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无欲心坦**
历史上凡是修身好，境界高，品行正的人，多是“坦****”的君子。
坦山是日本明治时代的一个有道行的禅僧。某天，天下着雨，他和另一个和尚因事外出，途中见到一位漂亮的姑娘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段泥泞路前发呆，原来她因怕弄脏身穿的丽服而无法跨过这段泥泞路。坦山见状，征得了她的同意，就将她抱过了那段泥泞路，然后继续上路。一路上，与坦山同行的和尚半天都不说话，脸上总挂着困惑不解的表情，到夜晚投宿时，他终于按捺不住地问坦山：“依照戒律，我们出家人不能近女色，否则，将会危及我们的修行。我不明白，你白天为什么要那样做?”
坦山答道；“哦，那个女子吗?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还抱着吗?”
在这简单的故事与回答中，表明着坦山对于助人济人的事情，采取了一种十分随缘自然的应对策略，他甚至不因成文的戒律而抱避嫌、旁而远之的态度；事过境迁之后，他既没有因自己的济人助人而沾沾自喜，也没有因想到什么戒律而心颤心悸，他依然是一个没有心理负担、磊磊落落的自由自在人。因为他具有一种“坦****”的胸襟，所以能以一种行云流水般的意念来持身涉世。
无独有偶，早在中国春秋时代，就有一个“坐怀不乱”的君子——柳下惠。一天，有一个因赶路而找不到住宿的女子，来到鲁国人柳下惠处求宿，柳下惠收留下她。因怕晚上的寒冷之风将她冻坏，柳下惠就解开外衣，让她坐在自己的怀里，并用外衣来紧紧裹住她，就这样，两人坐了一夜。由于柳下惠为人正派，没有人怀疑他对这个女子有什么非礼越轨的行为，后世人就依据此项美谈，用“坐怀不乱”来形容那坚持道德的正人君子。
柳下惠与那位日本和尚，为什么会有如此“坦****”之胸怀?明末文人洪应明在他的《菜根谭》中对这种持身处世的行云流水般的意念，有一些很好因而也很著名的形容：似用彩笔在虚空中描画，笔有色，而虚空却不受笔染；似用利刃切割水，刀刃不受损，水也不留什么痕迹；似疾风吹过了稀疏的竹林，风过后，不曾在竹林里留下一丝声息；似飞雁飞跃寒潭，飞过后，潭水中也就不再留有雁影；似一片孤云飘出山岩、自然而然，不被或去或留的犹豫所束缚……
有了这种行云流水般的意念，君子就能保持着一种空灵的心境，不为不可弥补的过去而懊丧，也不为不可捉摸的未来而忧虑，避免了精神上的自我折磨，也避免了心智上的浪费，这样，遇事就易做出正确的应对，事毕，心境又回复到了空灵的状态，即所谓“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这样，待人处事就能像落花随流水般地飘然悠然而去，禅趣禅味也就在其中了。欲对社会多作些贡献者和治国者，有了与此类似的这般云水趣味，就会自得其乐，不会因得失荣辱而耿耿于怀。反之，就难以体验到工作与人生的乐趣，更严重者，则会执著于贪念，使人生面临着危机。
《论语·微子》中记有这样一则故事：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耕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和桀溺，是两个隐士，一对好朋友，在并肩种田，孔子经过那里，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的教子路去问路。这“问津”是这篇文章的“点题”，我们中国以后的文字中，所谓“指点迷津”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长沮就先反问子路，你替他赶车的那个老头子是谁?这是明知故问。子路说，坐在车上的是我的老师啊!鼎鼎大名的孔丘。长沮说，就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子路说，是啊!就是他。长沮说，既然是孔丘，他当然知道该怎么走，还要来向我们问路吗?他这话答得很妙，子路问的是车子应该走向那里的路，长沮答的却是人生之路。长沮的意思是说这个周游列国，到处还要传道的孔子，他现在“路”都不晓得走吗?他这个话是很妙，很幽默的。
子路问不出道理来，就转过头来问桀溺，桀溺却反过来问子路，你是什么人?子路说，我名字叫仲由，桀溺说，你就是鲁国那个糟老头孔丘的徒弟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舀滔是形容词，现代语汇就是潮流，当潮流来时，海水一涨，浪花滔滔滚滚，不管好的坏的，统统都被浪头淹没了。天下皆是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都是浊浪滔滔，一般浑水在流，这情形又有谁能够把它变得了，那洪水泛滥的时候，时代的趋势来了，谁都挡不住，并且他告诉子路：“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这句话中的“辟”就是“逃避”的“避”；“辟人之士”，是指孔子，避开了鲁国，鲁国政治太乱，自己的国家他救不了啦!为了想实行自己的理想，到处去看，是避开乱的社会，另外想找更好的环境。桀溺是告诉子路，你跟着孔子这样的“辟人之士”，可是人是避不开的。你与其跟着孔子一样，觉得这里不对，就离开到另外一个社会，其实时代是逃避不了的，还不如像我们一样，自己忘记了这个世界，忘记了这个时代，种我的田，什么都不管。他说完这些便再不说话了，拿起锄头，还是不停地种他的田。
子路碰了钉子，就回去把经过报告孔子，孔子听了后，心里隐隐有些难过、落寞的味道，但他稍事沉吟，便对子路说：“鸟兽不可与同群。”鸟是飞的，兽是走的，而且鸟是海阔天空由它飞，兽类之中，绝大多数野兽都在山林里，不在人类的社会中，飞的与走的不能摆在一起。换句话说，人各有志，各走各的路，远走的就去远走，高飞的就去高飞。孔子接着说，其实我很想跟他们一样，走他们的路线，抛开天下国家不管，我还不是跟他们两个人的思想一样的。换句话说，都是在担忧这个国家，担忧这个时代，担忧这个社会，这种忧都是一样的，问题只是做法两样。他们可以丢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不管，只管自己种田去，可是我丢不下来。假如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我又何必来改变它呢?就因为时代太乱了，我必须要牺牲自己，来改变这个社会的潮流。这就是孔子!所以我们知道孔子走的路线，比这些隐士们走的路更难。明知道这个担子挑不动，他仍然拼尽全力去挑。人们常说：“临利害，遇事变，然后君子乃见。”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孔子，正是他历经痛苦的磨炼，艰难的拼搏，具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才表现出一种松柏傲霜雪的坚贞品质来!
力戒奢侈
司马光，字君实，又叫“涑水先生”，他又自称为“迂”。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今河南省光山县)，所以单名“光”。卒于宋哲宗元韦占元年(公元1086年)秋。
司马光出身于官僚兼地主家庭，其父亲司马池曾是四品官，担任过北宋中央政权中的天章阁待制等要务，但不是权臣贵戚。司马池的前辈，都是普通的农民，非常贫穷。这种家风给司马光以很大影响。司马光一生光明磊落，以清贫且不贪不奢为荣，并将这种家风传至后代。他曾严格要求他惟一的儿子司马康生活要俭朴，不要奢侈浪费，不能作亏心事。
1039年，20岁的司马光参加科举考试，获进士甲科，先后到华州、苏州等地作官，可谓少年得志。1046年，27岁的司马光又被调到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供职。他先担任中央政权中的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一般职务，后又担任了馆阁校职、同知太常礼院等职。不几年，由于公正勤政，又被提升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就任龙图阁直学士。
嘉祐八年(1063年)，英宗即位。由于司马光等人曾上奏章，劝仁宗立英宗为皇太子，英宗继位后就赏赐他们一笔财宝。司马光认为现在正是国家贫困、钱财缺乏之际，自己已有俸禄足可维持生活，便将自己分得的财宝，交给谏院作公费，以减轻国库负担。人们称赞说：“司马相公真是一个廉洁戒奢的人!”英宗提升他为枢密使。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经欧阳修推荐，司马光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成为神宗的顶梁之臣。可谓志得意满，但他仍告诫家人，不可仗势欺人，不可奢侈浪费。有一次，他住的房子漏雨，家人提议推倒重建，司马光不同意，只叫人稍作修补不漏雨就行了。
后来，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罢官免职，于1071年初夏到西京(今河南洛阳)任留司御史台，这是有官无权的名誉差使。他在洛阳闲居15年，努力编纂完名垂千古的《资治通鉴》。后来，宋神宗逝世，宋哲宗继位，又让司马光出山作宰相。他尽管已是67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但仍以惊人的毅力，日理万机，不辞劳苦。同时，克勤克俭一如昔日。由于长期过度劳累，终于一病不起，于1086年秋去世，享年68岁。朝廷为表彰他的功绩，赐以“太师”、“温国公”的称号。京都人们为颂扬他的德行，万人空巷地前往送葬，争相购买他的画像，以祭奠和表示尊敬。
在历史上，不仅许多知识分子像司马光那样能做到得志不为奢，受到世人的敬重，也有一些开明的君主做了皇帝后，仍能力戒奢侈，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对古帝王因奢侈而亡的史实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所以这位“思迈前王”欲有大建树的皇帝，把节俭戒奢定为治国方略，自己严格自律，为臣示范。具体措施如：
撤销常膳。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关中饥荒，隋文帝派人去察看民情，见到人民吃的是豆饼拌糠。他拿出糠饼给群臣看，流泪责备自己，要臣僚节衣缩食，救济灾民，自己也立即撤销常膳，不吃酒肉。隋文帝生活本来就较简朴，别无嗜好，只爱每日喝两杯酒，这次连此嗜好也革除了。他并且训诫太子说：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你当太子，应首先崇尚节俭，为臣属示范。
衣物俭朴。隋文帝衣物十分简朴，而且约束后宫，不许她们搽脂抹粉，专事打扮。他有次得痢疾，医生说配药需糊粉一两，到宫中索要，找遍各室都未找到。还有一次，他想找一条织成的衣领，寻遍宫中而未得。足见隋文帝提倡节俭，是比较实在的。由于他身体力行，使节俭在臣吏中形成了风气。当时一般士人，便服多用布帛，饰带只用钢铁骨角，不用金玉，出现了不少力戒奢侈、注重节俭的贤臣良吏。
赵轨为别驾时，邻居家有棵桑树，树上的桑落到了他家院子里，他派人拾起来还给邻居，并告诫诸子说：“我不是用这个方法来为自己谋求美名，主旨在说明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应随便拿取，你们应以此事为己之戒!”他在任期内滴水不扰于民众。当他擢升离州时，父老相送者挥泪说：别驾在官，水火不讨扰百姓，因此不敢以壶酒相送，公清如水，请酌一杯水奉上饯行。轨受而饮之，十分感人。再如蓬州刺史柳俭，名副其实，他离任还乡，乘敞篷车，马老而瘦，妻子儿女衣食都不能很好供给，常常缺衣少食，“见者无不为之叹服!”(《隋书·柳俭列传》)这都与隋文帝反对奢侈，提倡节俭的风气有着直接的关系。
反观自己的过失
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都，年号为洪武。他本想在南京郊外的狮子山造座阅江楼，以纪念他统一天下之伟绩。可他转念一想，现在国家刚建立，天下尚未完全安定，四野荒芜，百姓生活困苦，造楼劳民伤财，乃不明智之举。他便想以此试一试群臣的看法，以便从中挑选一些真正为国家出力的忠直之臣。谁知号令一出，送上来的奏章全是一片赞颂造楼的意见，竞无一人反对。朱元璋越看越气，大发雷霆：“我朝缺人才呀，缺人才呀!”
朱元璋的夫人马娘娘，听说皇上在宫中发脾气，赶来问道：“陛下，我大明刚定天下，建都南京，忠臣如云，才臣如星，怎能说缺人才呢?”
朱元璋将自己以建楼为名试探群臣态度的事说了一遍。马娘娘听了，会意地笑了笑。她叫宫女拿来一个方形茶壶和一个圆口茶杯，亲自沏茶倒水，说道：“皇上你看，这水在方壶中便是方的，倒入这圆壶中就变成圆的了!”
朱元璋问：“这话怎么讲?”
马娘娘说：“水是没有形状的，它在什么样的容器里就会变成什么样。”
朱元璋低头想了一会，才悟出夫人的意思，说：“你是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大臣!”
“对!”马娘娘高兴地说：“过去唐太宗李世民因为有宽容的胸襟，所以才有像魏徵这样的正直谏臣，有敢冒死反对造宫殿的宫中女子!”
朱元璋不满地反问：“你是说朕平时没有度量?”
马娘娘说：“皇上有心听取群臣的批评，真是国家百姓的幸事。但事情就像这水和壶、杯一样，要勇于接受批评，属下才敢说出心里的话啊!”
朱元璋点头称道，大为高兴。他想，试臣这件事错在自己。自登位以来，不像过去打天下整日与群臣议事，兢兢业业，广纳良言；如今深宫高墙，与大家疏远了，自己爱听好话和歌功颂德的话，所以大家不讲真话，问题完全出在自己身上。幸亏马娘娘提醒，自己得及时补过。
第二天早朝，朱元璋当着群臣之面，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做法，希望各位仍像从前一样，多献良策，早日治理好国家。群臣欢呼，纷纷上书献计献策，朱元璋大多仔细听取，使明初经济迅速繁荣了起来，社会也有了较大发展。
朱元璋还算有修养，能“反求诸己”，及时认识和改正错误，尽管这是在马娘娘提醒之后所作的自我批评，倒也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他执迷不悟，龙颜大怒，听不进良言，自己也不作反省，那么明初的状况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一个人不容易看清自己的过失，而旁人却容易看清他的过失。这倒不是他不愿正视自己的过失，实在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反省就是把当局者变成一个旁观者，他自己把自己变成一个审视的对象，也就是说，他跳出局限，站在另外一个人的立场、角度来观察自己，评判自己，这就叫超越。古代的志士仁人，无不将反躬自省作为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渠道，努力践行之。
孟子担任过稷下学官的主讲教师，孟子这样教诲学生：
如果我爱人，人却不亲近我，我就应该反省自己的仁爱有没有缺点。如果我治理人，而不能把人治理好，我就应该反省自己的智能有没有缺点。如果我礼貌待人、人却不礼貌待我，我就应该反省自己的敬意有没有缺点。所以，凡事为善而得不到应有的反应，就应该在自己身上进行反省。
荀子成为稷下学官的主讲教师时，他也这样告诫他的学生：
反躬自省，回过头来要认真检查自己的行径，察看先前有所得，得的原因在哪里，先前有所失，失的究竟是什么，而且重点是应有勇气检查，总结“失”的究竟，并知过就改，则能化险为夷，以图再进。
春秋时，宋昭公众叛亲离，离国出逃，路上他对车夫说：“我知道这次出逃的原因了。”
车夫问：“是什么呢?”
昭公说：“以前，不论我穿什么衣服，侍从无人不说我漂亮；不论我有什么言行，朝臣无有不说我圣明。这样，我内外都发现不了自己的过失，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场。”
从此，昭公改行易操、安义行道。不到两年，美名传回宋国。宋人又将他迎回国，恢复了王位。他死后，谥为“昭”，昭就是明显，即能反省，有自知之明。
所以，过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反省的习惯、反省的勇气和反省的智慧。
《资治通鉴》记载了唐德宗反躬自省、检讨个人过失的史实。
唐德宗统治年间，藩镇频频作乱，国家危机四伏，直接威胁着德宗的统治，这时陆贽上书德宗，痛陈天下之弊，请求德宗下免罪诏书，向天下人谢罪，检讨自己的过失，以使朝野同心，同仇敌忾。中书省将起草的免罪文书送给陆贽看后，陆贽认为言辞还不够恳切。陆贽对德宗说：“现在盗寇遍地，圣驾流亡在外，陛下应当痛心地承担过失，以感动人心。昔日成汤因加罪于自己而勃然兴起，楚昭王因讲了善言而复兴楚国。如果陛下愿意诚恳地纠正过失，用言语向天下谢罪，使诏书对朝廷过失写得没有任何闪避忌讳。尽管我愚昧浅陋，但可以写得符合圣上的心意。”德宗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陆贽又另外起草了一份。
术士上言说：“国家遭逢了厄运，应该有所变更，以应合时下的运数。”群臣请在德宗的尊号上再加一两个字。德宗询问陆贽此事如何处理。陆贽上奏，认为不可取。他说：“尊号的采用，本来不是自古就有的制度。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采用尊号，已经有碍皇上的谦虚和名声了，何况在国家丧乱之时，因袭尊号的制度，尤其有伤体统。”他又说：“秦朝德行衰败，将‘皇’与‘帝’合二为一，由此开始连在一起称呼。此制沿及后世，在昏庸的君主中，便有‘天元’的称号。由此可知，君主的伟大与渺小，并不在于名称。免去尊号会有谦退求古的美名，崇高尊号只能听到自夸才能、接受谄媚的讥讽。”他又说：“假如一定要应合气数气运，必须有所变更，与其因增加美好的称号而失掉人心，还不如免除原有的尊号来敬承上天的告诫。”
德宗采纳了陆贽的建议，于第二年正月初一，大赦天下，更改年号。并且颁诏说：“要想社会安定，兴起教化，就一定要推心置腹，忘掉己利，救助别人，不惜痛改前非。朕继承帝位，统领天下，却使祖宗的庙堂失守，沦落于草莽之间。这是由于没有遵循德化。现在诚然追悔莫及，但朕久久地思考着犯下的罪责，希望在将来有所改正。现在，朕毫无掩饰地把这个意思说出来，让天下之人都能看到。
“我恐怕自己的德行不能继承先人，不敢有丝毫懈怠荒唐。但是，由于长期生活在深宫之中，不熟悉治理国家政务，积久成习，容易沉溺，居安忘危，不懂得收种庄稼的艰难，不能体恤征战屯田的劳苦，恩泽不能普施于百姓，民情不能上达于朝廷，既然上下声气阻隔，人们心怀疑虑。朕却仍然不知深自反省，终于导致兵戎相见。征调全国兵马，转运粮饷，连绵千里，征用车辆马匹，致使远近**不安。离家当兵的人要携带衣食，留在家中的人辗转相送，大家都受尽了劳苦。有时在一天之内屡次短兵相接，有时连续几年不能解下甲胄。祭奠祖先时没有主人，家属无所依靠。生死无定，流离失所，怨恨凝聚；征发苦力没有休止，耕田大多荒芜。残暴的长官严厉索求，疲惫的百姓不再织布，人们辗转流亡，葬身沟壑，离开乡里，致使城乡化为荒丘，人烟断绝。上有苍天的谴责，但朕不省悟；下有百姓的愤怒，但朕不知道。于是逐渐酿成了战乱，致使京城发生了动乱。万事失去秩序，九庙为之震惊。朕对上连累了列祖列宗，对下辜负了黎民百姓，心中痛切，脸上惭愧，这些罪责实在完全在朕一人，为此朕久久地惭愧，如同坠入深渊。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上的书表章奏，不允许再称‘圣神文武’的尊号。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原本都是有功之臣，各自守卫着藩镇。由于朕安抚驾驭无方使他们疑虑畏惧。这全是因为上面无道而使下面遭受灾殃，实在是朕丧失了为君的体统，下面有什么罪过!现在将李希烈等人连同他们所管辖的将士官吏等一切都像当初一样对待。
“朱滔虽然因为朱仙受到牵连，但二人相隔遥远，肯定不会共同谋划，考虑朱滔过去对国家所建立的功勋，务必宽大处理，如果他能够投诚，也给他自新的机会。
“朱砒改变天道常规，盗用名号与车服仪制，残暴地冒犯列祖列宗的陵园寝庙，令人不忍言状。他得罪了列祖列宗，朕不敢赦免他。那些被裹胁进来的将士、官吏、百姓，只要在官军开进京城以前，脱离叛军，向朝廷投诚，并且解散队伍而回到本道本军去的，一概按照赦免之例处理。
“各军、各道一切奔赴奉天和进军收复京城的将士，一概赐名称作‘奉天定难功臣’。那些加征的除陌钱、间架、竹。木、茶、漆等税以及专营铸铁等项，应该全部免除。”
免罪文书颁布后，全国人心大快。德宗回到长安的第二年，李抱真入朝对德宗说：“在山东宣布免罪文书的时候，士兵们都感动得流下眼泪，我看到众人是这般情形，便知道平定敌军轻而易举!”
恬淡少欲，安身之本
人生于天地之间，断不了自然天性，“食色性也”，饮食和男女**就是人的一种天性，或者说一种本能。
饮食男女既然是人之自然天性，过分压抑、甚至消除它会违背人的本性，不可取。但同时又要看到，这两件东西又恰恰似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稍有不慎，会带来杀身之祸，灭顶之灾。我们不绝对地反对人们正常的吃饭、**，而是主张严肃人生，必须忍奢节欲，提醒人们对饮食男女不要过分贪求。精神修养要做到理性的、自觉的恬淡无欲，必须对个人心境中的嗜欲形态有清醒认识——做到“处静”与“守性”的统一。
保持寂静、平定的心理环境，不劳累精神，是庄子精神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方法，要“处静”即“恬淡无欲”，还必须“守性”。庄子认为，“性者，生之质也。”(《庚桑楚》)如同马之蹄可践霜雪，毛可御风寒，吃草饮水，翘足而奔是“马之真性”，水不杂则清是水之性一样，人的生理本然就是人之性。人的这种本性如果受到损伤，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就要被破坏，甚至要丧失。可见，“处静”是在心理上保持宁静，不为外界劳神，还必须依靠“守性”来维护生理之本然，避免疲损，而“扶席之上、饮食之间”就是守性的重要内容，这两条都把不住，势必损伤本性，伤及形体，危及健康，最后势必劳累精神，破坏宁静的心理，也就做不到“恬淡无欲”，无法实现精神的绝对自由，所谓精神修养也就无从谈起了。庄子主张对个人心境中的嗜欲形态保持清醒的认识，坚持做到“处静”与“守性”相结合、相统一，可以说既道出了人们精神修养的必由之路，又切中了一个人无论是安身立命，还是为政治国必须警戒的要害。我们就以“色欲”为例，从历史上略举几则正反事例。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为政者往往骑着欲念的“野马”跨越欲望的栅栏，甚至深陷欲望泥淖而不能自拔。总体而言，中国历代为政者的乱欲集中在贪色和贪财两个方面。“乱欲”如同蛆虫侵腐着为政者和国家的健康肌体，如同粪臭污染着为政者的心灵以及国家环境，它是中国数千年政治的大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失败的为政者多是因为贪财好色、荒**糜烂。
中国的“**史”应该从纣王写起，色欲狂商纣王，在“**集团”中，可以称为最早的大头目了。商纣王认为天下所有的东西、人都是自己的。面对天下这么多东西、美女，纣王真有点应接不暇。他喜欢喝酒，与众臣美女日夜醉饮，竟然筑起酒池，可谓荒糜至极。他大肆搜刮人民的钱财，将大下奇异珍宝俱归己所有，并大建宫苑，将奇禽异兽放人其中，尽情享受。纣王还喜欢**乐，让师涓创作****迷魂的歌曲和舞蹈。更无耻的是，纣王让**在挂满肉条的园林中追逐嬉乐，彻夜如此。结果招惹了臣民的不满和反抗，最终因荒**过度而亡国亡身，也因此而留下千古恶名。在他之后，荒**无度的帝王，不计其数。西周最后一个君主周幽王宠幸不爱笑的褒姒，他使出全身解数，褒姒还是不笑。当时，幽王与各诸侯有言在先，倘使有贼寇入侵，便燃烽火为号，到时诸侯来兵救援。为得爱宠一笑，幽王竞无敌情而燃烽火，诸侯来到城下，见没有敌情，而是幽王戏耍他们，都十分气愤。而褒姒看到诸侯们像小孩似的被骗上当，破颜为笑。后来，真有了敌情，幽王再燃烽火，诸侯仍以之为戏，都没有发兵。结果幽王被抓住，并被杀死在骊山之下，褒姒也被敌军俘去。周幽王为一女子竟以军情、社稷开玩笑，这真是“一笑倾国身亡”啊!
西汉时更始帝刘玄是个酒鬼，昼夜与美女在后宫饮宴。大臣有事要上奏他却醉得如烂泥不能召见，有时实在没有办法就让侍中代坐帷账之后与大臣说话。刘玄还宠爱赵萌之女，一切事都交给赵萌处理，而赵萌则专擅权柄。如果谁说赵萌坏话，刘玄便拔剑刺杀他。刘玄还有个姓韩的夫人也是个酒鬼，如果她侍奉刘玄饮酒，谁有事奏请，她就大怒，说：“皇帝正与我饮酒，偏在这个时候拿着文书来喊叫!”往往将书案打碎，可见，刘玄因酒色误政到什么程度!后来，刘玄成了赤眉军的俘虏，被杀死了。
这些都是帝王荒**无度而误政乱国的史实。其实从养生的观念看，荒**无度会大伤元气，所以皇帝早夭是很有道理的。在中国，哪个皇帝不是三宫六院，如果要一丝不苟地认真对付起来，任谁也受不了。所以你不早死谁早死?春秋时，晋平公患病，向秦国求医。秦国派名医医缓去诊视。医缓诊察了晋平公的病情后，告诉他：“你的病不能治愈了，这是因为接近女人而造成的。”晋平公问他：“难道女人不能接近吗?”医缓告诉他：“要节制。任何事物都不能过度，一过度就会出现灾害。”这话与庄子的意思是一致的。
中国历史上充斥着无数人欲横流的为政者，也涌现出不少超脱**欲、贪婪的为政者。否则，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延续至今那是不可想像的。这些超脱世俗色**的为政者既为国为民创建了举世瞩目的伟业，又留下千古美誉，同时还向世俗昭明：贪欲色欲是可以节制，甚至可以超脱的。
诸葛亮以丑女为妻。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自己为政的座右铭，因之其政绩十分突出。他生活也极为清朴，为了不因女色误政，他远女色，甘愿娶德才兼备的丑女为妻，在中国历史上传为美谈。
“乡巴佬”宋武帝戒女色。南朝时期宋武帝刘裕一生“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他的衣服、被褥、居室都十分俭朴，很少宴请别人，尤其是宫女很少。他的住处是土屏风，用的是布灯笼，麻绳拂，所以子孙后代都讥笑他是“乡巴佬”。
康熙为政谨防女色**。清世祖顺治帝因沉溺**早早就死去了，而圣祖康熙帝则不但不沉溺女色，而且采取一系列办法加以摆脱。如康熙到南方巡视，地方官以贡品形式献上7位美女，康熙虽收留了她们，但连看也没看一眼。宫中几个内府官员利用接近皇帝之便，献荐让皇帝动心的美女，非但没有得到宠信，反遭康熙冷眼相待，还把这些内臣处以不同的刑罚。可见，康熙为了防止女色**心灵而十分警醒。为摆脱贪欲纠缠，从旅行、赛马、钓鱼、练武、读书、研习科学，寻求高尚的情趣。他出去旅行不带女人，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狩猎等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中去。康熙一生谨防女色，是开创“康乾盛世”局面的重要原因。
这几位历史人物，位极天子、宰相，尽可随心所欲，然而他们能超脱世俗**而一心为政，不仅为后人树立光辉典范，而且都创下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我们再来看看“不为轩冕肆志”和苟且富贵者的悲喜剧。
君主赐美女，晏子不受。春秋时齐国宰相晏子不仅政绩可与姜太公、管仲比肩，而且以其自身的美德著世。他俭朴清廉，颇能自守，尤其在戒色欲方面值得一提。有一次，齐景公在晏子家喝酒，看见晏子的妻子又老又丑，就对晏子说；“我有一个爱女，又年轻又美貌，你娶她做妻子吧。”晏子听到这话就离开席位非常自尊、严肃地说：“现在我的妻子的确又老又丑，但往昔我也曾看见她既年轻又美丽的样子。况且，一个女子在年轻美丽时把自己托付给你，即是为了防老到来。我怎能违背自己的诺言呢!”就这样，晏子把这提亲拒绝了。虽然在古代社会三妻六妾对一个男子来说非常平常，对位居宰相位的晏子更是不可指责，而晏子却只以自己老丑之妻为满足，以防女色误己误政误国，实属罕有!连景公的宠臣梁丘据也颇为赞叹地说：“我到死怕也赶不上晏子了。”而晏子对此语的回答颇值得深思：“赶上我没什么难的。俗话说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我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不过常为不止，常行不休罢了!”对比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然其家**侈”的管仲，晏子又有过之的地方。
朱元璋新说“长生不老”。朱元璋曾对宋濂说，从古到今的明君贤哲都知道天下难以守成，所以都避远女色，消除奢侈糜烂，就是为了天下安定。而后世有些不才的君主，认为天下安定，侈心纵欲，很少能善始善终的。秦始皇、汉武帝迷醉神仙、方术，以求长生不老，结果却一无所获。在我看来，人君果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作无益害有益的事，使百姓安于田里，丰衣足食，繁荣兴旺，而人君自己还不知道，这就是神仙了。功业永载史册，声名留于后世，这就是长生不老了。所以，“人能惩忿窒欲，养以中和，自可延年。有善足称，名垂不朽，虽死犹生”(《典故纪闻》卷二)。朱元璋不仅对“长生不老”做出辩证而深刻的分析和认识，而且他“治天下犹如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的观点更令人称道。他曾对大臣说：“我每深居而想着天下的事情，不曾有一天自己安宁过，治天下犹如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乱。所以，只要遇到事情一定精心想过之后再行动，只害怕办事不当，以致产生奸弊，祸害百姓，所以我不敢有片刻的安逸。”在政治上，朱元璋杜绝宦官干预政治。他说：“我看到史书记载，汉唐末世，都是宦官败国，不可救药，总是为这事惋叹。宦官在人君身边，逐渐亲近，勤劳小心，开国承家不要用宦官小人，明智的君臣切切深戒。宦官在宫中，只能用他们供洒扫地传达旨令，怎能干预政事指挥军队呢?”所以朱元璋当政时，宦官只供驱使，不得参政。但到了英宗以后，宦官又开始得到重用，威势日重，王振、刘瑾、魏忠贤专权跋扈而不可一世，是明代政治极为黑暗的时期。朱元璋还主张勤政，他说：“自即位以来，我以勤政自勉，天还没有亮就临朝，吃饭后回宫，晚上躺在**不能安心睡觉，披着衣服起来仰望天象，看到星星坠失，就忧虑警惕……我不是不想暂且安逸，只是害怕天命而不得不居安思危。我说这些活，恐怕你们为臣的认为天下没有事了，便想安逸享乐，大臣们情安，皇帝受挫，老百姓依赖什么呢?”朱元璋主张为政爱民，认为：“恐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废。从古先王为政，都以爱民为根本，但爱民却没有实心，那么老百姓一定不享有恩泽，这样，众心逆之，积虑甚多，国家想不危亡，难啊!我每想到这里，为这事警惕啊。”除了政事居安思危外，在军事上也是这样。他认为，打天下时，要胜不骄，安而思忧。大将军徐达等北征屡战屡胜，朱元璋即告诫他要“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夫屡胜之兵易骄”，“必须关防谨密，常若临敌，勿生懈怠，为人所乘。慎之慎之广再如，朱元璋认为，天下太平也不能“息兵偃武”。他强调：“夫当天下无虞之时，而常谨不虞之戒，武备不可一日而忘哉!”(《典故纪闻》卷二)当然，朱元璋并非说和平时代军队也要如战争年代那样整日操练，而认为“古代有用军队屯田的例子，没事了就耕种粮食，有事时则参加战斗，这样兵士得到补给自养，百姓不需要为之劳苦，这是长治久安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还常教育儿子们正德修身，具有忧患意识，如朱元璋对太子说：“公卿士庶人不修身齐家，那败落的只是一家一身，而天子则不仅败落一身一家，而是社稷不保，天下生灵百姓都要遭殃，这不是很可怕吗?这不是可戒醒的吗?”他还诫谕太子：“从古代开始，帝王忧患天下的，只是创业君主、中兴之王和守成贤君能做到。平常君主，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而始……如果一生怠心，那么危亡一定到来，可以不害怕吗?”朱元璋深知元朝统治者丧国的原因，也明白自己能获取天下的原因，在处理政事、军事、教子等方面都能居安思危，所以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家百姓安定。但到朱元璋之后，尤其明代中、后期，统治者以享乐为本，不知居安思危，怠政、荒**、无能、愚蠢的君主代代相传，这都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不能像他那样一生忧患，为政为国为民的缘故。
晏子、朱元璋位极宰相、天子，尽可随心所欲，然而他们能戒女色，而一心为政，不但个人为后人树立了典范，而且其卓绝的政绩也为历史称道。
历史上有晏子、朱元璋这一类“不为轩冕肆志”，流芳千古的贤臣明君，也有一旦轩冕在握就肆意纵欲，最终导致身败名裂，国家灭亡的可怜虫!
志在“得天下绝色而妻之”的完颜亮。完颜亮是金朝第四个皇帝，他为人急躁、多疑、残忍。即位后大杀宗室，还杀死嫡母徒单太后。另外，完颜亮还荒**无耻，即位后宫中美女数不胜数仍不满足，为得到更多美女，他大杀臣僚，将他们的妻妾据为己有，甚至叔母、众姐妹也要**。完颜亮叔母阿懒是宗敏的妻子，被封为昭妃，宗本子莎鲁剌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来妻，也相继被纳入宫内。许多血缘亲属，甚至已婚配者，完颜亮完全不顾，一律纳人宫中，供自己**乐，其****事情真是罄竹难书。他甚至恬不知耻地对大臣高怀贞说：“吾志有三，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帅师伐远，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金史·高怀贞传》)然而，完颜亮结局很惨，在行军营账里被金兵用刀乱砍，而后用绳子勒死，并用衣巾裹尸烧成灰烬。这样一位在政治上曾有不少建树，但在生活上荒糜无度的帝王最后死在自己部属的箭镝、利刃之下，难道不给后来的为政者留下意味深长的启发吗?
不为穷约趋俗
“不为穷约趋俗”是庄子提出的观点，历史上的名人志士具有。金兰生著的《格言联壁》中讲：“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憎是贱而无能。”讲的就是贫不失志，贫不失义的道理。与庄子同时的孟轲，更是根据历史中六位名人的成功事例，得出了“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结论。
这六位名人是：
“发于畎亩之中”的舜。舜原来“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史记·五帝本纪》)，农、渔、手工业都干过，都干得很好，并能以良好的品德影响人，因而被推荐接替尧的职位，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五帝之一。
“举于版筑之间”的传说。他原来是做建筑工作的奴隶，后来被推举为商朝天子武丁的大丞相，使衰落的商朝重新复兴。
“举于渔盐之中”的胶鬲。胶鬲原来是贩鱼盐的，后来经人推荐，当了商朝的大臣。
“举于狱”的管夷吾，管夷吾即管仲，原先辅佐公子纠，公子纠争王位失败后管仲当了囚徒，经鲍叔牙推荐，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举于海”的孙叔敖。孙叔敖长期隐居在东海之滨，后来当了楚庄王的丞相，使楚国“吏无奸邪，盗贼不起”。
“举于市”的百里奚。百里奚原为虞国谋士，虞国灭亡后成了奴隶。秦穆公用五张羊皮赎买了他。后来百里奚成了帮助秦国称霸的著名政治家。
上面六位名人，原来都很贫贱，有的还是奴隶，后来成了名君名臣。这说明贫贱的逆境对人的影响有两面性：一方面给人带来物质生活和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增长人的才干，也就是孟子说的“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外国人也有类似的看法。
泰戈尔说：“世界之路并没有铺满鲜花，每一步都有荆棘。但是你必须走过那条荆棘的路，愉快，微笑!这是对人的考验，你必须把忧愁转变为有所得，把辛酸转变为甜蜜。”(《采果集》)
罗曼·罗兰在他的作品中写道：“累累的创伤，就是生命给你的最好的桌面，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约翰·克利斯朵夫》)
哈代在作品中说：“人生里有价值的事，并不是人生的美丽，却是人生的痛苦。”(《德伯家的苔丝》)
托马斯·曼也有如下的名言：“不识愁苦滋味的人终生是幼稚的赤子。”(《布登勃·洛克一家》)
他们说的意思也是贫困苦难可以使人坚强，使人成熟，不必计较人生的困苦，那都是生活对我们的教诲。外国也不乏身处贫贱、但善于接受生活教诲的人，最后取得了富贵和成功。美国总统林肯降生在猎人的小屋。成长在马车和账篷里，当过帮工、船员和店员，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一年。漂泊无定的艰苦生活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为他后来从事政治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马克·吐温12岁起即自谋生路，以后长期流浪，当过水手、舵工和淘金者。这一段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是他独有的财富，使他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爱因斯坦大学毕业后长期没有固定的工作，但他以乐观的天性忍受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潜身于科学研究，建立了相对论，成为在物理学许多领域都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他们的人生经历证明了贫困是生活给我们的磨炼和教诲，它会使一切有志者受益无穷。
谋人为己，谋己为人
《孟子·公孙丑上》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孟子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人选择什么安身立命的方式，便意味着把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做弓箭的人一心想让弓箭对人最有危害，做盾牌的工匠却希望盾牌最有效地保护人的生命。两人的心脏可能并非一恶一善，可实际行为却大异其趣。所以，孟子才大声呼吁：“术(事业)的选择决不能马虎啊!”
秦丞相李斯年轻时在郡中当小吏，看见吏舍厕所里的老鼠吃着肮脏的秽物，见了人和狗，每每吓得逃窜。李斯来到官仓，却看见另一番景象，“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饱食终日，安然无恙。于是李斯感叹说：“人的贤哲与卑贱，也就像这老鼠一样，完全在于人的自处。”(事据《史记·李斯传》)李斯这种汲汲乎名利地位的心态虽不足取，但其内在的道理却相当深刻。
由此引发，人的智术不该只是为了应付外界的环境变化，还应该主动用于创造外在环境的运动变化，自取一个有利的态势。“猛虎不据卑址，鹫鹰岂立柔枝。”(《兵经·势》)智者总是防患于未然，事后诸葛亮不值得夸耀。预先使自己处于进退有据的安全地带，时时警惕潜在的危害，化害于无形，这就是智术。传说楚国的孙叔敖和齐国的晏婴都曾经辞让富庶广大的封邑，偏选那贫瘠狭小的地方。他们的理由都是，美物谁不羡慕，自己岂能长久保有，不如退而求其次，可保别人不起贪心。尽管少了点阳刚气，却不能不承认其计虑深远。
不要以为君子谋人、为己的自处之术就如此简单。有时恰好相反，自处危境以求安，这才见出了高明。当年袁绍和曹公(操)之间有一段对白：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日：“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手?”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三国志·魏武帝纪》)袁绍打算据险以取地利，曹操却想“任天下之智力”以取人和。曹操此外还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因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
曹操看破了安危的辩证法。君子恃险，则已先把自己国固在“险”上，这一所谓保险却丢掉了更大的安全机会。与外部世界保持一定的张力，让内部世界感受一定的压力，这是自处自安的大战略。把压力、张力主动地纳人人生计划则会使人始终保持活力。
“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疾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孟子·尽心上》)人的德行与智慧，都在危难中显现。人处于危机中，才不会掉以轻心，才会深刻地考虑潜在的危险，这样才能十分透彻通达于世故人情。《尚书·大禹漠》有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达者有忧志，这就是现代所谓的“忧患意识”吧。
君子自处最为核心的是谋人为己。自己的一言一行，也都动关乎人。与人方便，于己方便，才是立意所在。
真宗在储宫时，太宗令习草书，乃再拜曰：“臣闻工者事业，功侔日月，一照使隐微尽晓。草书之迹，诚为秘妙。然达者盖寡，傥临事或误，则罪有所归，岂一照之心哉!谨愿罢之。”太宗大喜。
学草书就为日后他人或许“不认议”提供了可能性，为臣子的可能因此获罪。宋真宗连自己练书法这一小事，都有为人着想的深意。
君子自处还要坚持自己的操持。世上多有一些宵小之徒，最容不得别人有德有行。清人唐仲冕的《六如居士外集》，其中卷一《遗事篇》记了一则佚事：邻居老太太家栽有李子树，苦于进园偷李的人太多，于是就在院墙下挖了一口陷阱，里边放上粪水污物。顽劣少年呼朋引类地来偷李子，爬上墙，随后落进陷阱，污水溅了一身。但他还是招呼同伴翻墙，说：“快来快来!这儿有好吃的李子。”另一个也跌进污水坑，正要开口叫喊，被先掉进去的那个小无赖一把捂住嘴巴，同时接着呼喊“来来”。第三个也同样跌进污水坑，后来的两个骂第一个，不料他却说：“假如咱们仨当中有一个没跌进坑里，以后就会没完没了地嘲笑我了!”这虽是小泼皮无赖的逻辑，倒也折射出一些世情。
没有德行的人最气不过的是他人有德行，所以必欲诋毁全人类而后快，大家扯平，你脏我脏他也脏。仿佛都污黑了脸才能相安。世上这种奸险的骗局与心计不少，这就给君子自处增加了一层难度。
也许，谋人为己的智术在此就可派上用场了。
王守仁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儒，也可谓是深得古圣前贤之道的真正智者。其人不独有学，亦不乏术。学术学术，存乎一心。王氏之学，上承陆九渊，即称陆王心学，与宋明正统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影响深广。王氏理政用兵，功绩卓著，决非寻常腐儒可比。正像他自己所提倡的那样“知行合一”、“知行并进”。
《明史·王守仁传》“赞曰：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浦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元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王守仁以卑微的官职，率弱旅击败宁王朱宸濠，扫平了叛乱。他的奇功招来上上下下的嫉恨，江彬、许泰、张忠之流屡屡设计刁难、陷害他。但王守仁一身正气，恪守方正，同时又机智巧妙、多所变通，始终不为所动。试看几个镜头：
一是许泰放纵部下百般污辱谩骂王守仁(许泰帅大军前来，宁王已被王守仁先期擒获)，王守仁却不恼不羞，反而更留意于安抚士兵。病者给药，死者予棺，每逢士兵送葬，他都停车慰问；士兵们都称赞：“王都堂才是真正关心我们的人!”从此就不再冒犯。王守仁用的是屈己下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谋略。
二是王守仁利用激**绪的智术。在冬至日命令城中百姓完成祭奠仪式习俗后再去哭坟。当时战乱刚息，百姓中多有罹难的，以至于哭声震野。哀哭声勾起了士兵们的离愁别绪，也都边哭边要求返乡。这样一来，张忠、许泰不得不班师离境。
三是利用把柄。大太监张忠不怀好意地要求皇帝追查宁王的家产，谎说宁王资产巨万，以图诬陷王守仁从中捞了好处。王守仁机智地回敬说：“宁王的巨资都用于贿赂勾结京城中的权贵了，这里有贿本可查。”张忠心中有鬼，他曾收到过宁王的贿，于是再也不敢嚼这方面的舌头。王阳明还特意放弃一些把柄，有两名太监曾跟宁王有书信往来，王阳明主动退还给他俩，消除他们的畏惧心理。安人才能安己，心存畏恐的芥蒂就有可能先下手为强地反咬一口。王守仁的做法使他俩感恩戴德，这就在险恶的环境里为自己增加两个内线暗中解救。
第四件事最有智术的特点。逆乱已平，大军初至时，江彬之流已是对王守仁又妒又恨。王守仁初次去拜见，故意不去坐他们为他设置的边座，直接走上正席。江彬等人气得口出脏话，但王守仁仍是按平常官场礼仪与之相见。王守仁决不仅仅是要和他们争一个座次，他是考虑到一旦受他们摆布，以后便处处听命于这些人，没法自做主张了。《水浒传》里梁山好汉们排过座次，那是请出了天命安排的褐石才算把一百零八人一一落位。可见人与人的等级秩序不是那么容易摆平的。而一经摆定，再要变更，就在心理上和事实上都要经受一番周折。兽群中的关系位置是打出来的，或者是由块头、力气、嗓门、毛色等因素较量出来的。人群中无形的尊卑秩序源自于个人素质和社会关系的诸多因素，比如品德、才学、相貌、气度、财富、年资、权力、出身、交游等等。秩序的心理特点更是在人际关系中起相当大的作用。王守仁大模大样地坐到上席，等于是一次不动刀兵的宣战，他坐住了位置就等于在心理上先挫败江彬之流一个回合。
王守仁的事例很值得深思。《淮南子·主术训》有言：“凡人之性，莫贵于仁，莫急于智。仁以为质，智以行之，两者为本而加之以勇。”这可谓最最精华的思想!在王守仁身上很具体地实现了上述精神。
一种能够在人格上实现统一的精神，才是我们的现实人生所迫切需要的!
所以，我们才特别留意于这位提倡“我心”，提倡“实践”的贤哲。
《易·系辞下·十章》曰：“蓍之德国而神，封之德方以知(智)”。抛开蓍卦字样，原来“圆而神”、“方以智”告诉我们既“变化无方”又“事有定理”，人生中的种种事类莫不如此。这就要求我们能够德国行方，即：遵循那天地问不变的法则和人群中永恒的道德伦常，同时，让精神的世界具有更大的兼容性，进入“环复转运，终始无端，旁流四达，渊泉而不竭，万物并兴，莫不响应”的境界。
明人陈于陛有一段精彩的议论，平淡中道来，意蕴真切深长：道理载在典籍者一定而有限，天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故世之苦读书者往往处事有执泥处，至于做官更历事变多者，又看得世故太通融而无执，此皆是偏处。吾人当读书要思量泛应世务，庶乎临事不滞；当应事通达无碍时，却又要思量据著书本行，如此方免二得之弊。(《意见》)
这有执、无执就是人生方和圆的绝好脚注，学和术二字给玄妙的“德一智”、“道一术”找到了一个朴素的句号。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人除了生活在家庭关系中之外，更多的生命时光是在与家庭关系之外的人打交道中度过的。人生交往由此而显得广阔、深厚、复杂，人际关系也就相应地变得多结构性、多层次性、多视角性、多方面性和多立体性。人生的交往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日常接触中最一般、最普遍的活动。人们必须依赖相互间的交往才能生成、发展和延续。人生交往是人们生命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生的交往在人们的生命活动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生交往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正是在与父母、兄弟、姊妹、老师、同学、同事、领导、朋友，以及社会中的其他人的交往中，人们才能取得生活的经验、社会的知识，才能掌握知识的技能。人生的交往促进人个体的成熟和发展，它具有使个体社会化的功能。
当然，人生的交往由于是产生在个人与他人相互发生作用的基础之上的，难免在个人与他人构成的相互作用关系中不产生摩擦、碰撞和冲突。事实上，人们也正是在不断发生矛盾冲突的人生交往过程中发展着自己的生命历程的，不过，人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必须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时，才可能使人的发展保持在正常秩序之中。儒学对待人生交往的基本态度，就是极力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平衡状态，使人际关系处在一种完全为人们所能接受的“其乐融融”的社会氛围之中。
在儒学看来，人生涉世，尽履危机，但是只要做到：以和处之，则情相合；以礼持之，则分相安。当人生交往发生矛盾冲突时，人当以礼义自胜，不应以血气胜人；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儒学认为，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去做，就足以使天下充满和气，而社会不再存为难人的地方。这既是儒学的人生交往态度，又是他们坚持的人际关系思想。
坚持在人生交往中，以和处，以礼持，实质在于一个“信”字，即诚实、不欺骗。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作为一个人，却不讲信誉、不诚实，不知那怎么可以处于人生交往之中，正如一辆牛拉的大车没有安横跨牛脊的横木销一样，一辆马拉的小车没有安横跨马背的横木销一样，如何能走呢?孔子的这一思想是极富合理性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相互交往所产生的许多怨恨、许多冲突、许多伤害，归根一个原因往往就是不讲信用，互相欺骗，尔虞我诈，你骗我一分，我欺你十分，冤冤相报，水无止境。
在儒学家看来，一个人在与人相处时，只要讲信用，守诺言，不欺骗，而且言语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他所说的话就能算数，他所做的事就能成功。一个人在交往中，态度和蔼、容颜可亲，富有谦让精神，他的行为符合一定的礼节，他就不至于遭受侮辱。由此而推之，善于交往的人，应是“我有功于人不可念；而过则不可不念；人有恩于我不可忘，而怨则不可不忘。”(《菜根谭》)人忠信于人，就不可总记住他人的不足，就不可老记住自己的功德不忘。人生交往，主于信；主于信却在施于礼。“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戴圣《礼记·第一曲礼上》)“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贪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同上)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不仅是儒学思想家对人生交往中不守信用的人的告诫，也是儒学倡导的做人的原则。这表现的往往是这样一种状态，似乎是人们相互之间，虽然近在咫尺，仍如同远在天涯；虽然共度人生，却彼此猜忌；人们在努力地沟通，却总感到有无法消除的心理隔阂，于是乎，人与人之间就可不讲信用，不求诚实，不值得信依赖。其实，这是一种人生交往过程中的错觉，从人的本性来讲，人是从根本上需要信赖，需要被人信任的，同时，人也希望能去认认真真地相信他人、信任他人。在人生中，有时，人们不难发现，人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信赖、相互依存的，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种真实可信的联系。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可信的人，完全以欺骗他人而生存的人，是不可能最终完善其身的，也许能成功，或辉煌一时，但最后的结局，便是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