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捧读中国解放的史册，必然会触摸到一个个英雄的名字。英雄众多，说明苦难深重——这使我们沉重；苦难深重，而英雄辈出——这使我们骄傲。鲁迅先生曾用他那至峻至悯的声音说道：“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地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之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先生所言至为深刻。英雄们的牺牲，固然有轰轰烈烈的牺牲，慷慨悲歌的牺牲；但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牺牲是默默无闻的，是甘于寂寞的。他们的献身，皆是因为崇高的信仰和解救人民于水火的一腔深情，个人留名与否，是不计其内的。但历史不会忘记，当后来的我们用虔敬的手指拨开岁月的尘封，我们仍能从那一个个名字的一笔一画中，感受到心跳的力度和血液的流动。
21 个化名
1927年，是中国革命大失血的一年！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为逞其野心，先后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公开叛变革命，大肆清洗共产党人。“四一二”血雨腥风，街头陈尸累累。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一年间，全国有30多万名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在上海，共产党人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遇难身死；在北京，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等60多人也牺牲在反动军阀张作霖的屠刀之下……就是在这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当年10月中旬，一对南方口音的夫妻出现在奉天街头。男的清丽俊秀，庄重深沉；女的文静温婉，朴素无华。谁都不知道，这是两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共产党人，妻子韩慧英，曾多次随同丈夫到东北指导工运、学运和建党工作；而丈夫陈为人，则肩负着在血泊中重建东北党组织的重任，即将出任中共满洲省委第一任省委书记。
陈为人虽然才28岁，但他的党龄几乎和中国共产党同龄。多年的职业革命生涯，使他不但意志坚定，年轻老成，且有着丰厚的阅历和对敌斗争的经验。在多年的地下工作中，他的化名就有21个，以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叫陈蔚英。21个化名，每一个都是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都埋藏着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20年，陈为人为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做准备，和刘少奇、李震瀛等20余人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其间，他满怀**地为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刊物《劳动界》写稿，连续发表了《天冷与劳工》《劳动歌》《今日劳工的责任》等启蒙性诗文。那时，他的署名为“陈蔚英”。
1923年，陈为人和李震瀛在哈尔滨，以《晨光报》、“哈尔滨通讯社”记者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筹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哈尔滨独立组，那时，他的化名是“陈维仁”。
1926年，陈为人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在李大钊领导下开展北京的工人运动，先后组建人力车、搬运、印刷等20多个工会，并发动了京东农民反对官府敲诈勒索、强征鸡蛋税的斗争，因之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化名为“陈洪涛”。
为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迫害、谋杀，更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在那个时代，很多共产党人都曾用过化名。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曾化名“李德胜”，周恩来在早期革命时曾化名“伍豪”，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时曾化名“胡服”……这说明当年革命环境之险恶，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也使我们再一次知道，任何社会大革命，都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都是“提着脑袋”的危险事业。
让地火重新燃烧
陈为人到东北后，经过十多天的奔波、联络、筹备，于10月24日在哈尔滨道里七道街阮节庵家里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共满洲省第一届临时委员会。会上，陈为人被选为省临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原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等同志分任各部部长，省委机关设在奉天。
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第一个统一领导机构诞生了。然而，它面临的局面，内是各级党组织的残缺破碎，外是反动政权的黑暗高压。国共合作破裂，给东北党组织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敌人于1927年4月、6月、7月，分别在哈尔滨、奉天、大连等地逮捕高洪光、任国桢、邓鹤皋等大批共产党领导人，党员由500余人减少到不足百人，党的活动几乎停滞。革命的挫折和敌人的血腥镇压使很多人处在悲愤、迷茫、痛苦、徘徊之中，个别意志薄弱者的动摇、退匿或变节，更起着涣散军心、瓦解士气的恶劣作用。
重整队伍，恢复各级党组织是当务之急。作为经验丰富的革命家，在发出《中共满洲省临字通告第一号》之后，陈为人立即派省委全体人员分赴哈尔滨、长春、吉林、奉天、大连等地，寻找秘密潜伏的党员，营救被捕的领导干部，发展优秀分子入党入团，大力培养革命骨干，迅速建立基层支部。地火在一簇一簇地重新燃烧，四散的力量一点一点地向一处聚拢。作为核心人物，陈为人宵衣旰食，荜路蓝缕，真可谓殚精竭虑。他一会儿长衫眼镜，扮成教书先生模样，出现在市区、学校；一会儿短衫粗裤，像个工友，奔波在贫民窟、矿工房；从容应对军警的盘查、官员的疑问；机智躲避特务的盯梢、密探的追踪；寻同志，接关系，鼓信心，建组织，像磁铁一样凝聚未被敌人血腥屠杀吓倒的革命力量，用“野火烧不尽”的坚定信念壮大着红色队伍。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工作，陈为人不但恢复了哈尔滨、吉林、奉天、大连等地党组织，还建立了三个县委、三个区委及20个基层支部，新发展党员270 多人。尤其令陈为人欣慰的是，经过多次深入乡村，访贫问苦，培养骨干，满洲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沈北张家堡党支部——也悄然问世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陈为人带领大家在关东播撒火种的时候，几千里之南的江西罗霄山脉，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开辟着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镰刀斧头旗帜下的武装割据，正出现在20年代末的中国版图上。
它将预示着什么，唯有历史知道。
十月金风见恩来
我们从小就知道一句话：劳动创造世界。这句话就像劳动本身一样朴素、凝重，因为它是真理。而在工业时期，挥铁锤的工人、舞镰刀的农民，无疑是社会财富的重要创造者，但在中国旧制度下，他们无疑又是最底层的人，最贫苦的人。辽宁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自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起，就成为北方工业重地。到19世纪20年代初，就有钢铁业、矿产业、染织业、兵工业、铁路运输业等产业工人30余万。仅日本人办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就有5万中国工人。辽宁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在封建把头制、搜身制、养成工制、包身工制的严酷压榨下，他们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极其低微，常常不及日本工人的八分之一；抚顺煤矿因日本资本家和封建把头为榨取超额利润而不顾工人死活，年事故灾害死亡人数竟高达5022人！1928年前后，由于“奉票”贬值，物价成10倍上涨，工人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陈为人深知，在中国，谁赢得了贫苦工农，谁就赢得了民心，何况共产党一直是被老百姓称为“穷人党”的，以人民疾苦为自己疾苦，以人民解放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是党存在的唯一理由和根据。
为此，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指导、指挥了大连南关岭装卸工人暴动、大连油篓工人大罢工、大连运输工人和盐业工人大罢工、奉天造纸工人大罢工、奉天兵工厂工人大罢工等数十起罢工斗争。
1928年2月1日，营口东亚烟草公司一千余名工人不堪忍受“奉票”贬值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和生活之苦，向公司提出发放工资时将“奉票”改为银元的要求，但公司只答应给一半银元。工人对此十分气愤，遂于9日举行大罢工。陈为人闻讯后，立即派负责工运的同志前去指导。在党组织秘密领导下，全体工人不惧武力威胁，坚持斗争达22天之久，最终迫使公司让步，答应按95％比例发放银元。斗争取得胜利，工人们扬眉吐气，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进行庆祝。由此，引发奉天造纸厂、大安烟厂等几家工厂工人的连锁反应，罢工浪潮此伏彼起，震撼关东大地。
1928年金秋时节，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郊外一处庄园内召开。会后，大会秘书长、党中央负责人之一周恩来同志归国途经沈阳，听取了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情况汇报，并亲自到奉天兵工厂视察党组织活动和工人运动情况。周恩来是陈为人最崇敬的革命领袖，面对他俊逸的面容、睿智的谈吐、爽朗的笑声，陈为人如沐春风，深深感受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和滋润。当陈为人笑称自己一身长衫，是“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时，周恩来笑道：“为人同志，你自己一无所有，但你们满洲省委却有30万产业工人啊！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依靠工农、相信工农，你们就一定能把东北的事情干得更好。”陈为人点了点头，深信斯言，默记于心。
真情镌于危难
作为中共东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陈为人的领导才能、儒雅气质、民主作风赢得了同志们由衷的爱戴，在并肩战斗中结下了深情厚谊，这种战友情，在面临危难之时更显得弥足珍贵。
1928年12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奉天大东边门外黄土坑地下党员牛思玉家里秘密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议进行到中午时，突然有10余名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虽然由于组织部部长吴丽石反应机敏，把党内重要文件揉成一团扔进屋角小孩的便桶里，未使敌人抓到证据，但陈为人、吴丽石、唐宏经、王鹤寿等14人还是被全部捕走。
在押解途中，陈为人、吴丽石向警察大声解释：“老牛师傅家有困难，我们是来‘帮会’的，商量大家出钱帮老牛一把，这犯了什么法？”实际是在暗示同志们，面对敌人审讯必须按照事先约定对付，决不能暴露身份和关系。在途经小东门闹市时，张刃光乘警察不备逃脱，赶回省委报信，使韩慧英等人迅速转移。
在警察局，所有被捕的人都填的假名，为了弄清这13个人的真实身份，敌人将他们分三处关押，陈为人、吴丽石、王鹤寿等被押在沈阳警察厅。27日的《盛京时报》曾赫然刊载：“第四警察署于星期一在某处侦得共产党多名，当秘密请准，白厅长会同宪兵前往拘捕……已令该厅司法科于昨二十五日晚严刑审讯，有无如何株连尚不可知。”
面对宪兵们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陈为人和同志们一口咬定是“帮会”的，没有非法行为。但敌人不甘心，非要从这些不露一点破绽的嘴里撬出些什么。于是，在一次次“过堂”中，陈为人被打得面目青肿，唐宏经被打得手臂不能打弯，王鹤寿则被皮鞭抽得衣裳破碎，鲜血淋漓……烈火识真金，危难见真情。为了掩护陈为人，保住党的有生力量，同志们展示出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被捕的13个人中，年龄最小的是共青团员王化民，当时只有18岁。敌人在久攻不下的时候，决定选择他为突破口。而这个家庭生活比较优裕的“大孩子”一旦经不住严刑逼供，那全体同志都将性命难保，党组织也将遭到严重破坏。陈为人、王鹤寿一边鼓励王化民，一边思考着万一被指明身份后的对策。
王化民被拉出去了，过了两个多小时又被拖了回来。
被拖回来的王化民满脸伤痕，手掌肿得像两个青馒头。他望着大家轻声说：“你们放心，我挺得住！”擦着他嘴角的血迹，望着那张稚气未脱的脸，陈为人眼中噙满泪水……在奉天监狱“北未决”关押期间，吴丽石为了不暴露陈为人，主动担负起对内鼓动士气、对外沟通联系的任务，冒着危险传字条，递消息。他对陈为人说：“老陈，你是省委的核心。党需要你，你必须安全地出去。”
牛思玉的妻子是个贫苦的家庭妇女，当宪兵们企图从这个柔弱的女人身上获取口供，因而打她手板、抽她皮鞭，让她穿着单衣单裤站在寒风凛冽的院子里“反省”时，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女子就是不吐露真情……
人民是父母，战友是兄弟。有什么是比生死患难、流血相挽更真的情、更重的义、更大的爱、更深的恩呢？这些鲜血凝成的人间至情，它所显示的是信仰的志同道合，是苦斗中的相濡以沫，是黑暗世界里灵魂的净化与升华。在这样的大洁大真大美面前，任何自私、怯懦、出卖、诬陷、钩心斗角、争名夺利等卑污行径，都是令人羞耻，令人唾弃，令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不能容忍的。
陈为人等人当年身陷囹圄中的情义，是否会在今天，感动丰衣足食、阳光灿烂的我们呢？如果能，那说明，我们没有丢失那一种美好的生命因子，它在我们的心灵和血脉中，延续着。
无言的忠诚
1929年7月，陈为人和被捕的同志们在党组织营救下出狱，随即，中央调他和韩慧英回上海工作。先是协助周恩来负责中央军事干部培训班事务，后又与谢觉哉、李求实一起编辑党报《上海报》。1931年，陈为人再一次被捕，在龙华监狱因受刑太重，患了肺病，出狱后经过诊治疗养，身体逐渐恢复后担任了中央文库负责人。
中央文库是党中央的重要档案资料库存，保存着从党建立到撤往苏区前十几年间的重要原始资料，是极其宝贵的史实财富。
陈为人知道党把这样重要的工作交给他，是对他的高度信任。为了保证文库的安全，他不能参加党的社会活动，也不能和外界发生联系，几乎处在封闭、隔绝状态。但他无怨无悔，视这些档案资料为生命，白天以商人身份掩护自己，晚上在密楼中关紧门窗，遮严灯光，彻夜不眠地誊抄、整理、归类。为了缩小文件体积，他把厚纸上的文件抄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密密麻麻的小字；有时，要把密写在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一字字抄下来，核对无误后按时间、类别加以装订封存。经他手整理的档案资料达100多包，分装成16箱，安全存放达20年而未有丝毫闪失。深夜孤灯，万籁俱寂，形影相吊，默默无闻，陈为人拖着病体，就是这样在数年如一日的单调、烦琐中奉献着自己的心血。1935年2月，负责单线传递文件的韩慧英和另一个交通员相继被捕。陈为人立即转移。为了文库安全，他不惜用30块银元的高价在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租了一幢2层小楼。爱妻被捕入狱，和党失去联系，三个孩子最大的五岁、最小的一岁，吃喝穿用，嗷嗷待哺，陈为人的生活陷入极端困难之中。他变卖了所有家具、衣物，但一日三餐仍难以为继。最后，他不得不在把孩子哄睡之后，乘夜到郊区去买山芋，回来煮熟后给一家充饥……就是在如此孤独困苦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夜间继续整理文件，白天用暗语贴字条，登广告，到处寻找党组织。每当三个孩子喊着要妈妈时，他都不无辛酸地把他们搂在怀中，轻轻安慰说：“妈妈一定会回来的，一定会回来的！”
韩慧英被释放后，他们终于在1936年秋和党取得了联系，但当时的陈为人因长期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肺病久拖不治，已到晚期。他大口大口吐血，脸色蜡黄，行走无力，在拼尽最后一丝气力把中央文库转交给别人保管之后，于1937年3月13日晚与世长辞。
春蚕到死丝方尽。陈为人为党的事业呕尽了最后一滴心血，英年早逝，年仅38岁。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63年，经周恩来过问批准，他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今天，当我们在发黄的历史照片和浸透风雨气息的纸页中翻动时间的遗存时，我们看到深埋其中的，是一种无言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