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决定，方志敏按替涂振农任红十军政委。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由黄道代理。
上任伊始，方志敏即开始着手整顿。方志敏仍如在军委会工作一样，深入队伍中去，不惮烦的去检查，去讲说，去指导，去督促；内务，操场，讲堂，以及关于各个战斗员身上许多琐屑的问题，都亲自过问；军中会议，也大都亲自参加。好的事尽量发扬它，不好的事则严格指责，不稍宽假！
在方志敏的影响之下，红十军的指战员同志都高兴热烈起来，在葛源一个星期的整顿训练，军中一些散漫混乱的现象，纠正了不少，与从前颇不相同。
白军第十八师有一团兵进驻贵溪周坊造碉堡，已造了一丈多高。周坊与贵城，距离五十多里，都是苏区地方，他这团兵无联络无接济的孤军深入，自然容易打坍他。红十军开去贵溪行动，两日打了两次埋伏仗，都取得了胜利，周坊的白军就动摇退走了。
湘鄂西首战大获全胜
1928年，贺龙、周逸群、邓中夏、段德昌、贺锦斋等在湘鄂边领导进行了游击战争，并开创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改为河邺军。此后于1930年开创了洪湖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
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贺龙率红四军从湘鄂边区东下，7月初在公安与前来迎接的红六军副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员段德昌等人会师。
一见面，贺龙就兴奋地擂了段德昌一拳，说：“行啊，德昌，你与逸群白手起家，不到三年也拉起了六七千人的部队。”
段德昌说：“胡子，洪湖是块宝地，这次来了就不要走了。”
“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组建军团，把湘鄂边和洪湖连接起来，创建版图更大的湘鄂西根据地。”贺龙点头道。
7月，河邺军、红六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孙德清任参谋长，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段德昌任红六军第十七师师长。
从此，湘鄂边、洪湖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中共湘鄂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革命军事委员会等机关。
当时，处在昂奋之中的人们，都没有想到一片灿烂的前途会像昙花一样，刚露出笑靥，便逝如轻烟。
1930年夏，红二军团面临着战略发展方向上的选择。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执行立三冒险主义，要求主力部队向荆州、沙市推进，发动鄂西地方总暴动，争取与其他红军部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贺龙顾虑重重，段德昌认为以红二军团的实力连沙市都没有把握攻克，根本谈不上会师武汉。
周逸群采纳大家的意见，决定以三个月为期，首先拔除洪湖苏区的白色据点，计划由贺龙率领二军向荆门、钟祥、潜江、天门出击；周逸群、段德昌率六军先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然后与红二军会师潜江，经荆门、当阳、远安向襄河以北地区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进退自如的发展战略。
这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巡视员柳直荀和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赶至军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最新指示，强令红二军团立即从沔阳西返，准备攻打沙市。
9月4日，红二军团强攻沙市，激战一昼夜，受挫于坚城之下。这时，邓中夏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洪湖，当即飞调红二军团集中于洪湖西岸待命。
邓中夏在党内地位极高。他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北方党组织；他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的领导人之一，领导过二七罢工、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他还是共产党早期重要的活动家，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
中共中央派他来湘鄂西接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政委和湘鄂西特委书记，其主要使命就是指挥红二军团渡江南下，截断武长铁路，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
南下之前，红二军团决定攻打阻碍洪湖根据地南北交通的最大白色据点——监利县城。此前，红军曾经先后两次扑城，都未能攻克。贺龙这次把主攻的担子压在了段德昌肩上。
在战斗中，邓中夏见识到了段德昌疾掠如火的指挥风格。在整个行动中，段德昌率领的部队像一股红色旋风，接敌隐蔽，攻击突然，进展神速，并且他指挥作战很有层次，部队均成纵深配备，遇到突然情况能够灵活变阵，似乎所有变化早在预料之中。
攻克监利县城，是红二军团成立后取得的最大胜利，军团扩大到二万余人。战后，红六军军长旷继勋调鄂豫皖苏区，由段德昌接任军长之职。
10月中旬，红一、三军团已经从长沙撤离，退往湘东醴陵。邓中夏决定实行南征，渡过长江，向江南进军，伺机夺取常德，直驱长沙，希望以此激起红一、三军团返攻长沙。
这时，蒋介石已经取得了中原军阀混乱的胜利，正在部署对各根据地的第一次统一“围剿”，而一、三军团已经放弃攻打长沙，红二军团孤军独出，失去了任何战略意义。
其实，邓中夏自己也对夺取长沙缺乏信心。他曾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渡江截断武长路及占领岳州，据我观察，第二军团能否担此重任，尚是问题，战斗能力实属有限。”但是，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他还是机械地挥军南下了。
红军不合常理的突然在江南出现，出乎国民党的意料。红军很快攻占南县、华容、公安县城，开辟了江南根据地。这时理应开展地方工作，巩固新区。可是，邓中夏命令继续向南攻打津市、澧县。
段德昌敏锐地意识到军事战略出了问题，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未能与巩固政权结合起来，前方与后方完全脱节，建议前委撤至公安或返回洪湖中心区，主力转入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进行反“围剿”准备为主。邓中夏不予理睬，继续向湘西北之石门、临澧用兵。
1930年11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的同时，任命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为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统一指挥5个师7个旅的兵力，并纠集各地团防武装，趁红二军团远离苏区之机，对湘鄂西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
由于主力红军远离中心区，国民党大军步步进逼，洪湖根据地兵力空虚。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派人送来急信：邓、贺、汤、段、孙：
假如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配合这一行动。而今，据各方消息，说明一、三军团已远离长沙，敌大军正在云集，大有“围剿”红军之势，红军当速返苏区，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
逸群、万涛、小康
贺龙、段德昌同意中共湘鄂西特委的意见，再次建议讨论回师洪湖的问题，邓中夏运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坚持在占领石门、临澧后攻打津市、澧州，向常德方向前进。
12月上旬，红二军团强攻澧县达七天七夜，付出重大伤亡，仍然不能取得进展。二军团被迫退至松滋杨林寺。12日，在杨林寺一个大庙内，二军团前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
“这还用讨论吗？当然是回洪湖解围！”段德昌第一个发言，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会上唇枪舌剑，展开长时间的辩论。邓中夏仅有汤慕禹、刘鸣先两人支持，成为绝对的少数派。几乎所有的红军将领都支持段德昌的观点，要求立即返回洪湖。这时，湘鄂西特委又来信告急，邓中夏顺水推舟决定让段德昌带伤员回洪湖，由汤慕禹接任红六军军长。他的决定引起一片哗然。
贺龙出于对邓中夏的尊重，后退一步：“德昌若回洪湖，建议把六军带走。”红六军主要由洪湖根据地地方武装扩建而成，要求返回的呼声最强烈。
邓中夏坚持不同意。第二天拂晓，段德昌赶往洪湖，贺龙送至十里开外。贺龙长吸一口烟，徐徐地说：“德昌，安心回去，洪湖需要你，再拉一支队伍。”
贺龙说得不错，洪湖确实需要段德昌。1930年冬，国民党纠集十万兵力对洪湖苏区连续发动两次“围剿”。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湘鄂西特委在敌人大举进攻之前，在根据地组建了赤色警卫队、赤色教导队、赤色守备队和少先队4种军事组织。
敌人“围剿”开始后，为了加强对敌斗争的统一指挥，特委分别把江左的江陵、监利、沔阳等县的赤色警卫队编为江左军，把江右的石首、华容、公安等县的赤色警卫队编为江右军，由周逸群负责的湘鄂西赤色警卫总队统一指挥。
但是，由于红二军团南征时带走了大批地方武装，苏区当时“所留之枪，好坏共八十余支，集中各地武装一共三百上下”，处境十分艰难。
很快，监利、沔阳、潜江等江北中心区失陷，敌人直逼江南之石首、华容。如果江南再陷，根据地就丧失了与敌周旋的战略支点。
正在危急时候，段德昌带着手枪队护送部分伤病员回到洪湖，接着，在杨林寺战斗中与主力红军失掉联系的红六军十七师五十一团陈光明、陈华山两个营，四十九团杨嘉瑞一个营也相继回到洪湖。这些都是段德昌的老部下，他们一路尾追段德昌赶到洪湖。这样一来，成建制的武装部队增至一千余人枪。
周逸群见到段德昌，高兴地称：“救星来了！”两人合计后，决定以回来的红军部队为骨干，吸纳地方游击队，扩建新六军，由段德昌任军长。新六军下辖四十八、五十一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成为根据地反“围剿”的主力军。
新六军成立后，指挥员请求今后作战方针。段德昌说了三句话：“敌来我隐蔽，敌多我撤退，敌少我包围。”就是利用这种游击战术，新六军迅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
1931年1月1日，“围剿”军第四十八师第一四三、一四四旅及新编第三旅、第十军特务团、湖北警备旅、新编第二旅等部，分别从潜江、岳口、仙桃、新堤等地出动，发起第一次“围剿”，企图歼灭江左军于柳家集、瞿家湾地区。
1月中旬，“围剿”军进占监利、沔阳、潜江地区，并在占领区恢复保甲制度，组织“铲共义勇军”，对根据地人民实施残酷的烧杀政策，根据地干部群众被杀者数以万计。
在敌人疯狂的打压下，洪湖沿岸的监利、沔阳苏维埃政权大半遭到破坏，根据地受到了严重摧残。设在柳关的红军被服厂和设在剅口邓家庙的红军第一医院均遭到焚毁。
江左军在赤色教导军配合下，利用洪湖地区的复杂地形，采取夜袭、伏击、围困等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进犯之敌。
沔阳赤卫大队3000余人，对由仙桃出犯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及第一四四旅一部进行阻击，继以4000余人实施反击，予其以重大杀伤。
大同湖地区群众5000余人，向占领大丰口的国民党军第十军特务团进行反击，一度夺回大丰口。监利赤卫大队、赤色教导军于福田寺地区阻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旅的进攻达10日之久，随后又集中2000余人袭击湖北警备旅，予其重大杀伤。
潜江群众武装在东荆河两岸英勇打击国民军第一四三旅及第一四四旅另一部。
江左军在予国民党军以有力打击和杀伤后，除以少数兵力留当地坚持外，大部兵力转至苏区外的沙湖、刁汊湖、白露湖一带。
在此期间，新六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运用夜袭、伏击、围困等灵活机动战术积极打击“围剿”军。随后，留少数兵力在苏区内坚持斗争，主力分别转移到沙湖及其以东地区。
为配合江左军民的反“围剿”作战，在华容地区活动的红军江右军和新六军，先在鲢鱼须歼敌一个营，继在华容附近歼敌两个连，并收复华容城。
随后，段德昌率领新六军突进江陵，在连克余家埠、胡家场、普济观等地，出其不意地予敌以重创。
由于新六军地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英勇斗争，取得一连串的重大胜利，敌军围歼红军主力于监利、沔阳等地区的计划未能实现。
1月下旬，敌第一四三旅调往沙市、第一四二旅移至公安斗湖堤一线，企图肃清红军在江陵一带的部队，然后集中兵力围歼红军于江南狭窄地带未遂。至月底，敌军结束了对洪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这次反“围剿”是在红军主力远离苏区，敌我兵力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取胜的。
它首先得力于指挥员周逸群的坚定沉着，机智果敢，反“围剿”一开始，即将各县枪支分别集中，组成赤色警卫大队，设立江左和江右两个指挥部，分别指挥由江北诸县赤卫大队合编的江右军；将苏区群众分别编成赤色教导军和赤色守备队、少先队、儿童团等配合作战；以红二军团返回洪湖苏区的少量部队和部分伤病员组成新六军，作为反“围剿”的骨干力量。这样两支部队分别在长江两岸应敌，临危不乱，计划周密，行动迅速，收到了以少胜多的功效。
其次，是苏区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地方武装的英勇善战，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呈现出整个苏区党政军民同仇敌忾，形成合力，一致对敌的生动局面。
再次粉碎敌人“围剿”
1931年2月，国民党军对洪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武汉行营何成浚电令张英、李觉、彭位仁3师，限一星期内将华容桃花山一带段德昌部红军肃清。
2月初，江北之敌南侵石首北部苏区，破坏苏区兵工厂、医院，由于未受抵抗，十分骄狂。段德昌率部从江陵奔袭石首北部，在拖茅铺歼敌四十八师补充第二团数百人，大获全胜。
1931年3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夏曦乘船自水路来到洪湖苏区，周逸群和段德昌等苏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隆重地欢迎了夏曦。25日，在下车湾便急急忙忙地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自己担任分局书记。
夏曦新官上任，踌躇满志，作了就职演讲，他批判了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路线，赞同王明“攻打城市，夺取政权”的左倾冒险思想。周逸群和段德昌对此虽然非常忧虑，但觉得夏曦是上级，在党内是老资格，不好当面顶撞。
夏曦虽然大权在握，但他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在苏区军民心中的地位并不高，与此相反的是，周逸群和段德昌的威信比他这个分局书记要高得多。
夏曦对此耿耿于怀，寻找借口说湘鄂西特委与中央分局是重复的，撤销了湘鄂西特委，特委书记周逸群自然削职，但夏曦心中十分清楚，以周逸群在洪湖苏区的威性，没有职务自然说不过去，刚好这时江南的洞庭湖正在建立党的组织和政府机关，夏曦便派周逸群以巡视员的身份去那里工作。
这样，夏曦既对苏区军民有了一个交待，也把周逸群支得远远的，好让自己放开手脚施展。段德昌等人对夏曦这一做法意见很大，但周逸群要大家以大局为重，一方面自己忍气吞身，另一方面又说服段德昌等其他同志要积极配合夏曦的工作。
一天半夜，周逸群乘着一只乌篷船，顶着大风，破着洪湖上的滚滚波浪，悄悄地离开了湘鄂西苏区中心瞿家湾，直奔长江之南的洞庭湖。在夜色中，默默为他送行的段德昌等人眼里噙满泪水。
这时，集结于江北苏区的敌军全部南渡，围攻以石首为中心的江南苏区。中共湘鄂西特委决定将洪湖地区红军分为两路，转移至外线打击敌人。
根据部署：周逸群率部分干部和武装南下洞庭湖区开展游击战争；段德昌率红军独立团北渡长江，到被敌占领的潜江、沔阳、监利地区活动。另外还组织了湘鄂西警卫团、教导团、沔汉独立团等部。
为应付严峻局势，周逸群在调关召开有华容县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一）发动江南、江北所有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与牵制进攻之敌，保卫江南。（二）由段德昌率领新六军渡江，乘敌主力集中江南之际，反击潜（江）沔（阳）等地之敌，肃清反动势力。（三）抽调华容、南县、石首等县干部开辟洞庭湖沿岸地区工作，建立洞庭湖特区，作为江南斗争的依托，构成北有洪湖、南有洞庭、中有桃花山的根据地，以便南北策应，与敌长期周旋。（四）将后方机关、红军医院、兵工厂等逐步由华容、石首转往监（利）沔（阳）一带，并组织江南各地老幼群众有计划地向华容桃花山地区转移。
22日，鄂敌徐源泉调集其主力部队，向华容、石首江南苏区发动全面“围剿”。因寡不敌众，江右军撤出战斗，华容县城再度失陷。
为迅速打开局面，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到华容桃花山召集党政干部会议，对江南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进行研究部署。
中共华容县委根据桃花山会议精神，指示华容地方武装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对敌宣传。赤教军第八军将写有“士兵不打老百姓，你我都是穷苦人，拖枪过来，我们欢迎，愿干者留下，不愿干者回家”的字条装入烟盒内，放在路旁或群众家里，以宣传敌军，收到很好的效果。28日和29日，先有9名，后有1个连的敌军，向江右军投诚。
在周逸群展开工作的同时，根据特委的指示，段德昌率部挺进江北，一路打回洪湖。抵达朱河附近的陶家渡时，远见前面人嚣马嘶，灰尘四起。前哨来报，国民党新二旅一个营马上将进入陶家渡。
这时，新六军经过连续激战，子弹已经告尽。作战参谋不等段德昌下令，便吩咐部队：“赶快后撤！”
“为什么后撤？后撤来得及吗？”段德昌问。“没有子弹能打吗？”作战参谋不解，反问道。
“会打仗，没有子弹也行！”段德昌命令全体士兵退出子弹，上刺刀，迅速埋伏到大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只留小股部队迎敌。
小股部队与敌接触，自然抵挡不住，调头就逃，引来敌人进入伏击圈。段德昌一声令下，红军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庄稼地里踊出，将敌人截为数段，干净彻底地予以全歼，一举收复朱河。
此后，新六军接连占领柳关、瞿家湾、峰口、周老嘴、新沟等重镇，基本恢复江北苏区，中共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及其他领导机关北迁到瞿家湾，瞿家湾成为洪湖根据地新的中心。
1931年4月中旬，敌新三旅集结一、三团，分两路合围周老嘴，寻找新六军作战。在讨论作战计划时，大多数人都主张避敌锋芒，因为新六军还没有消灭过整团的正规军。
“没有消灭整团的敌人，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战机。好的战机就是敌人的麻痹心理。他们以为我们会等着挨打或者会先行躲开，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
段德昌说服大家后，于20日半夜带领部队从周老嘴出发，主动向余家埠迎击，在东港口及四家湖遭遇敌第一团。
果然如段德昌所料，敌第一团既不放警戒哨，也没有保持战斗队形，而是排着四路纵队行军，被红军一顿猛揍便乱了阵脚，结果悉数被歼。
段德昌留小部队收拾战场，又率主力向北进军，击溃敌第三团大部。这次战斗共歼敌五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五百余支。敌旅长徐德佐只身逃回武汉，新三旅完全丧失战斗力。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段德昌就拉起一支部队，独立承担了保卫苏区的任务。这支几乎是在伤员和失散部队基础上创建的新六军，打出了军威，其名声甚至超过了游**于边远山区的红二军团。
武汉国民党报纸发出阵阵惊呼：“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东山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支，一再败北。”
围攻洪湖苏区的国民党部队惊怖于新三旅遭挫，不敢冒进，纷纷转入守势。在根据地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江北苏区大部恢复。与此同时，江右军在江南地区也向敌开展攻势，东山地区得到恢复，还开辟了洞庭特区。1931年5月，两广爆发反蒋事件，“围剿”苏区的敌四十八师等部相继撤出洪湖，红军乘势发起反攻，收复江北全部、江南大部，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然而，在反“围剿”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周逸群却不幸牺牲。
自从夏曦来到湘鄂西，一直对周逸群不放心。就在周逸群着手建立洞庭湖特区之际，夏曦担心周逸群开辟了洞庭湖特区，自己控制不了局势，尤恐他将来与贺龙和段德昌联合，架空自己。
夏曦心生一计，写信指责周逸群，说他开劈洞庭湖特区是分散兵力，是逃离洪湖的‘右’倾逃跑主义，并责令周逸群速回瞿家湾汇报“南巡”工作情况。
夏曦又派宋盘铭来洞庭湖区，准备以他取代周逸群的工作的。周逸群心中虽然激愤，但还是平静地说：“我马上组织开一个会，然后就回江北。”
宋盘铭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认为周逸群开辟特区的做法是正确的。他见开辟特区的工作十分复杂，也建议周逸群不必往返江北，那样太浪费时间。
宋盘铭和周逸群联合给夏曦写信，报告洞庭湖区的情况，但夏曦不达目的不罢休，不顾大家反对，执意要周逸群回江北汇报工作。
1931年5月20日下午，周逸群乘船由洞庭湖出发。战友们不放心，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周逸群一行扯起船帆，直奔洞庭湖东岸。
护送班发现有一船只在跟踪，他们便在岳阳附近的采桑湖上了岸，然后从树丛中隐蔽前进。这是不仅天下大雨，偏巧还遇到敌军。
当他们行到贾家凉亭王家屋场附近时，与从岳阳过来偷袭的敌军遭遇，周逸群不幸中弹牺牲。由于敌人的火力密集，他的遗体无法抢出。
战斗结束，护送周逸群的战士大部分牺牲，活着的也被敌人全部抓走。当地老百性不少人认识周逸群，自发收拾遗体，并将其安葬在君山许市镇月台村。
时至今日，洪湖人民仍然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洪湖水上长莲苔，莲苔年年把花开，莲花时开时又谢，烈士鲜花永不败。”表达对周逸群的无限哀思。
赣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又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位于福建、浙江、江西、安徽四省边界地区。
根据地东临大海，西连江西鄱阳湖，北靠安徽长江，南达福建闽江，为“东南半壁”之襟喉。
武夷山、怀玉山、鄣公山、黄山、仙霞岭，山山绵亘、重峦叠嶂；信江、抚河、乐安河、新安江、崇阳溪，水水长流，纵横若网，军事上地势险要，经济上物产丰盈，具有开展革命斗争的良好条件。
全盛时期的中心区和游击区先后包括江西省的弋阳、横峰、上饶等20余县；福建的崇安、建阳等12县；浙江的江山、开化等13县；安徽的婺源、祁门等7县，拥有100余万人口，红军发展到3万余人。
1930年6月，中共赣东北特委成立，唐在刚任书记。
7月，闽北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同时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周建屏任军长，胡庭钰任代政委，不久邵式平任政委兼前委书记。
8月1日是南昌暴动的纪念日，在弋阳的芳墩，开江西东北全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百余人，决定了一些重要问题，选出了执行委员，成立江西东北革命委员会，方志敏当选为主席。
1930年9月9日至15日，赣东北特委在富林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富林会议”。参会人员有方志敏、邵式平、唐在刚、周建屏、胡庭铨等。
富林会议既贯彻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同时方志敏等又部分地抵制了“左”倾错误，使军事冒险在以后的执行中“修改了许多”，苏维埃政策、土改政策，政府工作均未改变。
两个月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策略被停止执行，赣东北苏区在巩固中等到扩大，财政收入也显著增加，为粉碎国民党的第一、二次“围剿”提供了财政保障。
11月中旬，中央派涂振农到赣东北贯彻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涂振农到达后，即在乐平湾头李家召集赣东北行动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示，取消赣东北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特委组织。
全国红军猛烈的发展，根本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所以蒋介石极力求得内部妥协，很快的结束了津浦线上的战争，而将他的军队，集中起来，调来江西“围剿”红军，进行第一次的“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全国性的反革命“围剿”。白军第五师，由彭泽、湖口方面急进，向红十军压迫，使红十军退出景镇、乐平等地区。
这些区域，虽建立了苏维埃，名为新苏区，但群众工作太差，土地未分配，群众武装和游击队未建立，故红十军退到那里，新苏区就坍台到那里。红十军直退到万年珠山桥，才与五师接触，未获胜利，乃开往上饶方面行动。
12月6日，方志敏主持赣东北革命委员会会议。成立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准备委员会，担任准委会五人小组负责人，颁发关于召开赣东北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议。
12月9日，方志敏指挥红十军进攻上饶。这时上饶城没有白军，只有靖卫团兵两百余名，红十军进攻该城，那两百靖匪，怎能守住这座大城。接火未一刻钟，就被红军攻入。
第三天又进攻河口，扎河口的是新编十三师的李坤团，经三小时的激战，李团大部被消灭，步枪、机关枪、迫击炮全都缴来了。这两仗可说是一次“围剿”中打得较好的仗。
可惜自这两仗之后，红十军就没有打得什么好仗，不久，白军第四师、第五五师都开了来。白军在苏区东打西打，苏区受了很大的摧残和损失。红军所占领的城市，除横丰城外，全部失掉。
苏区一年来没有白军进攻，群众的武装组织如赤卫队、少先队等都松懈下来；群众的武装，也多生锈或遗失。现有白军进攻，群众自然减少了斗争的力量，只晓得牵牛挡被袱去躲兵。
革命委员会看到如此下去，是很危险的，乃下令要各级苏维埃，立即将各村的贫农团整顿恢复起来，并以村为单位，合起伙食，吃大锅饭，脱离生产，集中武装，配合红军作战。
如此做了十多天，群众都有组织的上了火线，红军才不是单独对白军作战，是有群众配合帮助了。苏区自白军进攻表现出来的那种风雨飘摇的形势，才转变过来，渐渐的转入于巩固之中。
12月中旬，苏区首府芳家墩遭国民党军五十五师袭击。方志敏率红十军撤离河口镇火速回援。12月底指挥红十军攻占弋阳县城。
1931年1月1日，方志敏与苏区党政军各机关人员在弋阳县城过元旦。苏区领导机关自撤离芳家墩之后，相继转移到弋阳黄家源，横峰上坑源等地。
1月中旬，方志敏到万年县王毛坞，看望并安置因国民党军“围剿”而流离失所的数千苏区群众。
同时，继上饶、河口大捷后，红十军诱敌深入，在弋阳七星尖歼敌一营，敌五师以沉重的打击。
至此，方志敏领导赣东北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
粉碎敌人第一次反“围剿”后，红十军即着手精简缩编。本来在“富林会议”上，曾拟定了第二次扩编计划，准备将红十军扩为三个师三万人。现根据斗争形势及中央规定的编制方案，重新编制红十军。
缩编后的红十军保留四千余人，实行人手一枪，改第一、第四、第七旅为第八十一、第八十二、第八十三团。周建屏任军长，涂振农任政委。精简下来的人员回到各地恢复群众武装。
同时将闽北红军整顿后重新返回闽北苏区，并派肖韶担任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邹琦任分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2月5日，方志敏颁布了《赣东北特委通告（第八号）》，提出，在反“围剿”胜利后的形势下，苏区要“进攻的巩固，巩固的扩大”。
2月下旬，方志敏率领赣东北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迁至横峰县葛源镇。此后四年，葛源成为苏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1931年2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3月6日到8日，方志敏在葛源主持赣东北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任主席。
在二次“围剿”面前，红十军政委涂振农表现惊慌动摇，提出“红十军应该拉到中央苏区去”等奇谈怪论，方志敏对他的这种逃跑主义思想，作了坚决的斗争。
方志敏认为，在敌人残酷地“围剿”苏区中，红军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配合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坚决的打破敌人“围剿”，来巩固苏区根据地。
当时白军在苏区内横冲直闯，要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不是困难之事，可是红十军领导同志对战术的运用上，也多是犹豫迟疑，不少缺点；大仗打不胜，不能打；小仗又不愿打，结果等于无仗可打。
方志敏认识到了他们错误的危险性，与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并用政府的命令，制止他们的逃跑思想。这时，党中央又决定方志敏去红十军工作一个时期，以求得红十军工作的转变。
根据中央决定，方志敏按替涂振农任红十军政委。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由黄道代理。
上任伊始，方志敏即开始着手整顿。方志敏仍如在军委会工作一样，深入队伍中去，不惮烦的去检查，去讲说，去指导，去督促；内务，操场，讲堂，以及关于各个战斗员身上许多琐屑的问题，都亲自过问；军中会议，也大都亲自参加。好的事尽量发扬它，不好的事则严格指责，不稍宽假！
在方志敏的影响之下，红十军的指战员同志都高兴热烈起来，在葛源一个星期的整顿训练，军中一些散漫混乱的现象，纠正了不少，与从前颇不相同。
白军第十八师有一团兵进驻贵溪周坊造碉堡，已造了一丈多高。周坊与贵城，距离五十多里，都是苏区地方，他这团兵无联络无接济的孤军深入，自然容易打坍他。红十军开去贵溪行动，两日打了两次埋伏仗，都取得了胜利，周坊的白军就动摇退走了。
第三天，红军又开去攻击余江、横山徐家的保安团，干保安团占驻横山徐家村背的三个山头，山头上都挖了立射散兵壕，扎了鹿砦工事颇称强固；红军须通过一个大田坂，才能进攻到山脚下。
接火后，保安团伏在壕内向着在田坂上冲锋前进的红军快放，的确是弹如雨下，红军接连倒下来十几个，仍冒弹跑步前进。
将冲到山脚下时，保安团动摇了，翻身就跑，红军脚挨脚地追去，追了十余里，将其一营消灭，才集合回来。红十军这次在贵、余三日三仗，三仗皆捷，将贵、余苏区巩固下来。
正当此时，闽北苏区，大为吃紧！闽北红军独立团屡次失利，团长牺牲，士兵动摇，失却胜利信心。闽北白军欺独立团的子弹缺乏，不耐久战，专以小部分兵力，利用土屋，开凿枪眼，来对抗红军。
白军常以一排兵扎一村庄，也不要怎样警戒，只放个卫门哨，看到红军来了，卫兵钻进门内，将门关上，就在墙上预先凿好了的枪眼放枪，红军往往对打个整天，都不能攻进，还要伤亡好多人。
团长潘骥同志就在攻土屋时，被敌弹打破了全个嘴巴，抬回来待了三天就牺牲了。白军就用这个战术，分散兵力，将闽北苏区一些较大的村庄，全都占据着，闽北只保存了崇山峻岭中的几十个小村落。
闽北派了一个同志来请求援助，方志敏立即率领红十军乃开进闽北作战。由上饶渡过信河，出石溪，遇着白军一个旅长、两个团长，坐了三顶绿呢大轿来，一打，大轿丢下逃走了。当晚就占领了石塘。
到了闽北，方志敏派了一部队伍，去围攻长涧源土屋中之敌，他们的卫兵，见到红军到来，仍是向屋里一溜，将门关上。
红十军将土屋围攻了一天两晚终于攻下了，屋内的白军和反动派全部被俘，从此，白军就再不敢利用土屋作战了。
长涧源战后的第二天，红十军开去打赤石街。约摸早晨3点钟，红军的前卫团，达到赤石街，与守敌乒乒的打响了。
这时除枪声外，真是万籁无声，周围寂静，在近处只听出很细微的沙沙的队伍行步声。
“的的打打的的的，的的打打的打打！”前卫团吹起前进号来了。在这寂静的空气中，传来这几声尖锐的号音，觉得又是清脆，又是悲壮，使人人都发生拚命冲上去的兴奋情感！号音吹过，队伍突然快步的行进了。
赤石街是临崇河的一个市镇，除临河一面，三面都筑起了两丈高的围墙，并有八个碉楼，守敌为福建海军陆战队。
红十军非常勇敢，打倒一个又上去一个。然而，经三小时的激战，还是没有冲上墙去。地上躺着几十个从前线抬下来的负伤战士，军医忙着替他们扎绷带。
方志敏走过去安慰他们说：“同志！你们宝贵的血是为苏维埃政权流的，请忍耐痛苦，我们会竭力替你们医好来的！”
受伤的战士都答复说：“不要紧的，请你督促队伍杀上去，将土匪军消灭去就好了！”
崇安城的白军，打接应来了，红十军早已配备了充分的兵力去对付他们。他们队伍刚刚展开，红十军就是一个猛冲锋，他们那里挡得住，马上就溃走了。
机关枪迫击炮都丢了下来，红军随后紧追着，大部分缴了械，一小部窜入崇城，另一小部来不及进城，都跳到崇河溺死了。
赤石街守敌，看到援军失败，也慌慌的逃走，红军占领了赤石街。
5月上旬，红十军在闽北坑口休整，方志敏召集全军开追悼大会，追悼李新汉等阵亡将士。方志敏作《追悼歌》一首。
结束闽北的战斗后，红十军将在闽北缴到的枪枝，全数留在闽北，并留下一很能战斗的特务营，作为闽北红军的骨干。
经过红十军这样重大的帮助，闽北党的工作，又作过严格的检阅，闽北的苏维埃运动，才又重新向前发展。
红十军这次进闽北，除军事上得到胜利，打了十一仗，仗仗皆胜，建立红十军在闽北的军威外，主要的，还是这次的胜利，奠定了闽北苏维埃和红军向前胜利发展的基础，这是政治上的一个极可宝贵的收获。
红十军因急于回赣东北苏区，在坑口休息了几天，即由上饶的另一路线折回。两日行军两百余里，就到了上饶沙溪街的对岸。
当时，白军以红十军远出白区，企图在白区包围歼灭红十军，将信河所有的船只，都调集于几个城市，使红十军不得渡河。
但红军是具有克服各种困难的力量，终于在沙溪下游五里之处，找到小船五只，先渡过一团人，占领了沙溪街，再将沙溪街河下扣系的船只开过来，全部红军就安稳的渡过春水泛涨的信河。
回到赣东北苏区后，红十军虽然已经十分疲乏，但却情绪高涨，个个都决心要消灭白军第五十五师。在白区都能打这多胜仗，在苏区打仗，更有把握得胜。
这时，敌第五十五师有一团人驻芳墩，筑了城墙，企图久住。红十军只在冷水坞地方，截击它的交通部队一次，不上一刻钟就消灭他的一营，驻芳墩的残部，就连夜逃走了。
这时，中央派来做红军工作的几个同志，已经到了，于是，方志敏就交卸政委的责任，仍回苏维埃工作。至此，赣东北苏区军民完全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湘赣革命根据地，亦称湘赣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井冈山、赣西南、湘东南地区革命斗争基础上，于1930年2月至1934年8月建立发展起来的，是既井冈山根据地后的第二个根据地。
根据地位于赣江以西，株萍铁路和袁水以南，粤汉铁路以东，大余以北湘赣边界，包括25个县，总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基本苏区人口100余万。
境内山高林密，水网交织，南北走向的罗霄山脉，横卧于湘赣两省边界。连绵不断的崇高峻岭，险要的地势，丰富的物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游击战争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后，留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部分红军和各县赤卫队，在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特别委员会领导下，经过两年的斗争，扩大了根据地。
湘赣根据地的红军，先后在滕代远、张云逸、王首道、张启龙、甘泗淇、李天柱、王震等领导下，经多次战斗，给国民党军队以打击，牵制一部分国民党“围剿”军，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张云逸率领红七军从广东省乳原县梅花村到达杨溪渡口，准备从这里横渡乐昌河，然后去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
经过观察，决定邓小平、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团先过河，张云逸率第五十八团及军直属队作掩护。在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部分部队过了河以后，广东军阀部队乘汽车从韶关、乐昌赶来，直扑乐昌河，用猛烈的炮火封锁河面，红军继续渡河已不可能。
由于敌军不断增加，已经过河的第五十五团被迫向北退却，与未过河的部队失去联系。接着，对岸敌人又往五十八团这边打炮，情况非常危急。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大家正茫然不知所措时，张云逸骑着一匹大黑马从渡口下游方向奔来了，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他的身上，他沉着、刚毅地站在高地上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已封锁了渡口，我们暂时过不了河。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我们铁打的红七军战士的前进道路！我们一定能渡过河去，一定能够会合朱毛红军。现在，我命令大家，立即从原路后退30里！”
大家听了张云逸简短有力的话，看到他如此沉着果断、稳操胜券，紧张而焦灼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随后，部队连夜赶了30多里路，在一个小山村宿营，又累又饿的战士们一倒头便睡熟了。
张云逸也已经两三夜未合眼了，但为了部队的安全，他与军经理处长叶季壮等领导干部负责放哨巡逻，让大家睡个好觉。同时，他们研究突围办法、路线等问题。
第二天早上，为加强部队战斗力，轻装前进，张云逸集队宣布丢掉伙食担子、箩筐和扁担，把非战斗人员编入战斗部队。
然后，他便带领这支部队，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帮助下，经过几天急行军，神速绕过乐昌县城，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北面，乘着雨夜悄悄地渡过了乐昌河。
进入湘南后，张云逸率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向江西苏区疾进。1931年3月下旬，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江西永新县城，同王震率领的湘赣独立第一师等部会合。
此时，中共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路红军，由张云逸任总指挥，对付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王震率领的红军湘东独立师第三团与张云逸率领的广西红军红七军五十八团胜利会师的消息震惊了湖南国民党当局，为阻止红军北返，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湘赣联合“剿共”总指挥何键慌忙调兵遣将，调集国民党第十九师一个团和茶陵、攸县、安仁三个县的保安团进行追击。
王震、张云逸闻讯后，随即以神速运作迂回到茶陵尧水地区，敌人也急速经严塘向尧水逼近，王震和张云逸研究后决定，在尧水以南、严塘以北之间选择有利地形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考虑远道而来的红七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王震特派李文充当红七军五十八团向导。战斗打响后，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和独立师第三团相互配合，分别从侧翼和正面向将军山、笔架山的守敌发起冲锋，很快消灭了据守在这里的敌军两个连，接着又乘势向严塘守敌发起攻击，敌军阵容混乱，纷纷缴枪投降。
此战共歼敌300余人，敌十九师陈汉雄团长等100余敌军被俘，并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日用品。3月下旬，红七军第五十八团胜利到达湘赣苏区，进一步补充了部分棉衣、棉被。
4月初，湘东独立师、红七军第五十八团及坚持在西线斗争的红二十军一七五团在莲花召开会师大会，组成河西临时总前委和临时总指挥部，由滕代远任总前委书记，张云逸任总指挥，曾炳青任总指挥部政委，王震任总前委委员。并奉命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4月4日，部队攻克吉安县永阳镇，得知红七军主力五十五团在李明瑞率领下，正启道遂川北上，王震自告奋勇，再次与张云逸率领独立师和红七军五十八团南下迎接。
红七军两支队伍分别半年后，终于在江西永新县天河镇会合，张云逸和李明瑞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站在旁边的王震心情十分激动。
三年前他流亡武汉时按照组织的安排，以“王正林”的化名投身到李明瑞指挥下的桂系第一军第一师，并深得李明瑞赏识，被提拔为师部传令班班长。后因被人告发有“赤色嫌疑”，他被迫“不辞而别”。
当张云逸刚准备把王震介绍给李明瑞时，王震却抢先笑着问道:“请问李总指挥还认识我吗？”
李明瑞想了想，便恍然大悟地说：“你不是王正林吗？”
“总指挥日理万机，还记得我王正林，佩服佩服。”张云逸说：“他真名叫王震，现在是湘东独立师第三团政委。这次多亏了他，把我们接到了湘赣苏区”。
李明瑞握着王震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俩回忆起当时情景，互道武汉分别后的经历。
此时，湘东南特委也从莲花迁至永新，第二天，两军开进永新县城，举行了盛大的会师大会。
随后，张云逸、李明瑞、王震率红七军、独立师第三团又取得了安福寮塘桥等战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
湘鄂赣苏区的斗争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又称“湘鄂赣苏区”。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地区，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1927年9月及其以后，湘鄂赣边界10多个县的农民举行起义，组成几支游击队，从此开始了湘鄂赣边地区的游击战争。
湘鄂赣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屏障。活跃在这块土地上的湘鄂赣省主力红军红十六军，是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障碍。
因此，蒋介石在部署对中央苏区围剿的同时，先组织了对湘鄂赣苏区的围剿，令国民党的陈光中新编三十二师、王东原第十五师驻浏阳、平江、通城一带，谢彬新编第十师驻通城、崇阳、通山一带，郭汝栋第二十六师驻阳新、武宁一带，胡祖玉第五师一旅驻南浔路的九江、德安，刘夷独立第三十二旅驻南昌和南浔路沿线，对湘鄂赣根据地构成严密的包围，并组织修铜平浏反共联防，令刘建绪兼任联防主任。
修水苏区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敌人更是虎视眈眈，妄图一举**平而后快，他们进攻的策略是集中兵力，逐渐推进，扩大烧杀，组织民团，巩固阵地。
同年11月上旬，国民党新编第十师及独立第三十二旅也分别侵入修水马坳、大椿等地，县城守敌空虚。县委一面令马坳、大椿军民及当地赤卫队奋起迎击，一面火速请求红十六军增援。
红军第十六军在军长孔荷宠、政治委员李楚屏指挥下，乘国民党军“清剿”部署尚未就绪之际，采取避实就虚，主动出击的战法，突然以一部兵力于1930年12月11日攻占修水城。
接着，红十六军又在修水赤卫队、担架队、赤色先锋营等武装配合支援下，向武宁挺进。6日，猛攻武宁县城。未克，返回修水三都，帮助建立了三都苏维埃政权。紧接着，又挥师北进，直取通城。
红十六军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17日，蒋介石电令湘鄂赣三省敌军向修水进攻，并令郝梦麟兼任修水剿匪区主任。
27日，敌王东原、陶广部等3个师由平江的长寿街、通城侵入修水。敌谢彬新编第十师也由通城、崇阳进入修水。敌陈光中师由文家市兼程急进修水、铜鼓。
郝梦麟亲率第五十四师由武宁向修水逼近，当敌人从四面八方向修水围攻时，红十六军采取“握紧拳头，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决定首先给王东原师以迎头痛击，然后迅速跳出敌人的包围。
29日，红十六军主力在修、平交界的土龙铺咬住敌军激战，敌死伤惨重，接着猛攻平江县城，歼灭守敌一个团，围攻修水苏区的敌人慌了手脚，急忙调兵西进，追剿红十六军。
1931年1月，国民党对各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先后失败，蒋介石为总结教训，调整部队，结束了对各苏区的进攻。
红十六军进入江西，分兵在宜丰、上高、高安、铜鼓等县境内消灭地主武装，同时进行休整和筹款。在此期间，湘鄂赣苏区的地方武装迅速发展，组成了红军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分别活动在平江、浏阳地区和万载、宜春地区及鄂东南地区坚持斗争。
1931年3月，中共中央巡视员滕代远来到湘鄂赣根据地，在江西修水上衫召集湘东、湘北、鄂东、鄂南、赣北等特委负责人共40人参加的会议，宣布撤销了中共湘委办事处，建立中共湘鄂赣特区委员会，以李宗白为书记，代行省委职权，统一领导湘鄂赣苏特区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调整特区范围，将原先独立发展的鄂东、鄂南地区，除长江以北的黄梅、广济、蕲春、蕲水4县外，其余全部划归湘鄂赣特区。
上衫会议首次明确了湘鄂赣苏区的版土范围，改变了鄂东南苏区领导关系，鄂东南苏区自此成为湘鄂赣省苏区成员之一，这是湘鄂赣苏区统一领导最重要之一环。
这样湘鄂赣特区的范围北抵长江南岸，南至湘赣边区。这时的苏区有近30个县，有20多个县委或相当于县委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共党员约4万名以上。
1931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反围剿失败后，经4个月整顿，又于同年4月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为了扫清外围，在湘鄂赣苏区，蒋介石命王东原第十五师驻平江，陈光中第三十二师驻浏阳，把在中央苏区吃了败仗的谭道源第五十师和朱耀华第十八师调到了湘鄂赣地区，加上原有部队共集8师之众，妄图消灭红十六军。
3月，红十六军乘国民党军调防之际采取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战法，一度袭占铜鼓城，后在万载县潭埠攻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俘100余人，缴枪200余支、迫击炮3门。
5月，国民党军以8个多团的兵力，向阳新县三溪口地区进攻。中共鄂东南特委指挥红军独立第三师和地方武装，广泛袭扰，迫其撤走。
1931年5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围剿彻底失败，由此停止了对其他各苏区的进攻。湘鄂赣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结束。
这次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牵制了国民党的兵力，保卫了中共湘鄂赣特区委的安全，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