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排埠的房屋和潭埠很相像，也都紧紧挤在一起，一条直街南北两个出口，后背是条河，前面是片空地，敌人守住两个出口，又在一些墙壁上挖许多小洞作枪眼，红军就很难接近。因此，攻打了一天又一夜，中排埠仍未能攻克。
这时丰田的战斗也打响了。丰田仅一个营敌人，而且离团部又远，丰田的位置在一个大墩上，前面是条大路，前敌指挥部首长认为敌人是很难防守的。我军总指挥部设在铜鼓城西南不过 3 里地的鹅公山上，山下有一片空谷地，名叫西湖煅，乃是丰田的敌人逃往城里的必经之路。
第二天上午，雨已经停了。灰褐色的厚云层不停地在山顶上疾驶而过，风从西南方向吹来，隐隐地夹杂着丰田战斗中的机枪和步枪声。铜鼓方向仍然静悄悄，敌七十七师龟缩在城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们也清楚，红军这一次是下定决心要拔掉丰田一排埠这颗钉子，所以不肯出援。
副参谋长严图阁同志，站在鹅公山上，沉思着。忽然，他兴奋地说道：“好了，丰田打开了！”
站在他身旁的参谋人员，望望远处，什么动静也没有；看看近处，也没有来送情报的通讯人员，奇怪，严副参谋长何以能得知这个喜讯？严副参谋长说：“你们听，这不是手榴弹的响声吗？”
参谋人员用心一听，果真和刚才的枪声不同，确实是手榴弹的爆炸声，严副参谋长继续说：“红九师的同志们已经和敌人在拼手榴弹，这说明他们已和敌人展开白刃战，战斗就要胜利了。”
同志们正在暗暗钦佩副参谋长的细心和判断力，那种手榴弹爆炸声又没有了，原来的枪声又起，而且越来越响，越来越清楚。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敌人反攻得逞了吗？“不是这样！”严副参谋长解释道：“枪声是在向我们这里靠拢，准是丰田的残敌在往城里逃窜，红九师的同志们在追歼！”
严副参谋长说完转过身，对参谋人员说：“传命令：命七师一团抢过河去，占领河对面的那个制高点！”
红一团的同志开始渡河，河水不深，但很急，战士们手牵着手，急速地过着河。严副参谋长向他们大声鼓动：“加油！同志们！快抢过河去，不让一个敌人逃进城！”
丰田那边传来的枪声越来越近了。红一团的战士们终于抢在规定时间前面全部过了河，他们在对岸的一座独立小山岗上埋伏好。
这座山岗前面是丰田通往铜鼓城的大路，路的西侧是一片开阔的大沙洲，道路北面是一层高一层的山岭，上面长满松树和杂木。
严副参谋长又下令，把警戒铜鼓方面的重机枪，搬过去两挺放到那个独立小山岗上，又让架在鹅公山上的重机枪，转过枪口，对准山下的大沙洲。一切安排就绪。突然间，远处山咀的角下，出现了一些黑点子，严副参谋长掸掸袖口，说道：“来了，同志们准备好！”
那些黑点越来越大，渐渐地变成一个个人影，再过一会，人影清晰了，这批被红七师同志们追得失魂落魄的残敌，活像一群被赶急了的鸭子，狼狈得不成样。
等他们跑近那个独立小山岗时，已可以遥望到铜鼓城边那座大牌楼，眼看就要窜逃进城，就犹如一支兴奋剂，刺激得他们又没命地狂奔起来。
正在侥幸自己能逃出一条命，突然间如晴天霹雳旱地雷。只听得一声指挥枪响，那独立小山岗的石缝中，喷出数条火舌，盖天扫地向他们射击。
跑在最前面的白军跌倒了再没爬起来，后面的调转屁股，企图占领北面的山岭，打算顽抗，哪里知道还没有跑到山岭下，岭上两挺重机枪又吼叫起来了。
又有一批白军倒下来变成死尸。活着的敌人这时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昏头昏脑地向大沙洲奔来，大约是想过河再逃。谁知道这边也有人等着！
左右两侧加上前面，是机枪的火力网，而后面又有追兵，想要活命只有投降一条路。大沙洲上一下子变成了受降场，所有的残敌一个不例外，双手托枪高举，跪在沙洲上。
丰田拿下后，排埠的战斗仍在继续，这时已到了黄昏，红九师奉命前去增援红一师和红二师。
排埠的敌人在傍晚前得知丰田的伙伴已全数被歼，去铜鼓城的道路已被切断，等候增援的希望也不复存在，所以无心再战。我军把排埠围住，由于连续战斗，部队已十分疲劳。总指挥部下命令原地监视敌人，休息一夜，养精蓄锐，等天色一亮，就发起新的攻势，力求明日上午结束战斗。
那时节正是青黄不接。附近的群众因遭受白军的抢掠，吃的也不多。但为了支援战斗，群众节省出自己的口粮，冒着生命危险纷纷赶来慰劳。
战士们吃饱后，就开始轮流休息，等候天明，迎接新的战斗。谁知道第二天起了大雾，两步之外就看不到人影。排埠的敌人，就趁这大雾，偷偷地渡过河，翻上高山，钻进树林，绕道逃走了。
鱼儿虽然漏了网，可是排埠一丰田终于回到我们自己手里。平、修、铜分区，洲、宜、万分区和修、铜、宜、奉边区，终于联成一片。敌人分割红色湘鄂赣苏区的阴谋，已被粉碎，湘鄂赣苏区出现了一片崭新的局面。
丰田一仗，全歼敌罗霖部一个整营，缴获了其全部武装。这是一式崭新的“汉阳造”。这批枪，枪筒乌黑闪着蓝光，枪杆油红泽亮，谁看到了也会喜欢的。
部队回到高村休整，这批枪就分发下去，领到这种被称为“红杠子”枪的同志，都眉笑颜开。可是，有了好枪还应该有充足的子弹，才能发挥作用呀！而这批枪的子弹少得可怜。
正在这时候，上高地下党派来一位同志，赶到高村来报信说：“敌人从锦江运来 3 船子弹，打算转陆路运到铜鼓去。目前上高城里没有白军军队，只有一个中队的保安团，很容易对付。”
子弹的着落有了，前敌指挥部决定让七师师长邹子模，率领 1 个团，连夜出发，前去上高，智取这 3 船子弹。第二天，天气晴朗，红军在上高田心游击队的带领下，从高村经罗坡头，直插徐家渡。
徐家渡是个比较热闹的市镇，离上高城里只有 50 里路。它北依锦江，南傍上万公路，这条公路，东去经过上高，一直可以到达南昌，西去经过万载，向南可通袁州。继续往西，一头可到上栗市和萍乡，一头可通传家坊，到湖南省一一即湘赣的北部走廊。
邹子模师长穿上了那个俘虏营长的军服，伪装成罗霖 77师的一位少校营长，全营俘虏的服装，也暂时穿在我们 1 个先头营的指战员身上。
这个化装了的部队，由邹子模师长亲自率领，向徐家渡行进。到达徐家渡北岸时，天色刚亮，早在那里等候着的一位地下党员，忙迎上前来联系，这位同志姓徐，40 来岁，有一对精明、富有处世经验的大眼睛。
老徐同志，是以一位杂货店老板的身份，长期生活在徐家渡镇上的。因为既是“老板”，不但衣着必须阔气，而且平时的生活也得悠闲、阔绰。
国民党在这里特设的长途电话总机台的那几个家伙，喜赌麻将取乐，找不到搭手时，常把老徐同志拖去玩。所以老徐同志已和他们混得很熟，对总机台的情况以及一些基本业务知识，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他见到邹子模师长，就说道：“总机台一定要先干掉！万载和宜丰都有白军的正规部队，一个电话去，万载的白军，坐上汽车，个把钟头就能赶来。”
总机台里也有几枝枪，但这些人都不是当兵出身，胆子非常小。徐家渡虽算是挨着苏区，但是在交通干线上，红军轻易不去。可是总机台的人还是十分害怕，他们的工作地点设在一个碉堡里，而且就睡在里面，平时大白天也把碉堡门关得紧紧的。
要攻开这样的碉堡，不是难事，可是问题是不能惊动这些人，否则电话就马上会摇出去，不但会引来白军部队，而且那 3 船子弹也立即会转移而失踪。
在老徐的设计下，决定由他带了几个穿便衣的同志，先把碉堡门骗开，诳住敌人，然后把总机台控制住，再用武力。办法确定后，老徐同志就和几名穿便衣的侦察员，先渡过锦江，这时候，太阳已经升起，居民们都已吃过早饭，街上的店也都开了门在做生意。老徐把便衣侦察员带到碉堡下面，让他们潜伏在门的两侧，然后他就叫了起来：“李台长、李台长，还没有起床吗？”
碉堡里的人一听声音就知道是麻将朋友徐老板，忙探出脑袋来应道：“早起床啦，早饭也吃过了，你等等，马上来开门，今天上午我们至少也要打它十二圈！”
不多一会，门就开了。老徐同志一进门，就盲奔总机的接线台，控制住了。总机台的几个人，被老徐同志的异乎寻常的举动，弄得摸不着头脑，正在奇怪的时候，门外的便衣侦察员也冲了进来，拔出短枪，命令：“不许乱动！”
总机台被控制以后，马上摇了一个电话到上高县政府，对那个瘦猴县长说：“七十七师罗森师长的部队，下午要到上高来，你们准备好！”
下午 5 时左右，骄阳的余威未减，火辣辣地，晒着上高城外的大洋楼，上高县瘦猴县长，率领着全县的知名官员和士绅财董们，站在那里恭迎国军，那个保安中队的全体人马，像仪仗队似的，穿上洗干净的军装，拿着枪，排成两列，模样是十分恭敬的。
邹子模师长一到，挂在桥头的两长串花爆就点燃了，噼噼啪啪地响着，缩在桥头一角的吹鼓手们也大显身手，真是热闹得不亦乐乎。那些官员和士绅财董们，跟在瘦猴县长屁股后百，争先恐后地挤上前和邹子模师长握手，说恭维话讨好。
邹子模师长摆出一副“国军”惯有的傲慢气派，冷冷地应付着。一面暗暗地观察四周，并暗示战士们挨近那些保安队员。两个盯一个，全部把他们看管住。
等到保安队员都被管住，邹师长就厌恶地抓下头上的白军军官帽，撕去朐前和领子上的符号和军衔，他从怀里摸出缀着一颗红五星的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好，然后对瘦猴县长说：“你不用害怕，我们是特地来取那 3 船子弹的。你把子弹交出来，保证你继续做县长。”
在这同时，战士们都动手把保安队员的武器夺下，问题已明明白白了，瘦猴县长吓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吃晚饭的时间也到了，上高县政府替“国军”们准备好的晚餐是现成的，邹子模师长带了同志们，饱吃一餐，就准备启程回苏区。
从田心赶来的支前队也到了，他们和战士扛起这一批刚出厂的子弹，顺便还取走了 30 多担银洋。这是万载、上高、宜丰三县的民脂民膏，正要转运去南昌，现在又回到人民自己手里了。
邹师长满载而归，回到高村时，6 月已剩下最后几天。这一段时间中，湘鄂赣红军有了很大的发展，各方面的建设也开始在着手进行。
为了专门培养红军的军事和政工干部，以适应一天天扩大的部队，湘鄂赣省委和军区决定成立一个红军大学分校来完成这个使命。
按照各大苏区的排列，湘鄂赣的红军大学，简称为“红五分校”，地点在离仙源不到十里路的袁家煅。袁家煅是一块夹在两山之中的大平坝，东西狭些，南北长，这地方正当仙源的南部出口，西临株木桥镇，就其位置来说，很像仙源的一个岗卫。
红五分校的校长，由高咏生师长担任，李楚平为学校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是陈小鹏同志。
全校分为政治、步兵、炮兵三个大队，初建时就已有 800多个学员了，学习时间是半年，也即是说，为完全适应当时动**的战斗环境，采取速成的办法。
学员们自己上山破木伐竹，建造第一批简单而朴素的校舍。又用课余的时间，在西面的坡地上，辛勤地平出一块操场。每天早晨，他们迎着太阳，到操场上去跑步，做健身体操，有时还爬到山顶，一面锻炼身体，一面朝着升起来的太阳，高唱校歌。
红五分校的成立和发展，标志着我湘鄂赣红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韦拔群留守右江坚持斗争
1930 年 10 月上旬，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离开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前，红七军集中在河池六甲一带进行整编，军前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军统一番号，宣布把红七、红八军改编为红十九、红二十、红二十一共三个师。红十九、红二十师北上，红二十一师留下坚持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
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任师政委。韦拔群坚决服从军前委的决定，立即把自己从东兰、凤山带来的第三纵队一千多名武装，除留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战士外，其余全部拨给主力部队北上，毫无半句怨言，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以全局革命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韦拔群返回东兰那天晚上，张云逸军长代表军前委，特地给他送行。在银色的月光下，他们肩挨着肩，边走边谈，不知不觉送了二十多里路。
韦拔群考虑到这一带是新开辟的游击区，张云逸身边只带有两个警卫员，怕他回去路上发生意外，又把张云逸往回送了一程。
路上，韦拔群虚心征求张云逸的批评意见，张云逸深情地说“拔群同志，我们虽然相处不长，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同志，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今后，你的任务更加艰巨，要紧密依靠党和阶级同志，坚持斗争到底！”
分别时，韦拔群紧握军长的手，激动地说：“我们一定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
韦拔群回到东兰后，立即与政委陈洪涛、副师长黄明春等着手研究扩大部队和巩固根据地工作。他们决定将东兰、凤山、都安、思隆、奉议等县的赤卫军常备营补充到二十一师来，各县则新成立赤卫军常备营。
经过短时间的紧张筹备，1930 年 12 月召开了二十一师成立大会。部队由原来留下的一个连扩大到三个团和一个独立营，分布在东兰、凤山、思隆、奉议、百色、南丹、都安一带，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
红七军主力从河池出发不久，桂系军阀头子白崇禧立即调派十九师师长廖磊指挥近一万匪兵大举向东兰、凤山两县进攻。
敌人气势汹汹地分三路进犯：一路由廖磊率队从田州向东兰进犯；一路由韩彩凤率队由河池向东兰进攻；一路由岑建英和贵州军阀黄海平两个团从天峨向凤山进攻，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也如蛇蝎出动，猖獗配合，大有一口吞噬右江革命根据地之势。
反“围剿”的战斗开始了！韦拔群和陈洪涛、黄明春等率领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红军部队，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避开敌人的锋芒，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主动打击敌人。同时，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配合部队，以战斗保卫根据地。
韦拔群写了一首《革命到底》的诗歌，鼓舞群众斗志。诗中说：穷人闹革命，众乡亲，雄心要坚定。
那时灭土豪，吃穿好，饭饱衣又新。
今日处恶境，但相信，雾散天会睛。
1931 年农历二月初三，廖磊所部抵达东兰县城。韦拔群命令红军主力主动撤出县城。撤退前，部署在所有的交通要道、学校、隘口埋下了土地雷，敌人一踩到它，脚下红光一闪，“轰”的一声爆炸，炸得敌人抱头鼠窜，寸步难行。
敌人为了保命，常拉群众的耕牛在前头踩雷开路。但是，我军也随之改埋为“活地雷”，等牛群过后才拉引线，牛群听到地雷响声，被吓得掉头狂奔。
敌人不仅挨“活地雷”炸，而且还挨牛群撞，死伤无数。由于各村实行坚壁清野，敌人每到一处，要柴无柴，要米无米，而迎接敌人的，除了地雷外，还有一张张《骂国民党反动派四字经》、《告国民党军阀士兵转变为工农红军四字经》等传单。敌人对红军毫无办法，就更加残害百姓。
他们沿途纵火，烧毁房屋，搜查山洞，**掳掠，见人就杀，见农作物就踏毁。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在敌人践踏**下，变成一片片废墟。
3 月 25 日，廖磊率其指挥部进据武篆，分区“搜剿”，以为韦拔群处于重重包围之中，插翼难飞。
但是，韦拔群却率领红军部队，散伏各峒，神出鬼没，寻机袭击敌人。敌人不仅到处扑空，而且时常受到红军小分队的袭击。
有一次，驻武篆的敌人，由于在当地找不到粮食，只好远道从盘阳运粮。
韦拔群闻讯后，便派红军战士到中途截击，夺得敌人几十担粮食和蔬菜，使敌人的供给更加困难，士气低落，廖磊一筹莫展。
一天晚上，韦拔群带领马枪排和秘书李正儒从那烈乡来到善学乡附近的弄砦洞，慰问躲在岩里避难的群众，并在洞里等待县委书记和县工农民主政府负责人黄举平、覃联魁等汇报工作。
他对洞里的群众、干部说：“眼下，疯狂的敌人可能很快打进来，大家要做好牺牲准备。但是，乌云总要被太阳驱散，白匪军最后一定完蛋，我们要坚持到红七军主力打回来！”群众很担心韦拔群的安全，但他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一直等到黄举平、覃联魁赶来汇报完工作后，才回西山。
临走时，他考虑到洞里群众的安全，留下一班战士，掩护群众坚守山洞。韦拔群离开弄砦洞后第二天，一心想抓到韦拔群的廖磊，便派四个连攻打此洞，洞里的军民，英勇顽强地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一直坚持了十多天。
后因洞里缺粮、缺水、缺子弹，洞口被敌人攻破，守洞的红军战士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敌人终于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冲进了洞中，但却连韦拔群的影子也未见着。
廖磊抓不到韦拔群，气急败坏，到处张贴布告：“谁能捉到韦拔群，赏花红七千元。”
韦拔群看到布告后笑着说：“我也给他写一张！”说完，便拿起笔这样写着：“谁砍得廖磊的狗头，赏花红一个铜板！”写好后，叫红军战士拿到善学乡的路口张贴。
廖磊知道后，气得狂叫：“立即给我把布告撕毁！”去撕布告的敌兵，脚下又踩响了地雷，被炸得血肉横飞。战斗在凤山等地的军民，也在党的领导和韦拔群的指挥下，英勇地抗击着敌人。
本来，廖磊扬言在三个月摧平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但结果，正如国民党编的《东兰痛史》哀叹的：“军团分山搜剿，计已期月，所捕获者，不过是顽瑶赢汉，毫无伤红匪。”
1931 年 8 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道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从香港来到东兰西山，指导右江革命根据地工作，并传达党中央关于停止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指示。
为了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总结半年多来反“围剿”斗争经验，二十一师党委在东兰泗孟区的西山丘板屯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陈道生作传达报告，韦拔群做工作总结报告。
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宣布二十一师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右江独立师。韦拔群仍然担任师长，陈洪涛担任政委和右江特委书记，黄明春任副师长。师下设三个团的番号不变。会后，各团分别进行整顿、训练。
同年 9 月，韦拔群与陈洪涛率领部队东渡红水河，转向都安、河池边区游击，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9 月下旬，红军攻下板合后进入都安与河池交界的弄福、弄跃一带瑶胞居住地区，在那里进行休整和宣传发动群众工作。10 月 20 日，攻打都安县九顿圩蒙元彩团局，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
廖磊部罗活团闻讯，即由河池赶来围攻，妄图纠合地方民团对我军构成方圆数百里的大包围，然后把我军赶到红河东岸，逼我背水作战，前后夹攻，一举消灭。
韦拔群得到情报后，认识到情况的严重和远离根据地作战的困难，立即率领部队紧急撤退，乘夜绕过崇山峻岭，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然后以高速行军，强渡过红水河到达东山苏托。在东山，他们趁东兰县城守敌空虚，突然袭击县城，守城敌人惊慌失措。当红水河的守敌拔营来援时，我军已撤离城郊，又神速地渡过了红水河，回到了西山根据地。
回到西山后，韦拔群和陈洪涛、陈道生对这次向外游击的军事行动进行总结，认识到远离根据地到外线冒险作战，是受“左”倾错误的影响。
从此，他们抓紧进行巩固根据地工作，以迎接敌人新的进犯。不久，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党在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三次“围剿”后，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工农兵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韦拔群因敌人严密封锁和山川阻隔，未能出席这次会议，但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赣东北等根据地的斗争
从 1930 年冬到 1932 年前后，国民党当局为了配合对中央根据地的军事“围剿”，隔断相邻根据地红军之间的策应和支援，还分别发动了对赣东北、湘赣等根据地的“围剿”。
赣东北根据地的红军，在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下，粉碎国民党军队于 1930 年 11 月和 1931 年 3 月发动的两次“围剿”，使红十军发展到 5000 人。
1931 年 4 月，为要整顿因涂振农担任红十军政委而造成军纪一度焕散、不愿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交锋的非正常状况，方志敏亲自兼任红十军政委，而把原来担任的赣东北特区苏维埃主席职务交由他最为放心的黄道代理。
当时，中共赣东北特委给党中央的推荐信中说：“黄道同志原是特委常委，他做苏维埃工作比较有办法，调任特苏主席也比较适宜”。
方志敏整顿红十军之时，适逢早 1930 年 7 月就划归赣东北管辖的闽北苏区岌岌可危，于是他亲自率领红十军第一次进军闽北，“连打十一仗，仗仗皆及”，把闽北苏区的局面稳定下来。
在此期间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擅长党务的黄道接任特区苏维埃主席之后，同方志敏一样把政务处理的井井有条。不但使党包办苏维埃的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还加强法制建设，着手起草《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
刑律分总则与分则两编，共 22 章 149 条，是一部内容丰富、完整，带有创造性的法律文献，达到很高的立法水准。它颁布于 1931 年 5 月 19 日，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早了近 3 年，故总则中说明：“在中央未颁布刑律前本律有绝对的效力”。
方志敏率军从闽北回归赣东北之后，重新担任苏维埃主席职务。不久，黄道调任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党务、政务、军务一手抓，把革命的天才愈加发挥的淋漓尽致。
刚去的第一个月，黄道连续召开中共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通过《政治任务决议案》；召开闽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重新颁布《施政大纲》，着手制定包括分配土地在内的法律条例；加强闽北红军独立团和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的战斗力，同时创办闽北红军医院；重新选举产生闽北总工会等，整顿各种群众组织。此后，在以黄道为书记的闽北分区委直接领导下，闽北苏区在原有崇安、浦城、建阳、广丰、铅山、上饶等县的地域上，扩展到邵武、光泽、松溪、政和等县。
苏区建设方面，首先加强了党和政权建设，创办了闽北分区委党校和《党的建设》、《红旗周报》等报刊，黄道经常讲课和撰文，提高了党政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意识。
黄道还经常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密切了干群关系，培育了优良作风。此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发展了农业、工业，搞活了对内、对外贸易，闽北银行在发行苏维埃货币中，还创办了铸币厂，铸造出全国苏维埃根据地唯有的银币。文化教育建设着重发展全民义务教育和普及教育。创办了《红色闽北》、《列宁青年报》等报刊，开展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还在崇安县城建设了属于劳动人民自己的列宁公园。
在党和苏维埃的旗帜下，闽北苏区广大人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黄道革命的天才。但在同年 7 月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曾洪易为中央代表到赣东北，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拒绝方志敏等人提出的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和无堡垒地区的皖浙赣边发展的主张，在打通与中央根据地的联系的口号下，主张红十军向敌人力量比较集中且有堡垒的地区发展。
结果，红十军历经半年多的苦战，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根据地大部分被敌人占领。
湘赣根据地活动的红军主力是湘东第一师。1930 年 9 月，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之后、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前夕，按照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湘东特委把莲花、万载、浏阳、茶陵、醺陵、萍乡等县游击队组成湘东独立第 1 师。
9 月 12 日，毛泽东在长沙镇头市曾召见浏北游击支队配合打长沙的王震，要求他们抽派骨干参加组建湘东独立师，随即，王震率所部精锐 154 人，奉命加入湘东独立师，参加创建湘赣苏区的斗争。
湘东独立一师在湘赣苏区萍乡县大安里诞生，刘沛云任师长，谭思聪任政治委员，马赤为师参谋长，王震为师政治部主任。
这时蒋介石调集了十万多兵力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湘东特委命令独立师实行快速游击，袭击酃县、永新等地牵制敌人兵力。
当时独立师只有八百多人，五百多支枪，但是独立师如初生牛犊不怕虎，英勇作战、猛冲猛打，攻下酃县，直向永新城前进，于永新城北十里处与两个挨户团相遇。
两军交锋勇者胜，独立师勇猛冲杀，几个回合消灭敌人二百多人，残敌退入城中，守城的国民党一个营被吓跑，独立师得胜进城，缴枪支 200 多支、子弹六十多箱、银元十几担。第二天敌人大部队开来，独立师立即撤出。
蒋介石调第十九路军前来参加围剿，独立师同地方党组织一起实行坚壁清野。数百里公路被彻底摧毁，村里不见一个老乡，牛羊绝迹、鸡犬不鸣，屋中四壁空空，令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惊愕不已。
湘东独立师日夜围着十九路军进行袭击和骚扰，俘获了敌辎重营营长及官兵一百多人、弹药四十多箱、枪一百多支、骡马二十多匹，把十九路军折腾的人困马乏、疲惫不堪。
当他们赶到蒋介石指定的集结地兴国县时，第一次围剿以前线总指挥张辉瓒被活捉而结束。蒋介石严厉训斥蔡廷锴贻误战机，蔡廷锴有苦难言。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湘东独立师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更名为湘东南独立师。
1931 年 3 月，王震率领红三团在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指挥下与红七军的五十八团协同作战，全歼湘军第十九师一个团，活捉团长陈汉雄。
独立师在师长刘沛云和政委谭思聪指挥下在萍乡、宜春一带阻止国民党第五路军东进去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这时师长刘沛云因工作需要离开独立师，李天柱从井冈山来到独立师任师长。
1931 年 8 月，蒋介石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上任不久的湘赣临时省委书记王首道发动根据地军民实行战争总动员，全力以赴投入反“围剿”战争，并组建了临时前敌委员会，以林瑞笙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并将独立七团与红色警卫团组成独立第三师，由冯建元任师长。
为了配合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李天柱率独立师在永新县龙碧桥一带激战一夜消灭国民党军公秉藩第二十八师一个团，俘敌团长毕卫汗及官兵一千多人，缴获汉阳造新枪一千多支，全师武器和装备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一场战斗打出了独立师的威风，师政治委员谭思聪在钱市街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央湘赣边特委派王震到独立师任政治委员。
接着红军在莲花的九都、涪塘等地多次打败来犯之敌，与中央红军紧密配合粉碎了敌人对湘赣根据地的围剿。
1932 年 2 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湘赣红军独立一师和独立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辖二个师、五个团四千多人，王震任军长兼政委。
除了湘鄂赣苏区，陕甘宁、琼崖、东江等根据地也先后进行了反“围剿”斗争，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
在第三次反“围剿”期间，谢子长、刘志丹、高岗、阎红彦、李杰夫等领导建立了陕甘边和陕北的红军游击队，在陕西、甘肃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1931 年 10 月，和刘志丹等将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
当 1928 年底琼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失败，土地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带领部分同志进入母瑞山区，创建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
在恢复周围地区各级党组织的同时，寻找潜伏下来的红军指战员，把各地的红军和赤卫队战士组织起来，于 1929年 6 月在母瑞山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团，共有 300 余人。
1930 年 8 月，随着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琼崖红军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不久，经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独立师。到 1931 年底，独立师发展到 2000 多人，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
1932 年 7 月，国民党广东当局为了扑灭琼崖的革命烈火，调派重兵向琼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二次“围剿”。琼崖红军奋勇抗击，但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加上战术失当，红军反“围剿”失败，独立师解体，土地革命再次转入低潮。
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率领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 100 多人转移到母瑞山，坚持了 8 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保存了革命火种，并将革命之火在全琼燎原。
在东江地区，古大存等领导的的红十一军，进行游击战争，分散扰敌，后被强大的敌军各个击破。
1930 年冬至 1932 年春前后，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极其艰苦，各地的红军作战非常英勇。
尽管国民党军队对各根据地和红军“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烧杀一次比一次残酷，尽管共产党还要承受来自内部因执行“左”倾政策而造成的创伤，但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不畏强敌，团结战斗，不断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在约一年半的战斗中，各根据地共歼灭敌正规军 20 余万人，给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重大打击；主力红军发展到约 15万人，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发展到相当规模。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