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率领代号为中央前委机关全部共计600多人抵达米脂县杨家沟，进驻“扶风寨”。
“扶风寨”建于杨家沟村“龙凤山”前，此山前如龙头后似凤尾，是一座独立的龙头凤尾孤山，也称龙凤山，涧水绕合，三山拱围，易守难攻。
当毛泽东来到杨家沟村“扶风寨”门前，被眼前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和独具风格的庄园设计深深地吸引了，凝视良久，赞叹道：“这窑洞和村寨整齐、漂亮，还是新的，比你们画的还要好，杨家沟果然名不虚传！”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也称《双十宣言》。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署名。刊于当天的《人民日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
《宣言》的内容既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67条口号，并具体阐明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战争罪犯等8项基本政策，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
《宣言》指出：
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发表，与当时的解放战争形势息息相关。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947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党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部，来到神泉堡。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历史转折关头，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动员全国人民、各界同胞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9月23日，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10月10日，新华社正式刊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同一天，新华社还播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两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一是“颁布解放军口号”，一是“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此外，毛泽东、党中央在神泉堡期间，还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发往全国各地，有力地指导了全党全军的各项工作。
毛泽东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反攻时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宣言》第一次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宣言》是中共中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后，依据形势发展，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
《宣言》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接着《宣言》指出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
《宣言》认为，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奋战了8年之久。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
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政治纲领，虽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党的七大提出的“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一个“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这一前途的具体化。
然而这一政治纲领的公开发布，则经历了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逐渐深化过程。
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枣园谈话时，有人提出：“现在是否提打倒蒋介石？”
毛泽东回答说：“做此工作而不提此口号”。
接着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现在尚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今天对待蒋介石同抗战时期不同。现在不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
周恩来在分析当时形势之后说：“现在看，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传上要有保留，要使人民知道只有从自卫战争中才能得到生存和独立。”
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开始后，9月11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时，加上了“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常识了。”
这样，党中央以新华社的名义向国内外公开宣布了打倒蒋介石。
9月28日，周恩来在神泉堡对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干部、战士作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报告，报告中对于“打倒蒋介石”这一口号提出的策略考虑作了说明。
周恩来指出：“自卫战争是从去年大打起来的，为什么那时不提出大反攻，不提出打倒蒋介石，现在才提？原因是在去年7月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还不行。”
周恩来说：“当时提的口号是武装自卫，还不能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当时主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现在情况不同了。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
“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提出来后，就要去实现它。怎么去实现？周恩来认为，光在解放区内作战消灭不了蒋介石，因为在全国他还占有3／4的土地，2／3的人口。
周恩来强调指出：“只有战略进攻才能彻底消灭他。口号一提出，战争行动就要配合，就是全国性反攻，就是打出去，突破解放区的界线，我们的行动完全是为实现这个口号的。”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指出蒋介石国民党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
《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宣言》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政治纲领后，又指出了实现这一政治纲领的8项基本的方针、政策：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为了顺利实现上述政治纲领和战略目标，《宣言》向解放区人民发出了号召，指出：“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解放区人民贯彻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基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人民武装，肃清敌人残留据点，支援前线作战。”
《宣言》还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
“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落实《宣言》提出的政治、经济、军事纲领，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
报告总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重申了《宣言》提出的基本政治纲领，并提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申明了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财产归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分析了敌我消长态势，分析了敌人的动向。
会议决定指出：毛泽东的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会议还要求全党全军应将这个文件联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进行深入学习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
这样，“十二月会议”就为《宣言》提出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政治纲领的落实，制定了行动纲领，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宣言》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受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热烈拥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行动纲领，对于加速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至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47年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已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了。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训令》指出：
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
三大纪律如下：
一切行动听指挥；
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如下：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言简意赅，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格纪律，以及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等具体要求，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
一切行动听指挥体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人民军队内部下级服从上级的指挥关系，是达到全军高度集中统一，保证军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胜利完成各项任务最基本的纪律要求。
一切缴获要归公，体现了人民军队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在革命战争中必须充分利用缴获敌人的物资发展壮大自己的原则。
不虐待俘虏的规定，体现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政治胸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瓦解敌军的原则。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对于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人民解放军官兵来自人民，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自觉地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行为规范严格遵照执行，从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和欢迎。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在纪律方面做了良好准备。当然，它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成同步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初脱胎于旧军队，在军纪方面，有许多与无产阶级队伍不相适应的旧习气。正因为如此，党中央、毛泽东在治军过程中，才提出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具体来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最初提出，要从大革命失败的秋收起义说起。
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当时我军进攻途中遭到数倍敌人的围攻，损失很重。在毛泽东的极力主张下，作出了退往湘南的正确决定。
在毛泽东率领下，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向井冈山进军。上山的路崎岖难行，部队忍饥受饿，疟疾流行，病员增多，思想问题突出出来。
部队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使一些急于革命胜利的官兵失望，部分参加暴动的工农赤卫队员也不愿意远离家乡，许多人不辞而别。
一个连跑光了，团里还不知道。部队面临溃散的严峻形势。怎么办？脚化了脓的毛泽东，坚持不坐担架，一瘸一拐地走在战士中间。他一边同战士们交谈，鼓舞士气，一边调查研究，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办法。当时起义的队伍，形式上虽然已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很多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员，但部队的主体由旧军人和农民组成。
前者旧军队习气严重，后者自由散漫，而且旧军人多数也是农民出身。他们虽然已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但思想上旧军队陋习和农民阶级的烙印，一时还难以消除。
原湖南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的队员，才随队南下到江西莲花，就已走掉一大半，他们可以在家乡闹革命、分田地，却不愿为全体农民的翻身解放而远离故土。
旧军队是雇佣制，靠的是金钱待遇。共产党领导的新军队，干革命要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改造旧军队，建设人民新军队的关键是转变思想。
要改变旧军队的习气，必须从思想上加以改造，用共产主义理想武装党员，教育群众，使他们提高革命觉悟，为民族的独立、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
离开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部队在顺利时还可以，一遇到挫折便成一盘散沙。
正反两个方面使毛泽东认识到，打仗光靠人多是不行的，如果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那么只能是乌合之众，是没有战斗力的。毛泽东一边总结失败的教训，一边琢磨办法。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在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核心是“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这一创造，把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军队彻底区别开来，为后来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奠定了基础。
离开三湾后，毛泽东继续率军前进。在行军过程中，他经常深入连队，同战士们讲旧军队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武装，他们到处祸害老百姓，抓兵、派差、抢东西，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老百姓又恨又怕，一看见他们就急忙上山躲起来。
毛泽东又说：“我们是代表工人、农民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不能像旧军队那样蛮不讲理。我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打人，不骂人，不拉夫，请群众挑东西要给钱。”
工农革命军中有一部分战士是从旧军队过来的，经过毛泽东耐心教育，他们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
在与井冈山上的王佐部联系时，毛泽东率部住进了荆竹山村。
此村有二三十户人家，家境都很窘迫，房子大都是土墙、杉皮顶，家中很难找到值钱的东西，有的全部家当不到两箩筐。
但得知部队要来，都迅速把房子打扫干净，铺上晒谷物的晒垫，又将家里有限的粮食、干菜、笋干等拿出给部队吃。
那晚，毛泽东睡得很香，一觉醒来已是晨曦满窗。他正准备起床，忽然听到隔壁有人说话，意思是部队偷挖了房东家的红薯，房东要求小声点，别让睡在上房的人听见了。
毛泽东觉得这事虽小，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于是，立即派人了解是哪些人偷挖了红薯。经过调查，是一班战士偷挖的。
毛泽东想到，因为纪律不明，从秋收起义以来，部队多次出现过不听指挥和缴获不归公的现象，有的还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
于是，毛泽东把加强纪律的意见同其他部队领导同志谈了谈，大家都赞同颁布纪律。
10月24日9时左右，部队200多人集合排队站在雷打石前，毛泽东站在雷打石上。他带着浓厚湖南乡音讲话了。
毛泽东从昨晚上有战士偷挖老百姓红薯的事，又讲到秋收起义、三湾改编和大汾遭袭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庄严地说：“上述的这些事说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必须严明纪律。从今以后，我们不仅要重视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思想和阶级觉悟，同时还要颁布纪律，用纪律来管理队伍。对于纪律，谁都不能违反，违反了就要严肃处理。”
最后，毛泽东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这就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三大纪律”。
毛泽东当时还语重心长地说：“今天我们就要上井冈山，到王佐总指挥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所在地去。希望大家一定要坚决遵守纪律，和自卫军的弟兄们搞好关系，和老百姓搞好关系。大家做得到吗？”
大家齐声答道：“做得到！”
毛泽东从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着眼，从一个红薯着手，为工农革命武装制定了“三大纪律”，这既包含了对部队行动集中统一的要求，又体现了革命军队为人民的性质宗旨。“三大纪律”的诞生使工农革命武装的建设上了新台阶！
1928年初，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同时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粮食和拓宽根据地的面积，毛泽东决定攻打敌人守备薄弱的遂川县。
1月4日，毛泽东率领两个营的兵力占领遂川城，遂川的地主豪绅、反动派对工农革命军造谣诽谤，使遂川城的市民一度信以为真。
在县城的局面打开后，前委布置部队以连、排为单位，深入到乡村宣传，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遂川呈现一片革命气象。
但部队分散活动，出现了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在借来的许多同样的门板中，又往往弄错，睡过的地方也没打扫干净等。
1928年1月24日，是大年初二，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由王次淳担任县政府主席。
一天上午，毛泽东在街上无意中看见王次淳被几个妇女拦住说话，不是听得很懂，可从这些人的神态和偶尔能听懂的一两句话语中得知，好像是在说革命军借了她们的门板、稻草没有归还，有的弄错了，损坏了，要工农兵政府帮助解决。
其中有个性子显得很烈的老太婆还说了些难听的话，似乎是说她家又不是土豪劣绅，咋能拿了她家的东西不还呢？
王次淳见她说话没有遮拦，连忙伸出手去捂她的嘴，并批评她不要胡说八道。一转眼，王次淳看见毛泽东就在附近，赶紧把这几个妇女打发走了。
毛泽东从王次淳处了解到，原来几个妇女确实反映的是革命军借了她们的东西没还，有的弄错了，有的搞坏了的事。
毛泽东对王次淳说：“你得帮我去了解一下，那几位妇女讲的究竟怎样，把情况告诉我，我叫张团长去处理。”
王次淳答应着走了。毛泽东回团部找人，要他们举一反三地进行了解，目前革命军中还有哪些事做得不好，工农群众不满意？
同时，毛泽东自己也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反映，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有些人不注意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等。
同一天，罗荣桓也汇报一些部队在老百姓中造成不好影响的人和事。诸如讲话粗鲁、请挑夫不给钱、个别的还打人骂人等。
毛泽东听后很吃惊，没想到在革命军中竟有这么多乱来的事，特别听说还出现了一起因土豪不按时交款而烧房子的事后，他发脾气了。
毛泽东严厉地说：“乱弹琴！怎能烧房子呢！蠢，蠢啊！难怪老百姓不满啊，土匪才杀人放火烧房子嘛！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怎么也做这种不得人心的蠢事呢？”毛泽东还说：“不行！这好比一家人家，子不教，父之过，革命军中出了这些事，责任在我们领导，我们没有教育好，纪律规定不严。看样子，光有个‘三大纪律’还不够，还要补充一些新的规定。”
于是毛泽东召开前委会，专门进行研究。他提出在三大纪律基础上，再增加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骂人。
前委成员听后一致赞成，认为这都是群众语言，既具体详细，又一听就懂，一做就会。不仅对于解决现在革命军中存在的那些问题有着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对于今后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看起来这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然而在工农群众眼里，它是革命军和国民党军及其他反动武装的重要区别。
1月25日，也就是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根据前委会的意见，在县城的李家坪召开了全体革命军指战员大会，毛泽东宣布了“六项注意”，并作了重要讲话，讲明了制定“六项注意”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告诫全体革命军指战员都要严明纪律，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六项注意”的提出，并与“三大纪律”连在一起，成为工农红军的重要行动准则。
1928年3月28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南部的湖南桂东县沙田所，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
由于各种原因，有一次工农革命军烧土豪家的房子时，竟殃及到了旁边的老百姓家房子；打土豪时，竟然错把老百姓娶媳妇的新嫁妆当做土豪财产予以没收等。为此，4月3日上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桂东县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对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桂东县沙田一带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毛泽东说：
烧房子这类事情行不通，烧了房子，老百姓都走了。现在要颁布几条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不拿工农一点东西；第三条，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这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完整地颁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次他还将原来的“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农一点东西”。
毛泽东很强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每到一地，都要严格检查执行情况。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每句话，都是老百姓的话，非常通俗、易懂。
过去，老百姓对旧军队的欺压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骚扰，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他们在刚接触到工农革命军时，并不了解这支军队和旧军队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
这个问题不解决，工农革命军便无法接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自身也无法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靠口头的宣传是没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农革命军的行动表现。
为了进一步增强战斗力，提高纪律性，毛泽东要求部队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写在墙上、包袱布上，无论走到哪里，都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认真执行。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当地民众的密切关系，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不但严格要求部队执行，而且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从此，部队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随着时间发展，指战员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些红四军按照过去的习惯，随意到野外大小便，训练完后，太阳还没下山，就光着屁股在河边的温泉洗澡，而当地妇女此时还在河边洗衣洗菜，场面很不雅观，结果引起了当地群众的严重不满。
随着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大大改善，工农革命军打了不少胜仗，俘虏也越来越多了。少数战士违反政策，搜了俘虏腰包。
于是，根据实际情况，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红军士兵会章程》正式收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除原来的六项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随便屙屎和不搜敌兵腰包”两条。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后，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对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和军民之间的关系，对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又将“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至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特别是1947年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建立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已成为一个迫切的任务了。
这年10月，毛泽东亲自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行颁布，为我军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完成战略反攻任务提供了有力保证，使军队的纪律建设上了新的台阶。
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央召开十二月会议
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迅速将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标志着中国人民“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制定新的行动纲领，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党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会议。
1947年1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率领代号为中央前委机关全部共计600多人抵达米脂县杨家沟，进驻“扶风寨”。
“扶风寨”建于杨家沟村“龙凤山”前，此山前如龙头后似凤尾，是一座独立的龙头凤尾孤山，也称龙凤山，涧水绕合，三山拱围，易守难攻。
当毛泽东来到杨家沟村“扶风寨”门前，被眼前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和独具风格的庄园设计深深地吸引了，凝视良久，赞叹道：“这窑洞和村寨整齐、漂亮，还是新的，比你们画的还要好，杨家沟果然名不虚传！”
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毛泽东和周恩来住进了村寨里最新且规模最宏大的“新院”。
“新院”三面突出，两面缩进，阴阳交错，若俯视观之呈“山”字形状。中间突出的为西方教堂式风格，左面缩进去的为日式风格，右边缩进去的为陕北窑洞建筑。毛泽东主席在最中间的教堂式窑洞里居住。
1947年12月25日，在毛泽东居住的这个“新院”里，著名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隆重开幕了。
“十二月会议”又叫“杨家沟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几个部局的负责人。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芳、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赵林、王明、谢觉哉、李维汉、李涛，共19人。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1947年12月7日至24日为预备会，分政治、军事和土地改革3个小组进行讨论。
时任党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习仲勋根据他在陕北多年的工作经验，在政治、军事、经济，尤其是就土地改革等方面向中央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并积极采纳。
12月25日，会议正式开始。毛泽东向会议提供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报告深刻分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今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
在形势方面，《报告》深刻分析了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后的国内外形势，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
还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1947年7月至9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
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100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报告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4.75亿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在军事方面，《报告》系统总结了我军战胜蒋军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
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
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
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
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至歼灭一切敌人。
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
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
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
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
毛泽东强调：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