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战役激战一天一夜，歼灭国民党军新三师教导团及监利保安团等共 2000 多人，缴枪 1000 多支、迫击炮 5 门。红军也受到了很大伤亡。
邓中夏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二军此次攻下监利，死伤太多，枪多于人。”至此，监利全境全部解放，荆江南北，湘北、鄂西连成为一体。
9 月 23 日上午，监利城内四处张灯结彩，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氛围，男女老少敲锣打鼓欢庆胜利。
筹备全国红军代表会议
1930 年 5 月，温润潮湿的上海虽然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所笼罩，但在街边巷里，树木青翠欲滴，正生机勃勃地展现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英租界的赫德路上，有一座不太显眼的四层红砖楼房，从门口挂的招牌看，这是一个医疗诊所。偶尔有几个穿着大八卦的人进进出出，看上去并没什么异样。但在这座外表普通的红砖楼房内部，却有另一番景象：楼上的走廊和房间装点着红色的鲜花和布幔，就像一片红色的海洋。
原来，这座楼房早已被中共地下组织租用，往来的“医务人员”其实都是由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乔装改扮而成。楼内火红颜色的装饰，是为了庆祝即将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可是一件大事。所以，人人都在认真而仔细地做着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两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可以说是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转折之一。这次会议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早在 1929 年 1 月中旬，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 4 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于 2 月 9 日到达瑞金以北大柏地、隘前地区，红 4 军将尾追我军之赣敌两个团歼灭于大柏地，俘敌 800 余人，缴枪 800 余支。此后，红 4 军挥师北上，在吉安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 2 团会合。10 月 22 日，红 4 军前委收到党中央 9 月 28 日的指示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指出在红 4 军中应“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12 月底，红 4 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的古田召开，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 4 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 11 人为委员。
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0 年 1 月，赣闽粤三省敌军集中 14 个团，对闽西苏区进行第二次“会剿”。前委和毛泽东率第 2 纵队在小池阻击敌人；朱德率领红 4 军主力第 1、3、4 纵队从古田向连城开进，筹措给养。由于红军的游击作战，不断给敌以打击，加之福建敌人发生内讧，敌人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又告破产。
3 月 18 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为主席。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闽西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将 5 个团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 12 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
此时，赣西南地区革命武装力量大为增强，吉安、泰和地区的红 5 军，吉安、泰和段的赣江两岸的红 6 军积极活动。蒋介石急调约 4 个旅于乐安、宜黄地区，1 个师集中于宁都地区，伺机对红军发起进攻。
红四军前委果断地放弃攻吉安的计划，立即向富田退却，准备“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尔后消灭之。敌即分兵三路，向我军进逼。我军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于水南、值夏、富滩歼敌第 15 旅大部，俘敌 1600 余人。
3 月 15 日，赣西南特委组成，刘士奇为书记，曾山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后，红 4 军采取“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傍着发展”的方针，开展游击战争，至 6 月上旬，歼敌正规军和靖卫团 1000 多人，并帮助地方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分配土地，加强根据地建设。
1930 年夏，国民党新军阀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使其统治基础更加脆弱。与此相反，红军经过两年多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和军队有了很大的发展。上半年，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苏区，红军发展到 10 万人左右，共 13 个军。其中最大的一支红军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 4 军，他们创建的赣南、闽西苏区也是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此外，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苏区和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随着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统一红军编制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全国红军没有统一的编制，各苏区的红军自行命名番号，以至于当时了三个红 4 军、三个红 6 军的局面。
1930 年 1 月，中共中央军事部制订了编组红军的计划，统一安排了第 1 军至第 8 军的番号。不久，中央军事部正式更名为中央军委，于 4 月 15 日颁布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规定红军要集中组织、统一指挥；为了适应环境，便于协同作战，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构。
这次在上海召开的这两个重要会议，就是要总结各苏区三年来的斗争经验，统一红军编制，研究如何推动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中心，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这样两个大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进行大量周密而细致的准备，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当时，主持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陈赓更注重采取周密防范、多方掌握敌特动向的积极方法，来保护机关和干部的安全。
1930 年 5 月，陈赓为保障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英租界赫德路召开，经反复选择斟酌，在卡尔登电影院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布设成一家“医院”，并在附近租下宾馆，设下暗哨、密线、杂摊，以备警戒和随时转移之用。
国民党军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对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说： “共产党要在上海召开大会，此事关系党国安危极大，委座至为关切，如能侦破此案，赏洋 50 万元。”
陈赓接到其秘密情报员宋再生报告的这一“消息”后，又对会场周围作了检查布置。
会议召开前，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先派人到各苏区，给每个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分别取了代号，规定了到上海的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然后各苏区的代表们乔装打扮，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从各地奔赴上海。到上海后，代表们分住在不同的旅馆里，等待中共中央派人来接头。
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召开
1930 年 5 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即将在上海的赫德路召开。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等地制造“白色恐怖”，企图用武装暴力消灭逐渐壮大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两次会议对安保要求特别高。
到达会场时，根据各人特征，与会人员又重新化装，编了代号。在赫德路这座红砖小楼周围，中央特科布置了武装便衣队，楼下是一些同志扮成的小摊贩，时刻监视着周围的动静，以防意外情况发生。
甚至在楼上还准备了很多汽油桶、酒精桶，楼后租用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来了，就点燃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
正式会场则布置成赌场，放了好几副牌九、骰子，紧急情况下还可以伪装成赌博的样子。
来自各苏区的代表们看到这番景象，不禁感叹：党中央长期在大城市工作，需要如此警卫森严，真还不如搬到苏区工作方便。
这两个会议，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主持的。
李立三，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原名李隆郅，1899年 11 月 18 日出生于醴陵县阳三石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先后就读醴陵渌江中学、长沙长郡中学和广益中学。经罗章龙介绍，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与毛泽东会见。
中学毕业后入程潜护国军中当兵。1919 年 9 月赴法国勤工俭学,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 年春，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坚等酝酿建立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成立华工组合书记部，为华工谋福利。
1922 年 9 月 14 日，和刘少奇等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当选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参与创建汉冶萍公司总工会。
1923 年 3 月，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 年 4 月，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地区工人运动。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在小沙渡、杨树浦、吴淞等地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进德会。
1925 年 2 月，和邓中夏等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
同年 5 月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斗争中，任现场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后，被公推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一直坚持在斗争的第一线。
10 月，与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6 年 5 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总工会组织部长。同年 9 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代理全国总工会领导武汉政府时期的工人运动。
1927 年 1 月，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6 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7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改组，是 5 名常委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与谭平山、邓中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动南昌起义的建议。南昌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同年 12 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赴香港重建广东省委，恢复党的工作，曾提出在广大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然后夺取广州的战略思想。
1928 年 6 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央农委书记。
当时，虽然此时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他水平不高，加之主管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中共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李立三在负责。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李立三笃信马列主义，但由于长期从事城市工作和组织工人运动，他对中国的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斗争策略的制定都表现出“左”倾急躁情绪。
比如，李立三对于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以及赣南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不重视，认为在农村搞苏维埃运动只不过是配合城市斗争的辅助力量。
他也不赞同 “依托农村根据地波浪式推进”的政策，而是期望在短时间内来个全国“总暴动”，一举夺取政权。所以，他的目光始终盯在国民党统治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从 1929 年下半年起，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中共领导人，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
1930 年 2 月，党中央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通告中，把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定为全党的总任务和总路线；把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起义、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等，定为准备全国性武装起义的中心策略。
从那时起，李立三等人连续发表文章，不断提出“左”的错误观点和主张，逐渐形成为比较系统的“左”倾错误。如今，李立三作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正要借这两次会议推广他的主张。而这时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膨胀。
就在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时候，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一场新的军阀大战刚刚爆发。
几个月以来，以控制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广东的李宗仁、张发奎等军阀为代表的反蒋派，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剑拔弩张，双方都想争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最后终于兵戎相见。
这场大战规模空前，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余万人，战场涉及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对军阀混战早已司空见惯的人们不会想到，这次中原大战竟然持续了半年之久，双方死伤约 30 万人，军费支出达到 5亿元。
中原大战的爆发，对这些地区的百姓而言是一场沉重灾难，但客观上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纷纷调离原地，红军面临的压力大大减轻。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李立三进一步确信，中国革命的新**已经到来。
1930 年 5 月中旬，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首先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适应苏区形势的发展，加强红军建设，并解决红军的编制体制问题。
会上，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统一了全国红军的编制和组织系统，确定将全国红军编为 4 个军团，军团以下按三三制建立军、师、团、营、连、排、班，并指定了军团主要领导人。
编组正规军团，标志着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也预示着中国革命形势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使红军的这次战略转变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李立三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
对于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李立三的结论是“这些经验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
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召开
1930 年 5 月 20 日至 23 日，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又在这座四层楼房中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两个发起单位的代表；有闽西、鄂东、左右江、湘鄂赣边、鄂豫边、赣西南等苏维埃区域的代表；有红军各军和各游击区域的代表；有各赤色工会的代表和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共 50 人。
中国共产党代表李立三宣布开会后，各团体向会议致祝词。会议推举未到会的斯大林、加里宁、罗佐夫斯基、马洛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和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贺龙、朱德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推举项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徐锡根等 13 人为大会主席团；推举王宏为大会秘书长。
李立三致开会词，他阐明召集这次大会的目的，是“要使每一个革命的群众都了解苏维埃政权的意义，都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他说：“这次大会的成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声。”
会议期间，李立三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政治报告，提出党对政治的估量和总的策略及任务，以及苏维埃大会的政治任务。
报告中，过分夸大了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统治的危机，认为“中国革命胜利是全世界革命胜利开始，是帝国主义死亡的开始。”报告还过高地估计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成熟程度，忽视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特点。
报告提出了十大政纲，即：反对帝国主义、取消军阀制度、颁布劳动法、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民族自决、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联合苏联与世界无产阶级，援助被压迫民族等，指出：“这十大政纲就是将来苏维埃政治行动的标准，现在的苏维埃区域也就应该开始坚决的执行。”
这十大政纲中的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在土地政策和劳动政策方面，有些“左”的规定。报告从“左”倾错误立场出发，把“工农武装割据”，诬称为“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富农意识”、“农民意识”等。
李立三在会上还作《土地法令报告》，提出没收土地的三条具体规定：1．没收地主土地；2．富农利用土地所有权出租土地的部分，也要没收；3．公田是一种豪绅剥削，故公田也要没收。此外。王宏作了《关于苏维埃组织法报告》；项英作了《关于劳动保护法令报告》；王太沧作了《红军问题报告》等。
会议于 23 日闭幕。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苏维埃的组织法》、《劳动保护法》、《暂行土地法令》、《红军及武装农民扩大计划》等重要决议，以及许多文告。
大会宣言指出：
现在中国已明显的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权组织，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一是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一是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政权。这两种政权所代表的这两个不同的阶级的最后决战，将要决定中国解放和工农劳苦群众解放的命运！
宣言强调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中指出：“在目前革命**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创立全国革命政权，已经成为当前的中心问题。”为此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内战争”；二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
议案依然是李立三“左”的那一套：“目前红军的战略，是坚决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过去的不打硬仗，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分散游击等的游击战术，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不相合了，必须坚决地纠正过来。”
这次大会虽然制定了许多决议和法令，但当时还没有建立中央政权的意思，实际上只是准备会的性质，因为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仍是“城市中心”，以为中央政府一是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或南昌。后来因形势所迫，才放弃了这种想法。
这次大会规定了苏维埃区域的策略路线与具体任务，制定出苏维埃政府的根本法令，这对于动员广大群众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对于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次大会是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召开的，因此会议关于形势、任务、策略、政策等“左”倾分析、主张和规定，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
大会主席团决定，于 1930 年 11 月 7 日举行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大会，建立全国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府。后来由于中央苏区全力投入反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准备工作，使全苏大会未能按预定日期举行。
会议结束后，来自各苏区的代表踏上归途。为了加强苏区的领导，党中央也派了不少干部与苏区代表一同返回。
红二军团正式成立
1930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红军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成军团和军，执行“争取革命暴动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直到全国政权夺取的总任务”。要求红军集中力量“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消灭敌人主力”。
会议还要求在八月以前无条件地扩大红军 50 万，并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和组织序列，以统一军制。鄂西特委派段德昌参加了这次会议。
上海红军代表会议后，红六军执行关于东进的指示，先后攻克了沔阳、仙桃、系马口、汉川，前锋到达了武汉附近的蔡甸。但因武汉敌军防守甚严，红六军力量相比较弱，不得不放弃夺取这个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在无法夺取武汉的情况下，特委指示红六军回师，与贺龙在湘鄂边组建的红四军会师。
于是，红六军移至沔阳县的沙湖休整，将第一、第二纵队，改为十六、十七两师。接着，红六军于监利尺八渡过长江，先后攻取华容、南县县城后，抵达公、澧、石、安 4 县交界的黄山头。
1930 年 7 月 1 日晨，先头部队在公安县马鞍山打响了战争，歼灭数股团防，缴枪 200 多支。十七师攻取闸口，军部及十六师于当日下午进占公安县城南平镇，为与红四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根据中央指示，贺龙率领的红四军按照鄂西特委的要求，自 3 月初开始由鹤峰东出，两次被沿途堵截的敌人挡回。
6 月 2 日第三次东出，14 日开抵松滋县刘家场，与松滋县委取得了联系，托其与红六军及公安县委联络，随即移师西斋，在此帮助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工农自卫大队。
18 日，红四军攻占申津渡，仍未得到红六军的消息，加之公安县河水猛涨，申津渡被水淹没了，而且不明敌情，部队只好先退到西斋等待消息。
7 月 1 日，红六军攻克公安（南坪）。
7 月 2 日，红四军从松滋县委交通员的报告中获悉红六军已占公安县城。
7 月 3 日进驻西斋的红四军得知红六军攻占公安的消息后，便经申津渡进至公安，7 月 4 日与红六军在公安会师。
4 日下午，红六军十七师负责人许光达等在公安县城西门外，迎接贺龙、王炳南等人，两军胜利会师。
四、六两军公安会师之后，在城外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
当地的苏维埃政府送来了许多慰问品，会场上贴着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战士们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气氛十分热烈。
7 月 7 日，两军前委在公安县城南平镇文庙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更名为红二军，与红六军合编为红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政委周逸群，政治部主任刘克明，参谋长孙德清。
二军军长由贺龙兼任（不久由孙德清接任），朱勉之任政委。旷继勋任六军军长，刘克明兼任政委。全军团 1 万余人，抢 5000 余支。同时，组成中共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任书记。
红二军团在公安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公安的广大群众，推动了苏维埃运动迅猛地向前发展。
在二军团组建前，鄂西特委于红四、六军会师前派戴补天到公安任县委书记，为迎接会师，县委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成立了部分区乡苏维埃政府。红军会师后，积极开展“拥红护红”活动。
红军在县城开监释放了“政治犯”，在红军的帮助下，7月 7 日在斗湖堤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戴补天和向经武分别任正副主席。
在南平成立了公安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和县赤卫队，并着手进行土地革命。多年以后，贺龙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后，开始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根据地的巨大胜利。
红二军团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巩固和扩大洪湖革命根据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为建立红二军团，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贺龙军长带领战士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坚持同敌人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斗争。
早在 1929 年，由于环境艰险，物资短缺，贺龙同战士们一样穿草鞋走路。一次行军中，贺龙的脚裂了许多口子，一走路就流血。
一天，一位 60 多岁的老乡走进宿营地，双手递给贺龙一双布鞋。他心疼地说：“贺军长，你为我们辛苦杀敌，怎么也不能让你穿草鞋走路。今天，全村老百姓让我给您送来一双布鞋，请收下吧！”
贺龙很感动，动情地说：“谢谢乡亲们的心意，这情谊我领了，可这鞋我不能收！”
老乡拗不过，只好悄悄地把布鞋塞在贺龙的枕头底下。等贺龙发现时，老乡早已走远了。贺龙把鞋交给警卫员，让他交到物资供应处。
警卫员不肯。
贺龙认真地说：“我们红军战士都穿草鞋，我能一个人穿布鞋吗？我们红军，就靠官兵一致、同甘共苦来战胜困难，取得胜利。你说，我能因为是军长就搞特殊吗？即使全国解放了，过上了好日子，这穿草鞋的革命精神也不能丢啊！”
贺龙军长就这样，和战士们同样穿草鞋、喝稀菜汤同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受到了全军上下的拥护和爱戴。
红二军团巩固地方武装
1930 年 7 月 7 日，红四军与红六军两军在公安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红二军团。
红二军团在普济观一带还没有全部完成整编工作，便向东北转移。等到红二军开驻府场，红六军开驻峰口时，继续进行了整编工作。
红军第二军团和军团党的前委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湘鄂西苏区的主要武装力量在组织上达到了统一。但是，由于当时军队组成比较复杂，重新成立的红二军团也面临一些问题。
红六军过去是没有自己伙食单位、分散在群众家里吃饭的游击队式的队伍，红二军的组织编制也比较杂乱，现在都整编成为统一编制的正规红军，这对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普济观召开的前委会议还研究了部队建设、行动方针和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
关于部队建设，前委认为，由于红二军和红六军发展历史不同，诞生地区不同，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因而确定，要进一步加强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建立和健全各级政治机关，充实工农成分，提高政治素质，严肃认真地整顿纪律，加强团结教育；并要求边打边练，利用战斗间隙，结合实战需要进行军事训练。
关于部队的行动方针和根据地的发展方向，前委决定，要充分利用统治阶级内部分裂的有利时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时湘鄂西的国民党正规军已大部开赴中原地区参加蒋、冯、阎军阀混战，洪湖地区仅有讨逆军新编第三师李云龙部及独立十四旅彭启彪部分驻于沙市和监利等要点，其余各地只有团防、白极会等反动地方武装防守，出现了有利于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
鉴于湘鄂西各根据地之间及各苏区内部许多地方仍然处在反动势力的控制之下，前委认为，当前决策的关键是：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时机，迅速发展与扩大红军力量，进一步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
因此决定，首先集中力量以 6 个月为期，拔除洪湖苏区内部的白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以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尔后，逐次开辟敌人统治较弱的襄河北岸的京山、钟祥、潜江、天门等地，再向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发展，逐步使湘鄂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
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实现这个计划，就可北与襄枣宜苏区打通，西与巴兴归苏区打通并联系湘鄂边，红二军团就有了跨襄河、长江的广大回旋地区，踞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战略地位。
根据前委上述决定，各部队于 7 月下旬分两路向东北挺迸。军团主力扫除了龙湾、熊口等白点，然后跨过东荆河解放了潜江县城，基本上肃清了襄河以南潜江县境的反动势力，残敌窜至襄河以北，红军乘胜北渡襄河攻占了天门重镇岳口。
红二军团经月余战斗行动后，在府场、峰口等地休整了一周，进行了战术、技术训练和未完成的整编工作。由于前委的正确领导和全军上下的一致努力，部队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
休整之后，红二军团以突然的动作攻占了荆门县的沙洋镇，并以一部兵力渡襄河向东发展。就在红二军团胜利进展之际，鄂西特委连续来信催促他们向南进攻沙市。红二军团被迫放弃原来计划，回师攻打沙市。
沙市南邻长江，交通方便，是国民党在鄂西的统治中心。守敌为独立十四旅，约两个团的兵力，并筑有坚固的工事。
红军 9 月 5 日发起进攻。因缺乏攻坚的装备和经验，顽强战斗一昼夜，没有能攻克，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伤亡达千余人，红二军四师十团团长张一鸣等英勇牺牲。攻城失败后，红二军团退至周老嘴一带整顿。
此时，中共湖北省委行动委员会又令红二军团进逼武汉，配合鄂豫皖、湘鄂赣等地红军实现夺取全省政权的任务。 前委为执行上述指示，同时兼顾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决定结合普济观会议确定的方案，以红二军沿潜江、天门、京山地区前进，红六军沿监利、沔阳、汉川地区前进，逐步向东北方向发展。
1930 年 9 月上旬，红二军自潜江渡襄河到达永隆河一带。红六军从江陵地区出发，经监利县境时，值江南反动武装大举“清乡”，红六军遂渡江打击“清乡”的敌人，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与石首、华容二县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先后攻克石首、藕池等城镇，毙敌石首县长以下数百人，缴步枪 300 多支、机枪 9 挺，扩大了江南根据地。
这时，中共中央派邓中夏赴湘鄂西任特委书记及红二军团政治委员。9 月 20 日，邓中夏到洪湖地区，当即命令部队返回洪湖附近集结。
当天，在周老嘴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中央要红二军团配合红一、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会议上大家讨论十分激烈。
讨论中，以周逸群为代表的一些同志认为：置多年艰苦创建的根据地于不顾，驱使红二军团从鄂西奔往遥远的长沙，直接违背了游击战争的原则，也超越了客观的可能性，即使打下来也站不往脚，要求与会同志慎重考虑。
但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还是决定红二军团自螺山、白螺矶一线渡江，攻占岳阳，截断武（汉）长（沙）铁路交通以配合红一、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并且按照第二次“左”倾路线的要求，将大部地方武装的人枪编入了红二军团。
洪湖根据地仅保留了拥有 80 多支枪、300 人左右的武装。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特委决定另行组织民警和红色警备队担负保卫根据地的任务。
为在渡江前使洪湖根据地得到巩固，红二军团决定先攻下监利。邓中夏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中夏到后，立调第二军团回来。九月二十日，中夏赶到周家嘴（周老嘴），召开前委军事会议，全体接受中央所指示的路线（即渡江与一、三军团配合行动之路线）。但在未渡江以前，大家觉得有攻下监利再行渡江的必要。理由：一、鄂西赤色区域不致因红军渡江完全抛弃。二、 攻下监利可以声东击西，乘敌不备以渡江。三、大家估计攻下监利只须三日并可保障全胜。因此决定先攻下监利再渡江。
监利位于江汉平原，南枕长江，东襟洪湖，是敌人阻塞洪湖根据地南北通路的最大据点，仅保安队就有十六个连队之多，且有国民党军新三师一部驻防。
1928 年以来，红军曾两次攻打监利，均未攻克。这里的群众深受国民党的残害，此次攻打监利，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监利、石首、华容等县群众、赤卫队、游击队支援与配合红军作战的达数万人，担负了送饭送水、运伤员、搜索溃散隐蔽的敌人等任务，积极支前参战。
红军自普济观等地出发，9 月 22 日拂晓，分三路向监利攻击前进。以红二军四师一部攻占堤头，切断监利敌军与江陵的联系；以红六军十六师一部攻占毛家口，消灭红军背后之敌；以红六军十七师攻占太马河和刘家铺，从正面进攻县城。
攻城红军在北郊曾家夹堤、火把堤一线击溃了守敌之后，经几次强攻，突入城内。这时，打入敌军内部任连长的中共党员杨家瑞，率部里应外合。
红军攻城得手后，残敌一个营退守城南江堤和大庙顽抗，在红军压迫下，于 23 日晨缴械投降。
这次战役激战一天一夜，歼灭国民党军新三师教导团及监利保安团等共 2000 多人，缴枪 1000 多支、迫击炮 5 门。红军也受到了很大伤亡。
邓中夏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二军此次攻下监利，死伤太多，枪多于人。”至此，监利全境全部解放，荆江南北，湘北、鄂西连成为一体。
9 月 23 日上午，监利城内四处张灯结彩，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氛围，男女老少敲锣打鼓欢庆胜利。
下午，数万军民在一起热烈地召开祝捷大会。这是红二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精神，加强了两军的战斗团结。
24 日，鄂西特委及红二军团前委在监利城召开联席会议，对湘鄂西党在目前的政治任务、政权组织、党的组织和军事行动等问题作了全面讨论。
会议确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将鄂西联县政府改为湘鄂西联县政府，统一领导鄂西和湘鄂边地区的工作。因邓中夏随红二军团行动，会议决定周逸群专事地方工作，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兼任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周小康改任特委组织部长。因邝继勋调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红六军军长由段德昌升任，红十七师师长由许光达继任，李剑如为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同时，根据长江局意见，任命柳克明为红六军政治委员。
9 月 28 日，红二军团进至朱河一带准备渡江时，受中共中央派遣的汤慕禹、刘鸣先来到湘鄂西。他们带来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命令部队停渡待命；任命汤慕禹为红六军军长，刘鸣先为洪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
29 日，前委在朱河召开紧急会议。关于人事问题，大家认为段德昌就职仅数日，如此变动对工作不利，根据贺龙提议，决定贺龙专任军团总指挥，总指挥部参谋长孙德清改任红二军军长，汤慕禹任总指挥部参谋长，刘鸣先的任命不变。
关于部队行动企图则发生了争论。这时虽已得知红一、红三军团已退出长沙转移到了株洲、醴陵、萍乡地区，但邓中夏在会上发言说：“不管一、三军团是否退去，我们依然渡江。其任务与前不同，前在截断武长铁路并占领岳州，堵住武汉白军，好让一、三军团在湘境内覆灭所有在湘敌人，现在任务在于占领岳州，即长驱直捣长沙，以激起一、三军团的反攻。”
这一意见未获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最后决定在中央新的指示未到达前，继续执行原订的开辟襄北和向荆、当、远地区发展的计划，首先集中全力进攻仙桃、岳口，彻底肃清东荆河以北襄河以南地区的反动武装，尔后再以红六军夺取天门、京山，以红二军夺取钟祥、荆门。
10 月 5 日，红二军团分两路向仙桃前进。6 日，红二军收复沔阳县城，继于张家场歼敌两个连，乘胜占领了里仁口；红六军经尤拨攻占了彭家场。
7 日，两军合攻仙桃，缴枪 200 多支，残敌退守襄河北岸。这次行动有汉川游击大队编成的中央独立师一部和沔阳赤卫队编成的工农靖逆军三千余人积极配合作战，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汉川中央独立师是根据长江局指示为执行配合攻打武汉的任务于九月上旬编成的，吴英为师长，黄光一为政治委员。曾奉邓中夏命令留在监利一带游击，镇压反动武装。
在打击沔阳一带敌人的斗争中，红军对白极会采取了打击其反动上层，争取下层群众的政策，收到良好效果，被反动势力欺骗、裹胁的群众纷纷脱离白极会，向红军靠拢。
克仙桃后，部队本应北渡襄河进攻岳口，开辟襄北地区。但邓中夏认为北进襄北是“大军冒进，敌情虽然（不）复杂，后方失其联系，亦为军事所忌。又天门、钟祥、荆门等县并非富庶之区，经济只能小解决，不能大解决。因此，决定......不再北进，移师南征。”
据此，部队占领仙桃只两日，便退回峰口，否定了在朱河作出的决定。邓中夏只想攻打大中城市，没有乘胜发展胜利，又一次丧失了扩大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红二军团成立后，三个月中，虽有“左”倾路线的干扰，但仍基本肃清了洪湖根据地内部白点，解放了石首、监利、沔阳、潜江等县城和广大乡村，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沉重打击反动武装，广大群众的斗争热情受到了极大鼓舞，鄂西根据地的局面得到进一步发展，苏区纵横达数百里。
红二军团和地方武装也在实际战斗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人员扩大到近三万人，战术、技术也有了进步。邓中夏很重视部队的团结和建设，在政治上开展反不良倾向的斗争，极力保证部队在思想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他还经常强调在经济分配和部队补充方面尽可能消灭可以引起不平的现象。
红二军在湘西北时，那里吸大烟的现象比较普遍，战斗负、勤杂人员中也有不少人吸大烟，甚至个别干部也吸，此时这种现象已基本消除；红六军存在的极端民主化倾向也有了相当克服。两军团结有了加强，部队建设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