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燕国古城，清朝故都。
20世纪90年代，早春三月，杏花初放，桃花带血，我们走进大东区窄窄街巷，来到一座普普通通的旧楼前，轻轻叩响一扇静谧之门，迎接我们的是一位面容清癯、神态沉稳的老人。老人像一部书，70年的记忆里，深藏着一个革命家庭的百年磨难，和在这坎坷路程中那满门忠烈的奋斗史。
老人叫任为，曾是一名解放军老战士，20世纪50年代在沈阳帆布篷厂当技术工人，1958年被打成“右派”。20世纪80年代平反后，年已花甲的他仍以一腔赤诚和执着，向党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矢志于斯，老而弥坚。任为说：“我父亲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他是北京大学高才生，是鲁迅先生的学生。父亲少年即怀报国大志，青年饱藏才思学识，以他这样一个有头脑、有追求的人，能一生追随共产党，献身民族解放，那这个党就一定是为老百姓谋福祉的党，就一定是个好党！”
任为的父亲是任国桢。在任为的记忆中，父亲永远是一副书生模样，是永远的33岁。
窃他人火煮自己的肉
那一年，为寻访父亲的足迹，任为由沈阳，而太原，而北京。在人声阒寂、树影扶疏的老虎尾巴胡同鲁迅纪念馆里，他一个展柜一个展柜地寻看着。蓦地，一本道林纸素面、木刻般粗字书名的书籍撞入了他的眼帘：《苏俄的文艺论战》。这是父亲做学生时的译作，是他遍访不得从未一见的宝贵史料！他激动极了，急切地找到了纪念馆的管理人员，几乎是语不择词地诉说着原委。当纪念馆负责人得知他是该书作者的长子时，破例为他开启玻璃柜门，取出了这部珍贵的藏品。任为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那斑驳的书面，仿佛触到了父亲的体温，感到了父亲的呼吸。他小心翼翼地翻开那发黄发脆的书页，恍然若梦般走进了一段久远的历史。这本作为“未名丛刊”之一的俄文译著，最前面印着鲁迅先生1925年4月12日夜写的《前记》：“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译文编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
有生命的文字能在一瞬间将历史和现实接通，任为百感交集、热泪盈盈，仿佛看到在那新旧交织、思潮激**的年代，父亲那矫健蓬勃的身影。
任国桢少小入私塾读书。穷神庙私塾馆那位王先生是清末秀才，博古达今，思想开明，特别喜欢新思想新文化。他慷慨激昂的宣讲，潜移默化的熏陶，在任国桢心中最早播下了忧国忧民的种子。这个天性聪敏， 读而好思，文笔畅达，字迹秀美的少年曾在作文中这样写道：“少年不知有为，而老始悔悟，又何异枯木无枝而欲望发荣兹也……愤发而有为正在英年雄壮之日也。”王先生阅后大喜，逢人便说这孩子少年有志，将来必是栋梁之材。
辛亥革命爆发，身处偏远的任国桢和大哥任国栋，在王先生鼓励下，率先剪了脑后的辫子。这消息立刻在四乡传为新闻，气得父亲任殿芳大声叱骂。国桢和哥哥用国势时理侃侃而谈，使盛怒的父亲无言以对。
1918年，任国桢考入北京大学，来到了心仪已久的新文化圣地。在北大，他如饥似渴地聆听新思想启蒙者陈独秀、李大钊，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以及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梁启超的讲座，贪婪地吸吮着新思想新文化的乳汁。他读《新青年》杂志，写新诗，用俄文给《真理报》和彼得格勒通讯任国桢读高中时的照片社投稿，以一个爱国青年的满腔热情参与着社会的变革。
任国桢读大学二年级时，抗议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利益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任国桢的热血也沸腾了。他和3000多名大学生走上街头，一路游行、演讲，高呼“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立时，整个北京为之震动，各界民众纷纷响应。群情激愤的学生包围了北洋军阀政府亲日派官僚曹汝霖住宅，愤怒的任国桢和同学们翻进墙去，痛打卖国分子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胡同曹宅，演出了中国近代史上雄壮亮丽的一幕。熊熊燃烧的爱国火焰，使任国桢第一次看到了中国民众的力量和中华民族的希望。6月3日，任国桢和罢课的同学们又到天安门前演讲，讲者“垂泪而道”，听者“掩面而泣”，而反动政府却如临大敌，出动军警将任国桢等200余名学生逮捕。
翌日，又逮捕学生700 多人。直至6 月10 日，慑于全国二十个省、百多个城市罢工罢课罢市的汹涌怒潮，北洋军阀才不得不释任国桢在北大读书时和同学与俄文老师夫人合影放全部被捕学生，最终未敢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
参加五四运动，任国桢亲身体验到了改造中国的迫切和艰难，也更加自觉地把个人前途命运和国家前途命运联系在了一起。痛感于封建传统的黑暗腐朽，渴望新潮流的冲击涤**，在书信往还中，他和鲁迅先生心心相通，结下了深厚情谊。他崇敬这位思想先行者，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的良心。他学着先生的样子并在先生的热情帮助下，“窃他人火煮自己的肉”，翻译出版了《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希图中国文化能循着革命道路“推倒旧的传统”，“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鲁迅）。
敲醒寒夜里的沉钟
在任为业已远逝的童年记忆里，有一件事他记得特别清楚。
有一天，任国桢家门前来了一个讨饭的，蓬头垢面，伸着脏兮兮的手向任为讨吃的。不谙世事的小任为见他衣衫褴褛，浑身有味，便大声撵他：“走开，走开！你太埋汰了！我们家没吃的给你。快走，快走！”一边说一边用手推赶。这时，在家养病的任国桢闻声而出，见状大声怒喝：“任为！”任为回头一看，父亲怒目圆睁、脸色煞白地站在那里，立时怔住了。父亲向来温文尔雅，从来没见过他这等严厉。“站好！”愤怒的任国桢用手一指小任为。任为乖乖地立正站在那里。只见任国桢抢上前来，扶住那个乞丐，和颜悦色地打听家是哪里的，因为什么出来讨饭。随即，把那乞丐让到院里，给他打水洗脸，端出热腾腾的饭菜给他吃。临走时又给他拿了几斤粮食和十几元钱，感动得那个乞丐捧着钱和粮食泪汪汪地叨咕：“好人哪！好人哪！”那一刻，任为分明看见了父亲眼中也有些湿润。事后，任国桢把儿子叫到跟前，严肃地对他说：“穷人是天下最苦的人，最可怜的人。孩子你千万记住，不能欺负他们！欺负穷人的就不是好人！”从此，任为真的记住了：只有坏蛋才欺负穷人，好人是不欺负穷人的，而且要善待他们，帮助他们。
要帮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摆脱贫穷落后和被压榨被欺侮的苦难处境，就必须启蒙他们，唤醒他们，让他们从几千年的皇权至上、自我卑微和奴性氛围的愚昧状态中彻底走出来，造就一个个有独立人格、有健全精神、有坚强力量的社会新人，如此，才能有一个新国家、新生活。任国桢深深知道：愚昧比贫穷更可怕、更难改造，它需要先进思想的艰苦启蒙和社会动员者的旷日持久之功。
1925年春，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任国桢来到时称奉天的沈阳，进行党的创建工作，借住在大南门里文华阁纸庄。
那时的奉天城，既有军阀统治下达官贵人的高宅大院，又有日本殖民者的洋楼汽车，更有畸形繁华的商号、钱庄、戏楼、妓院，甚至还有大烟馆。然而，坑坑洼洼的街路边，破破烂烂的街巷里，更多的是又低又暗、四面透风的“劳工房”“下窖房”，住着做苦力的、拉洋车的、捡破烂的穷苦百姓。街面上，到处可见破衣烂衫的农民进城找工做，满手满脸污黑的穷孩子四处流浪，穷困潦倒、衣食无着的老少乞丐成群结队举着破碗乞讨……国家这样破败，人民这样贫困，任国桢目睹耳闻，心头像坠了铅块一样沉重。社会必须变革，不变革就没有出路，唤醒社会底层的民众是当务之急。他立即着手，深入青年进步团体“白杨社”“春潮社”“木铎社”和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联络了阎宝航、郭纲、高子升、吴竹村、苏子元等一批进步青年，依托“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大力传播马列主义并介绍新思想、新文化。
斯时，中国南方正进入第一次大革命的转折点，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国共两党首次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南方各省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帝国主义殖民者和北洋军阀政权草木皆兵，万分恐慌。5月30日，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工人、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任国桢闻讯义愤填膺。凶恶的帝国主义者竟敢如此欺负中国民众，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每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都不能容忍！他立刻找到从上海来东北的中共党员韩乐然，并和吴晓天、苏子元等一起紧急商量发起声援运动。在经过周密部署后，奉天爆发了前所未有、影响广泛的“六·十”爱国运动。在任国桢等人的精心组织下，6月10日清晨，南满医大、南满中学堂、一师等学校2000多名学生冲破校方和警察的重重阻拦，打着旗帜标语，高呼口号，向省公署进发。奉天市民很少见到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万人空巷，争相在道路两边围观，他们兴奋地向学生们拍手叫好。受到市民支持的学生们倍加振奋，裹着看热闹的人流浩浩****汇集到省公署进行请愿。他们向奉天当局提出“通电声援、募捐救济、对英日经济绝交、全民游行示威”等五项条件。省长王永江避而不见，警察当局以“煽动闹事”“破坏治安”罪名扣留请愿代表，韩乐然、任国桢指挥学生们连续8小时与荷枪实弹的军警对峙，进行说理斗争。在奉天各界市民支持下，当局只好答应学生们的有关条件。斗争获得胜利，整个奉天为之震动。
这个在奉天历史上第一次由共产党员领导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扩大至大连、铁岭、抚顺各地，学生请愿游行，工人罢工示威，各界募捐声援，风起云涌，声势浩大，充分展示了广大民众被唤醒后的巨大力量，也使任国桢深受鼓舞。
“六·十”运动后，由于当局下令提前放暑假，赶学生回家，任国桢和吴晓天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开办暑期学校，进行马列主义宣传。任国桢亲自讲授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实例介绍社会发展史和共产主义理论。在暑期学校中，任国桢先后吸收了一批优秀青年入党入团。1925年8月，中共奉天特别支部成立，任国桢任支部书记。
1927年6月，在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大肆清党的血雨腥风中，中共奉天特别支部改为中共奉天市委，任国桢担任第一任市委书记。
直面世界虽九死而不悔
秋去春来、花落花开的几十年之后，当任为徜徉于繁华的沈阳市太原街时，已无法找到当年叫春日町的市面上那个“老菁华”眼镜店旧址了。当年的“满铁”附属地，现在已成了白天人头攒动，夜晚灯火辉煌的现代商业大街。星移斗转，物是人非，革命者任国桢的儿子任为不无感慨：“当年太原街12号老菁华眼镜店是中共奉天市委所在地。在这个秘密机关里，父亲可以说宵衣旰食，日夜辛劳啊！市委书记，搁现在，已是个‘大官’了。
但那时候的书记，别说没工资、没轿车、没办公大楼、没前呼后拥，甚至随时都有被抓捕、被关押、被迫害，甚至掉脑袋的危险呢！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不是为了自己‘当官’才干革命的，他们宁可流血牺牲也认准这条道路，矢志不渝。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救国救民，才能为中国创造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美好社会。”
在老菁华眼镜店的日子里，任国桢常以小商贩的身份为掩护，背着毛巾、香皂、牙粉等日用货物，深入工厂、学校，传播党的主张，建立党组织。奉天是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工业发达，产业工人集中，仅当时的奉天兵工厂就有工人2万余人。但这些工人都处于日本殖民者和封建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之下。1927年初夏，日资企业奉天制麻株式会社600多名工人在厂方长期强迫加班，借故减发工资，受伤即予解雇的无理压榨下，自发举行大罢工。与工友们有紧密联系的任国桢立即派人帮助工人制订斗争的方法和策略，领导他们推选代表，组织纠察队，拟定“工资以现洋兑现”“不准随便打骂工人”“禁止随便开除工人”等复工条件。经过27天的坚持，日本资本家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这次罢工，为东北工人斗争史上所罕见，被称为“东北三大工人运动”之一。
罢工胜利后，日本警方觉察到这次罢工“其背后是有个强有力的思想团体支持者”。于是，其特务机关加紧活动，派两名特务扮成工人，进行侦察、跟踪，当年6月29日，在老菁华眼镜店将任国桢、杨志云逮捕。在奉天附属地日本警察署，任国桢被严刑拷打，但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日本人得不到确凿证据，只好把任国桢和杨志云转送奉天督军公署军法处。在收到日本总领馆两封要求严惩“罢工煽动者”任国桢、杨志云的电报后，时在北京的张作霖复电军法处，“任国桢、杨志云二人如果查有实据，处以死刑可也”。任国桢、杨志云的性命危在旦夕。
在军法处会审时，任国桢、杨志云二人镇定自若，异口同声指责日本人歪曲事实，刑讯逼供，吁请中国政府伸张正义，勿冤好人。
党组织也通过东北著名爱国人士傅立鱼先生，呼吁奉天官绅各界主持公道，营救任、杨二位爱国青年。迫于社会舆论，奉天公署以找不到证据为由没有杀害任国桢、杨志云，但又因怕得罪日本人而不敢轻易释放，就这样拖来拖去，将二人关押了一年多。
一年后，要处任国桢死刑的张作霖，在回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车殒命。张作霖之子张学良为父治丧，特赦政治犯，任国桢、杨志云这才得以生还，走出黑暗牢门。
任国桢被释放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无奈之中，他只好拖着羸弱的身子辗转火车、客轮，回到了他的故乡——现在的丹东市同兴镇任家堡子村。然而，当他在安东码头下船走进自家大院时，得到的并不全是理解、安慰和温暖。
一见到多年没有音讯的儿子，他年迈的母亲刘氏悲喜交加，老泪横流。这位心地善良、温顺淳朴的农家妇女由于想儿子、盼儿子已是灰发满头，体衰多病。她拉着任国桢的手，抚摸着他的脸，仿佛是在梦中，一遍遍地说：“孩子，你真的回来了？你还活着啊？……你还走不走啊？……”
而任国桢的妻子，跟前站着两个孩子，小小的任为那一年只有5岁。妻子泣不成声，边抽噎边哭诉：“自从你去闹革命，家里人就日夜提心吊胆。一会儿说你被抓起来了，被关起来了；一会儿又说你被日本人割了耳朵了，剜了眼睛啦……大家伙儿都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因任国桢参加共产党，父亲任殿芳这个老实厚道的农民整天担惊受怕，一夕数惊，生怕祸从天降累及全家。看到任国桢瘦得皮包骨头，一身落魄回到家中，怨恨之意更加浓重，说出话来冷言冷语，甚至不愿正眼瞧一下这个满身叛逆的儿子。任家家道殷实，任殿芳原指望读了大学的任国桢能够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但万没想到儿子竟参加革命党，让人抓去下大狱。
任国桢随即知道：家里怕受他的牵连，已在前年就把他的户口注销了……
苦夏时节，暑溽蒸腾，任国桢拖着心力交瘁的身子躲在小河边，青纱帐里，满野的蝈蝈叫得他心乱如麻。父亲、母亲、妻子都是本分厚道的农民，他不能怪他们，而且无论是作为儿子，还是作为丈夫，他都欠他们很多很多。是的，自己要是不参加共产党，凭着北大高才生这块牌子，肯定能混个不错的职业。就是回乡务农，父母勤俭置下的12间房子、40亩稻田和蚕场，也足以使他衣食无忧，养家育儿。然而，他毕竟跟了共产党，抱定了这个主义能救国救民，怎么能前顾后盼，当逃兵呢？贾谊说“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古人尚且如此忠于自己的理想追求，何况一个已经在生死里滚过了几个来回的共产党人呢？
我要去找党！任国桢下了决心。他在大哥任国栋帮助下，说服了父亲、弟弟和妻子，怕老人伤心，一直瞒着老母亲。望着意志坚决，死不回头的儿子，父亲任殿芳长叹一声，含着泪水把回家仅三个月的任国桢送出了星暗露湿的村头。
风雨不灭的薪火相传
山西省太原市小东门，踏着父亲足迹而来的任为，在高天流云下肃立，一声轻唤，珠泪滚滚。泪是酒，心是香，这位年届古稀的老人祭奠着自己永远33岁的父亲。
任国桢离开家乡，在奉天四处奔走，终于与中共满洲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先后派他担任中共哈尔滨县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省委临时常委，在艰苦的环境中做着艰苦卓绝的工作。
1929年之后，他又先后到中央干部训练班学习，到山东恢复党组织、任省委书记，并和陈少敏结为革命伴侣。
1931年任国桢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期间，王明“左”倾路线给党在北平的工作造成一片混乱，宗派斗争激烈，矛盾争吵不断。由于反对宗派行为，在新市委选举中，任国桢落选了。那一段时间里，他因无工作，经济断绝，和爱人陈少敏带着初生的小女儿借住别人家中，每天稀饭充饥，常常靠典当衣服度日……但他坦**磊落，虽对党内混乱痛心疾首，但对自己的境遇毫无怨言，他说：“只要党内团结，革命成功，我虽然受到冤枉打击，也绝不会抱怨党……”
1931 年10 月初，中共河北省委任命任国桢为驻山西特派员。他告别陈少敏，只身前往太原，很快与山西特委取得联系，开展工作。任国桢到达太原十几天后，被阎锡山的特务组织发现。10月21日晚，他正在太原典膳所8号和特委秘书处的同志开会，突然一群警察、特务闯进来，逮捕了他们。由于叛徒出卖，敌人很快得知了任国桢的身份。国民党清共人员欣喜若狂，立即将任国桢转押到山西临时军法会审处，企图从任国桢口中取得我党重要组织机密。为了达到目的，军法会审判长、素有“大刽子手”之称的韩甲山亲自主审，先是诱以官爵、金钱，任国桢嗤之以鼻；继而严刑逼供，施以各种酷刑，折磨得任国桢一次次昏死过去，但任国桢始终不吐露与党有关的一个字。韩甲山看到用尽伎俩也不能使这个书生样子的共产党员屈服，便唆使和他同关一室的叛徒对其进行套供、诱供、劝降，但任国桢不上当、不动摇，反把叛徒骂得无地自容……
11月13日，无计可施的敌人，将任国桢、刘元章、胡凯卿三人押至小东门刑场，宣布判处死刑。在气壮山河的口号声中，任国桢，这位33岁的青年革命家，这位中共奉天党组织创始人，倒在了国民党军阀阎锡山的枪口下。
玉可碎，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不可夺其赤。先烈虽去，但精神不死，他对真理的赤诚、对信念的矢志不渝薪火相传，使他那些活着的亲人们秉其风骨，承其良知，为党不受玷污，不失本色而坚守着，奋争着，追求着……在十年浩劫后期，任国桢80多岁、饱经沧桑的哥哥任国栋，因不满“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怒骂他们是“祸国殃民的坏蛋”，被专政机关抓了起来，并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当有关方面得知他是先烈任国桢的长兄且年事已高，便想留他一命，于是跟他说：“你只要写一份材料，说你从来没骂过江青，或者是酒后醉话，便可考虑不杀你。”一生狷直耿介的任国栋泰然答道：“骂就是骂了，怎么能对党说假话呢？现在让我写，我还要说他们是祸国殃民的坏蛋！”说得办案人员摇头叹息，只得作罢。就这样，白发苍苍的任国栋在83岁那年，为讲真话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任国桢的革命伴侣陈少敏，是一名老党员。1968 年10 月，时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她参加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江青、康生、谢富治用伪证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出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黑白颠倒，是非混淆，陈少敏这位饱经革命锻炼，品格正直的女共产党员，在与会人员一致举手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不畏高压，不随波逐流，伏在会议桌上坚决不举手，为我党在那个特别的年代留下了一抹亮色。
更令人感佩的是，任国桢的儿子任为，几十年饱受政治磨难，一生坎坷，仍痴心不改，孜孜以求。1994年，以古稀之年得偿夙愿，在庄严的党旗下举起了手臂，加入了他父亲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共产党……
追求真理，献身真理，这也许正是我们这个民族虽百经磨难、历尽曲折而精神不死、灵魂不灭的根基所在。举着理性和理想火炬前行的人们，应该永远是为后人所景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