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准备好了吗？好，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历史，走进近百年来中国革命那交织着铁与火、血与泪、生与死的历史流程，走进中华民族昨天的记忆。我们的祖国，在公元第二十个世纪里，以其百年风云，百年沧桑，百年涅槃，构成了一个需要不断深入的时间隧道。在这个时间隧道里，我们将执灯而行，去触摸历史的灵魂和它的体温，并再度认识那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庞。
1840年之后的中国，因清王朝的专制蒙昧，腐朽僵化，在两次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屡屡挨打，饱受列强的欺凌宰割。从1842年至1919年的77年间，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多达709个，割地100多万平方公里，总计赔款达19.5亿两白银。积贫积弱，创伤累累，以中国历史之悠久，文化之深厚，地域之广大，却如此任人宰割，遭受屈辱，激起了全国人民持续不断的抗争。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政体，但“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毛泽东）。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不安，劳苦大众仍陷在深重苦难之中。为了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挣脱出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们，艰苦探索，寻求各种救国图强之道。随着西方“民主、科学”思潮的进入、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五四运动犹如东方睡狮的一声怒吼，宣告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而马列主义的传播，十月革命的影响，更催动了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作为呼之欲出的历史领路人，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登上中国社会政治舞台，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也由此踏上一个艰难曲折、风雨如歌的漫漫征程。
历史的严冬中，一缕缕春的风信由南向北渗透。山海关外，处于奉系军阀统治和日本殖民者盘剥下的辽宁，在黑暗与苦寒中，闪现出邓中夏、李震瀛、陈为人、高子升、关向应等一批革命播火者的身影。
欧阳强，就是其中的一位。
种进心灵的种子
欧阳强出生那年，恰值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身为归国华侨的欧阳强父母，在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 麻子村的一个青砖屋里，意味深长地为新生儿取名曰“强”，字效暖，号翰生。欧阳强自幼聪明好学，性格倔强，因不甘当地一个豪绅的欺凌，19岁时远走河北唐山，在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当学徒工。随后，在历史的偶然安排下，他有幸接触了世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
那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亚、非三洲打得硝烟滚滚、炮声隆隆，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二虎相争，导致33个国家参战，15亿人卷入其中。作为协约国一方，北洋政府抽调一批技术工人到欧洲参战，欧阳强即为其中一员。在英国，他看到在这个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原始资本积累的血腥仍在继续。大烟囱浓烟滚滚，工厂里机器轰鸣，一无所有的英国工人兄弟们和中国工人一样，手脸苍黑，日夜劳作，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挣着微薄的工资，被资本家榨取着一滴滴血汗。在法国，他看到觉醒的工人和市民们为了争取民主与自由，臂膀挽着臂膀走上街头，罢工、罢市、游行、示威，各种工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讲演、集会、传单到处可见，工人阶级为争得自己的权利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斗争。在这块浸染着巴黎公社社员鲜血的土地上，他初次听到了《国际歌》那震撼人心的旋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作为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人，欧阳强尽管还无法听懂欧仁·鲍狄埃的全部歌词，还无法理解“英特纳雄耐尔”的深刻含义，但他却像在茫茫黑夜中的一个徘徊者，看到了一簇鲜亮美丽的理想火焰，这簇火焰，吸引着他去以身相许。而在俄国，他亲眼看到十月革命的炮火是怎样摧毁了旧统治者的黑暗堡垒，站在旧国家机器的废墟上，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们是怎样的意气风发，扬眉吐气……
大胡子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个叫人热血激**的幽灵，就这样在不经意之间，将一粒共产主义的种子，播撒在一个中国青年的心田。
点亮第一盏灯火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高度重视工人工作和工人运动。在以邓中夏为书记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震惊海内外，使北洋军阀政府心惊胆战，这充分展示了我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巨大力量和勃勃朝气。1920年从欧洲回到唐山制造厂的欧阳强，更是如鱼得水，以出色的表现立于工人运动的潮头。1923年1月，久经锻炼和考验的欧阳强经中共唐山地委书记邓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二七”惨案的发生和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党把战略目光投入更广大的区域和持久的思想组织建设中。连接关内关外的北宁路是东北的一条重要铁路线，沟帮子作为锦州机务段的所在地，聚集着几百名工人，成为党开展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开荒拓土，责任重大，要在荆棘丛中蹚出一条路来，确实需要一位有崇高理想、有坚强韧性、有实干精神的青年英才。邓培看中了欧阳强，唐山地委决定派他到关外去做革命的拓荒工作。临行前，邓培满怀希冀地对欧阳强说：“奉天是奉系军阀的老巢，到处都有日本殖民者的势力，张作霖和日本人都极端仇视革命，你到那里去开展工作，将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你一定要依靠工人兄弟们，在那里扎下我们党的根须！”欧阳强目光炯炯，望定邓培，郑重答道：“我明白，请党放心！”
欧阳强携妻子来到锦州机务段当钳工，住在沟帮子铁路工人宿舍区里。不几日，铁路工友们就对这位操广东口音的钳工师傅有了好感。他身材精干，两眼有神，对人和蔼而亲切。在车间里，活儿干得又利索又精到，忙完自己分内的活儿就帮别人琢磨工件，研究技术；下班了，他走家串户，嘘寒问暖，抽着关东蛤蟆烟，喝着大碗白开水，和工人兄弟们一起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的斗争信心。一个小工友被监工欺负了，他领着工人去评理；一位老师傅腿摔伤了，他送去家里仅有的半袋玉米面和一包糖；他妻子也经常帮助独身工人洗衣拆被，给他们送米送柴……像春雨润物，像拾薪聚火，广大工友渐渐视欧阳强夫妇为知冷知热知心的亲人，亲热地称他俩为“欧阳大哥”“欧阳大嫂”，有话跟他说，有苦跟他诉。夜夜秘密聚会中，那浸透辛酸血泪的《劳工歌》，那红色苏联的故事，更是在每个工友心头开启了一扇洒满星光的窗子。
欧阳强在唐山地委领导下，经过近一年的辛勤工作，先后发展了9名党员，建立了秘密工会和党小组。1924年上半年的一个静夜，在一座低矮的小砖房里，10张严肃而激动的脸紧紧围绕着一盏煤油灯火，欧阳强郑重宣布中共沟帮子党支部成立。9名党员一致选举欧阳强为党支部书记。
在寒凝大地的辽宁，第一个党组织秘密诞生了。这颗默默萌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诞生得是那样的悄然，又是那样的意义深远；显得那么柔弱稚嫩，又是那么充满了勃勃生机。作为星星之火的撒播，这个“第一”，是辽宁革命史上无数个“第一”
的源头——
1919年，大连出现第一份传播十月革命消息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进步报纸《泰东日报》；
1920年，大连建立了第一个社会进步团体“大连中华青年会”；
1921年，高子升、阎宝航等进步青年在沈阳成立第一个马列主义学习组织“星期三会”；
1923 年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列宁传》《社会主义史》等革命书刊，由青年会干事郭纲从广州第一次带进辽宁；
1923年冬，大连成立第一个大型工会组织“大连中华工学会”，会员达4000余人；
1924 年，“ 星期三会” 改为第一个“ 社会主义研究小组”……
无数个“第一”凝结成历史的生长点。100年后的今天，我们怎能不感慨万端地说：千里之行，始于跬步；万里长河，发于涓滴。我们今天所有的枝繁叶茂，果满枝头，都植根于那第一颗种子的萌芽。
这是奴隶的吼声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处在剧烈的动**之中。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东北易帜，这一系列深刻影响着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无不验证着社会改造的繁巨和历史前进的艰难。而土匪起家的奉系军阀张作霖，自视为“乱世枭雄”，在多年处心积虑的经营之后，政治野心随着军事实力屡屡膨胀，他不甘心只做一个偏安一隅的“东北王”，悍然入关，企图攫取更大的国家权力和政治经济利益。一方面，他穷兵黩武，先后参与军阀大战、武装对抗革命军北伐，最后登上了北京军政府大元帅的宝座；另一方面，他在东北大肆扩充兵力，增加税收，兼并土地，滥发纸币，以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日益腐化的官僚机构。疯狂的榨取和盘剥，使东北人民愈来愈陷入贫困之中。欧阳强看到：当时的铁路工人工资极低，小工每天只挣四角钱，仅够买半升棒子面，而劳动时间却在10小时以上。物价、粮价不断上涨，日常生活苦不堪言。很多人家没钱买布，只好捡日本人的水泥袋子围在身上当裤子穿。寒冬腊月，冰天雪地，穷孩子光着黑脚丫子到处跑，冻得生疮流脓，更是随处可见……经济收入和工人生活息息相关，“有衣穿，有饭吃”这样的口号往往最深入人心，最有十指攥成拳的凝聚力。作为共产党员，最不能坐视的就是老百姓的苦难，欧阳强屡次带领工人举行罢工斗争，迫使铁路当局不得不做些让步。
1929年8月，针对工人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劣，全国铁路总工会决定制订“北宁路罢工运动计划”，动员全路工人掀起“争花红”斗争。所谓“花红”，是当时铁路当局的一个骗人把戏，就是规定北宁路本年内盈利超过1000万元，在年终给每个工人加发一个月工资，俗称年关“花红”。应该说，这是工人们辛劳一年的血汗钱，但铁路当局却连年不予兑现，非但扣住1926、1927两年“花红”不发，连1929年的工资也欠发一个月。中共满洲省委对这次罢工相当重视，省委书记刘少奇、工运负责人杨一辰等同志亲自来到沟帮子，和欧阳强一起研究情况，制订行动方案，并联合锦州、彰武、大虎山、营口站段的工人组织共同行动。
1930年1月初的一天清晨，寒风凛冽，落木萧疏，上百名铁路工人放下工具，离开岗位，从四面八方赶来，把段长郭忠汉的公事房团团包围。在欧阳强带领下，“立即补发‘花红’！”“要求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补助取暖煤，给工人一条活路！”等口号一浪高过一浪，声震棚瓦，激奋人心。郭忠汉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目瞪口呆，他故作镇静，假惺惺地说：“各位不要急，有事好商量，请你们派几个代表来谈好不好？”欧阳强知道他要玩什么花招儿，冷冷一笑，答道：“我们没代表。工友们生活无着才找你们的！年关已到，不补发‘花红’，不增加工资，我们无法过年！”话音一落，大家随着高喊：“我们没代表，有话就在这儿说！”在工人们的强大压力下，郭忠汉答应向路局上达工人们的要求，但要求工人一边工作一边等结果。欧阳强和工人们同仇敌忾，一致回绝：“不给‘花红’，不补工资，一列火车头也别想开走！”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南北呼应，立即使北宁线全线陷入瘫痪。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同志又一次来到沟帮子。这个面容清癯的工人运动领袖紧紧握着欧阳强的手说：“你这个广东老哥儿干得不错嘛！一定要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既不能暴露党组织，又要把斗争坚持到底！”
有了党的支持，欧阳强信心百倍，他带领工人们一直将斗争坚持到2月，终于迫使北宁路当局作出让步，同意补发所欠“花红”，每名工人每月加发8天工资，每户工人家庭发一只火炉，并按月供应生活用煤。斗争胜利了，欢欣鼓舞的工友们第一次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欧阳强抓住时机，扩大战果，团支部、工人夜校、互济会相继建立。沟帮子，成为千里北宁线上工人运动一个最活跃的亮点。
第一滴血的闪光
理想是生命之光。一个人一旦树立起远大理想，他便把个人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使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便具有了虔诚的献身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他便淡化了个人的得失利害甚至鲜血生命，而肩负起这理想赋予他的全部责任。我们所熟悉的牛虻、郭文、保尔·柯察金都是这样的人物，而欧阳强所遭遇的坎坷、磨难，何尝比他们少呢！
在辽宁9年间，他夙兴夜寐，风尘仆仆，足迹遍布锦州、大虎山、彰武等地，并在营口也建立了铁路党支部，和熊殿瑞、邓福林等一起在营口站段开展革命工作。在熊殿瑞独自居住的被称为“一溜穷”的破平房里，他们日夜忙碌，废寝忘食，屋中时常扯起一条条细绳，在昏黄灯光里挂着一页页湿纸，那是中共满洲省委用药水写来的密信，必须用水浸湿后晾干，方可阅读。
地下工作危机四伏，而幼稚和盲动又常常导致冒险主义。
1930年下半年，由于李立三“左”倾路线影响，东北很多党组织到处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当着警察面散发传单，甚至号召工人武装暴动，使党和群众蒙受很多无谓的损失。头脑冷静、经验丰富的欧阳强深知，在东北，反动统治森严，革命力量不足，必须以经济斗争为主，着重于提高工人觉悟，唤醒民众反抗意识，谋之久远，待以契机。然而欧阳强的求实作风却遭到党内某些领导人的肆意打击，给他强加了“右倾”罪名，上报中共满洲省委，要求开除欧阳强党籍。尽管中共满洲省委认为欧阳强对党忠诚，工作出色，但还是给了他留党察看的处分。对于一个革命党人来说，来自组织和战友的误会和伤害，往往比来自敌人的迫害刑杀更令人痛楚。欧阳强心灵受到了严重创伤，但他不动摇、不颓丧，仍然一如既往地工作着，他相信时间能证明一切。果然不久，立三路线得到了纠正。而在这期间，满洲各级党组织都损失较大，唯欧阳强领导的沟帮子、营口、大虎山损失较小。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1931年2月8日，在省委会议上作出撤销他的党纪处分的决定并选举他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时，欧阳强热泪盈眶。他知道：只要党是以真理为生命的，就会永远和她的优秀儿女在一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一举占领沈阳。同年10月8日，日军大举进攻辽西，战车隆隆直逼大虎山，日寇飞机更是把锦州城炸得狼烟四起。耳闻关东军疯狂施虐，眼见逃难人群满路遍野，欧阳强和工人们义愤填膺。为了阻止西进日军及其军车，欧阳强带领部分工人炸毁了大虎山东站两边的铁路桥。那个晚上风疾星稀，当欧阳强和工友们埋好炸药，即将引爆时，心头像压着沉甸甸的一块铁。这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铁路桥，这是印满他们足迹和汗水的铁轨，这更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家园，每一颗道钉、每一粒石子都那样熟悉而亲切，现在，在最后的轻轻抚摸之后，他们不得不亲手炸毁它们啦！山河破碎，人将何为？一阵巨大酸楚涌上大家心头，欧阳强沉默良久，下达了引爆的命令……
敌军逼近，北宁路所有铁路员工陆续撤回关内。欧阳强夜以继日，紧急组织工人们撤离。在撤到第二批时，为保证撤退列车开行，欧阳强冒着生命危险，去魏家沟修理被日军炸坏的水泵。
抢修中，敌机呼啸而至，向泵站进行疯狂扫射。一颗机枪子弹击中欧阳强的手臂，殷红的鲜血洒在了他战斗了9年，深深眷恋着的这片黑土地上。
他在朝霞里含笑
从关外撤到唐山，伤愈之后，欧阳强受党指派，又先后到丰台、湖南、香港等地开展工人运动。抗日战争期间，他南北奔波，殚精竭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唐山、乐昌两次被捕。日本投降后，欧阳强领导铁路工人反独裁、反饥饿，争民主、争自由，将生死置之度外，与国民党反动当局做英勇的斗争。1947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在乐昌家中被捕。欧阳强深知反动当局已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此一去凶多吉少，但他依然像往常一样镇定自若，告诉妻子：“不要哭，我明天就会回来的。”
敌人对欧阳强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欧阳强始终坚强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1948年4月26日，遍体鳞伤的欧阳强被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警押赴刑场。此前一天，他已和妻儿作了最后的诀别，他握着儿子的小手嘱咐：“好孩子，不要哭。要听妈妈的话。党快来了，叔叔们会把我接回家去的。”
欧阳强倒下了。此时，在浸染烈士鲜血的关东大地上，辽沈大决战即将爆发，新中国的太阳临近东方地平线，已投射出第一缕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