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将诚实可信看成是一个人的人生交往原则，同时又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品质，一个诚实可信的人是最值得依赖的人。
诚实可信能使人得到器重，并给人以生命的信心和力量。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是人生的强者，他能义无反顾地走人生之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诚诚恳恳地留下坚实的足迹。即使他的生命结束了，但他那颗真诚可信的心，将仍会在热爱着他的亿万人们的胸中跳动，永不止息。一个在人生交往中给人以信任感的人，从来都不会是一个能损害他人利益的人，人的可信就在于，人们感觉到因他的存在，而使人们获得更好的利益。一个人的失信就在于，因他的存在而使人时时感到其利益在受到掠夺，或伤害。人而无信，当然也就不可以在人生交往中获得成功、赢得赞赏。人必有信，才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一个人的成功要从培养可信的品质开始。这种品质的实质表现为：君子之可信，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这就是说，在人生交往中，真正能做到让人可信赖，就必须是宁愿为公众的利益而不惜使自己贫穷，不因私利而使自己富裕；宁愿为他人忍辱负重而不惜伤及自己的利益，不因竞争而损害他人的利益。在此，透过诚实可信的人生交往原则，显示出儒学人生哲理思想关于人生意义的积极性理解。
俗话说：“许人一物，千金不移”。从古到今，言而有信的人受到人们的欢迎、赞颂，其事业也得到人们的支持。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信”包含着深刻的道理，这道理就在于信可以明德，信可以示诚，信可以树威。
以信明德。曾参是孔子的弟子，他经常教导子女要诚实无欺，并以身作则。某天，曾参的妻子要去集市，儿子哭闹着要跟去，她就诓哄孩子，说回家后就杀猪给他吃。等她赶集回到家里，一眼看见曾参正在磨刀准备杀猪。她忙问究竟，曾参说：“你不是对孩子讲好，赶集回来就杀猪给他吃吗?”妻子急忙劝阻道：“我刚才这样说，只是为了哄住孩子，你怎能当真呢?”曾参对此颇不为然，说：“我们不能哄骗孩子，因为孩子时刻在模仿父母，现在你哄骗他，等于教他用同样的方法去哄骗别人；而且当他知道你是为了哄骗他时，他就不会再信任自己的母亲了，将来你如何教育他呢?”最终曾参还是杀了猪，让孩子吃到了猪肉。更重要的是，他使儿子感到父母言而有信，说到做到，父母的威信在孩子的心目中更稳固了；也使儿子懂得了做人须诚实的道理。
以信示威。春秋时期，晋文公一次准备了三天粮草包围原，并允诺三天不攻下原，便立刻撤军。到了第三天，原仍没有攻下，有人建议晋文公再观望一时，但晋文公说：“‘信’是立国的基础，也是人民的庇护所。即使得原而失信，还有什么利益可言?或许还可能因小失大。”于是，晋文公便依言撤退，三军雀跃以拥戴晋文公。战国初期，魏国之所以强盛，也与魏文侯严守信用有关。有一次和猎场的官员约定，准备某月某日某时来打猎。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文侯和大臣们喝酒取乐，在不知不觉中下了雨，酒兴正浓之时，魏文侯记起约定打猎的事，立即起身准备如约前往。大臣们都劝阻文侯道：“难得大王与群臣开怀痛饮，且天又下雨，狩猎之事，可以另约他日。”魏文侯却说：“虽然我也不想离开这里，但是既然有约在先，我不得不去一趟。”
于是，魏文侯依时赶到猎场，对猎场官员表示歉意：“今天雨下的太大了，麻烦你们准备了一切，但我不想打猎，很抱歉!”尽管围猎未成，但魏文侯严守信约，坚决前往约定地点，讲明原委。事情虽小，但正因为是这样不足挂齿的小事，魏文侯仍能言必信、行必果，就更令臣属敬佩。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守信行为，鲜明地昭示着他对人的诚意，使得魏文侯在天下仁人志士中的威信很高，受到众人拥戴和支持。后来魏国一跃而成为强国，也就决非偶然了。
以信树威。战国时期，商鞅“徙木立信”以推行新法的故事，可算是以信树威，取信于人的典范。商鞅原本是卫国人，后来到秦国，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为左庶长(掌管国家军政大权的官)，并具体负责掌管变法事宜。公元前356年，商鞅起草了一个新法令，新法令的主旨在强本抑末，奖励耕战，其条款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第一，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凡有功于国家的，都要按功劳大小封官，并受到奖赏；没有功劳的宗室贵族，削除宗室的属籍；战场上勇于杀敌立功者重奖，斗死的烈士各有适当的安排；对无事生非、打架斗殴的人，处以重罚。第二，奖励种地的农户，发展农业生产。对耕地织布的农民，超过一般规定产量的，免除其徭役；对商人规定多交税，对丢弃农业、诈骗钱财的人，罚他们做奴隶。第三，全国百姓都要登记户口，按户籍组织起来，每五家为“伍”，每十家为“什”，各家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余九家必须告发，不告发的处死，窝藏犯人的，与犯人同罪。第四，一家有兄弟二人以上的，成年后，必须分居，各立门户，不分居者，加倍征税。
秦孝公看过之后，认为很好，就要下令执行。商鞅说：“主公先不要忙着下令。”秦孝公不解其意，商鞅解释说：“常言说得好，‘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必须先取信于民，让百姓知道我们说了话是算数的，新法一公布必须照着执行，只要百姓有这样一个牢固的概念，下一步就好办了。”
秦孝公听了这话，觉得很有道理，就说：“这事但凭左庶长主张。”
这一天，商鞅派人把一根约三丈长的木杆立在城南门口，并令专人守候着。人们不知道城南门口孤零零地立一根光秃秃的木杆子有什么用，都围过来看热闹。过了一会，左庶长商鞅来了，他当众宣布：“谁能把这根木杆儿扛到北门去，赏黄金十两。”围观的人们一时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人群中没有应声的。这也难怪，这是和官府打交道，谁知他们又要出什么花样，就凭这根木杆，扛上走这么点路，能赏黄金十两?世上哪有这等便宜事，说不定会找你的麻烦。人们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去没事找事。这时左庶长又发话了：“怎么没有人扛，赏金少了?现在我郑重宣布，谁执行我的命令，把木杆由此扛到北门，赏黄金五十两!”人们听了，吓得直吐舌头。
人多了，什么样的人都会有，人群中有个逞能的小伙子，心想：不就是扛一根木头，拿赏金吗?即使拿不到赏金，他又能把我怎么的，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于是挤到前面，说道：“我来扛!”他的话音刚落，一些老人就小声嘀咕：“初生牛犊不怕虎，逞这能干什么!”小伙子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拿起木杆，往肩上一扛，往北门就走。看热闹的人们都拥挤着跟在后面。
小伙子把木杆扛到北门放下，左庶长商鞅就走到他的跟前，叫人捧过黄金来。商鞅拍了拍这年轻人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能听从朝廷的命令，按着命令办事，应当受奖!”五十两黄金送到了小伙子的手上，小伙子愣住了，围观的人群愣住了，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只见商鞅提高嗓门说：“大家记住，朝廷公布的命令，一定会照办。我左庶长办事说一不二!”这一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播到秦国各地。秦国民众都说：“左庶长有令必行，有赏必信，我们心里有数了。”
商鞅看到官府已经取得了百姓的信任，于是请秦孝公下令颁布新法。
这则故事通常被称为“徙木立信”。本来，移木与变法毫无关联，但在这里却让商鞅巧妙地联系了起来。移木不过是一件区区小事，但惟其事小，使众人确实感到现在的官府发令必行，重赏有信，既然今天能“赏不逾日”，以后也会“罚不还面”的，再也不敢把官府的告示当儿戏。这样一来，商鞅就在社会心理上确立了民众对官府的信赖，也就为新的政策、法令的顺利推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理解和支持。
新法令公布以后，秦国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战士们在战场上打仗十分英勇，为个人私事打架斗殴的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提高了，投机骗钱的人和懒汉少了。没有军功的贵族失去特权，不能再作威作福。立新功得到奖赏的人，感到分外荣耀。商鞅变法的成功，应该说与他的“徙木立信”的轰动效应有着密切的联系。青年毛泽东有感于此，还写有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
交友首要重德
人生在世，离不开朋友。朋友之间的友谊是人际交往中开出的美丽花朵，它在人生旅途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地位。因此，孟子的弟子万章特地专门请教老师有何“交友之道”，盂子先用否定性的语言，讲了三个“不”字，即“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又用肯定性语言明确结论：“友其德”。即交朋友一定看重对方的品德。
孔子曾把朋友分为“益友”和“损友”两种相互对立的类型。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这就是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诚实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便有益；同善于诌媚逢迎的人交朋友，同心术不正的人交朋友，同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人交朋友，便有害。可见孔子的“择友”标准是重人品，重知识。孟子则特别强调交友要重“德”，反对重资格、重权势、重钱财。因为一个人的内在品德如果高尚、优良，那么其外在表现必定崇高、伟大。尽管其外在表现多种多样，但无一不是“德”的“外化”。所以，孟子抓住了交友最核心、最本质、最关键之点，明确将它表述出来，这就不仅继承了孔子的交友理论，而且发展和深化了这一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齐国有位才德出众的贤人，一生不出仕，以织席为业侍奉老母。有一次，他去向晏子借粮。晏子侍臣对晏子说：“这个人是有名的贤人，不肯结交权贵，也不以违背道义的方法求利避祸。此次来向您借粮，一定是因为仰慕您的德行才来的。”晏子派人拿来了粮食和金钱，这位贤人仅受粮而去。
不久，齐国国君突然怀疑晏子，晏子准备逃走避祸，临行前向这位贤人辞行。这人却淡淡地说：“请你多保重。”晏子非常失望。但他想到贤人乃有德之人，不会做出不利于自己的事，便匆匆离去了。等晏子走后，这位贤人对他的朋友说：“晏子曾借粮给我，等于是养了我的父母。我没能力帮他避难，但我决心以死相报。”说完自刎而亡。
此事震动了齐国。齐国国君明白自己听信谗言的错误，便亲自追回了晏子．后人赞叹道；贤人与晏子以德相交，无怨无恨，多么难得啊!
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两位著名的人物，王国维和鲁迅，他俩的生活经历也很值得喜欢交朋友的人们借鉴。
王国维早年曾在上海参加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罗振玉发现王国维才华横溢，智力过人，非常赏识他，时常在经济上接济他，后来又资助他留学日本。两人先为好友，后又结为亲家。王国维为了报答罗振玉的提携之恩，甚至将自己的著作和名誉卖给了他。可是，王国维始终都只看到了罗振玉的表面现象，却从未去深究过罗振玉的“德行”如何。他做梦也未想到罗振玉原是个卑劣无耻的小人，其帮助王国维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1927年，王国维思想苦闷，生活潦倒，罗振玉露出了他那虚伪自私、冷酷无情的真面目。他不但宣布与王国维绝交，还在经济上横加勒逼。“朋友”的反目和落井下石，使王国维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最后自溺于颐和园昆明湖。
同王国维的遭遇相反，鲁迅却在一生中得到了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鲁迅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与朋友的帮助和影响是分不开的。之所以如此，是与鲁迅注重以德交友密切相连的。鲁迅早年从师章太炎，后又与蔡元培结下了友谊。鲁迅还与共产党人瞿秋白、冯雪峰结为挚友，曾不顾生命危险，为营救瞿秋白四处奔走。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密交往，以及后来与左联革命青年的接触，都对鲁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郭沫若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历史经验与教训，他说：“王国维之所以划然止步，甚至遭到牺牲，主要的也就是朋友害了他。而鲁迅之所以始终前进，一直在时代的前头，也未始不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这也说明，交友以德，是何等的重要!
明朝的苏浚，在著名的《鸡鸣偶记》中，曾将朋友分为四种：“道义相毗，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遂，昵友也；利则相合，患则相倾，贼友也。”
因此，交友一定要慎重选择，多交畏友、密友，不交昵友、贼友。也就是要注重将朋友的道德品质放在首位。这也是对孟子“友其德”的进一步具体化。
道德至上的社会氛围中，在人与人之间关系内发挥作用的主要不是法律规范、行政命令，也不是金钱地位，而是由“仁、义、忠、信”归纳和表现出来的心与心之间的感动、激励、鼓舞、征服，进而转换成巨大的力量和自发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往往可以超越既有的规范和约束。“士为知己者死”，掂出了“忠义”二字的分量，因而要使人为我所用，不惜赴汤蹈火，不惜牺牲一切地为我所用，就必须将心比心，以诚待人，建立起极度亲密的私人关系。
韩傀在韩国作相国时，严遂也为韩王重用，这两人是政敌，一次在朝廷上争起来，严遂拔剑刺韩，幸被人救解开，严遂知道难免一死，就逃离韩国，流浪在外，寻找能替他报仇的人。到了齐国，有人告诉他，“软地市井里的聂政是个勇士，因躲避仇人隐遁在屠夫之间。”严遂就有意和他交往，希望能建立私人之间的友谊。
他预备了酒筵请聂政母亲饮酒，拿出百镒黄金为聂政母亲祝寿，但聂政坚决辞谢严遂的厚意。“我虽家境贫寒，以杀狗为业，可早晚还能得些好吃的食物奉养老母，不敢接受您的赏赐。”严遂直接告诉了他心底的秘密，但仍然被聂政拒绝，“我之所以自贬志气，辱没身分，只为奉养老母，有老母在，生命不敢轻易托人。”严遂也不勉强，尽宾主之礼后离去。
后来，聂政的母亲死了，除去葬服之后，聂政感慨地说：“唉，我不过是个市井小民，杀狗屠夫，严遂身为卿相，不远千里，屈枉车马和我结交，我却无以相报。贤德的人受到使人感情激愤、目毗尽裂的羞辱，而来亲近我这样低贱的人，我怎能无动于衷，现老母已尽天年，我当为知己者死。”于是前往濮阳，找到严遂，随后提着宝剑独自来到韩国。
正好韩国东孟举行盛会，韩王韩傀都在，身边都是手执利器的卫士，聂政不顾一切冲上去直刺韩傀，韩傀吓得赶紧抱住韩哀侯。聂政再刺，结果刺中哀侯，左右大乱，冲上前去，聂政杀了几十个护卫后，刺破自己的脸面，挖出眼睛，剖开腹部，肠子尽流，不久死去，韩国人都被他的浩气征服。(《战国策·韩傀相韩》)
重仁义而轻生命，重个人友谊而轻社会约束，严遂深刻地利用了这一点，不惜降低身份以待义士，激励同时也是骗取聂政以身相报。聂政之死是严遂一手导演的悲剧，但他的用人之道却是至为成功的。图穷匕现，谋刺秦王的荆轲本来也是一介武夫，赵太子丹同严遂一样与他建立了不同寻常的私人友谊，荆轲为太子丹的精诚感化，才演出了这么一幕绝唱万世的历史悲剧。
交友确实是一门大学问。
孟尝君的舍人中有一个与他的夫人私通，有人报告了孟尝君：“作为您的舍人，却胆敢与您夫人私通，这太不仁义了，我看您把他杀了。”孟尝君却宽容地说：“看到貌美而喜欢，这是人之常情，还是把这事放一边，别提了。”过了一年，孟尝君召见与夫人私通的那位舍人，“您我交往甚久，未予大任，小官您也不愿做。卫国君主和我有些交情，请允许我把您推荐到卫君那里去吧。”此人后来备受卫君重视。当齐卫两国邦交恶化时，卫君想约合天下诸侯去攻打齐国。此人力劝卫君打消此念，“齐卫两国先君歃血盟誓过：齐卫两国后代决不相互攻伐。您现在是违背了先君的盟约，也欺骗了孟尝君。今天您如果听我一言，打消此念，也就算了；如若不然，我就要把脖子上的血溅到您身上。”意思要和卫君拼命，卫君只好停止伐齐的计划。(《战国策·孟尝君舍人》)
在一个重仁义廉耻的社会里，却做出践踏仁义廉耻的事，而且有损的是主人的面子，其舍人即使被杀，也死而无怨，而孟尝君却如此宽厚。他深知，自己虽然操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但如果不予追究，起死回生，则思德莫大，仁义无量，那将是一次无与伦比的心灵征服，于是日后灾祸化为功劳。
孟尝君一度被齐王贬斥，被驱逐出境，当再次得势回来时，齐人谭拾子在边境遇到他，‘你是不是恨那些得势时趋之若鹜，失势时四散离去的人。”孟尝君点点头，“我想杀了他们。”谭拾子说：“这社会本来就是谁富贵就靠近他。谁贫贱就远离他。犹如集市，早晨人总是满满的，到了晚上就空**无人。这不是人们爱早恨晚，而是根据需要来的，因此希望你不要恨那些人!”益尝君就把五百块刻在木板上的仇人的名字削掉，不再提起。(《战国策·孟尝君逐于齐而复反》)
不管孟尝君是否认同了谭拾子的道理，他的行为是以礼对待非礼，以仁对待非仁，这样所产生的道德感化力量往往超过以礼待礼，以仁待仁。其智慧原理在于，处于重视社会舆论，强调道德自觉的社会中，以善待善，固然是善，如果以善待恶，通过恶的对比与反衬，善的形象更为突出，心理作用更为强烈。
交友接人之道是一种理性原则，是人通过努力才能认识和做到的。而且，交友接人之道也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要结合各人的脾性，发扬所长，克服所短，也就是因人而异地对自然选择的交友接人加以矫正。
这里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人过于随和，交友接人没多少原则，该交的交，不该交的也交，以至交了一些有损无益的朋友，使自己受到不良影响；另一种是为人过于苛刻，要求过高，择友偏严，天下没几个人能对胃口、能看上眼，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既没有交友的乐趣，又缺乏朋友间彼此激励的力量。孔子提出的交友接人之道，正是针对这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解决的办法就不免各有偏蔽。因此王阳明告诉人们，对两方面的原则要善于运用，运用得当，就不会有偏蔽。
除此之外，同一个人，可以而且应该交各种不同的朋友。有情感上彼此爱戴的私人朋友，也有事业上互相依重的同志，有知心知意的挚友，也有互利互惠的一般朋友，还有知识上人格上能给我们以影响和帮助的朋友……交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分寸和原则。比如，你向一般事业上的朋友要求很深的私人感情，向互利互惠的朋友要求事事见真情，那就失之于苛刻，自己吃了亏，朋友感情也完了。又如，与师者长者交友不宜过于亲昵，与知心朋友相交也不能全无彼此……其微妙处交友中都需善加把握。
鲁迅为许寿裳题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见朋友的珍贵。其实，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生中，值得珍贵的远不仅是知心朋友，各种朋友均有其价值，无不应予珍重。因此，在现代掌握交友接人之道，意义格外重要。
贫不忘学
宋濂字景濂，是明朝初年浦江人。官于学士，承旨知制诰。主修《元史》，参加了明初很多重大文化活动，参与了明初制定典章制度的工作，相当得明太祖朱元璋的器重，被人认为是明朝开国大臣之中的佼佼者。
宋濂少年的时候，家境十分贫苦，但他苦学不辍。他自己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讲：“我小的时候十分好学，可是家里很穷，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寻到书看，因此只能向有丰富藏书的人家去借来看。因为没钱买不起，借来以后，就立即抄录下来，每天拼命地赶时间，计算着到了时间好还给人家。”正是如此他才得到了丰富的学识。
有一次天气十分寒冷，冰天雪地，北风狂呼，以至于砚台里的墨都冻成了冰，家里穷，怎么有火来取暖?手指冻得都无法屈伸，但仍然苦学不敢有所松懈，借来的书坚持要抄好送回去。抄完了书，天色已晚，没办法只能冒着严寒，一路跑着去还书给人家，一点不敢超过约定的还书日期。由于这么诚信，所以许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他看。他也就因此能够博览群书，增加见识，为他以后成材奠定了基础。
面对贫困、饥饿、寒冷，宋濂不以为意，不以为苦，同时他所追求的是成大业，努力向学。等到20岁，他成年了，就更加渴慕圣贤之道，可是也知道自己所在穷乡僻壤缺乏名士大师，于是不顾疲劳常常跑到几百里以外，去找自己同乡中那些已有成就的前辈虚心学习。有一位同乡位尊名旺，他那里的名人来往得非常多，名气也很大，有不少人赶来他那里学习，他的言辞和语气十分不客气，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宋濂就侍立在他旁边，手里拿着儒家经典向他请教，俯下身子，侧耳细听，只怕落下什么没有听明白。有时候这位名气相当大的同乡，对他提出的问题不耐烦了，大声叱责他，他则脸色更加恭敬，礼节更为周到，连一句话也不敢说。看到老师高兴的时候，又去向他虚心请教。他还自谦地说：“我虽然十分愚笨，但也学到了许多东西。”
后来他觉得这样学习不是长久之计，因此就到学校里拜师学习。一个人背着书箱，拖着鞋子，从家里出来，走在丈谷深山之中，寒冬的大风，将他吹得东倒西歪，数尺深的大雪，把脚下的皮肤都冻裂了，鲜血直流，他也没有知觉。等到了学馆，人差点冻死，四肢僵硬得无法动弹，学馆中的仆人拿着热水把他全身慢慢地擦热，用被子盖好，很长时间以后，他才有了知觉，暖和过来。
为了求学，宋濂住在旅馆之中，每天只吃两顿饭，什么新鲜的菜，美味的鱼肉都没有，生活十分艰辛。和他一同学习的同学们一个个华服奇丽，戴着有红色帽缨镶有珠宝的帽子，腰里佩着玉环，左边佩着宝刀，右侧戴着香袋，光彩夺目，如同神仙下凡一样，但是宋濂丝毫不以为那是什么快乐，丝毫也没有羡慕他们，而是穿着自己朴素无华的衣服，不以为低人一等，不卑不亢，仍旧刻苦学习，因为学问中有许多足以让他快乐的东西，那就是知识。他根本没有把吃的不及人，住的不及人，穿的不及人这种表面上的苦当回事。
正是因为宋濂能忍受穷苦，自得其乐，才能成就一番事业。他的那些同学一个个生活得非常快乐，又有几人名留青史呢?
悬鱼太守的操守
东汉时，有一个叫羊续的人到南阳郡担任太守。南阳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的老家，这个地方北靠河南省的熊耳山，南临湖北省的汉水，土地平坦，条件优越，农业生产和工商经济比较发达。由于生活安定富裕，这里的社会风气比较奢侈浮华。郡、县等各级中请客送礼、托门子办事、讲排场、比吃喝之风颇盛。羊续到任后，对这种不良的风气十分不满。但是，他知道要纠正这股风气，先得从郡衙开始，要从郡衙开始，必须从做郡守的开始。于是，他决定从自身做起，扭转南阳请客送礼等不良风气。
一天，郡里的郡丞提着一条又大又鲜的鲤鱼来拜望羊续。他向羊续解释说，这条鱼并不是花钱买来的，也不是向别人要来的，而是自己在空闲时从白河里打捞上来的。接着他又向羊续介绍南阳的风土人情，极力称赞白河鲤鱼的鲜美可口。他又表白说，这条鱼绝非送礼，而是出于同僚之情，让新到南阳的人尝尝鲜，增加对南阳的感情。羊续再三表示自己心领了，但是鱼还是不能收。那郡丞无论如何不肯再把鱼拿回去。他说，要是太守一定不肯收，就是不愿意同他共事了。羊续感到盛情难却，只好把鱼收下。郡丞放下鱼，欢天喜地地辞别走了。郡丞走了以后，羊续提起那条鱼想了一会儿，就让家里人用一条麻绳把鱼拴好，挂在自己的屋檐下边。
过了几天，郡丞又来家里拜会羊续，手里提着一条比上次更大更鲜的鲤鱼。羊续一看很不高兴。他对郡丞说：“你在南阳郡是除了太守以外官职最大，你怎么好带头送礼给我呢?”郡丞听了，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刚想再说几句什么，羊续已经让人从房檐取下上次那条鱼，并对郡丞说：“你看，上次的鱼还在这里，不然一起拿回去?”郡丞一看，上次那条鱼已经风干得棒硬棒硬了，一下子脸红到脖子根，很不好意思地离开了太守的家。从此，南阳府上下再也没人敢给羊太守送礼了。
这件事情很快宣传开了，南阳的百姓非常高兴，纷纷赞扬新来的太守。有人还给羊续起了一个“悬鱼太守”的雅号。
诚信为本动世人
春秋时，吴王寿梦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名叫季札。据说这位季札公子天资聪颖，仁爱有德，吴国上自群臣百官，下至黎民百姓，都很敬重他。
吴王寿梦临死的时候，非常想把王位传给季札，大臣们也全都同意。但季札坚决不接受，他说：“我上面有三位哥哥，他们都是有才有德的人。怎么能够废弃年长而贤明的哥哥，立年幼而无才的弟弟做国君呢?”
寿梦无奈，只好留下遗嘱，将王位传给了季札的大哥。等到丧事办完，大哥带着大臣们来找季札，一定要将王位让给他。可是，他们扑了个空，原来季札听说大哥要来让位，已经事先躲到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种地去了。
这以后，王位从大哥传到二哥，又从二哥传到三哥。每一次，他们都想让位给季札，但季札总是推辞不受。实在推辞不掉，他就躲到别的国家去住一段时间，等哥哥当了国王，他才回来。季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方面他是个诚实谦虚的人，总是看自己的缺点多，觉得哥哥比他更适合做一国之主；另一方面呢，季札对文艺更感兴趣，他从小多才多艺，精通文学、音乐和击剑，喜欢自由地生活，不想受政治的约束。所以，季札一生没有做官，总是云游四方，天下各国到处都有他的朋友。
季札尽管不愿继承王位，可是他并非不关心国家的事情。当他外出周游列国的时候，经常带着国家的使命，拜访各国的君王和大臣，商量有关的国家大事。哥哥们都明白季札在外面朋友多，威望高，也愿意把一些外交联络的使命托付给他去办。
有一次，季札出使经过邻近的徐国。徐国的国君早已仰慕季札的人品同才学，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季札发现徐君也爱好文艺，而且剑术高超，为人又热情爽朗，感到真是遇到了知己的朋友。徐君对季札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感到他甚至比人们传说的还要高雅、热情，有才气。两人一边饮着美酒，一边纵论天下大事，他们越谈越知心，越谈越舍不得离开。
一天，两人又在庭院中饮酒，季札对徐君说：“久闻陛下剑术为天下一绝，前两天只是听您谈论剑道，还未曾亲眼见您的身手，今天能否让我一饱眼福?”
徐君也不推辞，站起身，就从肋下抽出宝剑。那时候，有身分的人全都随身佩带宝剑，连国王也不例外。像徐君这样喜爱剑术的人，自然更是剑不离身了。只见徐君走到庭院当中，丢开一个架势，就舞起剑来。真是好剑术!一支剑舞起来，就如百条银蛇上下翻飞，只见寒光，不见人影。等到徐君突然一个收式，立在原地时，那只剑已经在不知什么时候插回到他肋下的剑鞘里了。
季札拍手叫好，徐君急忙说：“献丑了!我早听说公子不仅剑术精妙，同时还有一柄神剑，是贵国的传世之宝，今日能否也让我见识一下呢?”
季札从腰间解下自己的宝剑，递给徐君看，说：“就是此剑，请陛下过目。”
这柄剑长不满三尺，剑身很薄，尽管剑把上镶着名贵的宝石，但普通人也看不出它有什么神奇之处。季札解释说：“此剑极为锋利坚韧，削铁如泥就不用说了。还有，它还有一样奇绝之处，就是能够把很柔软无力的东西一挥两段。”
说着，季札叫随从爬到树上，从上面扔下一块丝绢，那丝绢飘飘忽忽地落了下来，大家一看，这么软的东西飘在空中，怎么能将它削断呢?再看季札，已经将剑插回到腰间，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饮了一口酒。等到那丝绢落到两人多高的时候，只听呼的一声，季札已经从座上跃起到空中，大家谁也没看清他的剑是怎样拔出来的，就见寒光三道，季札又落回到桌旁坐下，再看那块丝绢已经变成四片，刚好也飘落到地上。
大家愣了一会，才全都高声叫起好来。徐君又要过宝剑来欣赏，就连声称赞道：“真是神剑，神剑啊!”
接下来的这一天，季札觉得徐君无论谈论什么，都有点心不在焉，目光老是不由自主地落在自己腰间的那柄宝剑上。他当然知道，徐君爱剑如命，见到一柄好剑，自然是十分想得到。季札是个豪爽仗义的人，要是别的东西，他早就拿出来拱手相送了。但这柄剑可不是一般之物，它不仅是自己最喜爱的宝贝，同时是传国之宝，是自己作为国家使节的一件信物。现在出使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可以拿出来送人呢?他很有点为难了，因为他的确十分想满足这位好友的心愿。
徐君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尽管他对这柄剑爱得不得了，可还是没好意思开口。为了不让季札为难，他索性强迫自己不再看那柄剑了。
几天后，季札要上路了。分手的时候，徐君依依不舍，再三嘱咐季札一路上小心保重，还将自己许多珍藏的宝物送给季札。两人挥泪告别。季礼的马车已经走出一里多地了，徐君仍然站在那里挥手。季札回首看着徐君的身影，心里默默地说：“徐君，请放心。出使回来，我必定来看你，那时我会把宝剑双手奉送给你。”他抬头看了看蓝天，心里暗暗发誓，决不食言。
数月之后，季札出使归来，又路过徐国。没想到，徐君在不久前意外地去世了。季札赶到墓前，痛哭起来。他后悔上次没能同徐君多呆一段时间，怨恨老天竟然让这样一位英才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按照礼节，季札在墓前祭祀了三天三夜，每晚他都坐在墓碑下，默默地流泪。
第四天一早，季札要离开徐国返回吴国了。他又在墓前祭祀了一番，临走时，他郑重地解下那柄宝剑，轻轻挂在墓前的松树上，叮嘱守墓的徐国官员看好宝剑。然后，说：“徐君，原谅我不能在此长守了，这柄剑是我答应送给你的。现在我将它留下，你见到它，也就如同见到我了……”
等季札登上马车后，一位随从对他说：“公子，这剑是稀世之宝，将它挂在墓前未免可惜了啊!再说，我们也从没听您许诺要把它送给徐君呀。”
季札头也不回地答道：“这剑早就该送给他的，开始虽然没有奉送，可我心里早已许下了诺言。假如因为朋友去世了，就违背诺言，那我季礼还能算个诚实的人吗?”
言行一致
对于文人，中国有两句名言：一是说“文如其人”，一是说“文人无行”。不是吗?
南朝刘宋时代，有一位大才子范晔。他出身世宦之家，天生聪颖过人。加之其父范泰颇有学养，家学渊源良好，故范哗少时即博通经史，善属文，能隶书，晓音律。少长，即官运亨通，为宋文帝刘义隆之尚书吏部郎。这等少年得志的幸运，本是应该珍惜才对。不意，元嘉初彭城太妃卒，文帝痛悲不已。而范晔却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由此得罪文帝，左迁为宣城太守。这时，范哗才后悔不已，于是不得志之情油然而生。后来，他突然从消沉中挣脱出来，学汉人司马迁，逆境发奋图强，乃删众家《后汉书》，成一家之作，书成，声誉鹊起。读之者皆以为自《循吏》以下，及《六夷》诸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范哗本人也得意地自言其所作汉书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堪越古人。
也许是因为范晔出版《后汉书》后知名度太大的缘故，也许是文帝刘义隆爱才的缘故，过了几年文帝又把范哗从宣城调回中央，之后又晋升他为太子左卫将军。按理说，这次范晔当感恩戴德，对文帝克尽效忠之心了。哪知没多久，范晔再次“文人无行”，利用军权在手之便，与鲁人孔熙先合谋，企图造反，想当皇帝。于是，文帝不可再忍了，立即把他打入死牢，待秋后问斩。
当然，铁窗生涯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更何况不久还要见阎王呢?不过，范晔倒是很有修养，颇是见几达观。明知刑期在即，却依然坦然自若。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首诗安慰劝解因受牵连而同处狱中的外甥谢综。诗言：
祸福本无兆，性命归有极。
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
在生已可知，来缘本无识。
好丑并一丘，何足异枉直。
岂论东陵上，宁辩首阳侧。
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
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
谢综读之，深为舅舅的大义慷慨之气所激动。于是，谢综也达观地面对死神了。
不久，刑期到了。范晔与外甥谢综大义凛然地走上了法场，颇有一副“砍头只当风吹帽”的风范。不意，正当行刑时，范晔平日昵爱之妓妾皆来与之作生死之别。范哗对美艳佳人，想昔日乐事，不禁悲涕流连。谢综一看舅舅这副腔调，不免大失所望。于是，他便想起了范晔勉励他的那首诗，对范晔说道：“舅殊不同夏侯色!”
范晔一听这话，立时羞愧难当，收住眼泪，含羞去了九泉之下。
读过《韩非子》的人，都知道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寓言故事：“自相矛盾”。它说的是一楚人不务耕作，以出售矛、盾为生计。一日，楚人持一矛一盾，伫立街头，良久无人问津。楚人性急，乃高声叫卖。一会儿高喊：“吾盾之坚，莫能陷也”；一会儿又说：“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如是者再三，果然招来了不少人。楚人不禁兴高采烈起来，心想这一矛一盾一定能售出了。于是，索性一手举矛，一手持盾，轮番夸起自己的矛、盾来。不意，突然人群后有一人拨开人流，挤至楚人面前，说：“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楚人一听，口不能言。围观之人则一哄而去。
韩非举此寓言，其意在于说明“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的道理，提出了“尧、舜不可两誉”正如矛、盾不可双夸的观点。很明显，韩非的论辩是很有说服力的。
当然，我们承认韩非触景生情，自为寓言佐证己之论点，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但是，若以上述谢综一语羞范晔之例来与之作比，则韩非的智慧又略逊一筹了。何也?这个我们不妨先来对谢综的“舅殊不同夏侯色”一语作些语义分析，看看它何以使范晔立时羞愧难当。
范晔获罪入狱后，曾在牢中写了一首言怀兼劝慰谢综的诗，对生死之事发表了一番慷慨达观的精辟之论，使谢综心折情动。特别是“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色”两句所表现出来的范哗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更令谢综久久激动不已。因为诗中所提及的嵇康、夏侯玄，都是骨气凌云、视死如归的豪杰，世人颇为景仰。所谓“嵇生琴”，用的是嵇康的典故。说的是三国魏时著名文学家嵇康，生平有奇才，博洽多闻，雅爱老庄，曾官至中散大夫。后来因与魏室有姻亲关系，又与司马氏有隙，终因钟会构罪陷害而被杀。但临刑前，神态自若，援琴而鼓，曰：“袁孝尼曾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之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闻者莫不悲涕交加。所谓“夏侯色”，也是一个典故。说的是三国魏时夏侯玄少有才名，弱冠即为散骑黄门侍郎。曹爽辅政时，玄曾累迁至散骑侍中护军、征西将军，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后曹爽见诛，司马懿权重，李丰、张辑谋欲诛司马氏，以玄为辅政。不意事泄，被夷三族。然玄临斩东市，仍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时人叹赞不已。
因为范哗是谢综的舅舅，又是名重一时的大文人，作为外甥的谢综自然是相信范晔临刑时是能够“庶同夏侯色”的。不意，当刑期真的来临时，范晔却对妓妾泣涕涟涟，露出畏死之色。因此，谢综对他也就彻底失望了。不仅崇敬之情一扫而光，而且鄙夷之绪油然而生。于是就抛出了一枚炮弹“舅殊不同夏侯色”，以其矛陷其盾，揭穿了范晔贪生怕死的本性。试想，那样聪明，又曾经那等自豪的范晔舅舅怎能不羞愧难当呢?谢综之排调，虽是一言，但又有何样的千言万语能与之匹敌呢?
讽刺、排调，不同于一般的言语交际，不可以说得平淡、直捷。若此，则讽刺、排调所特有的机趣就不复存在了。讽刺、排调的艺术之第一要义是要做到言近旨远，省文约字，但意义溢于句外，何以然?因为从语义的破译与把握的实际看，含蓄、委婉的语言往往有一种令人味之不尽但又思而可得的艺术效应。记得早在先秦时代的《周易》就曾这样说过：子日：“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唐人孔颖达对之解释道：其旨远者，近道此事，远明彼事，是其旨意深远；若龙战于野，近言龙战，乃远明阴阳斗争，圣人变革，其旨远也。(《五经正义》)可见，中国自古即崇尚“言近旨远”的语言艺术的。之所以如此，孟子曾对之作过如下解释：
言近而旨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孟子·尽心下》)
即是说只有言近旨远的语言，才能算“善言”；只有“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才能“余味日新”(刘勰《文心雕龙·宗经》)；只有“守约而施博”，才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细靡漏”(刘知己《史通·叙事》)
谢综讽刺的是舅舅范晔，自然不能讽意太露，讥言太多。因此，他只能用“以其矛陷其盾”的方法，借范哗本人之诗句，一语轻轻点到。使其讽刺语篇言近旨远，余味悠长，使范哗思而得之，更加羞惭。斯其妙也!
严于律己
齐景公在位期间，特别喜欢修建亭台楼阁，来游玩观赏；喜欢穿戴华贵奇异的服饰，以图新奇和开心；爱好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晏晏(晏子)做景公的相国时，则用俭朴的生活约束自己，以劝谏景公。景公多次给他封赏，全被他拒绝了。景公很尊重晏子，不忍心他过平民一样艰苦清贫的生活。有一回，景公趁晏子出使晋国不在家的机会，给他修建了一所新房子。谁知晏子一回来，就把新房子拆了，给邻居们建房，把因给他建房而迁走了的邻居们请回来。景公知道了，十分生气，说：“你不愿打扰百姓、邻居，那么替你在宫内建一所住房行吗?我想和你朝夕相处。”
晏子一听，急了，说：“古人说，受宠信要能明白自我收敛。您这样做尽管是想亲近我，但我却会整天诚惶诚恐。我一个臣子怎么能这样做呢?那只会使我同您疏远。”
景公无法强求，只好退一步说：“你的房子靠近闹市，低湿狭窄，整天吵吵闹闹，尘土飞扬，不能居住。给你换一个干燥高爽，安静一点的地方总可以吧?”
晏子也不接受，他连忙辞谢，说：“我的祖先就是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的，我能继承这份遗产，就已经十分满足了，并且这地方造近街市，早晚出去都能买到我所要的东西，倒也方便，实在不敢再烦扰乡邻而另外再建房子。”
景公听了，笑着问：“靠近街市，那你一定知道东西的贵贱，生意的行情!”
“当然知道。百姓的喜怒哀怨，街市货物的走俏滞销，我都十分熟悉。”
景公觉得有趣，随口问道：“你清楚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
那时，景公喜怒无常，滥施刑罚，经常把犯人的脚砍下来，因而市场上有专门卖假脚的。晏子心想趁机功谏景公，便说：“据我所知，假脚的行情看涨，而鞋子却卖不出去了。”
景公马上收敛起笑容，脸色十分严肃，再不做声。这事对他触动非常大，过不久，他便下令减免刑罚。
一桩平凡的小事，一席平凡的交谈，聪明的晏子却能抓住机会，巧妙地劝谏景公，减免刑罚，免掉了多少人的痛苦和不幸!
晏子不仅劝告君主要忍奢行俭朴之风，而且还劝告君主应当减少刑罚，真正地为民办事。这是他的贤能之处。
善于“望子成龙”
“望子成龙”这是天下父母对儿女的期望，但对儿女的期望能否达到，这就要看父母的期望是否符合孩子的成长，是否能成为其成长的动力。对孩子的要求、希望，也是大有来头的。
华盛顿的父亲对儿子的期望是希望他不赌博，交好朋友。看起来似乎很细小，没有什么眼光，但恰恰是他培养出美国第一位总统。
他在1783年1月15日给华盛顿的信中说：“我作为一个朋友，我向你提出以下忠告。
“要时刻牢记你去费城的目的。要记住你不只是去研习法律，并且要在此项职业中出人头地，才可成名有利。学法律是你的志愿，成名是你的雄心，而行为放纵与二者均不相干。你交结的朋友中对你帮助最大的，你需要为他花费的钱将会最少。当然，我不是禁欲主义者，并不认为你必须时刻都与参议员及哲学家为伍，但在年轻朋友中你必须慎重挑选。交友容易，但是交友以后不论朋友如何烦人没有好处，要摆脱却很难。此类朋友常于不知不觉之中使人行为失检，进退两难，既添烦恼，又增羞辱。
“对所有人都要有礼貌，但只对少数人表示亲近。而且在未经考验以前，切不可对他们推心置腹。真正的友情是成熟缓慢的植物。必须经得起逆境的磨炼，才能算真正的友谊。
“对一切人的痛苦与不幸都要有同情心，并依照自己的收人情况给以帮助。要时刻记住雪中送炭的教导。但不是所有要求施舍的人都值得同情。要弄清情况。不然，值得同情的人就得不到帮助。
“不要以为华丽的羽毛既可使鸟美丽，华丽的衣着就可使人高贵。在有识之士的眼中，平凡而文雅的服装比花边与绣饰更值得称颂。
“我要提及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赌博。赌博为万恶之源，不但损害道德，而且危及健康。赌博产生于贪婪，其本身则产生罪恶，结果则带来种种不幸。它使许多有名声的家庭毁灭，使许多人丧失名声，也造成许多自杀事件。一切参加赌博的人，无不为赌博神魂颠倒。赢了钱的赌徒，总是想凭借手运，有进无退，不输不止。输了钱的赌徒则只想扭转逆运，不肯罢休，结果是每况愈下，直至孤注一掷，全部输光。总之，在可耻的赌博中，可说是万人受害，无人获利。”
从小处人手，从坏处考虑，这样在教子中可以不局限于一种浪漫的幻想之中。华盛顿的父亲这样做了，他成功了。
司马迁的父亲对他的要求和希望也很奇特，但他有远见，有眼光，做出了俗人们所说的愚蠢之举，让儿远游访书，访人，但他却成功了。
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令。当时的历史学，除了孔子在四百多年以前作的《春秋》之外，差不多是一片空白。战国时代，各国都各有自己的历史记述。秦始皇焚书坑儒，把书几乎都烧光了。秦国自己记的历史，又被项羽进咸阳时一把火烧掉了。所以急需有人搜集资料，重新整理出一部历史书来。这就需要阅读和研究许多古代留传的书籍。而汉朝以前的古文字和汉朝通行的文字又有很大的区别，很不好读。因此，司马迁才10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叫他学古文。后来，还让他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时候历史和经典文献。
然而，由于古代没有印刷术，纸张在当时也还没有发明，书籍本来就很少。再加上秦始皇推行的高压统治，只留下一点断简零篇，记述也很简略。不少事的记载还互相矛盾，真假难辨。司马谈就鼓励年轻的司马迁亲自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各地的地理和风土人情，观瞻历史遗迹，搜集书本上没有记述的遗闻轶事。
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当时司马迁才20岁。根据儒家的规矩，“父母在，不远游”，到远方旅行是属于“不孝”的行为。古代的交通又很不便利，孤身出外，十分危险的。
司马谈不但鼓励儿子远游，而且详细地告诉他，一路上应当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可能的线索，怎样才能收集到可靠的材料。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出武关，经过南阳，到江陵，然后渡江南下，到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葬身之处。然后他又来到九嶷山，瞻仰了舜的葬地。再到庐山，考研大禹治水的遗迹。他到会稽，访禹穴，了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到姑苏，拜访伍子胥的神祠。过长江，到淮阴，收集韩信的故事。到曲阜，了解孔子的生平。看了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沛县和陈胜吴广起义的大泽乡。他这一个大圈子，走了二、三年，为后来撰写《史记》收集了丰富的资料。
司马谈临危以前，和司马迁作了一次长谈。他说：“我们家的祖先原是在周朝做太史的，后来家道衰落了。我虽然当了太史，也搜集了许多资料，想著一部历史，但始终没有完成，难道我们家的事业就断绝在我的手里吗?我死了之后，假如你能再当太史，就可以继承我们的祖业了。希望你当了太史以后，不要忘记我想著的书。从孔子作《春秋》到现在，四百多年了。诸侯互相征战，历史记录全被毁弃了。汉朝以来，全国又得到统一，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人物。可是，我作为一个史官，却没有能做出一部书来把这些事一一记录。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说着，眼泪也流了下来。
司马迁感动得流着泪说：“请父亲放心!儿子一定要把您整理的历史旧闻全部写出来。”
临终遗言，往往能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记。三年以后，司马迁果然当了太史令。他利用国家的藏书，开始撰写《史记》。可是，后来司马迁得罪了皇帝，受到腐刑。他受到这样大的侮辱，真想一死了之。可是，想到父亲的遗志，想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搜集来的资料，他又觉得自己不能死，还是要忍辱负重，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司马迁终于用毕生的精力，写成了《史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后来各代的史书，大都仿效《史记》的体裁。在文学上，它的成就和影响也很大。《史记》上写的许多人物和事件，成为后来小说、戏剧的题材；它的艺术手法，成为许多文学家揣摩效法的对象。
岳母给岳飞刺“精忠报国”四个大字就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精忠报国不仅是岳母心中的期望，她并且把这种期望刻了在儿子的身上。
这一点很多人是办不到的。
每个人都会从这个故事中体会出很多道理。
姚氏(约1067—1136)是南宋抗金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她于宋神宗元丰末年，嫁与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的一个农民岳和为妻。姚氏为人勤劳节俭、善良贤惠。她生岳飞时，已经二十六、七岁了。这之前，她曾生了四个男孩，但都夭折了。岳飞之后，她还生了岳翻。姚氏在临近绝育之年，得了两个儿子，自然欢喜异常，但并不娇生惯养，放纵他们，而是“鞠育训导”，既有慈母之爱，又有严肃的管教，因此岳飞自幼对母亲有极深厚的感情。
岳飞的乳名叫五郎，后来单名叫“飞”，字“鹏举”，意思是“举翅高飞，鹏程万里”。这些都是姚氏和丈夫岳和商议后给取的。
岳飞出生不到一个月，黄河决口，洪水泛滥，冲毁了岳家的破茅屋。岳飞的母亲姚氏从梦中惊醒，她急中生智，怀抱小岳飞，坐在一口大水缸里，随波漂流，终于侥幸脱难。
洪水过后，岳和与姚氏携岳飞重返家园，另建茅舍，艰苦度日。后来，岳和去世了。岳飞一家就靠姚氏帮人家作些零活过活。不久，村里办了“冬学”，姚氏就把替人做针线活得来的一点钱，给岳飞做了一套新衣裳，送他上了冬学。岳飞天资聪明，记忆力强，他在母亲的督促下，尊敬师长，读书用功，过不了多久，也就“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需辛苦慕公卿”了。此后，岳飞白天在田间辛勤耕作，晚上岳母在家门前的空地上为他点燃一堆枯柴，他就在火光的映照下继续刻苦读书，就这样岳飞读了许多经史书籍，还读了《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等不少兵书。这也为他以后成为将帅时，能赋诗、填词、作文，并写得一手草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岳母姚氏不仅督促岳飞勤奋读书，还叫他拜同乡人周侗为老师，学习武艺。岳飞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后来周侗生病去世，岳飞十分悲伤。每逢初一日和十五日，岳母姚氏就为岳飞准备一点酒菜，让儿子到周侗的坟前去吊唁老师，然后弯弓射箭，抬枪练武。岳母时刻鼓励儿子要立志将来为国家做一番大事业。
北宋末年，金军大举攻打中原的时候，岳飞正好20岁。姚氏深明大义，为了保家卫国，她积极勉励岳飞“从戎杀敌”，“无以老母为念”。岳飞在外从军三年，24岁那年回汤阴家中。当他再次向老母辞别，奔赴疆场之时，年逾花甲的姚氏，请人在岳飞的背上写了“精忠报国”四个正楷大字，然后亲自用绣花针按字的笔划在岳飞的背上刺了起来。这“精忠报国”四字，不仅刻在岳飞的背上，而且铭记于岳飞的心中。在往后峥嵘岁月里，“精忠报国”，成了岳飞和“岳家军”的誓言，也成了封建时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响亮口号。据《宋史》卷三百八十《何铸传》说，后来岳飞蒙冤，御史中丞何铸负责初审岳飞，当他看到岳飞“背有旧涅‘精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之际，也不由得收敛起严肃的面孔。关于刺字一事、《宋岳鄂王年谱》卷一引《唐门岳氏宗谱》中也有记述云，“精忠报国”四字，为靖康初(公元1126年)岳母姚氏所刺。”
良将出寒门。岳飞一生遵奉母教，忠贞为民，精忠为国，他的英雄事迹，一直受到后人的歌颂。他的“精忠报国”的斗争故事，被人们编成小说和戏曲，广泛地在民间流传。人们还在杭州美丽的西子湖畔，为他建造了宏伟壮丽的岳坟和岳庙。在他的故里河南省汤阴县还修建了岳飞纪念馆。岳母银针刺字，望儿报国的故事，也同样长留青史，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
识人要有大眼光
在社会斗争中任何一个人都要有选择，选择哪一方面，这可以表现出他们的水平。所以不仅有一个不为官的问题，还有一个“识别官”的问题。这个识别不能靠一时之情，而要有个大眼光。人是很容易受眼前利益**的，只有有大志向者才能透过眼前看到未来，自然这会有代价的。
王陵是刘邦的同乡，刘邦以王陵为兄。刘邦起义时，王陵也带几千人起义，占据了南阳。在刘项斗争中，王陵带兵跟随刘邦。项羽听说后，把王陵的母亲接到军中，想用此胁迫王陵投降。
王陵的母亲看到当时项羽的兵力虽然比刘邦强大，用的政策却是错误的。他一把火烧毁咸阳的宫殿，大杀降卒，到处分封六国的后人为王，在内部又不能团结将卒。从长远来看，项羽必定要失败的。
于是，当王陵的使者来到项羽的军营时，王陵的母亲偷偷地会见了使者，说：“请为我带个口信给王陵，还是追随汉王为好。汉王刘邦是个忠厚长者。请你告诉王陵，不要为我的原因而动摇。”为了坚定王陵的决心，她就在使者的前面用剑自杀而死。项羽知道后大发雷霆，把王陵母亲的肉割来炙了。然而这样一来，王陵追随刘邦的意志更加坚决，终于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平定了天下。
不为利所动，不为眼前利益所惑，这正是糊涂学所提倡的，在教子中也体现了这一点，王陵母亲是极有眼光，极坚强的母亲。
王陵母亲，是以死换得了儿子的前途。
而东汉末年范滂的母亲则育子捐躯不悔，两个母亲虽然个人生命结果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人在世，不仅不争官，还要有原则、有骨气、有理想的去生活。教子最重要的是教他有人格、骨气、浩然之气。如果丧失了这一点，人将不能称为人。
在一个商品化、世俗化的社会中，一切都化成钱的原则，像王陵母、范滂母的行为已不被人所理解，而她们正是糊涂学所肯定的人物。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势，鱼肉人民，残害忠良，诬陷敢于反抗他们的朝廷内外的大臣，“共造部党”。其中，范滂(pāng)就是被他们以“党人”的罪名杀害的一个清正官吏。
范滂字孟博，汉汝南郡征羌县人(现河南省平光、郾城两县处)。年轻时就很注意品德修养，养成清廉的节操，受到州郡和乡里的钦佩，推荐他做孝廉，光禄勋举为四行。那时冀州(今河北省高邑县东南)发生灾荒，饥民都起来造反。朝廷于是任命范滂为清诏使，到冀州巡行视察。范滂登车出发时，手握缰绳，慨叹政治混乱，立下了澄清天下的大志。待他一到冀州境界，那些太守和县令自知平时贪赃枉法，听到风声就扔掉官印逃跑了。他检举弹劾的官吏，个个都符合公议。
后来，范滂又被太尉(主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黄琼征召去做官。正赶上皇帝下诏要三公府的下属主要官员采访民间疾苦和地方官吏的善恶得失，向朝廷汇报。范滂一下子就弹劾了刺吏、太守和权门豪坤共二十多人。尚书责备他弹劾的人太多，怀疑他挟有私心，动机不良。范滂回答说：“我所检举的如果不是贪污腐败，奸邪残暴，残害百姓极深的坏人，怎肯用来玷污我的纸笔呢?只因现在就要向朝廷汇报，时间仓促，所以先检举那些急需检举的人。至于还没调查清楚的，正在反复核实。我听说，农夫铲了杂草，庄稼必定会茂盛起来，忠臣把奸邪去掉，国家的政治就会清明。如果我检举的不符合事实，甘愿当众接受死刑。”官吏们这才不再问什么。范滂眼看朝廷正处在艰难时刻，知道自己的主张无从实现，就递上弹劾自己不称职的状子，辞官不干了。
汝南郡太守宗资早就知道范滂的名声，请他做助手代理功曹职务，把郡中的政事委托给他。范滂在职期间，对吏治严加整顿，疾恶如仇。凡是行事违背“孝悌”，以及不遵守“仁义”规范的人，一律撤职驱逐，不与他们共事。把操行卓异的人推荐到显要岗位，把被埋没的人才选拔出来任职。范滂的外甥西平县人李颂，是西平王李通的后代，他在家乡名声不好，没有人肯推举他。太监唐衡去请宗资帮忙，宗资同意任用李颂为吏，范滂认为他不是适当人选，搁置下来，一直不发委任状。这使宗资很生气。从此郡中那些中级以下的官吏，没有不怨恨范滂的，就指责范滂任用的人为“范党”。后来牢惰向朝廷上书，诬告李膺、范滂等人连引为党，被关进监狱，受尽了酷刑折磨。
等到官司了结后，范滂回到家乡。建宁二年，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诛杀党人，下令立即逮捕范滂等人。因此，范滂再次入狱。
范母来到狱中与儿子永别。范滂禀告母亲说：“弟弟仲博很孝顺，能够供养您老人家，我到地下和父亲在一起。无论活着或死去的，都各得其所。请大人割断难舍难分的恩情，不要再增添悲伤。”范母道：“你今天能够与李膺、杜密齐死，死也瞑目了。既有美名，又要长寿，这怎么能够一齐得到呢?”范滂跪下来领受母亲的教导，向她老人家叩了两个头就分别了。接着范滂又回头望着儿子叹道：“我想叫你做坏事吧，坏事实在不能做；要叫你做好事吧，我可一生从不做坏事，却落得如此结局!”在场的人见此情景，没有一个不垂泪的。那时范滂只有33岁。
范滂一生正气凛然，范母育子捐躯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