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活动
1908年2月12日,坎贝尔·班纳曼首相突然中风,随后辞去首相职务,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开始筹划组织新内阁,年轻而又才略出众的丘吉尔进入了他的视线。
坎贝尔·班纳曼首相正式辞职是在4月份,但为了控制局面,阿斯奎斯在3月份就已在筹组下届内阁了。丘吉尔是阿斯奎斯很早就确定的大臣人选,他给了丘吉尔两个选择:海军大臣或地方政府事务大臣。丘吉尔不可能选择前者。海军大臣虽然地位较高,但是他对海军缺少了解,再说近期根本看不到开战的迹象,做和平时期的海军大臣也没什么意思,急于施展才干的丘吉尔当然不愿坐这个冷板凳。此外,现任海军大臣特威德蒙斯勋爵是他姑母的丈夫,丘吉尔也不好去取代他的职务。而地方政府事务部的地位虽然低于海军部,但职权范围涉及丘吉尔近几年很有兴趣的社会改革问题,因此他选择做地方政府事务大臣。可是麻烦又来了,现任地方政府事务大臣约翰·本斯不愿舍弃此职位,一番协调之后,阿斯奎斯只得让丘吉尔取代劳合·乔治担任商务大臣;而劳合·乔治则接任阿斯奎斯本人的财政大臣之职。
1908年4月丘吉尔进入内阁,时年33岁。丘吉尔完全有理由为自己骄傲,因为他是1860年以来英国政府最年轻的内阁大臣。
但是丘吉尔要想就任此职,还要再过一关。1707年摄政法作出一项规定,非全国大选时当选的议员要升任大臣,必须辞去议员,参加补缺选举,重新当选议员后才能就职。这就意味着丘吉尔在就任内阁大臣之前必须辞去下院的议席,再参加补缺选举以求重新获选。
于是1908年4月中旬,丘吉尔再次回到曼彻斯特选区,投入到竞选活动中。这场选战的激烈程度让人瞠目结舌。代表各个派别的不同类型的演说家:社会主义者、鼓吹妇女参政者、关税改革者、政府特许法案和教育法案的反对者,像潮水一般涌入这一选区。丘吉尔的副手查尔斯·马斯特曼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曼彻斯特……闹得乌烟瘴气,一股演说的狂潮席卷了这里为数众多、拥挤不堪的居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抓住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出的话题,就会有深信不疑和与之共鸣的听众。”
这一次,丘吉尔要赢得选举不再是一件轻松的事了,此时曼彻斯特选区的形势已经与两年前丘吉尔竞选时完全不同了。上次在这里遭遇失败的保守党发动了攻势凌厉的反击,丘吉尔的最主要的对手仍然是上次选举中被他击败的威廉·希克斯,但自由贸易问题已不是这时争论的焦点。自由党政府提出的减少国家对教会办学经费资助的法案,将原来支持自由党的大量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推向了保守党一边;保守党人的《曼彻斯特信使报》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诬陷丘吉尔在南非时是违誓逃跑的。这种诬陷给丘吉尔的选举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丘吉尔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虽然丘吉尔后来以诽谤罪对该报提起诉讼,但对竞选来说已是无济于事了。因为这次选举过后很久,这一诉讼案才在有利于他的情况下获得解决。最终,丘吉尔以400票之差落选。
关键时刻,丘吉尔的个人声望救了他。落选的消息传开后,苏格兰丹迪市的自由党组织立即给丘吉尔发来电报,邀请他参加该市即将举行的竞选。丘吉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参加了数天后丹迪市的选举。
丹迪市是一个拥有两个议席的选区,在1906年大选中这两个席位分别为自由党和工党所赢得。由于上届两位议员中的一位自由党议员不久前被封为贵族,因而现在又空出了一个席位。丹迪市的选民绝大部分是从事麻纺和造船等行业的劳工阶级,他们坚决拥护自由党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因此这里向来是自由党的阵地,丘吉尔在此进行补缺选举是很有利的。
这次补缺选举中,丘吉尔必须对付另外3个候选人:乔治·巴克斯特爵士,当地一位有声望的实业家,他是反对爱尔兰自治的领导人物;斯图尔特,一位工党候选人;斯克林杰,一位禁酒主义者。由于刚刚遭遇了一次竞选失败,丘吉尔不敢再掉以轻心。他明白自己必须尽快地把支持自由党的人汇集起来,在当地赢得人心,他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丘吉尔此时已是一个成熟老练的演说家。他精心地准备自己每一次的演说,认真且机智地答复听众的每一个诘问。有一次,他的演说被一位要求妇女参政的女子不断摇动手中的铃铛所干扰,但丘吉尔仍彬彬有礼地回答她,直到让这位女士满意为止。
演讲中,丘吉尔不时地以一连串的妙语警句加强演说的效果,他的演说是如此精彩,以至于有时每讲一段都被听众的欢呼声所打断。当地的报纸报道说:“不管坐着的还是站着的听众都报以狂热的赞同。”
当5天以后举行投票时,胜负几乎毫无悬念,丘吉尔以7079票当选,高出第二名巴克斯特爵士近3000票,后来丘吉尔在议会里代表这个选区长达15年之久。
这场持续近一个月的竞选运动结束了,重新成为下院议员的丘吉尔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现在可以回到伦敦担任他的贸易大臣了。
当时英国的贸易部是一个“大部”,要管的内容以失业与就业为核心,四周延伸出一大堆事务:贸易、运输、工业……甚至专利和版权问题都由贸易部进行处理。此外还有许多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也与贸易部的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就像一个万花筒,只要看的人愿意转动,总会有一些新的花样呈现出来。这就为热心社会改革、渴望建立政治业绩的丘吉尔提供了极好的施展抱负的舞台。
丘吉尔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相信迎接自己的必将是辉煌的未来,他渴望像他的偶像拿破仑一样叱咤时代风云。因此,丘吉尔一来到贸易部,就在他的写字台上摆上了一尊拿破仑的小青铜像,后来这尊铜像一直伴随主人丘吉尔从一个部转战到另一个部。
贸易大臣
通过补缺选举回到下院后,丘吉尔正式开始了他贸易大臣的工作。贸易部的工作十分繁杂,而且问题层出不穷,但对丘吉尔来说,为了给自己树立前程远大的政治活动家的声望,这些挑战正是他所需要的。
丘吉尔成为贸易大臣时,英国的经济已经走起了下坡路,失业人数逐渐上升;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血汗劳工”,他们被迫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工作,而且工资也少得可怜。这些“血汗劳工”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自身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另外,许多行业的业主都试图削减工人或雇员们的工资,由此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怠工甚至罢工事件。丘吉尔发现,自己的时间都花费在力图平息罢工或怠工的事件上,每当工人拒绝接受减低工资的做法,就会爆发此类事件,更糟糕的是他根本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政府虽然1896年曾颁布过调解法令,但并未授予贸易部以仲裁权,作为贸易大臣,丘吉尔无法采取行政干预手段。丘吉尔决定不让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他决心用立法手段来改变这种状况。
丘吉尔的工作作风一向是雷厉风行,他很快便着手立法工作,不过他发现自己还缺少一位熟悉劳工问题的助手,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找到了合适人选。贸易部劳工局有一名叫休伯特·卢埃林·史密斯的文职人员。这个人是一名热诚的社会改革者,他所提供的有关劳工生活与劳动状况的报告,比直接从内政部或地方政府事务部得到的要好得多。当丘吉尔向劳工局索取有关劳工职业介绍的资料时,休伯特·卢埃林·史密斯就为这位大臣准备了一大批关于济贫法的小册子和备忘录,这些材料都是他本人撰写的。几个星期后,丘吉尔安排休伯特·卢埃林·史密斯进入贸易部工作,协助他就劳工议题进行立法准备。这位颇有才华的年轻文员后来成为了丘吉尔的得力助手,在劳工的立法准备工作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于是,丘吉尔上任后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推动保护“血汗劳工”利益的法案。这位贸易大臣其实有点越权了,因为在当时劳工法案这类的问题一向被认为是属于内政大臣管辖的范围。
所谓“血汗劳动”是指国家应该关注那些工资收入低下,所处工作环境和条件恶劣的工人,通过立法来保证给他们提供日益改善的较为合理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过去英国政府曾有过这面工作的基础,丘吉尔提议在此基础上进行立法。他提出选择几个适当的行业率先试验,待成功后再行推广。1909年3月,丘吉尔在掌握了大量各行业自行制定的,有关工作时间与工资报酬的统计数字的基础上,向下院提出了在几个适当的行业建立工资协商组织的提案,这项提案在议会未遭任何反对就获得通过了,人们把它称为“贸易部法令”。该法案很快被收入法令全书之中,其适用范围最初仅限于缝纫业、链条制造业、纸箱制造业以及机织饰带和织网业等四个行业。很快,贸易部又被议会授权增加了一些补充法令,旨在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这些立法工作在此后几年中均陆续完成了。丘吉尔趁热打铁,又组织了劳资协商会,后来劳资协商会在处理劳资关系中独当一面,成为解决劳资问题的重要机构。
初战告捷让丘吉尔兴奋不已,接下来他开始对劳工职业介绍问题进行处理。对于这个问题,丘吉尔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因为考虑到当时的英国经济已开始出现了周期性的萧条兆头,失业人数还在上升,工人罢工的情况只会越来越多。丘吉尔接受了休伯特·卢埃林·史密斯的看法:建立劳工职业介绍所。按照丘吉尔的设想,职业介绍所应当帮助失业者寻找工作,帮助企业家雇佣劳动力。这样一来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内因失业增加而引起的惊恐情绪。
为了使工作能够顺利展开,丘吉尔费尽了心思。1908年秋天,他陆续邀请许多工会领导人在贸易部进早餐,以便与本部官员会谈。他在会见中再三申明实行职业介绍制度,不会影响工会的利益,试图打消这些工会领导人们对实行职业介绍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的疑虑。
在政府的内阁会议上,丘吉尔极力强调劳工职业介绍的重要意义:它既可以为工人工作就业提供便利,又可以为政府合理解决就业问题提供第一手资料,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保险体制的建立和实行。由于丘吉尔所提的建议合理、合法,他的职业介绍制度这一措施终于得以实施。
接下来丘吉尔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建立强制性保险制度。强制性保险制度包括失业和残疾两个方面,是由劳合·乔治于1908年8月率先提出来的。丘吉尔对劳合·乔治的想法非常赞同,他特意去拜访了这位朋友,并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关于强制保险的知识和经验。劳合·乔治就1909年的预算概要和强制性保险的各项原则,向丘吉尔作了详细的说明,使丘吉尔对强制保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随后,丘吉尔根据劳合·乔治的设想拟出方案:首先对平均工资虽较高,但极易受到严重的周期性失业威胁的建筑、机车制造、造船、机械工程、铸铁和锯床、磨床等行业的工人实行失业保险。结果,丘吉尔的议案获得了大部分议员的认可,1909年9月该议案获得通过,正式成为法律。1910年2月,第一个劳工介绍所便开张了。继职业介绍所法和失业保险法之后,丘吉尔还提出了船舶运输、电力照明和保险公司等法案。
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设想,都是为了争取工人的同情。英国著名学者加尔威后来就指出,丘吉尔和乔治的战略是“预先想到工人阶级的要求”,推行社会改革,并努力向工人阶级表明,他们从自由党而不是工党那里得到更多好处。
丘吉尔对自己在贸易部的工作感到满意,他既管贸易,又管劳工。而且一段时间后,他主管的贸易部实质上又成了劳工部。贸易部职能在扩大,丘吉尔的权力在增加。议会后来还专门通过文件,把贸易部大臣的年薪从2500英镑增加到5000英镑,这也是对丘吉尔工作的一种肯定。
丘吉尔的表现和业绩很突出,但劳工立法之类的事情并没有受到内阁或议会太多关注。因为当年英国政治生活中还有更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
预算风波
1909年,有两件大事搅动了英国政坛:首先是政府内部关于海军建设计划的政策分歧,其次是劳合·乔治编制的财政预算以及对新税法的争议,当然,身为内阁大臣的丘吉尔也被深深地卷人其中。
海军建设分歧和财政预算争议其实相互关联的,因为它们都牵涉到财政预算问题。丘吉尔非常关注防务开支的问题,毕竟他在前届议会中就曾积极反对陆军扩军,反对增加军事预算,因此,在这一次财政预算的争论中,丘吉尔又站在了最前沿。
丘吉尔对军事预算的态度众所周知。他的主张是,陆军部不能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事,而且也不应为此而进行奋战,殖民地的利益和安全才是英国最应重视的。另外,单纯从殖民地事务考虑,陆军的规模有点太大,丘吉尔认为,一年节约100万英镑以上的军费是完全可以的,这笔节省下来的军费则可以用于社会改革。因此,他甚至越权提出了一套改组陆军部的方案,要求内阁接受,但由于遭到陆军大臣霍尔丹的抵制,丘吉尔未达到目的。
在海军的财政预算问题上,丘吉尔是劳合·乔治坚定的支持者。尽管当时德国正在大力建造战列舰,但这两位年轻的内阁大臣都认为此时德国不可能与英国开战,因而不在乎保守派的态度,坚决反对海军大臣雷金纳德·麦肯纳向内阁提出的,在1909—1910年建造6艘“无畏号”型战列舰的海军预算方案。丘吉尔认为英国海军不必增建过多的新式主力舰,因为英德两国目前尚不至于开战,何况原有的战舰也并未全部过时。
尽管丘吉尔与劳合·乔治联手抵制海军建设计划,但内阁还是于1909年2月勉强达成协议,即按照先前的计划只建造4艘“无畏号”型战列舰;如果形势发展表明确有增加的必要,则可再建造4艘。事实上内阁不久就收到情报说,除德国外,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在建造“无畏号”型战列舰。在这种情势下,内阁正式批准建造8艘战列舰。
劳合·乔治后期开始对内阁的海军建设计划妥协,但丘吉尔却不顾一切地坚持自己的立场。那段时间丘吉尔甚至曾经想走父亲的老路,以辞职来要挟政府,逼政府就范,采纳他的意见。然而也正是父亲失败的教训提醒了他,当年伦道夫勋爵就是因为一时意气,辞去财政大臣一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这个教训是惨痛的,自己决不能步父亲后尘。丘吉尔最后也选择了妥协。尽管如此,丘吉尔还是破坏了自己与陆军大臣以及海军将领的关系。
海军建设计划的争论刚告一段落,劳合·乔治紧接着又提出了一项增加海军经费和社会改革拨款的财政计划。与以往一样,丘吉尔还是同他的朋友站在一起。劳合·乔治的计划中的某些内容,比如建立发展基金,用于诸如植树造林或修建道路等财政项目,以便为周期性经济萧条时期提供额外的就业机会,都与丘吉尔1908年3月向阿斯奎斯首相提出的计划完全一致。但是保守党与上院的贵族们对这项计划却十分不满,因为计划中的地产征收新税等问题,已经触动了富有的权贵的利益。
于是,这项计划前所未有地引发了下院与上院的激烈争端。劳合·乔治的计划赢得了自由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但保守党却激烈地反对这项计划,因为无法在下院议会中否决这项提案,保守党干脆孤注一掷地凭借在上院的多数地位,否决了这个财政预算。这种做法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英国的政治传统中,上下两院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默契,就是上院不得否决下院已经通过的财政预算。保守党的行为,打破了250年来的英国政治传统。两院之争由此开始。
自由党内阁很快就提出了一项有关限制上院权限的决议草案,谴责上院破坏宪法,篡夺了下院的权力。贵族出身的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考虑后,选择站在内阁一边。对丘吉尔来说,这种行为是对他所出生、成长的那个集团的背叛,由于马尔巴罗公爵世家几乎是紧密联系全国所有贵族的纽带,当丘吉尔选择反对上院时,他就等于切断了这些复杂的亲缘关系。丘吉尔尽管遗憾却没有为他的立场后悔,因为他知道,未来是属于下院的。
谴责上院的决议案通过后,自由党政府紧接着就解散了下院,定于1910年1月举行大选。他们还提出“贵族们在压制平民”的竞选口号,来争取选民的支持与同情。不过,这一次自由党失算了:选民更关注民生问题,他们对两院之争不感兴趣,而且下层民众认为自己也没有从自由党倡导的社会改革中得到多少好处。大选的结果是,自由党由原来的400多席减少到275席,而保守党则由原来的157席上升为273席。自由党在下院只有微弱多数地位,政府依靠爱尔兰人和工党的支持才得以维持。
尽管自由党在大选中遭遇严重失败,但丘吉尔却是一片灰暗中的亮点,他在苏格兰的丹迪市选区大获成功。在那里,他与工党议会党团领袖亚历山大·威尔基结成竞选联盟,共同对付两名保守党人。丘吉尔重视每一次演说机会,他仍然像往常一样,极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讲,搜集和选择大量的材料和数字支持自己的论点,而且他还准确地抓住了保守党的弱点进行攻击。他抨击保守党的政策,说“贸易保护制度,对英国说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还是致命的,他们所提出的那些关税,没有一种不是沉重打击棉纺织业的”。当他的竞选对手、保守党下院议员寇松勋爵,在对奥德姆的选民演讲中发表“所有的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的论点后,丘吉尔立刻反唇相讥道:“奥德姆认为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最后,丘吉尔以10747票高票当选,而竞选期间他所发表的一系列精彩演讲也很快编辑成册出版,书名叫做《人民的权利》。
1910年1月,丘吉尔还受自由党领导人的委托,在丹迪市之外的利物浦、曼彻斯特和英国西北部的其他几个城市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巡回演讲。他的演讲十分精彩,又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丘吉尔每到一处得到的都是选民的掌声和欢呼声。保守党议员亨利·查普林对丘吉尔竞选演说所产生的影响十分忧虑。他在给巴尔费的信中说:“丘吉尔对工人来说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摇摆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而首相阿斯奎斯在接到有关丘吉尔演说情况的报告后,对丘吉尔也十分赞赏,他甚至还请丘吉尔去他本人的选区发表演说助选。
丘吉尔在大选期间的出色表现,使他备受关注,他在自由党内以及政府内阁中的份量更重了。大选过后,丘吉尔的职位很快有了变动。
内政大臣
选举过后,首相阿斯奎斯对自由党内阁做了一些职位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丘吉尔由贸易大臣改任内政大臣。当时内政大臣在英国内阁中地位较高,权力也很大。35岁就能登上这个宝座,在丘吉尔的政治生涯中也应该算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成就。
1910年大选的结果使首相阿斯奎斯认识到,必须争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工党的支持,才能够与保守党相抗衡。但是爱尔兰事务相当棘手而敏感,首相阿斯奎斯认为,必须通过兑换大臣的办法,让那些处事果断、处事坚定的大臣来管理爱尔兰事务。鉴于丘吉尔在大选中表现出的才干,他最初想让丘吉尔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一职,但是丘吉尔也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因为爱尔兰人要求独立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而现在解决的条件和时机尚不成熟。丘吉尔提出担任海军大臣,或任内政大臣。后一职由于原任大臣已改任南非总督而有空缺,阿斯奎斯便任命丘吉尔为内政大臣,比丘吉尔大20岁的锡尼·勃克斯登接任了贸易大臣一职。
内政大臣在英国是权大责也大。内政部需要管理的事务范围非常广,包括社会治安、消防、交道、运输、农业、渔业以及社会公德教化,此外还要管理全部监狱、伦敦警察局、消防部门、道路桥梁运河、工矿企业……按照丘吉尔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顿的说法,内政大臣的主要职责是对700万工厂劳工和100万矿工的劳动条件、健康条件和安全负责,对所有人在警察管辖下拥有的个人权利负责,对维护公开秩序负责,并对警方的拘留所和监狱中的阴暗角落负责。当然,有时内政大臣也不得不处理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琐事。例如,意大利制作冰淇淋工人移居英国的条件;皇家剧院演出剧目的审查;关于保护猎禽的建议;对汽车挡风玻璃的有关规定等等。除了处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外,内政大臣也享有一些让人羡慕的特权,比如可以向国王建议赦免罪犯。此外,新国王登基典礼,王子与公主的诞辰庆典,王位继承人的宣布等,都要由内政大臣主持。
丘吉尔上任伊始,就把目光投向了社会改革,比如对警察当局的监督,对监狱制度的审查,以及对工厂法的贯彻等等。这既是内政大臣的分内之事,也是他的兴趣所在。
丘吉尔着手的第一项工作是监狱改革。当时英国违法犯罪事件不断上升,政治犯人急剧增加,公众舆论强烈要求对犯人实行宽大政策。丘吉尔的主张是,对不同罪行性质的罪犯分别囚禁在不同的监狱,对惯犯、凶犯要严厉,而对无力偿还债务的债户不必拘禁。他原则上并不反对死刑,但主张要极端慎重,力求公正处理。
桑赫斯特军事学院不久,丘吉尔在助手的帮助下,从监狱众多的犯人中划分出一种“特等犯人”。即凡在被捕之前行为端正,未曾犯有欺诈、残暴、猥亵或暴力罪行的罪犯,都属于“特等犯人”,对这类犯人要有所礼遇,给予其较好的待遇。丘吉尔还在1910年3月给下院的报告中提出了这个草案。
此外,经过认真调查丘吉尔了解到,1903年至1905年这三年间,在所有服过长期徒刑获释之后的犯人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又第二次进牢房。这说明当时监狱在监禁的制度、法则以及教育方法和指导思想方面,在有效改造犯人和制止重新犯罪方面,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因此必须深入改革,而且必须马上开始行动。
丘吉尔在给首相阿斯奎斯的备忘录中说:“我们要严格按照前任于1905年通过的罪犯缓刑法所作出的规定,对年轻犯人尤其要实行‘惩戒性缓刑’;我们还要逐步废除因欠债而被判刑的规定;此外,偿还罚款的时间可以适当延长一点;再就是施行分类制度,即对罪犯划分类别;然后按类别实行不同形式的监禁。”
丘吉尔还在议会下院的发言中再次强调了这一改革方案的重要性。首相和下院议员都对这一方案给予了肯定,然而这方面的改革也必须经过复杂的立法手续,所以丘吉尔在任内并未能将他上述想法和主张全部实现。
就在丘吉尔担任内政大臣期间,英国发生了两起重大的矿难事故。一起在肯伯兰的怀特黑文,死了132名矿工;另一起发生在兰开夏的波尔顿,死了300多名矿工,这也是是英国采矿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事故。这些矿难的发生使丘吉尔大为震怒,因为严格说起来,他这个内政大臣失职了。为了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的管理,1910年丘吉尔主持制定了矿山法草案。这一法案制订得非常细致,它对矿井的通风、电气与炸药的使用、拖运及其机械系统都明确加以规范,并强行规定必须建立救护和抢救设施,大大加强了检查人员的职权,以确保有关规定的实施。法案甚至还提出内政大臣为改善安全条例有权发布指令,这增加了内政大臣的权限。
丘吉尔应对矿山安全的工作赢得了很多好评。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称矿山法为“我们采矿界的福音”。矿工出身的老资格下院议员查尔斯·劳维克则说:“全国上下以极满意的心情为之欢呼。”虽然丘吉尔修定的矿山法因为涉及到许多具体问题,丘吉尔主持内政部期间该法案未能通过。然而,由于各项规定周密合理,这个议案虽然被延期处理,但最终还是在议会通过,被称为“矿山法”。
丘吉尔还提出了一项商店法案来限定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其实,在1910年时,丘吉尔的前任就曾提出过一项与此类似的议案,但由于议会解散而未能进行审议。这一次,丘吉尔的目标是把商店营业员每周工作时间,除用餐时间外,限制在60个小时以内;此外还要保证店员有足够的进餐时间,以及每周有半天的固定工休。但由于店主们的激烈反对,最终丘吉尔只为店员们争取到了每周半天的固定工休。
丘吉尔把商店法案最终采纳的措施看做是“一项纯粹是救助蒙难者的措施”,但他还是为自己的工作成绩骄傲,因为在此期间他还想方设法提出一项他认为极为重要的措施——国民保险法。国民保险法通过后,他曾充满自豪地说:从此以后,“工人将用国家组织这块巨大的盾牌和现代科学这把锋利无比、银光闪闪的宝剑,把自己武装起来,来对付(失业与疾病)这两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确实做出了一些成绩,而且也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不过面对越来越尖锐的群众政治斗争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丘吉尔还是选择了铁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