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年 6 月 3 日，毛泽东、朱德来到南丰县康都村。康都村距县城 30 公里，北靠黎川，南通广昌，东偎武夷，翻过山隘即是福建省建宁县。
站在康都村后的高埠眺望，莽莽苍苍的武夷山脉黛色群峰耸峙于村南。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康都村成为反“围剿”时南丰县的巩固苏区之一。
6 月 4 日，为做好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即将发动第三次“围剿”的准备工作，总前委在康都村召开了第七次会议，毛泽东、朱德、林彪、郭化若、罗荣桓人等参加会议。
积极筹备新的反“围剿”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再次发生重大分裂。1931 年 2 月，因在约法等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拘禁胡汉民，由此引起两广方面反蒋行动不断发酵，5 月初，两广方面连续发出反蒋通电，迫蒋引咎下野。
在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后，5 月 28 日，汪精卫、孙科、李宗仁、陈济棠等国民党要员在广州又成立一个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并积极部署向湖南进攻。
对于敌人的内哄，我军丝毫没有掉以轻心。第二次反“围剿”刚刚胜利，毛泽东、朱德就开始着手准备第三次反“围剿”事宜。
1931 年 5 月 31 日，建宁战斗结束当晚，毛泽东、朱德即率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总司令部驻扎在建宁县城北部的一座天主教堂里。
这是一座中西结合样式建筑，建筑面积 330 平方米，由20 世纪 20 年代在建宁传教的德国传教士沈民望等购买民房改建而成，分前后两部分，前部为两层楼房，每层中间为东西向走道，走道两侧各两间房，共八间。
楼下东、西两侧为廊道，楼上东、南、西外侧为游廊，东侧游廊中段前伸为钟楼。
后部为带有阁楼的礼拜堂，南北向，约 230 平方米。南端是拱形讲台，讲台两侧各有一间小房间。讲台对面上方是一阁楼，与前部楼上有木天桥相通。
前部西、南、北三面有护院围墙，其中南、北护墙与后部礼堂的南、北墙连为一体，前、后部中间有一小块露天空地。
其中，前楼楼下南侧西屋为作战室，东屋为朱德办公室兼卧室，北侧西屋为传达室，东屋为副官室，楼上相应各屋分别为秘书室、毛泽东办公室兼卧室、警卫室、参谋室，后部礼堂为总部会议室。
5 月 31 日晚至 7 月 11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建宁驻扎一个多月，作出了一系列的决策部署。
在此次驻扎期间，毛泽东、朱德和总前委、总司令部领导红军，分散在以建宁为中心的闽赣边界的广大地区扩大苏区，扩红筹款，准备第三次反“围剿”，创建了建宁、黎川、泰宁革命根据地，筹集了第三次反“围剿”所需的 100 多万元的作战经费，并在建宁组建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部队和红一军团、红三军团 2 个山炮连。
毛泽东在这里先后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第六、第八次会议和红一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各苏区负责人会议，并在驻地签发了三封指示信、第三次反“围剿”动员令等一系列重要文件。
进驻建宁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在建宁西门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会议分析了战后局势，对红军下步行动作出部署。
会议认为，刘和鼎之所以和我们迫战，因为不知道我们主力到这里。何应钦、朱绍良同样以为 26 日我们派第三军直追南丰时，是去打南丰和一部打广昌，因此变更他们以毛、许、胡 3 个师守广昌、而调刘和鼎的主力和周志群星夜赶到广昌策应的计划，并要毛、许、胡师退南丰，刘、周仍在原处布防。因此我们得到第二期作战的最后一次胜利，击溃刘和鼎 4 个团，大约消灭 3 个团以上，缴枪约 2 千多支，缴到西药可供方面军半年之用，无线电 1 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广东问题的严重，我们应以大部兵力进占黎川，向南城游击，威逼敌人放弃南丰以至宜黄、南城。如此我们就可得到建宁、黎川、南丰、南城、宜黄以及乐安、永丰、吉水等县城。河西的西路军直向峡江前进，夺取峡江。在刘已被我十六军、韩德勤被我七军俘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期工作时间中，吉安有夺取的可能。
为了整顿部队，处理战后事情，休养兵力起见，6 月 1日开始在此休息两天。6 月 3 日红三军团以第六师推进泰宁工作筹款，其余进黎川。
红十二军仍置于建宁桂阳之线筹款工作，并处理在建宁后方的事情，如伤兵、战利品等，在龙普霖红三十五师到达建宁后，红十二军应派部队进到建宁接第六师工作。
如敌人退出南丰，我们拟以红一军团布置于黎川、资溪、硝石等处，即黎川到南城河以东地区，红四军则在南城到黎川河和南城到南丰河之间，红三军在南城至南丰河以西地区筹款。红十二军在建宁至泰宁之线。三军团明天要将部队整顿补充干部，后天开活动分子会，十二军明天就要开活动分子会做报告。
工作任务，对地方的是：分田，组织赤卫队游击队，建立政权和建立党。对本身的是：筹款，加紧政治军事的训练和扩大红军。
会议还对西药收集、伤兵安置、俘虏兵处置、枪械及战利品分配、炮兵组建、无线电队组建、后方医院建设及战场纪律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部署。
建宁战役中最大的战利品就是得到大批的西药，总司令部收集敌军两个团的卫生队就有十五、六担，还有敌军两个团的卫生队和师军医院药库，已由红三军团派队看守。会议决定除留此地伤兵应用外，一起清查登记清楚，交总司令部汇集派专人保存，以后分配各医院。
建宁战役的战利品中有两门山炮，会议决定三军团留一门加原有一门，编成山炮连，另一门送后方和九层岭白沙所得的再配两门，编成一军团山炮连。
会议还决定成立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下分 4 个队，队员、电报机等一律照分。但第一重要的是总部电台，其次是红三军团的，再次后方，再分一个给河西红七军。人员器具的分配和筹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等计划，由参谋处拟定。
总前委第五次会议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主力的下一步行动做了具体部署，尤其是准备组建的两个山炮连和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必将为第三次反“围剿”起到重要作用。
总前委第六次会议召开
1931 年 6 月 2 月晚，总前委在驻地建宁溪口天主堂召开第六次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红军行动计划等问题。
会议分析了敌情，这时国民党军队的第五十四师、第四十二师退永丰、吉水；第二十五师退宜黄；第十九路军退出兴国向赣州走；第六路军等仍在南丰。
与会者认为：“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
会议决定，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的新异性和中央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暂处于守势的有利时机，转入攻势作战，准备第三次反“围剿”。
会议对红一方面军当前工作的方向进行了具体部署，决定按三期推进：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泰宁地区筹款，发动群众，扩大苏区，争取南丰、南城、宜黄等县城；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西，打通赣江两岸与湘赣边根据地联系。
整个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第三次反“围剿”，并以赣南为工作中心地域。
在第一期工作中，如敌退出南丰，红三军团应全部进黎川，威逼南城，红四军进占南丰城，红三军进向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仍在泰宁、建宁。
如敌守南丰、南城、抚州以至宜黄，红三军团应留一师于泰宁，在黎川、泰宁之间布一个团，在泰宁、建宁之间布一个团，其余在城内。
红三军团不要进横村，只要占泰宁、黎川要道，以一师进黎川、硝石间架桥，向硝石游击，一师位于黎川城，一师在湖坊，一师仍在泰宁，总指挥应在黎川城。
如敌守南丰、南城不进，红三军团应向右靠，向光泽、邵武、泰宁。红十二军直属队位于建宁城西北，红三十四师在建宁西乡，红三十六师位于建宁东乡。红四军在南丰、黎川、建宁间，对敌进以不打为原则，向右集中后再打。红三军在敌未退时布置在南丰至白舍、南丰至东陂的直角内专牵制朱、孙两师，并在此地区内工作筹款。
总部和红四军在一起，红三十五师调到瑞金接闽西重要物资来，并维持闽赣交通，消灭靖匪吴文孙后，红三十五师之第一○三、第一○五两团，调回建宁归红十二军建制。
在第二期，各军工作区域是：红三军团在大余、遂川、上犹、崇义、泰和（河西）、万安；红四军在会昌、寻邬、安远、信丰；红三军在于都、泰和（河东）、南康、赣县；红十一、十二军在建宁、宁化、汀州、石城、广昌。
红十二军现在可派一团到新区域去布置工作，红三军团在敌退出南丰后可派一个师到新区域去布置，红三、四军同样在相当时期即可派一部队伍到新区域布置。
第一期工作最多不过两个月，对外作四项工作：①迅速建立游击队；②迅速分田；③建立苏维埃；④建立党和团。对内工作三项：①筹款，除本身食用外要筹足 100 万元，作第三期作战费用；②加强军事技术训练、政治训练、党和团的训练；③扩大红军数量 3 万。
整个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以赣南为中心。
会议还对中央来电问题、对于群众工作路线错误问题、西药问题和枪械问题等进行了研究。
关于中央来电的问题，会议认为毛泽东因此地工作开展的需要，暂不去龙岗。由左权任参谋处长，以总部特派员名义派到后方，主要任务是处置伤兵、西药、后方医院、俘虏、枪械和指导地方武装的组织与训练。
根据总前委的一系列决策部署，自 6 月初开始，红军各部迅速在闽赣边界分兵扩大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主力按照第一期计划分头进入指定区域开展工作。其中红三十五军回到瑞金，接应由闽西运来的物资并维护闽赣交通。
6 月初，红军迅速向建宁全县推进，并于 6 月 2 日成立建宁县红色政权县人民革命委员会，任命聂景祥为建宁县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中旬，又相继成立 5 个中心区革命委员会和 70 个乡苏维埃政府。
6 月 3 日，红三军团从建宁分兵，向泰宁、黎川进军。进攻泰宁的红六师以建宁赤卫队为向导，一路从建宁的东乡直插泰宁的大田、新桥、上青、朱口，再插邵武、光泽；一路经梅口、弋口进攻泰宁县城。
彭德怀则率除六师外红三军团各部，从建宁县城经将军殿、樟村向黎川县城进军。4 日，红六师攻占泰宁县城。 6日，红三军团占取黎川县城。随后，相继成立了泰宁、黎川两县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接着，红六师继续向东出击，于 6 月 29 日攻克将乐县城，建立将乐县革命委员会。
与此同时，红三军、红四军等红军，在江西的南丰、南城、资溪等地，也开辟了大片新苏区。
红一方面军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分兵在赣东、赣南、闽西、闽西北广大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大量经费和给养，组建了新的部队，红军扩大到四万多人，对各部队进行了军事训练，红军指挥员斗志昂扬，战斗**高涨，准备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尽管总前委对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已经做了充分估计，可是现实依然出乎意料，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来得太快了。
第二次“围剿”在 5 月底刚被打破，第三次反“围剿”在 7 月初便开始了，中间相隔只有一个月，几乎没有给红军留下休整和补充的时间。
在第一、二次对江西红军的“围剿”连遭挫败后，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
1931 年 6 月 6 日，他发表了《蒋主席出发剿共前告全国将士书》，指天发誓，要在最短期间，“清除共祸”。
6 月 13 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三届五中全会，着重讨论“剿共”问题。会后不久，蒋介石就在 6 月 21 日带着美国、日本、德国的军事顾问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蒋介石一面令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部队固守阵地，并严令第六、第二十六路军“恢复南城、南丰间交通，准备再度围剿”；一面令其嫡系部队由河南、湖北等省迅速进入江西，担任“围剿”主力军。
蒋介石认为，前两次“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参加 “围剿”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队，所以“围剿”不力。这次他下决心增调五个嫡系师到江西，担任“围剿”主力。蒋介石的五个嫡系师是：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卫立煌的第十师，共计 10 万人，加上第二次“围剿”失败后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非嫡系部队等，总兵力达 23 个师又 3 个旅，共计 30万人。
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蒋信重的将领出现在“剿共”名单中，显示蒋对“围剿”红军重视程度大大加强。
更能显示蒋介石决心的，是他自任“围剿”军总司令。在会上，蒋介石破口大骂狼狈逃回的各路将领是无能之辈，骂到痛心处失声痛哭。他就不信：红军消灭不了？这次，他要“御驾亲征”，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果然，在此后两个多月时间，他长期驻在江西，就近指挥战事。
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两次“围剿”国民党军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由于担负筹款、开辟新区任务，正集中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
20 日，在致何应钦、熊式辉电中，蒋提出了初步计划。反复权衡之后，蒋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区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放在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
6 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官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四军团、第一路进击军、第二路进击军共 7 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路进击军共 7 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
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七师及第十二师之三十四旅，为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第二十三师、七十九师、骑兵第一师位于南城、宜黄、临川、樟树地区，担“清剿”和维护后方之责。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
同时，蒋介石还聘请了英、日、德等国军事顾问随军筹划。蒋介石、何应钦都坐镇南昌指挥。
蒋介石对这次“围剿”非常自信。他认为以三十万装备精良的大军消灭三万装备很差的红军是有把握的。由于有前两次“围剿”失败的教训，第三次“围剿”在许多方面都有改变。
因为“围剿”兵力的增加和蒋介石的自信，在战略方针上把“步步为营”又改为“**”，在进攻部署上，把“围剿”军分为“进剿”部队和“驻剿”部队两部分。
“进剿”部队担任“**”的任务，寻找红军主力作战；“驻剿”部队担任在己占领的地区修筑工事，作为“进剿”部队的依托，并就地“清剿”，巩固已占领地区。
在行动上，把以一个师为一路独立行动，改为以两、三个师为一路，互相策应，避免被红军各个击破。对苏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企图使红军失去生存的条件。
康都会议定基调
第三次“围剿”来得那样快，那样突然，而红军各部还处在分散状态，主力远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这对红军自然是很不利的。
1931 年 6 月 3 日，毛泽东、朱德来到南丰县康都村。康都村距县城 30 公里，北靠黎川，南通广昌，东偎武夷，翻过山隘即是福建省建宁县。
站在康都村后的高埠眺望，莽莽苍苍的武夷山脉黛色群峰耸峙于村南。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康都村成为反“围剿”时南丰县的巩固苏区之一。
6 月 4 日，为做好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即将发动第三次“围剿”的准备工作，总前委在康都村召开了第七次会议，毛泽东、朱德、林彪、郭化若、罗荣桓人等参加会议。会议研究了红军的分兵区域问题，决定：第四军等待红三军团到达黎川 3 天后，即 6 月 9 日分派一个师进至上杭、西坪、下刘、东坪、照溪等地区，一个师至下桥、东塘、钟贤、龙安等地区，一个师至大深源、石沟圩、双田、荷田，一个师到横村、张村、西城桥、桂上、桂下、木城、周坪。第三军以一个师布置于市山街、党口、东陂之线，以一个师布置于沿河上至白舍及尧石三坑之线；军直属队及一个团布防于大排上、杨梅寨、三溪圩之线，总部移至西城桥待敌。
6 日，红三军团攻克黎川，继续向南丰、南城进军。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率第八师于同日到达南丰，下午，第二十四师、第五师亦相继到达。红军主力集结于洽村和宜黄新丰一带。7 日晨，红军主力向敌军第六路军进攻，9时，开始向南丰四面围攻。
6 月 10 日，红军各部进入预定区域后，是晚，总前委在总政治部康都驻地召开第八次会议。毛泽东、朱德、周以栗、杨立三、郭化若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讨论和研究了研究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前委委员作了分工，对成立后勤工作机构经理处、经费预算、所筹集到的款项运输、东路工作、政治通讯工作等作了决定。
关于福建工作问题，会议指出，闽西红军行动方向不应向漳州、东江，要向汀州、连城、归化、宁化、清流等县发展，才能与赣东南联系起来扩大红十二军。
会议在分析目前政治形势的基础上，认为现在红军应该向北发展，才能促成两广出兵，两个月后，红军主力才到赣南，其余务军一个月后都应该派出少数兵力到新区域工作。同时，会议还决定将在 20 日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
6 月中旬，康都乡苏维埃政府成立，设在康下街宁家屋。总前委原先分析的两广军阀急进湖南、与蒋介石爆发战争的情势没有出现。迹象表明，蒋介石有在短期内发动第三次“围剿”的可能。
20 日，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在康都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代表王稼祥，前委书记毛泽东，委员朱德、彭德怀、林彪、谭震林、周以栗、黄公略以及军队和地方的主要负责人袁国平、谭政、蔡会文、龙普林、欧阳健、宋任穷、谢唯俊、古柏、郭化玉等 16 人。
会议估量，蒋介石对北方派系妥协，对广东派系必处守势，准备第三次进攻红军已是事实。
会议听取了地主工作和部队的部署、训练、筹款、群众工作及敌情动向等情况汇报，毛泽东作了工作报告。指出：当前的中心工作是作好争取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21 日下午，召开主席团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主席团成员外，还有朱德、彭德怀、林彪、谢唯俊、谭震林、蔡会文和郭化若 7 人。
会议主要研究了如下 11 个问题：部队的布置；三军团总政治部；闽赣边特委问题；南路工作的指挥问题；十一师政委问题；独立师长人选问题；三十五师师长人选问题；红三军补充问题；三十五军的问题；闽赣边工委的问题；师政治部问题。
会议决定，加强地方武装力量的建设，将第二次反“围剿”缴获的武器中拨出一部分给地方游击队；将红三十五军改编为独立第三师，新组建独立第四、第五、第六师。
22 日下午，总前委召开的第一次扩大会议继续举行。由王稼祥担任执行主席。
会议决定：兴办规模大的红军学校，要求各部队、各地区组织好学员，准备好教材；兴办地方教导队，学习军事与筹款、群众工作并重，学员由各独立营、独立师选择调。
第一次扩大会议着重分析了当前的军事形势，认为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加紧筹款，准备第三次反“围剿”。
在讨论第三次反“围剿”战区选择问题时，与会人员分析了敌人进攻方向、兵力部署和作战企图。与会人员认为，在敌人多路进攻苏区的情况下，红军实行战略退却时，仍应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赣南地区作为战场。
会议认为，从当前敌人的态势来看，这一次“围剿”不大可能只集中一路进攻，很可能分成几路从不同的方向齐头并进，夹攻红军。但不管他们分几路进攻，红军仍应该“诱敌深入”，把他们引到赣南中央苏区腹地来打。
会议决定改变向北发展、进逼抚州的计划，迅速在闽西和闽西北的广大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和筹款。并具体部署了红军各部的工作区域和任务。
根据部署，红四军、赣东独立师集中后即速以全力进取沙县，迅速分散筹款，然后分散到归化、永安两县，筹款 40万；红三军团先以全部向将乐县逼进，占领将乐、顺昌两县，筹款 60 万；红十二军分散于宁化、清流、汀州，筹款 15 万；红四军十二师的一个团在荷田、康都之线，一个团在西城桥、石沟圩之线，一个团随总部在建宁；红十二军派一连到建宁里心至广昌维持交通，派一个团到宁化安远司；红三十四师置于建宁河以西一线，包括建宁的里心、客坊、店前、黄泥铺和广昌的水南、长桥、尖峰，并向宁化方向发展；红三十六师在建宁的均口、伊家湾至宁化的安远司。在建宁的部队，在做好地方工作和部队工作的同时，要加紧筹款，在已筹到 5 万元的基础上，月底筹足 8 万元。
为加强反“围剿”准备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会议决定，等红三军的两个师开往于都后，在红三军军委与赣南特委之上组织南路工作委员会，以陈毅为书记，加强赣南一带的群众工作，布置好战场；同时成立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以周以栗为书记，指挥汀州、连城、石城、瑞金一带的工作，加强反“围剿”的准备。
朱德后来说：“我们知道这一次比第一、二两次更困难了，知道硬打是不行的。”因此，红军把未来的第三次反“围剿”的战场预定在赣南的兴国、雩都、宁都、瑞金地区。
当晚，接着召开总前委第九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谭震林、周以栗、王稼祥、蔡会文、耿凯、郭化玉等 10 人。
会议研究的问题有：部队布置；时局估量与行动方针；打七坊纪律问题；四军十二师布置；闽赣边特区问题；南丰、广昌问题。
会议研究时局和行动方针。红军总前委一方面判断“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 “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不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目前我们不再向抚州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部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
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输，所以敌人八月十五号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新谷了，才能再进。七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
显然，这时红军对国民党军如此之快地发动第三次“围剿”还缺乏充分估计，之所以如此，一是认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围剿”；二是注意到宁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判断此一事态势必影响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因为总前委第七、八、九次会议和第一次扩大会议都是在康都召开的，因此有人将其统称为“康都会议”。这是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后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我军的战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在康都村召开会议的这一段日子里，除了要准备日常的会议，毛泽东还利用休息时间，处理了一些军中事务。在康都村前有一条小河，这里至今传颂着当年毛泽东在河边做部队干部思想工作的故事。
移师康都后，红军电台开始工作。当地百姓没见过方面军总部电台的充电机，围着这“咚咚”作响、乌龟壳一样的东西看热闹。
涂报务员为了安全，和蔼的一一劝老百姓走开。可是，走了一拨，又来了一拨。涂报务员外表和气冷静，心中却甚为恼火。他跑到政委冯文彬面前大发雷霆，怪政委没有派兵保护。冯文彬也不冷静，两人争吵起来。
为了解决矛盾，电台召开支部大会，总政治部也派人到会。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两人仍各执己见。毛泽东知道后，决定出面解决。
第二天晚饭后，毛泽东来到康都街外南面小河边的草地，参加电台的支部大会。会议临时主席曹丹辉请毛泽东做指示，毛泽东说，他先听一听大家的意见。毛泽东和众人一样，席地而坐，听着同志们的发言。
大家发言后，曹丹辉请毛泽东做结论。毛泽东说：“不是做结论，我只发表一些意见。……政治委员是党和苏维埃政府派在军队的代表。政治工作制度，我们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坚决维护。公开在群众中损害政委的威信是错误的。而政治委员出口骂人，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同志必须珍视团结，互相帮助，互相批评和进步，克服无原则纠纷，以利工作之开展……”
毛泽东的一番话，令冯文彬、涂报务员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两人都做了自我批评。一场干部的摩擦便这样妥善地化解了。当毛泽东和大家挥手告别时，熄灯号已响过一个多小时了。
康都会议后，红军主力迅速向闽西和闽西北移动，一面开辟新区，加紧做好群众工作；一面抓军需筹款，为第三次反“围剿”作准备。
为做好赣南工作，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将红三军第七、第八两师调至于都、赣县边界，消灭盘踞在赣县七坊和于北区马安石一带土围内的地主武装，拔除白点，巩固苏区。对苏区党的组织，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也作了调整。
6 月中旬撤销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在赣江以东苏区，分别成立中共赣南、赣东和永吉泰三个特委。
中共赣南特委由陈毅任书记，领导兴国中心县委和兴国、于都、赣县等县委及于北区委，特委机关设兴国；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领导宁都、广昌、宜黄、乐安、南丰、石城、瑞金等县委，特委机关先驻宁都，后移至瑞金；中共永吉泰特委书记毛泽覃，领导永丰、泰和、吉安等县委，特委机关设吉安富田地区；赣江以西苏区和湘东南苏区合并设立湘赣省，新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以王首道为书记。
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还决定并经苏区中央局批准，在红三军军委和赣南特委之上，成立中共南路工作委员会，以陈毅为书记，统一领导红三军和赣南各县的工作；在瑞金组成以周以栗为书记的中共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领导红十二军军委、红三十五军军委和中共闽西特委。
为使赣南地方武装能更好地配合红军进行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以宁、广、石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为主合编建立红军独立第四师，又称红军赣东独立师，由龙普林任师长；以永吉泰地方武装为主合编建立红军独立第五师，又称红军永吉泰独立师，由肖克任师长兼师党委书记；以于都独立团和兴国独立团合编建立红军独立第六师，又称红军赣南独立师，由李介思任师长，黄达任政委。
进一步调整工作部署
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虽然估计到蒋介石将向中央苏区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但没有料到敌人的进攻来得这样快。
当 7 月初国民党军队开始向苏区发起进攻时，红军主力还分散在各地筹款和做群众工作。部队未及补充、训练和休息，经费给养也未作充分准备。
这时，红军无线电侦察队不断收到敌人的信息。6 月 28日、6 月 30 日、7 月 1 日，毛泽东根据无线电台截获的敌情变化情报，在建宁驻地连续签发了三封极其重要的指示信，进一步调整了红军工作部署，要求各部队积极做好筹粮、筹款等先期准备工作。
6 月 28 日，毛泽东在建宁写信给闽赣边界工作委员会和红十二军军委，总结了红十二军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康都会议对红十二军工作区域的布置不妥当，须变更，现应把红三十四师迅速调宁化全县，红三十五师调石城全县，红三十六师调长汀全县，军直属队在 3 县之间。
信中分析，过去所拟红三军团去二崇，四军去宁安的计划，从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并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促进蒋粤妥协共同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既不允许，整个策略上亦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
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闽赣边界是好区域：第一、蒋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第二、地势偏僻，不受威胁，比去南丰、宜黄的危险性小；第三、有山地纵横而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第四、有款可筹，一年之内不愁给养；第五、群众基础好，便于扩红。因有这些条件，我们应该在这区域作长期的工作计划。
在详细分析敌情后，毛泽东在信中对红军的工作区域做出了详细指示：三军团应以建宁、泰宁、将乐为工作区域，以顺昌、邵武、光泽为筹款区域。四军应以归化、清流、连城为工作区域，以沙县、永安、宁洋为筹款区域。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赣东独立师的中心工作区在广昌，使之联系建宁至石城。
工作区域的中心任务是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筹款区的中心工作是只打土豪做宣传而不分田地、建立政权。工作时期暂定二个月，也可延长到三个月。敌军来，集中起来就在附近打；敌军不来，我们就在这里工作下去。
6 月 30 日，电台又收到了蒋介石驻南昌、何应钦已到抚州督战的消息后，毛泽东判断敌军将很快向红军进攻，立即给红十二军委、三十五军军委、周以栗同志及闽赣边界工作委员发出指示信。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敌军定很迅速的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在此形势决不容我们此时期做准备工作，大概下月内准备作战。已电令四军及三军团去顺昌沙县，立即摆在将乐归化筹款，以十天为筹款时期，自然要以敌情为转移，敌不进不集中，五天为集中时期，集中地点在宁化、石城。昨信说十二军筹款不是主要任务，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群众工作才是主要任务，现在看来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主要任务，并且做群众工作若布置得多，只有筹款有利的，决不令妨碍筹款的。大约此信到宁化时，卅四师已在清流筹款五天左右，已经筹得相当款子了，应该去信要他们迅速结束清流筹款，开回宁化，一面筹款，一面把群众大大发动做到分配田地，卅五师之一团，应在安远，其另一团及师部应去石城，白水工作暂时放弃，因为石城是很要紧的，军直属队在宁化境内，卅六师在长汀（注意做石瑞汀宁县交界工作），这样以主力在宁化石城两县各有一部，筹款与群众工作两具顾及，要达此目的，卅四师必须从清流连城撤宁化，并须迅速撤回，才不妨碍宁化工作，即使清流筹款很有希望，亦不宜超过一星期至十天，就要把他撤回，因一星期十天之久，已经把款子筹得相当的多了，宁、石、长汀三县工作在目前形势之下，只能计划做一个月（一个月后敌容许再延长就是），即是在七月内把三县工作做个大大的多，中心点是要把田地分配，如因地域太宽，部队分配不来，即择重要地点分配，如宁化之安远、中沙、县城、禾口、石牛五点，石城之小松、丰山、县城、坪山、龙岗、大猷坪六点，长汀县之县城、馆前、古城及四县交界四点，每处须有一个阶级认识明确、领导力强的人去指导，如震林、炳辉、谭政三同志应不在一块，每人专任指导一处，同时兼任巡视一处或二处，每隔十天集合各军委机关开会一次，震林同志一人，普遍的出去巡视不专任一处亦可。卅五师在瑞金工作，应该注重九堡、铅坝、武阳围、西岗四处，使在一个月内真正的分配土地，而不要去占会昌，西岗市虽属会昌境内，但介瑞西于东之间，为于、瑞、会交界之要地，这处群众工作起来了，影响三县交界很大，所以卅五军应把西岗市的工作放在自己范围内，并使工作迅速收效。井泉同志、昭良同志应亲往各处巡视。
7 月 1 日，毛泽东又给谭震林及红十二军军委去信，指示红十二军三十四师在清流、连城的部队，即行撤回宁化，布置在中沙至长河界线上及宁化与石城两县交界的线上，百○四团仍在都上、安远司到中沙一线，但工作要向江西边界推进，便与江西赤区接连，百○三团及三十五师师部，十天后应去石城，布置在三个重要地点工作起来，白水如顾不及，应暂时放弃，第二步再去工作，工作区重新划分，你们只管宁、石、长三县，真正要多做三县工作，非长期用大力不可，瑞金为卅五师专管，广昌归赣东独立师专管（赣东特委直接指导），不归你们，建、化已经做起工作来的地方，暂时归你们指导，这块扩大的红军亦归你们补充，但未做起来的地方，应归三军团，将来在大局上建宁应划归三军团。
毛泽东根据敌情，适时调整红军的战略部署，对于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事实正如所料，就在毛泽东发出三封信的同时，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已经开始了。
以身作则做好群众工作
从 1931 年 5 月 29 日到 1931 年 7 月 11 日，毛泽东同志在建宁战斗、生活了 44 天。
在此期间，除处理军务、领导红军和群众开辟革命根据地，帮助地方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地方武装外，毛泽东还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关心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重视对医院、学校和工商业的保护工作。
毛泽东每到一处，都要深入基层和群众，了解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和当地乡风民俗等情况，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帮助群众认清反“围剿”的重大意义，并检查党和红军的政策执行情况。
毛泽东在建宁期间，留下了很多至今还在建宁人民中传颂的佳话。当年，总司令部驻地周围的乡民经常去其井边洗衣挑水，毛泽东经常与洗衣的村妇和挑水的乡民亲切交谈，红军离开后，当地人民亲切地称其井为“红军井”。
总部驻地附近有条花墩桥街，每逢墟日毛泽东经常抽时间到街上走走看看，找群众聊天，搞调查。
一个墟日他到街上听农民说买不到锄头犁耙等农具，生产受到影响，就亲自到街上的打铁铺了解情况，看到各打铁铺里摆的、挂的、打的尽是锅铲、铁瓢等生活用具。毛泽东问打铁铺老板为什么不打农具。
老板反映，农具价格低，打了卖会亏本，提高价格，农会干部会干涉。之后，他又找来农会干部，农会干部说，提高农具价格，农民会有意见，会影响工农联盟。
晚上，毛泽东又把打铁铺老板和农会干部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眼下夏收夏种，农村要发展生产，农民买不到铁制农具，种不了田；瓢、勺、火钳、锅铲可用竹木做，锄头、犁耙、镰刀，竹木代替不了，要多打农具少打瓢；工人不打农具，农民没法种田，搞好工农联盟从何谈起，搞生产要讲实际。
并亲自与他们一起逐项计算农具生产成本，商定农具的合理价格，使打铁铺老板高兴地表示回去后一定加班赶赶制农具，保证不误农时。这就照顾了打铁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一天下午，毛泽东从驻地出发到西门一带调研了解情况。建宁西门有莲塘百口，所产莲子原为朝廷贡品。当时荷花正艳，毛泽东见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分田委员和当地农民正忙着分莲塘，就向干部和群众询问西门种莲历史和分田情况。
当看到有的莲塘被黄土淹没，群众告诉他，这是国民党军刘和鼎部为加强防守，在龙宝山修筑工事，导致大量的泥沙冲进山脚而毁了莲田。
毛泽东听后对警卫战士和农民说，“荷花仙子不可辱，我们把莲塘的黄土清除掉”，说完卷起裤脚，带头下塘清土。
农民见红军下塘挖泥，也都赶来参加，后来赶来接毛泽东去开会的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见状，也一起参加了劳动，清完塘完后才去开会，在苏区建宁留下了“百口莲塘吐清香”的佳话。后来，莲乡人民亲切地称西门莲子为“红军莲”。
有一次，毛泽东从康都主持召开总前委第七次会议后返回建宁，途经渠村。
毛泽东在这里做了短暂休息，并在贫农中做了一些调查。在调查中，有的群众反映，杨林游击队调到渠村后，不善于走群众路线，不调查研究，有人报告“土豪”就打，说有经商盘剥的就罚，没有很好执行党的政策，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于是，毛泽东就在渠村中心区苏维埃政府找来游击队负责人，教给他们做调查研究的方法，具体解释党的政策，不能侵犯中农利益，要保护工商业的正常营业，并说红军对建宁城里的绥安中西医院都不没收，要西药一样出钱买。
第二天，毛泽东又留下刘参谋整顿游击队，使游击队得到发展。
返回总部后，毛泽东又进城到“三民中学”检查红军保护学校的情况，并借阅了《建宁县志》，留下了“借到建宁中学图书室《建宁县志》拾贰册，阅后奉还”的借条。后又写信给建宁县革命委员会，要爱护学校，协助学校尽快复课。毛泽东在建宁时，生活相当俭朴。
毛泽东住的房间，仅有一床一毯一衣架一桌一椅一灯，墙上挂着一笠一伞一袋。毛政委和总司令生活上与士兵一样，从不搞特殊。
毛泽东的公务员陈昌奉的回忆录《跟随毛泽东到建宁》中的一段：毛委员用白色的搪瓷茶缸，既装饭又喝水，装菜就在食堂找个土碗……毛政委、朱总司令和我们一吃一样的饭菜，我记得建宁的河里的小鱼很多，我们想办法去捉小鱼……我们把小鱼烤干，毛政委吃了这种小鱼，连连夸很好吃，他连骨头都吃掉。这就是我们给毛委员、朱总司令搞的 “特殊”。毛泽东还把自已嘴里省下的四个鸡蛋送给某连负伤指导员杨国兴增加营养，杨国兴也不舍得吃，又送给房东李大娘，李大娘把四个鸡蛋用来孵小鸡，鸡又生鸡，老百姓管这种鸡叫“红军鸡”，红军鸡生命力特别旺盛，经代代相传，红军鸡已传遍建宁大地。
毛泽东率领总前委的同志在建宁苏区时，处处以身作则，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极好印象，达到了真正团结群众的目的，从而也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有力支援。因此，第三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在毛泽东等总前委领导同志的领导下，建宁人民积极筹粮筹款，踊跃参军参战，到处出现了父母送子、妻送郎、父子同当红军的场面，红军队伍得到了不断地壮大，这些都为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用教育支持革命斗争
在反“围剿”的革命队伍中，除了毛泽东、朱德这样的军事指挥家，还有像徐特立这样的教育家，他们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默默地为反“围剿”做着自己的贡献。
1930 年，徐特立胜利地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祖国。他在上海隐蔽一个时期之后，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化装成商人，假道香港、潮汕、大浦，机警地穿过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重重封锁线，于当年 12 月 30 日到达赣南革命根据地。
当天苏区广大军民正在欢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 “围剿”，活捉敌酋张辉瓒的伟大胜利。而在这里指挥这个震惊全国的战役者，是他在湖南一师任教时的学生、现已成为党和军队的杰出领导人毛泽东，以及在南昌起义炮火中结识的战友、现已成为我军卓越的指挥者朱德。
在宁都小布赤坎，有一幢两层楼的民房，这便是红一军团的总部。在这里，徐特立见到毛泽东、朱德，见到了同是老教育家的董必武……新朋故旧喜相逢，说不出的亲切和激动。从此，他就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左权等住在这幢简朴的民房里，共同开创开天辟地的伟业。
当时，红军俘虏了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毛泽东和朱德就请徐特立去负责教育俘虏的工作。
徐特立深入俘虏兵之中，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便帮助他们认清个人和家庭受苦的社会根源，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强迫穷人打穷人的滔天罪行，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打仗的革命意义，使绝大多数的俘虏兵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在开始做俘虏兵教育工作的时候，由于人数多，徐老和工作人员缺乏经验，出了一些问题。
如开饭时，既不登记，任凭他们吃多吃少，也不规定数量；在途中转移时，请老百姓分散给俘虏煮饭，饭送来有先有后，结果吃食不匀，先吃者饱胀，后吃者挨饿，常常发生矛盾。一个俘虏兵建议：应该等老百姓把饭煮好后，同时拿出来，同时开餐，就可以克服这种吃食不匀的现象。
徐特立认为这个意见提得很好，立即采纳他的建议，并让他去做这个工作。后来这个俘虏兵参加了红军，在长期战争中锻炼成了一个很好的干部。在接着进行的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徐特立主动要求参加战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打响的前两天，他随同朱德到山上察看地形，发现前面已经出现敌军，他拍着朱德的肩膀轻声地问：“老总，前边看到敌人了，为什么还不打？”
朱德回答说：“还远着，不能打！”又说，“远了我们一打，打垮他一部分，其他部分就跑了。要等到距离相当近才打，打垮这一部分，接连又打垮另一部分。但也不能等到太近了才打，那会使自己施展不开，还容易让敌人合围自己。所以远了不打，近了不打。小了一个团不值得打，打了解决不了问题；大了又打不下。所以小了不打，大了也不打……”
朱德的丰富作战经验，徐特立十分钦佩。在这次战争中，他跟随部队从赣江边上一直打到福建建宁。
1931 年 7 月，继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又纠集 30 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们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杀气腾腾地闯入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并采用“敌进我也进”的打法，把敌人引进赣南根据地，然后待机破敌。
在盛夏三伏的酷热季节里，红军和白军平行地走着，只隔一天的路程。徐特立当时不了解毛泽东的作战意图，一边行军一边问：“泽东同志，敌人和我们平行着走，我们为什么不打？”
毛泽东风趣地说：“他们要打时不打，我们要打时才打。”接着，他向老师举了很多战例，讲解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方针。通过战争实践和毛泽东的帮助，徐特立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逐渐有了了解和研究。
这段经历对徐特立影响很大，直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他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时，还能生动地讲述关于游击战争的课程。
在反“围剿”时，徐特立除在红军中配合形势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外，还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于戎马倥偬之中开始他毕生喜爱的教育工作。
不过，现在进行的教育工作与过去有着本质的不同，而是一种为工农兵服务的新型的人民教育工作。为了使广大指战员和地方武装干部认清形势，了解敌情，提高斗志，红军总部在驻地举办了部队骨干训练班，通常又称随营学校。
这种随营学校是我军建军以来，指战员系统地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开始。学员有来自各军各部的干部和红军总部的通讯员、警卫员、勤务员等。
教学条件简陋异常，不仅无教室黑板，而且没有纸笔墨砚，教员上课以木炭代粉笔，以白墙壁代黑板，学员就用木棍作笔，沙盘作纸。
学习条件虽然极其简陋，但教员却闻名中外。政治教员毛泽东，军事教员朱德，语言教员徐特立，历史教员董必武，地理教员左权。
后来，这种随营学校逐步发展成为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军事院校，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
这时，徐特立还经常配合形势，为地方搞宣传，作报告，开展民运工作。他把自己过去在苏联学习时的所见所闻，同国内的革命斗争实际结合起来，鼓励大家以苏联的工人、农民为榜样，为巩固和扩大苏区，壮大和发展红军，实现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努力奋斗。
1931 年 3 月 8 日，各界劳动妇女在宁都黄陂三堂村召开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大会，徐特立在会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地向大家介绍了苏联妇女的生活和斗争。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党的前委决定让一些老同志不再随军行动，留在地方开展工作。
一天，毛泽东找徐特立谈话，提出为着革命需要，要发展苏区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毛泽东请他起草一个苏区的教育方案。
他遂深入到兴国和雩都等地，进行调查研究，起草了一个扫盲教育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扫盲办法。毛泽东赞成这个方案，并作了修改和补充。
徐特立还深入各区乡，指导和帮助组织识字委员会、分会和识字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学文化。参加识字小组的都不识字，就派一人去分会学习，学会了一些字以后，又回小组教其他的人。识字委员会主要是为分会培训教师。他还亲自在兴国办了一个 90 人的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扫盲骨干。
1931 年 11 月 7 日，来自全国的工农兵代表，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徐特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和瞿秋白一道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瞿秋白任部长，徐特立任副部长。但瞿秋白从 1931 年夏到 1934 年初一直在上海，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活动，苏区的教育工作，实际上由徐特立负责。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赣南地区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贫困，文化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当时，瑞金全县只有一所中学和两所小学，全部学生只有两三百人，大部分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农村中，90％以上的居民都是文盲。
1931 年春，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当地又错误地处置了一部分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给方兴未艾的文化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困难。徐特立迎难而上，决心把他过去那种“历尽艰辛”的办学精神，在这里焕发出新的生机。
徐特立凭借他多年的经验，深知要普及人民教育，首先就要培训出一批人民教师。于是，他选定瑞金县城北一栋背靠池塘的两层旧民房作校舍，创办了师资训练班。
不久，这个师资班发展为列宁师范学校。他通过当地政府部门的努力，把农村中能识几个字的人都动员起来接受训练。因此第一期学员 200 余人，文化程度尚可。但以后几批都是从翻身农民中选拔出来的，其中还有文盲，须从扫盲做起，教学更加困难。
这个师资训练班的全部教学工作由他一人承担，一切教材课本由他一人动手编写，一切课程由他一人讲授，一切问题由他一人负责处理。
他与学生同甘共苦，自己种菜、煮饭、摇铃、扫地，参加熬硝盐等。地方党委很重视他的事业和工作，特意派一个同志前来专管生活问题，以减轻他的负担。
徐特立学问渊博，知识丰富，文理各科均能讲授。但因年岁较大，湖南土音较重，且缺了门牙说话不大关风，上音乐课，教唱歌实在有点吃力，往往弄得满头大汗。
一次，他遇上昔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在红军学校、《红色中华报》工作的李伯钊同志，便对她说：“伯钊，我们列宁师范没有唱歌教员，你在这方面有专长，能兼任几个小时的课吗？”
李伯钊为徐老那种诲人不倦的精神所感动，出于对革命老前辈的尊重，满口答应了他的要求，于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每周到列宁师范上两次课，帮助完成教学任务。列宁师范学校前后共培养了 600 多名教师，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区各乡创办列宁小学。
当时瑞金全县有 140 多个乡，每乡都有一所列宁小学。在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广泛发展列宁小学的同时，徐老还大力开展社会教育，成立扫盲协会、识字委员会，举办成人识字训练班、夜校等，普遍开展业余文化教育。
在徐特立的积极倡导和指导下，苏区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由列宁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教员担任扫盲任务。他发动广大群众互教互学，掀起了一个“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群众运动。这样，就挖掘了各种潜力，使扫盲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
徐特立很重视文化学习中的教材问题。他亲自组织和指导教材编写委员会，根据政治斗争和形势的发展，编写、审查、翻印和出版了大量的教材和识字课本。这些教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既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程度，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
从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个片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富人贵，穷人贱，穷人吃苦几千年。富人懒，穷人勤，穷人辛苦不堪闻。富人饱，穷人饥，穷人生活好惨凄。富人少，穷人多，及早觉悟学苏俄。苏俄穷人解放了，丰衣足食无折磨。
教材编出后，徐特立均一一过目，提出中肯的意见。他很重视教材的系统性，从易到难，由浅入深，密切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反对内容空洞的概念化和口号化。
在党和徐特立的直接领导下，苏区还办起了各种专科学校，除红军大学、列宁师范学校外，还先后创办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通讯学校、商业学校、卫生学校、农业学校，为党培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革命干部和专业人才。
瞿秋白、徐特立还亲自兼任了苏维埃大学的正、副校长。徐特立在工作中，一贯注重实际，讲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在教育部长的 6 年任期里，徐特立仅发出一个对各县颁布教育制度的指示，其他各种工作，均采取书信的方式进行。
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徐特立很重视教育为反“围剿”斗争服务。他要求各校师生深入农村阶级斗争，协助政府进行战争动员，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参加“扩红”和“查田”等运动。
各校师生还经常自编自演各种节目，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学校领导还给优胜者颁发奖品，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作出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