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指示：“建议你们在敌可能反扑地区，预先布置秘密的短兵火力，诱敌出击，待敌接近至数十米，突然给以杀伤。结合步兵小部队的反突击，予以歼灭性打击。”
徐向前还强调指出：“要克服指战员怕做工事的心理，可提出‘多流汗，少流血’的鼓动口号。”可见，徐向前指挥战斗可谓是认真细心到一丝不苟。
正当晋冀鲁豫野战军准备发动总攻之际，胡宗南将原拟调陇海路南的钟松部第三十六师的4个旅突然撤回，北渡黄河，增援运城。
中央军委和徐向前等立即根据敌情变化，紧急命令攻城主力部队主动撤围，开至平陆杜马一带打援。
由于这一地区沟深横列，对部队运动作战不利，以致我军未能全歼这股援敌，使其一部窜进运城与守敌会合；运城守敌又破坏了我军原来的攻城阵地，掠去了我们掩盖工事用的门板，部队士气颇受影响。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电示：攻运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次两次仗未打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
徐向前也致电鼓励：“运城虽未攻克，但对部队锻炼甚大。”
运城前线负责人向部队转达了毛泽东和徐向前副司令员的指示，广大指战员备受鼓舞，强烈要求三打运城。
第三次攻打运城的部署，是12月初研究的。
当时恰逢王震率西北第二纵队抵达晋南，休整待命。徐向前认为这是一支生力军。遂与王震商量，请该部参战，王震欣然同意。
12月1日，王新亭和王震从运城前线专程到晋冀鲁豫军区驻地河北省武安县冶陶镇，同徐向前等首长一起商讨了最后攻取运城的作战方案：攻城任务由第八纵队和第二纵队主力担任，其余部队置于黄河北岸和东岸的要点，准备打击来援之敌；先扫清外围据点，后集中攻城，主攻方向放在城西与城北。
12月3日，攻运方案由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电呈中央。
4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打运城。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之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
此时，徐向前正在冶陶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的土地改革会议，无法亲临前线，便组建了晋冀鲁豫军区运城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王新亭，政委王震，负责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
12月17日夜，攻城开始。天正下雪，寒气逼人。部队冒雪破堡，横扫敌外围据点。
城内外的守敌有胡宗南、阎锡山部及土顽一部，共13000人，他们重新修复了上次被我军摧毁的明碉暗堡，凭借优势火力，构成东、西、南、北四大护城阵地，顽强抵抗。
这时，胡宗南部4个旅集结在黄河南岸陕州至潼关一线，企图渡河增援。我军如不迅速攻克运城，全歼守敌，势必功亏一篑。
24日，徐向前命令前线指挥部提前发起总攻。
1947年12月25日，人民解放军再一次发起进攻，决心要夺下运城。
此时国民党军队也摆出了顽抗到底的态势。攻城一开始，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寒冷的空气里四处弥漫着硝烟，战斗进行的异常艰苦，人民解放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一天，两天，三天，战斗一直持续着。敌人的第一道、第二道防线先后被人民解放军突破，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军还在凭借着运城城墙这道防线做着最后的抵抗。久攻不下，部队情绪波动很大，有人甚至认为敌人顽强难打。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徐向前向前线指挥部下达了“坚持最后5分钟”的命令：必须牢记一条：当你是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敌人最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常常是你因困难而决心发生动摇的时候，恰恰正是敌人对胜利已感到绝望的时候。这种时机是最紧要的关头，这种时机决定于何方能坚持。何方能熬过这最后的5分钟，何方就能取得胜利。
因此，我们要坚持最后5分钟。
“坚持最后5分钟”，很快统一了前线指战员的思想，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和信心。经集思广益，决定在一天内由第二十三旅在北门城墙根下完成坑道作业，采用坑道爆破办法，辟开进城之路。
26日夜，风雪交加，寒气袭人，刘明生等10位同志爬进城壕，进入坑道点，开始挖洞。由于是冻土，砖头瓦块又多，用十字镐刨，声音太大，战士们就索性用双手刨，直刨得双手鲜血直流，但毫无怨言，仍坚持刨，一捧一捧地把带血的泥土捧出洞外。
就这样，经过彻夜战斗，终于在拂晓前挖成了长5.5米、高1.5米的坑道和能容纳3000千克炸药的药室，并用40分钟完成了传递和装药的任务。
27日17时，总攻开始。
17时30分，随着一声巨响，老北门西侧的城墙被炸开，第六十九团团长张国斌立即率领突击队冲入城内。
敌人猛醒之后，忙用猛烈的炮火封锁住了突破口。先入城的突击队被敌人反包围于突破口内。
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刻，王新亭和张祖谅亲自跑到第二十三旅指挥部，命令黄定基旅长要不惜一切代价，再次打开突破口。
团政治处主任丁毅民，端着冲锋枪，率领第二梯队冲向突破口，入城的突击队又杀了个回马枪，终于再一次撕开了突破口，这才使第八纵队大部队攻入城内。
同时，第二纵队主力在城西南角架起了云梯。这种梯子的下部装有轮子，可直接推至城下，然后拉起梯架，高可达数丈，搭在城头上，便可上城。
就是借助这种古老的登城器具，第二纵队主力一举登城成功，突破了敌人最后的防线，会同在运城老北门进行坑道爆破成功的第八纵队一起夹击，终于拿下了运城，全歼守敌13000余人，俘歼阎系3个专署和16个流亡县政府。
12月28日拂晓，运城宣告解放。
运城战役胜利后，徐向前评价说：“攻坚歼灭战，不仅动摇了山西境内敌人固守城市的信心，而且创造了我军攻坚城市的宝贵经验。部队经过艰苦作战，在战斗意志、战术思想、战斗作风等方面，都得到锻炼和提高，从而为下一个战役——攻坚临汾，创造了有利条件。”
临汾战役
1948年春天，山西解放战场形势喜人，运城攻克后，整个晋南只剩临汾一座孤城为敌人盘踞。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
临汾西靠汾河无险，东临同蒲铁路，北面、南面均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易守难攻，是南同蒲铁路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拔除这个据点，对当时配合西北战场的作战，孤立晋中、太原的守敌，有着重要意义。
于是，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徐向前提出部队先在翼城地区集中整训，待开春后攻坚临汾的计划，报请中央军委和刘伯承司令员批准。
2月18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复示：“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德怀）张（宗逊）的大帮助。”
1948年2月3日，为了拔除国民党军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解放晋南全部地区，以利于尔后在晋中地区作战，并策应中原和西北战场的作战，晋冀鲁豫军区决定组成前方指挥所，由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任前方指挥所司令员，统一指挥第八、第十三纵队及太岳军区、晋绥之吕梁军区各一部共53000人，实施攻打临汾的作战任务，战役预定于3月10发起。
临汾古城内高外低，依地形建在一个大土丘上，城墙基部最厚处有30余米，墙面如牛背，倾斜向上，高达14米，顶上有10米宽，城墙周长近10千米。临汾城西傍汾河、东、南、北三面均为开阔地，从远处看去，宛如伏在汾河岸边的一头牛，地形易守难攻。
日军侵占临汾期间，在这里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日军投降后，进占临汾的阎锡山、胡宗南部对临汾城内外的防御工事又进行了增修和加固。
依托村庄、高地、碉堡、壕沟，组成了4道环形防线，再加上敌人周围布置有碉堡、集团工事、铁丝网、暗道、鹿砦、地雷等多种防御设施，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另外，城里与城外还有暗道相通，直至防御前沿。
1948年2月，驻守临汾的敌军，计有阎军20000多人，国民党中央军3000多人，统由阎军首领梁培璜指挥，负隅顽抗。
他们曾扬言“临汾牢不可破”。阎锡山也数次电告梁培璜“死守临汾”，“不得放弃”，大有与我军继续较量、长期固守之势。因此，临汾战役是一场更加艰苦激烈的攻坚战。
为攻克临汾做好物资准备，专门组成了临时后勤司令部，由太岳行署副主任裴丽生任司令员。调集了充足的武器、弹药、粮食、药品等战略物资。
一切准备落实后，徐向前召开了团以上的指挥员会议，亲自动员、部署。他首先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我们是10对1，占绝对优势；其次讲了临汾之敌被我军包围日久，物资供应不足，粮食、弹药除用飞机空投外，没有任何其他来源；最后分析了我军大兵压境，敌军士气不振，守孤城并无信心，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军与阎锡山军矛盾很深。
徐向前强调指出；“我们在尽可能减少伤亡的情况下攻克临汾是有把握的，大家必须具有坚强的信心和毫不松懈的战斗意志。”
3月5日，徐向前从破译的电报中得知，胡宗南为挽救其西北战场的颓势，意欲将其第三十旅主力从临汾空运至西安，以增兵洛川。
为了抑留该敌，阻其空运，配合西北战场作战，徐向前决定于3月7日提前临汾战役。
7日晚，第八纵队第二十四旅以炮火封锁了临汾城南的飞机场，击毁运输机两架，打破了胡宗南的空运计划。与此同时，各参战部队也展开了激烈的临汾城外围攻坚战。
进攻重点应放在什么地方呢？当时仔细地观察并分析了地形：城西边是汾河，不好用兵；南面和北面是平原，无掩护物；东面是同蒲铁路，有临汾车站和站内的几十节破车皮可作为掩护，我军在隐蔽下好运动兵力，最后决定先攻东关。
而临汾守敌也非常清楚，如果东关失守，临汾城即失掉屏障，势难防御。因此敌人也把东关作为防御重点，增兵加防，这样攻打东关就成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役。
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动了约10000人的兵力，先用大炮把东城打了好几个缺口，敌人立即集中兵力用猛烈的炮火封锁住缺口，使我军不能进兵。
不得已，晋冀鲁豫野战军将士在炮火掩护下，猛攻东关，伤亡200余人，东关未克。这时，有些指挥员思想动摇，想改变主攻方向。
这个时候，可以说是胜负于一念之差的关键时刻。徐向前冷静分析，权衡利弊，认为取胜的把握甚大，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
徐向前又专门召集了团以上指挥员会议，强调指出：“不能改变主攻方向，必须拿下东关，这是攻城的关键，绝不能因为有牺牲而畏缩不前，这是军事上不能允许的。”
徐向前说：“新的作战部署要求，集中兵力，突击一点，拿下东关，用‘土行孙战术’，打破敌人的‘铜墙铁壁’。”
所谓“土行孙战术”，就是挖掘坑道。各攻击部队奉命即刻转入隐蔽挖壕作业。10天以后，4条通向临汾城防外壕的坑道挖好。
4月10日，第八纵队第二十三旅被调过来攻击东关。两小时的火力准备之后，8000千克炸药被点燃了，刹那间，整个关东砖石横飞，火光冲天，临汾城外壕被炸开两处大缺口，东关终于被攻克。
至4月11日，野战军攻占了敌外围主要据点，并以坑道爆破的战法占领了东关，歼灭了防守东关的阎锡山第六十六师主力。
攻克东关之后，根据城墙高而厚的特点，不宜再采取登云梯攻城的战术。用炮火把几十米厚的城墙打开缺口并不容易，使用炸药又很难接近城墙。
据此，徐向前当机立断，指示部队在东关挖坑道，用地道直迫城墙底下，然后在城墙底下堆积大量炸药，用这个办法炸开城墙。
4月16日，在扫清外围据点和完成了攻取临汾城的作战部署后，晋冀鲁豫军区各攻城部队发起了进攻，与守军展开了以挖掘坑道和破坏坑道为中心的激烈战斗。
可是挖地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挖地道必须隐蔽，要做到隐蔽，就要有足够的掩护物。当时计算，必须筹集10万块门板。徐向前命令后勤司令部，在一个星期内完成筹集门板的重任，以应攻城挖壕的急需。
裴丽生召集临汾专区各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开会，做了紧急动员。动员群众献出10万块门板，确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群众思想有顾虑，主要怕门板支援了战争，家中不安全，又怕战争结束后，门板取不回来。
裴丽生决定对群众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工作，并宣布政策如下：第一，门板一律用墨笔写上某县某区某村某人的姓名；第二，战争中门板如有损坏，由政府负担政策上给以照顾或适当赔偿，没损坏的，原物归主，不得乱拿。结果群众在一个星期内就献出门板12万块，集中运到临汾前线。
即使这样，野战军挖地道的行动也受到了敌人的反制。国民党军派出飞机日夜轮番轰炸进攻部队的阵地，城内守军的炮火也不断轰击挖掘坑道的攻击部队，并以对挖坑道的方式来破坏进攻部队的坑道。
在守敌的反制作战中，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城东一线挖掘的15条破城坑道以及环绕破城坑道两侧上方的40余条掩护坑道，大部被毁。
经过一个月的争夺与反争夺、破坏与反破坏的激烈斗争，至5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进攻部队终于成功地将两条各110米长的破城坑道挖到了临汾城下，并分别填装了6200千克的黑色炸药和3000多千克黄色炸药。
一切准备就绪后，徐向前司令员决定在1948年5月17日下午爆破攻城。爆破之前，他又打电话给前敌指挥部，详细询问了攻城的准备情况，知道一切准备就绪。
5月17日下午，徐向前约裴丽生到总指挥部所在地看破城信号。这里距临汾城2500米，不用望远镜都可以看清临汾城墙和我军的活动。
下午15时整，我军阵地上空先升起照明弹、信号弹，接着就是一声巨雷般的轰鸣，古老的、高厚的、所谓牢不可破的临汾城墙被炸开约60多米的缺口。
晋冀鲁豫军区攻城突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趁沙石腾空、烟雾弥漫的当儿迅速突入城内，经过7个半小时的激烈巷战，全歼守敌。
一部分敌人从西门突围渡汾河逃窜，被我军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吕梁军区阻击部队全部俘虏，敌军总指挥梁培璜束手就擒。
在临汾战役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徐向前在东山指挥部召开了作战指挥员和后勤司令部会议，传达了上级的指示，重申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着重指出我军进城后，必须严明纪律，不住民房，不进民屋，除少数部队在城内维持秩序外，大军全部撤到城外，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后勤司令部统一管理和分配，不论是干部还是战士均不得私拿战利品，违者以军法论处。根据中央指示，解放临汾后不准农民到城里抓逃亡地主，不准破坏工商业。
会议要求，以上几点必须迅速地传达到我军全体将士，严格执行。
然后，在徐向前的率领下，晋冀鲁豫野战军进驻临汾。至此，临汾战役胜利结束。
临汾战役历时72天，共歼敌25000人，其中俘阎锡山所部第六集团军中将副司令兼晋南保安司令梁培璜以下18000人。
至此，晋南地区全部解放，吕梁、太岳两解放区连成一片。第八纵队第二十三旅战功卓著，晋冀鲁豫军区前指授予其“临汾旅”称号。
临汾战役中，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他不顾有病的身体，日夜坚守在作战前线，以顽强的毅力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带领部队，从1948年3月7日至5月17日，奋战72天，终于将这座坚固的城池攻破。
1948年5月19日，中央军委复电徐向前：“你这次以新成立之兵团，取得攻临汾经验，为继续歼灭阎锡山据点开展胜利道路，望休整中总结这次战役经验。电告。”
1948年5月20日，党中央致电表示祝贺。电报全文如下：徐向前，薄一波，滕代远、贺龙、李井泉、周士第诸同志及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晋绥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解放临汾全歼闫胡守敌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敌军，解放华北而奋斗。
临汾战役结束后，紧张忙碌了3个多月的徐向前并未回后方休息，而是拖着病体，带着前线指挥所的人员来到曾作战过的地方，踏遍攻打过的据点废墟，从外壕到内城墙，仔细查看，特别是对多次攻击才夺取的据点反复研究，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战斗。
晋中战役
1948年5月20日，根据党中央5月9日的决定，为适应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需要，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
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任第二副司令员，萧克任第三副司令员，赵尔陆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王世英任副参谋长，蔡树藩任政治部副主任。
所属华北野战军编为两个兵团：第一兵团由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辖第八、第十三、第十第四纵队；第二兵团由晋察冀野战军组成，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辖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纵队。
军区直辖第一、第七纵队和炮兵第一、第二旅及华北军政大学、冀中军区、北岳军区、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冀南军区、太岳军区。全区部队42万余人，民兵110万余人。
华北军区建立后，下一步如何行动呢？徐向前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时，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刚刚结束临汾战役，正面临着新的困难。
平原地区，柴火极缺。一个兵团的部队，再加上为作战保障的民工，有10万多人，每日做饭烧水，至少需消耗15万千克柴火。平原不同丘陵山地，老百姓烧柴都有困难，哪来如此多的柴火供应解放军？烧柴问题不是小事，吃饭问题更是大事。
此时，各方也都知道徐向前部所处的困境，为此，有两个战略方面都向中央提出请求，邀请徐向前部前往协助作战。
一个是晋察冀军区杨成武提出来的，他建议中央让徐向前部进入河北，协同攻歼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另一个是西北军区彭德怀和习仲勋提出来的，他们建议中央让徐向前部进入陕西，协同歼灭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
当时，呼声最高的方案是，徐向前部渡过黄河，进入豫西、豫北，配合西北军区野战军，彻底粉碎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
对此，徐向前看得很清楚，这两个方向都不需要协同。因此，根本就不去考虑协同作战，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解放山西全境的战略决定。
然而，这个战略构思的具体战役部署，却是由“保卫麦收”这句口号引发的。
在山西，晋中是产粮区，但这一带一直有个民谣：小麦，小麦，你不要黄，黄了不够交公粮。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太原，每到麦收季节，总是出城抢粮。八路军为保卫老百姓麦收，进行过紧张的斗争，对这一点，老百姓记忆犹新。
时近麦熟季节，晋中平川麦浪滚滚，丰收在望。保粮、抢粮、屯粮，“保卫晋中”，便成为阎锡山实行战略防御的关键所在。阎锡山深知，假如晋中一失，粮秣无继，10多万军队势必陷入不战自乱的窘境。
老百姓早就盼着解放军来保护麦收，民谣也改唱成：麦子，麦子，你慢慢长，解放军来了你再黄。
保卫麦收，是民意，也是华北军区第一兵团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保卫麦收”这句口号既是作战任务，又是政治任务。
徐向前很清楚，“保卫麦收”必然与国民党军发生战斗。不过，党中央和华北局考虑到华北军区的实际困难，只要求第一兵团首先歼敌一两个师。
徐向前考虑再三，提出超额两三倍的歼敌计划，提交兵团作战会议讨论。
徐向前的理由很充足：第一，晋中战役的目的，是为解放太原创造条件。应尽可能利用野战的机会，诱敌决战，消灭敌之有生力量。歼敌愈多，解放太原便愈加顺利。
第二，敌人以4／5的兵力分散在晋中平原抢粮运粮，正给我们可乘之隙。我以60000之师北上，运动作战，分两次吃掉敌人4至6个师，完全有可能。部队虽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但士气旺，能吃苦，听指挥，守纪律。关键在于计划周密，指挥得当。
第三，山区群众经过土改，支前积极性甚高。地方党组织一二十万民工支前，运送粮食、弹药、烧柴，问题不大。晋中群众对阎军恨之入骨，也容易发动起来，保卫麦收，配合我军作战。
徐向前风趣地说：“我们打野战，好比吃肉；攻城，好比啃骨头。现在敌人为了抢粮，四面出动，肥肉送上门来，我们不妨狠咬几口，吃他几个师，免得将来费时费力去攻坚城池，啃硬骨头。这笔账要算一算，有便宜就得赚哪。”
但那时部队没有打过大规模的运动战，又确实疲劳，有人顾虑吃不掉敌人反被敌人吃掉，力主打敌一两个师。战前有争议，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可以帮助指挥员更缜密地去分析判断情况，权衡利弊，定下决心。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未能取得一致认识。
徐向前想：当断不断，必误大事，个别人的意见只好再做个别工作。于是他坚定地说：“战机紧迫，就按歼敌4至6个师的目标，进行战役部署，错了由我负责！”
在6月4日，也就是第八纵队召开解放临汾庆功会那天深夜，徐向前向军委报告了自己的决心：“第一步，以分进合围态势，北上晋中，割裂阎军防御体系，斩断交通，分割包围其要点，肃清外围，清剿地方杂匪，确保晋中麦收。”
“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敌主力与我决战，在野战中求得灭敌主力一部，以达削弱阎军实力，缩小敌占区，为攻取太原创造有利条件的目的。整个战役的重心，要求放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上，力争给敌以致命性的打击。各部队据此深入动员，积极进行思想上、战术上、物质上的准备。烧柴问题，由地方党动员和组织太行、太岳、吕梁山区的群众，筹集运输，以保证作战部队的需要。”
6月初，聂荣臻与政委薄一波发布了晋中战役指示，由徐向前指挥第一兵团在晋中进攻阎锡山部。为配合第一兵团作战，聂荣臻命北岳军区副司令萧文玖统一指挥北岳、太行军区的有关部队，组成萧文玖集团参战。
6月9日，兵团发布了晋中战役的命令：以晋绥第二、第六分区部队归彭绍辉、罗贵波指挥，本月13日进至太原以北，切断忻县至太原间铁路，并向太原逼近，保卫忻县至太原铁路两侧地段之麦收。
以吕梁集团，本月19日进至文水、交城地区，切断太原至汾阳交通，拔除该地区外围的必要据点，压缩敌于少数孤立据点之内，以确实控制文水、交城、汾阳、孝义及清源之平川地区，保卫麦收。
以太岳集团，本月13日逼近介休、灵石地区，寻机拔除该地区外围若干据点，相机攻取灵石，并切断平遥至灵石间铁路。
以太行二分区和北岳二分区部队组成晋中集团，由肖文玖指挥，本月19日逼近榆次至太原、榆次至太谷间的交通线，破坏铁路、公路及桥梁，保证太原之敌不能向祁县、太谷增援，并派零散小部队插入徐沟、榆次、太谷三角地区，保卫麦收。
以第十三纵队，本月19日拔除子洪地区敌据点，而后攻歼东观之敌，切断太谷至祁县铁路，主力集结于太谷以南东观地区，机动待战。
以第八纵队，本月19日拔除平遥以东以南外围据点，另以一部切断祁县至平遥间铁路，主力集结于平遥以东地区，机动待战。
战役发起的时间，预定为6月20日。据此，各部队开始行动。
为迷惑敌人，让阎锡山睡几天好觉，徐向前带梁军、任白戈、廖加民、刘凯、杨弘等指挥所的参谋暂去长治。同时，派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周士第去西柏坡，将上述战役计划和行动部署，向党中央和华北局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了周士弟的汇报，十分满意，连连称赞道：“向前好大的气魄哟，比敌人少一半，还要吃掉敌人4至6个师。此着若赢，山西便全盘皆活。”
接着，毛泽东说：“一、‘保卫麦收’这个口号很好，可以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晋中人民要收麦，阎锡山要抢麦，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二、战役的重心，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更有效地保卫麦收；三、敌人要抢粮，就得出动，便于你们在运动中消灭之。阎锡山手上还有14座县城，只要打掉它一两个，敌人就慌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
这些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晋中战役的指导思想，对统一兵团领导的认识，放开手脚北上作战，有重要意义。周士弟认真地记录着毛泽东的指示，并将毛泽东的指示带给了徐向前。
这时，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在临汾战役后，为维持其统治局面，以5个军部、14个师、3个暂编总队，以及22个保安团、21个保警大队等，总兵力约13万人，布防于北起忻县、南到灵石、东至榆次、西至孝义、汾阳等15座城市的狭长地区，构成以太原为中心，以同蒲铁路为骨干的晋中防御地带。
阎锡山还以其第三十四、第四十三、第六十一军各一部，及阎锡山“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共13个团组成“闪击兵团”，进行机动作战，以阻挡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并乘机大肆抢掠小麦。
华北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为保卫晋中麦收，削弱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的有生力量，创造夺取太原的有利条件，以第一兵团第八、第十三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北岳、太行军区部队各一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部队一部，共49个团60000余人，由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统一指挥，采取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方针，发起晋中战役。
根据中央指示，徐向前在“保卫麦收”前，做出3个“大动作”。
第一个大动作，6月初，派部队挺进风陵渡，在渡口征集民船；第二个大动作，6月10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谈临汾胜利的意义》；第三个大动作，6月中旬，吕梁军区部队大张旗鼓进至高阳镇，威逼汾阳、孝义；不久，打下灵石。
这3个大动作，让阎锡山高兴坏了。
阎锡山认为，保卫延安是共产党的大战略，徐向前部挺进风陵渡，有南渡黄河的迹象，其主力有进入西北战场作战的先兆；而徐向前发表文章，说明在临汾战役中，徐向前部伤亡惨重，正在补充兵员，休整部队。
机不可失，阎锡山急令高倬之指挥第三十四军、第四十三军和“亲训师”，分3个“箭头”，合击高阳镇的吕梁军区部队。
阎锡山说：“3支部队就像3只老虎爪子，把徐向前的部队一部一部地撕烂之，为部队在晋中抢收麦子创造条件。”
阎锡山还将这两个军和一个师编为“闪击集团”，由高倬之任“闪击集团”司令官。
事态的发展确实如阎锡山之愿。不到3天时间，“亲训师”攻击连连得手，高阳、汾孝等周边地区纷纷落到“亲训师”手里。
高阳镇阵地上战斗异常激烈。阎军的“闪击集团”像一群饿狼扑向吕梁军区的部队。吕梁军区政委罗贵波对司令员彭绍辉说：“我们不能硬拼下去，向徐司令员报告，我们北撤。”
“唉！”彭绍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仗打到这份上，我们尽力了，只好北撤了！唐副参谋长，给徐司令员发电报！”
副参谋长唐健伯很快拟出“北撤”电报，彭绍辉和罗贵波共同在这份电报上签了名。
3个小时后，“北撤”电报放到了徐向前的面前。这时的徐向前不仅没有南渡黄河，而且慢条斯理地回到了长治。在那里，他亲自到军区图库，要了一张五十万分之一的沁县地图，聚精会神地看着。
一切是那样有条不紊而又不声不响，以至连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也弄不清徐向前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当他向管理图库的参谋索要沁县地图的时候，那位参谋一时手忙脚乱，几乎翻寻不着。
因为他也以为部队要过黄河去支援西北作战，所准备的都是豫西和豫北方向的图，根本没有想到首长会要属于老区、位于北边的沁水县的地图。
这时，彭绍辉和罗贵波共同签名的“北撤”电报来了。看到电报，徐向前笑了，知道自己成功了。他心里明白，用军事术语来讲，这就叫“声东击西”。
事实上，徐向前只是制造了主力部队南渡黄河的态势，专等阎锡山的“闪击集团”调防，晋中门户洞开之时，则迅速命令第八纵队沿同蒲路东侧的山区，向平遥、介休以东平原地区出击。
6月18日18时，徐向前直接给第八纵队下达了直插晋中的命令，把一张缜密的网悄然撒开。
吕梁军区部队“北撤”的报告迟迟没有回音，他们又坚守了一天一夜。渐渐地，枪声稀疏了下来，天黑后，已听不到枪声。高阳镇阵前，阎军像是被黑夜淹没似的，一下子没了踪影。
彭绍辉和罗贵波还没明白过来，一封电报到了：敌已全线撤退，命令你们迅速从防御转入追击，力求在运动中歼灭第三十四军。
徐向前除了给吕梁军区下达新的战斗命令外，也给第八纵队、第十五纵队和第十三纵队下达了新的战斗命令：狙击敌人，切断平遥、介休之间的交通，割裂敌军联系。
徐向前要求部队特别注意集中兵力，形成拳头，保持战斗中的优势地位，隐蔽动作，突然袭击，讲究战术，各个击破，加强通讯联络，密切协同配合；组织游击兵团，担任破坏交通运输、打击分散孤立之敌、发动群众配合主力作战等任务。
总之，要坚持集中优势兵力，有把握、有准备的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务求初战能取得几个中、小歼灭战的胜利，以奠定进一步打大歼灭战的基础。
接到命令后，第八、第十三纵队从平遥、介休东南山地隐蔽北进，实施迂回，19日逼近平遥、介休间铁路线，待机歼灭回窜的“闪击兵团”主力。
而北岳、太行军区部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两个旅分别则破击榆次至太谷间与太原至忻县间的铁路，阻止与钳制由太原方向南援之国民党军。
阎锡山被重重地打了一闷棍，他急忙收缩兵力，但为时已晚，他的“闪击兵团”已被解放军牢牢包围。
20日，“闪击兵团”发觉退路受到威胁，立即星夜夺路回撤。
21日，当“亲训师”、“亲训炮兵团”进至张兰镇以北地区时，第八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当即发起攻击，激战3小时，歼其大部，其一部退入张兰镇，24日与驻该镇的暂编第四十五师新兵团一起被太岳军区部队歼灭，“闪击兵团”余部撤回平遥。
在此期间，吕梁军区部队和第十三纵队分别歼灭阎锡山部第七十、第七十一和暂编第三十七师各一部。
23日，继将由平遥北撤之第十九军军部、暂编第四十师，压缩于祁县西南北营村，24日将其主力歼灭于北营村，仅其先头团逃向祁县。
阎锡山对解放军的迅猛攻势极为惊恐，急令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率暂编第十总队到太谷坐镇指挥，调整兵力，企图在祁县、平遥间与解放军决战。
据此，第一兵团以小部队在祁县地区与国民党军周旋，主力于29日挥师北上，乘虚直捣晋中腹地，在榆次、太谷、徐沟间开辟战场，创造战机。
为迫使赵承绶集团就范，徐向前令太岳军区和北岳、太行军区部队于7月3日大举破击榆次、太谷间铁路，攻克北阳、东阳车站。
赵承绶在后路被切断的情况下，急令第七十一师、暂编第四十六师和暂编第十总队在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轮番猛攻董村阵地，企图打通北撤道路。太岳军区部队坚守阵地4昼夜。
与此同时，北岳、太行军区部队也击退了由榆次南下增援的第六十八师，终于将赵承绶集团全部拦阻在太谷及其附近地区。
6日，陷于困境的赵承绶集团企图由榆次、徐沟间夺路北逃，恰入人民解放军的预设战场。
7日晨，第十三纵队与第八纵队一部分路追击，切断通向徐沟的道路；北岳、太行军区部队在太岳军区部队的协助下，自东阳镇地区向西**，截断了通向榆次的道路。
7日晚，第八纵队主力一举歼灭祁县守军后，兼程北上，进入太谷以北地区；吕梁军区部队进到榆次西南永康地区。至此，将赵承绶集团全部包围于大常、小常等村镇东西约10千米、南北不足5000米的狭长地域。
8日，赵承绶集团为突出重围，分路向榆次、徐沟方向展开猛烈攻击，在解放军各部的坚决打击下，均未得逞。
9日晚，第一兵团调整部署，采取紧缩包围，穿插分割，逐村攻歼的战术，于10日发起总攻。太岳军区部队激战至16日，歼灭赵承绶野战军总司令部和第三十三军全部，俘赵承绶。
此时，晋中地区其他各地国民党军惧怕被歼，纷纷向太原撤退。解放军当即乘胜追击，先后歼灭暂编第九总队和第四十三军军部，第七十师和第六十一军军部，第六十九、暂编第三十七、第四十师各一部。
21日，解放军各部队直逼太原城郊，达成了对太原的合围，战役结束。一场由“保卫麦收”口号而引发的晋中战役，让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取得了丰硕战果。
整个战役一直打到7月21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共歼阎锡山部队10万余人，占领榆次、晋源、忻县等14座县城，使山西太原成为一座孤城，为解放太原和解放山西全境奠定了基础。
7月19日，党中央给徐向前等人发来了贺电：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敌一个总部、5个军部、9个师、两个总队及解放11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晋中战役在向前、士弟两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由于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现在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地结束阎锡山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
取得一场战役的胜利，能得到党中央的如此肯定，以至称其对“整个战局帮助极大”，这在解放战争史上是不多见的，由此反映出徐向前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创造才能。
在几个月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听到徐向前汇报晋中战役情况时插话说：“哎呀，你们还不到60000人，一个月内消灭阎锡山10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他8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徐向前指挥才能的赞扬。
晋中战役历时40天，解放军连克县城14座，歼敌10万多人，保卫了晋中麦收，为尔后夺取太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华北形势大好，纵横驰骋，所向皆捷，倘能集中部队，是可以打大仗的。但在全国的棋盘上毛泽东另有考虑，这就使聂荣臻不可能收拢五指，形势需要他做全国棋盘上的配角。
为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聂荣臻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命第二兵团以大部兵力挺进热西、冀东；命冀热察军区配合第二兵团越过北平到张家口段铁路；命杨成武率4个纵队进攻保北地区敌人。两个多月中，两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300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