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军事政治教育的同时，刘伯承还专门专门为红军学员设计了校服。红军初创时期，由于游击战争条件十分艰苦困难，红军没有条件穿统一的军装，部队里穿什么衣服的都有。
部分将士穿的是摘掉领章帽徽的原白军军服，也有一小部分部队在缴获了一批布匹后，制作了自己的服装，帽子采用了列宁帽，又叫工人帽，就是《列宁在十月》电影中戴的那一种大八角帽。总之，各个部队的服装是五花八门，杂乱无章。
刘伯承调入红军学校任校长后，看到在出操或集合时，从各部队抽调来的学员着装乱七八糟，队列很不整齐，就把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找来说：学员的着装太乱了，现在已经立国了，可以有条件制作统一的服装了，听说你多才多艺，还是个能工巧匠，为学校制作了许多教学模型，你就负责给设计一套校服吧！
赵品三领命后，经仔细琢磨，觉得还是参照苏联红军的军装比较好，衣服采用套头紧口，帽子嘛，部分学员戴的那种大八角帽帽形太大，不适合中国人的身材和脸形。觉得还是应当采用八角式，以表示红军是工农武装。不过，为了与中国人的脸形相配，就将帽形大大缩小，改变成小八角，重这样看起来与中国人的身材和脸形更加般配。
于是，杨至成买来布料，赵品三剪裁成型。帽子由赵品三自己手工缝制，顶上缀上一颗红五星。衣料叫裁缝依样制作，取回后赵品三在领子上缝上两只红领章，这也是参照苏联红军的样式。
衣服制好后，找来学员试穿，穿后觉得紧口套头不方便，也不适合我国南方的气候，于是就又改成开襟敞口，做了几套让学员穿上请刘伯承校长来审定。
刘伯承看后非常满意，立即指示杨至成就照此样子给全校教职员、学员每人做一套。
红校学员的新式军装整齐划一，威武雄壮，很快引起了总部首长和包部队的注意。
于是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法红军大学，穿戴上了同样制式的新式军装和小八角帽。从此，红军就有了自己的、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样式的统一军装。
由于敌人的封锁、关山的阻隔以及条件所限，第四方面军的军装不可能与中央红军的完全一样。它的衣服颜色是深颜色的，帽子做成了大八角帽。
但是，由于两军帽子八角的大小差别较大，所以在懋功会师后红一方面的将士称呼为“小脑袋”，红四方面军为“大脑袋”。
5月15日，刘伯承主持了第二期毕业典礼，隆重地举行了阅兵式和分列式。毕业典礼后，刘伯承专门找到饶子健等分配到红五军团的学员进行谈话。
刘伯承说：为什么派你们去呢？因为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又是从毛主席创建的井冈山队伍里培养出来的。老红军嘛，就要对新红军进行传帮带。共产党员要听从党的召唤。五军团这个部队进步很快，起义过后也很能打仗，你们到了那里既担负着帮助他们加强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任务，又有一个向人家学习的任务，党相信你们能够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表里如一的模范行动，把红五军团建设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队伍。
5月22日，刘伯承撰写《红军学校三月份月终报告书》，详细总结了三月份全校教育训练和校务工作情况。
5月25日，又向中革军委发出红军学校的工作报告，汇报了红军学校的教育概况、校务状况及出版物、人员调动等各种统计数字。
强调学校的训练要紧密联系战斗实际，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红军学校第三期于6月9日开学。这一学期学生增加到1000以上，编了两个步兵营、1个政治营，还有上级干部班和团政治委员训练班。
6月26日，刘伯承被委任为瑞金卫戍司令，负责管辖驻在瑞金的红军部队、红校，瑞金县地方武装，以及警戒事宜。红校的工作加上卫戍司令部的工作，使他更加忙碌了。
9月4日，为纪念“九四”国际青年节十七周年，检阅学习成绩，红军学校举行盛大运动会，开展军事、政治和体育项目竞赛。在大会开幕时作动员讲话。
9月24日，周恩来因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关于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等问题，在宁都以个人名义致函在瑞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等人，要求离开前线，并建议将红军学校校长刘伯承调到前线接替叶剑英任总参谋长。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宁都会议。刘伯承列席了会议。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立即赶回红军学校，参加10月10日举行的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
他说：
第三期学生学习期满，以同志们的努力学习和教职员的殷勤训导，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正当着鄂豫皖红军和陕甘红军得到伟大的胜利，我们全国全战线上正在积极进攻敌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时候，第三期红校毕业生出去，红军中又加上这一支生力军，是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的。希望同志们到前方去，为着我们工农阶级的解放，把你们所学的带到红军中去，转变红军中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你们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人。
叶剑英接手红军学校
1932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电示中共苏区中央局，叶剑英与刘伯承对调职务，刘伯承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
随后，刘伯承由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调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叶剑英到校上任时，红校第三期学员尚未正式毕业。他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学校的基本情况进行详细调查。经过与训练部长林野、政治部主任欧阳钦、校务部部长杨至诚以及一线教学人员多次座谈，他很快就了解到，经过刘伯承等历届学校领导和全体教学员的共同努力，红校虽已初具规模，办得很有成绩，但也有些领导和教员不安心学校工作，缺乏长远的办学眼光，学校潜力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教学质量也急待提高。
叶剑英当即召开校务会，和大家研究如何在原有基础上继承刘伯承校长好的传统和作风，把红校办得更好。他在会上总结说：我们苏区的红军，从三、四年前的几千人发展到今天的几万人，这是伟大的胜利。
但是由于绝大多数红军干部没有受过基本的军政训练，组织指挥能力与实战需要有很大差距，急需培养提高。蒋介石连续三次对苏区“围剿”失败，正在纠集重兵，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我们极需扩大红军，保卫根据地，而扩大红军就需要大批训练有素的基层干部。
所以，轮训干部，培养人才，是加强红军建设，保卫胜利果实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头等大事。我们红军学校重任在肩，一定要竭尽全力为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
在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叶剑英勉励同学们到前方去，把所学的知识带到红军中去，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斗争的精神，去消灭敌人。
为了更多更好地培养前线需要的人才，叶剑英经与有关部门多次协商后，决定扩大招生名额，由第三期的1500人，扩大到第四期的2160人。同时在原有的几个学员连队的基础上，扩编为军事团、政治营，还成立了上级干部队，分别培养基层和团以上军政干部。
学制分为三种情况：由红军部队送来的学员4个月毕业，由地方送来的学员和特种兵学员都是6个月毕业。坚持什么样的教育方针，这是办好学校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当时，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仍然继续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从战争中培养干部的训练方针。
他在召开全校干部会议讨论办校方针时，毫不含糊地指出：毛主席是正确的，古田会议精神是对的，红校的教学和训练必须从红军的实际需要出发，吸收中央红军和其他苏区几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使干部通晓本行业务，提高阶级觉悟和基本战术素质。
他参照苏联军事院校和中国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进一步修订了红军学校的军政训练计划，同时将红军浴血奋战的宝贵经验加以整理和总结，用于教学实践之中。
在军事课教学方面，主要结合中国红军的实际，从单兵的战斗动作，一直到班、排、连的进攻、遭遇、防御，系统地进行教学，提高学员的技术和战术水平。在政治课教学方面，讲解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历史；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政治工作三大任务，红军内部的官兵关系等。
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讲政治指导员的职责，以及开展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等。在教学时间分配上，根据不同的对象和课程，分别确定。
军、政教学比例，军事团为6比4；政治营为4比6；上级干部队军事班为7比3，政治班为3比7；供给干部班，军政学习各占25％，还有50％时间学习供给课程。这样的时间比例，符合教学工作的实际，有利于各类人才的培养。
抓好教员队伍的建设，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当时教员队伍比较复杂，有的是从红军战斗部队抽来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是留苏、留日学生，还有的曾是保定、黄埔军校毕业生，军政素质各不相同，学术观点也不一致。
如何统一教学思想，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叶剑英确定，采用学习讨论会的形式，组织教员学习毛泽东总结和提出的作战指导原则，学习古田会议决议，边学边教，长进很快，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员队伍。如蔡畅、伍修权、张如心、朱瑞、郭化若、吴亮平、孙毅、冯达飞、陈明、武挺、王智涛、武元博以及后来的陈唐、边章伍等都是很受欢迎的教员。
除此之外，叶剑英还经常邀请一些领导同志来校讲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以及陆定一、凯丰等都曾到校作过报告。
叶剑英在办校中，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他认为，平时训练中的“难”是为战斗中的“胜”打基础的，如果红校训练中不坚持从严、从难的原则，就不能练精武艺，不能锻炼意志。如果在校养成一种懒洋洋的作风，日后便带不出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常说，“懒兵无战斗力”，“娇兵必败”。
他明确提出，学校的起床、早操、就餐、集合、点名、熄灯等作息制度，要严格按照连队管理士兵的规定执行。如有违反者，要进行严肃批评。他强调通过平时的养成教育，培养学员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好作风，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良好的带兵方法。
在叶剑英的带领下，学校领导干部在管理教育和实际操练中，处处体现“干部平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战时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的要求，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学员，形成了良好校风。
严于治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教学工作的严格要求，确实提高教学质量。采用什么样的教材，教给学员什么知识？这是能否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叶剑英亲自过间，严格把关。红校原来使用的军事教材，主要是翻译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兼收德国、日本的操典等内容。叶剑英经过反复研究，感到不能老学外国的，应当依据红军自己的经验，结合红军的特点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知识。于是他主持编写了《步兵战斗条令》、《指挥艺术》等教材，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叶剑英在办校中对教员提出了严格要求，也提倡教员严格要求学员，“严师出高徒”。他要求教员认真备课，课前一定要撰写出授课提纲和讲义来。
教员讲授之后，还要组织学员讨论，每周两次。他要求教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倡直观形象教学。他组建了红校模型室，展出各种兵器模型、各种战术图解、政治图表以及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仪器和生物标本等，共600余件，大大增强了学员们的学习兴趣。
在叶剑英的领导下，红校在严格管理的同时，较好地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教员、学员对问题有不同看法，允许进行民主讨论，实行官兵互教、互助、互学。学员对领导和党员的缺点也敢于当面提出批评意见。
在经委会管理下，连队每月结算，公布帐目。由于勤俭节约，每人每月尚能在有限的伙食费中，分到少许伙食尾子，用来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红校在紧张的战争年代，在物资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很注意活跃文化生活，创造一个“严”与“宽”相结合的环境。学校的俱乐部和各连队的“列宁室”经常举办墙报、球赛、演讲会、娱乐晚会等各种活动。
在叶剑英的关怀和支持下，红校还组织了文工团。此外，还有一批来自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和留学归来的业余文艺骨干，像李伯钊、赵品三、危拱之、石联星、施月娥，以及作曲家崔音波等。
学校经常组织文艺晚会。叶剑英和其他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晚会。叶剑英会唱许多歌曲，还会弹琴，何长工会吹笛子，两人经常在晚会上表演弹琴唱歌，每次都博得大家喝彩。教员、学员欢聚一起，演出各种自编的节目。嘹亮的革命歌声，多彩多姿的红军战士舞，使校园充满了乐观和活泼的气氛。
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在严格要求教职工的同时，十分注意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和爱护干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关怀备至，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教他们识字、学文化。有时部队的同志给他送来狗肉，他便亲自下厨，做“狗肉餐”，和大家一起享用。
叶剑英不但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体贴入微，对其他的同志也是如此。凡是和他交往过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担任中共湘赣省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率领湘赣代表团来到红军学校见习和进修，叶剑英细心照料他们的生活，与王震倾心交谈，并同他一起研究教育训练课题，嘱咐他回去要办好学校。
叶剑英在办校中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即经过红校熔炉冶炼的学员必须成为符合实战要求的指挥员。
有些毕业后回到部队的学员来信反映，在学校学的内容大都很管用，但有些课程联系实际不够，说的多，练的少，打起仗来用不上。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强调少讲空洞条文，侧重实际演练，多搞野外演习，加大训练难度。
在他的组织指挥下，演习攻防科目，多选择夜暗阴雨天，涉溪水，踏深谷，钻密林，抢占山头。他鼓励学员说：“苦练才能学到真本领。现在多吃点苦，战场上就可以少流血。”
身教重于言教。叶剑英身为校长，深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能只对别人，而要从自身做起。
他处处率先垂范，为人表率。每天很早起床，和大家一起出操跑步。他虽然已过而立之年，仍坚持在单杠上做打车轮、大旋转等难度较大的动作，给大家作示范，使许多青年学员敬佩不已。
凡全校性的演练，他总是亲自审定预案，亲自主持现场示范，和大家一样在风雨中操练。瑞金城方圆30公里内的山山水水，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
1933年2月，红校第四期学员即将毕业。毕业前夕，叶剑英组织全校学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演习。他把全校学员编成东、西两个师，主要课目是演习行军、宿营、进攻、防御，还有政治宣传工作等。
按照预定方案，东、西两师从瑞金出发，至汀州进行巷战，至河田进行城市防卫战，在王田圩进行遭遇战。整个演习从2月4日至12日，共用了9天时间，使全体学员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受到了一次艰苦的磨练。
对于这次演习，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2月25日作了长篇报道，赞扬这次演习有三个优点：第一，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都能研究每个时期的情况，很快下决心。第二，平时与战时的政治工作，都能够积极地进行，利用一切机会和方法来提高与保障战斗员的政治情绪，普遍地建立了红军与当地民众的关系。第三，演习中的攻击精神，非常旺盛。无论行军、作战、警戒都没有疲倦的表现。
这次演习，是对红校教学工作和组织领导、后勤保障等其他工作的一次检验。演习的圆满成功，反映了学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实开展得扎扎实实而又卓有成效。这是叶剑英校长和全校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红校还经常在苏联和中国的革命纪念日组织活动，使学员了解革命历史，提高政治觉悟和战斗意志。1932年12月11日，叶剑英在学校主持召开“广州暴动”、“宁都暴动”纪念大会。会场群众情绪激昂，誓要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对苏区红军的进攻，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
1933年2月22日，全校以团为单位举行庆祝苏联红军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23日在大操场举行报告大会，叶剑英在会上号召：“学习苏联红军国内战争的经验教训，准备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叶剑英在领导红军学校军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对苏区东南战区的反“围剿”战役的指挥。
1932年11月中旬，叶剑英赴闽西，与福建军区领导人研究迎击敌人“围剿”的战略部署。
他们决定在闽西、赣南广泛建立有武装、有阵地、有群众的红色据点，争取把漳平、永安、建宁、泰宁等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还决定，抽调部分工农干部骨干，经过军区训练后，派往白区，加强白区游击队和白军中士兵工作。
在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全面展开后，叶剑英根据军委部署，指挥东南战区军民，积极开展袭敌、扰敌活动，配合北线主力红军打击敌人。1933年2月，叶剑英组织闽西、赣南独立师、团，以及闽西、上杭一带地方武装，破坏道路，断敌交通，迟滞由闽入赣的国民党军队的行动。
3月，叶剑英获得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及部分福建地方军阀部队准备进犯长汀的情报后，随即将战区所属武装及红军学校第五期学员统一编成五个纵队，以迎击敌军的进犯。
具体部署是：以一、二、三纵队为主力，向进占闽西清流县城一带之敌出击；四纵队打击连城、龙岩之敌；五纵队在赣南钳制广东方向可能来犯的敌军。
叶剑英直接指挥对清流之敌的进攻作战。清流一带的敌军为福建军阀卢兴邦、张贞部所属的三个团。为了牵制其增援进攻主力红军的敌人，叶剑英根据军委意图，率部主动向清流之敌发起进攻，给敌以沉重打击，使敌军在较长时间内不敢轻易出动。
战斗中，红军缴获了8挺德国造的勃朗宁轻机枪和一部分捷克造的自动步枪。这些武器在当时是比较新式的，叶剑英命部队将这些武器保管好，战后将带回红军学校，作为教学用的实物。
叶剑英身在东南前线，胸中始终装着整个苏区反“围剿”战役的全局。他根据战局的发展，多次主动向军委建议将南线的部队抽调到北线。
1933年2月，他将南线的两个师输送到北线。不久，又建议军委将南线的红十二军抽调到了北线。他将闽西4县的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部队，建立起红十九军，亲自兼任军长，负责东南战区的防御。
他还将红校第四期毕业的400多名连级干部，全部输送到北线主力红军部队，并决定将红校看护连的80多名学员提前毕业，分配到前线部队工作。
在此期间，叶剑英还多次就整个反“围剿”战役的战局，向军委提出建议。他在致军委的《对目前战局及战略意见》中指出：目前应紧紧抓住西南反蒋的有利时机，集中全力在北线与敌军决战，以结束四次战役，开展新的战局；为确保北线决战的胜利，当将南线的红军部队全部秘密集中到北线，参加战斗；在南线另外组建新的独立师，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行动，麻痹闽、粤之敌；汀州、瑞金一带的防务，直接由红军学校师生担任。叶剑英的这些建议，均得到了军委的赞同并被采纳。
叶剑英率部在东南前线的积极防御和在兵员、物力等方面对主力红军的支援，对于取得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地的恢复建设
1932年5月底6月初，毛泽东带领几个同志从瑞金出发，步行到黄陂视察工作。当天正逢黄陂圩日，他们于下午4时左右到达黄陂。
在黄陂区停留期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区委干部会议，对党建工作等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大家“要艰苦奋斗，做好工作”，并指示互济会主任张香林“要把群众组织起来，互相帮助，把被敌军烧毁的房子修复起来”。
原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根据地军民实行坚壁清野和日夜袭扰，使得敌人日食不饱、油盐告绝。饥疲已极士气沮丧，在根据地吃尽了苦头。
出于泄恨，敌人退却时，将东固、崇贤、枫边、方太、龙冈、君埠、南坑、黄陂、东韶、中村、码大、九竹一带房屋焚烧殆尽。敌军所过，稻谷充作军粮，猪牛杀尽，器物毁坏，受害群众多达十余万家。
为此，毛泽东对张香林说：“你不要再搞文书工作了，我交给你一项工作，黄陂被敌人烧了这么多房子，你去宣传、组织群众，三至四户为一组互助做房子。今年组里帮你做几间，明年帮他做几间，后年再帮另一户做几间，有四到五年，就能把烧了的房子全部做起来。”张香林表示，坚决按照指示办。
会议从晚上8点至深夜3时许。毛泽东除了向参会的同志问话外，还就党的建设，整顿地方武装，储运粮食等方面作了长达几小时的讲话。第二天，毛泽东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宁都。
根据地作为红军进行反“围剿”的立足点，为红军提供物力、人力，其意义不言而喻。正因为如此，百忙之中的毛泽东才会抽出时间，专门指导根据地的恢复重建，为第四次反“围剿”作好准备。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指导下，根据地军民在根据地第主要进行了以下方面的恢复重建工作：一是清扫中央苏区的敌人据点。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苏维埃区域虽然大大发展了，但由于主力红军忙于应付接二连三的反“围剿”战争，来不及扫除残存在苏区内部的反动势力，不但苏区边界处于赤白拉锯状态，就是苏区腹地也很不巩固。
在革命战争迅猛发展面前，一时来不及逃往白区的国民党反动官吏、土豪劣绅及其反动武装骨干便一头钻进防御较坚固的土楼山寨，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有的躲入边远山村，以深山密林或乡村为活动据点，占山为王，并以深山密林或险要村寨为屏障，负隅顽抗，成为苏区内的“白区”。
迅速肃清苏区内的“白色据点”，是巩固与发展革命根据地不可少的一环，成为摆在红军面前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毛泽东对消灭苏区内残存的白色据点的工作十分重视，他和朱德联名签署了一份《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要求各部队要认真收集和总结攻打苏区白色据点的经验，做到既迅速扫除这些白色据点，巩固苏区，又要爱惜兵力，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红一方面军总部对消灭白色据点的工作进行系统分工和详细部署：命令红军第一军团在石城、长汀；红军第三军团在会昌、安远、雩都；红三军和红军独立第三师在雩都、宁都等地；总部在瑞金居中指挥。
具体安排是：第一期先肃清石、汀、于、会4县白色据点；第二期完成武平、宁化、清流、归化、泰宁、建宁、寻乌、安远、信丰、南康、赣州、大余、上犹、崇义、遂川、万安等16县的赤化任务。
据此，红军各部队纷纷到达指定地域，开始了一场以消灭地主反动武装据守的白色据点的战斗。
经过四个月的打“土围”、拔“白点”的战斗，红一方面军先后消灭了雩都、会昌、宁都、瑞金、石城等地的靖匪据点大小200余处。
这不仅铲除了地主残存武装，消除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大隐患，而且更加坚定了广大工农大众的革命信念，红色政权进一步巩固，为临时中央政府创造了安全的环境，并为以后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加强政权建设。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政权建设。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
通过召开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吸收工农群众参加政权，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工农兵代表大会包括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共和国公民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
根据这一规定，符合条件的选民按一定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组成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乡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
区、县、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均由下一级代表大会按一定比例选举的代表组成，并产生区、县、省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
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由各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选举的代表组成，并选举产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组成人员。
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其选举的各级执行委员会代行权力，对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负责。
这种在民主选举基础上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既能保证工农劳苦大众选举能够代表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参加政权，又能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中央根据地进行了民主选举。
为了保证根据地人民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做好选举工作，苏维埃政府颁布了选举法细则。
这个细则对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办法、选举单位、代表的任期和定期向选举人作工作报告，以及选民撤销代表资格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
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90%以上。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在政府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临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政权建设给予了很大关注，专门颁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
1931年11月以后，仅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即先后建立了江西、福建、闽赣、粤赣、赣南等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过的县级苏维埃政府达到200多个。
在其他地区，先后建立过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川陕、闽东、湘鄂川黔、陕甘边和陕北、大金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的苏维埃政府。
各级苏维埃政府是比较精干的政府。临时中央政府各个部包括部长在内，一般只有3至5人，个别大的部也只有八九人。人民委员会每次召开常会，少则半天，多则一天。所议事情，议而有决，决则必行，贯彻落实迅速而有效。
为了提高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临时中央政府开办多期训练班，培训县、区、乡干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和苏维埃大学，也为各级苏维埃政府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临时中央政府重视司法建设，先后颁布120多部法律、法令。这些法律、法令中，有苏维埃国家的根本法、行政法规、刑法、民法、婚姻法、经济法等，初步建立起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法律体系。
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一整套司法机构，基本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司法组织系统。在中央，设立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农检察部和最高法院；地方设有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工农检察部；军队设有军事裁判所。
另外，设立劳动感化院，对犯人实施感化改造；设立劳动法庭，以处理劳资纠纷，保障劳动法的实施，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通过司法建设，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支司法干部队伍。
苏维埃司法工作的创立和开展，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级苏维埃政府非常注意廉政建设，对根据地政权机关工作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即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的斗争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包括司法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在内的监督机制。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多起贪污浪费案件，严惩了腐败分子。苏维埃政府坚决地开展反腐肃贪斗争，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苏维埃政权下，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真正做了主人；他们的经济生活由于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国民党各级政权统治下的种种盘剥，也得到明显的改善。
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积极发展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他们把保卫苏维埃政权看作自己的责任。
中国革命战争所以能够长期坚持，红军所以能够一次又一次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人民群众的热诚拥护和全力支援是一个根本条件。
由于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走的是先有基层政权，后有中央政权，由分散到集中、从局部到全国的发展道路。
从长远的意义上看，各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进行创造性实践的伟大阵地。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建设，是开辟人民政权道路的重要实践。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学会治国安民的本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践，还造就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和各方面人才。
在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县、区、乡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根据地的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
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的涌现，不仅成为日后进行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
三是加强经济建设。
根据地军民在粉碎军事“围剿”的同时，还为打破经济封锁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是国民党当局用来对付根据地军民的两个主要手段。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积极进行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稳定并改善人民的生活，为进行新的反“围剿”斗争准备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
随着红军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商业、交通、财政和金融等经济工作，也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但从1931年开始，临时中央的一些“左”倾政策逐步推行到根据地中来，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封锁。这样，中央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开始出现经济生活恶化的局面。
面对这种局面，临时中央不得不考虑对某些经济政策作若干调整，并且要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1933年2月2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省、县三级设立国民经济部。人民委员会还先后在中央根据地召开两次经济建设大会。
经过两次大会的号召和各级政府的具体指导，根据地出现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的经济建设热潮，各项建设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工作。经过努力，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四是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根据地军民在进行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克服困难，进行了文化教育建设，取得了许多成绩。
根据地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干部的教育。1932年以后，中央根据地先后创办瑞金列宁师范学校、中央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第一短期师范学校、列宁团校、职工运动高级训练班、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等，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
为了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苏维埃政府采取了多种办法。如建立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设立识字牌、墙报，创办报刊，创作演出戏剧等。
各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创办了许多报纸杂志。
1931年11月7日，根据地第一个新闻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宣告成立。根据地的革命文艺生活也很活跃，工农剧社、蓝衫团、俱乐部等经常开展文娱活动，受到群众的普遍喜爱。
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地瘠民贫、文盲众多、战争频繁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一批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这项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是加强党的建设。
在各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大力加强了自身的建设。根据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根据地建立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
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小布正式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因周恩来在上海，由项英代理。同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来后，中央局的各工作部门逐步健全。12月底，周恩来到中央根据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苏区中央局所辖的江西省委、福建省委、闽赣省委、粤赣省委、赣南省委相继成立并得到健全，地方特委、中心县委和县、区、乡的党组织也都建立或健全起来。各级党的领导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推动了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建立和健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为此，根据地的党组织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
各级党组织大胆地选拔有坚定信仰、在实际斗争中积极勇敢并有工作能力的党员，到党的领导机关工作。对于各级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党组织注重让他们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
党组织还通过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加强干部的速成教育。短期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实习等。
除经常性的短期训练班以外，党组织还创办各种干部学校，对党员干部进行比较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各种专业知识教育。
如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春开办党校，重点培训县、区级干部。通过上述措施，培养了大批干部和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各根据地党的领导机关，注意建立健全基层党的组织，发挥它们的作用。
1931年冬以后，中央根据地基本上是以乡为单位建立党的支部，村建立党的小组。对党员人数比较多的，在乡支部之下以村为单位或几个村联合建立分支部。
在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单独或联合建立支部。在根据地的国营企业中，也单独建立了党的支部。
党通过这些基层组织，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党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中去。通过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根据地的扩大红军、支前参战、购买公债、发展工农业生产、节约粮食和经费等项工作，都能克服困难，比较顺利地完成。
伴随着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发展党员工作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1931年，经过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和发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后，党员人数有所减少。
从1932年夏到1933年秋，苏区中央局在中央根据地范围内发动了几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得根据地的党员数量，都有了较快的增加。
由于处在农村的环境中，各根据地发展的党员大都是农民出身。根据这种状况，各地党组织注意加强思想建设。
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宣传部及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印发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读物。如红军总政治部1932年1月编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对党的主张、组织、纪律、任务等都作了说明。
中央根据地的党组织通过组织各种研究组、政治讨论会、短期训练班和进行比赛等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通过这些措施，许多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平很低的党员，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提高了政治觉悟。
根据地的党组织非常重视作风建设。广大党员干部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毛泽东更是率先垂范，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写下多篇调查研究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在他的影响下，1929年至1932年春，中央根据地的各级党政军机关掀起调查研究的热潮，培育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作风。
各级党员干部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措施有效地惩治腐败，培育了崇尚廉洁、反对腐败的良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