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季节，烈日当空，气候闷热。再加上缺少粮食，吃饭极度困难，每天只能以稀饭充饥。但是，红军依然精神振奋地向中央苏区南部进发。
朱德同志脚穿草鞋，流着热汗，也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他的马像往常一样又让给伤病员了。朱德一边走，一边给大家讲“脚板底下出胜利”的道理，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行军也不是那么费劲了。
中旬的一天，朱德率领队伍由广昌的尖峰向石城、瑞金方向前进，路经北坑时，见到当地的游击队员热情地前来相迎。
朱总司令从马背上跳下来，走到游击队员们的面前，用关切的口吻告诉他们……沉着应对敌人的突然进攻
1931 年 7 月 1 日，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三十万国民党军队分成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以急风骤雨之势向中央苏区“**”。他们的总的战略意图，是想把红军驱赶到赣江边而一举歼灭。
红军方面通过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很快截获了这一消息。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郭化若后来回忆说：“蒋介石七月一日发出第三次‘围剿’的命令，我们当天在建宁就得到消息。对于这次‘围剿’的战略意图、方针、计划、部署、指导思想等等大概都了解个轮廓。这是我们战略指导上特别是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必不可少的前提。”
尽管如此，由于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不免有些失之稍迟，因此仍然形成了第三次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
这时，红军主力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等主要任务均未有效展开。
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所在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
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得知国民党军队已开始大规模进攻苏区的确切情报，命令全军立即停止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紧急行动，准备投入反“围剿”作战。
为紧急动员苏区军民做好反“围剿”准备，7 月 4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第三次反围剿的“特别紧急通知”，分析了敌我形势，阐述了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紧迫任务和有利条件，布置了做好第三次反“围剿”的 7项准备工作。
同一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发出第 1 号训令《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准备工作》。《训令》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召集群众大会，红军各军召集军或师的全体誓师大会，做好宣传鼓动工作；要立即动员群众，把白军从前做的工事，完全毁坏**平，白军遗弃各地枪炮子弹，加紧收集；要加紧破坏敌军必经之地的道路桥梁，做好坚壁清野，多派侦探侦察敌军动态及时报告红军。
尽管敌人大举进犯虽然来得很快，很突然，但朱德、毛泽东仍旧沉着镇静地应付。但是，仅有 3 万多人的红军，在没有得到必要休整的情况下，要打破超过自己十倍的 30 万敌军的大规模“围剿”，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
朱德十分清楚，要胜利地完成这一艰巨任务，除了确定正确的作战方针之外，还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军队的素质，强调集中指挥和统一训练，以增强红军的战斗能力。
为此，朱德专门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分别在 7 月 7 日和 7 月 14 日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战斗》第二期和第三期上连载。
朱德在文章中指出，在当前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怎样创造铁的红军呢？朱德提出了六个基本条件：第一，确定红军的阶级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根本属性就是他的政治属性，因此军队作为进行战争的主要武装集团，他的阶级属性，就是军队第一位的属性。
一支军队的阶级属性如何直接决定了他为谁打仗，直接决定了他的战斗力能否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直接决定了他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是起推动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
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朱德把“确定红军的阶级属性”作为创建人民军队的首要条件，作为文章的第一部分提了出来。
朱德认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从而旗帜鲜明的把红军的属性定位为一切劳苦大众的军队。
为了使红军的这一阶级属性，阶级本色得以保持，朱德又提出了保持红军阶级本色的两个措施：一是“红军的组织成分必须有充分的阶级性，就是工农劳苦群众才有资格来当红军”，“它的主要的组织成分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雇农、贫农及中农”，也就是要从红军的主要组成成分上保证红军的阶级本色。
只要红军是由广大劳苦大众组成的队伍，只要红军是广大劳苦大众的子弟兵，那么他就必然能够以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为自己的唯一宗旨，以为广大劳苦大众谋福利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他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就能得到根本的保证。
二是“它的军事干部特别是政治领导干部，应该把先进的城市无产阶级出身的放在第一列”。
在这里朱德特别强调了干部队伍建设在保持人民军队政治本色中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的阶级属性，政治立场对于军队政治立场的坚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选择政治干部时，必须严格政治标准。
通过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政工干部队伍建设，为保持红军的阶级本色提供干部基础和制度保证。
第二，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在明确了人民军队的阶级属性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也就无可争议的成为了人民军队当然的领导者，人民军队也就必然要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一切听党指挥也就必然成为人民军队不变的军魂。
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的第二部分“无条件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
然后，朱德又以工农红军在党的领导下由弱到强的历史事实为他的这一论断作了充分的论证。以后人民军队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才能由弱到强的成长壮大，才能不断的战胜强敌由胜利走向胜利。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通过对人民军队的军事领导，保证了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保证军事与政治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人民军队的军事领导，从而保证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相互配合与相互促进，使得军事斗争服从服务于政治斗争的全局，最充分的体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这一战争规律的核心规律之一。
为了从制度建设上为党的领导提供保证，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第二部分“无条件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又指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政治部及政治处）实行它的领导作用”，也就是说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是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保证，机制保证。
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在军队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作战中正是各级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的宣传鼓动才保证了革命军队敢于战胜一切强敌，敢于以劣胜强，敢于克服任何困难的革命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的迸发，从而最大限度的调动了广大参战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为战争胜利的取得提供了精神保证和智力支持。
在明确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权力的同时，还要明确他们所应承担的责任。军队政治机关和各级政工干部的主要职责是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从而保证军队的政治立场，阶级属性不变质；军队政治机和各级政工干部要通过维护部队的纪律，从而保证部队的集中统一，步调一致；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战斗力的不断增强，为打得赢提供精神保证和智力支持。
朱德十分重视政工干部的选择，政工干部的选择关系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贯彻，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中指出“政治委员是红军中中央苏维埃政权和党的代表者，对于部队中的纪律、政治觉悟和战斗力的加强等，他和指挥员负同样的责任。”
第三，政治训练的重要。
朱德十分重视人民军队的训练工作，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多次提到了训练工作的重要性。
朱德在第三部分提到的“政治训练的重要”。朱德首先对人民军队政治训练的性质进行了界定“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
朱德认为，通过政治训练，人民军队在政治上有了这样坚定的信念，就是把握着不可抵抗的无形的武器，在精神上建立了铁的红军的基础，自然可以战胜革命过程中的任何困难，经得住任何剧烈的斗争，愈斗愈奋去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革命战争年代，复杂的斗争环境，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求红军战士必须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而坚定革命信仰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靠政治训练塑造的。
另外，朱德在第四部分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提出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战术和武器装备操作技术的训练思想。在文章的最后，朱德又提出了“统一的训练”是完成“不仅要与国内军阀的军队作战，它还要与武器最进步、组织更完备的帝国主义的军队作战”任务的保证。
第四，军事技术的提高。
朱德在第四部分以“军事技术的提高”为题，从技术进步的角度，阐述了随着军事科技的不断进步，要通过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战术和武器装备操作技术的训练，不断提高官兵军事技术水平的思想。
朱德认为：“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不仅在战争中特别加强了技术的作用，使用技术的知识训练也复杂了，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变更了战术的原则。”
朱德还在文章中提出：“中国的新式武器来自各国，类型也日益复杂化。因此，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我们从敌人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朱德这句话体现了“宁可人才等装备，不可装备等人才”的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朱德就提出了这一思想尤其难能可贵。
朱德在写作此文时，正值红军依靠简陋的武器，顽强的战斗意志，屡屡取得对敌作战胜利的时候，而朱德没有在战争问题上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在充分肯定战斗意志在战争取胜中重要作用的同时，肯定了武器装备对反“围剿”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
并且朱德还科学的预见到：“但现在革命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单凭红军的英勇冲锋固然不够，单凭红军已有的战争的经验也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必须特别加速战术方面的进步，预备在全国的范围内作战，并且要预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
第五，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
文章中说：“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为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
从我军初创时期起，朱德就重视人民军队的纪律建设。 1927 年南昌起义后，他率领起义军南下，在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情况下，他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厦整编和上堡整训。
在上堡整训时，首先就是整顿纪律，他要求部队指战员必须严格遵守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公等项规定，违者绳之以纪律。这样一来。部队的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的第五部分以“自觉遵守铁的纪律”为题，对红军纪律建设的重要性作了深入细致的论述。
朱德在界定“红军纪律”这一概念时，跳出了单纯的军事角度，从政治、阶级属性的高度，指出“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
接着朱德又指出，正是由于红军纪律的政治属性不同于反革命军纪的阶级属性，所以在纪律的维护上，“红军的纪律绝不依靠打骂来维持，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团结上面，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的精神，互相督促和勉励，达到自觉遵守纪律”。
最后朱德指出，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
第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
部队作为一个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执行军事任务的武装集团，集中统一是部队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和武装组织的本质特征之一，一支不能做到集中统一的部队只能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是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的，也不可能执行任何的军事任务。
在红军创建初期，红军的作战环境和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保持红军的集中统一显得尤为重要，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指出：红军是苏维埃政权中的特殊组织，它不仅要完成中国工农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且要成为创造并保卫社会主义的柱石。红军不仅要与国内军阀的军队作战，它还要与武器最进步、组织更完备的帝国主义的军队作战。所以 “要使红军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灭它的阶级敌人的武装”。
在文章的最后，朱德指出在建立铁的红军对于就要开始的反“围剿”的重大战略意义：铁的红军的创造，要在斗争的过程中进行。我们现在比任何时期更加需要来搜集并整理过去红军斗争的经验，切实依照上述的条件，创造并扩大铁的红军，来完成红军的伟大历史任务。
当时，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到了这篇文章，觉得写得很好，他问朱德说：“你是怎么想到要写这篇文章的呢？”
朱德回答说：“我们已经打破了反动派两次大规模的‘围剿’，马上又要开始第三次，靠的就是铁的红军，所以要把红军建设好。”
事实正如朱德同志所言，这篇正当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进攻时发表的论文，对提高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作战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当然，它对以后红军的建设也有很大的意义。
红军主力千里大迂回
1931 年 7 月初，毛泽东在建宁溪口红军总部会议室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和江西、福建、闽赣边界苏区负责人会议。
会议制定了继续实行“诱敌深入”，主力红军回师赣南，在根据地腹地打破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的决策，颁发了第三次反“围剿”总动员令。
决定按照“诱敌深入”的方针，一边指挥留驻赣南的部分红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展游击战争，牵制“进剿”军的前进；一边指挥正在闽西和闽西北地区的红军主力，迅速收拢部队，回师赣南，诱敌深入到兴国、雩都、宁都、瑞金预定的作战地区，相机转入反攻，以打破第三次“围剿”。
与此同时，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对苏区人民群众进行了充分的反“围剿”政治动员，组织领导苏区群众支援红军作战；并命令由湘赣根据地到达中央苏区在赣江西岸的红七军东渡赣江与主力红军会合。
赣南苏区军民在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领导下，立即紧急行动起来，投入到反“围剿”斗争中。
当时任红军团长的李志民，解放后曾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兴国人民支援红军反“围剿”的生动情景。
他写道：“一到兴国，完全换上了另一幅景象。群众像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忱地接待了我们。部队一进村，一大群儿童团员组成的‘打扇队’就把队伍包围了，每人一把扇子，一面唱歌，一面对着战士扇起来。战士们总是兴奋得满脸通红，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怪不好意思的。老人、妇女们带着鸡蛋、草鞋挨单位慰问；父母慰问儿子，老婆慰问老公，又是一番热闹。接着来的是洗衣队，姑娘媳妇们，每人一个竹篮，一个洗衣棒槌，篮子里装着大块小块的碎布和针线，她们东翻西找，连战士们用心藏起来的脏衣服也被搜出来了，然后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地送来。赤卫队早已把哨兵一站站地放了出去。参战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担架队组织得妥妥当当；要向导抬脚就走……”。
而国民党军官则是另外一番感触。一名国民党军官从永丰县写给其在武汉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现他们的战略是坚壁清野，就是叫百姓将粮食一律搬上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无论到哪里，都发生粮食的恐慌”。由此可见，赣南苏区军民反“围剿”准备工作做得多么好。
在我军积极行动的同时，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也很快。7月上旬，何应钦指挥左翼集团军日益逼近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福建建宁。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红军的主力所在。
何应钦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已由闽赣边界向广昌、石城、宁都转移，命令军队继续向南推进，于 7 月中旬先后进占广昌、宁都，结果并没有找到红军主力，扑了个空。
接着，他又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可能在宁都西北地区，命令军队奔向这一地区，又扑了空。陈铬枢指挥右翼集团军按计划向富田、东固、宁都一带推进。
当时天气炎热，他们进入苏区后，因地形不熟和到处受到袭扰，又找不到红军主力作战，东奔西突，陷入狼狈的困境。朱德曾这样描写道：“他们追着追着，天天爬山，还没接火，已经不知累死热死好些了。”
这时，如果红军主力从闽西和闽西北驻地直接插向预定的作战地区宁都、兴国一带，将同敌军主力相遇，对红军是不利的。
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采劝磨盘战术”，向南实行千里大迂回，绕过敌军进攻的锋芒，从中央苏区南部插入敌人背后。
朱德通俗他说：“我们的方法，就是先躲开他（敌人），疲劳他，等他疲劳不堪了，再开始打。”
7 月 10 日前后，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和总司令部，由闽西、闽西北驻地出发，从敌人的左侧，沿闽赣边界的武夷山脉向南急进，向赣南雩都地区回师。
虽然骄阳似火，行走在红军队伍中的毛泽东却仍然大步从容。他有时还边走边看书，上山也不骑马。与毛泽东的同行的，除了总前委和警卫人员，还有他的妻子贺子珍和秘书曾碧漪。
贺子珍和曾碧漪两个人的工作主要是帮毛泽东保管文件。在行军途中保管文件，是个很细致很琐碎的事情，总前委的领导每到一处，总要召开一些会议，查阅一些文件，或起草一些报告，文件箱不时要打开使用。
总前委对贺子珍和曾碧漪的要求是：人在文件在。平时行军，她们守护着文件箱，走在队伍的中间，前面有尖兵、前委，后面有部队。
军队作战时，她们就转移到后方，所谓后方，就是同作战的部队拉开一点距离。如果两军在这个山头作战，她们就隐蔽到稍远一点的山沟里，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战斗，部队向哪个方向运动，她们带着铁皮箱也跟上去。因为同红军大队拉开了距离，就要特别注意周围的情况，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
遇到这种情况，贺子珍和曾碧漪两人就得分工：一个重点掌握前方战斗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该跟队伍前进；另一个人就要察看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无偷袭的敌人摸过来。一路上，文件箱就像个宝贝似的，让贺子珍牵肠挂肚。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也是一次艰苦的进军。从福建西部地区，绕过整个根据地南部，到赣南的瑞金、兴国，全程约一千多里。部队分路出发，以急行军速度，沿着闽西、赣南的山岭小道向西疾进。
七月，正是盛夏季节，战士们背负着全部行装，在烈日下行军，一个个汗流浃背。脚下的石板路，被火热的太阳一晒，脚落下去烙得钻心的疼；阳光的反射烤得人喘不过气来。
这时早稻还没有收割，仍处于青黄不接的时节，大兵团行动，粮食更加困难。有时粮食不足，部队只好喝点稀饭充饥。尤其困难的是病员增多了，中暑的、发疟疾的、拉痢疾的，这个没好，那个又病倒了，收容队一天天在扩大。
但是，千难万难也难不倒英雄的红军战士。大家从第一、二次反“围剿”的亲身体验中懂得了一条道理：为了打胜仗，就一定得多走路。
当时，部队中流传着的所谓“胜利在脚”、“走路出胜利”的口号，便是对这个道理的简明扼要的解释。
为了胜利，大家都自觉地忍受着一切困难：衣服被汗水浸透了，把汗水拧掉；草鞋磨破了，用破布把脚包起来，或者干脆打赤脚；饿了，把皮带扎紧点；病了，把病号们组织起来，提前出发，走在队伍的前头，互相搀扶着前进。在行军行列里，战士们时而开起政治讨论会，时而进行文化学习。特别是行军鼓动工作，更是活跃。
道边的山石上、树干上到处是标语口号。每到难走的地方，军团“火线剧社”的文艺战士或者师宣传队的宣传员们就出现了，道旁留声机吱吱呀呀地唱着，宣传员们唱歌、呼口号，鼓动着战士们前进。
每当休息的时候，哪怕只有十几分钟，士兵委员会的骨干分子们也在进行鼓动工作，来个小演出，唱段山歌，或者班排之间进行一次唱歌比赛。山谷里、树林里，到处升腾起歌声和欢笑声，疲劳和酷热就被忘得干干净净。
7 月中旬，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寨，毛泽东召集几个军的负责人开会研究战略行动问题，认为应利用国民党军内部矛盾，让敌深入赣南，威胁两广军阀地盘，加剧蒋介石与两广军阀的矛盾，然后红军插回敌后方，打其虚弱之处。于是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移至雩都县北部山沟里隐蔽，让开大道，诱敌继续南进。
盛夏季节，烈日当空，气候闷热。再加上缺少粮食，吃饭极度困难，每天只能以稀饭充饥。但是，红军依然精神振奋地向中央苏区南部进发。
朱德同志脚穿草鞋，流着热汗，也和战士们一起行军。他的马像往常一样又让给伤病员了。朱德一边走，一边给大家讲“脚板底下出胜利”的道理，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行军也不是那么费劲了。
中旬的一天，朱德率领队伍由广昌的尖峰向石城、瑞金方向前进，路经北坑时，见到当地的游击队员热情地前来相迎。
朱总司令从马背上跳下来，走到游击队员们的面前，用关切的口吻告诉他们：“敌人许克祥师的部队已经从南丰出发，尾随我们。他们的前头部队已经到了尖峰的黎花山一带。我们部队按照毛委员的决定，要甩开这里的敌人，转到后面去消灭他们。”
说到这里，朱总司令关切地叮嘱游击队员们：“你们要提高警惕，坚持斗争！”
说完，朱德矫健地跨上座骑，朝游击队员们挥挥手，带领部队继续前进。
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军队伍，在连续十几天的急行军中，经安远、宁化、长廷、瑞金等地，绕道千里，于 7 月 22 日，到达雩都以北的银坑、琵琶垄、平安寨、桥头地区，同由雩都、瑞金北上的红三军主力、红三十五军和由赣江以西来到的红七军及红二十军军部和第一七五团会合。
这样，红军主力千里大迂回，终于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顺利到达赣南革命根据地。在这里，群众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忱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红军战士们。
部队一进村，一大群儿童团员组成的“打扇队”就把队伍包围了，每人一把扇子，一面唱着山歌小调，一面对着战士们扇起来。战士们兴奋得满脸通红，心中充满感激。
老人、妇女们带着鸡蛋、草鞋挨单位慰问；父母慰问儿子，老婆慰问老公，又是一番热闹。
接着来的是洗衣队，姑娘媳妇们，每人一个竹篮，一个洗衣棒槌，篮子里装着大块小块的碎布和针线，她们东翻西找，连战士们用心藏起来的脏衣服也被搜出来了，然后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地送来。
赤卫队早已把哨兵一站站地放了出去。参战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担架队组织得妥妥当当；要向导，抬脚就走……转战几个月的工农子弟兵们，完全象回到了老家，吃好睡好，迅速得到了休息，个个情绪高涨，请战书不断地一级级递上来：“快打吧，消灭掉白军，保卫人民夏收！”“坚决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来报答根据地人民！”
人民的支持是红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红军千里回师，大踏步的战略转移，不仅使部队获得了这样好的人民条件，而且使得主力集中了；同时也避开了敌人的锐气。
在转移期间，我军还弄清了敌人的计划和部署，便于我们从容对敌。而敌人在深入根据地之后，却遭到根据地人民坚壁清野的封锁和地方武装的袭扰，吃尽了苦头，军力大大减弱了。
红军在赣南集中以后，敌军也已分路逼近。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态势，决定开始出击。
红七军转战千里寻主力
1931 年 7 月，在国民党 30 万大军压境的险恶环境下，中央红军胜利实现了战略会师。
三军会师后，从广西艰苦转战抵达江西的红军第七军被编入红军第三方面军建制。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后的反“围剿”战斗中，原红七军将士战功卓越，其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受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称赞。
会师不久，红七军的负责人张云逸、李明瑞在瑞金北面的壬田寨，受到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的亲切接见。
后来召开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时，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政府专门授予红七军“千里来龙”锦旗一面，以表彰红七军的功绩。
红七军是如何转战千里，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其实，红七军的到来，与红七军的领导人邓小平有莫大关系。大革命失败后，在毛泽东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并为之奋斗的同时，邓小平也在探索。
1929 年夏，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派，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广西南宁，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当时在广西，人们并不知道有邓小平这么一个人。他化名邓斌，进行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的秘书，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不是带着满身“油印博士”墨香、从苏联刚刚学习回国的那个有点书卷气的邓希贤了，而是经历过北伐风雨、担任过中央秘书长、列席过党中央的各种高层会议、参与过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有着相当政策水平和工作经验的领导人了。
他，年仅 25 岁，就身负重任，显得那么沉稳、成熟，那么精明、老练！
是年 12 月，邓小平同张云逸、雷经天等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翌年 2 月，邓小平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发动龙州起义，创建了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根据地。
在此期间，他先后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和前委书记，工作干得很出色。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仅四个多月的时间，广西红军力量发展到 7000 多人，红色区域扩展到 20 多个县，拥有 100 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国内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邓小平在红七军工作期间，就很注重学习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这是因为当时在中央担任军事部长和组织部长的周恩来，不仅对井冈山的斗争予以关注和指导，而且还代表中共中央充分肯定朱毛红军的经验，高度评价井冈山的斗争，并且通过党内文件和党的刊物《红旗》《军事通讯》《布尔什维克》等，向全国各块根据地介绍和推广井冈山斗争的经验。
尤其是 1930 年 1 月 5 日在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登了陈毅于 1929 年 9 月 1 日撰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军委的编者按予以高度评价，称“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珍贵的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的筹款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供给开支的原则(官兵夫经济平等，开支绝对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
中央军委如此热烈的赞誉，使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很快就传遍全国各块根据地。
邓小平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就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情况，尤其是 1929 年 9 月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时，邓小平从这位当年法国同学的四川老乡口中，更直接地听到许多有关朱毛红军的具体情况。
对此，邓小平自己曾说过：“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
邓小平等在百色起义胜利后不久，就提出了“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学习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武装割据的经验，表明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敬仰与向往。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以后邓小平率领红七军从广西千里转战到江西“汇合朱毛红军”的重大战略行动。偶然也罢，必然也罢，作为红七军统帅的邓小平来说，他的心始终是向着中央，向着毛泽东的！
1930 年 3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给红七军的指示信中，就充分肯定红七军在编制等方面“能利用朱毛红军的经验，这是对的，中央对于你们目前的编制是同意的”。
1930 年 10 月，在“立三路线”已停止执行的时候，由于山高路远、信息隔绝，南方局代表邓岗来到红七军，依然积极推行“立三路线”，指令红七军“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以完成南方革命。
邓小平对这一错误指令有过疑虑与抵制，但难以左右局势，部队在邓岗的“中央命令”指令下，挥师东向，攻打坚城，结果连连受挫，伤亡很大。
1931 年 1 月 2 日，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率领红七军进入全州。1 月 3 日，红七军在全州关岳庙内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大家就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
有人仍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还是想盲目执行中央批示去攻打桂林；也有人早就看到攻打大城市是不妥当的，只是因为当时形势不成熟，不得不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邓小平在会议上极力主张放弃攻打大城市，转而去与朱毛红军会合。另外，他还实事求是地提出改变硬打攻坚的战略、改变单纯军事行动为沿途发动群众、对部队进行整编等意见。前委大多数同志在事实面前，也总结了前段的经验教训，否决了盲目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做法，赞同邓小平的主张。
会议最后决定，整编后的红七军，总指挥为李明瑞，军长为张云逸，政委为邓小平。这次会议抛弃了“左”倾冒险计划，决定去湘、粤、赣革命根据地与朱毛红军会合，从而挽救了红七军，扭转了危局，成为红七军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被誉为红七军历史上的“小遵义会议”。
1931 年 2 月初，红七军在广东乐昌附近的杨溪渡河时，遭到从乐昌和韶关两处赶来的敌军的袭击。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部分人员渡过了乐昌河，同敌人展开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
因敌军不断增兵，已渡河的部队被迫撤退，红军被截为两部分。
一部分在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红下，摆脱敌人的追击，从乐昌河畔渡河后，转战五省，历尽艰辛，于 1931 年 2 月14 日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游击根据地——崇义县城。
到达崇义后，邓小平做了二十多天的群众工作，帮助地方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培养地方干部，发展地方武装。 1931 年 3 月 10 日，邓小平根据红七军前委的决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临行前，他向前委委员许卓交代说：“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
另一部分在张云逸带领下未能过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张云逸临危不惧，沉着坚定，在敌人封锁了渡口之后，亲自去探索路径。
由于敌情极其严重，天色已晚，已无立即渡河的可能，他便带领部队撤退到三十多里以外的山村休息，同时派出人员到梅花村去同地方党联系，争取协助。
没有过河的部队大部分是伤病员、后勤工作人员。而要到中央苏区，还有艰巨的战斗任务。必须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轻装前进。
第二天清晨，张云逸把部队集合起来，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被敌人消灭，一条是战胜敌人，去找中央红军！大家看走哪条路好？”
几百人齐声答道：“去找中央红军去！”张云逸接着说： “对！这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到处有敌人阻拦我们，追击我们，几个连的战斗人员能对付得了吗？不能！因此，我希望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战士，都要武装起来，用实际行动告诉敌人：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打不垮拖不烂的！”
张云逸的话震撼着每个人的心，队伍里立即沸腾起来，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炊事员、饲养员、卫生员、伤病员一个个振臂高喊：“给我枪！我要战斗 ！”
伤病员把手里的棍子摔掉了，拿起了烈士留下的枪杆。残缺不全的五十八团很快重新组织起来，由黄子荣任团长。张云逸率领这支满怀胜利信心的队伍，又踏上了征程。
经过几天的急行军，他们到达乐昌河上游，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密切配合下，终于在乐昌和坪石之间顺利地渡过了乐昌河。
新组建的第五十八团进入湘南后，不断遭到敌人的堵截和追击，几乎每天都要在翻山越岭和频繁的战斗中渡过。无论情况如何紧张，每次部队出发前，张云逸都坚持作思想鼓动工作，使指战员明确行军的路线和目标，勉励大家百折不挠地去争取胜利。
行军时，有敌情，他走到队伍的前面，了解情况，指挥战斗；无敌情，他走在部队的中间和后面，同干部、战士谈话，鼓舞他们的斗志。
他强调在行军中要注意适当的休息，到达宿营地后一定要抓紧时间煮饭吃，以保证广大指战员有充沛的精力行军作战。在张云逸的坚强领导下，部队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朝着中央苏区的方向前进。
1931 年 2 月中旬，张云逸部到达湖南酃县的黄泥潭。这里是红色游击区，有共产党的组织、红色游击队和人民政权。他们热烈欢迎五十八团的到来，纷纷送来吃的、穿的和日常生活用品，游击队员们还主动给部队站岗、放哨，让指战员得到充分的休息。
不久，汝城土霸、民团团总胡风璋带领一千多地主武装进犯黄泥潭。张云逸充分利用这里险要的地理条件，把部队隐蔽在有利于伏击敌人的半山腰中。
当敌军进入山沟，刚停下来煮饭时，他一声号令，指战员立即像猛虎一样冲下山去，向敌人进攻。红军的凌厉攻势和周围游击队的呐喊助战，使敌人陷于一片惊慌混乱之中，只用了半个小时，即将敌人击溃，杀伤、俘虏敌人近百名，缴获枪支百余支，而红军无一伤亡。
在黄泥潭休整十多天后，张云逸率领五十八团继续前进， 2 月底，他们在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湘赣红军独立一师第三团会合，一起向湘赣边区的永新前进。
3 月中旬，当红军进入湖南茶陵县李家村时，遭到湖南军阀何键部两个团的阻击。敌人占领了两个山头，处于有利位置。张云逸统一指挥五十八团和独立一师第三团，从正面和左侧向敌人控制的山头发起攻击。敌人居高临下，向红军疯狂扫射，战斗十分激烈。
红军战士多次奋力向山顶挺进，但因敌军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绝对优势，屡屡不能得手。
张云逸毅然作出抽兵迂回敌后奇袭敌人的决定，命令五十八团第四连执行这一任务。四连指战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迅速穿过敌我阵地间的田坝，攻占敌军控制的小村庄，从敌人的后方冲上山头。在红军前后夹击下，敌军阵脚大乱，迅即溃败。
红军乘胜追击，大获全胜。此役歼敌三百多人，俘虏百余，缴获大批军用物品。接着，红军先后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五十八团的威名在湘赣边区大震。
3 月下旬，张云逸和王震率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和湘赣独立师第三团到达中共湘赣省委所在地永新城，受到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慰问的人群络绎不绝。
中共湘赣根据地的红军，除独立师外，还有红二十军。会合后，为了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的红军部队，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总指挥，曾炳春任政治委员。
1931 年 4 月初，为了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张云逸指挥第五十八团、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进攻敌人盘踞的吉安县永阳镇，歼灭了大量敌军。
永阳战斗后，张云逸率部回到永新城休整。随后，经湘赣省委同意，张云逸又带领五十八团南下寻找红七军第五十五团。这时，李明瑞的率领红七军第五十五团也在找五十八团。两个团终于在永新县的天河重新会合。
不久，张云逸得了重病，随军治疗和休息。李明瑞代理河西总指挥职务。接着，红七军在永新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总结了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宣布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是为保卫与扩大中央苏区而斗争。
5 月中旬，红七军、红二十军和独立一师在张云逸、李明瑞的领导下，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活捉敌人 800，缴获枪支近千的重大胜利。接着，红七军又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等县。
红七军在湘赣边区的对敌作战，保卫和发展了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7 月，红七军全部抵达中央苏区，在江西省于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此时兵力仅剩 2000 多人，编入红三军团建制，汇入中央红军的滚滚铁流之中。
红七军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率领下，奉命调离广西，艰苦转战于桂、黔、粤、湘、赣五省区，历时大半年，行程 6000 余公里，终于完成了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使命。
这次万里转战的壮举，被后人形象地称为“小长征”。而这次“小长征”，也使红七军能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做出自己的贡献。
短暂休整寻求歼敌良机
主人出门在外，仇家明火执仗。至 1931 年 7 月底，国民党军已深入苏区 70 至 130 公里，进至固村、宁都、古龙冈、白石一线，夺取苏区全部主要城镇。
千里回师，红军非常疲惫，毛泽东决定率队休整几天。这时，敌“进剿”军主力、蒋介石嫡系罗卓英第十一师和陈诚第十四师，骄妄冒进，22 日从宁都分两路出发，一路经青塘进至古龙冈，一路经油树坪进至赖村，妄图从桥头和平安寨夹击红军主力。
毛泽东、朱德根据敌情变化，决定 25 日在葛坳地区聚歼由赖村向平安前进的敌陈诚第十四师。7 月 24 日，发布了《消灭由赖村进攻之敌的命令》。
命令中首先对敌情进行了分析：(一)陈铭枢部(蒋蔡韩罗)在福田、水南、白沙之线与我独五师对抗中。(二)孙连仲部（郝唐郭李）在沙溪、大金竹之线与我九师对抗中。(三)朱绍良许克祥在南丰，周浑元在甘竹、广昌，毛炳文在白水、头陂，维持陈罗赵卫之文通。(四)赵观涛师进到砍柴冈、宁都城、田头等处，卫立煌进到瑞金。(五)陈诚罗卓英两师于十九日进宁都，二十二日分两路，一路进至青塘，一路进至邮村坪。二十三日青塘之敌进至古龙冈，邮村坪之敌进至赖村。此两路每路均为一师。明(二十五)日古龙冈之敌将向桥头前进，赖村之敌必将向平安寨前进。
在分析敌情基础上，命令中提出：本方面军在敌人深入恐慌疲惫之下，决心首先消灭由赖村进攻之敌，然后转向桥头方向消灭敌军的第二部。
命令还进行了详细的攻击部署：(一)右翼军(第三军团及第四军)归彭德怀指挥，应于明(二十五)日出动，俟赖村敌军进至葛凹附近时，以三军团由老屋场之线抄出敌后，以四军由鲤婆凹、大田之线攻击敌之左侧。为防三寮方向有敌向葛凹增援，三军团一团兵力扼守龙山使敌军不能通过，又须派出小部队位置于流民坝一带，如有敌企图渡河则努力阻之。 (二)中央军(十二军)于二十五日出动，与第四军左翼取得联系后，经桥背到达葛凹占领阵地，攻击敌之正面。(三)左翼军(第七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军七、八两师)归李明瑞指挥，以七军位置于梅屋，第八师应位置于琵琶垅牵制古龙冈方向之敌，使不能增援。三十五军位置于平安寨策应各方。第七师位置于忠洲附近，牵制古龙冈之敌。四、总司令部在平安寨、桥背附近。
一切布置妥当，专等敌人进入伏击圈。不料陈诚忽接电令率兵转向东固、富田，逃脱了被歼命运。
虽然这次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战斗，但是可以看出，毛泽东、朱德在休整中依然对敌人的一举一动“围剿”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随时准备对敌人进行反攻。
在红军进行休整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向苏区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发出紧急通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地方武装、赤卫军、少先队支援和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作战，不断地阻击、袭扰向苏区进攻的国民党军。
苏区人民群众则实行坚壁清野，使深入苏区的国民党军饥疲交困，锐气大减，从而有力地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回师集中，并为转入反攻作战创造了条件。
此间，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高兴圩地区一面休整，一面准备转入反攻，并进行了战前的政治动员。
朱德、毛泽东率部在银坑地区休整了几天并观察了敌军动向后，于 7 月 25 日又率部向西北方向转移。7 月 28 日，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到达兴国高兴圩地区，与项英、任弼时等率领的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机关会合。
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 20 多天，找不到红军主力进行决战。至 7 月底，国民党军队才发现红军主力在兴国集中，并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有西渡赣江的意图，便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
形势险恶，红军应该从哪里突破敌军的围攻？朱德、毛泽东在率部到达高兴圩的当天，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针。
林彪、黄公略、罗炳辉等将领围着放有地图的桌子坐下，先听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介绍敌情。
根据接到地方党组织报告，国民党军正向兴国方向行动，其右侧后富田、头陂、新安一带仅有 3 个团防守，由富田往东的后方联络线上，兵力也较薄弱。
站在旁边的总部副官长杨至成顺着叶剑英的手指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整个江西根据地，只有兴国到泰和之间宽不到三四十里的地区没有敌人，我们像是走进敌人摆好的“走廊”里。
毛泽东俯在桌子上，用铅笔在地图上轻轻地点来点去，点到富田时，铅笔停住了，并且稍用力地敲了两下：“就这两个师吧！”毛泽东圈定的是两副“老面孔”：手下败将第四十七师、跑路健将第五十四师。
看来，毛泽东是打算指挥红军主力由兴国高兴圩地区向富田开进，试图在此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由西向东横扫的一幕。
正如会议所决定的：“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以龙冈为中心的这一带老根据地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军击败国民党第一、二次“围剿”的福地，朱德、毛泽东不惜千里回师，选择在此发动战略反攻，主要即基于此。
这就是毛泽东所分析的：“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
临危不惧胜利实现突围
1931 年 7 月 31 日，朱德、毛泽东按照预定作战方针向全军发出《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一）顷据十二军报告，东固侵入白石之敌，本日已入崇贤。又据纯化区委报告，富田、陂头、新安一带之敌共约三团，东固蒋蔡部是否全向崇贤及龙冈，敌人现时行动尚不明了。
（二）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先夺取富田、新安。
（三）七月三十一日（本日）一军团各部须乘夜移动到下列地点：四军到石陂圩，十二军到小遥岭附近，总部到田が，三军到老营盘。三十五军在兴国城，三军团、七军到茶园冈与沙村之间（行三十里左右）择地休息。
（四）八月一日夜间，四军进到古坪圩（在戴家坊、石陂圩之间，是红色区域），十二军及总部进到石陂圩，三军进到小遥岭与石陂圩之间，三军团、七军须进至湾溪、灌溪、铜山、东芫、高陇、马田一带。
（五）八月二日夜间，一三两军团各部各从原驻地出发，一军团担任攻击富田，三军团及七军担任攻击新安圩，均须于夜二点（即三号晨）开始攻击。
（六）各军每日行军时间规定为下午六时半至上午五时，上午五时十分至下午六时为休息睡眠时间。不得违误。
（七）攻击富田、新安时总部在三军的先头。
根据命令，红一、红三两军团，于 8 月 2 日夜间开始向富田、新安发起进攻。
但是，红军此次千里回师，目标太大，很难不被察觉，加之国民党方面拥有空中力量，更增加了红军大部队隐蔽行动的困难。
长时间的长途行军，对红军保持战斗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苏区中央局在稍后的电报中对此描绘得简单明了：“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卒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
而我军的进军方向，虽然有不得不然之理，却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因此，我军发出进攻命令后，形势其实不容乐观。
右翼赣西南地区，虽然不是初期国民党方面的主攻方向，却是其钳形攻势的落剪之处，早在 7 月 2 日，蒋介石即致电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中本午巡视左翼，拟先到抚州，再往南城，处置妥后，当来右翼。请兄如期进行，并望留精强一旅之众控置吉安，以防赤匪施行大迂回来袭打吉城。”
当国民党军左翼顺着广昌、宁都、于都“清剿”一圈后，虽然疲惫不堪，但其所谓钳形攻势已经有合拢之势，此前一天，陈诚的第十八军主力由宁都开至龙冈一带，正待命龙冈，随时可以向富田进发，十九路军更是在此蓄势已久。
我军出动当天，敌军方面又侦得动静，并作出一系列部署。敌第十九路军和第十八军这两支“进剿”军中最精锐部队分扼南北，东边有第三路进击军及正赶往兴国的第六、第九师，西边是赣江天险，我军大有堕入敌人包围圈的危险。 8 月 3 日上午 9 时左右，红军前边的部队越走越慢，战士们不断地喊：“前边怎么搞的，这样走法，得哪辈子能到富田啊！”“放跑了敌人谁负责！”
朱德和毛泽东赶到前边，原来是于都河挡住去路。河上没有桥，河水又宽又深，3 万大军只能用几条渡船摆渡。
此刻，飞来数架敌机，盘旋于长沙渡上空。随后，有情报送达：敌卫立煌、赵观涛部已前进到青龙墟，离渡口不到二十里，正千方百计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毛泽东从容地环顾四周，命部队多做木排竹筏，加紧渡河。毛泽东对朱德说：“你带总部先过去吧，给我留下四个传令兵！”
“还是我留下吧！”朱德回答。
“现在是在牛魔王的肚子里，哪里都一样！”毛泽东说完笑了笑。
朱德也笑着说：“那好，你就留下吧！”
下午 14 时，红军全部渡河完毕，毛泽东才离开渡口。
8 月 3 日傍晚，朱德、毛泽东又发布了《消灭由崇贤进高兴圩之敌的命令》，决心第二天消灭由祟贤进高兴之敌：明 (四)日攻击部署如左：敌进高兴圩之后，三军由现驻地(新圩)从右冀打去，十二军由现驻地(枫林、库村—在崇贤到长迳口之间)从左冀打去，四军由现驻地(长迳口)打敌之正面。三军团、七军由现驻地分为两路，一路由小遥岭进至长迳口附近，一路出石陂圩走大小遥岭左边之小路(本日十二军走的路很好走，由石陂圩木桥边分路)到枫林、库村附近。三军团、七军的任务是总预备队，相机增加击敌。
当晚，红军穿过老营盘，到达泰和的沙村，此地距富田不远。毛泽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具体的作战方案。
24 时，会议还未结束，红十二军派一个排押送来两个国民党俘虏。俘虏供称，红军的动向已被飞机发现，蒋介石想在富田和红军决战。
同时，毛泽东获悉，敌军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已抢在红军前头进占富田。这两个师是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战斗力强。为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朱德、毛泽东立刻改变原定计划，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返回高兴圩，再寻歼敌机会。
8 月 4 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返回高兴圩地区待机。这时，国民党各路军队云集在兴国及其周围地区，将红军包围得严严实实，使红军处在北、东、南三面受敌和西临赣江的极端危急的局面下。
8 月 5 日整整一个白天，红军主力近三万人都集结在这一带山林里荫蔽。敌人的飞机整天在不断地轰炸、扫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
但由于我军抓紧空隙时间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动员，队伍里却看不到丝毫慌乱的情绪，红军各部都在从容而镇定地做好夜行军的准备，因为谁的心里都有了底——敌变我变，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一定有了新的作战计划。
兴国县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失陷，只剩下高兴圩及其周围几十里地方留在红军的控制下。怎样击破敌人的严密包围圈，成为放在朱德、毛泽东面前的严重课题。
面对危机，朱德、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敏锐察觉不利形势并毅然改变计划，对当事者而言，需要识力、胆魄和果断。
正在这时，红军电台截获何应钦发出的一份电报，得知敌“围剿”部署和各路敌军分布情况。
朱德、毛泽东对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陈诚的第二路进击军、蒋光鼐的第一军团、赵观涛的第一路进击军和蒋鼎文的第四军团，多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强，不易击破；而正在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进击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弱，容易被击破。
根据“避实就虚”的原则，他们立刻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以部分红军会同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伪装红军主力，向西佯动，示形于敌，把战斗力较强的陈诚、赵观涛、蒋鼎文各部吸引到赣江边去；把蒋光鼐、蔡廷锴部牵制在兴国北面。出其不意地集中红军主力从中间突破包围圈，迎击正向兴国东部的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部，取胜后相机扩大战果，各个击破敌人。
红军能作出并成功实施这一决策，是朱德、毛泽东审时度势、大胆用兵的体现，同时和其长期在此活动，对地形地势有充分了解及该地区良好的群众基础直接相关。
8 月 5 日晚，朱德、毛泽东趁赵观涛部和陈诚部被部分红军向西吸引到赣江边的万安、良口地区的机会，率领红四军与其他红军部队在兴国、崇贤两地间，从国民党军东南面蒋鼎文部第九师、韩德勤部第五十二师、李延年部独立旅和北面蔡廷锴部第六十四师、戴戟部第六十一师之间约 20 公里的空隙中，悄悄穿行。
为了防止暴露行迹，红军做了充分的准备。一切能够发光、反光的东西都要荫蔽好、伪装好；白铁皮做的油桶用烟熏黑，白马穿上伪装衣；一切能发响声的用具，象铁锹、锅铲，都要用巾包好。
同时，毛泽东和朱德在队伍出发前强调，一定要严格行军纪律，不准讲话，不准咳嗽，不准吹号、吹哨子；前后联络用扎在左臂的白毛布作识别；不准设路标，碰到岔道一律用标兵；行军中的向导，除由政府审查选派以外，要求各连队从本地人中选出人组成向导队……一切准备停当，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前卫部队开始准备行动了。各部的指战员们在整装待发的部队前作了简短的动员，主要强调的是行军的纪律，这可是关乎红军生死的大事。
这样大部队的荫蔽行军，如果有一点响声或者一丝亮光暴露了目标，不仅作战计划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甚至可能导致全军覆灭。
一位指战员在动员时面容严肃地说：“同志们，敌人已经向我们逼近，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即将插向敌后，捣敌人的后路。这样，我们这次急行军就要与敌人对进，从敌人四十里空隙中穿插出去。任何一个同志如果违反行军纪律，暴露了目标，都会使我们团甚至全军遭到重大损失，破坏整个战斗部署，使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所以，要求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严格遵守行军纪律，互相监督。”
作了动员之后，各部开始出发。在绵绵细雨中，红军战士踏着打滑的山间小路，悄悄地翻越陡壁悬崖，沿着深壑峡谷，迅速地向东疾行。
黑暗里，战士们的影子飞速地闪过，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甚至连粗声喘息也听不到。山道上，只有脚步的沙沙声急促而有节奏地响着。
朱德不时地站在三岔路口，关照指战员们不要拥挤，告诉大家要一个一个地跟着走。
在红军秘密转移途中，毛泽东忽然想到，电台的信号是不是会泄密。于是立即找来无线电侦察队的工作人员伍云甫问：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
伍云甫回答：“真空管。”
毛泽东便决定由自己亲自携带真空管。可是真空管非常贵，又容易碰坏，于是毛泽东又问：还缺什么也不能工作？
伍云甫答：“电键。”
于是毛泽东下令卸下电键让自己的警卫员保管。
经过一夜又半天的急行军，红军主力两万多人，终于在夜色掩护下，成功穿过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林木繁茂的山岭地带，胜利地跳出了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
一盘成危局的棋又活了。