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来到清涧县石咀驿镇的枣林沟村。
枣林沟村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距石咀驿镇仅有1000米。
毛泽东住在一排共9孔窑洞坐北向南的院子里。他住在从东数第二孔窑里，周恩来住在西边一条小沟坐西北向东南的院子里，朱德、任弼时、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当时也都住在枣林沟。
毛泽东到达枣林沟的当天，针对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所散布的“中共中央已东渡黄河”、“中共也不堪一击”等谣言，解放军总部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发布：“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中共中央和边区一级机关全部人员无一例外，都是安全的！”
党中央决定战略转移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来到清涧县石咀驿镇的枣林沟村。
枣林沟村是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距石咀驿镇仅有1000米。
毛泽东住在一排共9孔窑洞坐北向南的院子里。他住在从东数第二孔窑里，周恩来住在西边一条小沟坐西北向东南的院子里，朱德、任弼时、叶剑英、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当时也都住在枣林沟。
毛泽东到达枣林沟的当天，针对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所散布的“中共中央已东渡黄河”、“中共也不堪一击”等谣言，解放军总部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发布：“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中共中央和边区一级机关全部人员无一例外，都是安全的！”
这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消息，把连日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团团迷雾扫得一干二净，激励着全国人民为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
由于形势严峻，情况危急，当晚，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讨论中央首脑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的去处……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到枣林沟村呢？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又通过了什么样的决定呢？这些都要从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说起。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之后，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在军事上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并将进攻的重点置于解放区的两翼：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
敌人集中了34个旅，23万多人，其中15个旅在胡宗南的指挥下直指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脑部”，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蒋介石铁定心思要占领延安，是要以此向外界宣布：“共产党完蛋了！”
为了揭穿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的险恶用心，同时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党中央、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率领西北人民解放军开始转战陕北。
毛泽东自信地对保卫延安的部队领导干部说：“请告诉大家，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我们拿一个延安城换一个全中国。”
1947年3月18日，在延安老百姓安全疏散的情况下，在已经扑入延安城内的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毛泽东、周恩来和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谈话后，乘吉普车从容撤离延安。
在敌人的炮火当中，毛泽东率领随行队伍向延安东北方向转移，消失在山川之间。
3月19日，由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经过七天七夜的顽强战斗，主动撤离延安。
胡宗南部队于19日占领空城延安，便立即着手部署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蒋介石也于当日来到延安督战。胡宗南命令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5个整编旅50000余人，向延安西北方向安塞猛扑过来，希望能找到西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
而这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在前往刘家渠村的路上。为寻找撤离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主力，敌人的飞机发现了这支人数很少的队伍，开始对这支队伍进行低空扫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撤离延安后第一次遇到了敌机的进攻。
毛泽东乘坐的汽车挡风玻璃被打破了一个洞。毛泽东风趣地说：“哎呀，不错嘛，给我这个车上添了一朵花，添了一朵花！”
3月20日，毛泽东来到徐家沟。得知国民党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后，他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3天。周恩来离徐家沟，到子长县王家坪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会合。
21日，毛泽东离开徐家沟，在子长县王家坪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
党中央致电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负责人，指出：“敌在占领延安后是计划继续进攻陕甘宁和晋西北，企图摧毁我首脑机关和所在地区”。
党中央对中央和军委机关在陕北坚持工作和向晋西北转移的人员做出部署，要求贺龙、叶剑英、杨尚昆迅速将机关转至太行，暂留晋绥的中央、军委机关，原则上不应过于集中。
党中央、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毛泽东密切观察敌人占领延安后的动向。情报显示，胡宗南的第三十一旅这时正向青化砭方向追来，彭德怀和他的西北野战军能否在这里把追兵消灭，关系到中央的下一步行动方向。1947年3月26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青化砭战役取得大捷。这是党中央撤出延安以后，西北野战军打的第一仗，这一仗，也是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吸引敌人北上，与彭德怀巧妙配合的一仗。
这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到达清涧县石嘴驿附近的枣林沟。而这时候，一路追来的敌人正在5千米外的山区修建工事。
枣林沟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子，几棵枣树、几孔窑洞，小得不能再小。
连日来，由于胡宗南的队伍不断向青涧一带侵扰，因此，党中央几位书记自到达枣林沟的当晚上就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枣林沟会议”。由于周恩来去晋西北布置工作，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一直持续至第二天，大家都认为中央五大书记不能全部集中在陕北，为工作便利，必须做必要的分工。
在谁去谁留的问题上，毛泽东坚持党内分工由自己管军事，一定要留在陕北，这样可以在政治上稳定军心和民心。
因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由中央书记处的3位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刘少奇为中央工委书记，朱德为副书记，董必武、彭真、陈伯达为常委，伍云甫为秘书长；中央工委立即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在革命历史转折关头，党中央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整个革命战争全局考虑，冷静地作出了中央“一分为二”的决定。
这是一个关系到革命发展与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为立于不败之地而向最坏处做准备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当时就通告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如果自己领导的中央被赶出边区，刘少奇领导的委员会就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这样，既保障了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对全国各解放区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又做好了应付各种突然事变的准备。
30日，毛泽东和任弼时联名，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电告正在晋绥的周恩来，电中说：“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二同志明晚由石嘴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即由毛、周、任三人主持中央”，在刘少奇、朱德过河后，河西方面的事“由刘、朱、董、叶处理。”
枣林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47年3月31日的晚上，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枣林沟村，来到了北面的田庄镇。
田庄是位于枣林则沟村正北面大约10多千米的一个小集镇，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决定在这里分开，刘少奇、朱德等乘车前往华北，毛泽东则继续留在陕北。
4月初，毛泽东到达靖边县青阳岔，周恩来也从石湾到靖边县青阳岔和毛泽东等会合。根据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再分出一个后方委员会。
11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刘少奇、朱德、叶剑英、杨尚昆电：“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机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到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为书记，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董必武将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中央及军委大部工作机构暂留晋西北，组织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为委员，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
这样，党中央兵分三路，他们将奔赴不同的战场，去完成共同的使命。
毛泽东辗转在陕北
朱德总司令率中央工作委员会向河北西柏坡出发后，中央机关留下来的人员按军事编制，也武装起来，组成4个大队。
中央前委总共只有700多人，人员包括侦听、通信、宣传部门的骨干，以及中央警卫团留下的4个连，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司令部番号第三支队，由任弼时任司令。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工作。
同时，毛泽东化名李得胜，革命一定能得到胜利。周恩来化名胡必成，事业必定能成功。任弼时化名史林，谐音“司令”。
3月28日，毛泽东、任弼时等离开枣林沟，向子洲邱家坪转移。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陕北，行使中央、中央军委权力指挥全国革命战争。
因总参谋长彭德怀在前线，周恩来实际负总参谋长责任，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军事助手。他们每天通过电台和各地联系，共同商议起草电文，指挥全国战斗。
在陕北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按军事编制，任弼时为司令，陆定一为政委，下属若干大队，如第一大队为直属队，第二大队即军委二局前梯队负责情报，第四大队为新华社。
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骑马率众沿子洲县淮宁河折向西行。经子洲县南川的邱家坪、高家塌，绕道子长县的庄科坪、石家湾，4月5日到了靖边县的青阳岔。说青阳岔是个镇，其实当时只有一条街，实际上是个大一点的村庄。毛泽东住下以后，便立即找村干部谈话，详细了解当地情况，对当地老百姓生活状况、粮食储备问题都做了调查和研究。
毛泽东在青阳岔住了8天。为中共中央起草了《1947年4月9日通知》，通报了枣林沟会议的决定。
通知指出：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
4月10日，周恩来从山西安排好工作后返回青阳岔。
1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机关从青阳岔转移到靖边县王家湾，住在简陋的窑洞里，在这里停留56天，指挥各战场的战争。毛泽东在这里部署了4月14日的羊马河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生俘代旅长麦宗禹。
随后，毛泽东又部署了5月2日至4日的蟠龙战役，全歼国民党守军6700余人，生俘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取得了西北战场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
5月14日，党中央在安塞县真武洞举行了祝捷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宣布，毛泽东党中央一直留在陕北。
在安塞，毛泽东写下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等电文、文章，指导陕北战场的工作。
为了使彭德怀不因顾虑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而能放手打仗，毛泽东一直未把中央前委的住地告诉他。而也正是中央前委这支700多人的队伍，配合20000西北野战军，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和胡宗南周旋。
三战三捷，就是中央前委和西北野战军密切配合的结果，怎样配合呢？因为敌人一旦知道中央前委到哪儿之后，就必然集中优势兵力赶过来，敌人一追过来，在复杂的黄土高原上，就必然会给西北野战军创造战机。毛泽东在竭力转变陕北战局的同时，还指挥全国各战场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华北战场的正太战役、山东战场的孟良崮战役、东北夏季攻势等三个大战役也已经结束，三大战役共消灭敌军15万人。
当然，在与敌人周旋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也不免遇到险情。当时，蒋介石派出一个侦察小组带着美国电台测向仪到延安，发现王家湾一带有电台群活动，立即命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围歼捕杀。
胡宗南叫嚣：“就是牺牲两个师也要捕捉中共首脑！”6月初，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亲自率领4个半旅追到了距王家湾只有二三十千米的安塞县坪桥镇，情况万分危急。毛泽东身边只有警卫连200多人，而敌人出动的兵力有两三万人。
中央前委紧急动员，准备转移。究竟向哪里转移呢？往东走还是往西走？
这时候，任弼时和毛泽东有点不同的看法。任弼时是司令，他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也考虑到整个前委的安全，因此主张向东去，向东不靠近黄河了吗，向那边，有个万一，渡过黄河不就安全了吗？
毛泽东说不行，他认为现在向东走是绝路，因为敌人占领延安后，早已在东面布置好包围圈；西面是胡宗南和宁夏马鸿逵部的结合处，有军事上的空隙，是可以利用之处，另外西北野战军也在西面，所以毛泽东坚持继续向西。
敌人在黑夜中一步步逼近，中央前委的大队人马在集结待命。雷声隆隆，眼看就要下雨。最后周恩来提出先向北走，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
6月8日夜，中央前委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上山往北走去。任弼时下令，第一不准说话，现在开始传，一个传一个，先后都传，不准说话；第二不准打火抽烟，第三把牲口的嘴拿绳子捆住，不让它叫。
在靖边县小河村附近的时候，刘戡的部队追了上来。这时，敌人的行军方向和中央前委的转移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向西行进。
刘戡在王家湾住的就是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他发现了一个写着李得胜的信封，如获至宝，他认为李得胜就是毛泽东，追赶的速度更快。
中央前委冒着大雨连夜行军，而刘戡的追兵也在向西走，就在中央前委的附近转悠。黑夜里，陕北的黄土丘陵四周的景象都差不多,雨又大,什么也看不清，危险随时都在发生。
这一夜，中央前委在小河村和敌人几乎相遇，幸运的是没被敌人发现，双方在雨夜中擦肩而过。两军相距最近时，天黑能看见左边山沟里和山头上敌人燃起的堆堆篝火，敌人的人喊马叫声听得清清楚楚。
就这样，毛泽东率部从敌人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冲了过去。中央前委翻过小河南面的这座山，前往10多千米外的另外一个村庄天赐湾。敌人虽然和中央前委擦肩而过，但是并没有走远。
6月10日早晨,中央前委来到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天赐湾。到了天赐湾以后，那个牲口上的马鞍都不放下来，行李都在上面待着。
刘戡知道毛泽东就在附近，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具体的位置，也侦听不到中央前委发出的电波信号，只好命令他的4个半旅在附近不停地搜寻，希望能突然遇上。
从王家湾到天赐湾的3天里，中央前委一度主动与西北野战军以及其他各个野战军失去了联系。因为刘戡的追兵就在附近，周恩来命令电台一律静默，也就是只接收，不向外发报。
就在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各个野战军都挂虑中央前委的处境时，中央前委不要西北野战军前来营救，大胆采用无线电静默的方式，同时也不影响各个部队的作战计划，终于成功甩掉敌人，7天后再次回到6月9日夜里经过的小河村，并在这里住了下来。
毛泽东这时面对的情况是：国民党军正调集重兵准备在鲁西南狭小区域内同晋冀鲁豫野战军决战，战场形势十分严峻。陕北地区的局势没有大的改善，军粮供应又十分困难。
毛泽东决心在具体部署上又一次做了大的调整。1947年7月21日至7月23日，针对不断变化了的战争形势，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即“小河会议”，研究目前的形势和对策。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陆定一、贺龙、习仲勋、杨尚昆、马明方、陈赓、王震、贾拓夫、张宗逊、张经武、李井泉、王铮、胡乔木等人。
为什么单独把前线的陈赓叫来参加这个会？叫陈赓来就是研究陈赓兵团的使用方向，毛泽东原想把陈赓兵团调到陕北和胡宗南作战。
但是现在毛泽东决定让陈赓兵团从洛阳南渡黄河，开辟豫鄂陕根据地，形成豫西、大别山、山东三足鼎立的形势，既有利于相互配合，又把解放战争的主要战场，挺进到中原地区。
会议主要研究了全国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形势下的许多重要问题。
毛泽东指出：“现在，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但还未到绝对孤立。对蒋的斗争，计划用5年解决，看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是有可能的。”
会议确定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直趋大别山，陈赓集团南渡黄河进入豫西，华东野战军南下鲁西南，实行“中央突破，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互为犄角，逐鹿中原”的战略进攻布局。
为了配合中原三路大军行动，决定西北野战军佯攻榆林，调胡宗南主力北上；贺龙统一领导晋绥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等。
会议同意从战略上和粮食上看陕甘宁边区部队与陈赓部队分开作战比集中作战较有利。边区在军事上、财政上依靠晋绥为主，决定由贺龙以联防军司令资格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21日，周恩来总结战争第一年的战绩，说：“过去一年蒋军有了极大变化，正规军原有整编248个旅，现已被歼灭1／3弱。我缴获枪支70万支，占总数的1／3强。今年3至6月，敌人攻势已成末期。除山东、陕北两处外，我均转入反攻。预计明年解放军不仅在质量，还将在数量上也超过敌人。今后的发展必须求之于新区，主力部队的发展求之于地方部队的升级。”
这次会议后，全国各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7月23日，中央军委电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及华东局：“刘邓大军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方圆数十县地区，在那里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我们已令陈赓纵队70000余人在8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一部，打运动战。陈赓纵队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叶飞、陶勇纵队从皖西渡江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广东纵队随同南下。”
29日，毛泽东根据“小河村会议”的决定，致电刘邓，陈、粟、谭及陈赓，电文说：“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赓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只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也将增加。”
为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中央前委决定离开小河村，吸引还在周围打转的敌人，为西北野战军创造歼敌战机。
为了战事需要，中央机关由第三支队改称第九支队，中央警卫团由第九团改称第三团。毛泽东率队越过山下的小河，翻过山，沿着大理河向绥德转移。
8月1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青阳岔。然后向东转移，路经石湾镇时接见了部分县区干部和武装民兵。
8日，率第九支队经子洲县巡检司向东进发，晚上到了绥德县李家崖。
在这期间，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继鲁西南大捷之后，开始了向大别山的千里跃进；陈赓兵团横扫晋南敌军，做好了强渡黄河的准备；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已扫清榆林外围之敌，开始了攻城准备。
一切都在按照毛泽东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将战争引向国统区的战略部署进行。由于董钊、刘戡正在加紧向绥德靠拢，钟松提早逼进榆林，西北野战军已完成调动胡宗南主力北上的预期目标。
为了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毛泽东于李家崖命令西北野战军：在钟松赶到榆林前，撤离榆林，在佳县、米脂一带集结。
8月10日午后，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从李家崖出发，急行军30千米，当日到了绥德城西5000米的黄家沟。太阳下山后，刘戡率第二十九军离黄家沟不远了；董钊的整编第一师、第九十师已过了清涧，正向绥德猛扑。
毛泽东立即率第九支队出发，准备抢在董钊、刘戡前面，赶过绥德十九洞大桥向东转移到米脂县井家坪。在过咸榆公路上最大的一座桥时，绥德地委的同志说让中央过去后将桥炸掉。毛泽东却说，路是大家走的，桥也是大家过的。
毛泽东还巧施一计，让地委的同志在中央过去后，立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向前”，并标明了毛泽东行军的方向。
敌人追至桥上，看了半天牌子，认为是“毛泽东的阴谋”，向相反方向追去了。这样，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顺利到达米脂县。
15日，毛泽东住在佳县、米脂交界处的米脂县陈家岔。第二天，途经佳县乌镇，晚上来到佳县曹家庄。
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开会对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是否过黄河的问题，又经讨论统一了意见：党中央和毛泽东都不过黄河，继续留在陕北。
会后，周恩来打电报给彭德怀，说明党中央不过黄河，仍留在陕北。彭德怀马上复电，建议中央机关涉佳芦河北进，又命令许光达司令员带领第三纵队连夜到乌龙堡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安全转移。
8月17日拂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到了佳芦河边。佳芦河原来的桥被洪水冲走了，要架桥，可是没有材料，附近村民家的几块门板根本不起作用。桥也不是一时能架起来的。洪水逐渐上涨，有部分士兵开始冒着齐腰深的洪水过河。
就在大家渡河的时候，敌人的追兵已经逼近，大家劝说毛泽东骑马先过去。毛泽东说用不着，你们不要操我的心，我会游泳，淹不死我，赶紧把机要人员，译电员，党的机密要紧。
中央前委刚刚渡过河去，敌人就追到了河边。而中央前委则翻过山，向梁家岔方向行进。追兵就在后面，东面就是黄河，黄河对面就是山西解放区。
为什么毛泽东坚持要向梁家岔转移呢？因为这时候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已经到达沙家店附近。
毛泽东要到梁家岔去，就是要接近彭德怀的指挥所，以便于直接指挥即将打响的战役。
1947年8月19日，中央前委冒着敌人的前后堵截，经过连续19天的急行军,赶到佳县的梁家岔村。
梁家岔距离西北野战军的指挥部只有10多千米，距离南下的敌整编第三十六师也只有几十千米远，由于刘戡的士兵就在佳县附近驻扎，中央前委此时处于被包围状态。
梁家岔村在一个山顶上，地势非常陡峭，山的前后各有两个山沟，夏季的雨水一多就会有洪水暴发。中央前委一到梁家岔，警卫连就立即占领了这个山头。
这时，警卫连准备找住的地方，毛泽东说不要动，驮子都不解开，都不卸，大家背包也不要解开。为什么？这是关键一仗，打好了，就住在这儿，如果失利，就继续向西转移。
毛泽东一到梁家岔，就命人立刻架通与西北野战军总部的电话线。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是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第一次他用自己真名字，其他的用李得胜。
在电话中，毛泽东对彭德怀讲，这是关键一仗，无论如何要把这一仗打胜，要全部、干净、彻底消灭这个敌人。
毛泽东为何如此看重这一仗呢？因为20万敌人集中在米脂、佳县狭小的山区里，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如果这次战役失利，后果不可想象。
当日傍晚，为了保证打好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沙家店战役，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连夜赶到距梁家岔10多千米路的西北野战军驻地前东原村，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对沙家店战役进行了具体部署，当晚返回梁家岔。
8月20日，沙家店战役大捷。全歼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第一六五旅、第一二三旅，共6700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开始转入内线反攻，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21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再次来到前东原村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毛泽东表扬沙家店战役打得好，并向参加会议的西北野战军全体同志祝贺胜利。
8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前往沙家店参加祝捷大会，并参观了战场。由于梁家岔地方太小，住不下整个中央前委，当天下午，中央前委就转往10多千米外的朱官寨村。
在朱官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党内指示，制定了全国各解放区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一个月，这里粮食奇缺，生活艰苦，吃野菜和黑豆，但是毛泽东的心情特别好。
9月23日早晨，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从朱官寨动身，经过苏家、马家墕山路，傍晚到达佳县神泉堡。不久前敌军刘戡部在此住过。
毛泽东在神泉堡居住的52天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口号，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
同时，毛泽东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关于公布土地法大纲的决议》等重要文件。
相对于撤离延安后的日子，中央前委从容了许多。不再需要夜晚行军了，而且还补充了600多山西的新兵，毛泽东抽空给新兵们讲了话。因为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任弼时集中精力抓土地改革。在这里，中央前委改名为教导旅，旅长政委都由周恩来兼任。
毛泽东还先后到佳县城和佳县的谭家坪、南河底、白云山、香炉寺、吕家坪、峪口纸厂、阎家峁等地进行了调查研究。
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总是询问干部的工作，时时处处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教育干部战士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战胜灾荒。
10月18日，毛泽东应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的请求，在白布上挥笔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题词。
冬天快要到了，考虑到陕北战争还没有完全胜利，中央前委决定仍不过黄河，留在陕北。不过，由于佳县当地以产红枣为主，粮食产量并不多，人数增多了，粮食供应就是问题。
为了顺利过冬，中央机关于11月14日从神泉堡出发，向南转移到达米脂县杨家沟。
转移前，中央机关的番号又改为“亚洲部”，中央警卫团由第三团改称“亚洲部”第三团。22日，到了米脂县城东22千米的杨家沟。
在陕北，米脂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就是米脂人，他的养子李过曾在这里给他修建过一个宫殿。
距县20千米的杨家沟是陕北有名的一个封建地主庄园，全村270多户人家中有72户地主，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18万亩土地，被称为是米脂的米粮川。村庄的最高部分，是一户地主建造的城堡式庄园，中西合璧，号称扶风寨。
1947年11月22日，中央前委来到这里。这是他们自从撤离延安之后，8个月以来住宿条件最好的一个地方。
一边走，毛主席一边观察，这是什么什么东西，给我们随行人员来介绍，这是什么架，什么意义，给我们介绍这个。
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战争外，还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成立新中国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因此决定召开中央会议，研究目前的形势和下一步的工作。
毛泽东在这里用精心起草了作为会议主题报告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7年12月，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即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7日至24日举行预备会议，25日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正确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解放战争以来多方面的经验，提出了军事史上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还对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革命统一战线等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具体行动纲领和各项方针政策。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军事形势报告。任弼时作了关于土地改革等问题的报告。会议28日结束。
这次会议是在全国革命新**已经到来的历史关头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随后，又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
“十二月会议”期间，恰逢毛泽东54岁生日。机会难得，大家提议给毛泽东祝寿。各地前来开会的中央委员和地方、军队高级干部对毛泽东说：“我们赶上吃你的寿面了。”
毛泽东风趣地说：“寿面并不能使人长寿啊！吃不吃无所谓哟！”
大伙说：“沙家店战役胜利结束了，全国进入反攻阶段。应该庆祝这一胜利，顺便为你祝寿。”
“那可不行哟！就是全国解放了，党内也不可搞祝寿活动。”
为什么呢？大伙眼光投向毛泽东。
毛泽东扳着指头，对大伙讲了他的理由：“第一，眼下，群众和部队还缺粮吃。我们不能忘掉群众疾苦，破费东西搞祝寿嘛！第二，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都要带头搞移风易俗。大家把祝寿的心事和精力用到革命事业上多好哇！”
说完，毛泽东严肃地宣布了两条规定：一、不准中央机关为他的生日请客吃饭；二、不许以任何形式为他歌功颂德。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说得对啊……”
生日这天，毛泽东比平时更加忙碌，他听取了大家对《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讲稿的讨论意见后，又找各地负责同志谈话，询问地方社情和群众情绪，一谈就是半天，直至卫士催得不行了，才去吃饭。那天的饭，仍是“钱钱饭”和酸白菜。“钱钱饭”就用压扁的黑豆与小米混煮的稀饭。
天黑，贺龙带的晋绥评剧团在杨家沟演戏。为让周围各村农民看好戏，毛泽东指示将戏台搭在村中心的坪地上，而且不准在台前为他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摆椅子。开戏前，毛泽东来到坪地，看到戏台下黑压压坐满观众，十分高兴。让卫士给他搬来个小凳，悄悄地坐在人群后边，看起戏来。
晋绥评剧团的《恶虎村》和《六月雪》演得格外精彩，场里不断发出喝彩声。演出结束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演职人员，并就戏曲推陈出新问题与大家交换了意见。
当毛泽东走出剧团住的小院时，满村金鸡已经唱起报晓曲。
周恩来毫无倦容，对毛泽东说：“你的生日就这么过了。”
“这么过不很有意义嘛！”说毕，毛泽东望着东方泛起的鱼肚色爽朗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在杨家沟住了120天，是转战陕北以来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在这里写下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关于情况的通报》等11篇重要文件。
一年来，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蒋介石已经没有能力进攻，完全处于被动防御态势。全国各个战场都由防御转入进攻。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是轻松的，因为他的心情和整个战局密切相关。在陕北战场，西北野战军占据优势，不断对胡宗南发起反攻，一直追赶中央前委的敌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也被击毙。
1948年4月21日，延安被西北野战军收复，失去了一年零五天的延安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陕甘宁边区曾经全部失去的县城逐渐回到陕北人民的手中。
林伯渠代表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延安人民重建家园、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蒋介石、胡宗南已处于末日。
毛泽东曾经说过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现在，是过黄河的时候了。3月20日下午，中央机关在杨家沟举行了离开陕北的宴会。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离开杨家沟，到了绥德县吉镇，经佳县刘家坪，于23日上午沿黄河畔到达吴堡县岔上乡川口村，从园则塔渡口乘木船渡过黄河，离开陕北。
毛泽东转战陕北共370天，途经安塞、靖边、榆林、佳县、米脂、吴堡、绥德、清涧、延川、子长等12个县数百个村镇，住过38个地方，行程1000多千米。
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陕北的最后一年是在转战中度过的。可以说，这是继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进行的又一次“长征”。
至此，毛泽东完成了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离开了他生活和战斗过13个春秋的陕北，离开了榆林，前往河北省西柏坡。
党中央齐聚西柏坡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与党中央经过在陕北一年的艰苦转战后，终于到达西柏坡，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刘少奇、朱德会合，把西柏坡作为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位书记，经一年多的转战，在这里会合，西柏坡成了当时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后，党中央同中央工委合并，中央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后方委员会即行撤销。这时，人民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决战前夕，党中央开始为战略决战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从此，毛泽东住在西柏坡村一户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开始了他在西柏坡的岁月。
在毛泽东居住的农家小院里，有老乡留下的鸡窝和猪圈，警卫战士为使院落整洁想要拆除掉。毛泽东得知后制止了，说将来我们走了，老乡们还要用的。他有时坐在院里的楸树下，把身边的磨盘当做办公桌。
炎热的中午毛泽东还常到村外河边的小树林里午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时常去村外的田边散步，一边查看庄稼的长势，一边询问老乡收成如何、能不能吃饱等问题。
在稻田里，毛泽东还亲自向西柏坡老乡讲授育秧插秧的种稻方法。他对这里的乡亲、这里的环境感到的亲切与熟悉，丝毫不亚于他居住了10多年的陕北。
到达西柏坡的第二天，毛泽东散步到柏坡岭，登高俯瞰西柏坡村，一座座黄土干打垒结构的院落点缀于青山绿水之间，中央机关大院与当地民房一样掩映在郁郁葱葱的柏树林中。
毛泽东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手里的木棍指着山下说道：“西柏坡，果然是个好地方，这个总指挥部选得好。”
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什么迁移到西柏坡呢？一年多来，中央工委都为党中央迁移西柏坡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呢？这些都要从党中央建立工委说起。
1947年3月，毛泽东决定建立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然后，中央工委在刘少奇和朱德率领下，当晚东渡黄河，拂晓时分大队人马东渡黄河。
4月2日凌晨，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与周恩来、董必武、贺龙等会晤，并详细研究了中央工委的行动路线，确定经过晋绥边区的兴县、岚岢、神池等地，再经过晋察冀解放区的代县、阜平到平山地区，由晋察冀中央局负责安置。
中央工委在三交镇停留几天后，开始向晋察冀解放区转移。4月4日，到达了晋绥军区司令部兴县蔡家崖。
在晋绥建军会议和兴县公安局联席会议上，刘少奇发表了讲话，指出党中央决定成立工委，带领部分中央直属和军委直属机关向华北转移，是为了适应革命**就要到来的需要，为了尽快把反对国民党进攻的自卫战争从内线转向外线，从防御转向进攻，为最后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创造条件。
朱德在军区建军会上作了军事形势报告，指出走是为了打，十分鼓舞人心。
4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等项决定的通知》，指出：“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4月11日，刘少奇、朱德一行接到中共中央电示：“为求中央领导及工作进行的便利起见，现在晋西北的中央工作结构应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回至陕北；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仍与中央会合。”
电文中还指出：“中央工作委员会现由刘、朱、董同志为常委，刘为书记。朱、刘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将来彭真参加土地会议后，也留中央工委为常委。”
按照中央的新决定，中组部、中宣部、解放报社、社会部、政治部、青委、徐特立文教工作团，三局一部、中央机要处一部、中央办公厅及秘书处各一部、总卫生部一部、杨家岭行政处及军委供给部各一部，均由安子文率领去太行，受中央工委领导。
去太行的人数总共约有3800人，路线是经五台东进，计划第一批行军走300人，在4月20日出发，其余人再陆续走。由董必武、叶剑英在前带电台先行以便与各地保持联络。
同时贯彻中央决定，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进到山西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总体看来，工委及后委的成立，这样的战事体制构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基本保障。
4月12日，刘少奇、朱德一行40多人从兴县蔡家崖出发，经山西省兴县、静乐、宁武、崞县，于19日到达五台县的善义村。
同时，大部队在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率领下，徒步跟进向晋察冀进发。
一路上，刘少奇、朱德都十分关心自“五四指示”以来的各地的土改情况和战事，一边走一边进行实地调查，并写信给中央，反映沿途了解到的土地问题等情况。
由于沿途劳累和高原地区的春寒，刘少奇患了感冒，由病情加重，不得不在善义村休息几天。
4月26日，刘少奇、朱德一行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
到城南庄时天已黑下来了，因当时正在举行正太战役，军委领导聂荣臻等人都不在。
中央工委到此后，晋察冀中央局在村边的树林里组织了欢迎晚会。为保密起见，在舞台横幅上写的是“欢迎工校来到晋察冀”几个大字。从此，“中央工校”成为中央工委的代号。
中央工委到达晋察冀军区的时候，正太战役正在进行，聂荣臻、萧克、罗瑞卿都在前线指挥部忙于作战。于是，5月3日，刘少奇、朱德在中央局副书记刘澜涛的陪同下前往平山县的封城村，那里是正太战役指挥部所在地。
在听取了汇报并对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进行了研究之后，刘少奇和朱德谈到中央工委要在晋察冀停留一段时间，以了解和解决晋察冀区的军事行动问题。
晋察冀领导也希望工委在能在这里指导工作。根据晋察冀边区领导的请求，5月10日，刘少奇立即致电党中央，建议改变原拟去太行的打算，中央工委留驻在平山。中央当日即复电，完全同意中央工委留在晋察冀。
为解决晋察冀的军事问题，刘少奇、朱德于5月上旬到达了河北省行唐县上碑村，参加晋察冀部队纵队、旅、团级干部会议，总结晋察冀过去的各项工作。
同时，工委的领导们也都在考虑，留在晋察冀，到底到什么地方安营扎寨呢，在那里能放下中央工委那么多人呢，供给情况要保证，地理条件要合适，群众对党的感情也要高，为此刘少奇、朱德与晋察冀军区领导进行了慎重而细致讨论。
当时，有两个地方选择，一是阜平，二是平山。阜平是晋察冀军区所在地，与晋察冀领导机关住在一起，联系方便，但阜平几乎都是山区，村庄小，居住分散，经济条件差，与外界联系不方便。
平山县、建屏县一带，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晋察冀的抗日模范县，这一带的郭苏、黄泥、洪子店、柏坡一带，村庄多，村子大，距离近，而且滹沱河两岸滩地肥美，物产丰富，曾被聂荣臻司令员誉为“晋察冀的乌克兰”，东出30千米便是华北大平原，交通便利。
经过讨论，工委决定在平山、建屏县的郭苏、柏坡、洪子店一带选址。由谁去进行此项任务呢？
朱德提议由秘书潘开文和卫士长齐明臣与晋察冀军区后勤管理处处长余光文前去勘察。
潘开文从长征时期就一直在朱德身边工作，而且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对中央情况比较了解，心里对中央机关需要一个什么环境，客观上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很明白。
余光文对晋察冀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与当地政府也有联系，因为齐明臣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平山、建屏一带，对当地环境及群众情况也是有一定了解。
接受命令后，潘开文、齐明臣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处长余光文三人奉命带上地图沿滹沱河骑马向上，边走边看，一直走到洪子店。
三人发现洪子店、郭苏、夹峪等村子很大，尤其是洪子店是个集市，虽然繁华，但目标也大，人多不便于保密，容易暴露。
然后，三人又折回来，走到西柏坡时，天已黑下来，于是决定在此处住一夜，因出发时朱老总叮嘱过不要打扰群众，所以那一晚他们三人露营住在村外。
那一天夜晚的星星很亮，三人吃过东西后在村边转悠，这时发现西柏坡村子外边有一片苇地，苇地外与滹沱河之间有一条大路，可通大车，于是考虑到只要可通大车，汽车就可以通过，有利于与各根据地联系。
而苇地里边与西柏坡村间还有一条路，外面人不是本村人是很少走了，这样保密很好做。
同时，三个人还发现西柏坡村里虽然许多房子被日本鬼子烧了，但根基很好，全是石头的，也很多，比较容易修复。
三人经过讨论，看法一致，即西柏坡所在区的有利条件包括：一是村子要比较集中；二是交通便利，便于和各解放区联系；三是安全问题有保障；四是居住条件不错，环境好。
三人商量后，觉得西柏坡不错，是党中央临时安身的好地方。于是在第二天就将勘察情况绘成草图，返回行唐上碑，进行汇报。
刘少奇、朱德静静地听完三个人的汇报，然后把建屏县地图铺在地上，认真的看起来，一边看一边交谈，并频频点头。三人看领导神情，就知道这事办成了，都觉得很高兴。
最后，如何修建房屋及与当地政府联系的工作都交给了余光文，因为他是晋察冀军区后勤部管理处处长。
这时，安子文已率部几千人到达了平山小觉镇附近，他得知机关决定住洪子店东北之南、北庄一带，便致电中央后委，希望建立交通联系。
同时，作为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决定再次对西柏坡一带的村庄进行察看，并部署安排下一步工作。安子文勘察得更仔细，不仅察看了这一带的地理环境，还召集了由平山县委组织部和洪子店区委及柏坡小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当地的社情、民情。
勘察完毕，安子文等将了解到的情况向中央工委作了汇报，经研究决定，中央工委定址于西柏坡，工委机关到西柏坡周围一带村庄落脚。
定点之后，安子文带领中直机关部分工作人员住进北庄村大地主齐学韶家的大院里。中央工委开始在这里办公，对外称作“工人劳动大学”，简称“工校”。
中央工委确定西柏坡为驻地后，中央工委各机关人员先后住在附近的北庄、南庄等村子里。
西柏坡这一带，是老革命根据地，自抗战开始后，就没断过部队和机关，家家户户都腾出一两间房子随时接待来客。
中央工委和机关人员来了以后，人多住不下，有些户就把自己的房屋院落全部腾出来，自己去和邻里乡亲挤着住。
中央工委决定征用西柏坡村东头的一些民房。当时西柏坡村中有一南北走向的恶石沟，把村子分为东西两岸，东岸有13户人家连成一片，西岸较大，大部分村民住在西岸。
经过动员与说服，13户民房的主人都很乐意搬出老宅子，把房子让出来，住进中央工委给盖到东岸去的新房子里去。
这样，在技术人员的设计下，西柏坡中央大院里的各领导的房屋经过了恢复和改造的，基本都是恢复主建筑，改厕所，建水房，开后门与侧门。
例如刘少奇住的后小院，前后院共计20多间，除磨房与大门外，抗战时全部被烧毁，房东闫中杰只建了4间房，其余均为复原。后又在后院的空闲地方扩建了两间西房，这就是后来少奇与王光美的结婚的新房。
虽经搬迁和修复了部分房子，仍然不够。住在北庄村的安子文就与晋察冀军区与平山县委、县政府联系，当即动员能工巧匠和泥瓦工给中央各部门住房修缮。
要盖新房既缺木料，又缺劳动力。木料问题决定由晋察冀边区政府帮助解决，具体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黄敬负责。
另外还有劳动力和技术人员缺乏问题。恰在此时，中央党校工作人员300多人已到达太原至井陉附近，请示中央工委让他们到何处定点。安子文了解到这部分人中什么人才都有，随即回电让他们到西柏坡来，这样，劳力和人才问题都解决了。
由于住房紧张，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后，建筑队一直没有停过工，除了修复民房外，在东岸还新建了一批建筑。
主要有中央军委作战室、大伙房、小礼堂、中灶食堂、收发室、机要室、新华社、政治研究室、三眼石窑洞、中央机关小学和许多宿舍、办公室，并在西岸建了几处房子，村后的山上还挖了一些土窑洞，基本上解决了中央机关的办公和住宿问题。
又依托后山老鼠岭开通了防空洞，北边一个口，南边3个口，分别连着几大领袖和中央机关。
为了安全，还围绕东岸还圈起了一道围墙。大院中除了中央机关外，还居住着7户村民。
为了分散目标，把最大的一个建筑物中央大礼堂建到了东柏坡。
这些建筑，除了3眼石窑洞是陕北工匠按照陕北窑洞设计建造外，其他房屋都是石根基、土坯墙、木料架、白灰封顶，完全按照当地的模式建造的。
屋内的家具和办公用品，除向老乡们借了一些外，还从刚解放的井陉拉来一些沙发、桌椅、澡盆等。
同时，为保障中央工委的后勤供应，平山县委、县政府动员驻地农民让出了部分土地，供各机关种植蔬菜，为中央机关和部队提供了充足的大米、小米、面粉、副食、肉类。
中央工委还开办了军民百货合作商店、军民合作社百货日用品门市部、被服厂、卷烟厂、面粉厂、挂面厂、榨油厂、饼干糕点厂、酱油厂、豆腐厂、酱菜厂、养猪场等副食加工基地。
在朱德的提议下，技术人员还到温塘勘探，修建了一个新式抽水温泉浴池，改善了中央机关的洗澡条件。
考虑到中央工委到西柏坡以后汽车增多，运输能力增强，组织了大量人力修整和开宽了西柏坡的外出公路，先后修整并开宽了西柏坡至石家庄、西柏坡至阜平、西柏坡至温塘几条路况较好的公路，全长不下百千米。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施工，即腾房、建房、修缮、购物、布置，各项工作万事俱备，就等着新的主人来这里大展宏图，指点江山了。
选址工作结束后，朱德在上碑与刘少奇分手，6月2日，在聂荣臻的陪同下前去冀中视察。
刘少奇与朱德分手后，因身体欠佳，患胃病和痢疾，回城南庄休养了几天，但考虑到土改是关系千家万户口、关系到革命成败的大问题，便亲自下乡搞调查，奔走在各乡村之间，有时在阜平，有时在平山，有时就住在西柏坡附近的北庄村。
前去太行参加华北财经会议的董必武，一直以来十分的奔波辛苦。在党中央撤离延安以前，他便与叶剑英率中直机关部分人员，先期离开陕甘宁边区，连日急行军，东渡黄河，辗转来到晋绥根据地，暂住在晋西临县三交镇旁北坡村的土窑洞里。
当中央为全面支援前线，任命董必武为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后，董必武随中央工委安子文支队，带着1200余人的支队成员，从东村出发东进，徒步自晋西北横穿山西省，向太行转移，4月底才通过五台山的东侧，到达龙泉关镇。
经过一路的曲折转移，直至烈日炎炎的6月初，董必武到达了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在城南庄稍作休息，不顾疲惫，又穿过平汉路敌人的封锁线，前去参加华北财经会议。
路上，董必武避开了石家庄的重敌，进入冀中、冀南解放区。期间，他参加了各解放区救济工作会议，主持召开了各解放区救济分会联席会议。
时间已过了6月20日，董必武又匆忙由衡水经武邑、威县、邯郸、武安到达了河北省南部邯郸地区的武安县冶陶镇，与正在这里开会的晋冀鲁豫中央局诸位领导同志相会，就支援前线和统一华北财政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商讨确定。
接着，为赶回平山参加全国土地会议，董必武经衡水、河间、阜平城南庄于7月上旬返回到中央工委驻地西柏坡。
中央工委除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外，担任常委的还有彭真。
1947年5月初，彭真率东北土改工作代表团一行离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奔波，经过千辛万苦于7月10日安全抵工委驻地西柏坡。
由此，加上先后来的刘少奇与朱德，中央工委的领导人齐聚西柏坡。1947年7月12日，刘少奇电告各中央局、分局：“现朱德、董必武、彭真均已到平山工委所在地，中央工委即正式成立。”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中央机关对外保密的。人们只知道西柏坡村住上了“工校”和“劳大”，后来才知道，“工校”和“劳大”就是当时的中央大院。中央其他机关分布在西柏坡附近的村庄。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领导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后的一年中，解放区约有一亿农民获得了土地，翻身农民踊跃参军，支援前线，从人力、物力上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还领导了华北地区的解放战争，取得了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了华北战局。
石家庄的解放，开始了我军解放大城市的创例，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华北解放区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为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期间还领导了华北地区的军工生产和经济建设。1947年12月中旬，在西柏坡召开了军工会议、交通会议，刘少奇、朱德亲自参加并讲话。
在中央工委的关心下，晋察冀边区在平山县修建的华北地区第一座水利发电站沕沕水发电站，被边区政府誉为“边区创举”。
朱德亲自察看地形，组织水发电站的建设，并亲自参加了落成典礼。朱德在讲话中指出：这个水电站的建成，能够帮助军工生产，将来还能帮助农村建设，并且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范围的一部分。这是中央工委自己动手勘察修建的华北地区第一个水力发电站，被人民高度赞誉为“边区创举。”
沕沕水发电站的建成为平山境内众多军工厂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从此，滹沱河畔，太行山庄，许多军火工厂相继建立。
中央工委在西柏坡的工作，为党中央移驻华北奠定了基础。1948年3月20日，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出决定：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与叶剑英、杨尚昆率领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经晋绥解放区到达五台山。
4月10日，由五台山出发，来到河北省阜平县西下关村，4月11日，党中央、毛泽东一行到达晋察冀军区驻地城南庄。
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央部分工作人员进驻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此后，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作战的同时，还全权负责起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和解放战争后勤工作。
4月30日，在城南庄，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毅、粟裕等参加。
会议在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问题时，采纳粟裕等的意见，作出暂不渡江南进，而先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敌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
会议还研究和作出在已经连成一片的华北、中原解放区建立并加强统一的中央局、政府和军区及其他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部署。
会议后不久，毛泽东乘车到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会合，西柏坡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时，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更加有利的重大变化。
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迅速，为了更有利地支援前方，5月上旬，中央决定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为统一领导，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北局和以聂荣臻为司令员的华北军区，同时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
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决定华北联合行政委员改为华北人民政府，选举董必武为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同时发布华北人民政府公告。以后，华北人民政府驻地设在平山县王子村。
解放区的巩固扩大和统一，不仅为我军进行战略决战建立了强大可靠的后方，而且为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在此大好形势下，1948年9月8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九月会议”为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准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会后，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和各战略区的负责人又分别谈了话。
与邓小平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每年见一次面，每次见面都有很大变化，明年我们再见面时，应该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随后，毛泽东投入到部署指挥三大战役的紧张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