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过了多久。到了时辰，锣声又响了。不过还不是马上叫吃午饭，只是提醒大家做准备，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清楚；所以，他仍躺着没动，直到那金属的轰鸣声再次响起，然后慢慢消失。约阿希姆穿过房间来找他，他还想换身衣服，却遭到表兄的拒绝。约阿希姆最讨厌、最鄙视不准时。
他说，如果连吃饭的时间都不能遵守，拖拖拉拉的，还怎么能争取康复，回部队服役呢。他这话自然有道理，汉斯·卡斯托普只能回答，他本来就没病，只是困得厉害。他仅仅洗了洗手，两人就走进了楼下的餐厅；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次来了。
疗养客们从两个入口涌进餐厅。也有人从对面敞开的阳台门走进来，七张桌子很快就坐满了人，就好像大家从来没离开过座位一样。至少汉斯·卡斯托普是这么觉得——当然，这纯粹是一种梦幻般、违背常理的感觉，不过他那昏昏沉沉的脑袋有一阵子就是赶不走它，甚至可以说还挺欣赏这种感觉，因为在用餐过程中，他多次试图通过制造错觉，把这种感觉召唤回来。那个快活的老太太又操着她那含混不清的语言，和坐在斜对面的布鲁门科尔博士搭话；博士满脸愁容地听着。
她那瘦削的侄女终于不再吃酸奶，在吃别的东西，是餐厅的服务员用碟子送上来的浓稠大麦糊。不过，她只吃了几勺，就推开了。漂亮的玛露霞又把散发着橘子香味的手绢塞在嘴里，免得哧哧地笑出声。罗宾逊小姐还在读那些字体圆圆的信，今天早餐时她就已经读过了。显然她一句德语都不会，也不想学。约阿希姆很有绅士风度地用英语和她聊了聊“今天天气”之类的话题；她一边嚼着食物，一边干巴巴地回应着，随后又不吭声了。至于那个穿苏格兰羊毛衫的施托尔太太，她今天上午做了检查，这会儿正在讲检查结果。她装模作样，显得极其没教养，一次次把上嘴唇往后缩，露出她那像兔子一样长长的门牙。
她抱怨说，右上部还有杂音；除此之外，左胁下还有短促的噪声；“老头子”说了，她还得在山上待五个月。她把贝伦斯宫廷顾问称作“老头子”，足见其没修养。而且，她很生气，“老头子”今天没坐到她这一桌来。按照“周年”——她显然想说“周期”——今天中午该轮到她这桌了；可“老头子”偏偏坐到了左边的桌子上——贝伦斯宫廷顾问确实坐在那儿，在碟子前捧着他那双大手。当然啦，那一桌有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丰满的萨洛蒙太太。除了礼拜日，她总是穿着袒胸露背的衣服来餐厅。
“老头子”显然喜欢这样，尽管施托尔太太不理解；要知道每次体检，她不是可以让他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吗？接着，她压低声音激动地说，昨天晚上在上面的公共静卧厅里——也就是在屋顶上的那间——灯全被关掉了，而且是出于施托尔太太所说的“一眼就能看穿的”原因。
“老头子”发现后大发雷霆，全院都能听见他的吼声。不过，他自然没抓到肇事者。其实呢，不用专门上大学也能猜到，是来自布达佩斯的米克洛齐希上尉干的，这家伙和女士们鬼混向来毫不避讳——一个彻头彻尾没教养的人，别看穿着身紧身制服，本质上就是一头禽兽——没错，一头禽兽，施托尔太太压低声音重复道，说话间额头和上嘴唇都冒出了汗水。
维也纳来的伍尔穆勃朗特总领事夫人和他是什么关系，达沃斯村和达沃斯坪的人都心知肚明——几乎都没法再用关系暧昧来形容了。上尉先生常常一大早就跑到总领事夫人的房间去，不怕她还睡在**；随后还陪着她梳洗打扮。
而且在上星期二，他一直到清晨四点才离开伍尔穆勃朗特夫人的房间——住在十九号的小弗朗茨最近气胸出了问题，他的护士亲眼看见了上尉，羞得她出来连门都找错了，一下子发现自己站在了来自多特蒙德的检察官的房间里……最后，施托尔太太又大肆谈论起山下镇上的一个“宇宙机构”，她的漱口水就是在那儿买的。——约阿希姆低着头，呆呆地盯着自己的盘子……
午餐的菜品精致可口，且极为丰盛。算上那营养丰富的汤，足足有六道菜。上过鱼后，是一份搭配着配菜、分量十足的烤肉，接着是一盘蔬菜沙拉，随后又是烤鸡，还有一份味道不逊色于昨晚的面食，最后才是乳酪和水果。
每样菜都上了两轮——而且并非白费力气。人们把盘子装得满满当当，在那七张桌子边大快朵颐，真可谓狼吞虎咽，胃口奇佳。若不是这场景同时也让人觉得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恶心，那肯定算得上一大享受。不光那些有说有笑、互相扔着面包团的活跃之人吃得酣畅淋漓，就连那些沉默寡言、神情阴郁的人也一样；他们只是在菜品更替的间隙，才会托着脑袋发会儿呆。在左手边的一张桌子旁，有个看着还在上中学的半大孩子，上衣袖子很短，戴着一副厚厚的圆眼镜。
他把堆在自己盘子里的食物事先都切碎，搅和在一起，然后埋头大口吞咽，还不时用餐巾去擦眼镜后面的眼睛——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在擦汗水，还是在擦眼泪。
用餐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汉斯·卡斯托普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都留意到了。一是那扇玻璃门又重重地关上了——正好是上鱼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猛地一惊，心里恼怒地想着，这回非得抓住那个捣蛋鬼不可。他不只是心里这么想，嘴里也嘟囔了出来，态度极为认真。“我必须弄个明白！”他激动地低声说道，这一下，罗宾逊小姐和女教师都惊讶地抬起头看着他。与此同时，他整个上身转向左边，睁大了眼睛。
这时走进大厅的是一位女士，一位太太，不，多半还是个年轻姑娘；身材中等，穿着白羊毛衫和花裙子，一头金黄色的头发，随意地编成辫子盘在头顶。
汉斯·卡斯托普只看到了她的一点侧面，或者说几乎没怎么看清她的模样。她脚步轻盈，与她进门时的那股冲劲形成奇怪的反差，简直可以说是蹑手蹑脚。她微微探着头，走到了最靠左、正对着阳台门的桌子旁，也就是所谓的“好样儿的俄国人席”那里。她走路时一只手插在紧身羊毛衫的口袋里，另一只手却伸到后脑勺，像是要托一托、整理整理发辫。
汉斯·卡斯托普盯着这只手——他对人的手很敏感，也颇有研究，结识新朋友时习惯先留意人家身体的这个部位。那只托着发辫的手，没有特别的贵妇气质，不像汉斯·卡斯托普身边那些女士的手，总是精心修整保养得很好。
它比较宽大，指头短短的，带着单纯幼稚的气息，跟女中学生的手差不多。指甲显然没让美容师打理过，只是马马虎虎剪齐了，同样像女中学生的手。手两侧的皮肤看上去有些粗糙，让人不禁猜想她或许还保留着咬手指的小毛病。不过，这些只是汉斯·卡斯托普的印象，并非真真切切看清楚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这位迟到的女士点了点头，跟同桌的人打招呼。
她坐到桌子内侧，背对着大厅，紧挨着坐在首席的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同时扭过头扫视大厅里的众人，手仍然托着脑后的头发——就在这时，汉斯·卡斯托普匆匆瞥见她颧骨较宽，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这一眼，让他猛地像是想起了什么，或者什么人，但那感觉转瞬即逝，只是个模糊的影子……
“原来是位女士！”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想着，又一次不自觉地说出了声，以至于恩格哈特小姐，也就是那位女教师，都听懂了他的意思。这位寒酸的老处女会心地微微一笑。
“那是舒舍夫人，”她说，“太不拘小节啦。是位挺讨人喜欢的太太。”话还没说完，恩格哈特小姐脸上的红晕又加深了一层——她每次一开口都是这样。
“是法国人？”汉斯·卡斯托普语气严肃地问。
“不，是俄国人，”恩格哈特小姐回答，“或许她丈夫是法国人，或者有法国血统，我不太确定。”
汉斯·卡斯托普仍然很激动，指着“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的一位溜肩膀男人问，是不是就是他。
“噢，不，他不在这里，”女教师回答，“他压根儿就没来过，这儿的人都不认识他。”
“她应该好好关门！”汉斯·卡斯托普说，“老是那么随手一摔，真没礼貌。”
女教师谦卑地微笑着，像是默认了卡斯托普的指责，仿佛犯错的是她自己。就这样，关于舒舍夫人的交谈没能继续下去。
第二个小插曲是布鲁门科尔博士暂时离开了餐桌——仅此而已。只见他脸上的难受劲儿突然变得更明显了，目光更加忧郁地盯着一个地方，接着便轻轻挪开椅子，站起身往外走。
这时，施托尔太太的粗俗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她显然幸灾乐祸地觉得自己病得没布鲁门科尔重，于是对他的离席做出了一连串半是同情、半带鄙夷的评价。“可怜虫！”她说，“他眼看就不行啦。
这么一会儿又得出去放臭气。”“放臭气”这样粗俗的话，她竟然说得顺顺当当，面不改色，汉斯·卡斯托普只觉得既惊愕又好笑。几分钟后，布鲁门科尔博士又以出去时同样谦卑的姿态走了回来，坐下后继续大吃起来。他也吃得很多，每道菜都要了双份，就那么一声不吭，满脸忧心忡忡的表情。
接下来，午餐结束了：多亏上菜速度快——尤其是那位女侏儒，两条腿快得惊人，整个用餐过程仅花了一个小时。
汉斯·卡斯托普气喘吁吁，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上的楼，怎么就躺在了自己阳台上那把超级舒适的软椅里；要知道，午饭后的静卧一直要持续到下午喝茶，这可是一天里最重要的一次静卧，必须严格执行。在那将他与约阿希姆、俄国夫妇隔开的、不透明的玻璃墙之间，他躺着，心怦怦直跳，张着嘴呼吸，脑袋昏昏沉沉。他掏出手帕，发现上面有一团血迹，却没力气去想是怎么回事，虽说他一向挺关注自己的身体，天生就有一种敏感多疑、无病也爱琢磨病的性子。
他又点上一支玛利亚·曼齐尼雪茄，而且抽完了；这次跟往常一样，味道很不错。他昏昏欲睡，心情低落，恍惚地想着自己来到山上后的种种奇妙经历。有那么两三次，他想到施托尔太太的粗俗，想到她用的那些可怕字眼，忍不住笑出声来，胸部受到剧烈震动。
下面的花园里，微风时不时吹过，那面装饰着蛇形棒的想象中的院旗便会随风飘扬。天空又均匀地铺满了白云。太阳不见了，空气立刻变得凉飕飕的。公共静卧厅里看样子坐满了人；里面欢声笑语，嘈杂一片。
“阿尔宾先生，求求你，把那把刀子拿开，收起来吧，不然会出乱子的！”一个音调优美的女高音抱怨道。接着又有人说：
“阿尔宾先生，好人！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把这可怕的凶器拿到眼前来，刺激我们的神经！”第二个女人的声音插了进来——话还没落音，一个坐在侧面最外边椅子上的黄发青年——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就放肆地回应道：
“没门！太太们总该允许我玩玩我这把刀子吧！说真的，它特别锋利。当年我在加尔各答从一个瞎眼魔术师手里买来的……他能把它吞下去，他的徒弟马上又能从离他五十步远的地下把它挖出来……你们不想看看？它比我的剃胡刀还快呢。你只要摸摸这刀刃，它割进您的肉里就跟切黄油似的。等一等，我拿近点给你们看……”阿尔宾先生站了起来。顿时响起一片惊叫声。“那好，我现在去取我的手枪！”阿尔宾先生说，“它会让你们更感兴趣。一把能要人命的家伙。穿透力有……我回房间去把它取来。”
“阿尔宾先生，阿尔宾先生，求你别去！”好几个人尖叫起来。可阿尔宾先生已经走出静卧厅，朝自己房间走去——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身材高挑，长着一张红通通的娃娃脸，耳畔留着两小溜连鬓胡子。
“阿尔宾先生，”一位女士在他身后喊道，“您最好取来您的大衣穿上，就当是为了我！您患肺炎躺了整整六个礼拜，这会儿坐在这里却不穿大衣，也不盖东西，还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这简直是在试探上帝，阿尔宾先生，我跟您明说！”
可他仍一边走一边冷笑，几分钟后就提着枪回来了。这下，女士们叫得更厉害了，可以听见有几位想从躺椅上跳起来，却被毯子缠住，摔倒在地。
“你们瞧瞧，多小巧，多锃亮，”阿尔宾先生说，“可只要我在这儿一按，它就能……”又是一片惊叫声。
“里面当然装了弹药，”阿尔宾先生接着说，“在这块铁板中间，装着六颗子弹，每射一发，铁板就转动一孔……再说，我带着这家伙可不是为了闹着玩的。”他说。这时，他发现自己制造的效果减弱了，便把枪插进胸前的衣袋里，又坐到椅子上，跷起二郎腿，点着了一支新香烟。“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他重复了一遍，然后紧紧闭上了嘴。
“为什么呀？到底为什么呀？”有几个人声音颤抖地问，像是已经预感到了不祥。“太可怕了！”突然，一个声音单独叫了起来，阿尔宾先生听了，点了点头。
“我看，你们现在开始明白了，”他说，“没错，我带着它就是为了这个。”他不顾自己肺炎刚好，又吸了一大口烟，好打起精神，继续信口胡诌，“我准备着它，是为了有一天我对这**体厌烦了，就可以自己帮自己一把。事情很简单……我花了些时间研究，清楚怎么干最省事。”——“干”字一出口，又响起一声尖叫——“心脏部位排除在外……我觉得从这儿下手不太舒服……我宁愿马上失去意识，办法就是让一颗漂亮的小玩意儿钻进这个有趣的器官里……”说着，阿尔宾先生伸出食指，点了点自己那头剪得短短的黄头发下面的脑袋，“要对准这儿……”接着，他又从衣袋里掏出手枪，用枪口敲了敲太阳穴，“这儿，血管上方……就算没有镜子，也一点不难。”
好几个人哀求着，纷纷提出抗议，其间甚至响起了急促的抽泣声。
“阿尔宾先生，阿尔宾先生，快把手枪从您的太阳穴上拿开，看着太吓人了！阿尔宾先生，您还年轻，会好起来的，会重返生活，会得到大家的喜爱，我敢保证！快穿上您的大衣，躺好，盖好毯子，好好养身体！下次浴室师傅来用酒精给您擦身，您别再赶他走！把烟戒了吧，阿尔宾先生，听我们的，我们求您珍惜自己的生命，您那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但阿尔宾先生心意已决。
“不，不，”他说，“别管我。谢谢你们的好意。我从来没拒绝过任何一位女士哪怕最微小的请求。不过请注意，抗拒命运可没用。我在山上都三年了……我受够了，不想再陪着玩下去了——你们能怪我吗？我这病没治了，女士们——你们瞧我，看我坐在这儿，却患着绝症。——宫廷顾问不管怎样，他自己都差不多不再隐瞒了。对这个从事实得出的结论，你们还想让我有哪怕一丝怀疑吗！这就好比在中学里已经决定留级，不再补考，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眼下我已经完全达到了这种幸运的境地，什么都不用做，也不用想。一切都让我觉得好笑。您要巧克力吗？请随便拿！不，您吃不穷我，我房间里还有好多。八大盒，五块加拉彼德牌的，四磅林特牌的，都在楼上——全是我患肺炎那会儿，疗养院的女士们让人给我送来的……”
不知什么地方有个男低音要求安静。阿尔宾先生扑哧一声笑了，笑声像飘动的破布。接着，静卧厅里安静下来，那种寂静就像是一场梦破碎了，或者幽灵刚刚离去；而刚才说的那些话，此刻还在这寂静中奇怪地回响。
汉斯·卡斯托普听着，直到声音完全消失。尽管他还不能确定阿尔宾先生是不是个花花公子，但已忍不住对他产生了某种嫉妒。具体来讲，那个关于学生生活的比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自己在初中时也留过级。他清楚地记得那种虽然有点丢脸，但却充满幽默情趣的懒散状态。
在学年快结束时，他放弃了拼命复习迎考，当能“对一切都觉得好笑”的时候，他曾享受过这样的状态。他的感受模糊而混乱，很难确切地表达出来。他主要的感觉是，荣誉固然有诸多好处，但耻辱同样有不少益处，而且，后者带来的好处更加没有边界和限制。他试着把自己放在阿尔宾先生的位置上，设想自己彻底摆脱了荣誉的压力，能够永远享受耻辱带来的无尽好处，那会是怎样的情形。这么想着，一种甜蜜而迷茫的感觉突然袭来，让年轻人吃了一惊，一时间，他心跳的节奏更快了。
后来，他失去了意识。当左边隔墙后的说话声把他惊醒时，怀表上正好三点半。这时，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没跟着宫廷顾问，而是独自来查房，正用俄语跟那对没什么教养的夫妇交谈，像是在询问丈夫的身体状况，让他把体温登记表拿出来看看。
然后，他继续去执行任务，但不是穿过阳台的隔墙，而是退到走廊上，绕过汉斯·卡斯托普的房间，从门外走进了约阿希姆的屋子。人家这么绕着他走一圈，对他不理不睬，汉斯·卡斯托普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尽管他压根儿就没有和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单独交谈的意愿。的确，他正好身体健康，不在被关注之列——要知道在这山上就是这么回事，谁要是有幸身体健康，人家就对他不闻不问，不当回事；这让年轻的卡斯托普心里很不痛快。
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约阿希姆房间里待了两三分钟，就顺着阳台继续往前走。汉斯·卡斯托普听见表兄说，可以起来准备喝午茶了。“好。”他回答，同时从躺椅上站起身来。然而，他躺得太久，头晕得厉害，这样半睡半醒的状态并没有让他精神起来，脸颊反而又难受地发起烧来，而平时他总感觉冷——也许是他盖得不够吧。
他洗了洗脸和手，整理好头发和衣服，在走廊上与约阿希姆碰面。
“你听见那个阿尔宾先生说的话了吗？”下楼时，他问。
“当然，”约阿希姆回答，“这家伙真该有人管管。唠唠叨叨的，把整个午休都搅和了，把太太们激动得够呛，好几个星期都缓不过来。严重违反院规。可谁又愿意去当告密的呢！再说，对多数人来讲，那种瞎扯还是挺受欢迎的消遣呢。”
“你觉得有可能吗，”汉斯·卡斯托普问，“他真会去干他说的那件‘毫无困难的事’，让一个小物件钻进自己脑袋里去？”
“唉，还真有可能，”约阿希姆回答，“在咱们这儿，这种事经常发生。在我来之前两个月，一次大体检结束后，那边的树林里就有个大学生上吊了。我刚到的那阵子，大家还经常说起这事。”
汉斯·卡斯托普费力地打了个哈欠。
“是啊，在你们这儿我感觉不舒服，”他解释道，“我可没法说舒服。我看我可能呆不下去了，跟你讲，我得离开——你不会怪我吧？”
“离开？你这不是心血**嘛！”约阿希姆叫道，“别瞎闹了。你才刚来，怎么能才住一天就下结论！”
“天呐，还才第一天？我真觉得在你们山上已经待了好久好久了。”
“得，别又开始琢磨时间的问题了！”约阿希姆说，“今天早上就让你把我搞晕乎了。”
“不，别担心，我全忘了，”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全忘光了。这会儿我自己脑子也不清楚，那事儿已经过去了……现在该喝茶了吧。”
“对，喝完茶我们还可以去今天早上坐过的那条板凳那儿。”
“谢天谢地。不过，但愿别碰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我可声明，今天我再也没法参加任何高深的谈话了。”
餐厅里，凡是这会儿能端上来的饮料都端上来了。罗宾逊小姐又在喝她那血红的蔷薇果茶，侄女又在一勺一勺地吃酸奶。除此之外，还有牛奶、茶、咖啡、巧克力，甚至还有肉汤。各桌都坐满了在那顿丰盛午餐后躺了两个小时的客人。人人都忙着把奶油抹在大片大片的葡萄干糕饼上。
汉斯·卡斯托普要了茶，把重新烤过的面包泡进去。他也尝了尝果酱。葡萄干糕饼他只是仔细看了看，一想到要切开吃，心里就直打战。大厅有着朴素的彩色拱顶，摆着七张桌子，他又坐在其中一张自己的位子上——今天已经是第四次了。再过一会儿，七点整，还会有第五次，是为了吃晚餐。在这短暂而空虚的间隙里，可以安排一次去山路边水管旁那条长凳的散步——到时候路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疗养客，哥儿俩得不停地打招呼，然后再到阳台上静卧那短暂的一个半小时。汉斯·卡斯托普躺在那儿，感觉很冷。
晚餐前，他认真换了衣服，然后去坐在罗宾逊小姐和女教师中间，喝蔬菜汤，吃配了配菜的烤肉和烧肉，还吃了两片蛋糕。蛋糕里什么都有：杏仁、奶油、巧克力、果脯、杏仁泥，还有很不错的黑面包夹乳酪。他又要了一瓶库尔姆巴赫啤酒。可只喝完那高玻璃杯的一半，他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该上床睡觉了。
他脑袋里嗡嗡响，眼皮沉得像铅块，心跳得像敲小锣。他痛苦地觉得，漂亮的玛露霞似乎用戴着小红宝石戒指的手掩着脸，身体前倾，在偷偷笑话他，尽管他拼命努力，不让她有任何理由这么做。仿佛远远地，他听见施托尔太太在说话。她的话让他觉得荒唐透顶，甚至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施托尔太太是不是真那么说了，还是在他脑子里，施托尔太太的话发生了荒诞的变化。
她说，她能调制二十八种不同味道的鱼汁——她敢打包票，尽管她丈夫告诫她别讲出来。“别去讲！”他说，“谁也不会相信你；就算相信，人家也会觉得可笑！”可今儿个她偏要讲一讲，公开承认自己确实能配出二十八种鱼的调料。这在可怜的卡斯托普听来，太可怕了。他猛地一惊，伸手去摸额头，完全忘了嘴里还有一块夹着切斯特乳酪的黑面包没嚼、没咽。直到从席上站起来，他嘴里还含着那块面包。
他们穿过左边那道老是被摔得很响的玻璃门，直接来到前厅。几乎所有疗养客都走这同一条路；原来，晚饭后这段时间，前厅和紧挨着的沙龙里有一些娱乐活动。多数病人三五成群地站在一旁聊天。围着两张铺着绿色台布的可折叠桌子，有些人在玩牌，一张桌子玩多米诺，一张桌子玩桥牌，参加的全是年轻人，阿尔宾先生和赫尔米娜·克勒费特也在其中。
此外，在第一间客厅里还有几样光学玩意儿：一是一架立体西洋镜，通过透镜，可以看见竖在箱内的照片，比如一艘威尼斯小艇上的船夫什么的，栩栩如生，却一动不动，也没有血色；二是一支单筒望远镜模样的万花筒，把一只眼睛凑近透镜，只要轻轻转动一个轮子，筒里的星星和阿拉伯花饰便会变幻出千姿百态；最后是一面旋转的鼓，装上电影胶片，从一旁的开口望进去，就可以看到要么是个磨房小工在和扫烟囱的人打架，要么是位小学教员在惩治学童，要么是戏子在走钢丝，要么是一对农村小青年在跳华尔兹舞。
汉斯·卡斯托普用一双冰冷的手撑着膝盖，每一样玩意儿都看了很久。他还到桥牌桌旁站了站，看无可救药的阿尔宾先生如何撇着嘴角，手法娴熟地甩牌。在一个角落里，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正和围成半圆形的女士们亲切交谈。她们中有施托尔太太、伊尔蒂丝太太和莱薇小姐。“好样儿的俄国人席”的成员退到了相邻的一间用门帘与游艺厅隔开的小沙龙里，组成了一个亲密无间的小团体。除了舒舍夫人，还有一位黄胡须、胸脯凹陷、金鱼眼睛、神情萎靡的先生；一个皮肤黝黑、头发蓬松、戴着一对金耳环的少女，一看就是那种个性鲜明、富有幽默感的典型；还有就是从别的桌过来加入的布鲁门科尔博士以及另外两个溜肩膀青年。舒舍夫人面朝游艺室，坐在小房间背面一张圆桌后的沙发上，是这个小团体的核心。
汉斯·卡斯托普不无鄙夷地看着这个没教养的女人，心里暗自琢磨：她好像让我想起了什么，可又说不清楚……一位三十岁左右、头发稀疏的高个子男人，在一台褐色小钢琴上已经把《仲夏夜之梦》里的那首《婚礼进行曲》翻来覆去弹了三次，现在又应一些女士的要求，开始第四次弹奏这首曲子，而且在弹之前，还深情地、默默地用目光向每一位女士致意。
“请问您身体如何，工程师？”一直在大厅里转悠的塞特姆布里尼双手插在裤兜里，这时走到卡斯托普面前问道。他依旧穿着灰色的粗绒布外套和浅色的格子花裤子。他称呼“工程师”时面带微笑，可看着他那上翘的黑胡子，以及胡子底下带着嘲讽意味撇起的嘴角，汉斯·卡斯托普只感觉头上像被浇了盆凉水。他呆呆地望着意大利人，嘴唇微微颤动，眼睛里布满血丝。
“啊，是您，”他说，“是早上我们在山上散步，在那条长凳……在水槽旁边……碰到的那位……当然，当然，我一眼就认出您了！您信吗？”明知不该说，他还是说了出来，“当时乍一看，我还以为您是个街头拉手风琴卖艺的呢！……这当然纯粹是瞎扯，”他补充道，因为他发现塞特姆布里尼已换上冷峻的目光审视自己，“总之，蠢透了！我自己都完全不明白，天晓得我怎么会……”
“您别在意，一点关系都没有，”塞特姆布里尼又打量了年轻人一番，然后说道，“我想知道，您今天过得怎么样——您在这乐园里的第一天？”
“非常感谢。完全按部就班，”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多半是‘水平地’，用您喜欢的说法来讲。”
塞特姆布里尼微微一笑。
“或许，我偶尔是这么说过，”他道，“那么，您觉得这儿的生活方式有趣吗？”
“又有趣又无聊，全看您怎么看，”汉斯·卡斯托普回答，“有时候真的很难分清。我压根没觉得无聊——你们山上的生活太丰富了。能听到、看到这么多新奇玩意儿……可另一方面，我又感觉好像来到山上不止一天了，而是已经很久——我甚至觉得自己年龄变大了，头脑也更成熟了。”
“更成熟？”塞特姆布里尼挑起眉头问道，“请允许我问一句：您究竟多大了？”
您瞧，汉斯·卡斯托普竟然答不上来！他一下子说不清楚自己的年龄，尽管他拼命甚至绝望地努力回想。为了争取时间，他让对方把问题重复了一遍，然后回答：
“……我……多大？当然是二十三。很快就满二十四岁了。请原谅，我太累了！”他说，“但说累还不太能形容我的状态。您知道吗，就像在做梦，明明知道自己在做梦，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想必是在发高烧，除此之外没法解释。您信吗？我的脚一直冷到膝盖。要是可以这么说的话，因为膝盖其实已经不属于脚的范畴了——请原谅，我脑袋昏沉得厉害，说到底也不奇怪，一大早就开始……就已经被气胸的事儿吓了一跳，然后又听阿尔宾先生滔滔不绝地演说，而且还是躺着听的。您想想，我总觉得自己的五种感官都靠不住了；我得说，这比脸发烧、脚发冷更让我难受。请您坦诚地告诉我，施托尔太太自称能做出二十八种鱼汁，您觉得可能吗？我不是说她到底能不能做出来——我觉得绝对不可能——我只是想弄清楚，是她刚才在餐桌上真这么说了，还是仅仅是我的感觉——我就想知道这个。”
塞特姆布里尼望着他，仿佛根本没在听，双眼直直的，一副茫然的神情。“是的，是的，是的，”他像早上那样连说了三遍，“瞧瞧，瞧瞧，瞧瞧！”——他把齿音发得很尖锐，带着一种嘲讽且难以捉摸的意味。
“您说二十四……”他问。
“不，二十八！”汉斯·卡斯托普回答，“二十八种鱼汁！不是普通的卤汁，而是专门的鱼卤，惊人就惊人在这儿。”
“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带着生气又规劝的口吻说道，“请您清醒清醒，别再说这些无聊的傻话了，我压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您说二十三岁？嗯……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或者给您一个建议，您想听就听。既然您在我们这儿感觉难受，既然您的身体，如果我没完全弄错的话，还有精神都不舒服——那么，您就别在这儿干等着了，一句话，今晚就重新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坐快车离开，怎么样？”
“您觉得我该走？”汉斯·卡斯托普问，“我才刚到啊？不，我怎么能才过一天就下结论呢！”
说这话时，他不经意地瞥了瞥隔壁房间，正好与舒舍夫人的目光相遇，看到了她那眯成缝的眼睛和宽宽的颧骨。她到底让我想起这世界上的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呢？汉斯·卡斯托普暗自思忖。然而，这个问题，他那疲惫的脑袋怎么想也想不出答案。
“当然，要适应你们山上的生活，对我来说确实不太容易，”他接着说，“这本该预料到的；所以，仅仅因为头几天脑袋发昏、脸发热就马上打退堂鼓，我肯定会感到羞愧，甚至觉得自己是个懦夫，再说这也完全不合理——不是吗，您自己也说……”
突然，他的言辞变得十分恳切，肩膀也激动地耸动着，像是一定要说服那个意大利人，无论如何都得把他的建议收回去才行。
“向理性致敬，”塞特姆布里尼回答，“也向您的勇气致敬！您刚才的话很在理，很难找出反驳的理由。而且我确实也见过一些适应得很好的例子。
比如去年的克乃弗小姐，奥蒂莉娅·克乃弗小姐，一位高官家庭的千金。她在山上住了一年半，住得太习惯了，以至于完全康复之后——这儿偶尔也有人康复——还说什么都不肯离开。她诚恳地恳求贝伦斯宫廷顾问同意她留下，说她不能走，不想走，这儿就是她的家，在这儿她感到幸福。
然而，等着入院的病人很多，她的房间必须腾出来，所以恳求没用，人家还是坚持让她康复出院。谁知道奥蒂莉娅却发起烧来，体温曲线直线上升。可是人家识破了她，拿走了她常用的体温计，给她换了支‘哑大姐’——您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一支不带刻度的体温计，检查时大夫自己用尺子量，自己登记结果。奥蒂莉娅，我说先生，体温只有三十六度九，奥蒂莉娅的烧退了。这下她就只好去湖里游泳——当时是五月初，夜里还结冰，湖水虽说没结冰，但准确地讲只有零上几度。她在水里泡了很久，想让自己得点什么病——可结果呢？她康复了就是康复了。告别时那叫一个伤心绝望，父母的安慰话她一句也听不进去。‘让我去山下能干什么？’她不停地喊，‘这儿才是我的家！’也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可我觉得，您没在听我讲，工程师？您站着很吃力，如果我没完全弄错的话。少尉，您表弟在这儿呢！”他转过头，对正走过来的约阿希姆喊道，“带他上床休息吧！他既理性又勇敢，只是今晚有点站不稳了！”
“不，真的，我都听懂了！”汉斯·卡斯托普想让对方相信，“‘哑大姐’就是根水银棍儿，完全没有刻度——您瞧，我完全理解了！”不过，随后他还是由约阿希姆带进电梯，回到了楼上，和其他许多病人一样。——当晚的娱乐活动已经结束，大家各自散去，回到大厅和阳台上进行晚间静卧。汉斯·卡斯托普跟着走进约阿希姆的房间。走廊上铺着椰子皮编织的席子，脚一踩就微微拱起，但卡斯托普已不再觉得不舒服。他坐到约阿希姆那把绣着花的大靠椅上——他自己房间里也有一把同样的椅子，点着了一支玛利亚·曼齐尼雪茄。可雪茄的味道像黏土，像煤块，像很多东西，就是不像它本该有的味道。
然而他坚持抽着，一边看着约阿希姆准备静卧，只见他穿上一件类似士兵便服的上衣，再套上一件旧外套，然后把床头柜上的小灯和他的俄语教程一起搬到阳台上，拧亮小灯，嘴里含着体温计坐到躺椅上，接着就以令人吃惊的熟练动作，开始用搭在躺椅上的两条驼毛毯子把自己裹起来。汉斯·卡斯托普打心底里佩服表哥的熟练手法。约阿希姆把毯子一条接一条地展开，先从左边，再到右边，把自己从腋窝一直盖到脚，最后让整个身子变成一个绝对平整均匀的包裹，露在外面的只有头、双肩和双臂。
“干得真漂亮。”汉斯·卡斯托普说。
“全靠练习。”约阿希姆回答，说话时用牙齿咬着体温计，“你也能学会的。明天一定给你弄两条毯子来。你回到山下也用得上；在我们这儿就更是必不可少了，特别是你又没有毛皮睡袋。”
“晚上我不在阳台上静卧，”汉斯·卡斯托普解释说，“我不会这么做的，现在就告诉你，我觉得那样太离谱了。凡事总得有个限度。说到底，我得表明，我只是来你们这儿做客的。我准备再坐一会儿，抽抽烟，仅此而已。味道糟透了。不过我知道烟是好的。对我来说，今天已经够受的了。马上就九点了——真遗憾，还没到九点呢。不过一到九点半，就差不多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上床睡觉了。”
他打了个冷战——接着又一个，接着很快地一连打了几个。汉斯·卡斯托普跳起来，飞快地跑到墙上挂着的温度计前，像是要当场抓住什么似的。室温是雷氏九度。他握住暖气管，发现是冷冰冰的。他语无伦次地嘟囔着，大概意思是虽然才八月，不生暖气实在太缺德了，因为不能只看印在纸上的月份名称，而得看实际温度；眼下这温度，不冻得人像条狗吗？可与此同时，他的脸却在发烧。他坐下去，又站起来，含糊不清地请求约阿希姆允许他从**拿条被子，然后坐在椅子上，把被子打开盖在下半身。他就这么坐着，又冷又热，还受着那味道糟糕的雪茄的折磨。一种极其窝囊的感觉向他袭来，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没这么难受过。“真没意思！”他嘟囔着。
可就在这时，他又突然感到一种特别的、异想天开的喜悦和希望。这种感觉转瞬即逝，他只好坐在那儿，等着它或许还会再来。然而它没再来，剩下的只有难受。最后，他只得站起身，把被子扔回**，撇着嘴嘀咕了几句诸如“晚安！”“小心别冻着！”或者“吃早饭时还是叫我一声”之类的话，便摇摇晃晃地穿过走廊，回自己房间去了。
脱衣服的时候，他哼起了歌，不过并非因为心情愉悦。他机械地、下意识地去了趟厕所，完成了睡前那些符合文明习惯的事情，从旅行小药瓶里把淡红色的漱口药水倒进玻璃杯，一本正经地漱了漱口，又用他那质地优良的软性紫罗兰香皂洗了手，这才穿上长长的上等亚麻布睡衣——睡衣胸前的口袋上绣着两个字母：HC。随后，他躺到**，熄了灯，把自己昏昏沉沉、发着烧的脑袋靠在那个美国女人临死前睡过的枕头上。
他原本坚信自己马上就能入睡，结果却大错特错。刚才他几乎眼皮都睁不开，可这会儿却怎么也合不上眼了，刚一闭上，马上又会不安地抽搐着睁开。他自言自语道，现在还没到他平常习惯上床睡觉的时间，再说白天又睡得太多了。而且，室外好像还有人在敲打地毯——这显然与事实不符，或者说根本没这回事。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心跳声，响得在身体外边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那声音就真跟有人在室外用藤拍儿抽打地毯似的。
房间里还不算漆黑一团；从两边的阳台上，也就是约阿希姆和“糟糕的俄国人席”那对夫妇那儿，透过开着的阳台门，投进了小灯的光亮。
汉斯·卡斯托普眨动着眼皮，仰卧在**，突然，一个白天里观察到，却又怀着恐惧和温情，试图立刻忘掉的情景，再次浮现在他眼前。那就是在谈到玛露霞和她的体态特征的瞬间，约阿希姆脸上表情的变化——嘴奇怪地扭曲着，黝黑的脸变得一块青一块白。汉斯·卡斯托普理解并看透了其中的缘由。他领会得如此深刻，观察得如此真切，前所未有，以至于那敲地毯的拍儿声，既加快了节奏，也增大了力度，几乎盖过了从达沃斯坪上传来的小夜曲的旋律。
原来，山下的那家旅馆里，此刻正在举行音乐会；一出轻歌剧那结构对称平稳、已经被演奏得滥俗了的曲调，穿过夜空，飘到了山上，汉斯·卡斯托普忍不住用口哨，悄声跟着吹了起来——确实有人能像耳语似的悄声吹口哨，一边吹，还一边用冰冷的双脚在鸭绒被子底下打着拍子。
这样当然没法入睡，而汉斯·卡斯托普也完全没有睡意。自从他以如此新鲜而生动的方式，明白了约阿希姆脸色为何大变之后，世界在他眼前仿佛焕然一新，他在内心深处，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放纵的喜悦和希望，而且，他还在期待着什么；可究竟期待什么，他却没有认真去想。然而，当他听见左右两边的邻居已经结束静卧，回到房内，用在房内的静卧姿势，代替了室外的静卧姿势时，他不禁自言自语，道出了自己的想法，也就是那对野蛮的夫妇，今晚应该会相安无事吧。
我可以放心入睡了，他想。他们今晚会安安静静的，我绝对肯定！可谁知道，他们并不安静，而汉斯·卡斯托普也并非真心认为他们会安静。是啊，如果他们真的相安无事，那他自己岂不成了傻瓜吗？对于自己亲耳听到的声音，他惊讶得忍不住不断发出无声的叹息。“不像话！”他在心里呼喊，“太不成体统了！谁能相信会有这种事？”与此同时，他又不时地撮起嘴唇，低声吹口哨，去应和那从山下源源不断传来的乏味老调。
他终于睡着了，可紧接着，就做起了怪诞的梦，比昨天夜里的梦更加荒诞离奇。他常常被吓醒，或者梦见自己在拼命奔跑，以至于一下子从**跳了起来。在梦中，他看见宫廷顾问贝伦斯，迈着两条罗圈腿，摆动着两只僵直的胳臂，和着远处传来的进行曲，大步地、没精打采地在花园的小路上走着。他走到汉斯·卡斯托普面前，便站住了，戴上一副镜片很厚的圆眼镜，嘴里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是个老百姓，没错。”他说着，也不征求同意，就伸出他那只大手，用食指和中指，把卡斯托普的眼皮翻了起来，“有身份的老百姓，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不过，也不乏天才，浑身发高烧的天才！会高高兴兴地在咱们山上住上好些年头的！噢，先生们，快点，该去散步啦！”说着，他把两根粗大的食指塞进嘴里，吹出了一声异常悦耳的唿哨，立刻，变得小小的罗宾逊太太和女教师，从不同方向飞了过来，在他左右两肩上，一边坐一个，就跟她们在餐厅里吃饭时，坐在汉斯·卡斯托普两边一样。接着，宫廷顾问又一蹦一跳地往前走，同时，用一条餐巾在眼镜背后擦眼睛——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擦什么，是汗珠，还是泪水。
接着，他又梦见自己在校园里，在那个他多年来度过课间休息时间的地方，舒舍夫人也在那儿；他正打算去向她借支铅笔。她拿了半截银杆的红铅笔给他，用低沉悦耳的嗓音提醒他，一下课就得赶紧归还。当她瞪着宽大颧骨上那对蓝不蓝、灰不灰、绿不绿的细眯眯眼睛，盯着他瞧时，他猛地从梦中惊醒过来，因为他终于知道，而且努力想记住，舒舍夫人到底让他想起了谁。
他赶紧把这个发现牢牢记住，打算留到明天再去琢磨。他感觉又被睡梦包围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必须躲避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追逐。博士要抓他去进行灵魂分析；对此，汉斯·卡斯托普真是怕得要命，吓得要死。他不顾生命危险，跳进花园里，情急之中，甚至去爬那根红棕色的旗杆。就在追赶他的大夫伸手抓住他裤腿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
可还没等他稍稍平静一会儿，他又睡着了，并且做了下面这个梦。他正努力用肩膀把塞特姆布里尼挤开，意大利人却硬是站在那儿，面带微笑——从那漂亮地往上翘起的丰满小黑胡儿下边露出的微笑，真让汉斯·卡斯托普受不了。“真讨厌！”他清楚地听见自己说，“走开！您不过是个拉风琴的流浪汉，讨厌死了！”然而，塞特姆布里尼就是赖着不走。
汉斯·卡斯托普站在那儿，还在考虑该怎么办，突然，他意识到已经到了行动的时候，也就是该给那些打算弄虚作假的人，送去“哑大姐”了，送去那种完全没有刻度的水银棍儿了。——他醒来时，下定决心要把梦里的发现告诉表兄约阿希姆。
就在这样的奇遇和发现中，夜晚慢慢流逝着。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阿尔宾先生、米克洛齐希上尉和施托尔太太等等，都在卡斯托普的梦中，扮演了乱七八糟的角色。比如，米克洛齐希上尉嘴里含着施托尔太太在逃跑，被帕拉范特检察官用投枪刺穿了背脊。有个梦，汉斯·卡斯托普一夜之间做了两遍，而且两遍完全一模一样——等做第二遍时，天已经快亮了。他仿佛坐在摆着七张桌子的餐厅里，门“咣啷”一响，舒舍夫人走了进来，一只手插在白色毛线衣的口袋里，另一只手托着后脑勺上的头发。这个没教养的妇人，没有去“好样儿的俄国人席”，而是一声不吭地踱到汉斯·卡斯托普身边，默默地伸过手来，让他亲吻——可不是给他手背，而是给他手心。
汉斯·卡斯托普吻了她的手，吻了两只未经精心保养、手掌偏宽、指头粗短、指甲边的肉皮已经翘起的手。刹那间，他从头到脚，充满了一种甜蜜得令人心慌意乱的快意——那种他在尝试着摆脱荣誉的重压，去享受耻辱的无穷好处时，已经感受过的快意，此刻，在梦中，他再次体验到了，不同的是，还要强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