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宫廷顾问到来的传言纯属放空炮。也许是那小不点儿服务生太疲倦，为了赶跑聚会的客人便造了这个谣。考虑到这个情况佩佩尔科恩又站住脚，打算回转身去接着喝；然而左右两边都劝他还是睡觉好一些，这样他方才继续往前挪动脚步。
个子小小的马来仆人上边打着白领带，脚下穿着黑缎子便鞋，站在套间门外的走廊上迎候着自己的主子，一见他到来便一只手按着胸口，深深地鞠了一躬。
“相互亲吻，你们！”佩佩尔科恩命令道。“最后吻吻这位可爱的女士吧，年轻人！”他吩咐汉斯·卡斯托普。“她一点不会反对，将回答你的吻。吻吧，为了我的安康，也经过我的允许！”他说。可是，汉斯·卡斯托普坚持拒绝吻。
“不，陛下！”他回答。“请原谅，这样不行。”
佩佩尔科恩倚靠着自己的贴身侍从，额头上的皱纹牵得高高的，要求知道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和您的旅伴不可以相互吻额头呗，”汉斯·卡斯托普回答。“我希望好好睡上一觉！不，这纯粹是胡说，从哪方面看都是胡说。”
然而，由于舒舍夫人也已经回自己房间，佩佩尔科恩便只好放走不听话的青年。生来就统治人的他不习惯别人的忤逆却偏偏遇上忤逆，自然大为惊讶，于是乎皱着额头站在那儿，目光越过自己的肩膀和马来人的肩膀，盯住卡斯托普的背影发呆了好一会儿。
整个冬天——就剩下不多的冬季天数而言——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都住在“山庄”疗养院，一直住到来年春天。
他甚至还参加了疗养院组织的最后一次集体郊游——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也跟着去了，去弗吕拉山谷观赏瀑布……为什么说“最后还”呢？难道他以后就不在这里了吗？——是的，他不在了。——他走了吗？——也不完全是。——到底怎么回事？别卖关子了！其实，我们都知道，生活和讲故事都需要遵循一个原则：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
人类由神所决定的认识事物的形式，永远不可抗拒！至少在我们故事的性质允许的范围内，让我们尊重时间的法则吧！虽然我们已经尽量尊重，但还是有些手忙脚乱。或许这么说有些夸张，那就改说有些急急忙忙吧！一颗小小的指针计量着我们的时间，嘀嘀嗒嗒地仿佛计算着一秒又一秒，它冷冰冰地、永不停息地跳过一个刻度又一个刻度，每跳一次，只有上帝才知道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这山上已经待了好几年，待得脑袋都发晕了。
因为这里虽然没有鸦片和大麻，却是个充满罪恶的地方，道德法庭最终会这样宣判。然而，我们竟有意让清明的理智和严谨的逻辑去面对最糟糕的迷茫蒙昧状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并不是偶然选择了像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这样的思想家来打交道；否则，我们周围恐怕就净是些像佩佩尔科恩那样糊里糊涂的人了。这样一来，自然会形成一个对比；而对比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规格尺寸这一点上，又不能不说对后来的这个人物更有利。甚至连躺在自己房间阳台上的汉斯·卡斯托普也不得不承认：那两位热衷于争夺他可怜灵魂的教育家，在佩佩尔科恩身旁一站几乎变成了侏儒，以致他卡斯托普真想称这两位雄辩家为“饶舌的小鬼儿”，就像这位国王在醉醺醺地作弄他时叫过他的那样。真是太好了，太幸运了，通过在山上接受封闭式教育，他也接触到了佩佩尔科恩这样一个真正地道的人物。
佩佩尔科恩出现在这里，原本是作为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的旅伴，也即作为一个巨大的干扰，当然本身就成了一个问题。不过，汉斯·卡斯托普在作出评价时，并没有因此而头脑迷糊。我们重申一下，当他诚实地尊敬，甚至是勇敢地同情一个有品位的人时，他确实不迷糊——何况仅仅因为这人与那个在狂欢之夜曾经借给他一支铅笔的女人，把旅费放在了一起开销。
这不合他的脾气。在此，我们完全应该估计到，在我们的圈子里，可能会有人反感他的“无动于衷”，而宁愿看到他恨佩佩尔科恩，避免与他接触，在心里称他为一头老蠢驴，一个连话都讲不清楚的老酒鬼，而不是在他发疟疾的时候去探望他，坐在他病床边和他聊天——“聊天”一词当然只适于形容卡斯托普对谈话的参与，大模大样的佩佩尔科恩则根本说不上——并且在一个旅行者的求知欲望驱使下，来接受他人格的熏陶感染。可他就是这么干了。而眼下我们据实陈述，也就不在乎有人可能联想到斐迪南·魏萨尔，联想到他曾经可怜巴巴地替卡斯托普抱双排扣的大衣。这样的联想毫无意义。我们的主人公并非魏萨尔。装可怜相乃至痛彻肺腑不是他的事。
他因此成不了“英雄”，也就是说：他跟男人的关系不以女人为转移。我们依然忠于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他的实事求是原则，肯定地指出他没有被众人左右。他没有在浪漫传奇的影响下对同一性别的人失之公正，失去在爱情方面增加阅历、接受教训的愿望，并非因为他有清楚、自觉的认识，而完全是出自纯朴的天性。他这样做可能会让女士们不高兴。我们相信舒舍夫人心里就禁不住恼火；从她嘴里不经意吐出来的尖刻评语——具体内容暂且不表——就可得出如此结论。但也许正是卡斯托普的这一特性，使他成为了教育者很适合的争夺对象。
皮特·佩佩尔科恩经常病得下不了床，因此在那晚上玩牌和喝香槟之后马上病倒了，也丝毫不奇怪。那漫长而紧张的吃喝欢聚，让所有的参与者都感到不适，汉斯·卡斯托普也不例外，他头痛得很厉害。然而，尽管有这点麻烦，他还是决定去探望昨晚的东道主。在二楼的走廊里，他遇到了那个马来仆人，立刻让他进去向佩佩尔科恩通报，马来仆人回来说主人欢迎他的光临。
汉斯·卡斯托普跨进荷兰人住的有两张床的卧室，它与舒舍夫人的卧室之间隔着一个客厅。与“山庄”的标准病房相比，卡斯托普发现这里更加宽敞，装饰也更华丽。圈椅里配的是缎面软垫，桌子的腿儿都是弯曲的，脚下铺着厚软的地毯，床铺也不是医院那种通常睡过死人但却卫生洁净的标准床，而是堪称豪华的：床架是抛过光的樱桃木做成，包裹着黄铜饰件，两张床共有一顶小小的华盖，但旁边却没有帐幔。
佩佩尔科恩仰卧在其中一张**，红缎羽绒被上面摆着书籍、报纸和信函。老先生正戴着撑得高高的骨质夹鼻眼镜，读着《电讯报》。挨着摆放在灯柜上的药瓶药杯，在他身边的一张椅子上放着咖啡具和半瓶红葡萄酒，也就是昨晚那种自然冒泡泡的酒。令汉斯·卡斯托普略感意外的是，佩佩尔科恩没有穿白衬衫，而是套着一件袖口有扣子扣着的大圆领长袖毛衣。毛衣紧紧贴在老先生宽宽的肩膀和结实的胸脯上，加上他硕大的脑袋枕得高高的，这身装束显得有些超凡脱俗，既有些像个普通劳动者，又有些像一尊永垂不朽的半身雕像。
“完完全全喽，年轻人，”他说，一边拈着骨质夹鼻眼镜高高的架子，把它取了下来。“请你完全放心……一点没事。相反。”
汉斯·卡斯托普坐到了他的旁边，用亲切的瞎聊掩饰着自己的关切和惊异。而事实上，公正的评价使年轻人对他产生了真正的钦佩之情。佩佩尔科恩只能打着给人印象深刻的手势，说着支离破碎的大话，勉强在那里应对。他看上去挺够呛，面色发黄，困倦憔悴，很难受的样子。天快亮的时候他突然发高烧，发烧引起浑身无力，与醉酒的后果加在一起，令他格外难受。
“昨晚咱们是太……”他说，“不不，请允许我……真是够呛！您还算好，不过如此……可我这年龄，我这**体……我的宝贝儿，”他转而朝着正从客厅里走进来的舒舍夫人，既温柔又坚定地道，“一切都好，可是我对您重申，要是注意一些更好，要是当时坚决阻止了我……”说到这几个字，他的表情和嗓音似乎又蕴含着王者的愤怒。
然而，要衡量出他刚才的责怪多么没道理，多么不理性，只要设想一下，如果当初真的阻止了他喝酒，那还不知道会爆发一场怎样的风暴呢。这大概就是大人物的德性。对此，舒舍夫人似乎也听之任之，径直与站起身来的汉斯·卡斯托普打了个招呼。她并没有伸手给他，而只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请“您尽管”坐着好啦，“可千万别”打搅了他跟佩佩尔科恩先生的谈话……她在房间里东搞搞西摸摸，吩咐仆人收拾走了咖啡具，自己离开了一会儿，接着又脚步轻轻地踅回来，站着参加了一会儿谈话——或者让我们转述汉斯·卡斯托普的大致印象，监视了一会儿。
当然喽！她可以跟一位大人物成双作对地返回“山庄”，一个在这里苦苦等候她的人现在来对大人物表示一点应有的敬意，男人对男人的敬意，她就已表现出不安，就说些尖酸刻薄的话，什么“您尽管”啊，“可千万别”啊什么什么的。汉斯·卡斯托普微微一笑，埋下脑袋以掩盖笑容，内心却因高兴而感到热乎乎的。
佩佩尔科恩从灯柜上拿起葡萄酒，给汉斯·卡斯托普斟满一杯。在这样的时刻，这位荷兰绅士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接着昨天晚上不停喝酒，这样葡萄酒或许能像苏打水一样起到些作用。他与汉斯·卡斯托普碰了碰杯。卡斯托普边喝边仔细打量着他：只见佩佩尔科恩抬起那双布满色斑、指甲尖长的大手，手腕上毛衣的袖口紧紧扣着。他把酒杯举得高高的，宽而皲裂的嘴唇轻轻触碰杯沿，接着上下蠕动着那既像劳动者又似雕像的喉结，咕嘟咕嘟地将酒咽下。
随后，他们聊起了灯柜上那瓶褐色的药水。这是舒舍夫人督促佩佩尔科恩喝的退烧药，以奎宁为基本成分。老先生喝了一满勺，还给汉斯·卡斯托普尝了一点，让他也感受一下这种药特别的滋味——又苦又香。接着，佩佩尔科恩开始大谈特谈奎宁的好处：它不仅能抑制细菌生长、有良好的解热效果，还应该被视为一剂滋补强身的良药。它能减少蛋白质代谢，促进营养状况改善，简而言之，是一种清凉药、滋补剂、醒脑剂和提神剂，当然，它也是一种麻醉药，喝了很容易让人有些醺醺然。说话间，他像昨天一样，又开始大做手势，猛晃脑袋，样子滑稽得像个正在跳神的异教祭司。
“这金鸡纳霜树皮真是一种奇妙的植物！”佩佩尔科恩感叹道，“咱们这个大陆的药物学对它有所了解还不到三百年，化学发现奎宁——真正构成金鸡纳霜疗效基础的生物碱，也还不到一百年。直到今天，化学仍然不能完全掌握其结构成分，更别提人工合成奎宁了。对于奎宁以及其他许多事物，咱们的药物学一直保持着谦逊的态度，从不夸大其辞，吹嘘自己什么都知道。这很好。事实上，它确实了解一些物质的作用，知道它们的药力，但要细究药力的基础和根源，往往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年轻人，你可以看看毒物学。谁也说不清楚，那些决定所谓毒物毒性的基本特性到底是什么。比如蛇毒，人们只知道这种动物性物质属于蛋白化合物的系列，由不同的蛋白体组成，但只有在某种——确切地说是完全不确定的——组合方式中，才会产生剧烈的毒性。人们对蛇毒侵入血液循环系统造成的破坏性效果感到惊讶，是因为不习惯把蛋白质与毒物联系在一起。其实，毒物世界就是这样，”佩佩尔科恩从枕头上抬起他那目光黯淡、皱纹如阿拉伯花饰的大脑袋，高高举起他那标志性的指圈和指矛，“所有物质情况都一样，生命与死亡总是相反相成，物质既可以是食粮，也可以是毒药。药物学和毒物学其实是同一种学问，治病的可以是毒物，作为生命依托的物质，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在瞬间致人死命。”
关于食粮和毒物，佩佩尔科恩说得既中肯又连贯。汉斯·卡斯托普歪着脑袋听着，不住地点头。他看上去似乎很关心谈话的内容，其实他真正动脑筋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在悄悄琢磨佩佩尔科恩的魅力究竟何在，因为归根到底，这和蛇毒的毒性一样，没法解释。矛盾变化，佩佩尔科恩说，是物质世界的一切，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奎宁也是一种可治病的毒物，而且毒性巨大。四克奎宁就会使人耳聋、晕眩、呼吸急促，还会像阿托品一样造成视力障碍，像酒精一样让人迷醉。因此，奎宁生产厂的工人常常眼睛发炎、嘴唇肿胀、皮肤上长疱疹。
接着，佩佩尔科恩讲起了金鸡纳霜树，也就是奎宁树。这种树原生于海拔三千米的南美洲冈底斯山原始丛林，很久以后，它的树皮才传入西班牙，并被称为“耶稣会传教士药粉”。而南美洲的土著民族早已熟知这种树皮的巨大效力。他描述了荷兰政府在爪哇岛经营的大规模奎宁种植园，每年都有数百万磅形同肉桂的红色树皮卷，从该岛用船运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这种木本植物的树皮，从表皮到形成层，整个都有着格外强烈巨大的能动性，既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
佩佩尔科恩说，在谙熟毒物学方面，有色人种远远胜过了白种人。在新几内亚东边的一些岛屿上，年轻人会从一种特别的树皮中提炼**。这种树多半是一种毒树，就像爪哇岛那种类似曼扎尼蜡树的昂提亚丽斯树，能散发出毒化周围空气的气息，致使人和动物昏迷麻木。他们把这种树的皮碾成粉末，混入椰子果核的碎屑，再把混合成的粉屑裹在树叶里进行烘烤。最后，趁着意中人睡梦之中，把调成汁的粉末洒在她的脸上，她就会春心**漾，对洒药水的小伙子燃起热情。有时候，毒性藏在树根皮里。例如马来群岛有一种攀缘植物，名叫“斯特利西诺斯丢德”，当地人拿它的根皮掺上蛇毒，制成叫“乌帕斯”的毒药，涂在箭头上，就会有见血封喉的效果。至于为什么这样，佩佩尔科恩也无法向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解释清楚。他只清楚，“乌帕斯”跟马钱子碱种属相近。
说着，佩佩尔科恩在**完全坐了起来，时不时用微微颤抖的大手端起酒杯，送到皲裂的唇边大口大口地喝，似乎渴得很厉害。他讲起了印尼南部科罗曼德尔海岸边生长的马钱子树，从它的橘黄色浆果——也就是马钱子里，可以提炼出一种毒性最厉害的生物碱，即马钱子碱。他还描述树枝呈炭灰色，树叶亮得耀眼，花则是黄绿色的。他说话时声音低得如在耳语，额头皱得老高老深，于是年轻的卡斯托普眼前出现了一棵色彩斑驳、性质诡异的怪树形象，心里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感觉。
这时候，舒舍夫人开始干预了。她表示，谈话让佩佩尔科恩先生疲乏，可能会又发起烧来。尽管她十分不乐意打断他们的会谈，但还是不得不请汉斯·卡斯托普到此为止。卡斯托普自然是从命。不过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每当老人间隙性地发过烧之后，他还是会经常坐在这位“王者”的床边。舒舍夫人时而去时来，要么稍微监督一下谈话，要么也参与进来插上几句。在佩佩尔科恩不发烧的日子里，卡斯托普也常常和他以及他那珠光宝气的旅伴共度时光。
要知道，荷兰老头除非实在下不了床，否则绝不会放过机会，不轮换着邀约这帮那帮病友，在晚饭后聚在一块儿赌钱、喝酒或进行种种其他好玩儿的活动。地点要么和上次一样在谈话室，要么就在餐厅。如果在餐厅，汉斯·卡斯托普通常都坐在那些随随便便的女人和大模大样的绅士之间。即使是室外活动，他也总是和他们在一起，经常一起外出散步，参加散步的多半还有费尔格先生和魏萨尔先生。不久以后，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也加入了进来。因为难免会碰上这一对儿精神上的对手，汉斯·卡斯托普觉得介绍他俩与佩佩尔科恩认识，同时也最终与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认识，乃是自己的荣幸。卡斯托普完全不用担心这两位论战者是否欢迎与他们结识和交往。他心里暗暗相信，他们既然需要一个教育对象，就一定不肯放弃各自在他面前阐明立场观点的机会，为此，即使并不情愿，他也只好当个随从。
卡斯托普没有想错，他的朋友圈子色彩驳杂，作为其成员的起码条件就是得容忍异己，习惯于相互之间不习惯。在他们的关系里，自然有够多的隔膜、紧张乃至于暗中的敌意。因此，我们很奇怪，咱们这位微不足道的主人公怎么可能把他们聚集在周围。对此，我们的解释是他生来具有某种豁达、圆通的性格，因此觉得谁的话都“值得听听”，这就使他有了所谓凝聚力，不但自己能团结形形色色的人物，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也相互聚合在了一起。
关系错综复杂得令人惊异啊！为了哪怕只是暂时看清全貌，咱们忍不住要来理理这团乱麻，并且是借汉斯·卡斯托普那圆通、豁达的眼睛。在散步途中，他总用自己这双眼睛观察人与人的关系。
比如可怜的魏萨尔，他苦苦暗恋着舒舍夫人，对佩佩尔科恩和汉斯·卡斯托普都五体投地，低声下气。因为一个是眼下的“国王”，一个是昔日的胜利者。
又比如克拉芙迪娅·舒舍，这位举止优雅、步履轻盈的女病友和旅游者，如今成了佩佩尔科恩的人，而且肯定是出于自己的考虑。虽说在很久以前的狂欢之夜曾有过一个向她献殷勤的骑士，但如今这个人却跟她的主宰者相处融洽，这让女人看在眼里，心里总有些惴惴不安，感觉酸溜溜的。这样的积郁不安，是否也让人想起决定着她与塞特姆布里尼关系的同一种情绪呢？她受不了那个牛皮大王和人文主义者，骂他傲慢，骂他不近人情。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这位好为人师的朋友，她一点不懂他的地中海土话，就像他同样不会她的母语俄语一样，只是她对他的轻蔑肯定要比他少些。她真想当面质问他，在那个狂欢之夜，正当小伙子准备走近她的时候，他在那位懂礼貌的年轻德国人、长相漂亮、出身良好、肺上有个浸润点的小布尔乔亚耳朵背后，究竟嘀咕了些什么？
汉斯·卡斯托普像人们形容的“一心一意”地爱着，但却并未享受到爱的快乐，相反倒有违禁之嫌，堕入了不理性的情感漩涡，因此没法用平原上那些和平宁静的小曲儿进行歌唱。也就是说，他爱得很狼狈，因此失去了人格独立，得俯首帖耳，忍气吞声，为他人役使。只不过即使在当奴隶的时候，他仍保持了足够的圆滑，心里完全清楚自己的忠心耿耿，对于那位脚步滑溜、生着一双鞑靼狐媚眼的女病友，大概有多少价值，可能有多少价值。他自己不管多么忍气吞声，俯首帖耳，也看清了一个事实，就是她本身只注意到这种价值，原因倒可能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她的态度。拿人文主义的礼仪准则来衡量，他的态度只能说是明明白白地拒人于千里之外，要多恶劣有多恶劣，完全证实她对他的猜忌一点没错。
糟糕的是，或者以汉斯·卡斯托普的眼睛来看不如说幸好是，还有她与列奥·纳夫塔的关系。这女人寄希望于这种关系，但却未能从中得到真正的补偿。尽管在纳夫塔这儿，她并未遇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那种对她人格的原则否定，和他交谈的条件也优越得多：克拉芙迪娅和这位尖刻的小矮个儿，他们不时地单独在一起谈书、谈政治哲学问题，在看问题偏激这点倒算志同道合。汉斯·卡斯托普只是忠心耿耿地旁听。
不过，像所有暴发户都小心翼翼一样，这位暴发户也小心翼翼地迎合着她，而迎合之中却流露出某种带贵族意味的保留，这很可能让她察觉出来了。他那源于西班牙的恐怖主义思想，跟她那随手摔门的“近乎人情”的大而化之，也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再加上最后也最微妙的一点，是她以女性的敏锐必然感觉出来——感觉之清楚一如她那个狂欢之夜的“骑士”，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这两个对手竟然都对她暗暗怀着仇恨，而这仇恨的根源，竟然是他们与汉斯·卡斯托普的关系：这个女人成了教育者眼中的破坏和干扰因素，因此使他们不快，造成内心深处对她的敌意，而反过来倒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两人在教育观点上的严重分歧。
这种敌意，在两位诡辩学者对佩佩尔科恩的态度中是否也有所流露呢？汉斯·卡斯托普相信有，这也许是因为他正幸灾乐祸地等着出这种事，急不可待地要把这位结巴国王和他的两名“国务顾问”——老头子有时就这样戏称他俩——撮合到一起，以便对效果进行观察研究。到了空旷的所在，荷兰绅士让人觉得已不全像在房子里那么威严。额头上低低扣着顶软毡帽，遮盖了他白色火焰般的银发，一道道犁沟般的皱纹，仿佛使他的面孔整个变小了、萎缩了，甚至让他红红的大鼻子也失去了许多威严。还有他走起路来也远不如站着时神气：他习惯了每跨一小步都把整个沉重的身体，不，甚至连脑袋都偏到迈出的脚一边，结果就成了个慈祥和蔼的老爷爷，不再有王者气派。走着时多半也不像站着那样身板挺直，而是个头儿矮了点。不过即使这样，他仍比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高些，比小矮子纳夫塔更是高出了一个头。不过根据汉斯·卡斯托普推测，他的出现之所以令两位政治家自惭形秽，原因还不止于此。
这就形成了压力，相比之下自惭形秽的压力。老练的观察者感觉得到，当事人无疑也感觉得到，不只是两位羸弱的辞令家，结巴国王也一样。佩佩尔科恩对待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格外客气，格外关照，表现出敬重的样子。如果卡斯托普不是充分认识到自己用词有碍国王崇高的身份，他真想称那样子实际上是挖苦讽刺。国王通常不屑于挖苦讽刺，即使作为修辞艺术一种直截了当的、传统经典的手段也罢，更别提拐弯抹角了。如此这般，荷兰老头对待汉斯·卡斯托普的朋友的态度，更恰当的称呼就该是一种既委婉又有气势的嘲讽。它掩藏于略显过头的一本正经之下，或者干脆明明白白地表现了出来。
“是—是—是—！”他可能会说，说时气势汹汹地用手指着他们一边，脑袋却转到了别处，皲裂的嘴唇挂着玩笑似的微笑。“这个嘛……这个这个……先生们，我提醒而未注意……脑子，脑子的，您明白！不——不，没有问题，太棒啦，这叫……可不明摆着……”两位对手以牙还牙，办法是彼此交换一下目光，然后一齐抬头望天，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他们把汉斯·卡斯托普拉进来一起干，但却被他拒绝了。
塞特姆布里尼甚至开门见山地要自己的学生表态，说明这位教育家已经沉不住气了。
“可是，以上帝的名义，工程师，这确实是个愚蠢的老家伙！您认为他怎么样？他能使您长进吗？我简直搞不懂！事情完全明摆着——一点没什么值得夸耀。您所以容忍他，您所以与他交往，完全是为了与他眼下的情人交往。但是不可能看不见，您关心他甚至超过对她的关心。我恳求您，帮助我搞明白……”
汉斯·卡斯托普笑了起来。“绝对！”他回答，“毫无问题！反正是——请允许我说——好嘛！”说时甚至还企图模仿荷兰老头那些个优雅的姿势。“是啊，是啊，”他继续笑着说，“您认为他愚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反正是口齿不清、语无伦次，这在您看来也许更加糟糕吧。唉，愚蠢。世间的愚蠢形形色色，种类繁多，而机灵却算不得其中最好的……哈哈，我这可是个创造，我相信创造了一句名言。您欣赏它吗？”
“很好，我期待着您的第一部箴言集问世！也许现在还能及时向您提个请求：咱们不是时常思考某些谬论的反人类本质吗？希望您的集子中也能反映出咱们的这些思考。”
“遵命，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绝对遵命。不过，您完全没看见我上面那句话正是针对着谬论。目的仅在于指出，要给‘愚蠢’和‘机灵’下定义，将会是……很难很难的啊。即是说：将造成困难。不对吗？两者极难区分开来，常常相互渗透转换……我了解，您憎恨神秘的混合，喜欢价值，喜欢判断，喜欢价值判断；我呢，认为您完全正确。只不过这‘愚蠢’和‘机灵’的问题，它有时候整个都显得神秘，因此就不得不允许人关心神秘的事物，前提是存在对其尽可能穷根究底的真诚追求。我想对您提个问题。我问您：您能否认，他比我们所有人都高出一头吗？这话说得直了点，然而依我看，您不可能否认。他的确是比咱们强，而且还不知打哪儿获得了取笑咱们的权利。打哪儿？为什么？在什么范围内？当然不是凭借他的机灵。我承认，他根本说不上机灵。他反倒是个语无伦次、感情用事的家伙，感情正是他的法宝——请原谅我这通俗的说法！我的意思是：他并非凭借机灵高出咱们一头，也既不是出自精神的原因——您可别这么想，真的，完全没这回事儿，不过又并非出于身体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肩膀宽得像位船长，不是看他胳膊粗、个头儿大，一拳可以打倒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压根儿想不到自己有这个能耐；就算想到了，咱们用几句文明的话，就足以使他心平气和……也就是说并非身体原因。当然当然，身体在这里无疑也有一定作用——不是在胳膊粗、拳头大的意义上，而是在另外一种神秘的意义上。一当身体掺和了进来，事情立刻就变得神秘了；于是身体的就转化成精神的，反过来也一样，要想再区分就不可能了；于是就没法区分愚蠢与机灵，可是效果仍然存在，能动转换的效果，因此我们就相形见绌。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只掌握着一个词语，它就是‘人格’。这个词也可以作平常的理解，例如说我们大家都是人物——道德的人物、司法的人物，以及其他等等人物。不过呢，这儿所指并非这个，而是一种超越了愚蠢和机灵的神秘现象，对它必须允许人们给予关注——一则为了尽可能对它穷根究底，再则也为尽可能提高自己的修养。您要重视价值，那归根到底，人格也正是一种正面积极的价值，我想。简而言之：人格是一种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热烈追求，应该时时受到关注。对于您有关愚蠢的说法，我以为就应该这样加以回答。”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汉斯·卡斯托普在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神情恍惚、语无伦次，甚至半途停顿了。他能够一口气把话说完，然后才压低嗓音，打上句号。虽然他的脸依然会涨得通红，但他已经能够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他不再说话后，塞特姆布里尼会用沉默来表达批评，这让卡斯托普有时间自己感到害臊。而过去，卡斯托普对这种沉默是有些害怕的。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您否认您是在追逐怪异，但您很清楚，我也不希望看到您追逐神秘。您把人格说得神乎其神，这很容易陷入偶像崇拜的危险。您所崇敬的只是一个假面具罢了。您所见到的神秘，实质上只是诡诈，只是骗人的空洞形式之一，主宰肉体和容貌的精灵有时就喜欢用它们来愚弄我们。您大概从未跟戏子们打过交道吧？您不了解，这些优伶同一张脸孔既可以扮恺撒大帝，又可以扮歌德或者贝多芬。生着这样一张面孔的家伙当然幸运，但一旦张开嘴巴，立刻就会露出本来面目，不过是世界上一群最可怜的人。”
“好吧，自然的把戏，”汉斯·卡斯托普回应道，“但也不只是自然的把戏，不只是愚弄。要知道，这些人既然成了戏子，那他们就必然有些天赋。天赋是超乎于愚蠢和机灵之上的，甚至也是一种生命的价值。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也是有天赋的，不管您愿不愿意承认。就凭借这种天赋，他胜过了我们所有的人。假设您安排纳夫塔先生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让他做一个极其值得听的报告，讲教皇格利高里一世和上帝之国；而另一个角落站着佩佩尔科恩，嘴巴模样奇特，额头皱得老高，讲的仅只是‘绝对！请允许我……行啦！’之类的话。您会看到，人们会聚集在佩佩尔科恩周围，全部围绕着他；而机灵的纳夫塔和他的上帝之国却会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尽管他口齿伶俐得能把死人说活，就像贝伦斯喜欢说的那样……”
“真是不害臊，竟以成败论优劣！”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告诫卡斯托普，“世人宁肯受骗上当。我不要求人们去聚集在纳夫塔周围。他是个阴险的煽动家。不过就您想象的场面而言，我却倾向于站在他那边，并且认为您为自己想象喝彩鼓掌是很成问题的。您这是蔑视明晰、精确和逻辑，蔑视人类连贯一气的言语！您蔑视它，以抬高某个江湖骗子的招摇撞骗、含沙射影、胡言乱语——魔鬼绝对是已经把您……”
“不过，请您放心，他也经常能逻辑连贯地叙述事情，当他来了兴致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说，“有次他顺便对我讲到一些药性矛盾的药物，讲到有些生长在亚洲的有毒树木，讲得如此生动有趣，简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有趣的事物总是带着点惊悚刺激的味道，只是有趣的原因主要不在事情本身，而更多地与他的个人魅力有关：正是这种魅力，让他的叙述让人同时感到既惊悚刺激又十分有趣……”
“自然喽，出了名的亚洲迷嘛。确实，我拿不出这类稀奇古怪的东西来侍候您，”塞特姆布里尼极其尖刻地回应道，吓得汉斯·卡斯托普赶紧声明：先生的讲话和教导当然优点很多，只是表现在了另外的方面罢了；再说呢，也没谁想到要相提并论，比较优劣，真比较了就会对双方都失之公正。然而意大利人显然听岔了，也不再讲什么礼貌，接着往下说：“无论如何您得允许我赞赏您的就事论事、心平气和，工程师。您已经走到了荒唐的边缘，这您将会承认。最终一切毕竟都……这个老呆子抢走了您的贝亚特丽丝——我实话实说吧。您呢？真叫闻所未闻。”
“性情差异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和血性方面的差异。自然喽，您是个南方人，多半会用毒药和匕首解决问题，反正会搞个轰轰烈烈，满城风雨，一句话，像斗鸡公那样。那肯定很有男子气，很有社交场中的男子气，并且风流潇洒。我的情况可是不一样。我完全没有这样的男子气，也不会把别的男子仅仅看成自己的情敌——我也许根本不是个男人，但肯定不是这样的男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人我禁不住要称他们作‘社交场中的人’。我问自己痛苦的心，我有什么责怪他的吗？他有意伤害我了吗？可是，侮辱必定是有意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侮辱。至于说到‘伤害’，我同样坚持以有意为条件，这样我也没有了责备的权利——特别是针对佩佩尔科恩，我更是根本没这个权利。因为第一，他是位人物，仅此一点就已经对女性有了吸引力；第二，他不像我仅仅是个老百姓，而在一定意义上跟我的表兄一样，是个军人，意思就是说他享有荣誉，好似肩章上挂着象征荣誉的流苏，而这，就是感情，就是活力……我胡扯些什么呀；不过，我宁肯胡扯一下，摆出些半生不熟的难以咀嚼的话题，也觉得比四平八稳的老生常谈要好，——而这，要是允许我讲，没准儿也算我个性中的一点军人气质吧……”
“您尽管讲好啦，”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点点头说，“没有任何条件，这样的气质值得称道。认识到它并且表达出来，这就是文学，这就是人道主义……”
就这样，他们也算是好说好散，结束了讨论。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最后摆出和解的姿态，自有充分的理由和原因：他的立场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一味地强硬下去绝不是什么上策；争论涉及男女关系的嫉妒，这个话题他可是把握不住；在一定的情况下，他本来不得不回答，鉴于自己的教育者身份，他与男性的关系也不完全是社交场中的斗鸡公类型，因此强有力的佩佩尔科恩对他朋友圈子的干扰，也就如同纳夫塔和舒舍夫人的干扰；末了儿，他也不能指望谈一谈话，就改变佩佩尔科恩这个人物的自然优势，消除其对自己学生发挥的人格影响，何况连他自己和他精神上的对手，也不是总能拒绝对此人甘拜下风呢。
对于这两位论战对手来说，最春风得意的时候莫过于精神之风轻扬的时候。这时，一道散步的人的注意力完全被他俩的论争吸引住了。他们真是既辞令华美，又慷慨激昂，话题尽管富有学术性，语气语调却好像涉及国计民生最紧迫的问题。有发言权的几乎就只有他们俩，长时间争论的结果，那位在场的“大人物”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分量，因为他只能在一旁皱皱额头表示惊讶，语无伦次、支离破碎地嘲讽几句，敲敲边鼓罢了。
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让他们感到压力，给他俩的谈话蒙上阴影，让它似乎失去了光泽，不知怎么就取走了它的精髓，以某种东西与它抗衡。这种情形不利于他俩的任何一方，使两人的矛盾变得无足轻重，黯然失色，是的，给了它一个——我们说得客气点吧——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的判决。
佩佩尔科恩的这种影响谁都感觉得到，尽管他自己肯定并未意识到，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在多大程度上有所知觉。或者试着换个说法：当有那位大人物走在他俩旁边的时候，他们你死我活的斗嘴斗智像是被磁铁吸引似的，总会暗暗地、以地下和不确定的方式牵扯到他的身上，因而也变得神经紧张紊乱。这个秘密完成的、让论战双方讨厌的过程，我们唯有作如此的描述。我们只能讲，如果没有皮特·佩佩尔科恩在场，论战肯定会进行得更加激烈。例如纳夫塔会捍卫他教会的本质是坚决、彻底地革命的这一信念，并以它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教条抗衡；后者则视教会这一历史力量为黑暗保守势力的保护神，相反却认为，只有从古典教育复兴的光荣时代诞生的启蒙、科学和进步的原则，能带来热爱生命、面向未来的变革和革新。塞特姆布里尼词藻华丽，眉飞色舞，努力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纳夫塔呢，则冷峻而尖刻，自称有责任阐明——阐明得也几乎不容人辩驳，教会乃是信仰和禁欲理念的体现，本质决定它远远不会结党营私，充当任何现存事物（也就是世俗机构和国家法制）的支撑，相反，倒历来都旗帜鲜明地倡导激进彻底的革命和变革；一切一切自以为值得保存的事物，一切一切软弱的、怯懦的、保守的也即资产阶级企图保留的事物，国家和家庭也好，世俗的艺术与科学也好，所有这一切总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与信仰和宗教背道而驰；宗教与生俱来的倾向和百折不回的目标，就在于瓦解所有现存的世俗机构和秩序，然后以理想的、共产主义的上帝之国为楷模，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
接着又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发言。天哪！他该知道从何说起吧。他说，真是可悲，竟把魔鬼撒旦的革命思想跟所有恶劣本能的大反叛搅混在了一起！几个世纪以来，教会的革新爱好仅在于审讯、扼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用它那火刑堆的浓烟将其窒息；今天，教会通过代言人宣称自己乐于变革，理由是它的目标是以群氓的专政和野蛮，取代自由、教养和民主。唉，真的令人不寒而栗啊，这矛盾重重的推理，这层层推理的矛盾……
纳夫塔反驳道，他的对手在自己的发言中就不乏这样的矛盾和推理。他自封民主主义者，发起言来却少有民主和平等的气息，相反倒流露出该死的贵族老爷的傲慢，竟称负有代表民众实行专政天职的世界无产者为群氓。不过作为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对教会的态度倒不该含含糊糊，必须勇敢地承认，教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高贵的政治权力——最后的终极意义上的高贵，精神意义上的高贵。须知禁欲精神——要是允许反复使用同一个词，否定现世和毁灭现世的精神就是高贵本身，就是纯文化的贵族主义原则；它永远不可能是大众化的，在任何时代，从根本上讲，教会都不可能大众化。只须稍微研究一下中世纪的文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便会看清这一事实：强烈的反感使得民众——而且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众——站在了教会精神的对立面，例如某些个僧侣，他们发现了民众富有诗人的幻想，就以近乎于马丁·路德的方式，拿美酒、女人和诗歌对抗禁欲思想。所有世俗的英雄主义本能，整个的好战精神，再加上宫廷的诗歌，统统都或多或少地公开对抗宗教信仰，从而也反对僧侣阶级。
因为，这一切与教会所代表的精神贵族相比较，统统都带有“世俗”和群氓的性质。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多谢对方提醒。他说，《玫瑰园》里的那位伊尔散修士，他可比刚才受到赞扬的墓穴贵族主义提神得多；还有刚才遭到影射的那位德国宗教改革家，发言者本人即使还不算是他的朋友，那么大家仍会发现本人热情洋溢地做好了准备，乐意捍卫一切作为新教教义基础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捍卫一切反抗封建教会势力扼杀个性的思想。
“唉！”纳夫塔突然叫了起来。竟指责教会缺少民主精神，缺少尊重人的个性的意识？其实唯有宗教法典对人毫无一点偏见，相反罗马法则以是否享有公民权为行使其他权利的条件，日耳曼法则要看你属于哪个民族和是否自由民，唯有教会和教会法规无视一切国家和社会的属性，主张奴隶、战俘和非自由民统统一样地享有遗嘱权和继承权。
这个主张可是别有所图喽，塞特姆布里尼讥讽道，如果不是每立一份遗嘱都有“教会抽头”，大概早坚持不下去了吧。此外还谈到“教士的伪善”，他称这是无餍权利欲驱使下的伪装亲民，在神都不买账时才拉拢动员下层民众，并且认为，教会重视的显然只是灵魂的数目，而非质量，这就可归结为严重的精神堕落。
精神堕落——教会？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可别忽略了它毫不含糊的贵族主义，以原罪思想为基础的贵族主义：严重的罪孽——按照民主主义的说法——竟遗传给无辜的后代；例如私生子，就一生蒙受耻辱而又处于无权地位。
可是塞特姆布里尼请他别再讲了——一则他人文主义的情怀对此反感；二则他已厌烦他的诡辩；还有在对方的狡辩伎俩中，他又发现了恬不知耻的、魔鬼般的虚无主义，可纳夫塔呢，却称其为精神，并想让人觉得公认不受欢迎的禁欲原则，是什么合法的、神圣的东西。
听到这儿，纳夫塔不顾一切地哈哈大笑。竟说起教会的虚无主义来啦！说起世界历史上最现实的统治体系的虚无主义来啦！看来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教会富有人情味的讽喻全然无所感触喽？教会可就是以这种讽喻的方式对世俗和肉体让了步，用这聪敏的退让掩盖了禁欲原则的最终得以执行，让精神发挥了主导作用，同时却不对人的自然欲望过于严厉苛刻！还有，关于给予神职人员宽容的细致考虑，他同样闻所未闻吧？属于这宽容范畴的甚至有一种圣礼，即结婚的仪式；它跟其他圣礼一样，都不是什么正面积极的东西，而只是对罪恶的防范，设立起来只为节制感官的欲望，避免无限度的放纵；如此一来，既坚持了禁欲的原则和僧侣的贞节理想，又没有对肉体严厉苛刻得丧失政治原则。
对纳夫塔这番话，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怎么也不能不加驳斥，斥责他竟如此令人恶心地滥用“政治”这个概念，斥责他竟让这儿的所谓精神傲慢地摆出宽容和高明的姿态，去对待所谓罪恶的、须作“政治”处理的对立面即肉体，而事实上肉体并不需要什么宽容；还斥责他对世俗作该死的暧昧解释，将宇宙妖魔化，既魔化了生命也魔化了它想象的对立面即精神：因为既然一个是邪恶的，另一个作为前者的纯粹否定也必然邪恶！接着，意大利人大讲特讲欲望和享乐无罪——听到这话，汉斯·卡斯托普眼前不觉出现了人文主义者那屋顶小阁楼的情景：一张站着读写的斜面书桌，几把铺着草坐垫的椅子，一只装凉水的玻璃瓶。纳夫塔反过来却坚持肉欲永远不可能没有罪孽的性质，面对着精神自然本性总是问心有愧的，宗教的政策和精神的宽容无疑表现着“爱”，这样所谓禁欲原则乃虚无主义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爱”这个词儿，汉斯·卡斯托普觉得，从刻薄、瘦削、矮小的纳夫塔嘴里吐出来，那味道真是怪怪的……
争论就这么继续着，我们见惯不惊，汉斯·卡斯托普也是这样。我们跟他一起往下听了一会儿，一边观察例如这一逍遥学派的论战，如何受着走在旁边的那位大人物的悟性影响，以及这个人物在场，如何扰乱了论战双方的神经：也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暗暗地强制着他们顾及到他的存在，这就扼杀了往来跳跃的思想火花，使人不由产生出电线短路时了无生气的软弱感觉。好！就这样了。不再有矛盾摩擦产生的爆裂声，不再有火星窜动，不再有电流——大人物的存在，纳夫塔会说让精神给中和淡化了，实际上呢，却更多地是它中和淡化了精神；汉斯·卡斯托普惊讶地发现了这个情况，感到很是好奇。
革命和保守——两者都在佩佩尔科恩身上有所体现。只见他步履沉重地走着，姿态不怎么体面，身体重心偏移，帽子低低地扣在额头上；他的嘴唇宽而歪咧，说起话来用脑袋指点着论战双方，像在开玩笑似的：“对，对，对！脑子，脑子的，您明白！这个……这个可就是……”喏，瞧吧：完全短路了！他俩只好另起炉灶，操起更有威力的武器，开始争论“贵族化问题”、民众性问题和品格高尚的问题。毫无电火花。
争论再也不吸引人；汉斯·卡斯托普似乎看见克拉芙迪娅的旅伴躺在**，盖着红缎被，穿着无领的羊毛汗衫，样子既像个普通劳动者，又像一尊王者的半身雕像——争论只轻轻抽搐了一下便没气儿了。加大电压吧！什么否定现世，什么虚无崇拜，什么肯定永恒，什么精神倾向，什么热爱生命！可神经何在，火花何在，电流何在，当人们都望着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都在神秘的魅力影响下，禁不住这样做？一句话，什么都没有了，拿汉斯·卡斯托普的话来讲，简直是神秘的怪事。在他收集的警句集里也许该录入这么一条：神秘的事物要么言简意赅地予以表现，要么不予表现。为了表现上述的神秘怪事，可以简单但是直接地讲，皮特·佩佩尔科恩面带王者之相，额头皱纹深重，嘴唇皲裂，既像个劳动者又像座国王雕像，两者都适合他，如果你盯着他看，两者似乎又相互抵消，这个和那个，一个和另一个。
是的，这个愚蠢的老头，这个有着王者气概的零蛋！他不像纳夫塔似的以混淆概念和强词夺理麻痹对手的神经，不像他似的模棱两可，而完全是相反和正面意义上的神秘——这种捉摸不定的神秘，显然不只超乎愚蠢和机灵，也超乎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为达到教育的目的，为人为地升高电压而呼唤出来的矛盾对立。这位神秘人物不是教育者，可对于一个外出学习的人来说，他又提供了怎样的机会哦！在论战双方纠缠于婚姻与罪孽、圣礼与宽容、肉体享乐是有罪还是无罪这些问题的时候，来观察一位国王的双重形象，是多么有意思啊！他脑袋耷拉在肩头和胸脯上，张开皲裂的嘴唇，松弛而含怨尤地咧着嘴巴，翕动的鼻翼显现出痛苦，额头皱起老高，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更显黯淡无神——一个典型的受苦受难者。可是瞧啊，转瞬之间，受苦受难者的面孔又生气勃勃、容光焕发了！耷拉的脑袋显出来俏皮，微张的嘴唇上挂着嬉笑，一边脸颊上出现了咱们前面已认识的享乐者的酒窝，——那个跳神的异教祭师又回来啦，只见他讥诮地用脑袋对论战双方指指点点，嘴里说道：“对，对，对！没有问题。这个这个……这个是……现在看来……肉欲的圣礼哟，您明白……”
尽管塞特姆布里尼仍在高谈阔论，汉斯却敏锐地察觉，当话题从思辨转向行动，意大利人的手势不再如指挥交响般笃定。此刻佩佩尔科恩正攥着雕花手杖，杖头的青铜鹰首在阳光下泛着冷光，恍若紫禁城午门上的鎏金瑞兽，既威严又透着某种远古的野性。
“诸位，”荷兰人举起如船舵般宽厚的手掌，指尖的长甲修剪得如同青铜器上的饕餮纹，“禁欲与享乐的争辩固然精妙，但若忽视此刻——”他忽然停顿，喉结在松弛的皮肤下滚动，“这带着雪水与松脂气息的山风，这让岩石都泛起潮意的春讯，我们将愧对天地的馈赠。”
他的声音突然低沉，像古琴拨响前的调弦，“莫让哲思成为囚禁本能的牢笼，正如不能让茶香掩盖烈酒的灼烧。”
众人随着他的目光望向天穹。湛蓝如宣德霁蓝釉的天幕上，黑点逐渐舒展成铁灰色的剪影。“那不是寻常的猛禽，”佩佩尔科恩的手杖在碎石小径上敲出金石之音，“看它翼展如团扇，尾羽分作五片——是岩鹰，秦岭深处的猎人曾告诉我，这种禽鸟能在云端俯瞰百里秦川。”
他抬手遮额，袖口滑落处露出古铜色的小臂，肌肉线条如龙门石窟的力士雕像，“瞧它眉骨如刀削，利爪收紧时像长安匠人打造的九环刀——此刻必是锁定了山涧的岩羊。”
汉斯忽然想起敦煌壁画中的“降魔变”：文殊菩萨的坐骑青狮，爪下踩着夜叉的头颅。眼前的鹰亦如此刻的佩佩尔科恩，周身散发着令辩论者缄默的压迫感。荷兰人继续描述鹰的生理细节，声音却渐渐染上张飞喝断当阳桥的气势：“铁喙勾住咽喉的刹那，热血会溅上它的颈羽，如同泼洒在宣纸上的朱砂——这才是对生命最崇高的礼赞，而非困在书房里咬文嚼字！”
塞特姆布里尼试图反驳，却被佩佩尔科恩挥手打断。那手势如同挥毫泼墨，带着米芾“刷字”的酣畅：“我并非否定思辨之美，正如不能否认青花瓷的雅致。但此刻——”他突然指向正在俯冲的鹰，其速度让影子在雪地上拉出利剑般的弧线，“当利爪撕裂皮毛的瞬间，哲学该化作刀刃的寒光，而非书斋里的博古架。”
山风卷起汉斯的围巾，他忽然在佩佩尔科恩眼中看到另一种光芒：那是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冷毅，也是郑和宝船破浪的果决。鹰的尖啸穿透云层时，荷兰人指尖的长甲正无意识地抠进掌心，仿佛握住的不是空气，而是某位东方帝王的权杖——那权杖上缠绕的，从来不是单纯的权力，而是对天地法则的敬畏与征服。
佩佩尔科恩的笑声震得玻璃吊灯轻晃，纳夫塔与塞特姆布里尼的争论如飘散的雪茄烟，瞬间被山风卷走。荷兰人挥动手杖指向山谷中的木屋，青铜鹰首杖头在暮色中泛着冷光，仿佛北欧神话中奥丁的渡鸦图腾。众人踩着冻硬的碎石前行，滑雪板绑带摩擦的声响，与远处木工作坊的锯木声形成粗粝的和声。
木屋内的松木长桌上，煤油灯将奶酪火锅的热气烘成金色云雾。佩佩尔科恩用猎刀敲着粗陶酒瓶即兴演讲，刀身刻着的维京符文在火光中明明灭灭。费尔格则在一旁剖开裂开的烤板栗，油亮的果仁散发出焦糖化的苦香，混着阿尔卑斯黄油的乳脂气息，让人想起斯德哥尔摩码头的鱼市——清晨的木桶里，腌鲱鱼与黑麦面包也是这般暖香扑鼻。
“橡胶硫化时的气味像魔鬼的喷嚏。”费尔格卷起工装袖口，露出前臂上锚形的烫伤疤痕，“真空炉的温度计飙升到一百度时，连钢铁都会出汗。可在摩尔曼斯克港，零下四十度的夜里，锚链能冻得像玻璃一样脆。”他的喉结在络腮胡下滚动，仿佛吞咽着北冰洋的碎冰，“极昼时的天空黄得像陈旧的羊皮纸，极光掠过的海面，会突然变成祖母绿的颜色——就像此刻您杯中葡萄酒的色泽，舒舍夫人。”
汉斯注意到舒舍夫人的指尖轻轻叩击着威尼斯玻璃杯，杯壁上的浮雕海豚与佩佩尔科恩手杖上的鹰首形成奇妙呼应：一个是亚得里亚海的精灵，一个是阿尔卑斯山的王者，此刻却在松木餐桌的烛影里，共同倒映在维尔特林红酒的波心。荷兰人突然抓住费尔格的手腕，用猎刀钝头敲着他掌心的老茧：“这些纹路里藏着比图书馆更真实的智慧，先生们。当你们在争论‘存在与时间’时，这位先生正在用橡胶与硫磺和大自然谈判。”
两场私密谈话如月光下的露水般悄然凝结。第一次发生在交谊室的皮质长沙发上，煤气灯将舒舍夫人的身影投在哥白林挂毯上，她颈间的琥珀项链随呼吸轻晃，“您瞧这鹰首手杖，”她用修甲精致的指尖摩挲着鎏金纹路，“在爪哇，部落酋长用类似的图腾指挥猎头战——那是对生命最原始的敬畏与征服。”第二次则在佩佩尔科恩的病榻前，床头柜上的伏特加酒瓶与温度计并列，费尔格的橡胶雨鞋静静挨着土耳其地毯边缘，窗外的鹰影掠过百叶窗，在两人之间切割出明暗分明的界限。
午夜返回疗养院的路上，佩佩尔科恩突然停步，手杖直指星空：“看哪，它还在那儿。”北极光般的绿辉正从山后漫上来，照亮他轮廓分明的眉骨，“那只鹰教会我们：思辨是翅膀的振动，而行动才是利爪的俯冲。”汉斯望着老人被极光染绿的侧脸，想起哥本哈根博物馆的维京雕像——那些从泥炭中出土的战士，眉骨间凝结的霜花，与此刻佩佩尔科恩眼中的火焰，跨越千年，诉说着同样的生命信条。
那晚，交谊厅里灯光昏暗，气氛冷清。按期举行的社交活动毫无生气，马马虎虎地草草结束。疗养客们早早地回到了自己的阳台上，完成当天最后一次静卧，或者偷偷溜下山去，有的去跳舞，有的去赌博。交谊室里冷冷清清，只有天花板上还亮着一盏灯，而相邻的房间都已陷入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