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守操行不露锋
杨朱讲学，从鲁国南行，到楚国沛地，正巧老聃(即老子)到西边的秦地闲游。他早就想拜访老子，好当面请教，心想这次机会难得，不能错过。杨朱估计能在沛地的郊野遇上老聃，可是直至到了梁城方才见上面。老子一见杨朱，没等杨朱致候，就仰天长叹，说：“从前觉得你不错，听得进我的话。现在呢，唉，一副不堪教育的样子哟!”
杨朱没想到一见面老子就说他，一时摸不着头脑，室外不便长谈，便请老聃到驿馆再说。老聃跟着来到驿馆，住进房间。杨朱托盘端来脸盆、漱杯、面巾、发梳，到门口先脱鞋，双膝跪行进去，放下盥洗用具，让老子洗漱完毕，才恭恭敬敬地说道：“刚才学生本想请老师批评得具体些，又见老师忙着赶路，所以不敢开口。现在见老师呼吸已匀调了，敢请谈谈学生错在哪里?”
老聃也不掩饰，开口便说：“翻白眼望青天，你目中无人啊。跟你相处谁能自在!真正修养高尚、行为清白的人，总觉得自己不干净，真正品德优良的人总觉得自己不像样，自己有许多不足，始终保持本来面目，从不会自我感觉良好。”
听了老子的话语，杨朱顿觉脸红，连连对老子说：“牢记在心了，牢记在心了。”
杨朱从老子房间出来，便痛责自己，不但痛责，而且立即改掉傲气，见人主动打招呼，还主动帮助店老板干些杂务。此时的杨朱，想起前几天自己每次都是大模大样跨入驿馆客厅，旅客们见了纷纷起立恭迎，馆主亲手铺设坐席，主妇亲手捧上盥洗用具，旅客不敢与他同席而坐，连烤火时都不敢陪他烤，让他一个人烤霸王火，众人靠边坐。那时杨来还美滋滋地，以为众人尊敬学者就应该如此，竟没想到这正是傲气在作怪啊!他听了老子的批评、革心洗面谦逊待人，再到客厅转转、看看，果然那些旅客不再把他当作大学者了，不但敢和他平起平坐，甚至还敢同他争贵宾席了。
为人处世能否严守操行，不露锋芒，即做到智勇权财不足自恃、不足自耀也不足自夸。人与人之间的一般言行答对，看似区区小事，但能否有一种高深的修养，能否处理得稳妥、圆熟和周到些，往往就决定着事的成败、人的生死，也就是“善用者生机，不善用者杀机”，从效果上使各人为人处世的高下水准立见。所以注重精神修养的人，在这一方面不得不引起足够重视，不得不加大力度。
明末文人洪应明在他的《菜根谭》中写道：
爽口之味，皆烂肠腐骨之药，五分便无殃；快心之事，多损身败德之媒，五分便无悔。
帜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注五分，器便稳。如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陆机以才名冠世被杀，霍光败于权势逼群，石崇死于财富敌国，皆以十分取败者也。康节云：饮酒莫教成酪酊，看花慎勿至离披。皆哉言乎!
洪应明上面两则语句，其意思与庄子“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是一致的。在上二则语句中，洪应明还以历史上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具体史实论及相应的结论，我们也就略加介绍相应的人物事例来阐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的道理吧。
韩信作为刘邦麾下的头号战将，勇冠三军，不论是带兵方法或是军事谋略，都有远非刘邦所可企及之处，对此，刘邦与韩信都是心知肚明的。问题出自作为部下的韩信，对此毫不谦逊，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在你看来，我能带多少兵?”韩信答：“不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直肠直肚就答：“我是越多越好。”虽说这留下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千古美谈，但类似的言论及一些名位的要求，却使韩信成为了刘邦的心腹之患，并因此而被擒遭杀。
陆机是西晋的文学家，出身于吴国的高级大族家庭，吴国被西晋剿灭之后，他与其弟陆云远居旧里，闭门勤读近十年之后，兄弟二人来到晋都洛阳，以他们的文才为当时的权贵所推崇，以至有“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之说，陆机趁此而热衷仕途，依附权贵，后卷入著名的“八王之乱”，为成都王率兵攻代长沙王，战败而归，被宿怨者进谗言，诬告他久怀不轨之志，终被成都王杀死，并夷灭三族。
霍光是西汉的重臣，受汉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汉昭帝，昭帝死后，他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国君，因刘贺荒**无度，即位二十七天后即遭废。霍光再迎立刘询为汉宣帝。史载汉宣帝即位时，在去拜祭祖庙的路上，霍光同车陪乘。汉宣帝十分畏惧，好似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后因霍光有事离去，由另一位将军代替霍光陪乘，汉宣帝才敢活动四肢，才有了少少的一种安全感。霍光死后，他的妻儿子女全遭诛杀。《汉书》记载当时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说法：“声威权威能镇住皇帝者，当然不可容留，霍氏家族的灭门之祸，正是始于霍光陪同宣帝乘车一事啊。”
石崇是西晋人，他任荆州刺史时，曾纵容部下拦路抢劫客商，劫得了很多财物，成为巨富，生活奢侈，连晋武帝的舅舅王恺也望尘莫及。石崇与王恺曾多次想着法儿比富：王恺命家人用米酒洗锅头；石崇就命家人用白蜡来当柴烧。王恺为带妻妾出外游玩，所经之路，就命人用紫色的丝布来围成一条有四十里长的临时“胡同”，让老百姓能闻其声而不见其人；石崇听说后，则命仆人用五彩锦缎围成了另一条足有五十里长的“胡同”。王恺在比富的路上老是输给石崇后，惟有向晋武帝求援，晋武帝就将国库中收藏的唯一一件外国进贡来的二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恺，想为自己的舅舅争回一次光，殊不知石崇见后，故意将这珊瑚树打烂，并让仆人抬出了六七株高三至四尺、更为富丽的珊瑚树来赔给王恺，令其目瞪口呆。由此可见，石崇的财富有着国库的财富也无可比拟之处，最终，又正是财富美色使石崇及其全家老小尽遭灭门之灾。史载石崇在刑场上叹道：“这回那些下贱者可以沾得我家的财富利益了。”他至死不忘的依然是财富，旁边有人回敬他说：“你知道过多的财富可招祸患，为何不将这些财富早些分给百姓呢?”石崇才哑然无对。
以上的悲剧，是由封建社会的臣子与君王的人身依附关系所决定的。平心而论，韩信可称为西汉的开国元勋；霍光则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辅政时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客观上有助于西汉社会政治上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陆机和石崇都是在自己的时代里久负盛名的文学家；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罪不当死，但历史事实却与此相反。这样看来，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他们锋芒毕露、争强好胜、不居人后、缺乏谦逊和不会秘己之美的种种处事方式及表现，成了导致他们悲剧的直接诱因，他们才华盖世，权势在握，却在为人处世方面缺了一条心弦。洪应明认为，只张“五分”(二分之一)帆却平安地驶行着的船，只注“五分”水却稳妥地保持着平衡的容器，对于个人如何更好地处世，如何保持包括上下在内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平衡，是一项很好的启示。具体到个人如何对待爽口之味和快心之事，同样是应该不失分寸而又力求稳妥的，这也就是为人处世时，能绕避祸患的“五分法”。人要把握自己，之所以要“饮酒莫教成酩酊”，是为了防止酒醉之后的失态，防止在某些不相应的场合讲出不应讲的话来；之所以要“看花慎勿至离枝”，是为了防止在身处灯红酒绿、花绕锦簇的繁华世界时，出现心醉神迷、丧失了把持自我的意志。细细想来，这都可谓是经验之谈。否则，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难免不出现《红楼梦》描写王熙凤的那种结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是为了官场避祸才需要严守操行、忍智藏锋，即使有智勇、有才华也不可自恃、自耀、自夸，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也都需要做到这一点。曾经有一个在美国毕业的计算机博士生，到处找职业，可是在几家公司里，只要他把博士证书一拿出人家就不敢聘用他了，于是他把证书收藏起来，决心以“最低的身分”去谋求职业。果然，他被录用了。后来，老板发现他能指出程序中的错误，不同于一般的程序人员，这时他把学士证亮了出来，于是老板给他安排了一个与大学毕业生相适应的工作；过了一阵，老板发现他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这远非一般大学生所能。这时他又把硕士证亮了出来，老板又重新安排了他的工作；又过了一段时间，老板觉得他和别的硕士生还不同，再次询问时，他终于亮了博士证，老板毫不犹豫地重用了他。
博士成功的秘诀是：“忍智藏锋，以退为进”。公司是私人的，老板不会惧其“震主”，但底下的人未必和老板同一心情，所以当他过早地亮出博士证时，连工作都找不到。那么，找到工作后又为何不马上亮出来呢?因为这时他已经学乖了，一是难保同事对他不会嫉妒，二是老板没有发现他的才干，如何用他仍在两说。直到老板对他完全信任，他才亮出证来，这时无论别人对他怎样都已不能动摇老板对他的信任了。
越是聪明人越能很得体地藏智忍慧。一位“聪明的爸爸”洋洋得意地训斥孩子：“真笨!这样的题都不会做；你的老师也笨，连这样的题也没教会。来，看爸爸的。”
而另一位植物学家却自称“笨爸爸”。有一天念小学的儿子持一株小草去问老师，老师也不认识这种草，但老师很诚实，很谦虚，亲切地告诉小学生：“你爸爸是个很有学问的植物学家，你去问他，我也很想知道这株小草的秘密呢!”第二天，小学生找到老师，说：“爸爸说他也不知道小草的名字。他说老师一定知道，可能是一时忘记了。让我再问问你。”并送上一封他爸爸写给老师的信，里面对小草做了详细的介绍。最后还附一句：“这个问题由老师来直接回答，想必更为恰当。”
这位植物学家在儿子面前装傻，要当一个“笨爸爸”，比起那位“聪明爸爸”要高明的多了。现在有些人在社会上总要表现出比别人强，在单位也要表现出比别人强，在家里也是如此，岂不知贬低了老师，也就是降低了老师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使孩子失去了对老师的信任，这样他还能跟着老师认真学习吗?能不影响他的成绩吗?
从上面提到的历史人物，以及现代的博士、植物学家的做法中，我们似乎可以悟出这样一些道理：人虽有才，却不可以自耀，不足以自夸。就如同人有一大笔财富一样，需要时把它取出，可以解危、解难，办成大事；不需要时取出炫耀，只会招灾惹祸。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应该知道在何处表现，而不是处处都要表现；应该懂得在何时表现，而不是时时都去表现；应该明白在何人面前表现，而不是在人人面前都要表现。
不自耀并不是有才华而不用，而是要像博士那样脚踏实地地使用，让人承认你的真才实学；像植物学家那样巧妙地使用，使你的知识真正受益于人；而不是像杨修那样不知死活地表露；也不是像那位“聪明爸爸”那样如此“聪明”地滥用。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文章做到好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才智的使用也是如此，用到好处，应是适当。当智则智，当愚则愚；愚也是一种智。必要时，甚至像博士那样装一装“低能儿”，像植物学家那样做一做“糊涂人”都是可以的。“难得糊涂”这句话并非一般人能说出，这是聪明人说出的一句聪明话，只是过分聪明的人理解不了，糊涂人也不懂。明朝刘基云：“智而能愚，则天下之智莫加焉”(智者能带几分愚，就是天下的大智慧了)，和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说，大智若愚总是智，贵在“大智”，妙在“若愚”。
抱虚守静
“清闲无事，坐卧随心，虽粗衣淡饭，但觉一尘不淡；忧患缠身，繁扰奔忙，虽锦衣厚味，亦觉万状苦愁。”这是明代儒哲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的一段议论。的确，抱虚守静，虽不拥有一切，但可坐卧随心。而一旦有太多的事物缠身，就会失去自己。保持内心纯静，超凡脱俗，才是高超的生活技巧。
东汉人梁竦，从小聪明过人，曾经跟从孟喜学习《周易》，深得老师的真传，未到成年，就开始收学生讲授《易经》。梁竦的哥哥梁松，对儒学十分精通，被汉光武帝刘秀看中，招为驸马，与舞阳长公主结为夫妻。后来，梁松犯罪被处死，梁竦无故遭牵连，流放他乡。
梁竦十分注重修养内心，以抱虚守静的态度对待人生。大赦返回原籍后，他闭门读书，以此为乐，写了《七序》一书。东汉著名学者班固读了《七序》后，大为欣赏，并称赞说：“孔子著《春秋》令乱臣贼子感到惧怕，梁竦作《七序》令尸位素餐者感到羞愧。”
梁竦天性乐善好施，不喜欢蓄积财物、广置产业。嫂子舞阳长公主对他的为人和才华都十分敬佩，经常赏赐他许多财物。梁竦每次都将所赐财物分给本族众人享用，从不个人独取。他从小生长在京城，对偏远故乡的生活不太适应，然而，他却常对人说：“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性情。一味沉迷于仕途，供人差遣役使，只能是自寻烦恼。”所以，在他闲居读书期间，虽然朝廷数次征召他为官，他都一概回绝，从未应征赴任。
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墨客都信奉抱虚守静的人生智谋。相传，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在一次出游的途中，信步走出，来到一条大江边。此时，虽然大江阻拦了他的去路，但他既没有急忙去寻觅渡江的码头，也没有匆匆往回折返，而是悠闲从容地坐在江边的草地上，心情平静地欣赏着天上的云起云落、云聚云散，品味着这些云彩在时快时慢中变幻不定的图案。就在这种极其宁静致远的心境中，王维吟出了富含禅意的千古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抱虚守静也被一些外国人奉为人生的一种谋略。意大利著名的音乐指挥家、世界杰出的音乐大师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就是这样。
托斯卡尼尼出生在意大利北部一个贫苦裁缝家庭。9岁那年，他考入了帕玛音乐学院，很快就被同学们誉为“天才”。他带头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课外乐队，还先后在几家歌剧院的乐团里当大提琴手。
1886年6月的一个夜晚，19岁的托斯卡尼尼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突然一鸣惊人。那天夜里，一个意大利歌剧团正在巴西访问，准备上演《阿依达》。可是，演出开始前几小时，歌剧团内部闹起了纠纷，指挥被辞退。这时，不知是谁想到了阿图罗·托斯卡尼尼。当这位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出现在指挥台上时，音乐厅顿时鸦雀无声。托斯卡尼尼在向乐队给出第一个暗示动作的同时，下意识地合上了乐谱。当第一场演出结束时，他的才华便征服了所有观众。那年夏天，他在里约热内卢共指挥过18个歌剧，都是不看乐谱，全凭记忆指挥的。
托斯卡尼尼成名以后，始终抱着宁静致远的生活态度，用他的儿子华尔特·托斯卡尼尼的话说：“对他来说，不存在什么‘最大’成就，他当时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他一生中的大事，无论是在指挥一曲交响乐，还是在剥橘子．”他曾一度是音乐表演史上赚钱最多的人之一。1946年，第二届拉斯卡拉音乐会的票价每张竟高达1．5万里拉，相当于当时意大利一个中等家庭的月收入。但不仅剧院内的听众达到饱和程度，而且剧院外的广场上还有上万的人在扩音器下倾听音乐会的节目。据说，从1937年开始，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每播出他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就要付给他一笔可观的报酬。好莱坞的影片制造商们愿出高于25万美元的高价邀请他为影片录音，他都谢绝了。他从不在乎经济收入，假如他不愿合作的事情，出多少钱他也是不干的。
托斯卡尼尼最讨厌宣传个人。他认为，与他指挥的曲子相比，他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每次演出，要求谢幕的掌声常常使他感到不安。往往在第三次谢幕之后，他就走到后台对主持人打招呼：“算了!”然后，整个乐团立即起立，迅速下台，托斯卡尼尼也就可以就此脱身。
托斯卡尼尼不愿意抛头露面，在这方面几乎到了羞怯的程度。他常说，只要是到了观众看不见的乐池里，便会感到无限的欣慰和愉快。他一生中没有作过一次公开讲演，并且对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尤其厌恶。他常常这样说：“我不过是一个普通公民而已，至于我长得如何，住在什么地方，系什么样的领带，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他对自己低下的出身从不隐瞒，不正一次地称自己是一个“农民”。
越是如此，人们越是对他倍加崇敬。1947年，当他80岁时，仍然被人们称誉为“世界音乐家之魁”。他的名声传遍世界各地，甚至是地球上最边远的角落。一位巴塔戈尼亚妇女曾经飞行2千英里来到布宜诺斯艾里斯，站着聆听了托斯卡尼尼的音乐会。
真诚是做人根本
一个人在处世时，能诚实待人，他就是十分聪明者。
人与人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关系，有父母子女的血缘关系，也有上级与下级的隶属关系，上下级之间同样需要真诚相待，据此才能保证上情下达，下情上识。西周时期，周公代替年幼的周成王执政，集天下军政财权于一身，就算如此，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礼贤下士、真诚地对待部属，他曾就此告诫自己的儿子伯禽道：“我作为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地位已经是很高的了。但我有时洗一次头，还要三度停下来握住散乱而又湿漉漉的头发，吃一口饭，还要三次停下来，吐出口中所含的食物，马上动身去接待来访的天下仁人贤士，即使这样做了，我还担心失去了天下有才能的人呢。”凭着这种赤诚的态度同客气的言行，周公以天下为己任，虚怀若谷，竭诚揽能招贤，巩固了周朝的江山，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曹操特别赞誉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也正是那些专搞阴谋诡计、自高自大的政客所永远不可企及之处。
真诚待人，应切记!
在生意场上，古人也注重信誉，讲求商品的质量，否则到头来自己会吃亏的。
信誉是经商之本，从某种程度上讲，信誉本身就是无形的资产。从古至今凡是真正会经商致富的人，都将信誉放在首位，重信誉、诚实无欺一直被视为商业道德的重要内容和标志。而有些人则不然。春秋时期越国的漆商虞孚，与计然和范蠡同时代，他不甘心过贫苦的生活，看到朋友们经商致富，他于是跃跃欲试。他首先找到计然，向他请教致富的方法，计然对虞孚说：“如今漆的销路很好，你为什么不种些漆树，采漆卖漆呢。”虞孚听了很高兴，就向计然请教种漆树的技术，计然则有问必答，耐心指教。虞孚回去之后，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终于开垦出了一个规模十分可观的漆树园。三年之后，漆树长成，可以割树得漆了，虞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假如能割数百斛的漆，就可以赚很多的钱，他便将所割得的漆打算运到吴国去卖。正在这时，他的妻兄来看他，一看有这么多漆就对虞孚说：“我常到吴国去经商，知道在吴国怎样销售漆，搞好了，可以得到数倍的利钱呐!”虞孚急于发财，便一再询问怎么办才能取得更多的利，他的妻兄说：“漆在吴国是畅销货，我看到不少卖漆的人都煮漆树叶，用煮出来的漆叶膏和漆混在一起卖，这样能获得加倍的利润，而吴国的人也发现不了。”虞孚听了，来了劲头，连夜取漆叶煮成漆叶膏装成几百瓮和漆一起运往吴国。当时因为吴越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互不通商，漆在吴国确实是十分地紧俏。吴国的漆贩子们听说虞孚来卖漆，都兴奋不已，跑到郊外迎接他，同时还为他安排好了食宿。在住地吴国的漆贩子一看他的漆，果然是上品好漆，便讲好价钱，贴好封条，说好次日交钱取货。
等到漆贩子们一离开，虞孚便开启封条，连夜把漆煮的膏子和入上好的漆中，想以此来谋取高额利润。不想由于手忙脚乱之中，留下一些痕迹。次日漆贩子如约而来，看到漆瓮上的封条有启动过的痕迹，于是产生了怀疑，找了个借口，当时并没有成交，说是过几天再来。可虞孚在旅馆里一连等了好几天，也不见吴国的漆贩子再露面。时间一长，掺了漆叶膏子的漆全都变了质。结果一两漆都没有卖成，连上好的漆也赔了进去。吴国的漆贩们得知以后，都批评他说：“商人做买卖要诚实，商品质量是不能骗人的，今天你落到这个田地，谁又会可怜你呢?”虞孚无钱回越国去，只好在吴国乞讨为生，还经常受到大家的讥笑，最后穷困潦倒而死亡。
中国古代尤其讲究人与人之间要重承诺、守信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常人守信不欺、忠于他人、忠于朋友，虽然死也无憾。《左传》上面记载了这样的事：尾生和一个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那个女子一直没来。大水来了，尾生也不离开，最终抱着桥柱死去了。
据《鲁论》上面记载，子贡曾经询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队强盛，人民相信你，就可以了。”又问实在不得已要舍弃其一，这三者哪个可以去掉。于是孔子回答他，先说舍弃军队，再说舍弃粮食，又道：“自古虽人人都要死，但假如没有人民的信赖，就不能立国。”就是说，百姓依靠粮食生存为根本，没有粮食就会死。但自古以来谁又能免于死，而且人是万物的灵魂，如果没有信用来守护自己，就算活着又怎么立身呢?
解杨，晋国的大夫。《左传》宣公十五年，楚国攻打宋国，宋国一直无法解除包围，于是就向晋国求救。晋国派解杨到宋国去，告诉他们晋国会起用全部军队来援救他们。解杨在去宋国路上，被郑国人抓住献给了楚国。楚王以厚金贿赂他，让他说反话：“晋国不会救宋国。”解杨不答应，强迫了好几次他才答应。解杨登上楼的东面，向宋国呼喊，告诉他们晋国会救他们，完成了要宋人知晓晋军起兵救宋的命令，没有服从楚王贿赂他要他说的话。楚王要将他杀了，解杨对他说：“君主能够下达命令，这是义；臣子能够接受命令，这是信；信能够载着义行动，这是利。行义就不能有两种信用，讲信用就不能听从两种命令。你贿赂我是不知晓命。我答应了你，是为了完成晋君给我的命令，就算死了我已经完成任务，是我尽了责任。我的君主有讲信用的大臣，我能够死得其所，又有什么要求呢?”楚国人从而放他回到了晋国。重诚信历来受人的称赞，也是人立于世间的资本。但这世界上行骗之人、行骗之事还是经常发生。一是这些人口是心非，利用他人对自己的信任，二是许多人贪图眼前利益、背信弃义。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国家之间、个人之间的矛盾斗争。
真正有修养的人是反对任何欺骗行为的。他们认为这是耻辱，不行虚假。《鲁论》记载孔子的话：“我欺骗谁呢?欺骗上天吗?”这是说孔子有病，子路让门人作为孔子家人办事。孔子病好后责怪子路说：“我本来不应有家臣，你却让我有家臣。这是以行骗来欺骗上天。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故而在《诗·大雅·抑之篇》中有：“就算在你自己的家里，也不能做亏心事。”所以《尚书·周官》也讲：“作有德之事，心情飘逸，日日无劳烦；作虚伪之事，心情劳累，每日都苦闷。”
唐朝人裴延龄，唐德宗时为度支判官。他曾经上书皇帝，说自己检查左藏库，在粪土中发现13万两银与其他许多值100多万两的东西，请示将这些东西归入杂库，以供别处开销。唐代陆宣公《论裴延龄奸蠢书》曾说：“裴延龄公然欺骗皇上说：在马粪里得银13万两、布匹杂物价值百万，这些全都是没记账目上，已经丢弃了的东西。如今找回来，便成了盈余的财物。”又说：“赵高指鹿为马，欺骗皇上的事历代流传，大家都恨他。鹿和马，毕竟还是同一类的东西。哪像裴延龄竟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怎能不叫后人憎恨讥讽他而过于赵高呢!”裴延龄死后，举国上下同贺。
赵宋人胡宿说：“我终生以我的忠诚为君王做事，到如今已经老了。我从不愿欺骗君王，哪怕在极小的事上，因为这样会有负平生的气节。”
鲁宗道，字贯夫，真宗时做太子的教师。真宗有一次派宫中的宦官召宗道，宗道同客正在酒店喝酒，过了不久，宦官要先进宫，他对鲁宗道说：“皇上怪你来晚了，你寻找什么借口呢?希望先约好，以免我们说的不同。”鲁宗道说：“饮酒是人之常情。欺君，是臣子的大罪。”中使进去，皇上真的问为何来晚，中使照鲁宗道的话回皇上。皇上又问：“你为什么私自去酒店喝酒?”鲁宗道说：“我家里穷，没有酒具。酒店里什么都有，逢有亲戚从远处来，所以一同去喝酒而已。”皇上笑了，十分欣赏鲁公的忠实，认为能重用，就亲笔在墙上写到：“鲁公的职位可以到参政。”
孟子指出：“偏激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胡言乱语，我知道它的所指；奸邪的话我明白它的恶意所在；吞吞吐吐之言，我知道它所回避的是什么。”这是当公孙丑问什么叫知言时，孟子的回答。就是说，人有偏激、****、奸邪、躲躲闪闪四种本性，因此说话有片面、失误、歪邪、理屈四种相关的过失。因为人的言语，是出自于人的思想，从他言语的错误，可知道他思想的错误。且心地真诚与虚伪，尚不能蒙蔽于人，更何况昧着无理欺骗上天呢?
人在世间，诚信很重要。欺诈之徒，时问久了，人们认清了他的本来面目，就会鄙视他、蔑视他、远离他。一个人要讲信用，国家的统治者要对人民讲信用，没有信用就办不成事。古来成大事者，大多是讲诚信，有法度的大智大仁者。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宋代的欧阳修，曾作《五代史伶官传序》，总结后唐庄宗李存勖兴亡的历史教训。李存勖继承其父李克用为晋王后，廉慎恭谨，执行其父遗命，纵横疆场，诛燕灭梁，终于建立了后唐王朝。但在“仇敌已灭，天下已定”，李存勖做了天子后，“常与俳优杂戏于庭，伶人由此用事。”结果不过三年，他就死于自己宠幸的伶官之手，后唐成了短命王朝。欧阳修总结这段历史教训，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教训，这和孟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完全一致。
无独有偶，几百年后，李自成率领的轰轰烈烈明末农民起义军，重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覆辙，也留下了令人扼腕痛心的历史遗憾。其经验与教训，实在是应该常讲常新，以警今人的！
1606年5月，李白成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李继迁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从小就给地主当放牛娃，在穷困屈辱的生活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尚未成人，父亲去世，李自成到银川驿站里去当了马夫。他酷爱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待人热情，很有礼貌，人缘十分好。
崇祯皇帝即位的第二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老百姓没粮吃，连草根树皮也吃光了，只好吃山上的泥土。但一些地方官吏，照样催租逼债，百姓无法活下去，陕西各地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629年冬，李白成参加了以王左桂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后王叛变投降了明朝，李自成便毅然率领一部分起义弟兄突出重围，辗转投奔到他舅父高迎祥的起义军中，决心与明王朝战斗到底。
1936年，高迎祥在陕西被明军俘获杀害，李白成遂成为闯王。他接过绣着“闯”字的战旗，带领部下七万名战士，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1637年，明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了四正(陕西、河南、湖北、江北)、六隅(延庆、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十面网的策略，从四面八方向农民军围剿。农民起义军既无根据地，又无明确的纲领口号，只是流动作战，结果在敌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遭到挫折。一些混入起义军内部的不坚定分子乘机叛乱投敌；农民军主力之一的张献忠部在湖北谷城“受抚”伪降，与明军休战，罗汝才等所率的九营农民武装也在湖北的武当山区降明；其他各支农民军，有的受抚，有的退入山区，起义形势转入低潮。1638年10月，李白成的农民大军在潼关南原，陷入敌军重重包围。经过数昼夜反复冲杀，数万起义军战士壮烈牺牲。李自成的妻子、女儿也在战斗中失散，他仅带刘宗敏、田见秀、李过等十八骑突出重围，转入商洛山中隐蔽起来。
面对自起义十年来遭受到的最严重挫折，李自成及其部下没有气馁，他们对革命的前途仍然充满了信心。李自成抓紧这一段时间，在商洛山中不断招集流散旧部，积蓄力量。白天带领大家练武，晚上读书，总结十年来起义斗争的经验，研究历次战斗成败的教训。
李自成除了在商洛山中招兵买马、整军备战外，还四处派人出山打探明军消息，联络旧部集结，同时还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张献忠部策动他们再举义旗。1639年5月，利用明军集中兵力抵抗满洲侵犯之机和中原数省遭旱灾蝗灾之机，张献忠在谷城举兵反明，罗汝才等九营也于房县响应，农民起义又风起云涌，使明政府的四正、六隅、十面网围歼农民军的计划破产。李白成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于1640年同战友们一起，毅然重新举起闯王大旗，号召群众，出商洛山，进入河南。这时河南大旱，斛谷万钱，饥民争相参加起义军，一时竞达数万人，一个更大的革命**出现了。这时一批知识分子参加了起义军，著名者有李岩、牛金星和宋献策等。起义军针对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提出了“贵贱均田”的口号，并以所得官府和地主财物赈济饥民。当时，到处流传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起义军深得民心。农民军还制定了“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的城市政策，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还制定了极严明的纪律，禁止烧杀**，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这些口号和政策是李自成总结了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教训而制定出来的。由于认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忧患”意识增强，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又有了明确的纲领和正确的政策，起义军获得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人数达五十万以上，而且拥有大量的马队和大炮。1641年，李白成一举攻下洛阳，杀死福王，很快占领了河南全境。接着，李自成又于1643年在襄阳建立政权，称新顺王。这年底夺取了西安，进入了秦陇全境和山西西南部广大地区。
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西安为西京，置六尚书，以牛金星为丞相。同时，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准备对明政权最后一击。这时起义军有百万之众，步兵四十万，骑兵六十万，声势十分浩大。这年二月，李自成率众经河南、山西向北京进军，一路上势如破竹。3月19日，崇祯帝见大势已去，登煤山自缢而死。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人承天门(天安门)，起义军占领皇城，明朝灭亡。
在胜利面前，李自成等思想上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放松了必要的戒备。在大顺军人京后，明朝政府在长江以南还残存五十万军队；尤其在离北京不远的军事重镇山海关，还在反动将领吴三桂手中；关外的满族贵族正率清军日夜兼程向关内进发。然而，农民军领导集团中一部分将领和官员，出现了“纷纷然，昏昏然”的局面：宰相牛金星正忙着“往来拜客，遍请同乡”，招降纳贿，结党营私；大将刘宗敏将吴三桂爱妾陈圆圆占为己有，成天花天酒地，享乐腐化起来；几十万大军驻在城内，不少人开始败坏军纪，有的打算离伍还乡了。而李白成本人虽然生活还是十分朴素，但此时也不太爱听部下合理建议了，如李岩提出追赃应区别清官与贪官，军队要进行操练，对吴三桂进行招抚等建议，李自成均置诸脑后，并听信谗言杀害了忠臣李岩，使部队发生分裂。当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终于率清兵人关时，李自成轻率出战，大败而归。1644年4月30日，农民军在吴三桂和清军联合进攻下撤出了北京，经西安再人襄阳、赴武昌，最后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1645年，李自成在九宫山遇难，时年39岁。
李自成进出北京，前后仅42天，原因固然很多，但起义军内部领导人在胜利面前忘乎所以，骄傲自满，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犯下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下功夫诚心守仁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记述着晏子一日三责齐景公的故事，使可看做儒学所推崇的诚心守仁，敢冒生死危险而忠君之事的典范。
一日，齐景公率众游览于公阜之地，眺望着北面的齐国都城，感叹道：“唉，要是自古以来，人不老死，会怎么样呢?”
晏子听了齐景公的感叹后，说道：“从前上天认为人的死亡是件好事，有仁德的人死了，没有仁德的人也死了。假如自古以来人就不死，那么，丁公、太公还在做齐国的国君，桓公、襄公、文公、武公，都只能当个宰相。您将头戴斗笠，身穿粗布短衣，手握锄头蹲在田里劳动，哪里还有闲情去考虑死不死呢?”
应该说晏子的本意是想叫齐景公多忧虑一些眼前之事，而不必去感叹人生短促，以引起不必要的忧伤。但是，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不仅不感激，相反脸上露出很不高兴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齐景公的近臣梁丘据驾着六匹马拉的车子，从远处飞奔而来。齐景公问道：“那是谁呀?”晏子回答说：“梁丘据。”景公感到奇怪，问：“你怎么知道是梁丘据?”
晏子说：“大热天让马跑得那么快，重则把马累死，轻则也会使马受伤。除了梁丘据谁还敢于这种事呢?”
齐景公说：“梁丘据与我还是挺和谐的!”
晏子说：“您与梁丘据的这种关系，只能叫相同。所谓和谐，是指国君爱吃甜的，臣子便爱吃酸的；国君爱吃淡一点的，臣子便爱吃咸一点的。现在梁丘据这个人，您爱吃甜的，他也跟着爱吃甜的，这叫做相同，怎能说是和谐呢!”晏子想用此话告劝齐景公注意身边的那些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以防止小人弄权。齐景公怎么听也觉不顺耳，便板起脸孔，很不高兴。
又过一会儿，天黑了。齐景公看见西方出现彗星，立即叫召管天象的官员伯常骞，要伯常骞祭祀上天，消除灾祸。晏子见状力劝齐景公说：“不行，这是上天的教诲。天气或阴或阳，时而刮风，时而下雨，彗星的出现，表现人间将有乱子出现，才使这种不祥物显示于人问，以警戒世人对上天的不敬。现在国君如果能昭告天下，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尊重有才德的人，即使不去驱除彗星，彗星也将自行消失的。但是，您如今嗜酒好乐，不修政治，而宽厚道德低下之人，亲近奸邪阿谀之徒，喜好宫廷舞女，讨厌礼节仪式，而疏远有才德的人，岂但眼前的彗星不会消失，别的灾星也将会出现的。”
晏子一片赤诚，敢于直陈己见的苦口良言，语惊四方，齐景公非但体会不出晏子一颗诚心守仁之心，却又板起脸孔，很是不高兴。
后来晏子死了。齐景公忆起晏子生前忠诚直谏之事，禁不住痛哭失声，说道：“唉!以前与先生同游公阜，先生一天批评我三次，以后谁来批评我呢!”
诚心守仁是儒学倡导的人生德性修养的主要内容之一。一个人无论人生遭遇怎样，只要是一味心诚，一味以仁爱精神对人，最终总是可以使人感激、使人教化、使人尊崇的。晏子一日三责齐景公之故事正颂扬了这一人生实践精神。诚心又是人生实践中光大人的善良本性的主要手段，一个人只有一心一意地扶持和培养自己善的本性，才可能使其具有仁爱的行为和崇高的美德。
君子慎其独
君子慎其独历来是儒学倡导为人所应达到的道德行为境界，也是历来仁人君子所极力推崇的一种理想人格。传说东汉名臣杨震赴任今山东省境内的东莱郡太守时，路经昌邑县。时任该县县令的王密，曾是杨震任荆州太守时极力荐举的秀才，因受杨震昔日之爱，故有今日之官，所以，王密为谢杨震，夜间怀揣黄金十斤拜送。杨震见状后说：“老朋友了解你，你还不了解老朋友，这是为什么?”王密说：“正因知你一生清廉，怕遭人诽议，才夜间来访，夜间没有人知道。”杨震不满地说：“天知道，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说没有谁知道!”王密惭愧地离去了。杨震后转任琢郡太守，为人一直公正清廉，不接受私人的拜谒。子孙们常吃粗食，不坐车。有些故旧和长辈要他为子孙们开创产业，他不愿意，说：“让后世人们称他们清白官吏的子孙，就把这作为产业送给他们，不也很丰富吗?”
像类似的“慎独”美谈，在中国历史上是太多了。东汉时期，官至侍御史的雷义，曾经把一个人从死罪中解救出来。这个人后来用二斤黄金感谢雷义的救命之恩，雷义坚决拒收。这个人就等雷义不在的时候，悄悄地把二斤黄金投放在雷义家的天花板上。多年以后，雷义修理房子时才发现，这时送黄金的人已经死了，按说，这该是无人知晓的事了，但雷义当他无法将黄金归还送他的人时，雷义就毅然将黄金交给了当地县府。
这种高风亮节之举，今日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君子慎独正是从本质上显示出了儒学的“内圣”精神，也正所谓《吕氏春秋-先己》中所说：“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在人生行为修养的整个过程中，君子慎独就在于培养人的自爱思想，在儒学看来，一个人的优秀品质的养成，全在于自己修炼的功夫，全在于自己人生行为修养的实践。所以一个真君子就是能自知自爱的人。
一次，子路去见孔子。孔子说：“子路，你知道聪明的人是什么样的?仁德的人是什么样的吗?”子路回答说：“聪明的人能使别人认识自己，仁德的人能使别人敬爱自己。”孔子说：“这只能叫做‘士’，即具一般道德修养的人。”
子贡来见孔子。孔子说：“子贡，你知道聪明的人是什么样的?仁德的人是什么样的吗?”于贡回答说：“聪明的人能认识他人，仁德的人能去爱别人。”孔子说；“这只可叫做‘士君子’哦，即具有一定的道德品质修养的人。”
颜渊来见孔子。孔子又说：“颜渊，聪明的人是什么样?仁德的人又是什么样?”颜渊回答说：“聪明的人能自己认识自己，仁德的人能自己爱护自己．”孔子说：“这才叫做既明智又仁德的真君子。”(参见《荀子·子道》)在孔子的理想人格塑造中，自知、自爱是君子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自知就是知道自己的不足，自爱就是爱护自己的仁德，在人生行为实践中，就外化为慎独。君子自知不足而不骄不躁，君子自爱其身而谨小慎微。君子慎独，就能见仁德于细微之处，制恶欲于无人之境。君子慎独就能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儒学强调“君子慎其独”就是要求人们在其人生行为修养过程中加强道德意识、道德品性的自我磨炼功夫；就是要求人们认识加强人生自我修养的重要性。人生行为实践的一切得与失、功与过、善与恶、好与坏全在于己，而不在于人。儒学要使人明白的就是：“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吕氏春秋·必己》)这就是说，一个有仁德修养的人，一个道德品性高尚的人的自我人生行为修养，应在于，尊敬他人而不必要求他人的尊敬，亲爱他人而不必被他人所爱。尊敬、亲爱他人，是自己的事；被人尊敬、亲爱，是他人的事。要成就为一个有高尚道德品性的人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是自己的事，而不能依赖于他人，也不显见于他人。正因为人生行为修养是自己的事业，所以，君子慎独便具有完善一个人全部品性的实践意义。
在人生的全部实践过程中，一个人真正能做到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一律用符合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来自觉地严格约束自己，这个人就必能自觉地以他人的行为作为自己的人生行为的借鉴，就能注重于扬善避恶，就能始终守身如玉，洁身自好，身正而令行，也能讷于言而敏于行，言行一致。这样的人就能在其人生行为修养过程中，立志于向道德品质高尚的人看齐，自觉地抵制不良的行为对自己的伤害。并通过不断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人生行为修养过程，使自己最终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人生最高境界，完善“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人格。君予自强不息也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这就要看一个人自身的勇气、决心、耐力和有无坚忍不拔的精神。从历史上诸多名人的成长过程和经验看，坚持自强不息必须在人生旅途中，能自省，慎独，必须把握住人生那关键的一刻，必须善处挫折，败而不馁。
自省〓自善〓自强
孔子的高足——曾子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名参，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在当时孔子的学生中比较鲁，鲁就是拙一点，其实并不是笨，只是人比较老实，不太喜欢说话，后来却嫡传孔门道统。他著《大学》，孔子的孙子子思著《中庸》，也是跟他学的曾子上面这段话是说：“我这个人做学问很简单，每天只用三件事情考察自己。”一是“为人谋而不忠乎?”替人家做事，是不是忠实?什么是“忠”，古代与后世解释的“忠”稍有不同，古代所谓的“忠”是指对事对人无不尽心的态度——对任何一件事要尽心地做，这叫做“忠”。这个忠字在文字上看，是心在中间，有定见不转移。“为人谋而不忠乎?”是说我答应的事如果忘了，就是不忠，对人也不好，误了人家的事。二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与朋友交是不是言而有信?讲了话都兑现了没有?都做到了没有?第三点是“传不习乎?”教师教我如何去做人做事，我真正去实践了没有?曾子说，我只有这三点。说白了就是曾子每天注意用三面镜子照一照自己的行为，看看是否做到庄重恭敬，这就是自省。
为什么要自省?因为自省方能自善。
“人贵有自知之明”，而自明则来自自省。没有自己思想行为本身的回忆检查就不可能了解自己，因而也就谈不上完善自己。所以说关于反省是人格成熟的重要标志。古今中外所有的仁人志士都十分重视自省，也正是自省有力地促使了他们功成名就。如果不养成自我反省的习惯，就不能很好地了解得失成败的原因，就不能吸取失败的教训，也不能把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的方法，有些人可能甚至连自己的面目也难以客观地了解。邹忌在见到徐公之前就是这种人。他对自己的身材、长相等感觉非常良好，得意洋洋地问妻子、小妾和客人说道：“我漂亮，还是徐公漂亮?”当这些人由于特殊原因都赞扬他比徐公漂亮之后，邹忌更加飘飘然而忘却了自省的必要性，根本不去想自己到底美在那里，美的程度如何?还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自己真的比齐国出名的美男子徐公还要美。
后来，徐公来访，邹忌把他仔细打量一番，觉得自己实在比不上人家，再对镜子端详一下，更觉得比人家差的远了。这才引起他深深的自省，从而醒悟到：自己虽然有些好看，但并不像以前所感到和想像的那样漂亮。而妻子之所以说自己漂亮，那是偏袒自己；小妾之所以说自己漂亮，那是惧怕自己；客人之所以说自己漂亮，那是因为有事求于自己。
可见，自省是认清自己，从而也是完善自己的重要方法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