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奉章他们怀着既兴奋喜悦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红军总司令部驻扎的店铺，见毛泽东坐在正席中间，两位负责记录的秘书坐左右两侧。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身子，客气招呼他们 8 人在两排长凳上坐下，然后笑眯眯地说：“你们是兴国来的老表吧!稀客，稀客。请用茶，请抽烟。”
说罢他拉开抽屉，掏出一把一把用废报纸卷成的喇叭筒 “香烟”分发给大家。接着，公务员给每人倒了一碗茶水。
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
1930 年 10 月 2 日，朱德、毛泽东指挥部队由阜田出发向吉安推进，红一方面军总部行至距吉安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李文林从北面走来。
毛泽东问他：“从哪里来？”李文林回答：“从中央来。”
毛泽东接着问：“中央有什么指示？”
李文林说：“中央还是要我们去打南昌。”
毛泽东很平静地说：“我们准备去打吉安。”说着手指面前正在开进的部队，说：“你看，队伍已经向吉安开去了！”
李文林只说了一句话：“那也只好这样。”
毛泽东在路边坐下，向李文林说明打长沙的经过和回师打吉安的意义和作用，又问了中央还有什么决定和指示没有？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北通南昌，南达赣州，西临井冈山，东近东固山，是赣西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国民党军新编第 13 师占据这里，将赣西南苏区分割为东西两部分。
早在 1929 年 11 月至 30 年 8 月，赣西南的红军和群众先后 8 次围攻吉安，均未得手。新 13 师师长邓英因此十分骄狂。两年后，毛泽东撰文辛辣地嘲讽这名坐井观天的敌将：“南京狗政府曾下了一道褒奖他的命令，说他得到了‘剿匪’的第一功，他也就趾高气扬起来，以为我邓大哥不但是高超过杨池生杨如轩李文彬以至朱培德那些头子，并且比起当今‘剿匪’总指挥张辉瓒，坐镇南昌的鲁胖子也要威风得一二倍，喝酒呀！调堂呀！在土豪劣绅资本家以及牧师神父面前拍胸膛，称好汉呀！这些土豪劣绅资本家牧师神父们，居然信以为真，以为一面有了邓军阀的壮胆的演说，一面又确实看到了吉安城防的巩固——堡垒、壕沟、铁丝网，这些限制红军铁拳的宝贝，大概一定可以多活几天了。”
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几万红军神速地赶到吉安城下，把吉安严密围住。
吉安城守军约四个团，其中正规部队只有邓英师的不足三个团，分别布置在吉安城郊山岭一线，依托工事防守。在城内还有江西省警察大队一个团。
10 月 2 日，朱德、毛泽东在山前总部向红一军团下达总攻击命令。命令部队“于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限于五号拂晓前夺取吉安城。”命令中还明确规定：“进城后各官长士兵，须格守纪律，不得乱拿东西。”
红一军团及赣西南 10 多万工农武装群众开始攻打吉安。当时，吉安周围都在红军控制下，已成为一座孤城，只靠赣江同外交通。
10 月 4 日拂晓，红一军团向吉安发起猛烈攻击。战斗中，康桂秀冒着炮火组织战士到受炸的群众家灭火、抢救。经过一天激战，邓英见红军势大，不敢死守，在当天晚上八九点钟率部从赣江乘船逃走。午夜 1 时左右，红军攻入吉安城内。
10 月 4 日晨，月亮还没有落尽，战斗就打响了。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晚上看不见的红旗一到东方的红日涌出来的时候，一齐都看见了。剧烈的步枪声、机关枪声、迫击炮声比过年打鞭炮还要热闹。很多的红旗发现在第二线，这就是无数万的赤卫军与少先队，人都伏在地上，因为敌人炮子的射击超过了我们赤少队的头上。天上有什么东西响动了，没有一分钟，就发现了敌人的红尾巴飞机，我们总司令部的阵地附近落下了几个大炸弹，人却没有伤一个。
当时红三军没有全部赶到，红十二军还差一天路程。红四军单独发起进攻，虽一度攻入城中，但因兵力不足，被守敌打了出来。当天，红三、十二军全部赶到。当晚，红军再次发动进攻。
参战的永新县少先队员有 1 万多人。少先队员赶来几头个大、性情暴躁的黄牛、水牛，准备重演火牛阵。冲锋号响起，牛尾巴点燃，火牛勇往直前，铁丝网被冲开几道缺口，红军突破外围工事。
晚上八九点钟，守敌控制赣江边的所有船只，于半夜乘船逃走。东北门外的红四军第三纵队发现江上有大批船只向下游移动，司令萧克马上组织部队沿西岸追击。
红军追出一二十里，在一条小叉沟找到几条小船，每条船约能坐一个班，萧克率部上船从河中继续追。
敌船走得快，难以赶上，萧克命部下用重机枪射击，因夜色浓重，效果不大，敌船反而跑得更快。天亮后，敌军大部登上东岸逃脱。
由于红三军团部署在离吉安很远的清江，没有部署在吉水、峡江，导致红军仅俘敌 200 余人，缴船 4 只。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教训。”
攻克吉安的第二天，吉安周围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手举红旗，兴高采烈地涌进城内。城内的工人和贫苦群众也纷纷走向街头，欢迎红军入城。
这时，身为第一方面军总部特务团三连指导员的康桂秀为自己改了一个名字。
其实，早在参加红军后，她一直觉得“桂秀”这个名字太女孩子气。如今，当了连指导员而领导着一个连的男兵，仍然叫这个名字，更觉得不合适。在吉安遇到当年万安游击队的负责人、带领她投奔井冈山参加红军的刘光万，就对他讲了自己的想法。
刘光万一听，说：“好！这名字改一改好！”他想了一会儿就说：“那你就改名叫康克勤吧。勤俭的勤，意思就是要克勤克俭，既勤劳又节俭。”
康桂秀想了想，说：“这个名字不错，好听，只是勤字笔画多，写起来费事。我又觉得一个人光勤快还不够，还应当对自己要求更高一点。这样吧，把勤字改做清字，写起来比较省事，而且表示我在清清白白地做人，沿着一条清清楚楚的正确道路前进。你看怎样？”
刘光万连连点头：“太好了。那你改名叫康克清吧！”当晚，她与朱德讲起改名的事，朱德表示同意，而且笑着说：“好嘛，这名字的改动，说明你思想上又成熟一些了嘛。”
第二天，她就按照规定的手续，把改名字一事向组织上打了一个报告，组织上同意了。从此，她就不再叫康桂秀。也正是康克清这个名字，伴随着她行进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伴随她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10 月 7 日，毛泽东出席在吉安中山场召开的有 10 万人参加的军民祝捷大会。大会宣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山为主席。此后，组成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为主席。
赣西各县的赤卫军、青少队，从十几里、几十里外赶到吉安观光。他们身背红缨枪，颈系红带，有的还打着大红旗，吉安城成为红色的海洋。两星期内，有 100 万农民出入吉安。萧克认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以来最热烈、最壮观的群众场面。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赣西南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过去地方工农武装虽曾八次攻打过这座城市，都没有攻克。
这次打下吉安，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对开展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后来回忆攻占吉安的情况时，写了一篇题为《吉安的占领》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 1933 年 8 月 13 日《红星报》第四版。他写道：吉安城就从这一刻起，落到了红军与苏维埃的手里了。底下就是第二天红旗子的群众大队伍进城，共产党机关与地方苏维埃机关也进城了，城内的工人及无数的贫苦群众都跑到街上热烈地来欢迎红军。这时候大捉土豪劣绅牧师神父与反动的资本家，就像捉猪捉羊一样，这里牵了一路，那里锁了一串，接着就是以后许多日子不断的群众大会呀！扩大红军呀！工人的代表大会呀！苏维埃大会呀！共产党大会呀！各县群众来看红色的吉安呀！轰轰烈烈，把个吉安城成了新世界。
毛泽东还在文中总结了占领吉安的教训：（一）反对了立三路线的主张（反对打吉安，主张打九江，他们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才把吉安占领的，这次的占领吉安，是有极大的政治上意义，他不但在全国有极大的影响，并且与后来克服ＡＢ团〔暴动的富田事变，与争取第一次革命战争胜利有直接意义。因为吉安的占领，给了ＡＢ团首先一个政治上的打击，同时吉安四十天的占领，给予进攻的敌人以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极大损失。（二）此次攻吉战役军事上是有缺点的，如兵力没有完全集中就进行攻击，那时集中了的只有四军与二十军，三军还没有完全赶上，十二军还差一天路，都是陆续地进入吉安城的阵地。如果迟一天攻击，整个一军团的部队都集中，就可以举行同时包围，同时攻击，不至于当着四军的一部打进城去了，敌人还能从城西调动队伍举行反攻，把我们入城的部队打了出来，使我们不能在四号的白天把邓英全部俘虏，这是一。再则，三号晚的夜间攻击计划，也是不适当的，因为这是阵地战，敌人有坚固的工事，红军地形不熟识，应该经过开进与侦察的阶段，才能适当地布置兵力，选择攻击点，不至于把部队巴上了阵地，发觉不适当，也无法改变，要到四号晚才能从新来一个配备，这也是白天未打进去，不能把邓英全部消灭的一个原因。还有三军团的使用不放在吉水、峡江，而放在离吉安很远的清江，以致邓英能够坐船逃跑。这些军事上的缺点与错误，都是从轻视敌人这个观点来的，以为敌人只有四团，费不了我们许多力量，由于这个错误观点，所以给敌人大都跑掉了，这是一个好的教训。
30 多年后，朱德在 1962 年 3 月到吉安视察工作，旧地重游，触景生情，挥笔写下《忆攻打吉安》诗一首：八打吉安未收功，
四面包围群众中。
红军速到声威震，
一充名城赣水红。
毛泽东主持召开峡江会议
1930 年 10 月，赣江两岸的橘树上挂满了一个个黄澄澄的果实，风一吹散发出阵阵橘香。
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后，在这里停留了 10 天。红一方面军在吉安后增补了新兵 8000 多人。
毛泽东在吉安城里搜集了大量报刊资料，从中了解到中原大战已结束，冯玉祥、阎锡山败北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毛泽东据此判断，蒋介石已腾出手来，将要转移兵力，大举进攻苏区。
这时，党中央已经批判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才刚刚收到中央政治局 6 月决议和中央 6 月 15 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领导干部坚持要按照党中央原来的指示去攻打南昌、九江。
10 月 13 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吉安签发红一军团移师北上，向清江集中的命令。同时，毛泽东提出了灵活性的方案，决定“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地夺取南昌、九江，先向袁水流域推进”。
10 月 17 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抵达峡江后召开会议，讨论对时局估量、行军问题、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并相应地作出决议。
在赣江之滨，凤凰山下的一座千年古镇巴邱，原是江西峡江县府驻地。有座富有南方民族特色的“怡顺堂”，这就是峡江会议会址。
出席会议的总前委委员、军以上干部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总司令朱德、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红四军政委罗荣桓、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兼红五军长)、红五军政委张纯清、红二十军军长兼政委曾炳春、红八军军长何长工、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朱云卿、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红四军军长林彪，还有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等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一部分同志，共有二十多人。会议由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红三十五军政委李井泉作记录。
在会上，两种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据原红三军团红八军长何长工在《井冈功业铭千载》一文中回忆写道：在著名的峡江会上，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是继续攻打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二、过不过赣江及诱敌深入，也就是说反围剿的战场摆在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还是赣江以西的罗霄山地区。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去关门打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拥护。
当时，得知国民党军阀中原混战即将结束，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国内形势的变化，判断蒋介石将要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
为统一认识，毛泽东不希望出现红军攻打南昌的结果，对时局和行动等问题再次展开讨论，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他说：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来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
红军的任务必须为打败敌人的联合进攻作好准备。毛泽东对时局的这些分析，实际上纠正了李立三关于军阀战争的前途，有极大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与军阀统治的最后死亡的错误估计。
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军方向时，毛泽东针对有人主张继续攻打大城市的意见，在会上提出我们不能以卵击石，硬打南昌、九江，而是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
赣江西岸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而赣江东岸则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但是，当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盖子在下面还没有揭开，有的干部还主张要攻打南昌、九江，进而夺取武汉。所以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大家所接受。这次会议还没有根本解决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对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会议也规定了正确的政策。10月 19 日，毛泽东给湘东特委写了一封复信，简要地说明了峡江会议的各项决议。
其中讲到土地问题时说：“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途”。
关于资本问题，复信写道：“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地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实际上批评了李立三的“平均土地是农民意识”的观点以及要对资产阶级开展“特殊战争”、 “没收中国资产阶级的工厂、企业、银行，以铲除反革命武器”的过左政策。
由于一部分领导人坚持要进攻南昌，所以在峡江会议之后，红一方面军总部于 10 月 19 日发出《进攻高安的命令》，但是，命令只说：“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取而占领之”。这里“待机略取”的提法，包含着极大的灵活性。
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作出了相应决议。所以说,峡江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因为这次会议是由执行立三路线而转变到执行正确路线上来的会议，为胜利粉碎敌人“围剿”奠定了思想和行动基础。
如今，峡江会议会址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向后人讲述着革命先烈们的故事。
会址坐西向东，面积 600 多平方米，中有大天井。整个建筑分为前后两进、黄墙青瓦、南北两面墙垛起落高耸，饰以瑞草、花纹，檐下墨绘卷叶二方连续图案。房屋内部的格扇门窗，装饰花鸟、珍兽、人物浮雕，木柱上有园雕鳌鱼承托；使建筑物显得古朴典雅，而具有江南建筑特色。
进入大门便是第一进正厅，正厅按当时会场布置，上方贴着“江西省地图”，中间并列摆有 3 张红漆八仙桌，围桌四方(长方形)摆了两把精雕细刻的太师椅和 10 多条春凳，桌上有四盏老式马灯。
正厅两旁厢房设有一桌一床，简朴无华是古柏、李井泉同志住房。穿过天井，进入第二进，大厅是总前委办公室。左右厢房分别是毛泽东和周以栗同志的卧室。
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方针
峡江会议后，朱德、毛泽东命令：方面军以直占南浔路、待机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务。第一步拟先歼灭高安当前之敌而占领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命令中对南昌、九江是“待机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
1930 年 10 月 22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到达清江县的太平圩，并已获悉国民党军队正在大批开入江西。第二天，毛泽东在太平圩主持召开总前委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总司令朱德、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江西省行委宣传部长陈正人、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朱云卿、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红八军军长何长工、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 10 余人。
会议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估计了敌我两方力量，总结了两次攻打长沙和攻取吉安的经验教训，指出“轻装袭击路线”的军事冒险错误，提出“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工作任务。
当时，据探测到的敌人情报，国民党军队谭道源部已全部开至南昌，许克祥与熊式辉的先头部队已抵九江，金汉鼎、毛炳文部亦有来赣之说，公秉藩部在抚州，罗霖部在袁州。事实证明毛泽东在峡江会议上分析敌情的正确。
会上，与会人员对红军是以攻打中心城市为主，还是隐蔽在农村诱敌进攻争论不止。
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攻打中心城市不符合中国实际，不能照搬苏维埃模式。
最后，绝大多数人支持毛泽东这一主张，会议改变了峡江会议进攻南昌、九江的行动计划，发布了《在袁水及瑞州河之间工作待机的命令》，初步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决定从 l0 月 24 日开始，暂以 7 天为期的时间，部队仍在清江、新余的袁水两岸与瑞河 (锦江 )之间按兵不动，只在这一带地方组织、发动、教育群众，筹措给养，扩大红军，为歼灭来敌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26 日通过《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案。
议案提出目前的战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滕代远后来回忆说：
经过充分讨论和毛主席以及长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说服，我们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确意见。当然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解决问题的，而是毛主席费了很大的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我们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感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团结对敌，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就会导致分裂，对革命不利，所以我们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
10 月 30 日，从侦察得知，国民党多路军队约 10 万人已经出动，向红军和根据地推进，局势十分严峻。
毛泽东立即召开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会议根据敌人向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的战略战术问题。指出当时蒋冯阎战争已经结束，蒋介石有从前线大调兵力进攻革命的可能“已经成为事实”，已调大批军队入赣“围剿”红军，其中用于“围剿”中央根据地的兵力就达 10 万，已经推进到樟树、高安、上高、袁州等地，正气势汹汹地向红军扑来。
面对强敌的进攻，怎么打击敌人？是在赤区打还是在白区打，当时在会上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一些地方和红军的干部反对把战场设在根据地内部，担心诱敌深入会丢失大片根据地，危害根据地人民，因而提出主动出击，在赣江西岸的白色区域同敌人交战。
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后撤，东渡赣江，把敌人引到根据地内部来打，以迫使敌人分散兵力。而红军则可以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围剿”。
两种意见争论很激烈。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周以栗等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最后在会上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罗坊会议是在共产党党走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而遭到了“左”倾冒险主义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为抵制“左”倾错误，坚持正确道路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及时纠正了红军和江西党内的“左”倾错误，统一了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党的思想，使红军从理论和实践上摆脱了“左”倾错误，停止了进攻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行动。
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决议，有力地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城市中心论”，确立了“乡村中心论”，明确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真正体现了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这就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因此，把罗坊会议作为中国革命道路确立的标志，也是毛泽东思想基本形成的标志，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更符合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从萌芽探索到基本形成，最后发展成熟，夺取全国胜利的逻辑发展过程。
“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制定，并在实践中运用成功，不仅使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而且还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共苏区的建立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使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克服了李立三 “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留下的影响，基本上解决了红一方面军内部行动方针问题上的分歧，用正确路线统一了全军的思想和行动。
后来毛泽东在谈到战略退却问题时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
从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开始，直到罗坊会议，毛泽东在实际行动上一步步地克服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部队中的影响。在这期间，袁州会议是个开端，峡江会议开始了转变，罗坊会议是峡江会议的继续，解决了峡江会议上争论而没有决定的战略方针问题。罗坊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从此，红军开始由游击队向运动战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罗坊会议对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及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毛泽东在罗坊作“兴国调查”
1930 年 10 月，毛泽东在罗坊期间，有一天他从罗坊镇街上的木行店驻地出来，前往相距不远的陈家闹，出席在那里召开的联席会议。
途经彭家洲时，毛泽东忽见许多着杂色衣服的新兵，主动跟他打招呼。毛泽东一问，才知原来是兴国县集体报名当红军的农民。他们曾见过毛泽东在兴国县群众大会上作演说，所以一见如故，称呼他“毛委员”。
这时，红军预备队营长傅济庭走出队列，请毛泽东检阅他们的操练。毛泽东驻足审视这支尚未穿上军装的红军队伍。看见兴国农民饱满的热情和兴奋的情绪，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从彭家洲到陈家闹，一路沉思的毛泽东突然对警卫员兼公务员陈昌奉吩咐道：“你去通知这位傅营长，叫他从兴国红军预备队里找出不同职业、各个乡村的农民，七八个人就行，下午到我们驻地开个座谈会。”
陈昌奉奉命向傅济庭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傅济庭在全营挑选了 7 个干部，连自己共 8 人，于当日下午准时到会。
在丹桂飘香的 10 月 29 日这天，红军总前委传令兵按照指定名单通知兴国红军预备队 8 名干部去罗坊镇街红军总部开座谈会。
温奉章他们怀着既兴奋喜悦又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红军总司令部驻扎的店铺，见毛泽东坐在正席中间，两位负责记录的秘书坐左右两侧。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站起身子，客气招呼他们 8 人在两排长凳上坐下，然后笑眯眯地说：“你们是兴国来的老表吧!稀客，稀客。请用茶，请抽烟。”
说罢他拉开抽屉，掏出一把一把用废报纸卷成的喇叭筒 “香烟”分发给大家。接着，公务员给每人倒了一碗茶水。
毛泽东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一开始就说他是和大家来聊天的。然后他一一问过每个人的姓名、年龄、职务、成分、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家中田地山林和欠不欠债等问题，接着又问他们此次出发来了多少人，大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当红军。
温奉章他们逐一作了回答，说是来了 8 个连，都在预备队，都是自愿报名当红军的。投机分子和坏人，一概不要，即红军领袖与普通农民，彼此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和情感的交流，是那样地和谐融洽。
毛泽东听后点头称赞道：“对!当红军不能强迫，要靠自觉自愿，革命要真心实意，不能假心假意。”他的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因为正好过中秋节，毛泽东便买了些东西。大家磕着瓜子，剥着花生，品着茶水，拘谨的情绪和紧张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
头两天的调查谈话，边问边答，有说有笑，就像拉家常。红军领袖与普通农民彼此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和情感的交流，是那样的和谐融洽。毛泽东还让人买了些吃的东西。大家嗑着瓜子，剥着花生，品着茶水，拘谨的情绪和紧张的心情很快消失了。
调查会正式开始时，毛泽东说明了开调查会的目的、意义、要求和希望，提出了调查纲目，然后询问了各个乡有多少贫农、雇农、中农、富农和地主，土豪劣绅杀了多少，逃走了多少，甚至连游手好闲、算命卜卦、拐脚瞎眼的人数都做了统计。
温奉章他们回答毛泽东的问题，有时是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凑情况；有时是推荐一个代表作中心发言，综合大家的意见汇报。
调查会每天开两三次，有时开至深夜。大家一点不觉得疲倦。一切结论，都是由毛泽东事先提出来，征求 8 人同意后，再记上本子里。
毛泽东还询问了苏维埃政府、农村军事化以及发展生产的状况。本来他还要调查儿童、妇女的情形，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由于蒋介石开始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 “围剿”，红军要作“诱敌深入”，撤离罗坊，向根据地退却，于是调查会只开一周便结束了。
8 位农民参加毛泽东的“兴国调查”之后，大部分随军行动。其中，傅济庭、陈北平、雷汉香等 6 人随即参加了红军。
傅济庭，这位红军预备队的营长，负责召集其余 7 人开会的干部，是兼开小作坊的农民。因家中小作坊账目未清，曾表示回家处理账目后，再当红军。但与毛泽东相处一星期，思想发生变化，在调查会一结束就带头当了红军。他读书 6年，文化程度较高，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工作。1930 年年底，在第一次反“围剿” 战争胜利后，他请假回家处理小作坊账目，曾带回一张与毛泽东、贺子珍合影的照片，给乡邻们看。他在家 3 天后复返部队，途经崇贤圩，黑夜里被人疑作 AB 团探子，在河滩上杀害了。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评为“革命烈士 ”。 AB 团的名字来自英文“ 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 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 1927 年 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
陈北平，革命前是教书先生，1930 年冬请假探亲，正值肃反**，被仇家诬告为 AB 团，从家中捉走，解送到永丰区遭杀害。1982 年复查，村里上报了材料，被追认为“烈士”。
陈侦山，革命前是一个兼看“风水”的农民，参加红军后成为红三军团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1934 年夏天，在激烈残酷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牺牲在广昌县东华山保卫战中。
黄大春，革命前是兼做鞭炮手艺的农民。他参加红军后的第二年又回到村里，在半个月内动员了同村一批做鞭炮的青年，带到红军队伍中当兵。后杳无音信。
雷汉香，雇农出身，革命前是泥水匠学徒。参加红军后，一直没有脱离部队，跟随三军团参加了长征，牺牲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解放初被评为烈士。
钟得五，革命前是账房先生，参加红军后从未返回老家。钟来发是他的侄子，为避战祸，在其母的带领下举家逃往福建，新中国成立后才返回原籍，并过继给他为子。
李昌英，佃农出身，当初在调查会上是最强烈要求当红军的，但他年已 48 岁，未被红军接受，回到村里工作。1935年因生活所迫，年过五旬的他，受雇于商人当挑夫，结果患痢疾客死在赣州。
温奉章，佃农出身，是 8 位农民中惟一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幸运者。他当时因腿疾没有被批准当红军。随红军向根据地退却时返家，因行走不便与毛泽东在路上邂逅相遇。毛泽东自己出资派警卫员在附近农家雇请了一辆牛角车(即独轮车)，着人将温奉章扶上车，一路护送到吉安。温奉章回到村里后曾调到红军后方医院当炊事员。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当了红二十四师一名普通战士。红二十四师向闽粤边境突围时，队伍被打散，他讨饭回乡从事农耕。20 世纪 60 年代末，新余县在罗坊筹建毛泽东作“兴国调查”纪念馆时，曾两度来人来车接温奉章去作报告，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热情接待。1972 年 10 月，温奉章因患鼻咽癌，医治无效，病逝于家中，时年 64 岁。
8 位农民，有 7 位当了红军，6 人成为革命烈士。当年他们大都是中共党员和红军预备队营连级干部。他们参加革命是为了天下穷人的解放，他们不奢望得到革命胜利后的什么待遇。他们同无数中国农民一样，胸怀坦**，默默无私地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革命。
关于座谈会的情景，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比较紧张，不知道我究竟要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我们只是拉了家常，他们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的比较多，到后来，毫无拘束地热烈讨论，无话不说，亲切得像一家人。
到后来的 1969 年，参加过罗坊会议的温奉章老人再次来过新余。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老人讲起了一件毛泽东给他送鞋的故事。他回忆说：毛泽东对我嘘寒问暖，十分关心。第一次接见我们时，发现我脚上穿的是一双绣花鞋，便笑着问：“穿花鞋呀，你没有带鞋子吗？”我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没有带，这是在吉安打土豪时捡来的。”听我这么一说，毛泽东便叫传令兵给我送来一双新布鞋。
《兴国调查》是毛泽东从大革命时期以来继湖南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 井冈山宁冈、永新调查和寻乌调查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调查。
这是毛泽东在率领红军转战南北艰苦岁月中抓住机会亲自动手作农村调查的又一生动典型，使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了解和中国国情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兴国调查》为红军诱敌深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战略行动作了准备。毛泽东指出：本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调查， 但“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我们的调查会只得结束”。然而已经进行的调查，加深了根据地情况了解，对于诱敌深入，打破敌人的进攻起了重大的作用！
《兴国调查》是罗坊会议的精髓，因为《兴国调查》让罗坊会议更加有意义，更加吸引人。文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仅在收入《毛泽东语录》，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论断，而且是各级领导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工作方法。从离开长汀西进到罗坊会议这四个月间，毛泽东和他率领下的红军走过一条充满惊涛骇浪的历程。那时，在李立三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一些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了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