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约阿希姆的回答已经显得勉强和含糊。桌上摆着一个有绒布衬里的红牛皮小盒子。他从盒子里取出一支小小的体温表,把灌着水银的下端塞进嘴里,让它紧紧挨着舌根底下,以致伸到口外的玻璃棍斜着翘了上去。

随后,他开始换衣服,穿上便鞋,套上一件类似旧军装的上衣。他从桌上拿起一张印好的表格、一支铅笔和一本俄语语法书——原来他在学俄语,因为他说,他希望将来在部队里能派上用场——准备停当后,他便到外面阳台上的躺椅里坐下来,把一条驼毛毯子轻轻搭在腿上。

其实毛毯几乎没必要:在过去的一刻钟里,云层越来越薄,阳光直射下来,像夏天一样温暖、耀眼,约阿希姆只好用一顶白麻布阳伞遮住脑袋。借助一个精巧的小装置,阳伞固定在了躺椅的扶手上,可以根据太阳的位置随意调节。

汉斯·卡斯托普对这个发明赞不绝口。他想等着看体温测量的结果,顺便瞧瞧这一切是怎么做的,还留意到倚在阳台角上的那只皮口袋——约阿希姆在寒冷的日子才会用它。汉斯·卡斯托普把胳膊肘支在栏杆上,俯瞰着花园。在那儿的公用静卧厅里,此时已经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病人: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写字,有的在聊天。不过,能看清的只是厅内的一部分,大概五张躺椅的位置。

“这得量多长时间呢?”汉斯·卡斯托普转过身问。

约阿希姆伸出了七根手指。

“那也该够了——七分钟!”

约阿希姆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他从嘴里拔出体温表,一边查看,一边说道:

“是啊,你要是留意时间,我是说,它就走得很慢。一天四次,我都挺喜欢量体温,因为只有在量体温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一分钟,甚至七分钟原本是怎么回事儿——在这山上,一个星期的七天咱们都得熬过去,太可怕了。”

“你说‘原本’。你不能说‘原本’,”汉斯·卡斯托普反驳道,他把一条腿跨在栏杆上坐着,眼白中带着血丝,“时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原本’。它对你来说显得长,那就是长,让你觉得短,那就是短,可实际上它究竟多长多短,谁也不知道。”他不习惯谈论玄奥的哲学问题,却又强烈地感到想要说一说。

约阿希姆不同意他的观点。

“什么话!不是这样的。咱们可是能测量时间。咱们有钟表和日历;当一个月过去,那对所有人来说,它都同样过去了,对你、对我、对咱们大家都一样。”

“注意,”汉斯·卡斯托普说,同时把右手食指举到失神的眼睛旁边,“当你在量体温的时候,一分钟就是你感觉到的那么长,对吧?”

“一分钟有这么长……就是秒针跑完一圈所需要的时间。”

“可它需要的时间却完全不同……对于我们的感觉来说!实际上……我是说,从实际情况看,”汉斯·卡斯托普重复着同样的意思,把食指用力按在鼻子上,鼻尖都完全歪了,“那是一种运动,一种空间运动,对吧?好了,等等!也就是说,咱们是用空间来度量时间。可这就跟想依据时间来测量空间一样嘛——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这么干。从汉堡到达沃斯坐火车要二十个小时——没错,可要是步行呢?步行得要多长时间?还有,要是用思想呢?一秒钟都用不了!”

“我说,”约阿希姆道,“你这是怎么了?我觉得你在我们这儿不太对劲吧?”

“别瞎说!我今天头脑清醒得很。时间到底是什么?”汉斯·卡斯托普问,同时使劲把鼻尖按到一边,使它苍白得完全没了血色,“你能告诉我吗?空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器官,用视觉和触觉去感知。这很好理解。可我们感知时间的器官是什么?你能指给我看吗?瞧,你稳稳地坐在这儿。可是,对于一种严格来讲我们一无所知,也讲不出它任何特性的东西,我们又该怎么去衡量呢!我们说:时间在流逝。好吧,就算它真能流逝。可要是为了测量它……等等!为了能被测量,它必须均匀地流逝。然而,哪儿又写明了它是这样流逝的呢?对于我们的意识来说,它并非如此;我们只是按照规定,假定它是这样,我们的尺度仅仅是人为约定的。请原谅……”

“行啦,”约阿希姆接过话茬,“这么说来,我体温表上高出的四个刻度,也不过是人为约定的吧!可就因为多了这几道线,我就得在这儿磨蹭日子,不能去服役,这事实真让人讨厌透顶!”

“你有三十七度五?”

“又已经降下来了。”约阿希姆在表格上做记录,“昨天晚上差点到三十八度,因为你来了。所有人在来客的时候体温都会升高。不过,这倒也不是坏事。”

“那我现在就走,”汉斯·卡斯托普说,“关于时间,我脑子里还有一大堆想法呢——一整套的想法,我想说。不过,这会儿我不想拿它们让你激动,你的体温表上已经高了一些。我先全留着,待会儿再讲,也许在早餐之后。到吃早餐的时候叫我一声。我现在也去静卧,反正又不难受,感谢上帝。”说着,他便绕过玻璃隔墙,来到自己的阳台上;那儿靠着小茶几,同样有一把打开的躺椅。他从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卧室里,取来那本《远洋船舶》和他漂亮的白、绿、暗红相间的格子呢旅行毯,然后坐了下来。

他很快也不得不撑开阳伞;一旦人躺下来,太阳就烤得让人受不了。不过躺在这儿却异常惬意,汉斯·卡斯托普立刻满意地发现——他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坐过这么舒适的躺椅,椅架是那种古旧的样式——当然,这只是个人喜好问题,因为躺椅显然很新,用抛光的红棕色木料制成,卧垫罩着柔软的印花织物,从脚下一直到靠背顶端,实际上是由三块厚厚的垫褥拼接而成。除此之外,还用细绳不松不紧地捆着一只绣花亚麻面枕头,怎么靠上去都恰到好处,让人感觉格外舒服。

汉斯·卡斯托普眯着眼,一条胳膊支在又宽又平的扶手上,静静地待在那儿,没有翻开《远洋船舶》来消遣。透过阳台的拱形墙隙望出去,外面的风景虽然荒凉,但在阳光的映照下,却如画一般美丽,而且像装了画框。汉斯·卡斯托普欣赏着,思绪万千。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在周围的一片寂静中,高声说道:“没错,今天早上伺候我们吃第一顿早餐的,确实是个女侏儒。”

“嘘——”约阿希姆轻声制止道,“能不能小声点儿。没错,是个女侏儒,那又怎样?”

“不怎样。只是咱们压根儿还没聊过这事。”

随后,他继续天马行空地想着。他刚坐下来的时候是十点钟。现在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时,不长也不短。等这个小时过完,疗养院和花园里便响起一阵锣声,起初声音很远,接着越来越近,最后又渐渐远去。

“吃早餐了。”约阿希姆说。听得见他已经站起身来。

汉斯·卡斯托普也结束了眼下的静卧,回到房间稍微整理了一下仪表。表兄弟俩在走廊里碰面,一起朝餐厅走去。汉斯·卡斯托普率先开口:“嘿,躺那躺椅上可真舒服。这到底是什么躺椅呀?要是在这儿能买到,我就带一把回汉堡去;躺在上面简直像进了天堂。你觉得,它们会不会是贝伦斯让人按照他的设计定制的呢?”

约阿希姆也不太清楚。他脱掉外套,第二次走进餐厅;里面众人已经吃得、喝得热火朝天。

餐厅里到处泛着牛奶的白光;每个座位前都摆着一只大玻璃杯,盛了足足半升牛奶。

“不,”汉斯·卡斯托普说,尽管第一次早餐对他来说仍是个沉重的负担,他还是在女裁缝和英国女士之间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无奈地展开了餐巾,“不,”他说,“谢天谢地,我根本喝不了牛奶,尤其是现在。这儿有波特黑啤酒吗?”他先是礼貌而温和地问女侏儒。可惜没有。不过她答应去拿杯库尔姆巴赫啤酒来,也确实拿来了。黑色的,很浓稠,翻涌着棕色的泡沫,很好地替代了波特啤酒。

汉斯·卡斯托普从一只半公升的高玻璃杯中大口大口地喝着,一边吃着烤面包片夹冷肉。接着又端上来燕麦糊、大量黄油以及水果。他只是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实在没胃口再享用了。他也打量着其他食客——对他来说,他们已开始有了区别,这个或那个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自己这一桌已经坐满,只有正对着他的上座还空着,一问才知道那是留给大夫们的。原来,大夫们一有空就会来和大家一起用餐,而且不断变换座位,所以每一桌的上座都空出来给他们。这会儿两位大夫都没来,有人说他们正在做手术。那位留着八字须的年轻人又进来了,下巴垂在胸口,满脸愁容地坐着,旁若无人。那个淡黄色头发的瘦削少女又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一勺一勺地吃着酸奶,仿佛这是她唯一爱吃的东西。

她旁边这回坐着一位乐呵呵的小老太婆,正用俄语和沉默的年轻人搭话,可对方只是忧心忡忡地瞪着她,除了点点头没有任何回应,脸上又露出了像嘴里含着什么难吃的东西似的怪模样。正对着他,在老太太的另一侧,还坐着一位年轻姑娘——模样十分漂亮,脸色红润,胸脯高耸,栗色的头发卷成很迷人的波浪形,一双圆圆的褐色眼睛充满稚气,美丽的手上戴着一枚小小的红宝石戒指。她很爱笑,而且只会讲俄语。汉斯·卡斯托普听人叫她玛露霞。此外他还发现,每当她笑或者讲话的时候,约阿希姆就会板起面孔,垂下眼睛。

塞特姆布里尼从一道侧门进来,一边捻着胡子,一边走向他的座位,那是斜对着卡斯托普的一张桌子的端头。他一坐下,同桌的人立刻哄堂大笑;多半是他又说了什么尖酸刻薄的话。汉斯·卡斯托普也认出了“半边肺协会”的成员们。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傻头傻脑地走到她在一扇通向露台门前的座位旁,和那个刚才把上衣胡乱往上一撩的小伙子打招呼。在汉斯·卡斯托普右边横着的那张餐桌上,除了皮肤像象牙一样白的莱薇和紧挨着她的脸上长色斑的胖太太伊尔蒂丝,还有一些人他之前没见过。

“瞧,你的邻居来了。”约阿希姆倾过身子,低声告诉表弟……那一对从卡斯托普身边走过,走向右边最后一桌,也就是“糟糕的俄国人席”;那儿已经坐着另一对带着个丑男孩的夫妇,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燕麦片粥。男的身体虚弱,脸颊凹陷,脸色发灰。他上身穿一件棕色皮外套,脚蹬一双带纽襻的大毡靴。他老婆同样又瘦又小,头上的羽毛帽子晃来晃去,穿着一双精致的高跟皮靴,走起路来脚步急促。她脖子上围着一条不太干净的鸟羽披巾。汉斯·卡斯托普毫无顾忌地打量着他俩,这种情况在他身上从未有过,他自己都觉得有些粗鲁唐突。

然而,恰恰是这种粗鲁唐突,突然让他感到一种快意。他的眼神既呆滞又带着股子狠劲儿。就在这时,他左手边的玻璃门“咣啷”一声关上了,跟第一次早餐时的情形一模一样。可他只是扭了扭脸,没像早上那样浑身一震。他想转过头去看个究竟,却觉得太费劲,不值得费那个力气。就这样,他又没弄清楚,到底是谁开关门那么莽撞。

原来是早餐时喝的啤酒在作怪,平时喝这酒只会让他有点晕晕乎乎,今天却让这个年轻人完全醉了,整个人都麻木了——那感觉就像脑门儿上挨了一闷棍。眼皮沉得像灌了铅,舌头也不听使唤;他出于礼貌想跟英国太太简单聊几句,却没能成功,甚至只是为了转移一下视线,都得使出浑身解数。

还有那讨厌的脸发烧,现在完全达到了昨天的严重程度:两颊热得像是肿了起来;他呼吸困难,心跳得就像有只缠着布的榔头在敲。要说他还能忍受这一切,只是因为他的脑袋已经处于一种类似吸了两三口氯气后的麻醉状态。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来吃早餐了,在他对面坐了下来。汉斯·卡斯托普也只是像在梦里似的隐隐约约看见了他,尽管大夫不时地盯着年轻人看,同时操着俄语跟右手边的两位女士说话——那两位年轻姑娘,艳丽的玛露霞和瘦削的酸奶爱好者,在大夫面前都谦卑而羞涩地垂下了眼帘。总体来说,汉斯·卡斯托普的举止还算得体。因为舌头不听使唤,他索性一声不吭,静静地坐着,用起刀叉来甚至格外文雅。当表兄向他点点头,站起身,他也跟着站起来,茫然地向同桌的人鞠躬告辞,稳稳当当地跟在约阿希姆身后走了出去。

“什么时候再去静卧?”离开大楼时,他问表兄,“依我看,在这儿最惬意的事儿就是这个了。真希望我现在又能躺在我那超棒的躺椅上。咱们要走很远的路吗?”

多说了一句

“不,”约阿希姆回答,“我不允许走太远。这段时间我通常只往山下走一小段路,穿过村子,一直到达沃斯坪,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在那儿可以逛逛商店,看看形形色色的人,买些需要的东西。午饭前还得再静卧一个小时,饭后一直躺到四点钟,这些你完全不用担心。”

哥儿俩沐浴着阳光,走下通向疗养院的山路,跨过小溪和那条窄窄的铁轨,眼前便出现了山谷右侧斜坡上那些形状奇特的山峰:小施雅角峰、绿色钟楼群峰、村前峰……约阿希姆一一说出它们的名字。在那边半山腰上,坐落着达沃斯村被一圈围墙环绕着的公墓,——约阿希姆也同样用手杖指了指它。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上了大道。大道比谷底高出一层楼左右,顺着梯形的斜坡向前延伸。

现在已经很难说还有个村子了;反正,除了名字,其他什么都没留下。疗养地不断朝着谷口方向扩展,已经把它完全吞并了;原先叫做达沃斯村的整个居住区都并入了所谓的达沃斯坪,连一点儿界限都看不出来了。旅馆、公寓——全都建有很多敞厅、阳台和静卧室——以及出租房间的小民居,排列在大路两侧。这儿那儿还在新建一些建筑,有的地方建了一半却停工了。穿过大路,可以看见山谷中一片片开阔的草地……

汉斯·卡斯托普怀着对那种他已经习惯并且迷恋的生活享受的渴望,又点上了一支雪茄。多半得感谢他刚才喝的那杯啤酒,这会儿他时不时地又品出了令他陶醉的香味儿,心里感到无比满足:当然,这香味儿只是偶尔出现,而且很淡——得相当专注,才能捕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愉悦感,那讨厌的牛皮味儿还是浓烈得多。他实在无法接受这无奈的现实。

为了能获得那要么根本没有、要么只是像在嘲讽他似的远远地向他示意的享受,他又努力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厌烦和反感地把雪茄扔掉了。尽管如此,他仍觉得有义务和表兄聊聊天,不然太不礼貌了。为了这个目的,他开始回忆之前准备讲的关于“时间”的那些深刻见解。然而,事实上他已经把那一整套理论忘得一干二净,脑子里一点儿想法都没剩下。无奈之下,他只好说起身体方面的事儿来,而且说得颇为怪异。

“你什么时候再量体温?”他问,“午饭后吗?好,挺好的。饭后机体处于活跃状态,情况肯定能显示得更清楚。贝伦斯让我也量体温,这多半只是句玩笑话,你说呢?——塞特姆布里尼听了也哈哈大笑,这根本没什么意义。再说了,我连个体温表都没有。”

“这简单,”约阿希姆回答,“你去买一支就是了。这儿到处都有体温表卖,几乎每家商店都有。”

“可这有必要吗!不,静卧嘛,我倒觉得挺不错,我愿意一起做;量体温对于我这个旁观者来说就多余了,还是留给你们山上的人自己去弄吧。不过我真的很想弄明白,”汉斯·卡斯托普接着说,同时双手按在心口上,就像一个热恋中的人在倾诉衷肠,“为什么这段时间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这真的让人很不安,我已经琢磨很久了。你想啊,人在遇到特别高兴的事,或者担惊受怕的时候,简言之,在各种情绪激动的情况下,才会心跳加速,对吧?可要是他的心完全无缘无故地自己怦怦跳起来,平白无故,所谓自作主张地跳,这就让我觉得很奇怪,懂我的意思吧?这好像身体在自行其是,和心灵不再有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一个死的躯壳,虽然实际上并没有死——当然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相反它甚至异常活跃,只不过已经完全独立了:头发和指甲还在继续生长,其他体内的机能,我听说都是物理和化学的作用,也在欢快地运转着,毫无问题……”

“这叫什么说法?”约阿希姆挑刺儿道,“欢快地运转!”也许,他只是想报复汉斯·卡斯托普,因为早上汉斯曾对约阿希姆说的“铃杆”表示不满。

“可事实就是如此!就是欢快地在运转!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听着不顺耳?”汉斯·卡斯托普反问道,“再说,我只是顺便提一下。我想说的是:如果身体独立地活着,和心灵没有关系,还自我凸显,就像我这无缘无故的心悸一样,那就会让人感觉情况不妙,心里担忧。所以你就得去寻找与之相关的缘由,寻找心灵的波动,不管是喜悦还是恐惧,用这些来解释上述情况——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受。”

“是啊,是啊,”约阿希姆连连叹息,“这大概和发烧时的情况差不多——人发烧的时候,他体内的机能,用你的话讲,也特别‘欢快地运转’,而且同样有可能的是:人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心灵的波动,好给你说的那种情况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可咱们干吗聊这些让人不愉快的话题!”他声音颤抖,说不下去了。对此,汉斯·卡斯托普只能耸耸肩,跟昨天晚上他第一次看见约阿希姆耸肩时的样子一模一样。

哥儿俩默默走了一段路。随后约阿希姆问道:

“那,你觉得这儿的人怎么样?我是说和咱们同桌的那些人。”

汉斯·卡斯托普漫不经心地东张西望。

“天呐,”他说,“我觉得他们没多大意思。我想,其他桌上的人可能更有意思些;不过这只是一种感觉。施托尔太太真该洗洗头了,头发太油了。还有那个玛祖卡,或者她叫别的什么名字来着,我觉得她有点傻。她老是哧哧地笑,还得拿手绢捂住嘴。”

约阿希姆听他瞎给人起名字,哈哈大笑起来。

“‘玛祖卡’,太妙了!”他叫道,“人家叫玛露霞,不好意思——差不多相当于玛利亚。没错,她确实太轻浮了,”他说,“实际上她真该稳重些,要知道她病得可不轻。”

“真没想到,”汉斯·卡斯托普说,“她看上去那么健康。谁都不会相信她胸腔里有毛病。”说到这儿,他试图跟表兄交换一个轻松的眼神,却发现约阿希姆晒得黝黑的脸上白一块青一块的,就像血色都退去了,而且嘴巴咧着,一脸苦相。那模样太怪异了,年轻的卡斯托普惊讶不已,赶忙换了个话题,打听起同桌其他人的情况,心里努力想尽快忘掉玛露霞和约阿希姆那奇怪的表情,而且还真做到了。

那个喝野蔷薇茶的英国女人叫罗宾逊小姐。那个女裁缝其实不是裁缝,而是柯尼斯堡一所国立女子中学的教师,这就是她说话措辞总是很得体的原因。她叫恩格哈特小姐。至于那个乐呵呵的老太太,约阿希姆自己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在山上住了多久。反正她是那个爱喝酸奶的年轻女子的姑妈,一直陪着她在疗养院生活。同桌的人里,病得最重的要数布鲁门科尔博士,列奥·布鲁门科尔,来自敖德萨,就是那个留着两撇小胡子、神情阴郁的年轻人。他在山上已经住了好些年了……

这会儿哥儿俩已经走在城里的人行道上——看得出来,这是不同国籍的人聚会的主要地段。他们碰见一群悠闲逛街的疗养客,大多都很年轻。男士们穿着运动服,没戴帽子;女人们也没戴帽子,穿着白色连衣裙。有的讲俄语,有的讲英语。街道两旁排列着商店,橱窗都布置得很漂亮;卡斯托普的好奇心和他的疲惫、发烧感激烈斗争着,迫使他的眼睛去打量这些。

在一家男装店门口,他停留了好一会儿,想看看店里陈列的是不是真的都是上等货。

接着,他们来到一座圆形建筑前。建筑连着一条带顶的长廊,里面有乐队正在演奏。这儿是一家疗养旅馆。在好几片网球场上,正进行着比赛。脸颊刮得干干净净的小伙子,穿着熨得笔挺的法兰绒短运动裤,腿显得格外长,脚蹬橡胶底鞋,**着小臂,正和皮肤黝黑的白衣少女对打。只见他们奔跑着,为了击中高空里那粉白色的球,常常仰着身子在阳光中纵身一跃。在修整得很好的球场上,散落着像面粉一样的白灰。哥儿俩找了条空板凳坐下,一边观看,一边评头论足。

“你大概不在这儿打球吧?”汉斯·卡斯托普问。

“不允许我打啊!”约阿希姆回答,“我们必须静卧,一直静卧……塞特姆布里尼总说我们是水平地生活着——他说我们是些水平的人。他这个玩笑开得真不怎么样。——那边打网球的要么是健康人,要么就是明知故犯。再说他们打得也不怎么认真——主要是为了那身穿着打扮……要说禁止,我们这儿禁止玩的东西可多了,比如扑克,你懂吧?还有这家那家旅馆里的小马驹——我们院里明确禁止,说它危害极大,不过,在晚上查房之后,还是有人跑下山去下注。据说,那位授予贝伦斯顾问头衔的亲王,就经常这么干。”

汉斯·卡斯托普几乎没听进去。他嘴巴张着,因为光靠鼻子他没法顺畅呼吸,尽管他并没有感冒鼻塞。他的心随着隐隐传来的音乐声怦怦直跳,这音乐让他感觉难受。在混乱又矛盾的情绪中,他进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直到约阿希姆提醒他该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他俩几乎没说话。路虽然平坦,汉斯·卡斯托普却好几次差点摔倒,他自己也忍不住苦笑着摇了摇头。开电梯的瘸子把他们送上了自己住的楼层。在三十四号房间门口,他们简单说了声“回头见”,就分开了。汉斯·卡斯托普穿过房间,径直来到阳台上,一屁股坐进躺椅里,还没来得及调整姿势,就陷入了沉沉的半睡眠状态;只是因为心跳太快,他睡得不太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