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家庭
1908年,33岁的丘吉尔双喜临门,不但顺利地成为了内阁大臣,而且还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克莱门蒂娜·霍齐娅。
对一名贵族子弟来说,33岁才结婚未免有点晚。可能是由于丘吉尔孤僻内向的性格和对政治的强烈兴趣,他在很长时间内极少与女**往。但克莱门蒂娜也并非丘吉尔的初恋。在印度服役时,丘吉尔认识并喜欢上了一位名叫帕梅拉·普洛登的姑娘。她是一位英国驻海德拉巴的官员的女儿,既漂亮又文雅,是有名的社交美女。丘吉尔与帕梅拉两情相悦,但因为丘吉尔到南非参加战斗,两人的书信联系渐渐少了,感情也疏远了。偏巧在这时,帕梅拉有了另一位更热烈的求婚者——印度总督的儿子利顿伯爵维克托。于是两年以后,她嫁给了利顿伯爵。丘吉尔非常伤心懊恼,但还是很有风度地祝福帕梅拉。后来他和帕梅拉成了朋友,并且一直保持联系。丘吉尔一共给帕梅拉写了37封信,而这37封信时间跨度长达63年。
1908年8月15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出人意料地刊登了一则丘吉尔订婚的消息。新娘名叫克莱门蒂娜·霍齐娅,她的父亲亨利·霍齐娅爵士曾当过军人和战地记者,刚于1907年逝世。新娘的母亲布朗希·霍齐娅夫人是艾利伯爵的女儿,也是贵族家庭出身。克莱门蒂娜·霍齐娅是家中的长女,长得非常漂亮,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是一位有学问的姑娘,她明智、幽默,并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
丘吉尔与克莱门蒂娜·霍齐娅的结合颇富戏剧性。其实早在1904年,丘吉尔就曾在社交场合见过克莱门蒂娜,不过那时双方并无来往。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才使两人走到了一起。1908年夏天,丘吉尔和表兄弗雷迪·格斯特上尉一同去拉特兰度假,他们住在一家出租公寓里。一天深夜,公寓突然起了火,在消防队赶来之前。丘吉尔就已经行动起来了,他戴上消防队员帽盔,奋勇冲进火海中,指挥抢救物资的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喷着火焰和弥漫着呛人黑烟的房屋里往外搬东西。丘吉尔在救火时表现出来的英勇,让人惊叹不已。当地的报纸报道说:“他奇迹般地从房中逃出,在他双手抱着两个半身雕像跑出来的一刹那,屋顶坍塌了下来,如果再晚一秒钟,他就会葬身在瓦砾堆中。”
这条大臣英勇救火奋不顾身的新闻很快传开了,它深深打动了克莱门蒂娜·霍齐娅的芳心,她随后便给丘吉尔发了一封表示敬仰和爱慕的电报。丘吉尔回电说:“大火是非常有趣的,我们都充分地享受到它的乐趣。”此后不久,丘吉尔特意邀请克莱门蒂娜到布伦海姆宫做客。双方来往一段时问后,丘吉尔觉得这个年轻女孩聪明可爱,便向克莱门蒂娜提出求婚,克莱门蒂娜当即答应了他的要求。
作为内阁大臣,丘吉尔的婚礼既盛大义引人注目。婚礼于9月12日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举行,大约有1400名宾客应邀出席了婚礼,教堂四周街道上还挤满了大批围观者。两位主教(其中一位是原哈罗公学校长威尔登)主持婚礼,丘吉尔的好友劳合·乔治当证婚人,男傧相是丘吉尔在保守党“胡里干”小组时的老朋友休·塞西尔勋爵。新婚夫妇还收到了许多珍贵的礼物,其中包括国王赠送的、带有马尔巴罗家族族徽的镶金马六甲手杖。
结婚典礼结束后,年轻夫妇立即出发去蜜月旅行。他们先回到布伦海姆拜访马尔巴罗公爵和一些亲戚,随后又去瑞士和意大利。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丘吉尔也没有放下他热衷的政治。婚礼仪式刚刚结束,还没从教堂走出来,丘吉尔就开始同劳合·乔治谈论政治问题;在布伦海姆期间,新郎也没能放下书稿,天天坚持写作《我的非洲之行》的最后章节;当两人旅行到博文诺后,丘吉尔也没忘记给同事写几封长信,讨论当前需要处理的公务要事。克莱门蒂娜现在才看出,以后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婚姻生活了。
丘吉尔性格固执倔犟,缺少浪漫情调,他不喜爱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读书写作和从事政治活动。这样的丈夫不是一般女人能够接受的,幸好他娶到的女人是克莱门蒂娜。克莱门蒂娜性格外柔内刚,既有良好的教养,又有丰富的学识。在她的精心布置和安排下,家里被收拾得井井有条,装饰得优雅精致。尤为难得的是,克莱门蒂娜也很喜欢政治,因此从不会抱怨丘吉尔把太多时间用在政治活动上。她甚至能够为丘吉尔出谋划策,提出好的建议,使丘吉尔避免因冲动或草率而采取不明智的行动。
丘吉尔的私人秘书约翰·科尔维尔在《丘吉尔及其密友》一书中写道:“尽管温斯顿·丘吉尔忠实、亲切,但嫁给他的女人不会感到生活是很轻松的。他所选择的那个女人不仅有花容月貌,年纪大了仍是风韵犹存,受过良好的教育,娴雅温存;而且她还十分自信,能够对付他的要求和癖性。她通常满足了他经常是过分的要求,有时是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同时她也能使他冷静下来采取现实的和理智的态度,从而使家庭井然有序。”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的婚姻长达56年之久,是少见的美满姻缘。克莱门蒂娜为丘吉尔创造了一个稳定和安谧的家庭环境,而丘吉尔则保证使他们的生活没有一时一刻是单调乏味的。
他们婚后共生育了五个孩子,四女一男。其中第四个孩子,也就是第三个女儿,不幸夭折。唯一的儿子伦道夫排行第二,生于1911年。丘吉尔对伦道夫十分宠爱,他对儿子寄予了厚望,希望他将来也能成为出色的政治家。因此当伦道夫还是小学生时,他就急切地让儿子参与自己的一些政治活动,同自己的政治朋友结交。在儿子只有十几岁的时候,丘吉尔就让他同劳合·乔治大臣或比弗·布鲁克勋爵等著名政治家一道进餐,他要求伦道夫认真听这些大人物谈话,而且还鼓励他同他们争辩。
但是丘吉尔的苦心都白费了。伦道夫从小好高骛远,狂妄自大,骄横暴躁。有一次他甚至大言不惭地对丘吉尔的一位同事说:“我相信我21岁就应该进入下院,23岁就担任要职。要是有人不同意我这个信念,我不愿同他争辩,因为我认为这是肯定无疑的。”伦道夫虽当过议员和记者,也颇有才华,但最终不成大器。
丘吉尔后来对伦道夫极为失望,幸好他在三个女儿身上找到了一点安慰。三个女儿依次是黛安娜、莎拉和玛丽。他的长女黛安娜嫁给了富有才智的邓肯·桑兹,桑兹在外交界工作几年后成为议员。莎拉和玛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分别参加了皇家空军和陆军妇女辅助工作队的摄影、测绘工作,以行动来支持父亲。
一般说来,英国政界人物的婚姻很少有美满幸福的,但是传记作家们都认为丘吉尔的婚姻是美满的。尽管丘吉尔几经宦海沉浮,但却始终都能从家庭中得到支持和安慰,丘吉尔确实很幸运。
铁腕镇压
1910年末和1911年期间,身为内政大臣的丘吉尔面临着对付空前严重的“劳工**”问题,尽管他之前一直以同情工人的形象出现,但这一次,出于政治需要,他对群众政治斗争采取了暴力镇压。
1910年11月,丘吉尔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工人罢工首次动用军队镇压。此举后来成了保守党人攻击他的把柄,说他喜欢使用军队动用暴力。此事的导火索是南威尔士的一次矿工大罢工。纠纷源于劳资双方的矛盾,煤矿公司方无视工人加工资的合理要求,并且无理解雇工人。愤怒的工人开始了罢工抗议,结果这次大罢工造成了托尼潘迪镇的骚乱,大量工人涌上街头,以至于连本地的警察也无力控制这一混乱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立刻决定从南部军队抽调麦克里迪将军的部队,又从伦敦抽调了部分警察,一同前往托尼潘迪镇压工人罢工。这个决定尽管让丘吉尔遭受了很多指责,但它确实有效地平息了骚乱。托尼潘迪镇的许多商店被捣毁,但穿着防水胶布服装的警察使小镇的秩序得到了恢复,而且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麦克里迪将军非常佩服丘吉尔办事果断、迅速出击的决策能力和工作作风:“这完全是丘吉尔先生到伦敦东区西德尼街现场视察一场暴力犯罪,深谋远虑的结果,他直接派卷入到了所谓的“西德尼街的杀戮”事件。遣首都十分强大的警察力量镇压,再加上对这一山谷地区的事态了如指掌,因而避免了流血。”事后,丘吉尔坚定地告诉矿工联合会,如果他们坚持那样做,再出现类似情况,他还会毫不犹豫地授权动用军队。
几乎就在托尼潘迪镇爆**乱的同时,伦敦妇女界也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1910年11月18日,妇女参政运动的拥护者在伦敦一家礼堂举行集会,然后组织一支300人的队伍向议会大厦前进,准备向首相递交要求妇女普选权的请愿书。丘吉尔如临大敌,他派出1200余名警察包围了只有300余人的集会队伍。结果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扭打在一起。以前对付游行示威者,只是抓起来关几天,现在警察竞改用残暴的殴打,人们深信幕后指使者是内政大臣丘吉尔。这次冲突虽然没有重大伤亡,但是作为主管此事的内阁大臣丘吉尔却在声誉上严重受损,伦敦市大部分市民都对他的粗暴感到愤慨。
丘吉尔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到了1911年1月份,丘吉尔又被卷入到了“西德尼街的杀戮”中,这是一次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件。
1月3日,警方报告说一伙东欧革命党人的残余分子,带着火力很强的自动手枪,抢劫了一家珠宝店时,还开枪打死了3名警察,然后逃走。后来有人在伦敦东区西德尼街的一所房子里发现了他们。为了抓捕犯人,丘吉尔这次亲自出马了。因为报告称抢劫犯持有枪械,并且不时朝警察开枪,看来房子里罪犯不少,而且弹药贮备充足。警方因此请求派装备有步枪的军队支援,丘吉尔当即同意了这一请求。当他赶到现场时,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发现大炮也拖到了现场,而事实上,这种增援并不是他所要求的。但丘吉尔很明智,对在现场负责指挥的高级警官所作出的部署,他不愿意指手画脚地加以干预,相反,他支持这位警官对这幢房子所作的决定。当炮弹把逃犯扼守的房子打着了火之后,由于相信罪犯人数众多,丘吉尔阻止消防队员救火,直到房子被烧为灰烬为止。但事后搜查时,警方发现,屋内其实只有两具烧焦的尸体。如此兴师动众,所对付的仅仅只有两个人而已,一场闹剧就这样收场了。
这件事情被迅速传开,新闻界和保守党都对丘吉尔冷嘲热讽,说他用牛刀杀鸡,还送了他一个外号——“西德尼街上的拿破仑”。
1911年对丘吉尔来说是一个黑色年份。此后几个月中,英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罢工事件,丘吉尔仍然毫无顾忌地持强硬态度,他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一连串的指责辱骂。这种情况让丘吉尔也感到痛苦,他曾向朋友说过,内政大臣是他所担任过的职务中最让他讨厌的一项工作。但是对内政大臣来说,作为法律和秩序的监护人,要想避开劳工领袖们的厌憎,那必定是件很困难的事。1911年8月,英国海员和码头工人罢工,伦敦港口管理局求援。丘吉尔立即与陆军大臣商定,派出25。00名士兵前往镇压,消息传开后,工人愤怒至极却毫不退缩,码头工人的领导警告政府,如果军队胆敢动一下船坞,就会发生武装冲突,造成流血事件。眼看一场流血事件即将发生,紧急关头多亏劳合·乔治说服首相出面干预,才把丘吉尔控制住。
偏偏就在这时,铁路工人为争取运输公司承认他们的工会,同时为了声援海员和码头工人也宣布总罢工,这一下局势变得更为严重。英国在此之前从未爆发过这样大规模的铁路罢工,它使部队不能调动,又断绝了食品与其他必需品的供应。英国一些政府官员甚至认为一场革命正在兴起,英王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敦促丘吉尔采取更强有力措施镇压,必要时甚至不惜动用军队。这位内政大臣冷静地回答:“政府部署的兵力足以保障法律的支配地位。困难不在于维持秩序,而在于维护秩序的同时,又不使生命受到损失。”于是,丘吉尔不等地方当局求援,就派遣50000名士兵,每人配20发子弹,开赴铁路沿线“维持运输秩序”。
这次行动中发生了流血事件。一列火车由于罢工者的行动而停止运行,一批人开始向火车投掷石块,赶到现场的士兵开了枪,打死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还是无辜的围观者,因为凑热闹就莫名其妙地送了命。尽管这一流血事件使丘吉尔备受批评,但丘吉尔却认为,他个人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同时,他收到英王拍来的电报,电文说“令人信服的是,你所采取的果敢行动使国家不同地区避免了生命财产的损失”,这使丘吉尔很高兴。
这次罢工最后经调解得以平息,但丘吉尔所采取的粗暴手段却引起了众怒。换句话说,尽管他得到首相和内阁的支持,但在议会外,他的所作所为却受到了严厉谴责。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于1911年8月在下院对丘吉尔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如果内政大臣能够很好地了解在危机时期应当如何对待群众,很好了解公民自由是怎么回事,较好地使用他内政大臣所拥有的权力,那么我们的困难就会比近四五天来少得多。”许多年来,在新闻界一直是支持丘吉尔的《曼彻斯特卫报》,也指责他在镇压工人罢工时手段残暴让人反感。
丘吉尔在工人阶级心中的形象虽然一落千丈,但英国内阁却把他看成是一个在复杂情况下善于采取果断行动的人,一个富有坚强毅力、决心和组织才能的人,这样一来他在内阁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加了。
内政外交
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相信自己对国内局势的安定和国家的安全都负有重要责任,因此他在处理好内政事务外,还关注着英国国内和国际上各种事态的发展。
在国内事务上,他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打破同上院在宪法问题上出现的僵局。1910年大选后,自由党内阁在处理与上院对峙问题上仍无任何明确的计划,英王也未提出任何有效的解决两院矛盾的办法。为了打破僵局,丘吉尔开始向首相阿斯奎斯建言,力促对上院实行改革。内阁经过激烈辩论,决定采取限制上院否决权这一策略。即请求英国国王作出保证,必要时增封足够数量的支持自由党的新贵族,以使上院不能行使否决权。这项政策得到了自由党人和爱尔兰人的广泛支持,对上院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财政预算再次转到上院时,上院不得已表示了接受。
1910年5月,英王爱德华七世突然去世,他的儿子乔治五世成为了英国的新君主。鉴于乔治五世在政治上毫无经验,自由党与保守党都同意举行一次宪政会议,看看能否在不涉及王权的情况下,就两党之间存在的难题达成一项妥协性的解决办法。
丘吉尔和劳合·乔治是两党和解的热心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劳合·乔治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以指导两党联合的基础性工作。丘吉尔则拟订了一套关于联合条件方面的草案,草案内容翔实,考虑周密,并尽可能均衡地照顾到了两党的利益。首相阿斯奎斯对丘吉尔拟定的草案感到十分满意。
丘吉尔还主动同保守党领袖人物巴尔费进行了接触,巴尔费的态度是开明的,为了顾全大局他表示愿意接受和解。但这项一直进行得很顺利的和解工作,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大多数保守党人不主张联合。巴尔费只不过是代表了一小部分人的意见,他意识到如果强行和解只会造成保守党的分裂,因此,巴尔费最终只得拒绝与自由党联合。丘吉尔与劳合·乔治竭尽全力为之努力的两党合作就此夭折。但是,他们这次尝试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意义,这次和解虽未成功,但却为以后两党联合奠定了基础。
1910年底,宪政会议失败后,首相阿斯奎斯无可奈何地再次解散了议会。接着,为了对上院进行改革,又进行了新一轮的选举,竞选运动和投票均在1910年圣诞节前进行。丘吉尔又有了用武之地,此时他已经是自由党最出色的演说家之一,他开始深入全国各地发表演说,既为自己的竞选造势,也给自由党增光添彩。
竞选活动中,丘吉尔的演说成了对保守党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他的演讲具有一种寓文采于情感之中,寓嘲讽于诙谐之内的刚柔相济的风格,无论是支持他或反对他的选民,都会被他精彩的演讲所感染。他在谢菲尔德所发表的攻击保守党关税改革失败的演说就颇具代表性:“一个大党的路线竟然表现得如此可笑,可怜!总退却的命令发出后,狂热地请求宽恕与怜悯的喊声是那样惊天动地;在保守党俱乐部,在许多贵族院府和很多公共建筑上都竖起了白旗。五颜六色的旗帜、帐篷、行李和弹药,所有这些都散落在溃败的路上。……在英国还未见过这种景象。我们在这条溃败之路的前头看见了什么呢?看到了领袖巴尔费先生的白帽子,就像‘查理大婶’头上戴的一模一样,在奔跑中摆动着。”
丘吉尔毫无意外地在丹迪市的选举中胜出。让人感兴趣的是,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蒂娜在竞选活动中一直陪在丈夫身边,她还在她的家乡丹迪市选区发表了一篇支持丈夫的演说。夫唱妇随的小插曲,也为丘吉尔的竞选活动增色不少。
1910年12月大选的结果几乎与上次大选的结果完全一样:从整体情况看,保守党人丢了一个席位,自由党丢了三个,这些席位则为工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得。自由党仍然是执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做是选民们对现任内阁的肯定和支持。因此自由党内阁终于在下院通过了一项把上院的否决权降格为推迟权的议案。
两院之争刚刚落幕,1911年英国政府又要面对一场严重的国际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德国为维护其在摩洛哥的权益,派遣军舰驶抵阿加迪尔触发的。1911年7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乘坐“豹子号”军舰驶抵摩洛哥港口阿加迪尔,表明了德国不甘于法国和英国在欧洲扩张,企图在摩洛哥分占一片势力。威廉二世还狂妄地自称为“大西洋的海军统帅”,炫耀德国军队所向无敌,可以随时出击任何对手。他公然对法国和俄国表示蔑视,只是对英国还略有尊重,那是因为他自己有一半英国血统。威廉二世的母亲原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女维多利亚公主。
阿加迪尔危机出现后,丘吉尔和劳合·乔治立刻作出了慢烈的反应。内阁大臣劳合·乔治警告德国说:“如果德国人迫使英国作战,英国定将战斗下去。”同时,丘吉尔也对德国驻英大使麦德尔·尼赫伯爵说:“德国不应企图同英国在海上开战。如有必要,德国建成一艘军舰,我们将建造两艘……激进派与保守派无论怎样相互指责,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
这两位内阁大臣的态度让人有些吃惊,两人此前一直反对增加军费预算,因此被认为是热心于避免同外国列强发生冲突的两位大臣。但是他们却在受到德国挑衅后,迅速得出英德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成为未雨绸缪的积极备战派。作为内政大臣,丘吉尔把对付英德战争作为头等大事,他写道:“七年之内,我不会考虑其他任何事情。”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与陆军部联系,要求他们保护海军大炮所用的无烟线状火药的储备。这类火药都保存在伦敦地区的火药库里。他说服陆军部立即派出士兵对军火库进行警卫。他频频地走访外交部和陆军部,花费很多时间了解英国同欧洲各国关系和英国战备情况,查阅国防委员会会议纪录,向将军们询问军事形势,他的注意力完全超出了内政部的职责范围。根据他的了解,他认为海军部并无应付战争的计划,同时也无应付危机的准备。丘吉尔在给阿斯奎斯首相报告中说,海军部“眼下好像人人都在休假。”
1911年8月13日丘吉尔根据自己搜集到的材料,写出了一份详尽的《本大陆军事行动问题》备忘录,并把它上报首相阿斯奎斯。他抛弃了以前关于英国主要应依靠海军作战的设想,预测未来战争主要战役将在法德两国领土上进行,英国应向法国派遣13个师的远征军援助法国,加上辅助部队共计30万人。他还提出德国人将会在第20天跨过缪士河,而战争形势将在第40天左右发生转折。
丘吉尔这份备忘录写得很成功,受到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的称赞。英国内阁和国防委员会批准了丘吉尔的报告,按他提出的建议全面备战。更让人惊讶的是,丘吉尔所作的一些预测,在三年以后爆发的大战中都应验了。
这份备忘录充分显示了丘吉尔丰富的想象力和天才的军事思想,它使得首相阿斯奎斯对丘吉尔刮目相看。当欧洲局势越来越紧张后,首相把海军大臣这一重要职位交给了丘吉尔。
海军大臣
由于看到了爆发战争的危险,首相阿斯奎斯决定更换海军大臣,加强海军部。鉴于丘吉尔在担任内阁大臣时展现出的坚决果断,在研究军事问题方面显露的聪明才智,阿斯奎斯和其他主要阁员都相信丘吉尔会是海军大臣最合适的人选。
1911年9月间,阿斯奎斯首相到苏格兰度假,他邀请丘吉尔与他一同去打高尔夫。在那里阿斯奎斯提出让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几年前丘吉尔曾拒绝过这个提议,不过现在时间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对丘吉尔来说这是一个让他求之不得的建议。战争的脚步越来越近,这时的海军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可以让丘吉尔在军事方面大有作为,同时又可以调离那个让丘吉尔不得不时常同工人发生冲突的内政部,于是丘吉尔立即答应下来。
本来丘吉尔要担任这个职务是有些障碍的,因为陆军大臣霍尔丹也想要担任海军大臣,而且霍尔丹无论是在年龄还是经验方面,出任这个职务的条件都比丘吉尔要强一些。但是就在几个月前,霍尔丹接受了贵族爵位的册封,这成为了阻碍他转任海军部职务的一个理由。正如阿斯奎斯几天后给克鲁勋爵的信中写道:“大臣应该身处下院,海军部也不应照搬陆军部的一套。总的说来,我满意地看到,丘吉尔是合适的人选,况且他本人也愿意去。”
海军大臣在英国政府的官阶排列次序上没有内政大臣高,但对丘吉尔来说到海军部可以一展军事才能,是一件让他非常高兴的事。1911年10月25日,新任海军大臣丘吉尔到职,他立即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改革海军,海军部的风气很快为之一变。
丘吉尔到了海军部后,埃迪·马什作为其私人秘书再次跟随着他,担负同以前一样的职责。结果,马什上任一个月后,就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哀叹:温斯顿每天至少工作八小时……,甚至连星期天也不能由我自己支配,在最近这四天中,我有三天时间是在“魔女号”上度过的。我们已经规定了新的戒律,“第七天是海军大臣的安息日,而在这一天我等却要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马什给朋友的信没有任何夸张,丘吉尔确实是以丁作狂的面目出现在海军部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军快艇“魔女号”上度过,他视察了所有的海军基地,走访了几乎所有的军舰和造船厂。他还竭尽全力在海军部机关制造一种德军进攻迫在眉睫的临战气氛,他相信这样做对提高海军部的工作效率有帮助。丘吉尔建立了参谋人员日夜值班制度,以便一有情况就发出紧急警报,这让那些闲散惯了的参谋人员叫苦不迭。他还把北海大地图挂在自己办公室写字台后面墙上,用小纸旗在地图上逐目标出德国舰队部署和活动,就像在战时那样。
丘吉尔到任后几个星期内就对海军部进行了大胆的人事变动。丘吉尔请资深海军上将约翰·费希尔爵士担任自己的非正式顾问;海军上将阿瑟·威尔逊爵士作为一名海军人员有着极高的声望,但丘吉尔认为他“太多地留恋过时的海军技术,而不能充分地接受新思想”,因此丘吉尔任命海军上将弗朗西斯·布里奇曼爵士为第一海务大臣,取代了年龄几乎比自己大一倍的阿瑟·威尔逊爵士;任命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为第二海务大臣,后来又令其取代布里奇曼爵士成为第一海务大臣;又任命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官、40岁的海军少将戴维·贝蒂为自己的私人海军事务秘书。
丘吉尔同海军部高级军官的关系并不融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丘吉尔改变了海军部传统的工作方式,引起一些将领的不满。海军部的行政事务,按惯例是由四位海务大臣协同海军大臣共同处理的,海务大臣们握有较大的实际行政权力。但丘吉尔上任后却拒绝了这种共同决策的工作方式,直接向他们发出强制性指令,要求他们服从海军大臣的权威。
另外一些高级军官对丘吉尔在视察中的举动感到很反感。他们觉得新任海军大臣态度傲慢、脾气急躁、秉性顽固、情绪激动。更糟糕的是他竟然允许低级军官和士兵发表意见,甚至批评长官。被下级批评的指挥官觉得自己的自尊受到了损伤,他们常常就此向更高当局提出申诉。一次,诺尔基地司令理查德·普尔爵士就这样干了。丘吉尔也立刻作出了反应,他提出要解除这位海军上将的指挥权,只是由于第二、第三、第四海务大臣联名提出辞呈相要挟,才阻止了丘吉尔这样做。
尽管高级军官对丘吉尔印象不佳,但下层军官和士兵却普遍对丘吉尔抱有好感。这是因为丘吉尔促成了提高士兵薪饷的工作。英国海军自19世纪中期以来,士兵的薪饷几乎从未动过。现在丘吉尔却提高了他们的薪饷,除此之外丘吉尔还打破传统,给下层官兵提供了一条升迁的渠道。他规定,凡优秀的士兵,可以被委任为军官。在丘吉尔任职一年后,作为海军下级军官与士兵喉舌的《舰队》月刊编辑撰文说:“在海军历史上,对处理下级军官与士兵的各种待遇,还没有一位海军大臣能比温斯顿·丘吉尔具有更为实际的同情心。”
年轻的海军大臣还非常热衷于海军的技术革新。在他任职期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批准战舰用石油作为燃料,因为用石油无疑比用煤作军舰燃料更有效率。丘吉尔也力主迅速实行技术改造。在他任职期间,海军部冒着风险装配了15英寸大炮,作为最新型军舰的主力火炮,替代那种虽经考验但口径却小得多的135英寸的火炮。除此之外,丘吉尔还尽一切可能鼓励皇家海军航空兵部队使用飞机和水上飞机,并在一定限度内使用飞艇进行试验。
但是丘吉尔的这些技术革新也使得海军的费用大幅度增加,1914年的军费预算成了问题。丘吉尔不得不一反以往在内阁中竭力主张限制军费的态度,转而大声呼吁为海军建设增拨经费。劳合·乔治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丘吉尔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但这一次他也觉得丘吉尔提出的军事预算太过于庞大了。1914年1月,劳合·乔治、丘吉尔以及阿斯奎斯首相三人进行了磋商,相互作出妥协。最后,丘吉尔几乎得到了他在1914年度所要求的一切,但他也不得不同意,编制1915——1916年度预算时要厉行节约。建造巡洋舰和鱼雷艇的计划被削减了,但丘吉尔想要建造战列舰的计划却取得了一致赞同。
丘吉尔的工作使得海军的实力与效率迅速提高,丘吉尔在1915年离开海军部时,曾经与丘吉尔有嫌隙的陆军大臣基奇纳对丘吉尔说,“您永远可以引以自豪的是,你已使我们的舰队作好了(迎接战争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