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黎明时分，在新辟的红军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以来第一次接受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正式检阅。
在嘹亮的军号声中，由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各一个建制营，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和瑞金县赤卫队、少先队员组成的受阅队伍，精神抖擞，列成整齐的方队依次通过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前，接受检阅。
检阅台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邓发、周以栗、叶剑英、张鼎丞、曾山等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微笑着站在检阅台上向受阅部队挥手致意。
广场周围，挤满了前来观看检阅红军的大会代表和当地群众。气氛庄严而热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打破国民党军队三次大规模“围剿”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已取得重大发展。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联结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也都有相当规模。客观形势需要建立起一个对各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的机构。
中共中央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早就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共产国际认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议事日程上最主要的一项任务。
1930年2月4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
5月20日上午9时，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英租界一栋俄式洋房里秘密开幕。毛泽东、朱德没有出席而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
会议历时3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上，主席团作出一项重要决议：1930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集中革命的指挥力量，统一全国各苏区的政权和法令。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将建立全国性的中央苏维埃政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为此，组成了中国工农兵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
9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中央准备委员会，并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
这次会议讨论决定了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以及准备提交大会的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令、经济政策和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草案。
鉴于召开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会议决定原定于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至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三周年纪念日召开，开会地点移至红一方面军活动的江西苏区。
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军事“围剿”，致使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再延期举行。
1931年5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把“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区政府来对抗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与实施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为“苏区最迫切的任务”。筹备工作改由中共苏区中央局负责进行。
6月1日，苏区中央局发表《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在8月1日召开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但又被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打断。
1931年9月，蒋介石精心策划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被红军粉碎后，为集中兵力应付第二次蒋桂战争，巩固内部统治，蒋介石不得不命参加“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各路兵力分别退守根据地周围的赣州、吉安、宁都、广昌、永丰、抚州等巩固据点，对红军取守势。
这给一直处于紧张的反“围剿”战争状态的根据地军民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由于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苏区得到恢复和巩固。1931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在赣东南苏区设立江西省，在兴国县成立了中共江西省临时省委，由任弼时任临时省委书记，陈正人任宣传部长。临时省委领导原已设立赣东、赣南和永吉泰3个特委。
与此同时，原先处于分割状态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地扩大了苏维埃区域。这就为酝酿已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这一区域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确定在1931年11月7日召开。11月7日原本就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在14年前，苏联伟大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开国大典”的日期确定了，但即将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呢？红军决策层最初曾设想把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福建长汀。
然而，当红军总部抵达瑞金后，情况却发生明显的变化，党中央最终选定瑞金作为即将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选定瑞金作首都主要有下列原因：在地理位置上，瑞金处于中央苏区的中心，且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是当时敌强我弱条件下建立红色中央政权的理想之地；从经济条件看，瑞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具有保障根据地和红军给养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政治、军事方面，瑞金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瑞金时，当时百姓群起响应，毛泽东不禁赞叹：瑞金是个好地方！另外，瑞金没有国民党的常驻军，地主武装力量也较弱。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1931年8月，年仅27岁的邓小平来到瑞金，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苏区上下政局稳定，人心稳定。
毛泽东等经与中央局同志反复商议，最终决定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对一苏大会的召开高度重视，不仅为一苏大会起草了相关文件和决议，而且决定派出中央代表团前去加强领导。
1931年4月，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筹备召开一苏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任弼时、王稼祥等到达中央苏区后承担了大量艰苦细致的会务工作，从而确保了一苏大会的顺利召开。
1931年9月23日，毛泽东率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兴国出发东进，于28日抵达瑞金叶坪村驻地，一面居中指挥红军打“土围”、拔白点的战斗，一面加紧做好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可是，就在这时，以王明代表的左倾却日益在中央占居优势。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出席会议。
赣南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否定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把中央文件变成为实际行动，把毛泽东排斥在了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倾教条主义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对它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也正在步步加强，为中华苏维埃和反“围剿”斗争都埋下了阴影。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举行。
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这一天，沉浸在欢庆之中的瑞金叶坪村，彩旗飘扬，到处一片欢声笑语，人人脸上喜气洋溢。叶坪村外浓荫覆盖的大樟树林旁，新辟出一片宽阔的红军广场。
广场靠树林的一端，新搭起一座红军检阅台。检阅台上方，悬挂着纸扎彩球和彩带，一条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横幅悬挂在检阅台前，格外醒目。
当日黎明时分，在新辟的红军广场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成立以来第一次接受党和红军领导人的正式检阅。
在嘹亮的军号声中，由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各一个建制营，红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和瑞金县赤卫队、少先队员组成的受阅队伍，精神抖擞，列成整齐的方队依次通过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前，接受检阅。
检阅台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邓发、周以栗、叶剑英、张鼎丞、曾山等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微笑着站在检阅台上向受阅部队挥手致意。
广场周围，挤满了前来观看检阅红军的大会代表和当地群众。气氛庄严而热烈。
下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叶坪村谢氏宗祠正式开幕。
一苏大会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大厅正首的大会主席台两侧贴着一副崭新的对联，左联是“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右联是“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
主席台前沿放着一块写着“工农堡垒，民主专政”金色大字的横匾。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条横幅，上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主席台正面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中间挂着一面绣有镰刀铁锤的红旗。红四军向大会赠送了一面绣有“拥护全苏大会”的锦旗，也挂在台上。大会代表端坐在厅堂的长条板凳上。
当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项英宣布大会正式开幕时，会场掌声雷动，一片沸腾，许多代表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的泪水不住地往下流。大会代表听取了项英所作的开幕词。
晚上，瑞金县军民提着各式灯笼，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向叶坪全苏大会会场，举行了规模盛大、隆重热烈的提灯庆祝晚会。
会场大厅装饰一新。各根柱子间横挂着铁丝，铁丝上串着许多小电珠；大木柱子之间还挂着许多匾额、彩旗和红红绿绿的标语，与这许多闪闪发亮的小电珠交相辉映，耀眼夺目，特别壮观。
毛泽东、项英、朱德等站在主席台上，兴高采烈地与台下群众一起唱歌、鼓掌、呼口号。在会场外的红军广场上，灯流云集，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和五角星、镰刀斧头形状的各式灯笼，五花八门，争辉斗艳；火把、灯笼一排排，犹如长龙起舞。
各区、乡庆祝队伍演出的龙灯、茶灯、话剧等，精彩活泼，令人目不暇接。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
为了掩护“一苏大会”的安全，在福建长汀县城布置了一个“一苏大会”的假会场，以迷惑敌人。大会开幕这一天，十几架国民党飞机飞临瑞金和长汀上空，投弹百余枚，进行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数十人，炸毁房屋百余栋。但是叶坪的大会会场，安然无恙。
8日休会一天，等待湘赣、湘鄂赣苏区代表到会。9日上午，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了大会的各项议程；推举产生了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等组成大会常务主席团；还选举产生分别由项英、周以栗为主任的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9日下午，召开大会。会议首先宣布大会的议事日程和有关事项；宣读中共中央和少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通过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
接着大会听取了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作的《政治问题报告》。报告回顾并总结了中央苏区过去的工作，认为：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的所在地，它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报告中还指出：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工农红军，他们依靠苏区广大群众的力量，连续击破了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围剿”，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开辟了红军战争史上的新纪元。
12日至18日，与会代表还先后听取了项英关于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关于土地问题报告、朱德关于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关于经济问题报告、王稼祥关于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关于工农检察处报告和关于宪法问题报告。
对上述报告，大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相应地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工农检察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困难群众问题、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问题等决议案。
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民族和宗教信仰，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宪法大纲还规定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等。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19日，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有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周恩来等63人。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
20日，大会举行授旗章典礼，授予红一、二、三、四军和三军团、红六、七、十、十二、十六军以红旗，并授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8人以奖章。接着，由毛泽东、项英致闭幕词，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根据宪法大纲的规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任命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大会确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在瑞金县叶坪村。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瑞金改名“瑞京”，成为领导全国土地革命斗争的中心。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各个革命根据地仍处在被分割的状态。
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和各路红军的统一指挥，这为第四次反“围剿”中各根据地红军相互配合，共同击败敌人，奠定了基础。
中革军委正式成立
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又简称“苏维埃军委”，不同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属于党的组织系统，中革军委”属于政府组织系统。两者虽有区别，但却又有紧密的联系。
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的红军，特别是中央红军。并建立以叶剑英为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王稼祥兼主任的总政治部，范树德为部长的总经理部。
中革军委最早成立于1931年1月15日，是在赣南苏区成立中共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同时，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毛泽东任副主席。由于当时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尚未成立，这个中革军委直接由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
6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朱德、项英任副主席。8、9月间红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巩固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10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由毛泽东任代理书记。中央局、中革军委和方面军总部驻江西瑞金，积极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大会。
这时，上海“临时中央”来电决定，军委设主席团，指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委员15人，他们是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
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的名义及其组织，其人员并入军委各机关。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
至此，属于政权系统的中革军委才正式成立，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红军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大大加强了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
由于中革军委成员均是中国共产党员，她同时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军委。中革军委虽在组织系统上隶属于中央政府，但在政治上接受中共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军事行动和一切重大决策仍受驻上海的中央军委领导，军事具体计划与实施均在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府指导下进行。
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前后，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根据地也分别进行了建立或改组军委，建立或加强参谋部、政治部、经理部的工作。红军实现了以战略区或独立战区为单位的统一指挥。
中革军委正式成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各区党委、军委，分别颁布一系列条例、条令，初步统一了红军的编制，加强了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为第四次反“围剿”奠定了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红军各级组织的同时，加强了红军中党组织的建设，建立了战时政治工作，保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为红军战胜敌人新的“围剿”提供了思想政治上的保证。
苏区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和各区党委、军委政治部，特别强调加强党内教育，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各根据地红军依靠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依靠各级党组织、共青团、士兵会，依靠广大党员、团员和士兵骨干，依靠地方党政部门和群众革命组织，全面开展战时政治工作。
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细致的思想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热忱，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和参加战争，从而保证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为了提高红军素质，培育更多红军指战员，红军每个纵队都设立青年士兵学校。学校的政治部负责编写识字课本，每个连队设有识字组，连队的文书任教员，组织互教互学。
在根据地内，先后创办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及各类专业学校，让尽可能多的红军干部、战士进学校学习，或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积极培养军事人才，努力提高部队素质。红军各类学校全盛时期，在校学员最多时达6000余人。
同时，我军还不断加强红军的后勤建设，做好部队的物质供应，为红军战胜敌人新的“围剿”提供物质方面的保证。
各根据地内逐步健全了后勤组织机构，并建立了后方基地。由于有了后方基地，红军可以储备军用物资、安置和救治伤病员、训练与改造战俘等，可以初步改变单纯依靠打土豪和完全取之于敌的供应方式，从而使红军的后勤供应得到一定的改善和提高。
除了加强正规红军建设，我党也加强了地方武装建设，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在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
地方武装是党领导的整个人民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军战争特别是在反“围剿”斗争中，党领导的主力红军、地方部队与群众武装相互依存，密切配合，形成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通过红军建设，红军队伍的整体力量得到了很大提升，各根据地红军开始进行初步地统一合作，为新的反“围剿”斗争做了准备。
创办学校培养军事人才
组织对红军干部和战士的教育是红军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也对推动红军更加积极地投身反“围剿”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反“围剿”战争进行的时候，没有太多时间进行教育工作。现在，第三次反“围剿”已经胜利结束，第四次反“围剿”还没有开始，正是进行红军教育的大好机会。
因此，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在瑞金成立一个红军学校，以便培养出更多的红军军事指挥人材，适应新的反“围剿”斗争的需要。
苏区中央局对创办这所学校十分重视。1931年8月，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红军学校必须集中举办”。
为此，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于9月下旬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村，召见红三军团参谋长兼军团随营学校校长邓萍和原红八军军长何长工，部署筹办红军干部学校事宜。
毛泽东亲切地握着两人的手，风趣地说：“你们猜猜这次请你们来有什么要事？”
邓萍说：“要不就是我们两个军的训练和整顿的事？”
毛泽东却说：“今天是专门‘撤’你们两个军长的‘职’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们又有重任。”
毛泽东还谈道：红一方面军，连续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战争已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需要大批干部。现在乘战争间隙这个有利时机，加强军队干部的培训工作，以应付越来越复杂的斗争。因此，打算在中央苏区建立一所正规的红军学校，准备调两个军长，四个师长，十几个团长、政委来办这个学校，造就红军自身治军建军带兵打仗的人才。
毛泽东认为，国共合作北伐时有黄埔，现在要办一个“红埔”。
邓萍、何长工听后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重任。邓萍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副总队长兼教育长。
1931年10月，红一方面军将当时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随营学校合并，组建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始时，由肖劲光、何长工、邓萍等同志负责组建工作。11月25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将红军干部学校正式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部设在瑞金城内夫子庙后杨家祠堂。规定其为中革军委的直属机构，并任命萧劲光为校长。
肖劲光可以说是我军第一个专业学过军事指挥的军事家，他曾经两度到苏联求学，一丝不苟地钻研军事理论，从步兵操典、战争条令，到战术学、战役学，从指挥学到军队政治工作，他都涉足探讨，并取得优秀成绩。
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就曾风趣幽默地说：“劲光，你可是科班上出身的第一个学军事的军事家啊，我们可都是‘土包子’啊！”
不过，由于肖劲光在红十二军团一时脱不开身，又根据中央指示要出任红五军团政委，因此校长的职权一直由何长工暂时代理。
1931年11月，红军学校开始招收第一期学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学校讲授过《苏维埃运动史》，红军总司令朱德讲授过《游击战术》。1931年冬，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抵瑞金不久，便到学校视察。他看了学校的军事表演后，高兴地对何长工说：这所学校比国共合作时的黄埔办得还好，红军有这么一所学校，我们的腰杆子就更粗更硬了。
然而，红军学校一直自建校后就一直是何长工代理校长，没有校长怎么行？正在这时，刘伯承在中共交通员刘筱圃的护送下，由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埔北、永定陶坑，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
刘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重庆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学习。
后来，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奉党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
起义失败之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1930年8月，刘伯承离苏回国，到达上海，立即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刘伯承一起接谈，有时由刘伯承单独接谈。
为培养干部，在周恩来的提议和支持下，还办过半月至一月的短期训练班，参加的多为省委、特委的负责人，由周恩来讲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兵运工作，刘伯承讲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任弼时、关向应、贺昌等都参加过这样的训练班。
刘伯承除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外，还用很大精力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同时，傅钟翻译了一本《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党必刚翻译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这几本书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刘伯承、聂荣臻、傅钟参加，字斟句酌地定稿。后来带到苏区刊印，对红军的早期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中央主要人员相继来到苏区中央，刘伯承也秘密地来到了苏区。不过初来乍到，苏区中央决定他先休息几天，没有给他安排工作。
一天，在叶坪一座简陋的房楼上，毛泽东邀集刘伯承和红军学校代理校长何长工谈话。
原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进行了起义，中央决定在起义部队基础上组建红五军团。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调何长工到五军团工作，由刘伯承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代表中央局分配他们的工作。
毛泽东诙谐地对何长工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化一下，宁都起义的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二期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肖劲光去当五军团政委，刘伯坚去当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左权去十四、十五军当政委，你到十三军当政委。”
这时，刘伯承插话说：“毛主席叫我接你的红校工作。我从上海刚到这里不久，对红军的情况还了解不多。”
这是刘伯承与何长工初次见面，少不了各叙仰慕之情。刘伯承说：“1930年7月，我和左权在苏联学习时，听共产国际的老头们说，你们打开了长沙。英国记者报道说，红军是一支有组织、有文化、战斗力强的部队。”何长工向刘伯承介绍了红校的现状，交代了工作。
毛泽东对办好红校非常重视，他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保定系，如陈诚；一是日本士官系，如汤恩伯等；一是他的黄埔系，如胡宗南等。张作霖在东北，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都抓讲武堂。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刘伯承表示不辜负党的重托，一定尽力把红校办好。
2月1日，刘伯承主持的红校第二期于开学。根据中央指示，刘伯承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红校”是我军第一所正规军校，以完善的教学组织机构、教材体系和正规的教学活动，而有别于教导队和随营学校。
红军学校校部在瑞金城里谢氏祠堂，各学生连住城南校舍。学校政治部主任是周以栗，邓萍主持训练工作，有15名专职教员。
学校教职学员1380人，其中学员783人，分三个科：步兵科，编三个连，第一连连长龙云，指导员张华；第二连连长彭绍辉，指导员石衡中；第三连连长粟裕，指导员刘西平。政治科一个连，连长郭耀山，指导员伍修权。特科三个连，即机枪连、工兵连、炮兵连。
在教育方针上，汲取了第一学期成功的经验，强调一切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本本主义。这些宝贵的思想，保存在1932年5月25日经刘伯承指导写成的红军学校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
报告中强调：“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则更不必说了。”
尽管教员少，教员的科学知识、军事理论和作战经验浅弱，又缺乏参考书，刘伯承还是尽可能提高教学质量。他把教员组织起来，亲自领导编写了一批教材。他对教员们说，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文化程度，地理条件以及在发挥数年来游击动作中得到的宝贵的经验。”
教员们编写出教材初稿，他亲自修改审定。为了不耽误上课使用，他经常加班加点。夜深了，在简陋的校长办公室里，一灯如豆，他坐在桌前，时而圈圈点点，时而奋笔疾书。
人们看到他这种工作精神，无不为之感动。在他的带动下，教员和工作人员们都更加勤奋了。在不长的时间里，编写了《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防敌进攻战斗要领》、《夜间战斗》、《迫击炮讲义》、《机关枪班排战斗》、《排教程述要》、《劈刺教范》、《兵器摘要》、《爆破摘要》等。仅3月份就装订出版军事教材9种，计6249册。
入学的红军干部大多文化很低，据当时统计，不识字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少识字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能写简单书信帐目的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针对这个特点，刘伯承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把军事知识从各方面灌注到学生的脑中去。
在教学方法上，他要求教员课前提出纲要发问，课后提出中心问题组织学员讨论；中心段落重复讲解，以加深学员的了解程度和记忆效率。
在教学手段上，他因地制宜地提出用图解或模型来配合语言讲解；用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来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
他特别强调学用一致和知识的连贯性，要求讲完一段课，接着就进行这一段课的沙盘作业和实地演习；所讲的课，所进行的操作，都要设法帮助学生纵横贯串起来，使其脑力成为有组织的系统化。
一次教员讲射击原理，讲到弹道是弧形的，而不是直线，有的学员老是理解不了，总觉得弹道应该是一条“直道道”。
恰值刘伯承在场听课，就即席举例说：“你们观察过顽童撒尿吗？你看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这个妙趣横生的例子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疑难之点也就豁然贯通了。
刘伯承亲自讲地形学，他把学员拉到学校附近的小布脑山上去讲，一面看地形图，一面研究实际的地形地貌，学员理解得快，印象深。他还讲标图的箭头要有力，象是部队杀出去一样。他划箭头的姿势，至今仍保留在听过他讲课的学员的印象中。
刘伯承还根据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的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光辉胜利的战例，给学员讲十六字诀。
许多学员是参加过战斗的，经刘伯承理论上加以概括、分析和说明，不仅提高了学术水平，而且提高了胜利信心。
在3个半月的学习期间，制式教练只教两星期，每次3小时，总共31小时；而夜间战斗教练却用了102个小时，演习10多次，学员的战术水平有明显的提高。诸如进攻的几个阶段，防御的纵深配备，追击退却的要领，以及侦察警戒的重要，用何种手段才能达成侦察任务，怎样布置警戒才算周密等，都能够应用战术原则。
对于政治教育，刘伯承作为政治委员也是十分重视的，他提出了“三化八点”的政治纲要，即要在“军事化”、“国际化”、“苏维埃化”的三个目标下，对学员及工作人员进行八个方面的政治教育：阶级觉悟教育、党的领导教育、阶级关系教育、红军宗旨教育、纪律与艰苦奋斗教育、革命理想教育、群众工作教育、革命性质与国际主义教育。
这“三化八点”教育，是符合当时干部思想修养要求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行之有效的。红校第二期工作总结中称它是“时时灌输在全部政治教育的实施中的，这一方面也得到了较大的效果”。
政治教育占红军学校全部课程的十分之四。政治课计有八门：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阶级斗争；土地问题；红军问题；苏维埃问题；政治工作；武装拥护苏联。
政治连因是培养政治工作干部的，军政教育比例为倒四六，即军事占十分之四，政治占十分之六，在课程上增学：党的建设；社会形态发展史；党史；国际材料讲演等课程。
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尽管红军处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红校的文化工作仍是非常活跃的，到处歌声嘹亮，朝气蓬勃。
俱乐部成为课外活动的中心地。从上海来的文化人崔音波、石联星、赵品山等主持这方面的工作，留苏的危拱之、李伯钊等，也都是文化工作的“里手”，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每两周举办一次文娱晚会，由赵品山领导的话剧团演出节目。李伯钊还给大家跳过乌克兰舞。篮球比赛也经常进行。那时条件艰苦到连篮球都买不到，篮球破了，修修补补接着打。补丁多了球变成了“加重”式的，但照样竞赛激烈，鼓掌声、喝彩声不断。
各连都有列宁室，每周出1次墙报，发动大家写稿，又学政治，又学文化。10个单位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共出了130期墙报，每期平均约百篇稿件，计有1．1万篇以上，学员平均每人投稿10篇以上。
经过3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学生达到的水平是：“有百分之二十可以当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百分之六十可以当排长，只能当班长的不上百分之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