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行前，康桂秀与朱德闹口角：“我年轻，身体又好，不怕吃苦，不怕爬山过河，为什么要把我留下？只要一起行动，我还可照顾一下你。”
朱德看着妻子，温和地说：“军人嘛，就得服从命令。组织上确定女同志都留下，一是战斗和行军太频繁太艰难，二是现在这里还比较安定。决定要你留下，你就应该愉快地留下。在后方，宣传群众、扩大红军的任务也很重的呢！至于我，你放心好了。我是铁打的，不怕子弹。你看，打了这么多年仗，我的身上不是一点伤也没有吗？”
朱德、毛泽东制定灵活方针
1930 年 6 月的江西南部，骄阳似火一样烧烤着大地，林间的知了声戛然而止，随着传来行军的整齐的脚步声。
原来，红四军全体指战员头顶烈日，在朱德、毛泽东率领下，由寻乌出发，向福建开进。
他们一踏上闽西的土地，便在上杭官庄击溃刚在兵变中脱离金汉鼎部的周志群新编第十四旅，占领武平、长汀县城。
当时的《红旗日报》记述道：“朱毛这次到长汀，群众的欢声如潮涌，男女老幼均持斧镰红旗欢迎，市面上顿现一番新气象。”
就在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进一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并初步形成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却被有利的革命形势冲昏了头脑。
他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已经到来，不承认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没有看到整个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原来在党内就已存在着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幻想一举夺取中心城市，取得全国胜利。
6 月，中央军委致信前委，具体要求朱德和毛泽东指挥红四军“由江西会合五、六两军进攻武汉”。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主持起草的《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6 月 21 日，受中共中央委派的涂振农，由上海来到长汀。这时，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正在长汀县城继续举行联席会议。
涂振农在联席会议上作了报告，传达李立三的许多 “左”倾冒险主义部署和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决定，并严格督促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联席会议不得不表示原则上接受中央的指示，并通过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
根据中央指示，联席会议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和红十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共两万多人，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
不久，又将闽西、赣南和赣西南的红二十军和红三十五军等地方部队，归属红一军团建制。会议还根据中央指示，把原来决定向赣东游击、进攻抚州的计划，改变为集中力量，积极进攻，准备夺取九江、南昌。
联席会议虽然原则上接受了中央的指示，但朱德的心情仍然很矛盾。
首先，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对中央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决定抱有怀疑，认为把地方部队也编入正规部队，离开苏区去进攻中心城市，“苏区就毫无防卫力量，门户洞开，任凭占领，红军因此也就丢失了革命根据地”。
另外，对中央的指示他又不能不执行。
朱德后来在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到自己当时的矛盾心情时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
他又说：“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既弱，装备又不好。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
朱德还说：“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需要处理好这样一个问题：既不能公开违抗中央，同时又要能团结争取受李立三“左”倾错误影响的干部，坚持从实际出发，使红军的战争顺利地向前发展。
鉴于这种情况，红军在进军南昌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灵活的方针。有一次，毛泽东对红四军参谋处长郭化若说：打不了，人家又在背后推着我们去打。怎么办呢？你们是起草作战命令的，我看可以做“推”字的文章，这次行动叫推进，向南昌推进。先下命令集中，造出向南昌推进的声势，然后再搞个推进的计划，边推边看。
6 月 22 日，毛泽东、朱德在汀州向第一路军发出由闽西出发向江西广昌集中的命令：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
这样，虽然传达了中央关于进攻九江、南昌的指示，但是并没有对夺取九江、南昌作出进一步的部署和说明。
长汀群众知道红军要北上，特地于 6 月 22 日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总人口仅 20 多万的长汀县，到会群众竟达三四万。多数群众从远隔数十里的乡村而来，打着赤脚，举着红旗，有的拿着梭镖或鸟铳，提着刀棍。
会场上群情振奋，20 多人在会上演说，朱毛红军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充盈其中。
6 月 23 日，朱德、毛泽东率领部队由长汀出师北上。朱德的妻子康桂秀未能随军行动。
部队行前，康桂秀与朱德闹口角：“我年轻，身体又好，不怕吃苦，不怕爬山过河，为什么要把我留下？只要一起行动，我还可照顾一下你。”
朱德看着妻子，温和地说：“军人嘛，就得服从命令。组织上确定女同志都留下，一是战斗和行军太频繁太艰难，二是现在这里还比较安定。决定要你留下，你就应该愉快地留下。在后方，宣传群众、扩大红军的任务也很重的呢！至于我，你放心好了。我是铁打的，不怕子弹。你看，打了这么多年仗，我的身上不是一点伤也没有吗？”
康桂秀留下了，但她每时每刻心里都想着前线。
她在后也忙开了：筹建妇女团，培养妇女干部，和姑娘媳妇们一起筹粮筹款，开办夜校，动员青年男子参加红军，扛枪打仗。
6 月 25 日，朱毛率部进入江西石城县境，敌军弃城而逃，红军解放石城县城。随后，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兴国县，并在兴国县平川中学召开北上誓师大会。
各路军马纷纷聚集，红旗招展，蔚为壮观，昂扬的战歌声、洪亮的口号声此起彼落，一派临战出征的雄壮气氛笼罩着大操场。
佯攻南昌为反“围剿”打基础
1930 年 7 月 11 日，一组红军部队浩浩****地向樟树（今清江县城）方向挺近，大家精神饱满，军中不时传来嘹亮的口号和军歌。
原来，毛泽东、朱德由兴国集结地发出向樟树（今清江县城）推进的命令，决定“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并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
命令没有按中央的指示说要“夺取”南昌，而是说“窥袭”南昌，这就包含着极大的灵活性，表明打下樟树后将看实际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
红一军团在向樟树推进途中先后攻克永丰、新淦（今新干）。
7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
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
20 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后来回忆道：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 “推”字的文章。
7 月 24 日，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两个营，攻占樟树镇。这时获悉敌军第十八师一个旅坚守南昌，一个旅在抚州（今临川）地区，一个旅在吉安北阜田地区，有由新干渡江来樟树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向东攻打抚州，还是执行中央指示向北夺取南昌、九江？
毛泽东随即同朱德召开军团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议分析了南昌的敌情和四面临水的地势，认为敌军主力没有消灭，南昌难以攻入，决定既不向北夺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打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两处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容易攻克。
如果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 7 月 27 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
29 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
8 月 1 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
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
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8 月 7 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 7 月 30 日和 8 月 1 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
原来，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
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决定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
于是，毛泽东在 8 月 19 日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中对此作了详细的报告。毛泽东在信中说：“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
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
红一军团在奉新时，前委获悉湖南敌军何键部向红三军团攻击前进，而红三军团曾经一度攻占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红一军团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歼灭敌军，决定向湖南西进。
1930 年 8 月 18 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20 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 3 个团、1 个营及 1 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
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
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 23 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
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 3 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在联席会上，就李立三关于再次攻打长沙进而夺取武汉的指示以及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进行讨论。
会议讨论得很热烈，不少同志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坚持主张进攻中心城市，他们认为上次红三军团自身都能攻占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在一起配合作战，更有把握打胜。
红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确实取得了显赫的战果，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这次战争也是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
红军乘虚攻占某个城市是可能的，但企图固守大城市，则是不合适的。毛泽东后来对红军攻占长沙有过这样的评述：如果第一次的占领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时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在战术上都是错误的。
在永和市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提出疑问，预计长沙不易攻下。
朱德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
朱德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的支持，但是，却被会议否决了。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滕代远后来回忆：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打吗？
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
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
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
攻打长沙不成主动撤围
1930 年 8 月 24 日，红一方面军分三路向长沙推进，以 “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行动目标。8 月底，毛泽东、朱德率部进抵长沙近郊。
这时，获悉长沙城内有敌军 31 个团，而红军兵力共 13个师，实际上相当于 13 个团。敌人的兵力多一倍多，而且敌方有较好的装备和坚固的防御工事。
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主张诱敌出击，将长沙守敌诱出工事外进而逐个加以歼灭，然后乘胜攻入长沙。他提出了这样的十六字诀：接近壕沟，引其出击，消灭出击，夺取壕沟。
8 月 31 日，鉴于长沙守军修筑碉堡等坚固防御工事，朱德、毛泽东发布“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的命令。
命令发布后，朱德几天几夜没有睡眠，全神贯注地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着敌人的动向，待机歼敌。然而，守敌却连续几天躲在工事内，不越雷池一步。
为了迫使敌人离开工事出击，9 月 1 日晚 8 时，朱德、毛泽东命令红军于 2 日晚向长沙发起全线攻击。3 日，何键部终于分三路向城外出击。红军在长沙城南，对敌两个旅发起猛攻，将敌军驱至湘江边上，击毙和落水的敌军达七八百人，俘虏 1000 多人。
这时，红军指战员攻城心切，有的领导干部也主张再攻长沙。
9 月 10 日，毛泽东、朱德命令红军再次向敌军发起总攻击。红一、三军团连续多次向敌军阵地猛打猛冲，但仍未攻入长沙，而红军却遭到较大伤亡。后获悉国民党驰援长沙的桂军已进抵湘潭，形成对红军不利形势。
而北方蒋冯阎的军阀混战已近尾声，蒋介石已开始调集兵力增援长沙，使何键增强了固守长沙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围攻下去，非但难以奏效，而且会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同时，又得知李宗仁、张发奎的部队已到达湘潭的消息。
9 月 12 日，朱德和毛泽东签发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洲待机的命令。
撤围长沙的第二天，朱德在株洲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会议总结围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讨论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决定离开国民党军事力量较强的湖南，回师他们力量较弱的江西，攻取守军较少、孤立无援的吉安。
在会上，大家认为，李宗仁、张发奎部队到湘潭不是打何键而是为了进攻红军，红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从而下决心从长沙撤围。
撤围后退到哪里？会上有四种不同意见：一是认为不应该放弃对长沙的进攻计划，可由株洲萍乡铁路撤退，以消灭后面的敌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围长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泽东作总结，会议决定先退株洲、萍乡，休整待机。
对这次攻打长沙的教训，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虽已消灭敌兵在??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
（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他在报告中强调：
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
可以看出，经过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实际教训，毛泽东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强行进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红一方面军从长沙撤抵株洲时，部队缴获了国民党政府在内部印发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八月初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汉胜利”。“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
看到中央这个指示后，红一方面军一部分干部主张立即进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张在湘鄂赣坚持斗争，再攻长沙。毛泽东深知，无论进攻南昌、九江，还是再攻长沙都难以奏效。
9 月 13 日，他在株洲召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先在萍乡、醴陵、攸县筹措给养，然后由红一军团夺取吉安，红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会后，红军沿萍株铁路从湖南折回江西。
但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当时“革命急性病”在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许多人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胜利。
9 月 17 日，毛泽东在醴陵以中共红一军团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央写报告。报告分析第二次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是：一、 “未消灭敌主力于筑工事之前”；二、“群众条件不具备”；三、“技术条件不具备”。并且说：“依我们的经验，没有群众条件是很难占领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难消灭敌人的”。
9 月 24 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及其直属队和红四军，由萍乡来到安源。朱德参加了安源工人举行的欢迎红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工人跟共产党走，踊跃参加红军。
会后仅三天，就有 1000 多工人要求参加红军。为了使全军官兵能够从思想上理解主动撤围长沙和准备攻取吉安的重要意义，朱德还深入到工人和战士中间，同他们亲切交谈，做宣传和解释工作。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1930 年“9 月 13 日下午八点钟，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一生事业中最重大的步骤之一，这一步骤扭转了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一次严重的危机，他们推翻了李立三路线，亦即党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政策，而命令部队从长沙撤退。”
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经历时，更明确地说：这次失败有助于摧毁李立三路线，并使红军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样对武汉作可能招致惨败的进攻。红军当时的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在新的农村地区实行苏维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攻克的地区。为了这些目的，没有必要打长沙，这件事本身含有冒险的成分。
这次进攻长沙，从诱敌出击到强攻失利后调动部队到机动位置，再把部队分散到萍、醴、攸三县，最后决定一军团进攻吉安，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这样，毛泽东一步一步地引导围攻长沙的部队撤出，并把部队从湖南带到了江西。撤围长沙，也就是在战争的实践中纠正了李立三“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它也有助于在随后的红军战争中继续纠正和抵制这种“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主持召开袁州会议
袁州(今宜春市)位于江西的西部,湘赣交界之处,袁水上游,武功山余脉旁边,自古以来是赣西的重镇之一。1930 年 9月 28 日,红一方面军占领了这座城镇。
第二天，总前委在袁州城内举行会议，中心议题是已争论数日而仍未解决的行动方向问题，也就是究竟是打吉安还是打南昌、九江的问题。
会议地点是在袁州城西门的张天成中药铺,会期一天,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朱云卿、杨岳彬、黄公略、蔡会文、林彪、罗荣桓、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张纯清、吴溉之、袁国平等人。
会议记录李井泉,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确定红一方面的行动计划,在当时,纷繁复杂、刀光血影的军事斗争形势面前,红军是先打吉安,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积蓄力量,在湘赣边界的迁回、反复作战中消耗、歼灭敌人还是按照当时立三中央的命令先打南昌、九江,夺取中心城市,去迅速地争取中国革命的全局胜利,这是会议争论的焦点。
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毛泽东和朱德坚持按原计划打吉安，不同意打南昌、九江。
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干部不同意打吉安，主张按中央指示打南昌、九江，并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毛泽东耐心地做说服教育工作，并对打吉安和打南昌、九江的利弊进行比较，指出打吉安在战略上对我有利，而打南昌、九江却无把握。
朱德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和毛泽东一起做说服工作。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按原计划攻取吉安。这次会议使红一方面军又一次避免了因硬攻南昌、九江而可能遭受的严重损失。
会议进行期间，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从湖南赶到红一方面军总部，传达说：长江局已查明李、张部队并没有到达湘潭，要红一方面军回去再打长沙。
并且带来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说：“我们预料你们（指一、三军团）既然取得联络，必然有过会议，讨论再度占领长沙问题。如果你们是决定以三（原来的红六军已改称红三军）、四、五、八军的主力集中进攻长沙，而以少部队留守赣省，牵制南昌、九江之敌，并通知二、六军逼进武长线，以切断敌联络线为任务，这一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望你们坚决照此战略执行。”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过农民运动，就同他谈了一个通宵，终于用事实说服了他。
周以栗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且转过来在会上帮助说服部分干部：暂时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
会议终于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这样，就最终放弃了再攻长沙的打算，也没有采取立刻进攻南昌、九江的冒险计划。据彭德怀回忆：当时三军团方面有人提出打南昌，也有人反对。反对者的理由是：长沙既未打开，又去打南昌。南昌守敌虽不及长沙之多，但工事不弱；且城周多水池、湖泊，地形不利于进攻，而利于防御；蒋、冯、阎军阀战争已停止，敌军将要向我进攻，我应准备在赣湘两江之间，各个歼灭敌人。至于打南昌或打长沙，那时再看具体情况。另一派说，在湘赣两江之间进行机动作战，是打拳战术，打来打去胡子都白了，还取不到湘赣两省政权。这一派也就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被毛泽东同志说服了。
9 月 29 下午 6 时，毛泽东、朱德发布了红一方面军向吉安进军的命令。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彭清泉）与红一方面军总部人员从宜春城出发，分两路向分宜进军9 月 30 日晨 5 时，红四军从驻地下浦启程，向分宜进军；总部人员凌晨 3 时 30 分起床，4 时 30 分集合出发；红三军则于晨 5 时接总直属队出发，到达分宜城后再宿营。当日，天气晴朗。地处彬江南端的三星口南通分宜，西通宜春，街上开设的店铺多。这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早晨，10 多名身穿灰色衣服，头戴红色八角帽、身材魁伟高大的军人大步流星地由西向东来到三星口，受到早就在此等候接应的同志热情接待，几个饭馆也早为他们准备了饭菜和茶水。
这 10 多位红军领导吃完早饭后，继续宜春会议的最后议程，毛泽东、朱德等人坐在台上，先是毛泽东发表讲话，后朱德接着讲话，决定分路线向分宜进发。
会议经周以栗同意，决定：“一军团以很短时间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等。三军团则占领清江县城及其附近，封锁赣江，筹款，发动群众，整理补充等。”
一切部署完毕，部队按各自的路线前行，毛泽东等军政领导向三星口东侧前行，经彬江船坊渡河至分宜庐塘；朱德等军政领导从三星口经枫树下翻过红花仰走分宜太岗山方坊村。
朱德率一部分路经彬江，翻越红花仰进入大岗山；毛泽东率红四军和红三军二部出宜春城经彬江直插分宜，以红四军为第一梯队，总部居三军殿后。
时光流逝，流不走赤色情怀。至今，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在三星口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过，还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
红军经过三星口时，写过很多宣传红军政策、打倒国民党的标语，受到了当地老百姓欢迎，大家纷纷以茶水、水果接待和欢送。
袁州会议是红军历史上较早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从这次会议的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建立全国政权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
这又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毛泽东具有战略远见的决策。把热衷于攻打长沙的红三军团“循循善诱”地引导开到江西来，这对后来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
1930 年 9 月底，就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召开袁州会议并最终决定攻打吉安的时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也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是为解决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召开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红军达到 10 万人，农民赤卫队有数百万人；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县苏维埃政权已有 300 多个；党员数量增加到 12万人，大城市的产业支部由 98 个发展到 229 个；青年群众组织有 160 万人；赤色工会会员超过 10 万以上；互济会组织达86 万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白区)工作，也有了初步恢复和发展。
1930 年 5 月，蒋、冯、阎军阀中原大战的爆发，给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与此同时，1929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这种于革命有利的形势下，1930 年 6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随后，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8 月初，“决定坚决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武汉，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桂林，幻想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
8 月 6 日，又将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和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总行委。
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中心城市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都失败了。
刚刚恢复起来的白区工作，又遭到摧残和破坏。红军也遭到重大伤亡，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洪湖根据地丧失殆尽；红七军由 6000 人锐减到 2000 人，丧失了右江根据地。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党内许多同志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白区的恽代英、何孟雄和在苏区的毛泽东、方志敏、贺龙、周逸群等，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过批评或抵制。
特别是毛泽东不但没有机械地执行“左”倾错误，而且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然而，许多同志都被 “左”倾错误领导者视为“右倾”、“保守”而受到打击。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和指责。从 1930 年 6 月至 9 月三中全会之前，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有过较长时间的争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多次召集会议讨论有关中国问题，通过许多关于具体策略问题的决议案，如《中国问题决议案》、《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组织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提纲草案)》、《国际对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国际对于中国农民问题决议案》等，要求中共中央切实讨论执行。
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对革命发展的形势，在程度上与速度上都有过分的估量，以致在部分的策略上，工作的布置上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共产国际批评之后，从 1930 年 8 月底至 9 月下旬，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经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已经纠正了部分 “左”倾错误，如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停止武汉、上海同盟罢工，恢复党、团、工会独立领导机构和指挥系统，开始策略上必要的转变。
1930 年 8 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奉命回国，行使结束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使命。原来，当时瞿秋白和周恩来都在莫斯科。
早在 1930 年 7 月 16 日，中共中央以政治局主席向忠发的名义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报告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 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与工作”；并请“通知恩来、秋白诸同志速归”。
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周恩来、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周恩来还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新**的特点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的报告。
7 月 18 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前文已述及，斯大林、莫洛托夫参加并审议了由米夫起草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经审议，建议米夫参照讨论意见，在三天之内对决议再作修改。
三天后，即 7 月 21 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召见了米夫，同时把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瞿秋白一并召去谈话。
从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的登记看，这次会见从 16 点 30 分开始，至 18 点离开，有一个半小时。
谈话的内容，主要应是修改后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草案。此外，根据周恩来的回忆，周恩来向斯大林汇报了中共六大以来中国革命特别是红军的发展状况。
斯大林在听了周的汇报之后，非常重视中共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并建议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
7 月23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开会，经过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就是国内党史文献资料中常提到的“共产国际七月决议”。
在这个经斯大林认可的决议中，共产国际仍认为中共中央“有着一般的正确路线”。7 月 24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收到中共中央 6 月 11 日决议的英文文本。可能是考虑到要对这份篇幅很大的决议进行分析并对它提出意见需要一定时间，国际执委会没有据此对刚刚通过的而且是经斯大林认可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再作补充修改。
直到7 月30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方复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认为目前“中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太弱，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暴动”，要求中共中央停止执行 6 月 11 日决议。
而此时在国内，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已进入**时期。共产国际于 7 月 23 日通过的决议，主张给予 “温和”的批评，而且没有点向忠发、李立三的名，更没有说他们犯了“路线错误”。瞿秋白和周恩来正是按照这个“七月决议”从莫斯科回国纠正李立三错误的。
但是，当瞿秋白和周恩来正在回国途中时，国内局势剧变：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一度攻占长沙，这使李立三欣喜若狂，于是决定在哈尔滨、大连等地举行暴动，试图引起日本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并要求共产国际配合中国革命。
斯大林闻讯后勃然大怒，因为他不希望苏联因此卷入战争，更不容李立三对莫斯科指手画脚。
因此，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态度一改此前的“温和”面孔，骤然变得严厉，点名道姓予以痛批。但已离开莫斯科正在回国途中的瞿秋白和周恩来对这个变化一无所知。
回到上海后，瞿秋白和周恩来便落实“七月决议”精神，分别同向忠发、李立三谈话，同时筹备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0 年 9 月 24 日至 28 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徐锡根、张金保、罗登贤、周恩来、项英、余茂怀、瞿秋白、李立三、顾顺章 10人，候补中央委员王凤飞、史文彬、周秀珠、罗章龙 4 人，中央审查委员阮啸仙和候补审查委员张昆弟，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团以及全总党团等的代表贺昌、陈郁、邓发、李维汉、林育英、陈云、王克全、李富春、温裕成、袁炳辉、陆定一、胡均鹤、吴振鹏、聂荣臻、潘问友、邓颖超等 20 人。扩大的三中全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罗登贤、项英、徐锡根、温裕成 7 人组成主席团。
全会的议事日程共有四项：1．中央政治局报告及政治状况和党的任务问题，也就是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 7月23 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
此外还要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运动、苏维埃问题两个议决案。2．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3．职工运动问题。4．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
会上，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指出：“在国际与中央一致的路线之下，中央确实犯有部分的策略的错误”，但“在每次的错误中，都得到国际坚决的指正”。
周恩来作了《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指出：“中央的错误不是路线上的错误，而是在正确路线之下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
共产国际代表也作了发言。李立三对中央过去的策略与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作了检查发言，他承认：“我们估量革命**日益迫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错误的地方是对革命的力量与发展速度有了不正确与错误的地方。”
他说：“在六个月以来，中央许多政治上与策略上的决定，我个人的经验比较更多，因为在政治局我写的文件与提议都比较多。因此这些错误，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
他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估量，党的总路线，苏维埃区域，党内斗争等九个方面，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坚决表示 “要分析自己的错误，才能够得到教训。”
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项英作了《职工运动问题的报告与结论》。吴振鹏作了《组织问题中青年团代表的副报告》等。
会议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 7 月对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
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会后全会还补发了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的《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和《苏维埃苏区土地农民问题议决案》。
为宣传三中扩大会的精神，1930 年 10 月 12 日发布了《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通告》指出：“全会认为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是与国际的路线一致的，只是在这复杂的政治变动中，中央政治局却犯了不少的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
《通告》表示：
三全扩大会的成功，将要更加巩固党的发展，将要回答一切反革命派的压迫与进攻，将要成为党战胜党内一切“左”倾的尤其是右倾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利器；全党在这个基础上将要更有力量来迎接日益生长的革命新高涨，来领导已开始的革命战争，来争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四个主要决议案的基本内容如下：一、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的正确性，接受国际的指示，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正确，但犯了策略上的某些“左”倾错误。《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纠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委的这种指示”。《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也表示：“全会接受国际的指示，认为国际的指示完全是正确的，政治局在执行这些指示上的动摇怀疑态度是不正确的。这些错误使政治局走上冒险的道路。”全会“承认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
二、错误地认为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坚决反对取消派和调和派。《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指出：“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然而，有些同志还采取调和态度，说右倾路线并没有形成，事实上阻碍党反对右倾的斗争，所以，提出“党必须同时反对调和主义，然后才能无情的克服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决议还提出：党“必须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尤其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
三、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批评党在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中的错误。《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提出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各苏维埃区，集中农民斗争的力量，加强无产阶级对于工农红军的直接领导，去组织革命的战争--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同时，积极的扩大中心城市工人群众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全国反动统治区域里面各种方式的群众革命斗争，争取极广大的劳动群众来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以加强并巩固无产阶级对于农民战争的领导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着重检讨说：“行委在党内的组织是不适当的，并立即恢复团的独立系统与工会的经常工作。”还批评“党的组织军事化”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对工人斗争形势有过分估量，因此在组织政治罢工时，“偏重工人武装的技术上的组织和训练”，没有注意把武装训练工人的任务和领导群众日常斗争的任务联系起来，而且和赤色工会的发展隔离起来， “反而形成放弃组织罢工而等待暴动的现象”，“尤其是各级‘总行委’的组织方式和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代替了赤色工会的领导机关，妨碍了工会群众的独立指导系统”，使“工会领导机关的行动和工作停顿起来”。
会议根据“六大”以后党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局委员的牺牲和病故等变化情况，补选了中央委员 7 人：温裕成、李维汉、陈郁、徐锡根、陆文治、贺昌、邓发。
补选了候补中央委员 8 人：袁炳辉、陈云、林育英、王克全、朱德、黄平、恽代英、陈潭秋。
补选了中央审查委员 2 人：宁迪卿、康生。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 “左 ”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李立三在会上也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了错误。这次会议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
但是，对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和政策，未能加以丝毫触动，致使会议未能从根本上对李立三 “左”倾错误的思想实质进行清算，后来重犯更大的“左”倾错误。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虽对苏区和红军的工作产生过不良的影响，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等的坚决抵制，影响并不大。苏区和红军仍不断向前发展。
后来的 1945 年，朱德这样说过：“由于立三路线历来对苏区和红军不重视，后来看着红军的发展，虽一再强迫命令，企图利用红军作为其城市暴动投机的工具，但在各苏区或遭着顽强抵抗，或在执行不通时，即迅速掉头。因此，立三路线对苏区和红军工作的影响并不大，而各苏区和红军是一贯站在六次大会（即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者注）精神之下，正确地执行了和完成了其发展革命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