然哲学的历史中，我们也会发现最尖锐的对立。用黑格尔术语来说，这个历史也许可被描述为一个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种命题之后都紧跟着它的反命题。尽管如此，也总有一种内在连贯性、一种清晰的逻辑规律，贯穿联结着这个辩论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但在另一方面，人类学哲学展现出一个非常不同的特征。若我们希望领会这个特征的真正意义和影响，就不能选择宏大的叙事方式而要选择戏剧性的描述方式。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概念或理论的和平发展，而是互相冲突的精神力量之间的碰撞。人类学哲学的历史充满着人类最深沉的**和情感。然而不论它涉及的范畴多么普遍，它所关心的也不是单个的理论问题；在它这儿彰显出的问题是：人的整个命运濒于险境并亟待一个终极决策。
此问题的这一特征在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的著作中被表达得尤为突出。奥古斯丁身处两个时代的前沿。一方面，生活在四世纪基督教时代的奥古斯丁，在古希腊哲学传统的熏陶中长大，尤其是新柏拉图主义在他整个哲学思想上留下了烙印；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中世纪思想的先驱，是中世纪哲学和基督教理论的奠基人。在他的《忏悔录》中，我们可一步步追寻到他是如何从古希腊哲学走向基督教启示的。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基督诞生之前的所有哲学都犯了一个根本错误，且受同一种异端邪说的影响：理性的力量被称颂为人的最高力量。但直到人受到一种特殊的神圣启示的启迪，他才知道，理性本身是世上最有问题也最具歧义的事情之一。理性并不能向我们展示通往明晰、真理和智慧的道路。因为理性本身的含义就含混不清，而且连它的起源也裹着一个谜—— 一个只能用基督教启示解决的谜。对奥古斯丁来说，理性的本质不是单纯的一元性而是双重性分裂的。人是依照神的形象而造；在人的原始状态，他出自神之手时的状态，可以和他的原型相媲美。但这所有的一切都因亚当的堕落而丧失了，自那时起理性所有的本真力量都已被蒙蔽。单凭理性自身，如果任其自流并仅凭其一己之力，它永远找不到回去的路。它无法重建自己，无法仅靠自己的努力回归到其原先的纯粹本质。若这种回归真的可能，也只有在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下，在神圣恩典之力的帮助下才能实现。这就是奥古斯丁所理解的新人类学，它贯穿在所有伟大的中世纪思想体系中，甚至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都不会试图去背离这个根本信条——虽然他是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并且以古希腊哲学为思想源泉。和奥古斯丁相比，阿奎那承认人的理性是种更高的力量，但他深信只有在神圣恩典的指引和启发之下，理性才能正确使用其力量。在这里，古希腊哲学所坚持的一切价值观都被彻底颠覆。那曾经似乎是人的最高特权的，原来竟然是他的祸害与**；那曾经是让人引以为傲的，却成了他最深的耻辱。斯多葛派的戒律曾要求，人必须要服从并尊重其内在本原，他内心的“守护神”，而这现在却被视为危险的盲目崇拜。
在此，试图对新人类学的这个特征进行更进一步的描述，对其基本动机进行分析，是不现实的。但为了理解它的要旨，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不同的捷径。近代开端之际出现了一位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就赋予了这种人类学新鲜的活力和光芒。在帕斯卡的著作里，这种新人类学获得了其最终或许也是最精彩的表达。帕斯卡打算承担这项其他作者未曾尝试过的任务——阐明最晦涩的问题并对复杂散乱的思想体系进行精简集约的整理。在这方面，帕斯卡拥有过人的天赋。其思想之敏锐，文思风格之清晰，似乎没有什么是他不可参透的。他学识渊博，兼收并蓄近代文学和哲学的众家之长。但他以这些思想精华为武器，反而将矛头对准了近代精神，即笛卡尔精神和他的哲学。一眼看去，帕斯卡似乎接受笛卡尔哲学和近代科学的一切前提：自然之中，没有什么能抵挡科学理性的力量，因为没什么能抵挡几何学。但一个在整个思想史上都令人称奇的现象，就是一位影响最深远的大几何学家，居然成了中世纪哲学人类学的后起之秀。帕斯卡十六岁时写的一篇“圆锥曲线专论”开拓了几何学思想的一个崭新且丰富多彩的领域。但他不仅是位几何学家也是位哲学家；作为哲学家，他不只是沉浸在几何学问题中，还希望弄清几何学的真正用途、范围以及极限，这驱使他指出了“几何学精神”和“微妙性精神”之间的根本区别。在所有这些能进行完整分析、可分解出它们基础原理的学科中，几何学是最为出类拔萃的。[13]它从某些公理开始，然后从中得出推论，这些推论的真理可被普遍的逻辑法则证实。这种精神的长处在于其原理的明晰性以及其推理的必然性。但不是所有的对象都能被这样分析处理，有些对象因其微妙性与无限多样性，使任何逻辑分析尝试都绝无成功的可能。〈4〉若天下有任何我们不得不用这第二种方法来处理的事物，那就是人的心灵。人的独特性就在于其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以及多面性，因此数学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关于人的学说、一个哲学人类学的工具。谈及人时，仿佛他是个通过论辩阐述就可获得清楚答案的几何学命题，则是很可笑的。在帕斯卡看来，一种从几何学体系角度出发的道德哲学无疑是一种谬论、一个哲学臆想。传统逻辑与形而上学本身也不具备更好的资格可去理解并解答人之奥秘。因为人之奥秘的首要法则是矛盾法则，而理性思想、逻辑思想和形而上学思想所能理解的仅是那些没有矛盾的事物，以及那些具有一个始终如一的本性和真理性的事物。然而这种同质性，恰恰是我们在人身上找不到的。哲学家是不允许虚构出一个人的；他必须要描述一个实在的人。一切所谓关于人的定义，若非基于人类经验且未被人类经验证实，都不过是空洞的思辨。认识人的唯一方法莫过于通过理解其生活和行为。但我们在这里所发现的是无法用一个单一且简单的方程式来涵盖每种尝试的。人类存在的基本要素就是矛盾性。人没有“本性”——没有一元性或同质的存在。人是存在和非存在的奇特混合物，他的位置处于这对立的两极之间。
因此，揭示人类本性之奥秘的唯一途径，就是宗教。宗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双重性的人——堕落前和堕落后的人。人本来注定会实现与神一样的完美与永生这一最高目标，但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堕落，人失去了他的能力，并且理性和意志也都沦丧了。因此那个古典箴言“认识你自己”〈5〉，若从哲学意义，从苏格拉底、爱比克泰德或马可·奥勒留的意义来理解，不但枉然，也是误导人的、错误的。人不能信自己的、听自己的，而是必须安静下来以便听见一个更高更真的声音：“人啊，你会落个什么下场！你在用你天生的理性寻找你的真正状态？……自大的人啊，那就知道你是个多么自相矛盾的人。你谦卑些吧，无能的理性；安静，愚蠢的本性；要知道人无限地超越了人，从你的主那儿听见你的真正状态吧，你对此是无知的。听从神吧！”[14]
这里给出的不是何谓人这一问题的理论解答，宗教是无法提供这样一个解答的。也因此宗教一直受到其反对者指责，被视为是蒙昧的且具有不可知性。可一旦我们考虑到宗教的真正目的，这样的指责就成了高度赞美。宗教不可能是清楚且理性的，它讲述的是个隐晦而又惆怅的故事：关于人的原罪与堕落的故事。它揭示了一个无法作出理性解释的事实。我们无法解释人的原罪，因为它不是由任何自然原因造成或导致的不可抗拒的必然结果；我们也无法解释人的救赎，因为这种救赎依赖的是神圣恩典的神秘作用力。神圣恩典的赠予和拒绝都是无条件的，绝不是人类行为或人类功德所能挣来的应得报偿。因此宗教从来不自诩能阐明人的奥秘，反而证实并加深了这个奥秘。宗教所宣称的神，是隐秘的神（Deus absconditus）。因此即使是它的形象——人——也只能是个奥秘。这即是说，人也是隐秘的人（Homo absconditus）。宗教绝不是关于神与人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我们自宗教那儿获得的唯一答案就是：神的意志在于隐藏其身。“于是神隐藏起来了，若哪个宗教不说神隐藏起来了，它就不是真正的宗教；若哪个宗教不解释神隐藏起来的原因，它就没有启发性。我们的宗教总是这样说：你实际上是隐藏的神。[15]……因为大自然就是这样的，它处处表明无论人里人外，神不复存在。”[16]因此，宗教可谓是个荒谬的逻辑；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领悟这荒谬，领悟人的内在矛盾、人的荒诞不经的状态。“当然，没有什么比这种学说更打击我们的了；然而若没有这个奥秘——所有奥秘中这个最不可知的奥秘，我们就不能理解我们自己。关于我们的状态这一问题在这个矛盾深渊中化为一个难解之结；若没有这个奥秘，人对自身所感到的不可知性，更胜于这个奥秘对人来说的不可知性。”[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