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决裂

由于政见上的巨大分歧,丘吉尔与保守党的矛盾已是不可调和了。他多次反对保守党的政策,却与自由党采取不约而同的态度,与保守党分道扬镳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所欠缺的只是一个契机而已。

进入1902年后,丘吉尔开始隐隐感觉到,保守党内部潜伏着重重矛盾,将要发生一次重大变革。1902年7月,首相索尔兹伯里把位子传给了他的侄儿巴尔费,走下了任职7年的首相宝座,而保守党中曾与丘吉尔父亲关系最好的比奇爵士也被迫退出了内阁,这使得丘吉尔更加惶惑不安。

从巴尔费当选首相后,直到1903年年初,政府局势还算稳定,丘吉尔和他的“胡里干”集团同往常一样继续扮演党内反对派的角色,但是对丘吉尔来说,一场影响他政治命运的风暴就要来了。

在1902年4月的时候,“胡里干”成员曾经邀请“伟大的约瑟夫·张伯伦”共进午餐,约瑟夫·张伯伦欣然应命,并诙谐地说自己是“在一伙很坏的人当中用午餐的”。张伯伦在与他们告别时说了一段后来会让他深感后悔的话:“你们,年轻的绅士们,像招待国王一样地招待了我。为此,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像无价之宝一样的秘密——关税壁垒!这是将来,甚至是不久的将来的政治实质。你们要好好地研究它。彻底地弄通并掌握它。要知道,你们不会为殷勤地招待了我而感到遗憾的。”

对政治嗅觉灵敏的丘吉尔岂能放过对这一信息的调查和了解。那次午餐后,丘吉尔特意为此查阅了大量资料,他对于关税壁垒的了解,也由模糊变得清晰了。后来,丘吉尔把这些知识都毫无保留地用在了对付张伯伦的提案上,并最终导致了张伯伦的辞职。

1903年5月15日,张伯伦在自己的选区伯明翰发表一个重要演说,明确提出英国应当结束现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仿照德国和美国的办法,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来保护国内市场和工业。按照这项建议,要对大英帝国范围以外的商品,筑起关税壁垒,减少和防止它们渗入。而大不列颠帝国内部各邦之间的商品交易,则享受特惠税率。这样一来就可使英国经济击退后起的德国和美国的挑战,走向新的繁荣。

当时的英国是一个标榜并遵循自由贸易的国家,即国家不得干预国内经济生活以及经济的自由竞争。这种政策听起来很神圣,然而在当时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进入20世纪后,美国和德国迅速崛起,他们的产品有力地冲击了英国及其殖民地市场,英国的很多产品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张伯伦是一位眼光敏锐的杰出政治家,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世界经济形势的这种变化。正是基于此,他才率先提出要在英国实行关税壁垒。这一考虑是高明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实施这一政策的时机还不成熟。

所以,这一次丘吉尔以一个自由贸易的勇敢捍卫者的形象出现了。丘吉尔在议会中挑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发表了批评张伯伦政策的演说。他指出:“自由贸易可以使英国人民从贫困与灾难的深渊上升到世界民族之林的首位。”接着他又将此事提到一个社会问题的高度,认为关税壁垒的提出者和支持者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实行这种政策将带来严重的后果。

除了丘吉尔外,保守党内也有很多人反对张伯伦的提案,就连巴尔费首相也不赞成张伯伦的主张。因为就目前的情况看来,搞关税壁垒除了与约瑟夫·张伯伦有关联的重工业部门会从中得到些好处,其他大部分行业像轻工业、造船业等,根本得不到任何实惠,而且还会使英国进口粮食和棉花的价格上涨,直接影响人民的生活。但张伯伦是声望很高的党内元老,巴尔费想要维护党内的团结统一,他希望通过协调消除党内的政策分歧,因而不愿意采取针对张伯伦的措施。

张伯伦的提案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对英国的政治格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由党坚持自由贸易原则。保守党对关税壁垒议案的态度分裂成两派。而正当保守党因张伯伦的主张而发生内部纷争时,曾经因英布战争产生分裂的自由党人却又重新团结了起来。

丘吉尔在议会内外展开了紧张频繁的活动,激烈地反对实行关税壁垒,他还给巴尔费首相写信说,如果首相不明确表示对张伯伦的谴责之意,那么“我必须重新考虑我在政治上所持的立场”。巴尔费左右为难,只得给了丘吉尔一个含糊其辞的答复。鉴于这种情况,丘吉尔又写信给自由党领袖班纳曼爵士,建议自由党人与保守党内主张自由贸易的议员在下院保持策略上的协调一致。然而,自由党人没有理会他的话,他们不愿同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达成竞选协议,尤其是自由党人已经看到了公众舆论有向他们倾斜的优势。

巴尔费首相弥补裂痕的做法没有奏效,1903年9月9日,主张关税壁垒(包括张伯伦在内)和主张自由贸易的大臣一拍两散,全部辞职。首相巴尔费只得开始着手重新组阁。

在组阁时,张伯伦劝告巴尔费首相“收买丘吉尔并委以要职”,将丘吉尔延揽入阁,或许他为了保住这个政府职位,会由政府的反对者变为政府的捍卫者,并对政府的行动遵循集体负责的原则。否则,这样一位重要的而且有才能的政界人物无论是留在党内或投奔政敌阵营,都可能给政府和党造成严重的危害。

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但巴尔费首相却没有听从。他把政府的一个大臣职位交给了另一位同样年轻,但才华与精力都比丘吉尔差得多的后起的保守党政治家鲍纳。丘吉尔失望了,他意识到,继续留在保守党对他的政治前途毫无益处,因此下定决心离开保守党。

从这时起,丘吉尔开始调整修正他在各方面的主张,以便与自由党的政策精神接轨。不久,他和自由党人的主张基本合拍了:比如,他继续呼吁紧缩军费开支,继续批评政府在对外事务中的浪费现象;他积极维护工会权利等等,而这些都是自由党人的主张。

1903年12月,他在结束一次攻击保守党政策的演说时说:“感谢上帝,我们还有个自由党!”

1904年3月,他开始自称为“独立的保守党人”,其发言的内容也越来越向自由党人靠拢。一次,他到主席台上发表关税问题的演说,一大帮保守党人在首相带领下当即离开了议会大厅。然而,他的演说却受到了自由党人,特别是劳合·乔治的热烈欢迎。

特别使丘吉尔兴奋的是,他受到邀请,以一名主张自由贸易的候选人身份,参加自由党人支持下的曼彻斯特西北部竞选。他在工会维权方面的积极态度,使大部分工人选民对他刮目相看。他强烈反对外国移民法提案,也使不少犹太人愿意投他的选票。

丘吉尔已经做好了与保守党脱离关系的准备,1905年1月,他被保守党组织秘书取消了保守党员资格,丘吉尔与保守党断绝了一切关系。

虽然丘吉尔曾经激烈地抨击过张伯伦的提案,但张伯伦还是认为巴尔费首相对待丘吉尔的态度是失策的。在丘吉尔脱离保守党后,张伯伦惋惜地说:“丘吉尔是所有青年中最聪明的一个,让他走掉是犯了一个错误。”

丘吉尔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保守党,但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自由党人。他离开保守党投身自由党,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考虑。事实证明,丘吉尔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个在保守党不受欢迎的反对者,很快就成了自由党的新贵。

角色转换

丘吉尔与保守党的分歧越来越严重,最终自由贸易关税壁垒之争成了丘吉尔改弦易辙的契机,丘吉尔离开了保守党转投自由党,角色的转换也使得他顺利踏上了向上攀登的阶梯。

虽然被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纷争,但丘吉尔还是努力地抽出时间为父亲伦道夫勋爵写传记,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收集和整理父亲遗留的书信、文件,又得到了亲友的全力支持,连约瑟夫·张伯伦、罗斯伯里勋爵这些政坛老将也为他提供了许多当年与伦道夫勋爵来往书信的原件。资料收集齐备之后,丘吉尔开始了认真细致的写作,《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一书最终于1904年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的出版不仅圆了丘吉尔纪念与告慰亡父的心愿,还使他获得8000英镑的稿酬。

《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传》一书是非常成功的,尽管传记中涉及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但这本书的内容却含蓄、温和、毫无锋芒毕露之嫌,因而备受读者的赞誉。《旁观者》杂志认为,作者“避免了党派的偏见,在对其父亲的怀念中显得很孝敬”。而历史学家A·F·彼拉德则给了更高的评价,“它所具有的扎实优点使人们抱有希望,丘吉尔先生比他杰出的、但却是神经质的父亲赋有更大的坚韧力。”

丘吉尔在传记中的措词毫无锋芒,但现实中他对保守党的攻击却是毫不留情。而保守党也无法忍受丘吉尔这种“背叛”行为,甚至连丘吉尔申请作为马球队员参加保守党俱乐部这一小小请求,都被严词拒绝,双方的关系充满了“火药味”。

5月16日,丘吉尔在曼彻斯特西北选区进行预备性宣传演讲时,以激烈的言辞对保守党进行了攻击。他称保守党是为大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强大同盟”。这个党的执政意味着党的机器在实行暴政,他们“在国内贪赃受贿,为了掩盖这种恶习而在国外发动侵略”。保守党的政策“对千百万人来说是昂贵的粮食,而对百万富翁来说是廉价的劳力”,演讲中,他还做过一次形象的演示。他先拿出一块小面包,在台上来回晃动说:“按保守党人的政策办事,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面包。”接着又拿出一块很大的面包说:“如果保持自由贸易,你们将得到这样一块大的面包。”他还在《每月评论》上发表专题文章,批评和丑化保守党。其措词之尖锐,语气之激烈,在他的文章中还没有先例。

从政4年后,丘吉尔已经成了英国的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即使是与保守党决裂也没有损害到丘吉尔的声望。在正式脱离保守党后,曾经有六个选区建议丘吉尔以自由贸易独立拥护者的身份,充当他们那里下届议员候选人,但都被丘吉尔拒绝了。丘吉尔明白,如果自己想在政坛上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就必须获得一个强大政党的支持,而这个党就是自由党。

5月末,他在下院的座位从保守党人一边转到了自由党一边,正式加入了自由党阵营。他再次选择了他父亲生前坐过的位子。

到了7月份,丘吉尔与保守党的“口水战”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次,丘吉尔的提议在表决中被保守党否决,他随即发表演说,对巴尔费首相进行猛烈抨击,认为他应当为政府目前的混乱负责,立刻辞职。“我对首相的聪明才智十分敬佩,其品格像内政大臣一样崇高”,但巴尔费拒不辞职,“是对议会传统的藐视,将使英王的荣誉蒙受耻辱”。巴尔费的口才也不比丘吉尔逊色多少,他尖锐地回敬说:“一般说来,我不希望把这种有预谋和粗暴的谩骂作风带到议会大厅中来;倘若事先经过谋划,那应当更文雅一些;倘若是非常粗鲁,则无疑明显暴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

不管怎么说,丘吉尔离开的是一条即将倾覆的破船,保守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情况越来越不妙了。保守党内和内阁中因外贸政策问题争吵得不可开交,巴尔费首相已经无法控制局面,保守党政府事实上已经瘫痪。

如何解决保守党面临的困境呢?党内元老张伯伦念念不忘他的关税壁垒政策,他要求巴尔费首相立即解散议会,举行新的大选,企图通过选举来争取选民支持他的政策。但巴尔费拒绝了张伯伦的要求,他采取了辞职的对策。巴尔费的想法是,如果让自由党马上组织政府,这个新政府必然会由于自由党议员在议会中不占多数,而自由党议员之间也有分歧而迅速垮台,那时候自己再卷土重来,必然会增强保守党的地位。于是在1905年12月4日,巴尔费内阁集体辞职。但是巴尔费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他高估了自由党的内部矛盾。就在他宣布辞职后,自由党领袖之间迅速达成协议,消除分歧,第二天就组成了以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为首的新政府,并宣布立即解散议会,在1906年1月举行大选,争取在下届议会中拥有多数议员以掌握主动。结果,因为巴尔弗的辞职,保守党人十年的执政结束了。在以后的十年里,由自由党政府统治英国,而在以后的17年内都是自由党人任英国首相。

新首相坎贝尔·班纳曼的经历与丘吉尔颇有相似之处。他也是在保守党家庭长大的,但思想却倾向于自由党,并且最终在自由党内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坎贝尔·班纳曼对丘吉尔很欣赏,组阁时曾考虑让丘吉尔担任财政部财务次官,在英国,财政大臣往往是首相的继承人,因而财务次官也是一个显要的职位,而且薪俸比其他部的次官多得多,可以说这一职务是政府各部的次官中最令人羡慕的一个。可是丘吉尔却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要求到殖民地事务部去当次官。他明白自己对财政事务一窍不通,可是对殖民地,他有相当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殖民地事务大臣额尔金伯爵是上院议员,这就意味着在下院,他就是殖民地事务部的代表,有更多的自主权力。丘吉尔于是成了英王陛下政府的一位初级大臣,这一年,他31岁。

转投自由党后,丘吉尔终于迎来了自己仕途上的上升期。现在春风得意的丘吉尔不仅要尽快进入殖民地次官的角色,还要为即将到来的全国大选做好准备,这也是决定他今后政治前途的大事。

施展才干

成为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后,丘吉尔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的才干的广阔舞台,但是丘吉尔还来不及熟悉部内各项事务,就不得不面对1906年1月的全国大选。

按照英国政府的规定,内阁大臣、次官都可以配备私人秘书,作为大臣的助手并为大臣准备各种各样的资料。于是,丘吉尔从殖民地事务部的文官中挑选了一位与他同年的埃迪·马什担任他的私人秘书。丘吉尔在用人方面很有眼光,埃迪·马什博学多才,文学修养较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私人秘书。埃迪·马什自此以后跟随丘吉尔20多年,从一个部转到另一个部,他们的合作关系一直持续到马什1953年去世时才结束。

1906年1月,大选正式开始。丘吉尔选择了保守党传统据点的曼彻斯特作为自己的选区。选择这里不仅是出于丘吉尔好斗的性格,也是他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曼彻斯特是一个视出口市场为命脉的工商业大城,这里的选民对于丘吉尔捍卫自由贸易的做法一定会正面响应的。

情况确实同丘吉尔料想的一样。1905年末,他带着秘书马什赶到了曼彻斯特进行竞选活动,在那里他们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丘吉尔在曼彻斯特煤炭交易所发表演说时,演说时间本来定在下午3点,但是到了下午2点,大厅中就已经挤满了听众。演说中,丘吉尔把重点放在坚决主张自由贸易上,“在这次选举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你2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在1906年人们赞成的是什么呢?是自由贸易。其他任何事情都将被遗忘。”。在丘吉尔演讲过程中,听众的掌声,欢呼声持续不断。当时的报纸报道说:“这种热闹非凡的场面在曼彻斯特的政治竞争中是史无前例的。”当时,保守党在英国人民心中已没有什么位置,而自由党则蒸蒸日上,这样的形势,对转党后丘吉尔的竞选极为有利。

丘吉尔的竞选对手保守党人希克斯是宗教界的一位名人,他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但是希克斯支持关税壁垒政策,这一点在曼彻斯特注定无法讨好。而且他的演讲才能也无法与丘吉尔相比。因此竞选进行没多久,他便处于劣势。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抓住丘吉尔的“叛党”行为作为把柄,印发他过去标榜保守党、攻击自由党的言论来质问他,要求他当场向选民作出解释。不过丘吉尔对此早有准备,他简单而又巧妙地回答了希克斯的诘难。丘吉尔说:“我在为保守党工作的时候,我说过许多蠢话,正是因为我不想再继续说这些蠢话,我才离开了它。”这个回答引起了听众的一片欢呼声和掌声。最后,丘吉尔以5639票当选,领先希克斯1241票,终于圆了他转党与竞选双双成功的好梦。

自由党是这次全国大选的大赢家,他们赢得了下院401个议席,而保守党仅有157席,所得还不及自由党的半数。失算的巴尔费弄得灰头土脸,还不得不靠在其他地方进行补缺选举的办法使自己得以重回下院。

竞选结束后,丘吉尔终于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殖民地事务部的工作中去了。丘吉尔渴望证明自己是一个年轻有为、富有首创精神的大臣,因此他迫切地想要在这个职位上做出一番成绩来。丘吉尔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这不是个最重要的职务,但是这一职务都包含着两种明显的可能性——彻底完蛋或者是巨大成功。”

丘吉尔的顶头上司额尔金伯爵已年近花甲,曾经担任过印度总督一职,在自由党内很受人尊敬。但在丘吉尔看来,这位伯爵是一位思想古板的人,既缺乏演讲才能,又无社交能力和风度。由于性格上的差异,额尔金伯爵也不是十分喜欢丘吉尔。对这位一上任后就显得锋芒毕露的副手,他的态度是不遏制,不放权,要控制。尽管两人在处理重大政策问题上能够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在小问题上却总是摩擦不断。当两人在一起讨论问题时,常常是丘吉尔在一边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而额尔金伯爵坐在一旁一言不发,20分钟或半小时后,他会以一句简单的话为丘吉尔的长篇大论作总结:“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因此,我不能这样做。”据说有一次,丘吉尔为额尔金伯爵准备了一份篇幅很长的备忘录,他在最后还特别写道:“这是我的看法。”额尔金勋爵看后什么也没说,仅仅批上一句话:“但不是我的看法。”

虽然丘吉尔常会为他的上司的古板感到气恼,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从上司那里学到了不少从政经验。在给额尔金勋爵的信中,丘吉尔写道:“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感到非常幸运,在第一次参加一届政府之际,就遇到一位对人信任、宽大为怀的上司;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我从你的教诲和楷模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而如果我在别的地方,或许我的一生依然是茫然无知。”

好像是与南非特别有缘,丘吉尔在殖民地事务部处理的第一个重要事务就是布尔人的问题。南非战争后,保守党政府与布尔人签订了和约,将德兰士瓦和奥伦治共和国全部划入了英帝国的版图。当时,作为在野党的自由党,就坚决反对这一粗暴殖民政策。如今,轮到自由党执掌政权,理应对这项政策作出调整。

政策调整的焦点在于是否让布尔人实行自治。保守党政府后期曾提出过一个折中的议案,建议让布尔人实行代议制的,但并不具有全权的责任制政府。最初,额尔金勋爵不想重新立法,仅仅打算对保守党的议案进行适当修改。但丘吉尔却认为只有与战败的敌手实行和解,才能保证英国对南非的统治稳定,因此必须同保守党人的政策彻底决裂。他在议会辩论中清楚明白地表达了他的意见,“在下院,有关南非政治问题的各个思想派别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我们认为,南非的英国当局必须用两条腿站立着,那些持反对立场的尊敬的先生们则操劳10年,使它用一条腿站立着。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如果要使英国在南非的统治持久稳定,则必须长期取得荷兰人的合作。”这番演讲给额尔金勋爵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开始意识到如果不放松对南非的殖民统治,就很可能又会爆发一场新的武装反抗斗争。

在1906年2月8日的内阁会议上,政府最终撤销保守党的折中法案,重新立法,核心内容是“从殖民在转向责任政府制”,委托丘吉尔在下院提出相应的法案并设法使其通过。会后进行午餐时,丘吉尔还与当年在南非战场抓获自己的那个布尔人史末资巧遇,更让他惊讶的是此人已成为了德兰士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两人后来成为了关系密切的朋友。

1906年7月31日,自由党政府决定让布尔人的共和国在英帝国范围内实行自治,这个由丘吉尔提出的法案经过辩论终获通过。法案在1910年生效,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之间的矛盾。丘吉尔的突出表现备受关注,连国王的心腹都给丘吉尔写来了信件:“国王陛下高兴地指出,如果你能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党的观念之上,你一定能成为一位可以信赖的大臣,而且还能成为一位严肃的政治活动家。”

作为殖民地事务部的次官,丘吉尔上任后的表现确实可圈可点。他热爱这份工作,愿意投入全部精力去工作,当然,他也会在工作之余给自己找点乐趣,比如写作和旅行。

东非之行

殖民地事务部的工作是沉重烦琐的,而且往往会有棘手的突发状况,但丘吉尔从走马上任以来,处理得都还得心应手,不过他的好运很快到了头,一场华工纠纷让丘吉尔尝到了焦头烂额的滋味。

1907年初,一份报纸披露了中国劳工在南非遭受非人待遇的事实,到了3月份,英国南非总督米尔纳曾允许以鞭打惩处华工的违法行径又被揭发出来,这些报道在英国激起了一片谴责“华工奴隶制”的舆论热潮。如何解决华工问题让殖民地事务部大臣和他的副手头痛不已,因为尽管坎贝尔·班纳曼已于1905年12月宣布“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停止输入劳212”,但此时英国政府无权吊销业已颁发的许可证。自由党后座议员们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力促尽早从南非遣返全部中国劳工,而且还提出谴责米尔纳的动议。但此时米尔纳已经退役了,自由党领袖考虑要否定这项动议,并把这一困难的任务交给了本来因华工问题而感困扰、进退维谷的丘吉尔。

后来自由党领袖认识到,把反对这项动议的困难任务交给丘吉尔是一个错误。丘吉尔虽然很有能力,但毕竟还太年轻。这本应是由一名德高望重、有丰富经验的大臣去干的事情,或者干脆由首相本人去干。丘吉尔像通常一样,预先对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在议会辩论中,他的演说达到了团结大多数自由党人支持政府否认这项动议的目的,但这却是一次失败的演说,因为它在保守党人中激起了巨大的愤怒。丘吉尔在演说中给人的感觉是,“他仿佛是在奚落一位信誉扫地的政治家”,就连英国国王也认为丘吉尔的措词“激烈而令人生厌”,在一封写给丘吉尔远房亲戚伦敦德里夫人的信中,国王说,“你这个亲戚的行为简直使人反感至极。”

此后,华工问题又困扰了额尔金和丘吉尔数月之久,最终政府决定不再重新颁布劳工法令,华工合同一旦期满,即行遣送回国。这个问题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这场风波过后,丘吉尔决定去东非旅行,这是一次半视察半休假的旅行。1907年下半年,丘吉尔和他的私人秘书马什,他的表叔戈登·威尔逊中校,还有一名男仆,一行四人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东非之行。丘吉尔想在这次旅行中进行狩猎活动,猎取一些大动物。本来丘吉尔可以申请公务旅行,但为了避免政敌的批评,他只能自己负担这次旅行的费用。为此丘吉尔决定给《滨海杂志》写报道这次旅行的文章。之前他已和该杂志谈好,每篇文章稿酬150英镑,这些稿酬足以应付旅行开支了。

而之所以选择东非,是因为丘吉尔希望了解在过去30年间,英国取得的大片属地上的具体情况。丘吉尔把“这次纯属野外运动和私人旅行”很快变成了“官方出巡”,在旅行中,他严肃认真地视察每一个地方,接见各方面的代表团,参加地方的讨论,俨然一位钦差大臣。丘吉尔敏锐地在这些殖民地上看到了无穷的潜力——自然资源。不久他就着手准备长篇报告,提出他认为是英国政府对这些殖民地所应采取的福利措施,频频发给殖民大臣额尔金。由于白天忙于“工作”,丘吉尔只能利用晚上的片刻闲暇,为《滨海杂志》撰稿。

1907年10月28日,丘吉尔和他的旅伴们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在那里他受到了热情接待。英国派驻当地的总督为他设宴接风洗尘,向他报告:亡作,当地王公贵族、部落酋长频频前来参拜。结束了在肯尼亚的工作后,丘吉尔又从那里转乘火车前往内罗毕,途中四个人临时停下来打猎,让他们兴奋的是居然猎获了一头犀牛,这真是一次令人激动而又很危险的经历。

由于丘吉尔殖民地事务次官的显赫身份,到了内罗毕后,他又被游说者和请愿者所包围,观光旅游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政治出访。正如他所说,“内罗毕的每个白人都是政治家,他们中的多数人又都是各政党的领导人”。

3天后,丘吉尔及随行人员从内罗毕出发,沿着通向乌干达的铁路线前往维多利亚·尼亚萨湖和乌干达保护领地。接下来是一段最艰难的旅程,丘吉尔一行带着400多名当地民工徒步行军,他们一天只能前进12或14英里。各种蚊虫的叮咬让丘吉尔在大部分时间里感到身上十分难受,同时热带的阳光还使得他不得不时刻戴一顶遮阳帽。一天的艰难旅行结束后,他们晚上就住在临时搭起来的窝棚里。尽管这次旅行如此艰苦,但丘吉尔却依然每天谈笑风生,甚至连总是跟他一起的马什对他的“毫无倦意”也感到吃惊。他们一行最终到达了尼罗河的源头,然后乘船到喀土穆。在这里,丘吉尔的男仆因食物中毒而身亡,这使他十分悲痛。1908年1月中旬,丘吉尔回到英国。

丘吉尔曾给他的上司寄回很多报告,额尔金对此毫无兴趣,认为丘吉尔那些需要花费大量财力物力的计划纯属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然而,这些素材对于丘吉尔来说却大有用处,他将东非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汇编成书,取名《我的非洲之行》。丘吉尔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开发东非的一些设想。他主张开发森林和水力资源,建铁路和工厂、发电站,主张把文明传播到东非的荒漠和丛林。他还预见到该地区有发生种族冲突的危险局面,认为欧洲人与印度移民如果不加节制,就会发生严重的摩擦。这本书于1908年由霍德和斯托顿出版公司出版了单行本。丘吉尔娴熟的写作技巧,充实生动的内容使这本书毫不意外地获得了成功,受到出版界和公众的一致好评。

丘吉尔回到英国后不久,首相坎门尔·班纳曼突然生了重病,而且复原无望。这样一来自由党内阁重组就成了必然。新首相上台一定会给内阁换一些“新血”,丘吉尔进入内阁的机会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